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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潮即将倾覆 天之将明

公告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共产党的幽灵并没有随着东欧共产党的解体而消失

前言
绪论：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mp3)
第一章 共产主义魔鬼毁灭人类大势鸟瞰──魔鬼毁人之三十六计(mp3)
第二章 欧洲发端、(mp3)
第三章 东方杀戮、(mp3)
第四章 输出革命、(mp3)
第五章 渗透西方（上）、(mp3)
第五章 渗透西方（下）、(mp3)
第六章 信仰篇：魔鬼让人反神排神、(mp3)
第七章 家庭篇：魔鬼在毁掉我们的家庭（上）、(mp3)
第七章 家庭篇：魔鬼在毁掉我们的家庭（下）、(mp3)
第八章 政治篇：魔鬼在祸乱我们的国家（上）、(mp3)
第八章 政治篇：魔鬼在祸乱我们的国家（下）、(mp3)
第九章 经济篇：魔鬼的诱饵（上）、(mp3)
第九章 经济篇：魔鬼的诱饵（下）、(mp3)
第十章 法律篇：魔鬼将邪恶合法化和常态化、(mp3)
第十一章 艺术篇：从赞美神到亵渎神、(mp3)
第十二章 教育篇：魔鬼在毁掉我们的后代和未来（上）、（一）(mp3)、（二）(mp3)
第十二章 教育篇：魔鬼在毁掉我们的后代和未来（下）、（一）(mp3)、（二）(mp3)
第十三章 媒体篇：魔鬼把媒体变成谎言集散地和魔性信息通道、（一）(mp3)、（二）(mp3)
第十四章 大众文化和社会生活篇、（一）(64k)、（二）(mp3)
第十五章 恐怖主义的共产主义根源、(mp3)
第十六章 环保主义背后的共产主义推手（上）、(mp3)
第十六章 环保主义背后的共产主义推手（下）、(mp3)
第十七章 全球化背后的共产主义黑手、(mp3)
第十八章 魔鬼安排下中共的全球野心（上）、(mp3)
第十八章 魔鬼安排下中共的全球野心（下）、(mp3)
结束语

【大纪元2018年05月18日讯】公告

继《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之后，《九评》编辑部即将推出新书《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共产党的幽灵并没有随着东欧共产党的解体而消失》，并授权大纪元网站首先发表。原定出版的《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世界篇）》将取消。特此公告。

《九评》编辑部

2018年5月17日

【大纪元2018年05月18日讯】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前言

东欧共产主义阵营虽已瓦解，但共产主义邪灵并未随之而消亡。相反，这个魔鬼已经在统治我们的世界了。人类绝不能乐观！

共产主义并非一种思潮、学说，或者在人类寻找出路时一个失败了的尝试。它是魔鬼，亦称共产邪灵，由恨和宇宙低层空间各种败坏物质构成。它原本是一条蛇，到了表层空间的体现形式则是一条红龙。它与仇视正神的撒旦为伍，同时利用各种低灵和魔祸乱人间。这个邪灵的终极目的就是要毁灭人类，在神归来挽救众生的最后关头，让人不信神，让人的道德败坏到背弃神和传统，听不懂神的教诲而导致最终被淘汰。

共产邪灵诡计多端、千变万化，有时会以尸山血海的暴力来恐吓不肯追随它的人；有时打着“科学”、“进步”的口号和勾画出美好的蓝图欺骗人追随它；有时以故作高深的学问让人以为它是人类未来的发展方向；有时则以“民主”、“平等”、“社会公正”等口号渗入到教育、媒体、艺术、法律等诸多领域中以潜移默化地将人吸引到它的旗下；有时冠以“社会主义”、“进步主义”、“自由派”、“新马克思主义”、各种左翼党派等令人迷惑的名称；有时打着“和平反战”、 “环保主义”、“全球化”、“政治正确”等貌似正义的旗帜；有时支持“先锋艺术”、“性解放”、毒品合法化、同性恋等放纵人的欲望还让人误以为是一种社会时尚──暴力或激进并不是唯一的表现形式，它有时也伪装出心怀大众福祉的嘴脸，但它的根本特征是不择手段地摧毁传统的一切，包括信仰、宗教、道德、文化、家庭、艺术、教育、法律等，让人在道德沦丧中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这个邪灵和它的各种变种，不但没有随着东欧共产党的解体而消失，反而正在全世界大行其道。不止中国、古巴等国家仍公开宣称自己是共产党政权，就连被视为自由世界龙头的美国也在共产邪灵的进攻下近乎全面沦陷，更遑论早已社会主义化的欧洲和共产党势力笼罩的非洲和拉丁美洲。这就是人类所面临的触目惊心的现实──共产邪灵毁灭人类的阴谋几乎得逞了。

人类趋利避害的本能会让人想要逃避苦难，或想出人头地，或建立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或只是为了享受生活等等。这些想法本无可厚非，但人类一旦远离了神，这些念头都会成为共产邪灵的把柄，被它激励和放大，从而让人落入它的掌控。而共产邪灵反神逆天的狂妄，也造成了被操控者的狂妄──图谋通过权力、金钱、知识来扮演上帝，主宰他人的命运和历史的进程，并进而形成一种社会潮流。

人是神造的，人性中善恶俱在。人如果弃恶扬善，就可以归向神；反之则倒向魔，这一点全凭人的选择。

我们发现，许多本性尚在的善良人，都是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共产邪灵的代理人或成为被共产邪灵操纵的、列宁所形容的“有用的白痴”。虽然社会整体上已经在共产邪灵的诱惑下堕落到毁灭的边缘，但真正心甘情愿地把灵魂抵押给魔鬼、有意败坏人类的人毕竟极少极少。对大多数人来说，人性中的善良还是给了人摆脱邪灵的机会──这就是我们撰写这本书的目的，将这个复杂而艰深的问题尽量用浅白的语言和道理阐述出来，让人看清共产邪灵的各种伎俩，更重要的是将神给人确立的道德、文化、艺术等传统呈现出来，让人在神和邪灵之间做出选择。

人的善念一出，神就会帮助人跳出魔鬼的控制，但认清魔鬼的过程却需要读者深思明辨。我们将从一个全新的高度、广阔的视角，重新审视几百年来的历史潮流及演变，辨析魔鬼是如何以各种面具、各种手段占领及操控了我们的世界的。我们的目的不只是为了写历史，我们更关注如何能不再让魔鬼统治我们的世界。这有赖于人自身的觉醒、主动抛弃邪恶和走回神给人规定的传统之路及生活方式。

神一定会战胜魔鬼，而我们选择站在哪一边却决定着我们生命永远的归宿。

原文出处：http://www.epochtimes.com/gb/18/5/18/n10406825.htm

【大纪元2018年05月20日讯】绪论：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目 录

1. 共产主义是魔鬼，其目的是毁灭人类
   
2. 魔鬼毁灭人类的主要方式
   
3. 共产主义思想是魔鬼的意识形态
   
4. 作为一种超自然力量的魔鬼的特点
   
5. 魔鬼的多个面目
   
6. 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
   
7. 对共产主义的向往是一种“罗曼蒂克”的幻想
   
8. 魔鬼造成文化的毁灭和道德的崩溃
   
9. 回归神，恢复传统，走出魔鬼的安排

苏联的解体和东欧共产主义政权的垮台，标志着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的东西方两大阵营间冷战的结束，很多世人为此感到乐观，以为共产主义的威胁已经成为过去。

而实际情况是，原教旨的和改头换面的共产主义思想仍然在全球肆虐，这既包括仍然固守着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中国、朝鲜、古巴、越南，也有共产主义因素仍然嚣张的前苏联东欧国家；既有打着民主或共和旗号实行社会主义的诸多非洲和南美国家，也有被共产主义因素严重侵蚀而不自知的欧洲和北美民主国家。

共产主义造成的战争、饥荒、屠杀、暴政虽然触目惊心，但其危害却绝不限于此。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与人类历史上的所有政治制度截然不同的是，共产主义与人性、人的价值和尊严为敌。在一个多世纪的实践中，它建立了包括苏联和中国在内的一系列庞大的极权国家，造成了上亿人的非正常死亡，奴役了几十亿人口，并曾经一度把世界带到核战争的边缘。更重要的是，它造成了大面积的家庭解体、社会混乱、道德崩溃和整个人类文明的沉沦。

共产主义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它的终极目的又是什么？共产主义为什么似乎处处与人类为敌？人类的出路在哪里？

1. 共产主义是魔鬼，其目的是毁灭人类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 《共产党宣言》以“幽灵”做开场白，绝非马克思一时的心血来潮。如本书前言所述，共产主义并非一种思潮、学说，或者在人类寻找出路时一个失败了的尝试。它是魔鬼，亦称共产邪灵，由恨和宇宙底层空间各种败坏物质构成。它原本是一条蛇，到了表层空间的体现形式则是一条红龙。共产邪灵与仇视正神的撒旦为伍，同时利用各种低灵和魔祸乱人间。这个邪灵的终极目的是毁灭全人类，在神归来挽救众生的最后关头，让人不信神，道德败坏到背弃神和传统，最终听不懂神的教诲而导致被淘汰。

冷战后，东欧和苏联的共产政权解体了，而共产主义并没有解体，共产主义的幽灵未死，它的毒素不仅继续危害前共产国家，而且早已通过各种形式渗透到了全球。魔鬼藉由掌控人的意识形态，渗透进人类社会的各行各业。共产邪灵所刻意灌输给人类的各种变异观念，不知不觉中已经在全球泛滥，迷失的人们甚至将其当成了自己的想法和愿望，导致人类的是非、善恶标准大幅度地倾斜、颠倒。魔鬼的阴谋几乎得逞！

当共产邪灵即将在狞笑中庆祝它的胜利时，绝大多数世人却认为它走向了失败。世人处于毁灭的边缘，却还蒙在鼓里。还有比这更危险的境地吗？

2. 魔鬼毁灭人类的主要方式

人是神造的，慈悲的神一直守护着他的子民。魔鬼深知，要想让神不再管他创造的人类，唯有切断人和神的联系。它为了毁灭人类，采用的最主要方式是破坏神传给人的文化，并败坏人的道德，把人变异到神难以挽救的程度。

人是神性和魔性同在、既可道德堕落又可道德提升的生命。信神的人都知道，一个有道德追求的人，他的正念正行会得到神的眷顾，神会加持他的正念，神也会帮助他的正行，神更会为他创造奇迹；同时，神会提高他的道德层次，使他成为更加高尚的人，直至回归天国。然而，一个道德低下的人，一个充满私欲、贪婪、愚昧、狂妄无知的人，他的恶念恶行不可能得到神的认可；相反，魔鬼会加强他的狂妄无知，加重的他的私欲、恶念，更会操纵利用他的恶行造业，贻害人间，使他道德持续下滑，直至堕落地狱。当人类社会的道德水准普遍下降，魔鬼就会推波助澜，以各种方式肆意操控利用人们的恶念恶行，以彻底毁灭人类。

18世纪以来，欧洲历史进入剧烈动荡时期，人类道德的整体滑坡给魔鬼造成了可乘之机。它有步骤地颠覆善恶是非标准，灌输无神论、唯物论、进化论、斗争哲学等邪说。它选定了信奉邪教的马克思作为其人间代理人，于1848年推出《共产党宣言》，扬言用暴力消灭私有制、阶级、国家、宗教和家庭。1871年的巴黎公社是共产主义第一次尝试夺取政权。

马克思主义的追随者声称，政权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中心问题。我们如果了解了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就会发现政权问题对共产主义来说既重要又不重要。说它重要，是因为掌握政权是大面积败坏人类的快捷方式，只有掌握了政权，共产党才能用暴力和强制推广其意识形态，在短时间内从根本上破坏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说它不重要，是因为即使没有掌握政权，魔鬼依然可以用其它方式变异人的道德，达到其毁灭人类的终极目的。因此，在其实践中，暴力不是唯一的方法，政权不是唯一的手段。事实上，共产主义这个魔鬼采用了极为灵活多变的手法，利用人类的一切弱点，使用欺诈和愚弄的手段，通过扰乱人类思想、颠覆正统文化、破坏社会秩序、制造社会动乱、分化撕裂社会等方式，全方位占领了世界。

3. 共产主义思想是魔鬼的意识形态

神给人类社会奠定了基于普世价值的丰富文化，铺垫了人回归天国之路，魔鬼的共产主义和神奠定的传统文化是根本对立、水火不容的。

共产邪灵以无神论、唯物论为核心，集合了德国的哲学、法国的社会革命、英国的政治经济学等元素，以一种世俗宗教取代了神和正教在社会及文化中的位置。共产主义把整个世界变成了它的教堂，把人的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都纳入了它的控制范围。魔鬼占据了人们的思想，让人们反神、排神，背离传统；魔鬼在背后操控着人类一步步地走向毁灭。

魔鬼选定马克思等人间代理人，在人间反对和破坏神给人类社会奠定的法则，宣扬阶级斗争，废除旧的社会制度。在东方它发动暴力革命，建立政教合一的极权国家；在西方通过高税收、高福利进行财富再分配，搞渐进式的非暴力共产主义；在全世界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渗透进各个国家的政体，通过摧毁一切社会秩序的世界革命而达到消灭国家的目的，最后建立一个世界性统治机构取代所有国家和政府，让魔鬼掌控世界权力。这便是共产主义许诺的建立一个没有阶级、国家和政府，并且进行集体生产的社会，最终使人类社会达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所谓“人间天堂”。

共产主义以实现其世界大同、“人间天堂”的理念为纲领，推动无神论指导下的“社会进化”；用唯物论摧毁人的精神追求、信仰和宗教，让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领域、每一个角落，包括政治、经济、教育、哲学、历史、文学、艺术、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甚至宗教等等。如同意识形态中的癌细胞，共产主义不断增殖，并排除一切其它意识形态，其中包括对神的信仰，进而毁灭国家主权、民族意识，最后消灭人类的道德和文化传统，让人类走向毁灭。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扬言：“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这句话相当准确地概括了共产主义近二百年来的实践。

道德来源于神，神规定道德标准永恒不变。道德标准从来不该是人来定的，也不会随着人的权势而变。而共产主义则要对任何一种道德“宣判死刑”，让共产主义的信徒来重新定义道德。在否定道德的同时，共产主义用各种负面因素驱逐人类传统中的正面因素，进而让负面因素占领整个世界。

传统的法律源于道德并维护道德，共产主义让道德和法律分离，通过制定恶法、恶意曲解传统的宪法和法律来摧毁道德。

神叫人行善，共产主义鼓吹阶级斗争，提倡暴力和杀戮。

神给人奠定了家庭作为基本的社会单元，共产主义认为家庭是私有制的表现形式，扬言要消灭家庭。

神让人有获得财富的自由和生活的权利，而共产主义要消灭私有财产、剥夺地产、提高税收、垄断信贷和资本，彻底掌控人的经济生活。

神奠定人类社会的道德、政府、法律、社会和文化形态，而共产主义则要“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

神传给人正统艺术，是为了将神和天国世界的景象通过这种独特的方式传递给人，让人回忆起天国的美好，升起敬神的信心，提升人的道德与修为。共产主义则让人崇尚现代变异艺术，窒息人的神性，放纵魔性，操纵整个艺术界传播扩散低、丑、怪、恶、颓废的负面信息。

神让人谦卑、敬天敬神，共产主义专门给人灌输魔性和狂傲，让人走向对神的悖逆、不服从。它放大人性中的恶，用所谓的“自由”让人们随心所欲，失去道德的约束并消除人的负罪感；以“平等”为口号煽动人的妒嫉心，并用各种手段刺激人的虚荣，让人们被眼前的名利诱惑而跟从魔鬼。

二战后，有形的共产主义阵营进一步扩大，共产党社会和自由社会在世间对峙，开始了数十年的冷战。共产主义学说成了共产党国家的世俗宗教，成为课本上不可挑战的“真理”。在其它国家，改头换面的共产主义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4. 作为一种超自然力量的魔鬼的特点

魔鬼是一种超自然力量，理解共产邪灵的属性是理解魔鬼制造的世间乱象的钥匙。

共产邪灵由恨构成，它从人的恨当中汲取能量。

共产邪灵与撒旦为伍祸乱人间，不必试图分清它们的所作所为。

魔鬼在东西方同时布局，在各行各业同时布局，其力量时而分开，时而合一；声东击西、借力打力；不拘一格。

魔鬼是超限战的始作俑者：宗教、家庭、政治、经济、金融、军事、教育、学术、艺术、媒体、娱乐、大众文化、社会生活、国际关系，全都变成魔鬼毁灭人类的战场。

魔鬼的黑色能量瞬间就从一个领域蔓延到另外一个领域，从一个团体转移到另外一个团体，从一个运动扩展到另外一个运动。比如，上世纪70年代西方反越战运动退潮后，魔鬼操控反叛青年转而推动女权运动、环保运动、同性恋合法化运动，另外一部分则进入西方社会体制内，试图从内部颠覆西方文明。

魔鬼能够操纵有不好思想的人做它的人间代理人，以伪善欺骗善良而单纯的好人做它的代理人或辩护士。

魔鬼代理人遍布社会顶层、社会上层、社会中层、社会下层、社会底层，因此魔鬼的行动有时表现为自下而上的革命，有时表现为自上而下的阴谋，有时表现为由中间层发起的改良。

魔鬼能够变形、分体。它能够调动另外空间的低灵为它服务。色情、毒瘾都是魔，都成为邪灵利用的工具。这些低灵烂鬼从人的负面情绪──仇恨、恐惧、绝望、狂妄、悖逆、妒嫉、淫邪、愤怒、发狂、怠惰等──当中吸取能量。

魔鬼隐秘而狡猾，它利用人的各种贪欲、邪念、魔性、阴暗与负面的东西。人符合了它的想法，它就会控制人。很多时候人以为在按照自己的想法做事，其实却是邪恶在背后操控。

5. 魔鬼的多个面目

正如魔鬼有多个名字，共产主义也以不同的面目示人。魔鬼惯用相互对立的表现形式迷惑世人：或为强制极权，或鼓吹民主；或为计划经济，或为市场经济；或是全面的言论管制，或是极端的言论自由；在一些国家反对同性恋，在另外一些国家推动同性恋合法化；有时大肆破坏环境，有时鼓噪环境保护，不一而足。它可以主张暴力革命，也可以信奉和平演变。它可以表现为一种政治经济制度，也可以表现为艺术文化思潮。它可以表现为纯粹的理想主义，也可以表现为冷血的阴谋权术。共产极权国家只是魔鬼的一种表现形态，绝非其唯一的表现形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只是其歪理邪说的一部分，绝非其邪说的全部。

自从18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以来，世人至少目睹了科学社会主义、费边社会主义、工团社会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人道的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福利国家、马列主义、毛主义等等诸多流派。这些流派可以简单地分为两大类：暴力共产主义和非暴力的共产主义。渗透和蚕食是非暴力共产主义的主要手段。

魔鬼最具有欺骗性的招数之一，是在貌似对立的东西方两大阵营里同时布局。当魔鬼轰轰烈烈侵略东方的时候，同时也改头换面潜入了西方。英国的费边社、德国的社会民主党、法国的第二国际、美国的社会主义党和其它为数众多的社会主义团体，把毁灭的种子撒播到了西欧和北美国家。冷战过程中，苏联和中国的大屠杀、集中营、大饥荒和大清洗，使一些西方人庆幸自己仍然拥有优裕的生活和自由的环境。某些社会主义者从人道主义出发，甚至公开谴责苏联的暴行，更让很多人放松了警惕。

共产主义魔鬼在西方使用了十分复杂多样的面具，打着各种不同的旗号，让人防不胜防。自由主义、进步主义、法兰克福学派、新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反文化运动、和平反战运动、性解放运动、同性恋合法化运动、女权主义、环保主义、社会公正、政治正确、经济上的凯恩斯主义、各种前卫艺术流派、多元文化运动等等，这些流派或运动，或来源于共产主义，或被共产主义所利用，来实现其邪恶目的。

6. 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

在西方社会里，很多人把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分割开来，给社会主义大行其道提供了土壤和空间。其实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社会主义就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

1875年，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明确地提出了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的设想。恩格斯晚年，迫于国际形势的变化，提出利用选票获取政权的“民主社会主义”，被“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和理论家采纳，成为今天世界上很多资本主义国家的左翼政党。列宁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出了明确界定。他认为，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或初级阶段，共产主义是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可见，社会主义本来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一部分，是国际共运的一部分。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是共产主义的前期准备。当今西方流行的各种社会主义或左翼学派，表面上好像与共产主义无关，其实，就是非暴力共产主义的具体体现。相对于暴力革命，西方的选票就是非暴力的革命手段；相对于公有制，西方的高税收就是变相的公有制；相对于计划经济，西方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就是蚕食资本主义的变相体制。事实上，西方国家的许多左翼政党把实行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看作是实现社会主义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

在人们谴责共产主义的罪恶时，不应该只看到暴力和屠杀，更应该有能力识别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带来的危害。非暴力的共产主义，也正在以各种社会主义的名义招摇撞骗，蛊惑人心。认识共产主义，就不得不首先认清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因为共产主义不是一蹴而就的，如同一个生命，它也有从小长大的过程，也是从初级阶段发展起来的。

现在欧美的某些社会主义或福利国家的“共同富裕”是以牺牲个人自由为代价的。这些国家的人民尚能够维持一定的政治自由，是因为其社会主义发展程度不高的缘故。但社会主义不是一个静止的概念。社会主义国家以结果平等为最重要的目标，势必不断剥夺人的自由。社会主义必然会向共产主义过渡，也即个人自由会被不断地剥夺。

如果一个自由国家一夜之间变成极权国家，宣传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会使大部分民众的心理无法适应，很多人会奋起反抗，至少是消极抵抗。这就造成了极权国家统治成本极高，当权者必须大规模杀戮以消除阻力。苏联和中国都在和平时期对本国民众进行了大规模杀戮，这是重要原因之一。

与极权国家不同，自由社会的社会主义以立法的方式，“温水煮青蛙”式地、一部分一部分地剥夺民众的自由。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过程持续几十年、几代人的时间，让人逐渐地麻木、遗忘、适应，因此更具有欺骗性。就其本质与目的而言，这种渐进式的社会主义和暴力的社会主义并无实质的不同。

社会主义以立法的方式保证民众的“平等权利”，实质是让人在道德上向下拉齐，剥夺人向善的自由。在正常条件下，民众的宗教信仰、道德水准、文化素养、教育程度、聪明才智、吃苦耐劳、认真负责、勇于进取、创新创业等各个方面都千差万别，要保证平等，不可能把低水平的瞬间拔高，只可能人为地抑制水平较高的人群。尤其是在道德方面，社会主义在西方国家以“反歧视”、“反仇恨”、“价值中立”、“政治正确”为借口，取消道德判断，无异于取消了道德本身。所以我们才看到各种反神、渎神的言行、性变态行为、魔性艺术、色情产业、赌博、毒品被法律保护、“合法化”、“常态化”了。这就构成了对信神的、道德高尚群体的反向歧视，最终是要把这些群体边缘化、逐渐消灭掉。

7. 对共产主义的向往是一种“罗曼蒂克”的幻想

至今仍然有不少西方人对共产主义抱着“罗曼蒂克”的幻想，是因为他们没有真正在共产党国家生活过、吃过苦头，对共产主义的现实缺乏了解。

冷战时期，很多西方的知识分子、艺术家、新闻记者、政客、青年学生到苏联、中国或者古巴参观、访问、旅游。他们看到的情况和这些国家民众的真实生活之间有着天壤之别。共产党国家把欺骗性的对外宣传做到极致。参观者看到的是特意给他们布置的样板村、样板工厂、样板学校、样板医院、样板幼儿园、样板监狱等，所有接待者都是事先安排好的共产党员或者“政治上可靠的”人，很多参观都经过彩排。迎接参观者的是鲜花、美酒、歌舞、宴会、天真烂漫的男女青年、笑容可掬的官员，他们看到的是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平等自由的交谈、求知若渴的学生、海誓山盟的婚礼。他们看不到的是走过场的审判、草率的判决、公审大会、武斗、批斗、绑架、强制洗脑、关禁闭、古拉格的劳改营、集体屠杀；没收土地、房屋和财产；饥荒、公共服务严重匮乏；没有隐私权、普通公民被窃听、盯梢；人人互相监视、告密；政权交接时的残酷斗争、特权阶级穷奢极侈、老百姓受苦遭罪。

参观者把他们看到的假象当成共产党国家的常态，通过写书、写文章、演讲的方式传播到社会上，至今仍然主导著西方人对共产党国家的想像。少部分人看出了一些破绽，但却掉进了另外一个陷阱：他们以共产主义“同路人”自居，觉得“家丑不可外扬”，“共产党国家的杀戮、饥馑和压迫是探索过程中的必然现象”，“虽然道路是曲折的，前途却是光明的”，说出真相就会给“社会主义事业”抹黑，他们因此缺乏必要的诚实和勇气讲出真相，相反却选择了可耻的沉默。

共产主义宣称，将建立一个人人自由、人人平等、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物质产品极大丰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每个人都能够自由发展的十全十美的人间天堂。这样的社会只在幻想中存在，是魔鬼欺骗人的诱饵。权力永远只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真正的共产主义制度是少数人使用国家机器压迫、奴役、剥削大众的极权国家。因为时机未到，现在某些以社会主义体制自诩的国家还戴着温情脉脉的面纱。只要条件成熟，“图穷匕首见”，天真地憧憬著美好未来的社会主义者们悔之晚矣。

8. 魔鬼造成文化的毁灭和道德的崩溃

魔鬼在各个国家、各个领域都安插了自己的代理人，带领无知而轻信它的世人在毁灭的路上大踏步行进。

共产主义教人反神、排神，它一方面从宗教外部攻击宗教，一方面操纵败坏了的宗教痞子到宗教内部变异宗教。宗教被政治化、商业化、娱乐化，为数众多的神职人员道德败坏，胡乱解释宗教经典，用歪理邪说造成信众的思想混乱，甚至奸淫信众，包括年幼的信徒。这些乱象造成了真诚的宗教信徒的困惑和绝望。仅仅一个多世纪以前，虔诚地信神是好人的代名词。时至今日，信神、信仰宗教竟然成为愚昧、迷信的标签，甚至是几个私人朋友在一起，也不敢提起自己的宗教信仰，怕被人嘲笑。

共产主义以消灭家庭为重要目标，它以男女平等的名义破坏家庭结构、宣扬共产共妻。20世纪以来，它又掀起当代女权运动，鼓吹性解放，混淆性别角色，攻击所谓“父权制”，削弱父亲在家庭中的地位和作用，改变婚姻定义，鼓吹同性恋合法化，鼓吹离婚权、堕胎权，用福利政策鼓励单亲家庭。这一切造成了家庭的解体和与之伴生的贫困及犯罪。这是过去几十年中最令人触目惊心的社会变化之一。

政治上，除了共产党国家继续实行专制以外，自由社会的政党政治也出现全面危机。共产主义利用民主国家制度和法律上的漏洞，努力操控一个或者几个主要政党。为了在党争中胜出，政治家们竞相使用不道德的手段，向选民许诺无法兑现的好处。共产党和受共产主义操控的政党渗透政治的结果是，各个国家的政治光谱普遍向左偏移，纷纷采纳强征税、高福利、大政府、干预主义的政策，并用法律把这些做法固定下来。政府行为对社会有很强的塑造作用。伴随着政府左倾，整个社会都被左派意识形态渗透，再用教育给青少年洗脑，下一代人就只能选出更加左倾的领导人。

本该传承人类智慧和文明精华的教育殿堂也遭到了骇人听闻的颠覆。从上世纪初叶，共产邪灵就安排了人类教育的系统破坏。在文化传统深厚的中国，为了切断中国人和传统文化的联系，早在共产党成立之前，共产主义就操纵了“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思想道德、语言文学进行恶毒的攻击。“白话文运动”、“简化汉字运动”切断了中国人和传统文化的联系。中共建政之后，迅速完成了教育的国有化，把共产党文化作为教科书的基本内容，把几代中国人培养成了好勇斗狠的狼崽子。

在西方，邪灵打着科学、进步、民主的旗号，发起“进步主义教育运动”，通过控制哲学、心理学、教育学研究，一步步控制教育学院，对教师和教育管理者进行洗脑。在中小学教育方面，把正统理念、传统道德逐渐逐出教材和课堂，同时降低教学难度，使很多学生得不到足够的读写算术能力以及常识和判断力。学生被以各种方法灌输了大量的无神论、进化论、唯物论和斗争哲学。上世纪60年代反文化运动以来，“政治正确”成为新的思想警察，强制教师灌输各种变异思想。年轻人从学校毕业，没有道德，不懂文化，缺乏常识和责任感，只能随波逐流，加速社会的整体下滑。

社会上毒品泛滥，犯罪猖獗，媒体上充斥着性和暴力，艺术以丑为美，各种邪教和巫术横行，青少年沉迷于追星、电脑游戏、社交媒体，精神萎靡不振。恐怖主义以针对无辜民众的无理性暴力，突破了一切传统政治规则的底线，更让人惶惶不安，有朝不保夕之虑。

9. 回归神，恢复传统，走出魔鬼的安排

人类文明是神传给人的。中国文明曾经出现过汉唐盛世，西方文明在文艺复兴中期达到顶峰。如果人能保持神传给人的文明，当神再来的时候，人能够接续与神的联系，听懂神传给人的法。如果人破坏了这个文化传统，道德堕落，当神再来的时候，人会因为罪业太大与思维变异而听不懂神的教诲，这对于人类来说就是最危险的。

这是一个绝望和希望并存的时代。不信神的人在感官享乐中得过且过，信神的人在困惑不安中等待着神的归来。

共产主义祸乱人间，意欲最终毁灭全人类，其安排细致而具体。它们的图谋是如此的“成功”，其中绝大部分已经完成或接近完成。魔鬼正在统治我们的世界！

人类古老的智慧告诉我们：一正压百邪；佛性一出，震动十方世界。魔鬼看似强大，在神的面前却不堪一击。假如人能保持真诚、善良、慈悲、宽容、忍让的本性，就一定会得到神的护佑，魔鬼就会无能为力。

创世主慈悲无限，给了所有生命走出劫难的机会。如果人类能恢复传统，提升道德，听懂创世主的慈悲呼唤和解救人类的天法，就能冲破魔鬼的毁灭性安排，走上得救之路，走向未来。

原文出处：http://www.epochtimes.com/gb/18/5/19/n10410036.htm

【大纪元2018年05月21日讯】第一章 共产主义魔鬼毁灭人类大势鸟瞰——魔鬼毁人之三十六计

目录

1. 变乱人类思想
   【第一计】诡称无神
   【第二计】妄言唯物
   【第三计】邪说进化
   【第四计】迷信科学
   【第五计】斗争哲学
   【第六计】众声喧哗
   【第七计】变乱语言
   
2. 颠覆正统文化
   【第八计】腐蚀教育
   【第九计】魔变艺术
   【第十计】控制媒体
   【第十一计】推黄赌毒
   【第十二计】变异各业
   
3. 破坏社会秩序
   【第十三计】侵蚀教会
   【第十四计】解体家庭
   【第十五计】东方极权
   【第十六计】西方渗透
   【第十七计】邪变法律
   【第十八计】操控货币
   【第十九计】超级政府
   
4. 操纵社会运动，制造社会动荡
   【第二十计】发动战争
   【第二十一计】煽动革命
   【第二十二计】经济危机
   【第二十三计】离土断根
   【第二十四计】绑架运动
   【第二十五计】恐怖主义
   
5. 有拉有打，分而治之
   【第二十六计】杀戮异己
   【第二十七计】拉拢精英
   【第二十八计】愚化大众
   【第二十九计】制造暴民
   【第三十计】加速淘汰
   【第三十一计】肢解社会
   
6. 掩盖和防范
   【第三十二计】瞒天过海
   【第三十三计】声东击西
   【第三十四计】妖化论敌
   【第三十五计】转移视线
   【第三十六计】把握多数
   

为了在末劫时毁灭人类，魔鬼做了一系列细致的安排。要想看清魔鬼毁灭人类的大趋势、大图像、大脉络，就必须跳出人世间纷繁复杂的表象，从超越人类社会的高度，审视几百年来的人类历史。同时，“魔鬼往往存在于细节当中”。在具有宏观视野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魔鬼在很多具体事件、群体、部门、过程中，以其惯有的狡猾，安排了很多诱人落入陷阱的阴谋诡计。

1. 变乱人类思想

魔鬼要毁灭人，首先要做到的就是颠倒人的善恶、好坏、是非观念。它要把坏的说成好的，恶的说成善的。它要把歪理邪说伪装成“科学公理”，把强盗逻辑诡辩为“社会公正”，把思想箝制宣称为“政治正确”，把容忍罪恶美化为“价值中立”。

【第一计】诡称无神

人是神造的，如果人能保持对神的正信，神会一直保护着人。故而欲毁灭人，必先离间神人关系。于是魔鬼派遣其人间代理人散布无神论，一步一步变乱人的思想。十九世纪初叶，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声称“上帝不过是人的内在本性的投射”。共产主义的《国际歌》宣称“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人的伦理道德、文化形式、社会结构、理性思维等等皆来源于神。在不断迁流变化的历史长河中，对神的信仰就像是一根坚固的缆绳，没有它，人类社会这艘小船就会随波飘荡，不知驶向何方。诡称无神之后，狂妄的人被诱导著扮演神，试图左右他人和社会的命运。正如英国思想家埃德蒙‧柏克所言：“凡人假扮上帝，就会如魔鬼般行事。”狂热的共产主义者往往是这些试图假扮上帝之人。诡称无神，是魔鬼一切骗术的第一步，也是其一切罪恶的基础。

【第二计】妄言唯物

马克思主义哲学以“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为根本原理，殊不知精神物质是一性的。无神论出现时适逢工业革命带来的生产力大发展，加重了人对物质和技术的崇拜和依赖。本着实证科学的理念，人们开始否定神言、神迹，系统地排斥对神的信仰。魔鬼散布唯物论不是要进行哲学探讨，而是以唯物论为武器，颠覆人的精神信仰。唯物论是无神论的必然推论，也是此后一系列形形色色思想流派的总根源。

【第三计】邪说进化

达尔文的进化论原是没有根据的假说，其立论之鲁莽灭裂、推理之粗糙荒谬有目共睹。魔鬼要切断人与神的联系，把神造的人贬损成动物，并进一步使人丧失自尊，推广进化论邪说。到二十世纪以后，进化论一步步占领学术和教育领域，把神创论排斥出学校教育，形成垄断局面；另一方面，把达尔文主义推演成“社会达尔文主义”，宣扬“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邪说，加剧了国家之间的恶性竞争，把国际社会变成丛林世界。

【第四计】迷信科学

宣扬实证科学、唯科学主义、科学至上学说，用“科学理性”取代人的理性，让人“眼见为实”，凡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才相信，看不见摸不着的就不相信，以此加强无神论。现有科学体系不能解释的现象一概归为迷信或干脆视而不见，用科学的大棒打击信仰和道德，把科学变成一种排他性的宗教，垄断教育和学术。

【第五计】斗争哲学

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的辩证法学说，究其实质，无非是逻辑思维的一般规律，在中国先秦思想里早有精要的阐明。马克思主义片面吸收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学说，并无限夸大矛盾双方的对立和斗争。共产主义的目的不是统一矛盾或解决矛盾，而是“使世界的矛盾，尽量扩大，使人类的斗争，永无止境”（蒋介石语）。在实践中，共产邪灵在人群当中煽动仇恨，制造和扩大矛盾，最后在混乱中趁机发动革命或者政变掌权。这种模式已经重复了无数次。

【第六计】众声喧哗

在无神论、唯物论基础上创造、传播大量哲学流派、思潮，比如马克思主义、马基雅维利主义、社会主义、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功利主义、唯美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现代主义、存在主义、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等，一方面制造意识形态的对立，另一方面让哲学家和学者陷入大量繁琐无聊、貌似高深的理论问题之中，对真正重大的问题无暇顾及。学者群体集中了人类社会的才智之士，但过去一百多年中，他们中的很多人成为魔鬼推广其意识形态的工具，或只能用扭曲变异的思维解读这个世界。

【第七计】变乱语言

就像乔治‧奥威尔《一九八四》里大洋国的“新话”一样，魔鬼也操纵其人间的代理人制造出大量的新语词，或者对原有的语词进行重新定义。在魔鬼的词典里，自由变成了不受任何道德、法律和传统约束的极端自由；“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机会均等”等变成了片面的结果平等，也就是绝对平均主义；“仁者爱人”或者“爱邻如己”之博爱变成了没有原则的所谓“宽容”；理性变成了狭隘的实证科学的工具理性；“正义”变成了追求结果平等的“社会公正”。语言是思想的工具，魔鬼抢占了定义语词的制高点，就等于掌握了人思想的范围和走向，人们被限制、诱导，只能得出魔鬼允许他们得出的结论。

2. 颠覆正统文化

人类的正统文化来源于神的系统传授，除了能够维持人类社会的正常运行以外，神传的文化更重要的作用在于，在末劫来临时，使人类能够听懂神传的法，从而能够得救，免于淘汰。神传授的文化自然具有对魔鬼意识形态和阴谋诡计的防范和抵制作用，因此魔鬼必然用各种方式引诱人、逼迫人破坏传统文化。推出诸多吸引不同团体和个人奋斗的“远大目标”，代替传统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让人去终身奋斗，甚至为其不惜生命。

【第八计】腐蚀教育

教育的作用在人类社会举足轻重。几千年来，传统教育传承人类优秀文化，引导人向善，成为道德高尚并掌握一定技能的好人和公民。从十九世纪起，欧美各国开始建立义务教育制度和公立教育系统，要求学生进入公立学校学习，挤压教会学校、私立学校的生存空间。进入二十世纪后，公立学校越来越多地向学生灌输反传统的理念，信仰和道德被排斥，进化论成为必修内容，各个学科的教科书慢慢被无神论、唯物论、阶级斗争学说渗透。魔鬼控制教科书的编写，把不符合魔鬼意识形态的内容，包括传统文化和伟大经典，摒弃在外。聪明而有思想的学生被引导到魔鬼的意识形态上去，或者是让他们的聪明才智消耗到无关紧要的问题当中，使其无暇顾及关系人生与社会的重要问题。延长学生在校时间，尽早地把儿童从父母身边带走，把学生和家庭影响隔离，以便其从小就接受魔鬼意识形态的灌输。以“独立思考”为名，引导学生远离传统，培养学生对老师、家长的敌意，鼓励学生反传统、反权威。逐渐降低教学难度，使学生的读写算术能力越来越差；教给他们各种变异观念和以“政治正确”名义篡改的历史，使很多学生丧失思考复杂深刻问题的能力，使其沉溺于肤浅低俗刺激性的娱乐，既没有思考问题的习惯，也没有思考问题的能力。

在魔鬼掌权的国家，从幼儿园一直到博士班，在一个几乎全封闭的环境里对学生大剂量、长时间、高强度地灌输魔鬼的意识形态。即使学生毕业以后接触到真实的社会，也只能以扭曲的思维方式得出变异的结论。

【第九计】魔变艺术

人类的正统艺术来源于神，最早出现在神殿、教堂和庙宇中，是神与人沟通的重要方式，也是维持人的道德水平的重要文化形式。正统艺术表现真和善、美好和光明。变异文学艺术是魔鬼破坏传统文化败坏人类道德的重要一环。魔鬼以“表现现实”为借口，在艺术领域引入印象主义，在文学领域引入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又以“创新”、“批判现实”等为借口，引入表现主义、抽象主义等形形色色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对崇高的嗤之荒谬，纯洁的标上无聊；下流的变成有趣，无耻的赏以成功。垃圾被摆上艺术的殿堂，大噪之音和靡靡之音被吹捧为艺术的新潮流，阴暗的绘画表现的直接就是鬼的世界，充满魔性的摇滚乐、行为艺术早就突破了人的道德底线。很多青少年更是把外形丑恶、行为堕落的明星当成偶像，狂热地追捧。

【第十计】控制媒体

为了蒙蔽人，魔鬼千方百计地控制人的信息来源，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大众媒体。在掌握了政权的国家，垄断一切媒体；所有的媒体都是“党的喉舌”，起著替共产党宣传辩护的作用。在尚未掌握政权的国家，鼓吹极端的言论自由，让谬误和造谣、低俗和琐碎淹没一切严肃的探讨和交流。利用经济手段控制主要媒体，以它们为杠杆，操纵舆论走向。大部分民众忙于生计，无法从浩如烟海的信息中找出真正重要的内容，只有少数人有足够的智慧和勇气看出魔鬼的阴谋，但其呼声被淹没在众声喧哗之中，难以左右大局。

【第十一计】推黄赌毒

鼓吹堕落的生活方式，鼓吹性乱、同性恋等变异性行为；推广赌博、吸毒等，让人上瘾；让青少年对电子产品、尤其是带有暴力、色情、灵异内容的电脑游戏上瘾。一旦形成强烈的瘾好，此人就会被魔鬼操纵而无法自拔。

【第十二计】变异各业

人类社会的传统行业是神有意安排传给人的。如果人能守护传统行业不失，在一定程度上就能够保留对神的记忆并保持与神的联系。魔鬼不能容忍人保留与神的纽带，誓要用各种方式消灭传统的行业。它让万魔出洞，把无数光鲜亮丽的时尚乱象改头换面抛向各行各业，变异、败坏各行各业中的传统精神和规范，迅速淘汰传统行业，让传统手艺后继无人。让各行各业竞相抛弃传统，陷入所谓“创新”的怪圈。让魔给追求名利之人以变异的“灵感”、败坏的“创意”，让世界变得光怪陆离，引导人们追随潮流，放大欲望，沉迷享乐。这种乱本身就是成功——因为如果人不能遵循神给人安排的生活方式，没有时间去思考人生的真正意义，就等于在把人引向魔鬼设定的毁灭之途。

3. 破坏社会秩序

就其人间的表现形式而言，共产党具有流氓帮派和邪教的两面性，邪教是其意识形态，流氓帮派是其组织形式。共产党为了占领世界，必须选择一些人间的代理人。在东方，其代理人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江泽民等党魁及其追随者；在西方，其组织形式和代理人就非常复杂。众所周知，占领世界最快捷的方式是选择最有影响力的组织和个人，所以魔鬼一定会选择最有权力者实施其阴谋。而权力主要有三种形式：政权（军权是政权的延伸）、金权、话语权。政权包括政府和政党，金权包括财团和工商企业，话语权包括宗教界、学术界、教育界、新闻媒体和文艺娱乐。三种权力形式都是魔鬼急欲染指、控制的领域。

【第十三计】侵蚀教会

变异宗教，用社会宗教代替启示宗教；派代理人进入教会内部改变教义甚至经书，炮制“解放神学”，把马克思主义和阶级斗争引入宗教；败坏神职人员道德，让人对神的救度感到彻底幻灭。

【第十四计】解体家庭

神给人创造了稳定的社会结构，其中最重要的社会结构包括家庭、国家和教会。家庭是神传给人的基本的社会单元，是守护信仰的堡垒、实践道德的基本环境、社会稳定的基石、传承文化的重要机构。魔鬼用女权主义、反对父权制、性解放运动、同性恋合法化运动、鼓励同居、通奸、离婚、堕胎等方式颠覆破坏传统家庭，混淆男女性别角色。这是魔鬼通过败坏人的道德来毁灭人的重要步骤。

【第十五计】东方极权

魔鬼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被削弱的机会，煽动革命，首先逼迫沙皇退位，然后发动十月政变，夺取了政权。此后，苏俄建成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并且建立共产国际（史称第三国际）向世界各国输出革命。美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分别于1919年、1921年成立，都是听命于其苏俄主子的共产党支部。苏共支持中共依靠暴力和谎言，也依靠二战之后中国社会的特殊形势，夺取了中国的政权。苏共和中共分别在和平年代针对自己本国人民，以极其残忍的手段屠杀了几千万人。中共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向一切人类文明成果宣战，破坏了五千年的传统文明。八十年代后，中共为了解决生存危机，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但政治领域丝毫没有放松，又相继进行了镇压“六四”学生运动和迫害法轮功精神信仰的运动，一直维持至今。

【第十六计】西方渗透

中华传统皇朝、西方传统的王权、美国三权分立的共和制度是神在不同时期根据人类社会的具体情况给人奠定的政体形式。魔鬼暂时无法通过革命的方式在西方国家掌权，于是采用“渗透”的方式，慢慢侵蚀西方国家的肌体，逐渐掌控在意识形态上的领导权。时至今日，除了不讲暴力革命以外，西方国家实行的基本属于变形的共产主义制度。

【第十七计】邪变法律

神的诫命是法律的来源，道德是法律的不变基础。在重新定义了“道德”、“自由”等概念之后，魔鬼又进一步操控法律的制订权和解释权。在东方共产国家魔鬼制订恶法，并随意解释法律；在西方民主国家，以渗透的方式任意解释法律，以修改法律的方式重新界定人的行为，取消道德规定的善恶，用法律规定善恶；用法律来保护恶（如杀人、通奸、同性恋）、打击善。

【第十八计】操控货币

废除金本位，通过控制货币发行量制造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改变传统的“量入为出”的理财观念，让政府和个人都陷入“高消费”、“超前消费”的习惯不能自拔。鼓励各个国家借债，籍此削弱这些国家的主权。鼓励百姓借钱消费，这样他们必须依赖银行、政府，成为终生的债务奴隶。

【第十九计】超级政府

利用经济全球化趋势，建立世界政府，迫使各民族国家让渡自己的主权。魔鬼用“软”和“硬”两手，即一方面用“国际联盟”、“联合国”、“地区一体化”、“世界政府”等“美好愿景”为诱饵，同时对各国政府和政客威逼利诱，以武力、战争和动荡来使人类失去安全感，逐渐把世界纳入超级极权政府的计划，以对全人类进行最严厉的人口管制、行政管制、思想管制。

4. 操纵社会运动，制造社会动荡

为了彻底颠覆传统人类社会，魔鬼制造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社会运动和社会动荡，其过程令人惊心动魄，历时至少几百年。

【第二十计】发动战争

战争是魔鬼实现其目的的利器。它能打破原有国际秩序，摧毁传统的堡垒，加速传播魔鬼的意识形态。许多战争的背后都有魔鬼操纵。如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消灭欧洲几大帝国，削弱沙皇俄国，为布尔什维克革命准备条件。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中共攫取政权准备条件，同时帮助苏联武力入侵东欧国家，建立社会主义阵营。二战也造成前殖民地国家统治失序，苏联和中共趁机扶植各国共产党，发动所谓“民族解放运动”，把亚非拉的很多国家置于其卵翼之下。

【第二十一计】煽动革命

掌握政权是魔鬼毁灭人类的快捷方式，只要有可能，魔鬼总是以掌握政权为第一选择。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时指出，工人阶级必须打破原有的国家机器，代之以自己的国家机器。政权问题一直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的核心问题。煽动革命可以分为几个步骤：第一步，煽动仇恨，分化人群；第二步，用谎言欺骗大众，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第三步，各个击破反抗力量；第四步，用暴力制造恐怖气氛和混乱局面；第五步，发动政变夺取政权；第六步，镇压“反动派”，用革命的恐怖建立并维持新秩序。共产国家妄图发动“世界革命”，成立共产国际，向全世界输出革命，扶植各国左翼势力，在各国制造乱局。

【第二十二计】经济危机

制造、利用经济危机，伺机发动革命，或者以救世主的面目提出社会主义的解决方案。民主国家的政客“病急乱投医”，只好一次次和魔鬼签订出卖灵魂的契约，一步步把国家引入大政府、高税收的社会主义泥潭。美国新马克思主义者说：“真正的行动藏身在敌人的反应之中”，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魔鬼的策略。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是欧美国家走上大政府、干预主义的关键，2008年的金融危机也为政府的继续左倾准备了条件。

【第二十三计】离土断根

移民现象自古存在，是人类社会的正常现象。但近代以来，出现了某些大规模的移民潮，包括国际间的和一国之内的移民潮，这是邪灵刻意操纵的结果。让人们远离自己的祖国和故乡，可以达到多重目的：淡化民族意识、模糊国境线，削弱国家主权，也即削弱了各国维护其文化传统和社会秩序的能力；使大面积人群失去文化的根，更容易被现代潮流裹挟；借机挑起宗教和民族间的仇恨和矛盾；把立足未稳的新移民变成左派政党的投票机器；使大面积的人群不适应新环境，为生计而疲于奔命，无暇顾及精神道德层面的事情，也没有能力深度参与国家和社会的治理，从而方便了魔鬼的代理人窃取权力，左右社会走向。

【第二十四计】绑架运动

共产邪灵利用社会上原有的一些现象和趋势，煽风点火，使事态升级，把某些正常的社会诉求扩大成声势浩大的运动，从而达到其搅乱社会、打击政敌、抢夺话语权和道德制高点、最终趁机夺权的目的。西方的和平反战运动、环保主义运动等均属此列。

【第二十五计】恐怖主义

共产主义革命以恐怖主义起家，共产国家实行国家的恐怖主义。前苏联、中共资助扶持国际恐怖主义，作为对抗西方自由世界的一支别动队。以斗争哲学发展出的列宁主义为当代恐怖主义提供了理论温床。魔鬼以各种方式分化人群，挑起仇恨，使个人怨恨扩展为对更大群体的仇恨，滋长各类恐怖主义行为。恐怖主义非理性的滥杀无辜，增强人的荒谬感、无助感，把社会变成一个无处可逃的所在。无处不在的暴力更容易使人变得反社会、抑郁焦虑、愤世嫉俗，这就破坏了原有的社会肌体，使社会碎片化，达到了魔鬼对人“分而治之”的目的。

5. 有拉有打，分而治之

   为了毁灭人类，魔鬼对不同的人采用了不同的态度，或杀戮，或收买，或控制，或愚弄，或把其变成杀人工具、发动革命和叛乱的暴民。

【第二十六计】杀戮异己

人的慧根不同，有人离神近、悟性好，不会轻易上魔鬼的当。尤其是像中国这样有悠久历史的国家，魔鬼的骗术不易奏效。因此中共发动一系列政治运动，杀戮了数以千万计的传统文化精英，迅速造成文化的断层。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对于能够认清魔鬼阴谋的智者和勇士，魔鬼不惜以各种方式消灭其肉体，包括政治运动、宗教迫害、罗织罪名肆意构陷，直至暗杀。

【第二十七计】拉拢精英

拉拢各国、各行各业的精英，使其为自己服务。为了让精英为自己服务，魔鬼有针对性地施以利益，并以听命于自己的程度来决定给予其大小不等的权力。对求权求名的各类精英，予之以名、权；对贪婪之士，诱之以利；对狂妄之徒，进一步助其自我膨胀；对无知者，充分利用其无知；对忠诚者，转移其忠诚的对象；对痴迷者，加重其痴迷程度；对才智之士，用科学、唯物的幌子和话语权去引诱；对有远大抱负和良好愿望者，充分利用其善良和抱负。让他们觉得自己是总统、总理、学者、智囊、决策者、当权者、精英、领导人、财阀银行巨头、教授、专家、诺贝尔奖得主……让他们有组织，有等级，有出人头地的身份，有万众瞩目的权势，有取之不尽的财富。因势利导，不拘一格，对症下药，百试不爽。在魔鬼眼里，那些上当受骗者统统是“无知的代理人”、“有用的傻瓜”。

【第二十八计】愚化大众

控制大众的信息通道，用错误的历史观（如马克思的阶级史观）篡改历史，愚化教育，控制媒体。灵活运用表面的安抚和肤浅的娱乐；让大众只关心切身利益、低俗娱乐、情色迷乱、体育比赛、花边新闻。同时吹捧大众，迎合选民，使其丧失警觉和判断力。在共产极权国家，绝不许民众染指政治；在民主国家，把关心公共事务的民众的注意力吸引到琐碎细小、无足轻重的政策问题上（比如变性人的权利），这是中国兵法中有名的“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之法。制造社会热点，炒作轰动事件，甚至不惜发动恐怖攻击和局部战争来掩盖魔鬼的真实企图。用现代意识俘获大众，用社会的大多数淹没那些尚具有传统观念的人。利用哲学家讨论各民族文化的阴暗面，以偏概全，培养民众对传统的反感。挑动年轻一代反权威，滥用“批判性思维”、“创造性思维”，从根源上障碍，甚至杜绝他们吸收传统文化中的知识和智慧。

【第二十九计】制造暴民

在共产国家，把传统文化精英杀戮殆尽之后，魔鬼力图把杀不掉的人变成杀人不眨眼的“狼崽子”，寻找合适的时机让他们把革命和暴乱输出到其它国家和地区。中共在中国大陆攫取政权后，用了一代人的时间，“成功”培育出一代“狼崽子”，他们在文革初期打砸抢烧，无恶不作，十几岁的花季少女打死老师亦毫无悔意。现在活跃在中国各社交媒体上的“五毛党”，动不动喊打喊杀，什么“宁愿大陆不长草，也要收回钓鱼岛”，“宁愿中国遍地坟，也要杀光日本人”，他们也是中共培养的预备杀手。在西方，共产党直接吸取法国革命和巴黎公社的“经验”，每次革命和暴乱都以一群毫无顾忌、也毫无廉耻、怜悯之心的暴徒为先锋。

【第三十计】加速淘汰

加速代际更替，越来越快地淘汰老一辈人。让老年人远离决定社会走向的权力中心，用这种方式加速人类远离传统。不断下调选举权的年龄下限，在政治上和各行各业中增加年轻人的权重，把有传统观念的人、清醒的人边缘化，直至淘汰出局。在文学艺术和流行文化中，吹捧年轻人的趣味和价值观，鼓动人追逐时尚、符合潮流，否则就要被淘汰。加速科学技术的更新换代，加快生活节奏，使老年人无法适应；加速移民、城市改造等，改变原有城乡面貌，让老年人产生疏离感；给中青年一代制造更大的生活压力，使其没有精力陪伴照顾父母，增加老年人的孤独无助感。

【第三十一计】肢解社会

传统的人类社会，人们守望相助，发生矛盾时，有宗教、道德、法律、民俗等作为协调人际关系的工具，社会结构具有极大的稳定性。魔鬼无法在短期内使这样的有机社会分化瓦解、走向崩溃，因此必须把社会分成很小的单元，最好是每个人各自为战，彼此不相往来，这样就方便了魔鬼见缝插针、各个击破。魔鬼千方百计地用不同标准把社会分成互相对立的团体，再煽动各团体之间的仇恨和斗争，比如阶级、性别、种族、民族、教派等都可作为划分依据；煽动有产者和无产者、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进步分子和“落后分子”、自由派和保守派等互相对立。另一方面，政府权力不断扩大；原子化的、孤立的个人根本无法和掌握了一切资源的极权政府相抗衡。显而易见，社会的碎片化和极权政府的权力集中化是同一个过程的两面。

6. 掩盖和防范

就像犯罪分子在作案现场要抹去自己的指纹一样，魔鬼也要千方百计地掩藏自己。其骗术登峰造极。

【第三十二计】瞒天过海

小的骗局往往发生在暗处，而魔鬼的天大骗局却发生在明处，甚至表现得“合情、合理、合法”。普通人无法理解、也无法想像如此邪恶、如此巨大的阴谋，所以即使有人揭露魔鬼阴谋的局部，也很难被人理解和接受。此外，魔鬼还故意以不同方式释放出计划的局部，引起人的猜疑和恐惧，增加混乱的因素。

【第三十三计】声东击西

冷战时期，世界分为你死我活的两大军事政治集团，但谁能想到，在似乎截然对立的两种社会制度之下，同一个魔变过程正在以不同的方式发生著。西方改头换面的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费边主义者、自由主义者、进步主义者甚至公开表示不认同苏联或者中国模式，但他们所为之努力奋斗的社会形式其实并无不同。易以言之，魔鬼在东方和西方、共产主义阵营和自由世界虚虚实实、声东击西，起著互为奥援、彼此掩护的作用。

【第三十四计】妖化论敌

把揭露魔鬼的人妖魔化，称他们为“阴谋论者”、“极端主义者”、“极右翼”、“另类右翼”、“种族主义者”、“性别歧视者”、“排外主义者”、“战争贩子”、“煽动仇恨者”、“纳粹分子”、“法西斯分子”等等，将之打入社会和学术边缘，成为另类，让人对他们嗤之以鼻，惧而远之，使他们的言论没有市场、他们的存在不具影响力。我们不是要给这些词代表的人或者现象“平反”，我们只是要指出，使用这些贬义、恶意的标签是魔鬼的一个惯用伎俩。

【第三十五计】转移视线

魔鬼把它们的计划安在某个民族，或者某个群体或个人身上，让人们去仇恨、猜忌、调查这个民族、群体或个人而忽略了魔鬼本身。

【第三十六计】把握多数

即使用尽以上所有诡计，仍会有人不断发现魔鬼的秘密，这是些非常有智慧的人。但那时魔鬼已经掌握了绝大多数人，这是它们掩盖自己的社会基础。少数发现魔鬼秘密的人就像处身旷野，他们的呐喊不会得到任何呼应而归于湮灭。

魔鬼毁人的手段层出不穷，千变万化，列举三十六计，也只是取其成数而已。上述手段虽然已经十分骇人听闻，却远非魔鬼邪恶的全部。人永远只能低估魔鬼的恶，却无法高估魔鬼的恶。限于体例与篇幅，这里只能概括地说明这些魔鬼常用的策略，具体例证和剖析将在后续章节中逐渐展开。

原文出处：http://www.epochtimes.com/gb/18/5/20/n10411583.htm

【大纪元2018年05月22日讯】第二章 欧洲发端

目 录

引言

1. 马克思信仰的是反神的邪教
   
2. 马克思主义出现的历史背景
   
3. 法国大革命与共产主义
   
4. 巴黎公社是共产主义在世间起家的开始
   
5. 共产主义向世界扩散

引言

许多正教中都留下了预言，许多也都已应验。而且这并不是一个宗教独有的现象，其它还有像法国诺查丹玛斯留下的《诸世纪》，以及秘鲁、韩国等的传世预言。而在中国，在汉、唐、宋、明代都有系统的预言，其准确性让人惊讶。[1]

预言现象说明了一个很深刻的问题，也就是历史并非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反而像是一个事先写好的剧本，其发展方向和重大事件都是久远年代前就已经安排好的。在历史的最后时刻（这一时刻也可能是新一个历史大周期的开始），则是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都在等待的事件──救世主会来到人间。

在电影编剧中有一个基本的常识，那就是“一切为了高潮”。为了达到震撼人心的效果，编剧要设计许多人物和安排许多事件以促成这个高潮的到来。[2]如果站在这个角度上看，历史这个剧本的高潮就是救世主大显神迹之前的最后正邪大战，而许多事件都是为此而做的安排。也就是说，为了最后的高潮，魔鬼在世间做了细密的安排以毁灭人类，而另一方面全能的创世主也慈悲安排了在最后关头唤醒迷失的人们、让人摆脱魔鬼的得救之路。这一切造成了人世间的复杂局面。

世界上许多正教都预言了最后创世主回到人间，也有很多宗教预言在此时将有非常可怕的事情出现，万魔出世，世间乱象丛生，人的道德也非常败坏。这就是今天这个世界的现实。

人的这种败坏并非一朝一夕所致，重要原因之一是无神论的盛行，并用欺骗性的理论来蒙蔽人们的头脑。这种欺骗在马克思之前已经开始出现，而马克思是集各种欺骗之大成者，并形成了一个貌似包罗万象的理论。列宁则在马克思的理论基础上建立了一个极权暴政。简而言之，马克思就是为了最后干扰人使人不能认识创世主的魔鬼。他并不是一个无神论者，他所宗奉的是邪教，他的理论是魔鬼的代言。

1. 马克思信仰的是反神的邪教

马克思一生中出版过大量书籍，广为人知的两部为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和1867年至1894年出版的《资本论》，是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基础。而鲜为人知的是，西方的马克思研究者发现，马克思经过了一个魔变过程，使得他成为魔鬼的代言人。

马克思年少时曾在作文里热情洋溢地赞美上帝，但是后来神秘的事情发生了，一个完全不同的马克思出现了。

马克思在《绝望者的魔咒》（Invocation of One in Despair）中道出了一些端倪。

“在诅咒和命运的刑具中，一个灵攫取了我的所有；整个世界已被抛诸脑后，我剩下的只有恨仇。我将在上苍建起我的王座，寒冷与恐惧是其顶端，迷信的战栗是其基座，而其主人，就是那最黑暗的极度痛苦。”[3]

马克思在给他父亲的信中写道：“一个时代已然落幕，我的众圣之圣四分五裂，新的灵必须来进驻。”“一种真正的不安占据了我，我无法让这躁动的鬼魂平静下来，直到我和疼爱我的你在一起。”

在马克思的诗《苍白少女》中，他写道：“因此，我已失去天堂，我确知此事。我这曾经信仰上帝的灵魂，现已注定要下地狱。”

马克思的亲人清楚地感觉到马克思的魔变。1837年3月2日，马克思的父亲写信告诉他：“我曾期盼有朝一日你会大名鼎鼎、获得世俗的成功，但现在我可以明确告诉你，它们并不能使我快乐。只有不让魔鬼转化你的心，我才能快乐。”

而马克思的儿子Edgar，在1854年3月21日写给马克思的信中，开头就是惊人的一句“我亲爱的魔鬼”。

马克思的女儿写了一本书，说在她小时候，马克思给她和她的姐妹们讲了许多故事。她特别喜欢的故事与一个叫Hans Röckle的人有关。这个故事被连续讲了几个月，似乎永无完结。Hans Röckle是一名巫师，他有一间玩偶商店，并有巨额负债。他是巫师，但他经常缺钱，因此，无论他是否情愿，他必须将那些可爱的玩偶一个接一个地卖给魔鬼。

马克思卖给魔鬼的不是玩偶，而是自己的灵魂，从而换取自己想要的成功。在《演奏者》一诗中，马克思有段奇异的自白：“地狱之气升起并充满我的头脑，直到我发疯、我的心完全变化。看见这把剑了吗？黑暗之王把它卖给了我，它为我抽打时间，并给我印记，我的死亡之舞跳得更加大胆了。”[4]

罗伯特‧佩恩（Robert Payne）在其《马克思》一书中评论道：“我们可以猜想，那些永不完结的故事，就是马克思的自传。他用魔鬼的眼光来看世界，他也具备了魔鬼的特性，有时他似乎意识到他在行使魔鬼的职责。”[5]

马克思的灵魂走向邪恶、反对神的同时，他走向了与正教相反的邪教信仰。沃格林如此写道，“马克思知道他是一个创造世界的神灵。他不想成为受造物。他不想从受造物的生存视野来看这个世界……他想从对立统一（coincidentia oppositorum）的角度，即从神的立场来看世界。”[6]

在《人之傲》（Human Pride）一诗中，马克思表达了要摆脱神、要和神平起平坐的意愿。“带着轻蔑，我向世界挑战，在世界的脸上，到处投掷我的臂铠，这侏儒般的庞然大物倒下、抽泣、倾没，但它的倒塌仍不能熄灭我的喜悦。那时我将如神一般，穿越已成废墟的王国，凯旋而行。我说的每一个字都是火与业，我感觉与造物主平起平坐。”

持邪教信仰的马克思从反叛的视角写道：“我一直想对造物主复仇。”“神的想法是一个变态文明的蓝图，一定要消灭它。”

马克思死后不久，他的前女佣海伦（Helen Demuth）说：“他（马克思）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当他病重时，他独自在房间里，头上缠着带子，面对着一排点燃的蜡烛祈祷。”分析指出，马克思的祈祷仪式不是犹太教的（也不是基督教的），真实的马克思不是无神论者。

在人类历史上，出现过一些伟大的人物，在度化众生的同时，也奠基了几大文明。如耶稣奠定了基督教文明；中国的历史上有老子，奠基了中华文明的重要支柱──道家思想；释迦牟尼创立了佛教。这些伟大人物，尽管人们在研究他们的思想来自哪里，但耶稣几乎没有上过学；释迦牟尼和老子即使读过很多书，但他们的智慧却是修炼开悟而来，并非人间的知识。

与上述那些文明初创时应运而生的觉者相比，在文明走向最后正邪大战的时候，也必有应劫而生的魔鬼代言人。马克思的知识虽然借鉴了一些前人的理论，但其最终来源却是直接来自邪灵。他在《关于黑格尔》一诗中狂妄地写道：“因为我通过冥想发现了最深奥和最崇高的真理，所以我如同上帝一般伟大，我以黑暗为衣裳，就像‘祂’那样。”

马克思在邪灵的安排下来到人间创立共产邪教，以败坏人的道德为途径，最终达到让人背离神并最终被永远销毁到地狱中的目的。

2. 马克思主义出现的历史背景

邪灵为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在世间做了种种理论准备，包括创造出某种社会形式以适应共产邪教的传播。在这两方面我们也稍作梳理分析。

许多学者认为马克思的理论深受黑格尔和费尔巴哈（Ludwig Feuerbach）的影响。费尔巴哈就否定神的存在，认为宗教“不过是对于知觉的无限性的认识；或者说，在对无限的认识中，有意识的主体以其自身本能的无限性作为认识的对象”[7]。如果我们把费尔巴哈的理论做更通俗的阐述，他的意思是上帝不过是人造出来的，是人通过想像把自己的能力放大之后的结果。

费尔巴哈的理论可以让我们对共产主义的出现和泛滥有一种更新的理解。也就是随着科学的发展、机器的发明、物质的丰富、医学的进步和给人提供的各种享受及娱乐能力的提升，人依靠上述物质基础也能追求到幸福。如果人仍然不满，还有一项阻碍就是社会形态的限制，因此人通过发展科技和改造社会，就会在人间建立“天堂”而不再需要神，这也正是共产邪教引导人败坏或相信其邪教理论的重要手段之一。

费尔巴哈并不是最早否定基督教的人，例如弗里德里希‧斯特劳斯（Friedrich Strauss）就在他1835年出版的《耶稣传》（Life of Jesus）里质疑《圣经》的真实性和耶稣的神性。这样追溯上去，我们甚至可以追溯到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甚至古希腊时期。但这并不是本书的目的。

尽管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比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早出版了十一年，但达尔文的进化论“假说”却给马克思提供了一个貌似“科学”的依据。如果一切物种都是自然发生的，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结果，而人又是最高级的生命，那麽这里自然排除了神的位置（进化论中有很多不能自圆其说的矛盾，甚至漏洞百出，此处限于篇幅略去具体分析）。1860年12月，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中说，“虽然《物种起源》这本书用英文写得很粗略，但是它为我们的观点提供了自然史的基础。”[8]这本书“可以用来当作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的自然科学根据”。[9]

自然科学领域的进化论和哲学领域的唯物论为马克思的理论提供了两大迷惑人的工具。

除了理论准备之外，马克思时代的社会也经历著深刻的变化。马克思出生于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1769年，瓦特改良了蒸汽机，欧洲从家庭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转变。农业的发展释放出很多剩余劳动力，可以参与到工业生产中来；自由贸易的发展，让产品可以行销各地；金融革命则为工业革命注入了资本，这使得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工业化必然带动城市的兴起和人员、知识、观点的流动。在城市中，人们的关系不像农村那麽密切，即使一个不受欢迎的人，也可以在某个城市安家立业，甚至著书立说。马克思，也就在被德国驱逐后，辗转法国和比利时，来到伦敦并居住在贫民窟中。

马克思晚年的时候，已经发生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电力、内燃机、化学等相继出现。随后电报和电话的发明，让通信也变得快捷方便。每次社会变动的时候，由于人类缺乏经验，因此会产生贫富分化、经济危机等问题，这为马克思指责社会形态充满罪恶、必须彻底砸碎的言论提供了传播的土壤。而同时，这些新的科技又增强了人们改造自然的能力和放大了人的傲慢。

这里需要再次强调的是，与其说这些社会变动和理论准备导致了马克思主义的出现和传播，毋宁说是魔鬼为了马克思主义的出现和传播而提前创造了那些条件。毋庸赘言，魔鬼也利用某些既成的社会现象，达成自己的邪恶目的。

3. 法国大革命与共产主义

1789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其影响极为深远。它不仅推翻了传统的君主制，颠覆了传统的社会秩序，更开始了一场暴民的狂欢。正如恩格斯所说：“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获得胜利的政党如果不愿意失去自己努力争得的成果，就必须凭借它的武器对反动派造成的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统治。”[10]

法国大革命后掌权的雅各宾派深谙此道，其领袖罗伯斯庇尔实行恐怖统治，不仅将法国国王路易十六送上了断头台，而且杀死了多达7万人，其中大部分都是完全无辜的。后人在罗伯斯庇尔的墓志铭上写道：“过往的行人，不要为我悲伤。如果我活着，你们一个也别想活。”

雅各宾派实行的三方面恐怖政策都与后来的共产党非常相似，包括政治恐怖、经济恐怖和宗教恐怖。

其政治恐怖的做法，一如列宁和斯大林时期的肃反。革命者改组革命法庭、在巴黎和各地设立断头台、由革命委员会决定嫌疑犯身份、中央特派员在各地方和军队中拥有一切大权、无套裤汉（即无产阶级）在政治生活中地位十分显赫、各革命团体对敌斗争的加强等等，是政治恐怖的主要内容。作为其代表的是1794年6月10日的牧月法令。根据该法令，取消了预审制和辩护人，惩罚办法一律定为死刑，在审判中如缺乏物证，可以按“意识上的根据”和内心观念去进行推断和判决。牧月法令的实施使恐怖严重扩大化了。据统计，在整个恐怖时期，大约有30万到50万人被当做嫌疑犯关入监狱。[11]

其经济政策的做法，类似于列宁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例如1793年7月26日通过的严禁囤积居奇的法令规定：“凡是囤积商品或日用必需品、损坏商品质量、将其隐藏起来而不予出售者……均以刑事罪论处。凡违反该项法令者，除没收其商品外，并处以死刑。”[12]

其宗教政策，则以摧毁天主教为特征。法国原本是天主教会最大的支持者。但雅克‧埃贝尔、皮埃尔‧肖梅特和他们的支持者创立了一种无神论信仰，称为“理性崇拜”（即所谓“启蒙时代”所高扬的“理性”），其目标在于消灭天主教。[13]1793年10月5日国民公会废除了基督教历，实行共和历。11月10日，巴黎圣母院被改为“理性庙”，由一个演员扮演“理性女神”供大家膜拜。一个新的基于无神论的“理性教”迅速在巴黎铺开，一周之内巴黎除了三座教堂外的所有教堂都被关闭。宗教恐怖运动很快遍及全国，一批教士被逮捕，有些被处死。[14]

法国大革命不仅在做法上为后来的巴黎公社和列宁建立的苏维埃政权提供了借鉴，在思想上和马克思主义的形成也有内在的联系。

亲身经历了法国大革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巴贝夫（Francois Noёl Babeyf）已经具体地提出了“消灭私有制”。马克思称许他为第一个“真正能动的共产主义政党”的奠基人。法国在19世纪受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很深，在巴贝夫思想的影响下，秘密社团“流亡者同盟”（League of Outlaws）很快在巴黎兴起。德国裁缝威廉‧魏特林（Wilhelm Weitling）在1835年抵达巴黎后加入该社团，在其领导下，“流亡者同盟”于1836年更名为“正义者同盟”（League of the Just）。

在1847年6月的一次大会上，“正义者同盟”与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年前建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委员会”（Communist Correspondence Committee）合并，组成了由两人领头的“共产主义者同盟”（Communist League）。1848年2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了国际共运的基本文献《共产党宣言》。

从法国大革命开始，欧洲就陷入了极度的动荡，各地所谓的“革命”此起彼伏，从拿破仑掌权到被推翻，之后西班牙、希腊、葡萄牙、意大利各地、德国、比利时、波兰等都被卷入这场大潮。到1848年时，革命和战争遍布欧洲。这种动荡成为共产主义思想迅速传播的媒介。

1864年马克思等建立了国际工人联合组织，史称第一国际（First International），马克思是实际上的领袖。马克思通过共产主义成为了工人运动的精神领导者。《共产党宣言》大行其道。

在第一国际中，马克思是第一领导人，他一方面试图创建一个由纪律严格的革命者组成的核心，以煽动工人采取暴力行动；另一方面，他也要在这个新的组织中清洗掉那些和他意见不一致的人。比如巴枯宁，他是第一个对革命感兴趣的俄国人，并狂热地宣传马克思主义，但由于他的领导力吸引了第一国际的许多成员，马克思于是指控巴枯宁为沙皇间谍，并将他从第一国际中开除。[15]

第一国际领导的最大的共产主义运动，当属其法国支部领导的1871年巴黎公社运动。

4. 巴黎公社是共产主义在世间起家的开始

巴黎公社的背景是法国在普法战争中失败后，尽管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宣布投降，但普鲁士人还是围困了巴黎。普鲁士人很快就撤走了，但战败的羞辱和长期以来积累的法国工人对政府的不满却爆发了出来。新成立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临时首脑梯也尔撤到了凡尔赛，由此在巴黎形成了一个权力真空。

1871年，巴黎公社由社会底层的暴民和流氓领导的武装叛乱开始，其领导成员包括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形形色色的激进分子。有着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作为支撑，有着第一国际法国支部的直接参与，他们运用了无产者进行社会革命，毁坏了人类文明传统，要改变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他们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的杀戮和破坏。毁掉了巴黎及城中的大量文物、古迹和艺术品，对法国文化造成了重大破坏。一个工人曾发问：“那些我根本没钱买票进去的古迹、歌剧院、咖啡音乐厅对我有什么好处呢？”[16]

当时的见证人表示，“巴黎公社是残忍、无情的，是1789年血腥革命的遗产。世界上看过最多的罪恶，是血腥和暴力的革命，参与的人是亡命徒、土匪、无神论者、疯子，他们被酒和血灌得大醉。”[17]

法国大革命开始，法国内部已经形成了传统和反传统的对立。巴黎公社的名誉主席说：“有两个原则把法国一分为二，一个是正统的原则，另一个是人民主权的原则。人民主权的原则团结著所有争取未来的人民群众，他们受尽剥削的折磨，所以要求打倒这些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的框框。”[18]

他们的信念部分来自于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Henri de Saint-Simon）的仇恨，“国家少了一个劳动人民就会贫穷；而国家少了一个游手好闲的人则会富裕；死掉一个富人是一件好事。”当时的氛围是“无产者像盗贼一样准备夺取财产”。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表示，“帝国的直接对立物就是公社……即要求建立一个不但取代阶级统治的君主制形式，而且取代阶级统治本身的共和国。公社正是这个共和国的毫不含糊的形式。”“公社是想要消灭那种将多数人的劳动变为少数人的财富的阶级所有制。……如果这不是共产主义，‘可能的’共产主义又是什么呢？”[19]

巴黎公社具有共产主义的典型特征，纪念法国英雄拿破仑的旺多姆圆柱被摧毁；公社没收教会财产，屠杀神职人员，禁止在学校中教授宗教内容，给神像穿上现代的衣服，叼上烟斗（这与后来实施共产独裁的国家以武力贯彻国家无神论，给宗教和传统信仰带来空前浩劫，何其相似）；在当时的右翼人士看来，公社就是收集再分配富人财富搞共产的代名词。女权主义也大行其道，女人甚至教唆男人放火破坏艺术品。中国人张德彝如此描述当时的情景：“叛勇不惟男子犷悍，即妇女亦从而助虐。所到之处，望风披靡。居则高楼大厦，食则美味珍馐，快乐眼前，不知有死。其势将败，则焚烧楼阁一空，奇珍半成灰烬。现擒女兵数百，迅明供认，一切放火拒捕，多出若辈之谋。”[20]

由此看来，巴黎公社覆亡前夕的疯狂举动不足为奇，1871年5月23日，公社当局在最后一道防线被攻破之前，下令焚毁卢森堡宫（法国参议院所在地）、杜伊勒里宫、卢浮宫、巴黎歌剧院、巴黎市政厅、内政部、司法部、王宫（Palais Royal）以及香榭丽舍大街两旁的豪华饭店和高级公寓楼，“宁愿见其消亡，也不留给敌人”。晚上7时，社员携带焦油、沥青和松节油，多处纵火，曾经金碧辉煌的法国王宫杜伊勒里宫（波旁王朝和第二帝国的正宫）化为焦土。纵火者还打算把邻近的卢浮宫也烧了，幸而梯也尔部队及时赶到，扑灭了火情。[21]

在巴黎公社之后，马克思迅速地根据这个事件来重新审查自己的理论，对《共产党宣言》作的唯一“修改”，说工人阶级应当打碎、摧毁“现成的国家机器”，而不只是简单地夺取这个机器。

5. 共产主义向世界扩散

共产主义由此变得更有破坏性，影响范围也更广大。1889年，是马克思死后六年、第一国际解散十三年、法兰西大革命一百周年，在这一年“工人国际会”复活，马克思主义者们开始重新聚集，史称“第二国际”。在共产主义指导下，打着“人类的解放”“废除阶级”等旗号，19世纪末的与马克思的名字相连的欧洲工人运动迅速成长。列宁评价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工人阶级的功绩，可以这样简单地来表达：他们教会了工人阶级自我认识和自我意识，用科学代替了幻想。”

魔鬼靠谎言和灌输把共产主义输入人的意识形态，越来越多的人们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到1914年，世界已有近30个社会党，各国建立大批工会组织和合作社组织。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工会会员达1000万人以上，合作社社员达700万人以上。“在这些欧洲国家中，几乎所有的社会思想，不论是否同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存在政治上的联系，都明显受到了马克思的影响。”[22]

与此同时，共产主义开始通过欧洲向俄国和东方扩散，1886~1890年间，俄国的列宁开始接触卡尔‧马克思的著作《资本论》，之后开始将《共产党宣言》翻译成俄语。经过被监禁、放逐之后，列宁旅居西欧，适逢第一次世界大战。

世界范围内的战争成了推广共产主义的便利工具：当尼古拉沙皇在1917年二月革命中最终被推翻时，列宁被困在瑞士，半年后，列宁在十月政变中获得了权力。

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共产主义在世界上建立了一个基地。俄国，这个横跨欧亚大陆、拥有古老传统及大量人口和资源的当时世界上土地面积最大的国家，成为了一个共产主义国家。

这时，共产主义依然在全球成长，苏联和东亚邻近，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借着地利传入东亚，中国本土出现了共产党。

第一次世界大战催生了共产党在俄国篡夺政权；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了共产势力如洪水猛兽般地在欧亚大陆扩张。

苏共通过对世界局势的操控，用军事和外交手段，推行共产主义在全球的扩张。斯大林表示，“这次战争和以往的战争不同，谁解放领土，谁就把自己的社会制度推行到他们军队所到之处。”[23]

“不久刚被盟国的胜利所照亮的大地，已经罩上了阴影。没有人知道，苏俄和它的共产主义国际组织打算在最近的将来干些什么，以及他们扩张和传教倾向的止境在哪里。”[24]

在冷战期间，共产国家遍布四大洲，自由世界和共产阵营激烈对峙。整个世界却好比一个太极图，一半是冷的共产主义，一半是热的共产主义：自由世界的国家表面上不是共产国家，却在实践著共产主义或者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

备注

原文出处：http://www.epochtimes.com/gb/18/5/22/n10414890.htm#_Toc514681880

【大纪元2018年05月23日讯】第三章 东方杀戮

目录

引言

1. 暴力夺权──不光彩的起家
   1）苏共上位
   2）中共篡权
   
2. 受苦的还是工人、农民
   1）苏俄杀工人、杀农民
   2）中共亦步亦趋
   
3. 共产党干的事没有一件是有人性的，全是变异的、不光彩的
   1）苏共暴行
   （1）劳改营杀人，希特勒取经
   （2）制造饥荒杀人
   （3）大清洗杀自己人
   2）中共暴行
   （1）中共制造饥荒杀人
   （2）文革暴力杀人，毁坏传统文化
   （3）登峰造极，迫害法轮功
   
4. 共产红祸，输出暴力

   引言

   从在苏俄夺取政权开始，共产暴政的存在至今已有百年。美国国会记录显示共产主义残杀了至少一亿人，[1]《共产主义黑皮书》详实记叙其杀人历史及事实。[2]从苏联及东欧共产集团解体后解密的档案、中共党史研究室公开的历次运动死伤人数记录、国际法庭公审前柬埔寨共产党魁的杀人罪行，到当下的朝鲜金氏极权暴政，人们对共产暴政嗜杀的本性有着相当程度的认识。

曾有很多学者比较共产党极权与纳粹极权政体的不同。这些比较固然有很多真知灼见，但有一点却通常为学者所忽略。纳粹屠杀犹太人只是以屠杀本身为目的，但共产党杀人的本身却不是根本目的，而是手段。信神者相信，人的肉身死亡并不是真正的死亡，灵魂还是会进入天国或轮回转生。而共产党以屠杀的方式，在人们心中植入恐惧，强迫人们接受它的邪说，最终让人类的灵魂在道德的败坏中走向地狱。它不仅要毁掉人的肉体，更要毁灭人的灵魂。

共产党杀人还有另外一个特征，就是强化内部成员的凶残，筛选最邪恶者来进行掌控。许多人不能理解的是，共产党为什么要不断在内搞清洗。很多人只是在某件事上持有不同意见，既没有反党，也没有反对党的领袖，但却遭到残酷无情的清洗，乃至株连九族。这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共产党由于与神和人为敌，罪恶弥天，因此时时感受到生存的危机。为此，共产党需要找到最没有是非善恶观念的人来做它的中坚力量。屠杀的过程就是在筛选最心狠手辣的邪恶分子，这样共产邪灵才能放心地将权力交到其手上，以保证这个暴政的延续。譬如，在1989年的六四屠杀中，所有不忍心下手的党员都被清洗，由此选出了一个最邪恶的江泽民，成为了中共的继任领袖。江泽民后来又选择了在镇压法轮功的过程中最凶残的罗干和周永康相继进入最高领导层，其原因也是如此。

这种杀人有时候还需要全民的参与，如“文革”，让全民手上都沾了血，与党共同犯罪后就容易成为这个罪恶体制的维护者。至今那些打砸抢的红卫兵中，还有很多人高喊著“青春无悔”，就是这种心态的写照。

除此之外，共产邪教通过屠杀来消灭被制造出来的敌人，并让旁观者在恐惧和战栗中放弃对共产党的一切质疑。

理解了上述原因，我们不难解释一个现象：在人类历史中，无论是战争还是暴君，都是先有了敌人才去杀人。而共产党却是反其道而行之，为了杀而去找敌人，没有敌人也要制造出敌人来杀。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传统文化深厚的国家，持久和大规模的杀戮是不可或缺的手段。因为传统的中国人信神、敬佛，五千年积累的文化底蕴、思想内涵和民族精神不可能容纳仇视神佛和崇尚暴力的共产主义，因此共产邪说必须靠暴力来移植和维系。在此之前，则是在苏联进行预演。

1. 暴力夺权──不光彩的起家

共产主义是个邪灵，所以其起家就必然是不光彩的。从马克思的“一个幽灵”在欧洲游荡，到巴黎公社的地痞、流氓毁掉拥有人世间最辉煌艺术的巴黎城；从苏联共产党阴谋加暴力夺权，到中共暴力加诡计篡位，皆是如此。

1）苏共上位

1917年2月，当时俄国产业工人因食物短缺和工厂环境恶化而发动罢工。其后，动乱蔓延至俄罗斯其他地区，沙皇尼古拉二世退位。俄国临时政府建立。列宁听闻动乱后想立即从瑞士赶回俄罗斯，但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交战正酣，中间经过的都是敌对国。2007年底，德国《明镜周刊》证实了一个长达九十年的猜测。[3]当时的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与俄罗斯是交战国，他认识到列宁能够给俄罗斯带来的灾难性结果，于是允许列宁取道德国到达瑞典，再经芬兰回到俄罗斯。不仅如此德皇给了列宁大量的金钱和武器支持，仅到1917年年底之前，德国外交部就给了列宁2600万马克。丘吉尔在评价德国人把流亡在外的列宁送回俄罗斯时说：“他们把所有武器中最恐怖的那种用在了俄罗斯。他们把列宁像鼠疫杆菌那样装在一辆密封卡车里运了回去。”[4]列宁利用俄罗斯的这一动乱在1917年11月7日（儒略历10月25日）发动政变（即十月政变），推翻了俄国临时政府，建立首个共产政权。

但在其后的俄国立宪会议选举中（1918年1月5日），俄国社会革命党以明显的选票优势击败执政党，即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在4440万以上的选民投票后，布尔什维克得票率只有24%，社会革命党得票率有40%，布尔什维克最终败选。

面对这一结果，列宁撕毁承诺，宣布立宪会议是“人民的敌人”，与此同时，早已准备充分的列宁布尔什维克党在立宪会议召开当天宣布在彼得格勒戒严，并调集军队进入首都，后以强制手段解散了立宪会议，导致1月5日的选举最终失效。苏俄十月政变是20世纪国际共产暴力运动的始因，它触发了共产主义暴力运动在全球范围的扩张，给全世界人民带来了无尽的灾难，自此杀戮不断。

2）中共篡权

1917年，苏俄刚刚建立，便利用中国是共产第三国际成员国的机会“输出革命”，派遣维京斯基到中国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再通过鲍罗廷让国民党接受“联俄容共”政策，以让中共渗透国民党促进其实力的迅速增强。国民党政府军与侵华日军八年艰苦对决中，中共趁机壮大自己的势力，从几乎被消灭的3万红军重新坐大成为拥有正规军132万、民兵260万的军事集团。随着日本战败，中共一边和国民党假装和谈，一边武力扩张，怂恿美、苏放弃国民党转而支持共产党，打败了国民党政府军，于1949年暴力篡权，建立了世界上最邪恶的共产极权国家。

此时的共产阵营不可一世，有世界占地面积最大和人口最多的苏、中两大国，几乎“红”遍欧亚大陆，占据了全球人口及地球版图的三分之一，非洲、南美和东南亚许多国家也倒向苏共或中共。二战中无数世人浴血奋战的结果，却养虎为患，让共产极权坐大，实出世人所料。

2. 受苦的还是工人、农民

从共产鼻祖马克思到共产极权国家都在口头上大讲依靠工人农民、无产阶级，代表着工人农民的利益等等，但其实际行动证明了最后吃苦的还是工人、农民。

1）苏俄杀工人、杀农民

1918年，随着立宪会议被列宁非法解散，工人最先站起来反抗，成为第一个在暴力机器前流血的阶层。当时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发生了抗议解散立宪会议的工人游行示威，参加者多达数万人。布尔什维克军人向和平的游行队伍开枪射击，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街道上洒满了工人的鲜血。俄国最大的行业工会“全俄铁总”宣布政治罢工，以抗议立宪会议被驱散，许多工会纷纷支持。但罢工很快被苏共用武力残暴镇压。全俄铁总和其它非布尔什维克控制的工会被取缔，从此俄国工会逐渐被苏共控制而官方化。1919年春，在俄国很多城市也多次发生工人罢工。饥饿的工人要求获得与红军士兵相同的粮食定量，废除共产党人的特权，实行言论自由和自由选举。结果，所有罢工都被契卡以逮捕和枪决的残酷方式镇压下去。

1918年夏天，俄国因内战而断粮。为解决粮食供应问题，列宁在1918年6月间把斯大林派到伏尔加流域的察里津，因为那里是俄国的传统粮仓。列宁命令斯大林在察里津搞集体大屠杀。斯大林到那儿后立即开始大规模处决农民。斯大林给列宁的电报中说：“放心好了，我们的手不会颤抖。”不久后，大批粮食便被押运至莫斯科。

苏共的暴政激起了更多的农民反抗。1918年8月，奔萨地区的农民起来武装反抗，起义迅速蔓延到周边地区。苏共派出军队血腥镇压了起义。列宁当时给奔萨地区发送的电报如下：“1. 吊死（确保人民都能充分看到绞刑的执行）至少100个已知的地主、富人和吸血鬼。2. 公布他们的名字。3. 抢走他们的全部谷物。4. 根据昨天的电报指定人质。此事应办得让周围几百公里的人民都能看见、颤抖、知道、喊叫。”[5]

坦波夫省十月政变前是俄国最富饶的省份之一。为了强行将粮食收缴上来，苏俄政府组织了很多“征粮队”进入坦波夫省。为了抵抗强行征粮，5万多农民组成了自卫军，同“武装征粮队”展开了武装冲突。

为镇压坦波夫农民的反抗，1921年6月苏俄政府“反匪徒委员会”建议图哈切夫斯基可以动用毒气攻击“匪徒”。图哈切夫斯基用毒气与大火使得坦波夫地区的大片土地成了无人区。在镇压坦波夫州农民起义中，估计有约10万农民起义者和他们的家属被囚禁或被流放，有15,000人被杀死。

苏俄血腥杀戮的预演为之后中共迫害中国工人、农民做了充分的铺垫。

2）中共亦步亦趋

中国有着经过五千年奠基的、博大精深的文化，敬天信神的传统已经融入到一代代中国人的骨子里。共产邪灵只靠欺骗、变异、渗透等手段想改变这五千年的传统谈何容易？为此共产邪灵有计划地用暴力残杀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社会精英阶层，摧毁传统文化中世人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及物质载体，割断神人联系；同时建立邪恶的“党文化”以代替传统文化，并用其培养、训练没被杀掉的世人，特别是年轻人，把他们变成忘恩负义的“狼崽子”，变成共产邪灵继续毁灭人类的工具。

中共刚刚篡夺政权后，马上开始制造敌人，把屠刀首先挥向精英阶层，开始在农村屠杀地主、乡绅，在城市中杀资本家，也在制造恐怖的同时洗劫社会财富。

中共进行的所谓“土地改革”，许诺把土地分给农民，先给农民一点甜头，挑动他们和共产党一起杀地主、杀富农，支持共产党新政权。可是完成了对地主、乡绅的屠杀后，却立刻通过“合作化”收回了分给农民的土地。结果广大的农民还是没有自己的土地，继续受苦。

中共在1950年3月发出了《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史称“镇反”运动，集中杀害乡村中的地主、富农阶层。中共公布，到1952年底消灭的“反革命分子”是240余万人，实则遇害的最少在500万人以上，占当时人口的近百分之一。

杀完了农村的地主、富农，中共接下来又用“三反五反”运动来屠杀城市中有资产的人士。仅上海从1952年1月25日至4月1日，据不完全统计，因运动而自杀者就达876人，其中有很多资本家是全家数口人一起自杀。

消灭地主、资本家阶层之后，中共并没有停止，而是紧接着整治农民、小商人、手工业者，把他们的财富抢为中共所有，其结果是广大工人、农民照样贫穷。

3. 共产党干的事没有一件是有人性的，全是变异的、不光彩的

1）苏共暴行

（1）劳改营杀人，希特勒取经

1918年9月5日，列宁下令在索洛维茨基群岛组建了第一个特别劳改集中营。这是为了关押、折磨和屠杀反对十月政变、与苏维埃政权为敌的政治犯和异见人士。此后，苏共在各地修建了更多的集中营。这些集中营即是斯大林时代臭名昭著的“古拉格集中营”的前身。“古拉格”是俄文“劳改营管理总局”的简称。斯大林时代，伴随着接连不断的清洗和恐怖政治的不断加剧，“古拉格集中营”在苏联各地越建越多。1953年斯大林死去前，古拉格的发展达到了顶峰，全苏联共有170所，遍布各个地区和角落，就像是绵延不绝的“群岛”。

在《古拉格群岛》一书中，作者索尔仁尼琴一共列举了31种刑讯方法，从心理上的折磨到肉体上的摧残无所不包、无所不用其极。由于秘密警察往往数刑并用，在生理上耗尽犯人的体力，在精神上彻底摧垮其侥幸心理，其结果是需要什么口供，就能得到什么口供。[6]

被投入劳改集中营的人们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在冰天雪地中每天要进行十二到十六小时的高强度体力劳动。大批大批的劳改者死于非命。许多人全家都被送进古拉格，有的丈夫服刑、妻子流放，即便是80岁高龄的老人也不放过。受害者上至党和国家高级领导人、军队高级将领，下至普通百姓、宗教人士、工程师、技术员、医生、学生、教授、工人、农民，囊括了所有的阶层。

很多世人都以为集中营是德国纳粹的产物，其实苏俄的劳改营不只是其它共产国家劳改营的样板，希特勒当年也派出盖世太保去苏联参观、学习建造劳改营的经验。

据保守统计，在1930年至1940年间，有50多万名劳改犯死亡。1960年，古拉格系统被关闭。2013年，俄罗斯官方媒体网站显示，有超过1500万人因获刑被关进古拉格改造营；在那里，共有超过150万人于释放前死亡。

（2）制造饥荒杀人

饥荒也被共产政权用来杀人。1932至1933年间在乌克兰发生的大饥荒是苏共对乌克兰的种族清洗和灭绝。事件背景是，苏共在乌克兰推行农业集体化的政策遇到了当地农民的抵抗。于是，苏共把大部分擅长耕作的农民划为“富农”，并将他们全家流放至西伯利亚和中亚地区。这导致乌克兰农业生产迅速下降，1932年的粮食产量暴跌。

在1932年到1933年的冬天，乌克兰的粮食供应被苏联政府中断。乌克兰周边圈起了一道警戒线，任何人无法逃离。起初，乌克兰人依靠家中贮存的蔬菜和土豆充饥。可是，苏俄政府动用了征粮队，把各家各户仅存的蔬菜土豆全部抢走。很快，大批农民陆续饿死，许多地方出现了吃人肉的惨剧，还有村民在冬季把已经埋葬的猫、狗、家畜和人的尸体重新挖出来食用。农民被禁止进入城市搜寻或购买食物，很多人饿死在铁轨上和铁路旁。

大饥荒过后，乌克兰有上百万的儿童失去父母，成为孤儿。无家可归的孩子，只好去各个城市乞讨谋生。斯大林政府认为，庞大的儿童乞丐损害了苏联的光辉形象，于是签署命令，对12岁以上的儿童“予以枪决”。据不同的统计数字，有250万至480万人死于大饥荒。在当时的乌克兰首都哈尔克夫市的大街上随处可见饿死者的尸体。

（3）大清洗杀自己人

共产邪灵毁灭全人类的目的中也包括毁灭它们自己人。所以共产党对自己人从未有过半点仁慈之心。在斯大林时代，恐怖杀戮行动愈演愈烈。从1928年开始，斯大林导演了一场持续十年的血腥的政治镇压。其中所谓的“大清洗”是斯大林杀戮共党自己人的运动。据历史学家研究，在大清洗运动中，出席苏共十七大的1,966名代表，有1,108人因反革命罪被逮捕。十七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共139人，其中80%的委员被逮捕，并且全都被处死。列宁在世时的最后一届7名政治局委员中，除列宁早年死去外，斯大林将其他5人（加米涅夫、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李可夫、托姆斯基）都置于死地。1919~1935年先后选出31名政治局委员，其中有20人遇害。贝利亚曾说过这样一句话：“给我带来一个人，我就能给你找出他的罪证。”

这次清洗没有漏过任何一个社会阶层──对宗教界、科技界、教育界、学术界、文艺界知识分子的镇压甚至比对军政界的镇压更早一些，而且，事实上为斯大林的恐怖政策付出代价更大的是普通的苏联人民。

那么斯大林搞的大清洗总共到底抓捕了多少人、杀了多少人、关押了多少人、流放了多少人？至今没有准确的记载和答案。1991年6月，苏联解体前夕，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科夫公布了一个数字：1920年到1953年，苏联约有420万人遭到镇压，其中200多万人是在“大清洗”中遭到镇压的。曾在苏联和叶利钦时代主持过平反工作的雅科夫列夫在2000年接受记者采访时则说，斯大林镇压的牺牲者涉及2000万人，也许还要多。[7]

2）中共暴行

从1949年中共篡政到1966年的十几年中，通过“镇反”、“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及其所造成的大饥荒，使几千万中华子民死于非命。随着血腥的党内斗争的需要，随着新一批接受无神论、党文化教育的“狼崽子”的长成，为摧毁几千年奠基的中华传统文化，共产邪灵开始了更疯狂的杀戮和破坏。

（1）中共制造饥荒杀人

在1959到1962年之间，中国发生了一场空前的大饥荒。中共一直蒙蔽世人谎称是自然灾害所致。其实，1958年中共大搞人民公社、大跃进，不只吃光了库存的粮食，搞得土地没有收成，还硬逼各级从省市到城乡虚报粮产量，并按照虚报的数量超额征收。结果导致农民把口粮、种子粮、饲料粮都上缴后仍然无法达到虚报的数量。中共各级组织逼粮团对快要饿死的农民吊打、刑讯、斗争以拿到农民们自己保命的最后一粒粮食。同时中共也学着苏共的做法断绝农民入城或其它求食的生路，致使无数整家甚至整村的人被饿死。人吃人的现象屡有发生，路旁饿死者的尸体随处可见，惨不忍睹。当农民为了活命而去夺粮食时，又被残忍地镇压杀害。上缴来的粮食被用来大规模购买苏联的武器、用来出口换黄金、用来还债，但中共却罔顾本国人民死活。在短短三年中，这场灭绝人性的以饥荒杀人的大屠杀，使数以千万计的中华子民丧失了生命。

（2）文革暴力杀人，毁坏传统文化

1966年5月1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五‧一六通知》）发出，中共发动了文化大革命。8月，以高干子弟为骨干的北京市部分中学红卫兵在北京市进行大规模抄家、殴打、屠杀活动，1966年8月下旬在北京市各城区造成上千人死亡，酿成了所谓“红八月”。

仅举北京市大兴县的屠杀事件为例。自1966年8月27日至9月1日，大兴县的13个人民公社共48个生产大队，先后杀害了325人，其中最大的80岁，最小的仅38天，有22户家庭被杀绝。杀人方式有的是用棍棒殴打，有的是用铡刀铡，有的是用绳子勒死。婴幼儿则一条腿被踩住，另一条腿被劈开，从而被撕成两半。

共产邪灵让人们实施暴力、杀戮世人时，还要告诉人们杀人是应该的，人应有的善良之心必须放弃，而建立了“对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的党文化理念。此类例子，不胜枚举。中共每一件恶行都有意地为建立它们用以毁坏传统文化、败坏人们道德的党文化添砖加瓦。在党文化的毒害下，很多人变成了共产邪灵的打手、杀人工具。

世人大都只是看到共产极权国家是如何的残忍、嗜杀成性，而无法理解作为人怎会如此丧失人性、惨无人道。其实这正是源于共产邪灵是由“恨”及低层败坏物质等组成的，同时利用烂鬼、低灵行恶，其非人性的表现就是其根本魔性所决定的。

整个文革时期，死于非命的人难以统计，多数研究估计超过二百万，甚至更多。

美国研究世界上大屠杀的权威、鲁密尔教授（R. J. Rummel）在著作《一百年血淋淋的中国》中说，文革中丧生者的数目大约为773万人。

山东大学副教授董宝训与山东党史副主任丁龙嘉合著的《沉冤昭雪──平反冤假错案》一书1997年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书中引用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叶剑英在1978年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中央经过两年零七个月的全面调查，文化大革命死了2,000万人，受政治迫害人数超过1亿人，占全国人口的九分之一，浪费了8,000亿人民币。”

据《邓小平文选》记载，1980年8月21至23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两次接受意大利记者法拉奇采访。法拉奇问邓小平：“文化大革命究竟死了多少人？”邓小平回答说：“文化大革命真正死了多少人，那可是天文数字，永远都无法估算的数字。”邓小平于是举了一个经典冤案：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被康生当面指定为叛徒、国民党特务，康生命令公安部长谢富治把赵健民当场抓起来，投入大牢。仅赵健民一案就共牵连了138万多人，打死了17,000多人，6万多人被打残。仅昆明地区就打死了1493人，打残了9661人。

（3）登峰造极，迫害法轮功

几十年中共的暴力杀戮、强力洗脑、党文化的灌输和教育，不信神的人们道德标准早已远远低于神给人规定的最低水准，甚至信神的人不知道如何才是对神真正的信，而将中共败坏后的宗教作为信神的形式。长此下去，世界上各个民族所预言的毁灭整个人类的大灾难必将降临。

为提升世人道德，救度世人，1992年春，李洪志先生在中国传出了以信仰“真、善、忍”为本的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大法至简至易，从祛病健身开始，仅短短几年，经口耳相传，全球就有上亿人入道得法，带动了整体社会的信仰重建和道德升华。随着大法洪传，更多世人走进修炼，势必让人类走回正道，让江山重归清明。

共产邪灵的终极目的是通过毁灭文化、败坏世人道德来阻断人得到创世主的救度，自然将法轮功视为第一大敌。

1999年7月，中共邪党前党魁江泽民迫不及待地发动了对法轮大法及其修炼者的全面迫害。它集古今中外一切邪恶迫害手段之大成。江泽民下令对法轮功要“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

它们用谎言、欺骗加暴力迫使所有中国人认同并追随它们迫害法轮大法，反对“真、善、忍”，认同“假、恶、斗”，让人们道德败坏，背叛神佛，走向法轮大法及“真、善、忍”的对立面。很多中国人在邪党多年高压、洗脑、杀戮中噤若寒蝉，变得麻木不仁，对迫害视而不见，甚至违心地参与迫害而不知自己已被捆绑着走上毁灭之路。

共产邪灵还有效地利用经济手段捆绑自由世界国家，使他们无法制止中共对法轮大法及其信徒们丧心病狂的暴力杀戮和迫害，听之任之，遂使得迫害者越加猖狂，肆无忌惮。

共产邪灵集古今中外邪恶迫害手段之大成，更超出这一切手段之外，将法轮功学员作为活人器官库，以每个器官数万到十几万美元不等的价格，随时杀死这些学员并贩售他们的器官牟利。2006年7月7日，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与加拿大前资深国会议员大卫‧乔高首次发布《血淋淋的器官摘取：关于指控中共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报告》（Bloody Harvest, The killing of Falun Gong for Their Organs）。该报告以18种证据证明，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犯罪是真实存在的，并称之为“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经国际调查员通力合作，2016年6月《“血腥的活摘器官”及“大屠杀”更新调查报告》发表。该报告以680页的篇幅、近2400条参考资料，揭示了中共活摘器官犯罪的真实性质和骇人听闻的规模。

2016年6月13日，美国国会众议院以“呼声表决”（voice vote）的方式一致通过了343号决议案，要求中共立即停止针对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的“强摘器官”行为。

活摘器官的巨大经济利益不仅能维持迫害，还吸引全世界的人为了活命到中国进行器官移植，用钱买法轮大法修炼者的器官，其实也在帮助中共杀人害命。这也是邪恶所要的，即进一步达到毁灭人的目的。

中共从篡政后从未放松对所有宗教信仰的迫害。对此问题本书将在第六章进一步展开论述。

4. 共产红祸，输出暴力

在《共产主义黑皮书：罪行、恐怖、镇压》的绪论《共产主义的罪行》中，作者初步统计了共产政权在全球的罪恶行径及导致的死亡人数，他估计共产政权导致的总死亡人数约为9,400万。其中苏联2,000万人、中国6,500万人、越南100万人、朝鲜200万人、柬埔寨200万人、东欧的共产政权100万人、拉丁美洲15万人（主要是古巴）、埃塞俄比亚170万人、阿富汗150万人，另有10,000人是因“国际共产主义组织发起的运动和在野的共产党”而死亡。[8]

根据不同学者的统计，柬埔寨在赤柬1975到1979年的这段统治期间，在中共的直接干预控制下，赤柬暴政害死的人数大约在140万到220万之间，而当时的柬埔寨总人口也不过700多万人。柬埔寨在所有共产极权国家中表现最为极端，近1/3的人口死于非命。

朝鲜从1948到1987年间，强制劳动、处决和集中营劳改，造成超过100万人死亡。估计240,000到420,000人死于上个世纪90年代的饥荒，1993年到2008年朝鲜有600,000到850,000人非正常死亡。金正恩上台后，更是明目张胆地大肆残杀，包括其高层政府首脑和亲人，还不惜以核战争威胁世界。

从苏俄建立第一个共产政权至今，短短一百年间，共产邪灵在共产政权国度里竟杀戮了比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总和还多的人。共产主义的历史就是一部杀人史，每一页都染著世人的血迹，都记载着共产邪灵百年来一路暴力嗜杀的恶行。

备注

原文出处：http://www.epochtimes.com/gb/18/5/22/n10417707.htm

【大纪元2018年05月24日讯】第四章 输出革命

目 录

1. 向亚洲输出革命
   1）朝鲜战争
   2）越南战争
   3）红色高棉
   4）其它亚洲国家
   
2. 向非洲与拉丁美洲输出革命
   1）在拉丁美洲输出革命
   2）在非洲输出革命
   
3. 向东欧输出革命
   1）阿尔巴尼亚
   2）苏联对东欧革命的镇压
   
4. 冷战终结
   1）“红场”依然猩红
   2）红祸依旧泛滥
   

共产邪教在全球的传播依赖的是暴力和谎言。当一个大国在向小国输出这种邪教意识形态的时候，暴力是最快捷有效的方法。自由社会如果不能够认清共产主义的邪教特征，就会对其凭借暴力或谎言（如所谓的“大外宣计划”、“孔子学院”等形式）输出邪恶意识形态掉以轻心。本章所关注的就是共产邪教在亚洲、非洲、南美和东欧的扩张和渗透。共产主义对西欧和北美的渗透手法更加复杂，将在下一章专门论述。

1. 向亚洲输出革命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夺取政权，实际上就是苏联“输出革命”的结果。1919年，苏联成立了“第三国际”，企图向全世界输出革命，让整个国际社会完全赤化。该计划很快付诸实施，1920年4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Grigori Voitinsky）来到中国，5月在上海建立联络处，准备组建“中国共产党”。在其后的三十多年中，直到中共建政之初，都只是苏共的附庸。毛泽东那时每个月拿苏俄160到170银元的经费当工资，[1]而当时上海一个普通工人的月薪也不过20元左右。

中共的夺权过程还跟共产党对美国的渗透有关，这是杜鲁门放弃对蒋介石支持的原因之一，将中国拱手让给了苏联支持的中共。杜鲁门还做出了在二战后撤出亚洲的决定。1948年，美国即从韩国撤军，1950年1月5日，杜鲁门发表声明，表示美国在亚洲奉行不介入政策，对蒋介石的台湾不提供军事援助，如果台湾与中共发生战争，美国将置身事外。一周后，美国国务卿艾奇逊（Dean Gooderham Acheson）重申了这一政策，声称如果在朝鲜半岛发生战争，美国将置身事外。[2]虽然美国后来因为朝鲜入侵韩国导致联合国出兵，而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美国的亚洲政策，但是美国在此之前的对亚洲不介入政策，的确为共产党在亚洲的扩张创造了条件。

中共“输出革命”可谓不计血本。除了训练各国游击队、提供武器、派出作战人员颠覆各国合法政府之外，还提供大量金钱支持。在文革疯狂时期的1973年，中共“对外援助”达到了创纪录的占国家财政支出的7%。据中共外交部的解密档案记载：“1960年，除了运往几内亚的1万吨大米，还有15,000吨小麦运往阿尔巴尼亚。从1950年到1964年底，我国对外援助金额达人民币108亿元。这些援助金额中，又以1960年～1964年我国最困难[注：即“大饥荒”期间]的时候用得最多。”[3]其中1958年到1962年的导致数千万人饿死的大饥荒期间，“对外援助”款额竟达23亿6000万元。[4]这些钱如果用于购买粮食，足以救活所有的被饿死的3000万百姓。因此，这些冤魂不仅是在为中共“大跃进”付出代价，也是中共“输出革命”毁灭世界的牺牲品。

1）朝鲜战争

共产邪灵为毁灭全人类而力图占领世界，因此它也会利用人对权位名利的欲望，诱惑人向世界推广它的邪教意识形态。斯大林、毛泽东、金日成、胡志明等，都是在这种野心的指使下行事的。

毛泽东在1949年拜见斯大林时，以比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更屈辱的条件，准备牺牲百万军人和上千万劳工的生命为代价帮助斯大林在欧洲建立霸权，以此换取苏联支持他控制朝鲜。[5]1950年6月25日，朝鲜发动了预谋已久的侵略韩国的战争，三天内攻陷了汉城（首尔），一个半月后几乎占领了整个朝鲜半岛。

早在战争爆发前的1950年3月，毛泽东就在东北布置重兵，随时准备入朝参战。整个战争过程我们略过不提，由于杜鲁门的绥靖，导致战争久拖不决。中共以“志愿军”的名义参战，还有一个险恶用心，就是把国民党在内战时投降的百万士兵送到前线当炮灰。[6]到战争结束时，中方伤亡也达百万之多。

朝鲜战争的结果是南北分裂，而朝鲜在苏共和中共争夺控制权的时候两边通吃。例如1966年，金日成访华，得知北京在修建地铁时，就要求中共在平壤也无偿建一条。毛泽东立即决定优先且无偿为朝鲜建地铁，将北京在建的地铁停工，将一切设备和人员，包括铁道兵两个师、数万人及大批技术人员送到平壤。朝鲜不出一分钱、一个人，还要求中共要考虑战备防空，结果平壤地铁成了世界上最深的地铁系统，最深处达地下150米，平均深度90米。之后，金日成又翻脸不认账，说是朝鲜人自己设计、施工并完成了这项工程。同时，金日成还越过中共，有事直接向苏联汇报，或要钱要物，并清洗了所有中共在朝鲜战争时留下的企图建立亲北京政府的人士，杀的杀、关的关。中共赔了夫人又折兵。[7]

等到苏共垮台之后，中共对朝鲜的援助也大不如前。朝鲜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就饿殍遍野。2007年，韩国非政府组织“朝鲜逃北者联合会”说，在金氏家族执政的六十年间，至少有350万人因为饥饿和与之相关的疾病死亡。[8]这也是共产邪恶政权在输出革命中欠下的血债。

2）越南战争

越南战争之前，1954年中共支持越共战胜法国，而有《日内瓦协定》及南北越南对峙。其后，法国撤出越南，北越对南越的入侵和美国的介入遂使越南战争升级为二战以后最大的局部战争。美军直接参战时间从1964年持续到1973年。

早在1952年，毛泽东就向越共派出顾问团，其军事顾问团团长就是中共上将韦国清。中共派出的土改顾问团，将越南数以万计的地主、富农关押和处决，引发了北越的饥荒和农民暴动。中共和越共联手镇压这些暴动，并发动了和中共“延安整风”类似的“整训”和“整军”运动。毛泽东为了成为亚洲共产党的领袖，不顾国内饿死几千万人的大饥荒，大规模援助越南。[9]1962年，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终止了毛泽东的疯狂政策，准备恢复经济，让毛泽东退居二线。而毛泽东不甘心失去权力，于是悍然加入越战，而没有军权的刘少奇面对开动的战争机器，只能放弃恢复经济的部署。

1963年，毛泽东相继派出罗瑞卿和林彪访问越南，刘少奇向胡志明承诺中共将独家承担越战费用，并表示“打起仗来你们可以把中国当成你们的后方”。[10]在中共的全力煽动和支持下，1964年7月，越共在北部湾以鱼雷袭击了美国军舰，制造了“北部湾事件”，引发了美国正式参战。随后，为了和苏共争夺对越南的控制，中共出钱、出物资、出人。[11]根据陈宪辉在《革命的真相‧二十世纪中国纪事》中的数据，“毛的援越带给越南深重灾难，造成越南500万平民死亡，遍地废墟、地雷区和崩溃的经济。……中共向越共提供的无偿援助中包括：足够装备陆海空军200多万人的武器弹药和其它军用品；100多个生产企业和修配厂；3亿多米布匹；3万多辆汽车；数百公里铁路；500多万吨粮食；200多万吨汽油；3000公里以上的油管以及几亿美元的现金外汇。物资金钱援越之外，中共秘密派出30多万解放军换上北越的军装轮番进入参加了对南越军、美军作战，为了保密将无数阵亡的中国士兵就地埋在了越南。”

到1978年，中共对越南的总援助达到200亿美元，[12]而中国1965年的GDP不过才704亿人民币（按当时官方汇率大约折合286亿美元）。[13]

1973年，美国在自己国内共产党分子煽动的“反战运动”下妥协，从越南撤军。1975年4月30日，北越占领西贡，南越灭亡。越共在中共的指导下，开始了类似中共夺权后的“镇反”运动，南越大约两百多万人冒死逃亡，[14]成为冷战时期亚洲最大的难民潮。1976年，整个越南落入共产主义的魔掌。

3）红色高棉

越战中越共要求中共大规模援助越南，但这后来也成为中越交恶的导火索之一。中共为了输出革命，以巨额援助为代价要求越南不停地和美国打下去，[15]而越南并不希望长期维持这场战争，从1969年开始就加入了美国为首的四方会谈。这个会谈将中共摒除在外。而到了70年代，林彪事件以后，毛泽东急需在国内树立威望，加上中苏在珍宝岛开战后关系更加恶化，毛又联美制苏，邀请尼克松访华。此时美国也面对国内反对越战的声浪，不愿继续打下去，越南和美国签订了和平协定，越南与中共渐行渐远，向苏联靠近。

毛对越南极为不满，决定利用柬埔寨制约越南。[16]越南和柬埔寨的关系更加不和，最终两国开战。

中共对柬共的扶持从1955年就开始了，让柬共领导人到中国接受培训。杀人魔王波尔布特的柬共最高领导人位置就是1965年由毛泽东任命的。毛向柬共提供金钱和军火。仅在1970年，中国就援助波尔布特3万人的武器装备。[17]等到美国撤出印度支那（越南、柬埔寨和老挝），当地政府根本无力抵抗中共支持的共产党，因此老挝和柬埔寨的政权在1975年都落入共产党手中。

老挝落入越南手中。而柬埔寨则由中共控制，建立红色高棉。为了执行中共要教训越南的政策，红色高棉多次入侵1975年被北越统一的越南南部，屠杀柬越边境居民，试图攻占越南手上的湄公河三角洲。越南此时和中共关系不睦而和苏联交好，在苏联的支持下，越南在1978年12月开始进攻柬埔寨。[18]

红色高棉的波尔布特当权后实行极端恐怖统治，宣布废除货币，下令强制所有城镇居民都到郊区参加集体劳动，并屠杀了所有的知识分子。三年多时间，暴政造成的死亡人数达到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但受到中共领导人张春桥和邓颖超的大力吹捧。等到越南与柬埔寨开战后，不堪忍受的百姓纷纷支持越南军队。仅仅一个月，红色高棉全线崩溃，丢失了首都金边，红色高棉政府只好逃亡山区打游击，到1997年波尔布特被捕，后在公审中被判处终身监禁。

越南对柬埔寨的战争激怒了邓小平，加上其它因素，于是邓小平打着“自卫反击战”的名义在1979年发动了中越战争。

4）其它亚洲国家

中共输出革命，给各国华人带来了一个惨痛的恶果，就是排华事件，至少几十万华人被屠杀，在当地经商和受教育的权利受到限制。

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印尼。上世纪50到60年代，中共向印尼提供了大量经济援助和军事装备，扶植印尼共产党。印尼共产党当时是印尼第一大党，有300万共产党员，加上一些附属组织，高达2,200万人。他们遍布印尼党政军各个部门，苏加诺总统身边也不乏共产党人。[19]毛当时正在谴责苏联变成了“修正主义”，极力鼓动印共走武装夺权的道路。印共领导人艾地是毛泽东的崇拜者，于是准备发动政变。1965年9月30日，右翼军人苏哈托粉碎了这次政变，最后与中国断交，并处决了大批共产党员。这次清洗还跟周恩来有关，周恩来曾在一次共产国家的国际会议上，向苏联和各国共产党代表保证说：“东南亚有这么多华侨，中国政府有能力通过这些华侨输出共产主义，使东南亚一夜之间改尽颜色。”印尼的大规模排华由此展开。[20]

缅甸排华也与此类似。1967年，文革刚刚爆发不久，中国在缅甸的大使馆和新华社分社在华侨中大力宣传文革，鼓励华侨学生带着毛泽东的像章和《毛主席语录》上学，并和缅甸当局对峙。军政府吴奈温将军下令禁止佩戴毛像和学习毛的著作，并关闭华侨学校。1967年6月26日，首都仰光发生暴力排华事件，几十名华人被殴打致死，几百人被打伤。1967年7月，中国官媒号召：“坚决支持缅甸人民在缅共领导下进行武装斗争，大造奈温政府的反。”随后，中共向缅甸共产党派出了军事顾问团以及200多现役军人加入缅共军队，又让在中国居住了十七年的大批缅共成员回缅甸开展武装斗争。之后，大批中国红卫兵和中国庇护的缅共武装从云南攻入缅甸，击溃政府军，占领了掸邦的果敢（Kokang）地区，大约有一千多云南知青死在异国他乡的战场上。[21]

文革前后，中共在亚洲地区“输出革命”多以鼓吹暴力为主，并提供人员培训、军火和军费。但中共放弃“输出革命”后，各国共产党基本上风流云散，再也形不成气候。马来西亚共产党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1961年，马来西亚共产党决定放弃武装斗争，准备以合法政党身份参政。邓小平将马共领导人陈平等人召到北京，要求马共坚持武装斗争，因为彼时中共认为以越南战场为中心的东南亚“革命高潮”即将到来。这样马共的武装斗争又延长了二十年。[22]中共向马共提供资金，让他们从泰国黑道购买军火，并于1969年1月在湖南省益阳市建立“马来亚革命之声广播电台”，用马来语、泰语、英语和一些方言进行广播。[23]文革后，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与邓小平会谈时，要求邓撤除在中国的马共电台和对印尼广播的电台。那时中共国际上四面树敌，十分孤立，加上邓小平刚刚复出也需要国际社会支持，于是邓小平接受了建议，召见马共领袖陈平，限期撤除“马来亚革命之声”电台。[24]

除了上述国家之外，中共还向菲律宾、尼泊尔、印度、斯里兰卡、日本等地输出革命，有的是提供军事训练，有的则是在舆论上的吹捧和支持。一些当年共产党建立的组织后来成为国际公认的恐怖组织，例如日本的“赤军”，该组织臭名昭著的口号是“反帝爱国、革命就是屠杀与破坏”，制造了包括劫机和屠杀乘客等一系列恐怖事件。

2. 向非洲与拉丁美洲输出革命

中共在文革时经常引用的一句马克思的口号是：“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鼓吹世界革命，而前苏联在上世纪60年代的时候力量处于收缩期，不得不提出“三和一少”的主张，也就是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少支持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革命。这被中共称为“修正主义”。中共在60年代初，王稼祥也持类似主张，被毛泽东批评为“对帝修反要和气，对世界革命运动援助要少”。因此，毛泽东除了在亚洲输出革命外，还和苏联竞争非洲和拉丁美洲。

林彪在1965年8月发表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的长篇文章中，宣称世界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按照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文章将北美和西欧比作城市，而将亚、非、拉比作农村。以此推论，向亚非拉输出革命就成了中共当时的重要工作。

1）在拉丁美洲输出革命

特拉华大学程映红教授在《向世界输出革命──文革在亚非拉的影响初探》一文中提到：

在拉丁美洲，毛派共产党人60年代中期在巴西、秘鲁、玻利维亚、哥伦比亚、智利、委内瑞拉、厄瓜多尔等国都建立了组织，主要成员来自青年和学生。在中国支持下，1967年拉美毛派共产党建立了两个游击队，一个是哥伦比亚人民解放军，其中有一个模仿“红色娘子军”的女兵单位，叫作玛利亚娘子军连；另一个是玻利维亚的毛派游击队。委内瑞拉的一些共产党人也在同一时期展开了一些武装暴力斗争。此外，秘鲁共产党的左派头目古兹曼于1967、1968年左右在北京受训，除了学习使用炸药和使用武器，更重要的是领会毛泽东思想，特别是精神变物质、有了正确的路线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等等典型的文革政治话语。

古兹曼是秘鲁共产党（亦称“光辉道路”）的领导人，该组织被美、加、欧盟和秘鲁政府认定为恐怖组织。

墨西哥和中共建交于1972年，中共任命的第一任墨西哥大使是熊向晖。而熊是中共内战时长期潜伏在胡宗南身边的特务，以他为大使，搜集情报（包括美国情报）和干涉墨西哥政府的用意十分明显。就在熊向晖上任前一周，墨西哥宣布逮捕了一批“在中国受过训练的游击队”。这又是中共输出革命的证据。[25]

古巴是拉美第一个和中共建交的国家。为了拉拢古巴，同时和苏联争夺国际共运的领导权，中共在1960年11月国内已经饿殍遍野的时候，给了到访的切‧格瓦拉6,000万美元的“贷款”，周恩来还告诉格瓦拉，这钱“可以经过谈判不还”。等到卡斯特罗在中苏关系破裂后倒向苏联，中共则通过驻哈瓦那大使馆向古巴干部和平民大量邮寄小册子，煽动颠覆卡斯特罗政权。[26]

2）在非洲输出革命

程映红教授在《向世界输出革命》一文中也概述了中共如何影响非洲国家的独立以及独立后走何种道路：

据西方媒体报导，在60年代中期以前，一些从阿尔及利亚、安哥拉、莫桑比克、几内亚、喀麦隆和刚果来的非洲革命青年在哈尔滨、南京和其它中国城市接受训练。一个叫作“罗得西亚津巴布韦民族联盟”的组织的成员介绍他在上海接受为期一年训练的情况。除了军训，主要是政治学习，如何发动乡村群众和展开以人民战争为目的的游击战。一个阿曼游击队员介绍了他1968年在中国接受训练的情况。他经过组织安排先到巴基斯坦，然后乘坐巴基斯坦航空公司的飞机到达上海，再转到北京。在参观了中国的一些样板学校和公社之后，他被送进训练营接受军事训练和思想教育。……在课程表上，毛泽东著作的课程是最重要的，受训人员必须背诵很多毛语录，有关纪律和如何对待乡村群众的内容听上去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很类似。这些非洲人也实地观察了文革中的中国。例如，当他们参观一所学校时，教师提出“对黑帮分子怎么办？”的问题，学生们异口同声地说“杀杀杀”。……在最后结束训练时，每个受训的安曼人都得到一本阿拉伯语的毛泽东著作。

对坦桑尼亚和赞比亚的援助是中共60年代在非洲的最大项目。当时中共从上海纺织工业局派出大量专家，援建坦桑尼亚友谊纺织厂。派出的负责人给援建项目注入了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该负责人一到坦桑尼亚就组织造反队伍、在工地上挂五星红旗、竖毛像和毛语录，放中共的文革音乐和毛的语录歌，把工地弄成文革在海外的样板。他还组织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坦桑尼亚工人中广泛活动，散布造反有理的观点。[27]

中共的输出革命引起了坦桑尼亚的不满。后毛泽东决定援建连接坦桑尼亚和赞比亚的坦赞铁路，将东非和中南非洲贯通起来。这条铁路穿越高山、峡谷、湍急的河流和茂密的原始森林，沿线许多地区荒无人烟，野兽成群，有的路基、桥梁和隧道的地基土质为淤泥、流沙，因此施工极为困难，光桥梁就修了320座，隧道22条。中国派出5万劳工，付出了66条生命，耗费近百亿人民币，从1970到1976年耗时六年竣工。但由于坦赞两国经营不善、管理层的大肆贪污，该铁路已经破产。按照可比价格计算，这条铁路的造价，至少相当于现在的几千亿到上万亿人民币。

3. 向东欧输出革命

1）阿尔巴尼亚

中共除了向拉美和非洲输出革命外，在欧洲还倾力拉拢共产国家阿尔巴尼亚。早在赫鲁晓夫做秘密报告之后，阿尔巴尼亚在意识形态上支持中共，让毛泽东喜出望外，从此开始了不计血本的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新华社记者王洪起回忆说：“自1954年至1978年，中国向阿共提供援款75笔，协议金额为100多亿人民币。”当时阿尔巴尼亚的人口只有200多万，相当于每人从中国获得了4,000多元人民币的“援助”，而当时中国自己的人均收入一年也不过200元人民币。这中间还经过了三年“大饥荒”和文革时期的经济崩溃。

在大饥荒期间，中国用当时极为宝贵的外汇，进口了一些粮食。1962年，阿驻中国大使雷兹‧马利列到中国要求粮食援助，刘少奇一声令下，让刚刚从加拿大购买小麦的中国轮船立即改变航向，调头驶向阿国的港口卸下了全部小麦。[28]

阿尔巴尼亚对中共的援助视为理所当然，而且肆意浪费。从中国运去的大量钢材、机械设备、精密仪器等被随意堆放在露天地里，常年风吹雨打。而且毫不在乎地说：“没关系，坏了、没有了，中国再给嘛。 ”中国帮助阿尔巴尼亚建立了纺织厂，但阿国没有棉花，中国只好用外汇买进口棉花给他们。有一次阿副总理查尔查尼向当时的中共驻阿尔巴尼亚大使耿飙提出更换化肥厂的主要设备并提出不要中国的机器，而要用意大利的，中国只好用外汇从意大利买来机器安装上。

这种所谓援助，只是助长了对方的懒惰和贪婪。1974年10月，阿国要求中国提供50亿元人民币的贷款，中国当时处于文革后期，经济近乎崩溃，权衡再三还是决定给10亿。阿国大不满意，在国内掀起声讨中国的运动，说什么“绝不会在外来经济压力下低头！”并拒绝提供中国需要的原油和沥青。

2）苏联对东欧革命的镇压

东欧地区的社会主义制度可以说完全是由苏联输入的。二战结束以后，根据雅尔塔会议划分的势力范围，东欧被交给了苏联。

1956年，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之后，首先起来反抗的就是波兰。在经过工人抗议、镇压和政府道歉后，波兰选出了对苏联持强硬态度的哥穆尔卡，并顶住了赫鲁晓夫的干涉。

接下来的就是著名的匈牙利事件，发生在1956年的10月。一群学生举行集会，推倒了斯大林的雕像，随后集会吸引了大批民众参加，并和警察发生冲突。交火中，至少上百人被打死。苏联认为可以和新的反对派合作，于是任命卡达尔为党中央第一书记，纳吉为部长会议主席（即总理）。纳吉上台后，宣布退出华沙条约组织（即类似北约的军事集团，以苏联为领导），并进一步推动“自由化”。苏联不能容忍匈牙利这种变化，于是将坦克开到布达佩斯街头，纳吉被逮捕和处决。[29]

继“匈牙利事件”之后就是1968年捷克的“布拉格之春”。从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之后，捷克的管制逐步放松，到1967年春天，相对独立的民间社会在捷克已经成形，其中代表人物就是后来当选为捷克总统的哈维尔。在这个社会氛围下，1968年1月5日，改革派杜布切克接任捷共第一书记，提出加强改革和“有人性的社会主义”的口号。随后杜布切克大规模地平反斯大林时代的冤假错案，释放异见分子，放松新闻管制，鼓励学术自由，允许公民自由出国，放松对宗教的监控等，在党内也实行有限度的民主。

苏联认为这些改革不仅背叛了社会主义原则，还会让其它国家效仿。于是在1968年3月到8月，苏共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等与杜布切克举行了五次高峰会谈，企图压服他放弃民主改革。杜布切克拒不同意，于是在1968年8月，苏联的6300辆坦克就开进了捷克！历时八个月的“布拉格之春”被坦克碾碎了。[30]

从匈牙利事件和布拉格之春，我们可以看到，东欧的社会主义制度实际上是苏联强行移植和用暴力维护的。当苏联放弃这种暴力的时候，东欧的社会主义阵营也就在极短时间内迅速解体了。

最典型的案例就是柏林墙的倒塌。1989年10月6日，东德各城市正在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并和警察发生冲突。此时，戈尔巴乔夫正在东柏林访问，他对东德统一社会党总书记昂纳克说“只有抓紧时机进行改革才有出路”。 随后，东德取消了前往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的旅行限制。这使大批人可以通过捷克投奔西德，柏林墙已经无法隔断民众的逃亡潮。11月9日，东德被迫放弃了边界管制，数以万计的东德人翻越柏林墙到达西柏林，并捣毁了柏林墙。这座矗立了数十年的铁幕的象征就此消失。[31]

柏林墙倒塌的1989年，是一个动荡的年份。这一年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捷克和东德都实现了自由化，在名义上抛弃了社会主义，这也是苏联放弃干涉它们的结果。1991年，苏联解体，冷战结束。

中共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曾经援助的国家达到110个，意识形态输出是中共决策的重要考虑因素。而苏联对中东、南亚、非洲、拉丁美洲的干涉也不只是我们上述列举的那一点。因此本章内容只是举例说明，“暴力移植”是共产邪灵在国际上扩充共产主义的重要手段。它占有的地区和控制的人口越多，毁灭起人类来才越得心应手。

4. 冷战终结

冷战的结束让许多人都松了一个口气，认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或者持类似主张的暴政终于完结，但这只是魔鬼的一个伎俩而已。美苏的对抗转移了人们对中共的注意，为中共实施更邪恶和隐蔽的共产主义政策赢得了时间。1989年六四屠杀之后，邪恶的江泽民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凭借中共已经锻炼成熟的镇压机器和谎言宣传，继续有系统地毁坏传统文化、建立党文化，以沦丧道德为方法培训出反传统、反道德的“狼崽子”，为其以后大规模迫害法轮功并最后毁灭人类做好充分准备。

在前共产阵营的国家中虽然共党倒台，但是全世界范围内对共产主义的清算、对其所犯罪行的审判从没有进行过。俄国也从来没有清除苏共的影响及废除特务机构克格勃，过去的克格勃首脑却掌管着现在的俄罗斯。共产主义的理念、思想依然存在，很多被共产邪灵训练成熟的共产分子还在，并渗透到西方以至全球。

对共产主义有着深刻认识的老一代西方反共斗士们随着岁月流逝离开了人世，新一代人认为共产主义已经成为历史，对共产主义的邪恶、杀戮、欺骗伎俩既没有认识，也没有愿望去认识！因此原有的共产主义者仍按照激进的或渐进的共产主义理论行事，做着各种破坏本国意识形态、社会体制，乃至暴力颠覆这些国家政权的活动。

1） “红场”依然猩红

在其它原共产主义阵营国家纷纷要求独立的大潮冲击下，前苏联内政不稳，外交孤立，经济崩溃，民心思变。时任俄罗斯总统的叶利钦下令宣布苏共为非法组织，并限制其在俄罗斯境内的活动。民众喊出心中积蓄已久的去共、反共的时代强音，最终在1991年12月26日由原最高苏维埃通过决议宣布苏联停止存在，立国六十九年的苏联从此正式解体。

但深深浸透到俄罗斯人头脑里的共产意识，怎会轻易退出？虽然叶利钦在俄罗斯刚刚成立时，也掀起了一股“去苏联化”运动，当时列宁像被推倒，焚烧了一些苏联书籍，一些曾经在苏联政府工作过的员工被解雇，很多与苏联有关的物品都被砸、被烧。但共产邪灵这个本质的东西却没有触及。当年在二战结束后，全球在去纳粹化方面做得十分彻底。从对纳粹战犯公审、判刑，到对纳粹思想彻底清扫，让世人们看到、听到纳粹两字都感到耻辱。时至今日对漏网的纳粹分子仍不放过，直至将其绳之以法。

但是很遗憾，在共产势力仍很猖獗的俄罗斯，去共不及时、不彻底，势必养虎为患。很快共产势力便组织反扑。1993年10月，数万莫斯科市民在莫斯科的广场集会游行，挥舞苏联国旗，呼唤列宁、斯大林的名字，游行的队伍越来越大。1991年莫斯科人走上街头要求独立和民主，但这次却是共产势力要求恢复苏联体制，其中还有一些军队、警察参与，使得局势更加对抗。在关键时刻安全部门和军队的将领支持了叶利钦，叶利钦派出精锐坦克部队平息了这一危机。但是共产势力仍在并组建了俄罗斯共产党，成为当时俄罗斯第一大党，直到普京的执政党俄罗斯党（United Russia）成为第一大党。

时至最近几年，一些社会调查显示（如莫斯科RBK电视台2015~2016年所做的一系列调查），很多问卷回答者（约60%）依然认为“苏联应该重生”。2017年5月，在俄罗斯有很多人纪念苏俄夺权一百周年。苏联时期成立的苏联共青团（Komsomol）在莫斯科红场集会，在列宁遗体前，举行青年人入团宣誓。俄罗斯共产党主席根纳季‧久加诺夫（Gennady Zyuganov）在集会上还号称最近时期有6万新人加入俄罗斯共产党，共产党继续生存并发展。

仅就莫斯科而言，尚有近80个列宁的纪念碑存在，红场的列宁遗体仍在吸引者各式游客和信仰追随者，红场依然猩红，共产邪灵在俄罗斯依然存在，克格勃也从来没有被彻底揭露和被世人唾弃，持有共产主义理念的大有人在！

2）红祸依旧泛滥

根据现有数据统计，现在世界上由共产党执政的国家有4个：中国、越南、古巴、老挝。朝鲜表面上放弃了马列共产主义，但实际上仍是共产极权国家。冷战前共有27个过去共产党执政的共产党国家。现在共产党仍可参政的国家有13个，现有共产党注册的国家约120个。共产党政权在过去近百年已经消亡的约有120个国家。

到20世纪80年代，拉美各国各类共产主义政党，包括共产党和自称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政党有50多个，党员总数约100万（其中古巴共产党约占一半）。80年代上半期，美苏在亚非拉热点地区展开激烈争夺。随着东欧及苏联解体，共产势力逐渐减弱。以暴力为主，如秘鲁共产党（“光明之路”），强力推行共产制度及暴力行动的国家越来越少，大部分国家都改头换面以社会主义变种形式出现。他们将原来的共产政党称号变成诸如民主社会党、人民社会党等等。中美洲十几个共产政党改名去掉共产党，但继续推行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理念，形式上却更有欺骗性。

拉美33个独立国家，除古巴是共产党执政外，共产党多是“合法”政党。委内瑞拉、智利、乌拉圭等国的共产党与执政党结成各种形式的联盟并加入了政府，是参政党，其它多数国家共产党的政治身份是在野党。

虽然在西方及其它地区一些国家中，共产邪灵并没有采取东方杀戮的暴力手段，但它们以各种变异的手段，潜移默化的渗透已然达到了它们毁坏人类道德、毁坏神传给人的文化、推行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理念制度等所设的目标。共产邪灵事实上已经侵吞、占领了全世界。共产邪灵达到其最后毁灭全人类这一终极目的也只是一步之遥。

备注

原文出处：http://www.epochtimes.com/gb/18/5/23/n10421536.htm

【大纪元2018年05月25日讯】第五章 渗透西方（上）

目录

引言

1. 暴力共产主义和非暴力共产主义
   
2. 共产国际、谍报战、“谣言”战
   
3. 从罗斯福新政到进步主义
   
4. 西方的文化大革命
   
5. 和平反战运动与民权运动
   

引言

2016年美国大选是几十年来最富戏剧性的一次选举。虽然58%的投票率并不算高，但选战过程却一波三折，很不寻常。随着共和党候选人胜选，喧嚣的选战暂时落下帷幕，但另一场战争随即开始了。除了媒体上铺天盖地的对新当选总统的攻击，很多城市都爆发了针对选举结果的抗议游行。游行者打出“不是我的总统”等标语口号，称新选总统为“种族主义者”、“性别歧视者”、“排外主义者”、“纳粹党人”，要求重新清点选票，甚至威胁启动弹劾程序。

虽然抗议者一再声称他们的游行示威出于自发，调查记者还是发现了关键的证据，揭示出其示威活动是有人在背后策划的。据指证，组织抗议的是左派的“职业革命家”，这些团体和朝鲜、伊朗、委内瑞拉、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或者极权国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最主要的两个团体──“工人世界党”（Workers World Party）和“自由之路社会主义组织”（Freedom Road Socialist Organization）分别是斯大林主义和毛（泽东）主义的共产主义组织。根据这一系列调查的结果，新西兰政论家翠弗‧劳敦（Trevor Loudon）制作了纪录片《陷于重围：2017美国内战》（America under Siege: Civil War 2017）。[1]

劳敦并非危言耸听，也不是出于冲动说上面一番话的。他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研究共产主义问题，发现共产主义把美国作为渗透和颠覆的主要目标。[2]由于形形色色的共产主义者掌握了美国的教育、媒体，渗透进政界和企业界，过去几十年美国社会在意识形态上不断向左，即共产极权方向迁移。就在世人为自由世界击败共产阵营欢呼的时候，共产主义却悄然控制了西方主要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媒体，加紧准备着最后的致命一击。

美国作为自由世界的灯塔，肩负着“世界警察”的天赋使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国的参与最后扭转了战争的局面；在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冷战当中，美国抵制住了另一个超级大国的核武威胁，最终不负众望，成功瓦解了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二百多年前，富于远见的美国建国之父们，在研究了西方主要的信仰体系和哲学理念、经过审慎的思考和讨论之后，撰写了不朽的政治学经典──《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这两个基础性文件，把天赋人权作为不证自明的真理，确立了宗教自由和言论自由原则，并且奠定了分权制衡的共和制度。这两个文件和众多睿智的政治家、虔敬信神的美国人民一道，保证了美国社会的和平、稳定和繁荣达两百年之久。

共产邪灵当然不会安心于整个西半球超出其掌控之外，它要在东西方同时布局。为了毁灭人类，邪灵操纵其在人间的代表，先是勾画了一个大同社会的美好愿景，然后选择不同的人间代理，以不同的方式散布歪理邪说，极其狡诈地实施毁灭人类的计划。如果说在苏联、中国等国家，共产邪灵采用的是夺权、杀戮等方式，破坏传统文化、败坏人的道德，最后达到毁灭人类的目的，那么在西方所谓的“自由世界”，共产邪灵采用的则是渗透的方式，用千变万化的欺骗手法，变异其宗教、文化，控制其政治、经济、社会组织，最终也达到败坏人、毁灭人的目的。

由于在西方国家共产党暂时没有取得政权，共产邪灵的代理人不得不戴上各种各样的面具，渗透进各种各样的组织和机构当中。在推进共产主义的过程中，至少有四股力量以不同方式发挥了作用。

第一，苏联的颠覆和渗透。苏俄成立之初，即成立共产国际（史称第三国际），作为向全世界输出革命的工具。上世纪80年代中共改革开放以后，与西方开始了更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往，也开始用不同方式对西方进行渗透。

第二，各国共产党听命于苏联共产党和第三国际，积极筹划颠覆活动。

第三，西方很多国家的政府在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时期，病急乱投医，采纳了各种变形的社会主义政策，使西方社会中过去几十年中呈现不断向左转的态势。

第四，各个国家都有共产党的同路人、同情者，大量被共产党利用的“有用的傻瓜”，成为共产邪灵得心应手的工具。他们和共产党一起，成为西方国家内部的“第五纵队”，客观上起到了破坏传统文化、败坏社会道德、支援共产政权、颠覆本国合法政府的作用。

本章将从不同角度勾画出共产主义渗透西方的过程和手法。由于图景纷繁复杂，这里难免挂一漏万。但掌握了基本的线索，相信读者能够举一反三，认清戴着各种假面具的共产邪灵的魔爪。由于篇幅所限，我们主要使用了美国的例子，但读者应该清楚，魔鬼的诡计绝不仅仅局限在美国一国，在其它国家其手法也是高度相似的。本章也将概述共产主义对欧洲的影响。

1. 暴力共产主义和非暴力共产主义

很多人心目中的共产党都是和暴力分不开的，这一点事出有因。共产党从不讳言暴力。事实上，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叫嚣：“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2]《宣言》出笼之后一百多年的时间，尤其是因为俄国和中国的共产革命都以暴力为主要手段，客观上使世人忽视了共产主义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即非暴力的共产主义。

暴力革命派的马克思主义以列宁为代表。列宁从两个方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按照马克思的设想，共产主义革命首先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爆发，但列宁认为，在落后的俄国一样可以建成社会主义。列宁的另外一个“贡献”是其“建党”学说。列宁认为，工人阶级不能自发地产生阶级意识和革命要求，必须从外部把革命的要求灌输给工人阶级。因此就要组织一个由职业革命家组成的、有严格纪律的政党，这个政党就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列宁“党建学说”的实质是把黑帮组织和恐怖主义嫁接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说之上，设计出一个依靠暴力和欺诈实现共产主义骗局的路径。

就在马克思死去的第二年（1884年），英国诞生了一个以渐进方式实现社会主义的团体“费边社”。费边社的名字来源于以“逃避、拖延”战术著称的古罗马将军费边‧马克西姆，费边社的标志是一只披着羊皮的狼。在《费边短评》的第一期刊头上，登载了这样一句社铭：“要像费边与汉尼拔作战那样，尽管许多人指责他拖延时日，他还是极其耐心地在等待时机；一旦时机来到，就得像费边那样，全力出击，否则就白等了一场，徒劳无功。”[3]

费边社宣扬“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因此发明了“到处钻洞”的“渗透”策略。费边社不仅不限制自己成员的活动，而且鼓励他们去做内阁大臣、高级行政官员、大工业家、大学校长、主教等重要人物的随从，或直接加入其它同意接受他们的团体，以便通过这些途径，把其思想灌输给关键的决策人物。费边社主席西德尼‧韦伯（Sidney Webb）写道：“我们坚定不移地相信我们所谓的‘渗透政策’──那就是说，把社会主义思想与社会主义计划，不仅要注入到完全信奉社会主义的人们的思想里，同时也要注入到与我们见解不同的人们的思想里──我们不遗余力地不仅在自由党人或激进主义者中进行这种宣传，也在保守党人中进行这种宣传；不仅在工会运动者和合作主义者中进行宣传，也在雇主们及金融家们中进行宣传。只要有机会，我们就把符合于我们的方向的观念和计划向他们进攻。”[4]

费边社成员中有很多青年知识分子，他们四处演讲，出版书籍、杂志、小册子，在社会上影响很大。20世纪之后，费边社成员开始参加政党活动。费边社四巨头之一的韦伯成了刚刚成立的工党的全国执行委员会中的费边派代表。他为工党起草党章、拟定党纲草案，指导各项政策，努力使费边社会主义成为该党的指导思想。费边社在美国影响也很大，有不止一个费边主义团体，费边思想在著名大学的文科院系中影响也很大。[5]

不管是列宁式的暴力共产主义还是费边社的非暴力共产主义，背后都是共产邪灵在操控，其终极目的没有任何差别，因此列宁式的暴力共产主义并不排斥非暴力手段。在《共产主义运动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列宁严厉批评了西欧共产党拒绝与“反动”的工会合作，或者拒绝加入资产阶级国家议会的举动。列宁写道：“政治家的艺术（以及共产党人对自己任务的正确理解）就在于正确判断在什么条件下、在什么时机无产阶级先锋队可以成功地取得政权，可以在取得政权过程中和取得政权以后得到工人阶级和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十分广大阶层的充分支持，以及在取得政权以后，能够通过教育、训练和争取愈来愈多的劳动群众来支持、巩固和扩大自己的统治。”[6]他一再强调，共产党必须隐瞒自己的真实意图，为了夺取政权，可以做出任何许诺和妥协。换句话说，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在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和中国共产党夺权过程中，他们的确是把暴力和欺骗的两手发挥得淋漓尽致。

较少引起人注意的是，那些非暴力共产主义流派其实也不排斥暴力。英国费边社代表人物之一、剧作家萧伯纳曾经写道：“我已经清楚地阐明：没有收入的平均就没有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贫穷是被禁止的。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都会被强制地喂饱、穿暖、居住、接受教育、安排工作。如果发现你的操行和勤奋够不上这样的待遇，你可能会被温柔地杀死。”[7]善于伪装的费边社选择了善于辞令的萧伯纳，把非暴力社会主义的真实目的包装得温情脉脉，只是在最后才露出凶残的面目。在西方国家共产主义运动高涨时期，共产党分子和其各种前台组织、被煽动蛊惑的青年，为了压制不同言论，造成一种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不惜采用暴力手段，打、砸、抢、烧、暗杀、爆炸，其行为模式和共产党如出一辙。

2. 共产国际、谍报战、“谣言”战

共产主义认为，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是阶级社会的产物。共产主义社会消灭了阶级，自然也就不再需要国家。因此，“工人阶级没有祖国”，在《共产党宣言》的最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呼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在俄国建成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之后，迅速成立“共产国际”，其使命就是输出革命，在世界范围内发动社会主义革命，推翻各个国家的合法政权，建立全世界的无产阶级专政。1921年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就隶属于第三国际的远东支部。

事实上，不仅仅是中国共产党，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共产党全都听命于共产国际，接受其资助和培训。苏联共产党也以其庞大帝国为后盾，在世界各国招募激进分子，把他们培养成“职业革命家”，在各自的国家进行颠覆活动。

1919年成立的美国共产党就是这样一个听命于共产国际和苏共的共产党组织。在近一百年的历史当中，虽然美国共产党从来没有变成一个拥有众多党员的大党，但在美国仍然发挥了相当大的影响力。他们采用灵活多变的手法，与美国社会的激进团体和激进分子勾结，渗透进工人运动、学生运动、教会，甚至美国政府。美国反共运动先驱弗莱德‧施瓦茨（Fred Schwartz）博士一针见血地指出：“尝试从共产党的人数来判断其影响力，就像通过比较孔洞面积与完好面积来确定船体是否安全。一个漏洞就足以使整条船沉没。共产主义理论就是有纪律的少数人控制和指挥其他人的理论。一个处于敏感位置的人可以控制和操纵数千人。”[8]

二战期间的美国政府内部有很多苏联间谍早已不是秘密。但由于1954年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参议员的反共努力被打压，左派媒体、政界、学术界合力掩盖，相关证据一直没有进入大众的视野。上世纪90年代中，美国政府公布了40年代二战结束之前美国情报部门破解的绝密电码维诺娜文件（Venona Files）。密电码显示，在美国政府内部至少有三百多名为苏联工作的间谍，至于他们手下还有多少人则不得而知。有些间谍在罗斯福政府中身居高位，能够接触绝密的敏感信息；有些则可以利用职权影响美国的政策走向。这些人包括向苏联输送原子弹技术和其它军事技术秘密、后来被送上电椅的罗森堡夫妇（Julius and Ethel Rosenberg）、财政部副部长哈利‧德克斯特‧怀特（Harry Dexter White）和国务院官员艾尔杰‧希斯（Alger Hiss）等。

由于维诺娜文件只揭示了冰山一角，到底有多少美国政府的机密文件被泄露给苏联尚不得而知。但更为重要的是，某些苏联间谍身居高位，有机会对美国政府的重要决策发挥重大影响力。在二战结束前举足轻重的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总统的顾问希斯在战后领土处理、战俘交换、联合国宪章的起草等重大决策过程中都起到了关键作用。而怀特作为财政部长摩根索最信任的助手之一，参与制订了很多关键政策，也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主要设计者之一、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的创建人之一。正是这个怀特在1941年促成国民党任命中共地下党员冀朝鼎为财政部高级官员，后者“帮助”国民政府设计的“金圆券”改革造成政府信用尽失。历史学家相信，由于苏联间谍和亲共分子的影响，美国在40年代后期的国共内战当中，中断对国民党的军事援助，是造成国民党失去中国大陆的重要原因之一。[9]

埃文斯（M. Stanton Evans）等学者强调，“影响政策”才是苏联间谍发挥的最重要的作用。[10] 一度加入美共和苏联谍报网，但后来反正并指证其他间谍的惠特克‧钱伯斯（Whittaker Chambers）写道：“敌对国家的代理人所占据的位置使他们不但能够窃取文件，而且有能力影响本国的外交政策，使其有利于国家的头号敌人。这不仅体现在一些特殊的时刻……而且体现在数量极其庞大的日常决定之中。”[11]

1970年投奔自由的前苏联克格勃成员尤里‧贝泽门诺夫（Yuri Bezmenov，化名托马斯‧舒曼）在著作和演讲中披露了苏联秘密颠覆西方的手段。贝泽门诺夫指出，很多西方人受詹姆士‧邦德（James Bond）一类的间谍电影影响，认为苏联颠覆的手段也是通过间谍窃取情报、炸毁桥梁等，但事实远非如此。克格勃所有人力物力当中只有10%到15%用于传统的谍报战，大量的人力物力用在了意识形态的渗透和颠覆上。贝氏详细解析了颠覆战略的过程、领域和手段。一般来说，颠覆分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造成敌对国家的文化颓废、士气低落（demoralization）；第二个阶段，造成该国的社会动荡；第三个阶段，制造危机，而危机将造成三种可能的局面：内战、革命或者外敌入侵，这时共产党将开始第四个阶段，即趁机夺权，进而“稳定局面”（normalization），建成一党制独裁国家。

按照贝氏的说法，共产党渗透的目标主要有三大领域：思想领域，包括宗教、教育、媒体、文化等；权力机构，包括政府、法院、警察、军队、外交机构等；社会生活，包括家庭、医疗健康、种族、劳资关系等。贝氏以“平等”观念为例，解释了共产党如何通过文化渗透，一步步造成社会动荡，从而制造革命时机的。谍报人员通过各种方式宣传“绝对平均主义”，让人们对自己的政治经济境遇不满，不满加剧后，影响生产力，进而影响劳资关系，造成罢工潮、经济衰退等，于是社会不稳，越来越多的人激进化，展开权力斗争，全面危机爆发后，革命或者外国入侵的机会就成熟了。[12]

1978年出逃西方的前罗马尼亚最高安全官员波切巴（Ion Mihai Pacepa）更加全面地揭露了前苏联东欧共产党国家对西方发动大规模心理战、“谣言”战（disinformation）的策略。波切巴强调，谣言战的目的是改变民众看问题的参照系，心理被改造之后，一个人即使面对真相也无法理解、无法接受，成为“有用的傻瓜”。[13]

贝泽门诺夫说，意识形态颠覆的第一个阶段一般要用15到20年，也就是一代人接受教育的时间。第二个阶段2到5年，第三个阶段只要3到6个月。1984年他发表演讲的时候说，第一个阶段已经完成，其效果之好远远超出了苏联当局的想像。

根据很多前苏联间谍、情报官员的自述和对冷战后解密档案的研究，前苏联的渗透是西方20世纪60年代反文化运动背后重要的推动力量。

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1950年开始揭露共产党对美国政府和社会的渗透，但1954年被参议院投票谴责，美国政府内部清理共产主义的努力半途而废，是美国加速走上下坡路的关键。[14]

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渗透、麦卡锡主义等一系列问题并没有随着苏联解体和冷战终结而失去现实意义。麦卡锡多年来被左派政客和媒体妖魔化，“麦卡锡主义”成为“政治迫害”的代名词，显示出左派已经牢牢地掌握了意识形态领导权。

一位美国保守派政治评论家在回顾了麦卡锡等反共英雄在美国被压制、被丑化的历史后说：“左派的反美是其整个世界观的有机组成部分。自由主义者为通奸者、色情业者、鼓吹堕胎权者、罪犯和共产主义者争取权利。他们本能地支持无政府状态，反对文明。自由主义者的立场不可避免的就是背叛。”[15]

3. 从罗斯福新政到进步主义

1929年10月24日黑色星期四，纽约股票市场发生崩盘。危机从金融财政扩散到整个经济体，主要西方国家无一幸免，失业率达到25%以上。全世界的失业人口超过3千万人，主要工业国除苏联外，工业生产平均下降27%。[16]

1933年初，罗斯福就职的一百天内，围绕着“解困、复苏、改革”的主题，接连出台了很多项法案，增加政府对经济的直接或间接干预。国会制定了《紧急银行法》、《农业调节法》、《国家产业复兴法》、《社会安全法》等法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新政基本结束，但罗斯福新政时期产生的一些制度或机构至今仍发挥着影响。

罗斯福颁发的总统令数量超过他之后20世纪所有总统颁发的总统令数量的总和。但一直到30年代末，美国的失业率都没有降到两位数以下。自罗斯福新政之后，美国政府走上了高税收、大政府、干预主义的道路。保守派思想家丹尼什‧德苏萨（Dinesh D’Souza）在新作《大谎》中指出：“《国家复苏法》（National Recovery Act, NRA）是罗斯福重要政策之一，也是新政的中心。这个法案基本上给美国的自由市场制度敲响了丧钟。”[17]历史学家吉姆‧鲍威尔曾以充分的史料证明罗斯福新政的效果是如何事与愿违的：新政受到了共产主义的影响；社会保障法使失业率增高；高税收破坏了健康的企业经营模式；劳工法造成失业等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弥尔顿‧弗里德曼称赞这本著作说：“鲍威尔确凿无疑地证明了新政影响了经济从萧条中复苏，延长并加重了失业，为更具侵略性也更昂贵的政府准备了条件。”[18]

1963年肯尼迪总统遇刺后上台的林登‧约翰逊总统发起了“向贫困宣战”和“伟大社会”运动。在极短时间内，约翰逊就发布了一系列总统令，出台一系列法律，建立新的政府机构，扩大福利计划，提高税收，急剧扩大了政府的职权。有趣的是，约翰逊总统的施政措施和1966年出版的《美国共产党新纲领》（A New Program of the Communist Party USA）几乎如出一辙。美共书记霍尔（Gus Hall）如此解释这个纲领：“共产党对‘伟大社会’的态度可以用一个老话概括──‘睡在同一张床上的人可以有不同的梦想’。我们共产党人支持‘伟大社会’的每一项举措，因为我们的梦想是社会主义。”霍尔所谓“同一张床”指的是“伟大社会”政策。[19]虽然同样支持“伟大社会”的举措，约翰逊政府的初衷是在民主制度下改良，而美共是为了把美国一步步引入社会主义。

“伟大社会”和“向贫困宣战”这两项运动最严重的后果有三：加重了公民对福利的依赖、越来越多青壮年拒绝工作、福利政策加速了家庭的解体。由于福利政策照顾单亲家庭，实际后果是鼓励了离婚和婚前、婚外生子。据统计，1940年非婚生子的比例在所有新生儿中为3.8%，这个数字到1965年时是7.7%。“伟大社会”改革之后的25年（1990年），这个数字骤升至28%，2012年升至40%。[20]家庭的解体带来一系列的社会后果，比如政府财政的巨大负担、犯罪率飙升、家庭教育的式微、一家几代人无法摆脱贫困、不劳而获的思想变得根深蒂固从而形成自愿失业大军等等。

苏格兰历史学家亚历山大‧弗雷泽‧泰特勒爵士（Sir Alexander Fraser Tytler）说过：“民主制无法成为一种行之久远的政治制度。总有一天，公众会发现他们可以通过投票选出让自己从国库中得到实惠的候选人，那时民主制就终结了。大多数选民会永远投票给许诺从公共财政里给予他们最多好处的候选人，这就造成了民主制因为松弛的财政政策而崩溃，最终被专制所取代。”[21]“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民众形成对福利的依赖之后，政府要想减少福利数量和种类，可以说比登天还难。“福利国家”成为西方国家政治上的痼疾，使众多政治家和学者一筹莫展。

上世纪70年代之后，极左派放弃了令美国民众警惕的革命话语，代之以更具有中性色彩的“自由主义”和“进步主义”。在共产党国家生活过的读者对后者一定不陌生，“进步”一直被共产党当作“共产主义”的隐语使用，比如“进步运动”指的是“共产主义运动”，“进步知识分子”指的是“亲共分子”或者干脆就是地下党员。“自由主义”也好，“进步主义”也罢，其实质并无不同，其内涵都是高税收、高福利、大政府、反宗教、反道德、反传统、“社会公正”、政治正确、高扬女权、同性恋和性变态者的权利等等，都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代名词而已。

我们无意指责哪一个政要或者个人，在纷繁复杂的历史变局中，要想做出正确的分析和判断，的确很难。在一页页历史翻开之后，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20世纪初以来，共产邪灵在东西方同时下手，东方发生暴力革命的同时，西方国家政府和全社会都受到共产主义影响，逐渐左转。就美国而言，第一次世界大战，尤其是经济危机之后，政府采纳了越来越多的社会主义政策。“福利国家”培养了人民的惰性和对政府的依赖，与此同时，无神论、唯物论迅速侵蚀美国社会的道德机体，远离了神、远离传统道德的民众，在花样百出的共产主义骗术面前，渐渐失去了抵御能力。

4. 西方的文化大革命

20世纪60年代是现代史的分水岭。一场史无前例的反文化运动从东方到西方席卷全球。与中共主导发起的中国文化大革命不同，西方各国的反文化运动表面上是一个多中心或者说无中心的运动。从60年代到70年代的十多年间，参加这场大规模运动的人（多半是青年人）似乎出于不同的动机，有着不同的诉求。其中有人反对美国的越南战争，有人争取有色人种的民权，有人反对父权、争取女权，有人争取同性恋者权利。其间混杂着反对传统文化、反对权威，追求个性解放和享乐主义，推动使用毒品、摇滚乐等等，令人眼花缭乱。

“西方文化大革命”的目标是毁掉正统的基督教文明和西方的传统文化。这个看似杂乱无章的全球文化现象，根本上来源于共产主义。马克思、马尔库塞、毛泽东（所谓“3M”）是造反青年崇拜的偶像。马尔库塞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成员。

法兰克福学派是一个以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流派。1923年，该研究所成立之初就曾经考虑过“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的名字，为了遮人耳目，遂命名为中性的“社会研究所”。法兰克福学派创始人之一、匈牙利马克思主义者格奥尔格‧卢卡奇有一句“名言”：“谁能把我们从西方文明中拯救出来？”（Who can save us from Western Civilization?）马尔库塞对这一句话做了如下发挥：“西方针对每一个它所接触的文明和文化都犯下了种族灭绝的罪行。美国和西方文明是世界上最大的种族主义、性别歧视、排外主义、反犹主义、法西斯主义和自恋的集合地。美国社会是压迫人的、邪恶的，不值得为其效忠。”显而易见，法兰克福学派以西方的传统文化为其主要敌人，意欲通过毁灭文化最终夺取意识形态领导权和政治领导权。

1935年法兰克福学派迁到美国，挂靠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之下。法兰克福学派和美国本土的左派知识分子一道，传播马克思主义及其变体，腐蚀了其后几代美国青少年。

马尔库塞的理论吸收了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的泛性论思想，主张解放文明对性的压抑，是性解放潮流的主要推手之一。马尔库塞认为，要想获得自由和解放，必须废除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本能的过度压抑，为此，必须反对一切传统的宗教和道德、秩序和权威，把社会变成一个可以无度享乐且不需工作的乌托邦。马尔库塞的代表作品《爱欲与文明》在法兰克福学派的庞大著作群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原因有二。第一，在这本书里，马尔库塞完成了对马克思和弗洛伊德思想的结合，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批判变成了新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心理批判；第二，这本书成为法兰克福学派与青年读者之间的桥梁，把反抗哲学直接转化为上世纪60年代的反抗运动。[22]

马尔库塞说：“（反文化运动）可以称之为一场文化革命，因为抗议针对的是整个文化体制，包括现存社会的道德……有一点确凿无疑：传统的革命观念和革命策略已经终结。这些概念太过老套……我们必须用分散的方式使这个体系分崩离析。”[23]

能够读懂法兰克福学派晦涩艰深理论的造反青年寥寥无几，但马尔库塞的思想主旨却简单明了：反传统、反权威、反道德，性、毒品、摇滚乐应有尽有，“要做爱，不要战争”。只要对一切权威和规范说“不”，就算参加了“高尚的革命事业”，这种自我感觉良好的革命多么廉价和简便易行！难怪当时的年轻人对此趋之若鹜。

必须强调指出的是，虽然很多造反青年出于自发，但最激进、处于运动最前列的很多学生领袖是受国际共产主义培训操控的，其中包括在古巴受训的“争取民主社会学生组织”（SDS）学生领袖；学生抗议活动是共产主义团体直接组织推动的结果。从“争取社会民主学生组织”分化出去的极左翼团体“气象员”（Weathermen）1969年发表的声明宣称：“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革命人民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是当前世界的主要矛盾。这个矛盾的发展推动了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的斗争。”这是中国共产党二号人物林彪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中的话。[24]

正如文化大革命对中国文化和社会造成了不可逆的破坏，反文化运动对西方社会文化的颠覆同样令人触目惊心。第一，它使很多边缘文化、底层文化、变异文化成为主流文化。性解放、毒品、摇滚乐迅速侵蚀青少年的道德观，把他们培养成反神、反传统、反社会的潜在腐蚀力量。第二，创造了街头革命的先例，培养了广泛的反社会、反美国的思维方式，为后来的街头革命开了先例。第三，60年代的年轻人街头革命受挫之后，进入大学、研究所，完成博士硕士学业，然后进入美国社会的主流，教育界、媒体、政界、工商界，把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带到体制内，发动了一场席卷美国社会的非暴力革命。

上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社会的主要的媒体、高校、好莱坞大多成为左派的大本营。里根总统在位时，在政界稍微扭转了向左转的势头，但90年代以后，政策再度左转，到近年达于顶峰。

5. 和平反战运动与民权运动

奥威尔的小说《一九八四》中的大洋国有一个重要的部门──和平部，这个部门的职责是发动战争。看似谐谑的命名其实大有深意──在实力不如人时，最好的策略是宣称爱好和平；在意欲发动战争时，最好的掩盖也是高举橄榄枝。不仅苏联和其它共产国家把这套策略运用得十分娴熟，国际共产主义直到今天仍然不时祭出这面旗帜，作为渗透西方、麻痹和打击自由世界人民的主要工具之一。

世界和平理事会（World Peace Council）成立于1948年，首任主席约里奥‧居里是法国物理学家、法共党员。当时二战刚刚结束，只有美国成功研制出了原子弹，苏联大力推广“世界和平”作为缓解战争压力的韬晦之计。世界和平理事会由苏联共产党下属的苏维埃和平委员会直接管控，在世界范围内，吹嘘苏联是爱好和平的国家，称美国是世界上的头号战争贩子、和平的大敌。苏联扶植了数量众多的组织团体，如世界工会联合会、世界青年联合会、国际妇女联合会、国际新闻记者协会、世界民主青年同盟、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等，与世界和平理事会相呼应，“世界和平”成了共产主义针对自由世界的舆论战的前沿阵地之一。世界和平理事会其实是共产国际的外围组织。

1961年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在报告中说：“每天都应该有更多人被卷入要求和平的斗争当中……和平的旗帜使我们把群众团结在我们周围。高举这面旗帜，我们会取得更大的胜利。”美共书记霍尔立刻响应：“有必要扩大要求和平的斗争，使它升级，涉及更多人，使它成为每个社区、每个人民团体、每个工会、每个教会、每个家庭、每条街道、每个群众集会地的热点问题……”[25]

冷战时期和平反战运动出现过三次高潮。第一次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初；第二次反战运动高潮出现在60、70年代越战期间。根据投奔自由的前苏联格鲁乌（GRU，苏联总参谋部情报总局的简称）最高阶官员斯坦尼斯拉夫‧路涅夫的证词，越南战争中，苏联在西方国家的反战宣传上投入的金钱是对北越的军事和经济支援的两倍。他说：“格鲁乌和克格勃资助了几乎所有美国和其它国家的反战运动和反战团体。”[26]

在反越战运动中曾经很活跃的前马克思主义者罗纳德‧拉多什（Ronald Radosh）承认，反战运动的“真实意图从来就不是结束战争，而是利用反战情绪在美国国内制造一个新的革命的社会主义运动”。[27]

第三次反战运动高潮出现在80年代初美国在西欧部署中程核武器时。欧洲的和平、反核武运动虽然要求苏联和美国同时限制核武器，但苏联从来没有信守过任何国际条约。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1955年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在成立后的38年当中，苏联与全世界各个国家签订了近千项双边或多边条约，而它几乎违背了所有条约中的承诺。研究报告的作者表示，人类文明史上的大国如此缺乏诚信，苏联恐怕属于首例。[28]因此反核武运动针对的其实只是美国。

翠弗‧劳敦指出，20世纪80年代新西兰的反核武器运动就是苏联通过培训特工，里应外合实现的，结果是新西兰退出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军事同盟（ANZUS），把人口只有不到四百万的新西兰直接暴露在共产主义的威胁之下。[29]

9.11事件之后美国又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战游行和抗议。积极推动这些抗议的同样是与共产主义组织密切相关的组织。[30]

在很多历史书上得到正面评价的美国民权运动背后也有共产主义的幢幢鬼影。美国思想家G. 爱德华‧格里芬在比较了中国、古巴、阿尔及利亚的共产主义革命以后，发现美国的民权运动具有与以上革命相同的模式。第一个阶段，把民众分成敌对的不同的人群；第二个阶段，建立统一战线，制造一种运动受到普遍支持的假象；第三个阶段，打击反对派；第四个阶段，煽动暴力；第五个阶段，“上演”一场革命，实际是发动政变，伺机夺权。[31]

从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共产主义的美国工人党（The Workers’ Communist Party）就发现了黑人革命的巨大潜力。他们号召，在黑人聚居的南方成立苏维埃黑人共和国。[32]1934年出版的一本共产主义宣传手册《苏维埃美国的黑人》主张把南方黑人的种族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结合起来。[33]

美国60年代的民权运动受到了苏共和中共的支持。一度参加美共并到莫斯科接受培训的黑人伦纳德‧佩特森（Leonard Patterson）退出美共后，举证黑人的暴动、骚乱受到了苏共的大力支持，他本人就曾和美共总书记霍尔一起到莫斯科接受培训。[34]

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高涨也是在中共“输出革命”的大背景下发生的。1957年以后，中共的外交思想渐趋激进，1965年的时候公然打出“世界革命”的旗号，号召“广大农村”（亚非拉）包围“世界城市”（西欧、北美）的道路。黑人民权运动中最具暴力色彩的组织，如“革命行动运动”（Revolutionary Action Movement）、毛主义的黑豹党（Black Panther Party），都受到中共支持或直接影响。“革命行动运动”主张暴力革命，被主流社会看成是危险的极端主义组织，1969年后解体。黑豹党从形式到内容全是学习中共，提出的口号是“枪杆子里出政权”、“所有权力归人民”，《毛主席语录》是必读书。像中共一样，黑豹党主张暴力革命。其领导人克利弗在1968年预测说：“大屠杀即将到来。黑人解放的暴力阶段来临了，它将广泛传播。在射击与鲜血中，美国将被染红。死尸将散堆在大街上……”其他人也鼓吹暴力、游击战甚至恐怖主义。在很多黑人集会上，参加者挥舞著“红宝书”（《毛主席语录》），会议现场是一片红的海洋，和同时期的中国“交相辉映”。[35]

民权运动的很多诉求被主流社会所接受，但激进的黑人革命组织并没有消失，近年来在“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中重新浮现。[36]

全世界人都希望和平，和平主义的思想和实践滥觞于几千年以前的古代，20世纪以来也有一些富于远见和爱心的人物为了消除国家间的误解和敌意而奔走操劳。由于历史原因，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存在种族歧视的现象，民众为消除种族歧视所做的教育、宣传甚至抗争都是可以理解的。共产邪灵利用社会上存在的思想动向和矛盾摩擦，挑拨离间，煽动仇恨、制造暴力，欺骗和裹挟了很多最初并无恶意的民众。

备注

原文出处：http://www.epochtimes.com/gb/18/5/25/n10426013.htm

【大纪元2018年05月26日讯】第五章 渗透西方（下）

目 录

6. 崇拜撒旦的新马克思主义者
7. 左派发起体制内长征
8. 政治正确──魔鬼的思想警察
9. 社会主义遍及欧洲
10. 我们为什么会上魔鬼的当

6. 崇拜撒旦的新马克思主义者

20世纪60年代西方青年的街头革命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有一个人对他们的幼稚、真诚和理想主义不屑一顾。他说：“如果长头发对交流造成障碍，那就把长头发剪掉。”这个人就是索尔‧阿林斯基（Saul Alinsky）。他通过着书立说、培训学生、亲身实践，成为最近几十年来影响最大、最坏的变种共产主义者。

除了崇拜列宁、卡斯特罗等共产主义独裁者之外，阿林斯基对魔鬼撒旦也赞美有加。在他流传最广的著作《激进分子的守则》（1971）一书的题词里，阿林斯基向路西弗（Luficer，即撒旦）表示敬意。去世前不久接受《花花公子》杂志采访时，阿林斯基表示，如果死后有知，他会毫无保留地选择去地狱，并且开始组织那里的无产者，“因为它们是我的同类”。[1]

之所以称他为“变种共产主义者”，是因为与上世纪30年代的“老左派”（政治左派）和60年代的“新左派”（文化左派）不同，阿林斯基拒绝正面说明其政治理想。他含糊其辞地表示，世界上存在着有产者（the have）、少产者（the have-a-little-want-mores）、无产者（the have-nots）。他号召无产者对有产者造反，用任何手段抢夺财富和权力，实现一个绝对“公平”的社会。他强调可以不择手段地夺取权力，同时摧毁现存的社会制度。有学者称他为“后共产主义左派（post-Communist left）的列宁”和“军师”。[2]

在发表于1971年的《激进分子的守则》（Rules for Radicals）一书中，阿林斯基系统阐述了“社区组织”（community organizing）的理论和方法。这些守则包括：“速战速决；对敌人保持强大压力；威胁比打击更可怕；讽刺是最强大的武器，分化敌人、孤立目标，对其进行人身攻击”等。[3]规则的实质，就是为了目标、为了攫取权力可以不择手段。

这些看似干巴巴的“社区组织规则”，在实际运用当中就会露出狰狞的面目。1972年越战仍在进行，当时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的前总统布什（George H. W. Bush）去杜兰大学（Tulane University）演讲。反战学生向阿林斯基寻求建议。阿林斯基回复说，公开抗议缺乏新意、效果平平，而且可能造成抗议者被开除，不如穿上3K党的装束，每次布什为越战辩护的时候，都起立喝采，挥舞写有“3K党支持布什”标语的牌子。学生依计行事，果然造出了很大的声势。[4]

被阿林斯基及其追随者津津乐道的还有他策划的另外两次抗议活动。1964年，为了胁迫芝加哥市当局接受其条件，阿林斯基策划了一个阴损的抗议计划。芝加哥的奥黑尔国际机场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机场之一。阿林斯基设想，如果在机场外面抗议，即使组织几千人也无法引起多少注意。但是如果派人长时间占据机场内的厕所，将会造成极大的混乱，芝加哥市当局将成为国际丑闻的主角。阿林斯基派人进行了实地考察，发现实施其计划，大概需要2500人。在实施之前，他故意把消息透露给芝加哥市当局，当局只好乖乖地请他们前去谈判。[5]

为了胁迫纽约州罗切斯特市当局增加雇用黑人的比例，阿林斯基又设想了一个同样阴损的招数。罗切斯特爱乐乐团的演出是当地重要的文化盛事，市政府也非常珍视这一传统。如果能够打乱乐团的演出，让罗切斯特市成为全国人的笑柄，那会逼迫市政府接受他们提出的条件。阿林斯基策划的行动是这样的：雇一百个黑人，给每个人买一张音乐会票，演出之前，为他们提供一顿免费晚餐，只有一种食物，就是烤豆子。吃了豆子，这些雇来的观众肯定会不断放屁，这就把一个高雅的文化活动毁了。消息传出，市政当局不得不被迫接受条件。[6]

阅读阿林斯基的书，给人一种阴险冷酷的印象，让人不寒而栗。他倡导的所谓“社区组织”是一种渐进式的、改头换面的革命。其“革命理论和实践”有这样几个特点。[7]

第一，新老左派至少在修辞上还有一层“理想主义”色彩，阿林斯基剥除了任何“理想主义”的外衣，把革命变成赤裸裸的权力争夺。他在进行“社区组织”培训的时候，会例行问学员：“你们为何进行‘社区组织’？”有人会说是为了帮助他人。这时阿林斯基会朝他们吼道：“你们是为了权力而组织！”他的培训手册这样写道：“我们不因不要权力而富有美德，却会因不要权力而变成懦夫。”“有权是好的，无权是恶的。”其追随者的培训手册上竟然说：“把你们教会和团体里想要做好事的人清除出去。”

第二，20世纪60年代的反叛青年高调地反政府、反社会，对此阿林斯基不以为然。他强调只要有可能，就应该进入体制之内，甚至表现出一种合作的姿态，伺机等待或制造颠覆的机会。

第三，阿林斯基的最终目标是毁灭和颠覆，而不是给任何人群带来好处，因此在实施其计划时，必须隐藏真实目的，用局部的或者阶段性的、貌似合理或无害的目标动员大面积人群行动起来。当人们适应了这种变动的时候，再让他们为了更激进的目标而行动就相对容易了。阿林斯基说：“在任何革命性变革发生之前，群众对变革本身的态度都必须是被动的、肯定的、不对立的。”“记住：一旦让群众就一个没有争议的问题──比如污染──组织起来，被组织起来的群众就开始行动了。从‘污染’到‘政治污染’再到‘五角大楼的污染’只是自然的一小步。”一个深受阿林斯基影响的“争取民主社会学生组织”头目一语道破了激进抗议行动的实质：“问题的意义不在于问题本身，问题永远是革命。”60年代后的激进左派深受阿林斯基影响，他们“创造性地”把一切社会问题引向对当局和体制的不满，任何社会议题在他们手里都变成了推进革命的垫脚石。

第四，阿林斯基把政治变成一场没有任何道德底线的游击战争和全面战争。在说明其“社区组织”策略的时候，阿林斯基告诉其追随者，要让抗议行动作用于敌人的眼、耳、鼻子。如果一个组织人数足够多，就到光天化日下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让敌人看见；如果人数不够多，就躲在暗处大肆鼓噪，使敌人听到，感到震慑和惊疑；如果人数太少，连呐喊鼓噪都做不到，就把那块地方变得臭不可闻。

第五，在其政治行动中，阿林斯基强调利用人性最邪恶的部分，包括好逸恶劳、贪得无厌、妒嫉、仇恨等等。有时他领导的行动会为参加者争取到一些蝇头小利，但这只会使其更加见利忘义、鲜廉寡耻。为了颠覆自由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秩序，阿林斯基不惜沦丧人的道德；一旦掌权，他也绝不会顾惜从前“同志”的生命和福祉，这是一个简单的推论。

几十年后美国政界两个知名人物深受阿林斯基的影响，把颠覆美国、文明和传统价值观的静悄悄的革命带进了体制内。与此同时，阿林斯基倡导的无底线的、游击战和超限战式的抗议，在上世纪70年代之后的美国大行其道，1999年在西雅图反对世界贸易组织（WTO）的vomit-in（抗议者吃一种催吐药，然后集体在广场或会议中心呕吐）、“占领华尔街”、“安提法”（Antifa）运动等等，都是显例。

7. 左派发起体制内长征

首先提出“体制内长征”的是意大利共产党党魁葛兰西（Antonio Gramsci）。葛兰西发现，有信仰的人不会轻易被煽动发动革命推翻合法政府，因此要想制造革命，就要制造一大批不信神、反传统、不讲道德的流氓痞子。因此，无产阶级革命必须从颠覆宗教、道德和文明入手。20世纪60年代的街头革命失败以后，很多造反派进入学院，取得学位后成为学者、教授、官员、记者等，进入社会主流，发起了“体制内的长征”，用渗透的方式侵蚀到维系社会道德的重要机构之内，包括教会、政府、教育机构、立法和司法机关、艺术团体、新闻媒体以及不同的民间团体。60年代以后的美国，就像一个重度感染的病人，已经无法具体指明，到底病灶在什么地方。各种马克思主义的变种深入美国社会机体，而且具有了自我生长繁殖的能力。

在众多“革命理论”和“革命策略”里面，哥伦比亚大学的两个社会学家提出的“克劳德-毕汶”（Cloward-Piven）策略独树一帜，可操作性强，被“成功”试用。

克劳德-毕汶策略的核心是用福利拖垮政府。按照美国政府的政策，有资格领取福利救济的人口数远远大于实际领取救济金者的数量。只要把这些人找出来，鼓励或者组织他们去领取救济金，很快就可以花光政府资金，造成政府入不敷出。具体实施这个策略的是一个黑人活动家创立的“全国福利权组织”（National Welfare Rights Organization，NWRO）。据统计，从1965年到1974年，领取福利的单亲家庭数量从430万激增至1080万，翻了一番还多。1970年，纽约市年度预算的28%用于各项福利支出，平均每两个人工作，就有一个人领取福利。1960年到1970年，纽约市领取福利的人数从20万增长到110万。1975年，纽约市几乎破产了。[8]

克劳德-毕汶策略是一种制造危机的策略，也可以看作是阿林斯基理论的一种应用。阿林斯基的规则之一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让敌人按照他们自己的规则行事）”（Make the enemy live up to its own book of rules）。[9]

从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政变开始，共产党就擅长阴谋诡计，凭借极少的人数，制造出声势很大的“革命”或者“危机”。以美国政治为例。现在美国有的左翼政党纲领的激进程度，超出很多人的理解范围。为什么这些号称“民意代表”、“民选官员”的人，似乎只代表极端小众（比如跨性人）的呼声，反而弃国计民生的重要议题而不顾？其实，答案很简单。他们并不是在代表真正的民意。列宁曾经说过，工会是“共产党和群众之间的传送带”。共产主义分子发现，只要控制住工会，就控制了一大批选票；只要控制了选票，就可以让“民选官员”、“民意代表”言听计从。因此，共产主义分子取得工会的控制权，进而控制大批议员和“民选官员”，把其颠覆性的政治纲领变成了左翼政党的政治纲领。斯考森在《赤裸裸的共产党人》一书中揭示，共产党的45个目标之一是“俘获美国的一个或者两个政党”，[10]就是通过这样非常复杂的运作实现的。普通工人为了维护基本权益，不得已加入工会，成为工会的棋子，这和向黑社会交保护费是一个道理。

对共产党绑架民主国家的政策的机制，翠弗‧劳敦的分析非常中肯。劳敦把这个过程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政策的制订。冷战当中，苏联及其盟国制订了针对各个民主国家的政策，目的是对这些国家进行渗透、瓦解、和平演变。第二个阶段，灌输和培训（indoctrination）。冷战时期，每年有数千来自世界各地的共产主义者在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接受培训，培训的重点是如何利用本国的劳工运动、和平运动、教会和民间团体，影响本国的左翼政党。第三个阶段，实施。[11]冷战结束之后，西方国家本土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团体发挥了更大的主导作用。

上世纪70、80年代以后，大量受共产主义思想影响的美国人进入社会主流，他们或者从政，或者从事教育、学术研究，或者进入媒体，或者进入数以百计的民间团体，他们用几代人积累的“经验”改造美国，美国几乎全面沦陷。

民主国家的制度本来就是给有一定道德尺度的人设计的，对于处心积虑想干坏事的人来说，这个制度有很多“漏洞”，如果要颠覆自由社会制度，有很多条道路可供选择。中国有句俗话：“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共产主义分子和被他们欺骗的无知的代理人处心积虑地颠覆自由社会的制度，经过几十年的筹划和运作，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政府和社会都已经被蚕食得千疮百孔，共产主义思想、因素已经深度侵蚀进了美国的肌体。

8. 政治正确──魔鬼的思想警察

共产党国家对人民的思想言论实行最严厉的管制，这一点已经众所周知。但是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西方国家出现了另外一种形态的言论思想管制，这个打着“政治正确”旗号的思想警察，堂而皇之地横行于教育、媒体和社会各界，成为箝制人的思想和言论的工具。尽管很多人已经感到它的邪恶的控制力，但尚不了解其意识形态根源。

“政治正确”一词和“进步”、“团结”（solidarity）等词语一样都是共产党的党话，其最表层的含义是指不要使用对少数族裔、妇女、残疾人和一些特殊人群带有歧视色彩的语言，比如要称呼“黑人”为“非洲裔美国人”，称呼印第安人为“美洲本土人”，称呼非法移民为“没有身份证件的工人”等等。“政治正确”更深一层的含义是，把人群按照“受压迫”程度分成等级，“受压迫”最深重的要受到最高程度的尊重和礼遇。这种不问个人品行和才能、只问人群归属的“唯成分论”被称为“身份政治” （identity politics），现在在美国和西方大行其道。按照这种逻辑，黑人女性同性恋者，同时占有了被压迫种族、被压迫性别和被压迫性取向三重身份，因此在“政治正确”的排行榜上居于前列，而性取向正常的白人男子反而成为逆向歧视的对象。这和共产党国家把人按照财产分成阶级、“红五类”、“黑五类”，消灭打压地主资本家，把知识分子说成“臭老九”，歌颂“贫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如出一辙。

某些群体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不高，有非常复杂的历史原因，包括社会原因和其自身的原因，绝非一句“被压迫”就可以简单概括。“政治正确”人为地给思想划定界限，“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武断地给人扣上“种族主义者”、“性别歧视者”、“同性恋恐惧者”、“伊斯兰恐惧者”的帽子，使本应该有自由研讨之风的大学成为禁锢思想的场所，使全社会噤若寒蝉，无法严肃讨论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课题。某些团体以“政治正确”为名，进一步挤压传统宗教的空间。更有甚者，很多国家就所谓“仇恨言论”立法，或者扩大原有的“仇恨言论”概念，用法律形式把对言论自由的限制固定下来，逼迫学校、媒体、互联网公司和个人就范。这是向共产党国家对言论严厉管制迈出的一大步。

2016年总统大选后，美国社会进一步撕裂，除了在各大城市爆发的游行以外，侵犯言论自由的现象频频出现。2017年9月，一位保守派作家应邀到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演讲，安提法（Antifa）组织扬言要挑起暴力冲突。伯克利警方严阵以待，出动三架警用直升机，当晚的安全保卫支出就超过60万美元。[12]记者问一位前来抗议的年轻学生，“你怎么理解第一修正案？”（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言论自由），这位学生脱口而出，“第一修正案早就过时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64年学生运动开始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就是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的“争取言论自由运动”。如今时过境迁，左派抢占了话语权，就开始剥夺其他人的正当的声音。

2017年3月，美国政治学家查尔斯‧莫瑞（Charles Murray）应邀到弗蒙特州的明德学院（Middlebury College）演讲时遭暴力袭击，陪同他的一位本校教授被打伤。2018年3月，宾州大学法学院终身教授维克斯（Amy Wax）因发表了所谓不符合“政治正确”的言论而被停职。[13]还有某些打着法律幌子的团体以反对“仇恨言论”的名义，给很多正常的社会组织贴上“仇恨组织”的标签。此外还发生了多起保守派学者、作家等出席的活动被威胁停办的事例。[14]

左派对言论自由的干扰绝不是民众之间的正常论争，而是共产邪灵在利用具有坏思想的人并煽动不明真相的人扼杀正义的、至少是正常的声音。政治正确的实质是用变异的政治标准取代正的道德标准；它是魔鬼的思想警察。

9. 社会主义遍及欧洲

“社会党国际”（Socialist International）组织起源于1889年恩格斯创立的第二国际。当第二国际成立之时，全球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政党超过100个，而作为执政党角色坚持社会主义的国家也有66个。如今的“社会党国际”名称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1951年，由世界各国的社会民主党，包括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工党、民主社会主义政党组成。

欧洲遍地都是第二国际留下的社会主义政党，很多还是所处国家的执政党。最初的社会主义阵营中有主张暴力革命的列宁和主张渐进式改革的考茨基、伯恩斯坦等人。在“社会党国际”中，社会民主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基本上同义，都主张或标榜社会主义是取代资本主义的新制度。目前“社会党国际”有各类成员和组织约160个，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国际性政党组织。

活动于欧洲议会的欧洲社会党也是“社会党国际”的联盟组织之一，其成员是欧盟及周边国家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它也是欧洲议会内的一个政党团体，于1992年成立，其成员分布在绝大多数欧洲机构内，包括欧洲议会、欧洲委员会、欧盟理事会、欧洲理事会和欧盟地区委员会。目前拥有来自25个欧盟国家和挪威的32个政党成员、8个准会员和5个观察员，共45个政党，可见其活动范围之广。欧洲社会党自己宣称的主要任务是：加强欧盟内部和整个欧洲的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运动，同时发展各国成员政党、成员政党议会党团、欧洲社会党党团和欧洲社会党本身的紧密合作关系。简单来说就是大力推行社会主义。

瑞典执政党“瑞典社会民主工党”公开宣称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其理论指导。在其执政的数十年中，主张平等与福利的“社会主义”理念。其党史展览室里至今高悬著马克思、恩格斯的画像。

英国工党的指导思想直接来源于“费边社会主义”。如前文所述，费边社会主义不过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变种，强调以渐进的方式实现社会主义至共产主义的转折，同样是鼓吹高税收、高福利等社会主义理念。英国工党最近几十年来屡次成为英国执政党，也一直在推行着费边社会主义的那一套。

英国共产党也一直积极参与、影响英国政局，并有自己的党报《晨星》。英共建立于1920年，在英共鼎盛时期也曾经有共产党议员通过竞选进入英国下议院。最近的英国大选一开始，英共突然宣布，支持目前以某左翼政治家为首的英国工党竞选。

一位工党重要人物四十余年如一日地“主张国有化，主张社会主义”。2015年9月，他以得票近60%的压倒性优势当选工党党魁。他长期高调参与同性恋、双性恋、跨性者等社团权益的活动。当被BBC记者问到对卡尔‧马克思的看法时，他说：“他（马克思）是个很有意思的人物；他博览广读，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他赞扬马克思是“伟大的经济思想家”。

法国的社会党是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也是法国最大的中左翼政党，还是社会党国际、欧洲社会党成员。该党自称是社会主义政党，该党总统候选人在2012年被选为法国总统。法国2017年的新选总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坦承自己是毛主义者，张口闭口毛泽东、邓小平语录，革命、长征、文化革命等词随手拈来。

意大利的老牌共产主义者葛兰西不光在1921年建立了意大利共产党，还担任该党总书记。意共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一直十分活跃，很长时间保持着第二大党的位置。1991年改名为意大利左翼民主党。

欧洲的另一个大国德国也不例外。德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故乡，20世纪影响很大的新马克思主义流派“法兰克福学派”亦发源于德国。

其它欧洲国家，如西班牙、葡萄牙等也都有十分活跃的共产主义政党，影响力都不可忽视。整个欧洲，不只东欧国家是共产主义占主导地位，北欧、南欧、西欧各个非共产政权国家其实也都是在有意或无意中推行着共产主义的理念或制度。欧洲沦陷并非危言耸听。

10. 我们为什么会上魔鬼的当

美国社会学家保罗‧霍兰德尔（Paul Hollander）在《政治朝圣者》（Political Pilgrims, 1981）这本书里，讲述了众多到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和卡斯特罗时代的古巴的政治朝圣者。这些青年知识分子成批地涌进上述几个国家。虽然在这些国家的某些不为人知的地方，正发生著骇人听闻的暴行，这些朝圣者们归来之后，仍然热情地撰文著书赞美社会主义制度。[15]

共产主义思想是魔鬼的意识形态，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世人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共产主义所到之处全都伴随着暴力、谎言、战争、饥荒和暴政。问题是：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心甘情愿地帮助这个魔鬼散布谎言，甚至成为它的驯服工具呢？

就美国而言，不同时代的人被共产主义吸引有不同的动机。最早的美共党员很多是移民，他们经济地位低下，难以融入当地社会，受自己母国（大多是俄国、东欧国家）影响加入共产党。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之后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影响大幅度上升，西方思想界急剧左转。很多知识分子到苏联参观，回来著书立说，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其中包括某些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作家、艺术家、记者等等。“婴儿潮”一代人在60年代进入大学，他们在战后优裕的环境中长大，社会关怀被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误导到反战、女权等运动上。比他们更年轻的一代人在学校里接受的已经是高度左倾的教学内容，因为他们的老师就是“获得终身教职的激进派（tenured radicals）”，共产主义的“体制内长征”开花结果，开始了在体制内的长盛不衰、自我繁殖。

任联邦调查局局长长达37年的J. 埃德加‧胡佛（J. Edgar Hoover）在揭露共产主义的专著《欺诈大师》（Masters of Deceit）一书中，归纳了五类共产主义分子：公开的共产党员、地下共产党员、共产党的同路人、共产党的同情者、上当受骗者。[16]其实，除了极少数极端邪恶顽固的共产主义分子，绝大部分的共产党员又何尝不是上当受骗者？

美国记者约翰‧里德《震撼世界的十天》和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又名《西行漫记》），对于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共产主义思想，起了很大的作用。里德是被埋葬在克里姆林革命公墓的三个美国人之一，本身就是共产主义活动家。他对十月政变的记叙，并非对事件的客观报导，而是精心策划的政治宣传。斯诺是共产主义的同路人，他在1936年提交给中国共产党人的采访提纲起码包含了十多个方面的问题，涉及外交、抵御外敌入侵、对不平等条约和外国投资的看法，以及反法西斯等。后来毛泽东与斯诺在陕北窑洞的谈话就始于对提纲的回答，“这是中共中央集体智慧的结晶，进而向世界呈现了一个与时俱进、公开透明、开诚布公的中共形象。”年轻、轻信的斯诺被老谋深算的中共当成一个工具使用，把精心编织的谎言传播到全世界。

别泽门诺夫回忆了自己作为克格勃特工期间，是如何接待来访的国外“友人”的。他们的行程都是苏联情报部门安排的，参观访问的教堂、学校、医院、幼儿园、工厂等等，都是事先安排好的，所有的人都是共产党员或者是“政治上”靠得住的人，而且事先经过培训，确保按照统一口径说话。他举过一个例子，上世纪60年代美国的一家主要杂志《看》，派记者到苏联采访，拿回去的所有材料，包括图片和文字，都是苏联的情报机构为其准备的。记者不加甄别地在美国发表，帮助苏联欺骗误导美国民众。别泽门诺夫说，很多记者、演员、体育明星到苏联参观访问，受到蒙蔽和欺骗，这是有情可原的。最不可饶恕的是很多西方的政客，为了个人的身名利益，罔顾事实，配合苏共编织并传播谎言，是彻头彻尾的道德堕落。[17]

弗莱德‧施瓦茨博士在《本性难移的共产主义者》一书中，分析了为什么往往是一些家境优裕的年轻人倾心共产主义。他列举了四个理由：第一，对资本主义制度感到失望；第二，唯物主义哲学；第三，知识的傲慢；第四，未得到满足的宗教需要。“知识的傲慢”是指那些十八九岁、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对真实的历史一知半解，在反权威心理的驱使下，反感一切关于传统、权威、民族文化的“说教”，最容易成为共产主义宣传的受害者。“未得到满足的宗教需要”是指，每个人都有一种宗教冲动，想要为了一个超越于个人之上的更大的目标而努力。但是学校灌输的无神论和进化论使其无法从传统宗教中得到满足，共产主义的那一套漂亮的“解放全人类”的说辞乘虚而入，恰好起到了替代性宗教的作用。[18]

知识分子容易受到激进意识形态的欺骗，这个现象引起了很多学者的注意。法国社会学家雷蒙‧阿隆的《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深刻地指出，20世纪的知识分子一方面严厉批评传统政治制度，另一方面对共产党国家的暴政和杀戮高度容忍、视而不见。他认为，这些左派知识分子虚伪、独断专行，并富有非理性的狂热，他们把左派意识形态抬高到世俗宗教的高度。英国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Paul Johnson）在其名著《知识分子》（Intellectuals）一书中，分析了从卢梭以降十几位知识分子的生平和激进的政治观点（包括共产主义）之间的关系。约翰逊发现的一个致命的弱点是傲慢的自我中心主义。[19]美国知名经济学家托马斯‧索维尔（Thomas Sowell）在《知识分子与社会》（Intellectuals and Society）一书中也以大量事例，指出知识分子的理智的狂妄。

这几位学者的分析各有见地，但我们想指出知识分子容易受骗还有更重要的原因。共产主义思想是魔鬼的意识形态，它不属于任何人类社会的传统文化，由于其有违人的本性，也不可能由人自发推演出来，只能从外部灌输。在无神论、唯物论的影响下，现代社会的学术界和教育界普遍背离了对神的信仰，一味迷信科学和人的所谓“理性”，轻易地成为魔鬼意识形态的俘虏。

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共产主义开始大规模入侵美国教育，加上左派媒体的狂轰滥炸、教育的白痴化及很多年轻人沉迷于电视、电脑、网络、社交媒体、电脑游戏，在这些因素交相作用下，年轻一代很多人变成了知识贫乏、视野狭窄、缺乏责任感和承受能力的“雪花人”（snowflakes）。经过几代人的灌输，被彻底洗脑的人，即使见到、听到真相，也会用扭曲变异的思想进行分析。换句话说，共产党谎言形成了一层起隔离作用的薄膜，让这些人与真相绝缘。

魔鬼为了欺骗世人，全方位地利用愚昧、无知、自私、贪婪、轻信这些人性的弱点，同时也利用了人的理想主义和对美好生活的浪漫幻想，这是最可悲的。其实，共产党国家并不像那些对共产主义抱有幻想的人想的那样罗曼蒂克，如果他们到共产党国家真实地生活一段时间，而不是走马观花式地参观旅游，他们自己就会发现这一点。

共产主义魔鬼对西方的渗透呈现出极为复杂多样的面貌。只有从具体现象上超脱出来，站在一个更高的立足点，才能看清魔鬼的真实面目和真实目的。

魔鬼能够得逞，其根本原因是人远离了对神的信仰，放松了道德的约束。只有回归对神的信仰，净化心灵，升华道德，才能摆脱魔鬼的控制。如果整个社会都能够回归传统，魔鬼将再也没有容身之地。#

备注

原文出处：http://www.epochtimes.com/gb/18/5/26/n10429603.htm

【大纪元2018年05月28日讯】第六章 信仰篇：魔鬼让人反神、排神

目录

引言

1. 东方──暴力反神、排神
   1）苏俄暴力毁灭正教
   2）中共破坏传统文化，剿灭宗教，割断神人联系
   （1）中共破坏中华传统文化
   （2）毁掉传统文化承传基石
   （3）迫害宗教
   
2. 西方──渗透、限制宗教
   1）渗透宗教
   2）限制宗教
   
3. 共产邪灵编造的变异神学
   
4. 宗教乱象
   

引言

世界上几乎所有民族都有其远古的神话、传说，告诉世人当初该民族的神是如何按照自己的形象造就了该民族的人，并为人奠基道德和文化，也给信神的人留下一条回归天国的路。在东方及西方，有女娲造人、耶和华造人等记载和传说。神也清楚地告诫人们，人必须遵守神的诫命，否则神会惩罚人。当人类出现大面积的道德败坏时，神也会出手毁掉人，以保持宇宙的纯洁。全世界诸多民族都有关于大洪水毁灭文明的传说，有的十分详实。

为了维系人的道德，有时会有觉者或先知下世，重新归正人心，以避免人走入毁灭，同时带领人的文明走向成熟。如西方的摩西、耶稣，东方的老子、印度的释迦牟尼，古希腊的苏格拉底都是如此。人类的历史与文化让人们了解什么是佛、道、神；什么是信仰、修炼及其不同法门；什么是正、什么是邪；怎样辨真伪、识善恶，最终等待末劫时创世主重来世间时能得救，重返天国。

人一旦割断了和造这个民族的神的联系，道德就会迅速败坏。一些民族就这样消失了，比如传说中的亚特兰蒂斯文明就在一夜之间葬身海底。

在东方，特别是在中国，信仰借助传统文化而根植在人们心中。因此纯用谎言难以欺骗中国人接受其无神论，共产邪灵为了拔掉这五千年的信仰和文化之根，大规模地使用暴力杀戮承载传统文化的社会精英，再用谎言欺骗一代代的年轻人。在西方和世界其它地区，宗教信仰是维系神人联系的主要方式，也是保持道德水准的重要基石。共产邪灵虽没能在这些国度里建立共产暴政，但靠欺骗、变异、渗透的伎俩仍然达到了它们毁灭正教、败坏世人的目的。

1. 东方──暴力反神、排神

1）苏俄暴力毁灭正教

《共产党宣言》扬言要消灭家庭、教会和国家。可见，消灭、颠覆宗教是共产党的重要目标之一。

从信神开始到与撒旦为伍，马克思本人深知神、魔的存在，也很清楚赤裸裸的魔鬼教义很难被人，特别是有宗教信仰的人接受。所以，他从一开始就宣扬无神论，宣称“宗教是人民的精神鸦片”、“共产主义是径直从无神论开始的”等等。人并不需要相信和膜拜魔鬼，但只要人不再信神，魔鬼自然就能侵蚀并占据人的心灵，并最终将人拖入地狱。这就是共产邪党高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的原因。

马克思是在理论上诋毁宗教、正神，当列宁1917年攫取政权后，就有条件利用国家机器大打出手，用暴力、高压打击正教、正信，迫使世人离开神。

1919年，列宁以禁止宣传旧思想之名，对宗教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围剿。1922年，列宁要求通过一项“关于坚决、毫不留情、无条件、不停顿和在最短时间内完成剥夺贵重物品，尤其是最富有的修道院和教堂、寺院中的贵重物品的决议”，声言“要趁此机会杀掉一批反动僧侣界和反动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越多越好。现在正是应该教训这群人的时候，使他们在几十年内连任何反抗都不敢想”。[1]一时间大量教会财产被劫掠、教堂和修道院被关闭，大批神职人员被逮捕，数千名东正教神职人员被处死。

列宁死后，斯大林继承衣钵，于上个世纪30年代开始了极其残酷的大清洗，除了共产党员之外，知识分子和宗教界人士亦在被清洗之列。斯大林曾向全国宣布要实施“无神论五年计划”，在完成这个计划之时，最后一座教堂将被关闭、最后一位神父将被消灭，苏联大地将变成“共产主义无神论的沃土”，再也找不到一丝宗教痕迹。

据保守估计，在大清洗运动中，被迫害致死的神父多达42,000余人。到1939年，整个苏联只有一百多座东正教教堂对外开放，而在苏俄夺取政权前则有40,400多座。全苏联境内东正教教堂和修道院被关闭了98%。天主教同东正教一样遭到灭顶之灾。这一时期，更多的文化精英、知识分子被判刑，或被送往古拉格集中营，或被枪杀。

二战期间，斯大林为了利用教会财力、人力抵抗德国的进攻，又假惺惺地停止了对东正教和天主教的迫害，并重新恢复了这些宗教。其背后有更卑鄙的目的，即严格控制被恢复的东正教及天主教，把它们作为破坏正教的工具。

前苏联的阿列克谢二世（Alexy II）1961年升任为东正教的主教，1964年成为大主教；1990年苏联解体前夕成为莫斯科大牧首。在苏联解体后公布的克格勃解密档案中，他为克格勃工作的秘密经历得以披露。其后，他也承认对苏联政府做出过妥协。他公开对这些妥协表示忏悔。“为了保护一个事物，就有必要放弃另一些。又有哪些不仅身负自己，还有其他千万人的命运的人或者组织，在苏联统治的那些岁月中，没有被迫做相似的事呢？然而，不仅对上帝，对于那些以往在教会的默许下，被迫妥协，被消声，无力反抗，或者被迫表示忠诚，而造成痛苦的，我请求他们的原谅、理解与祈祷。”[2]宗教已经成为共产邪灵控制下的洗脑、骗人工具。

苏共并没有把魔变宗教限制在本国境内，它有计划地将其魔爪伸向世界。

2）中共破坏传统文化，剿灭宗教，割断神人联系

（1）中共破坏中华传统文化

中国虽然不像其它国家那样有单一的全民宗教，但中国人一样有对神佛的坚定信仰。中国有一个独特的现象，与长期存在宗教冲突的其它地区不同，在中国，儒教、佛教、道教乃至西方宗教都能够和平共处。这些信仰铺垫了底蕴极其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

在造成人类毁灭的那场大洪水中，中国保留了完整的文明。此后中华民族继续发展，保留了连续不断的五千年信史记载，创造出万邦来朝的辉煌盛世，被尊为“天朝上国”，其文化深刻地影响了整个东亚，形成了大中华文化圈。而丝绸之路的开辟和四大发明的西传则推进了世界文明，影响了欧洲乃至世界格局。

这辉煌的文化与信仰经过五千年溶入了中国人的血脉，也成了共产邪灵处心积虑破坏的目标。但靠简单的欺骗、引诱想让神州子民放弃几千年传统文化及信仰，接受西来共产主义的理念，根本不可能。因此中共在不间断的政治运动中，邪招使尽，以暴力残杀开始，破坏宗教之精髓，迫害知识分子，再从器物层面（如建筑庙宇、文物古迹、字画古玩等）摧毁中华传统文化，割断神人联系，达到其毁灭传统文化，进而毁灭人的目的。

在毁坏传统文化的同时，共产邪党还有计划地、系统地建立了邪恶的“党文化”，并用其培养、训练没杀掉的世人，把他们变成破坏传统文化的工具，有的则跟从共产邪灵直接参与杀戮。

中共深谙怎样利用世间一切经济利益、政治洗脑等手段让世人就范，听从其摆布。一次一次的运动、镇压、杀戮，使它们对这些手段越用越娴熟，也为其在人间最后的正邪大战中做最后一搏做好充分准备。

（2）毁掉传统文化承传基石

中国乡村中的地主、绅士阶层及城市中的商贾、士大夫阶层，他们是传统文化的精英，负有承传文化的使命。中共利用1949年篡政初期的“土改”、“镇反”、“三反”、“五反”等一系列运动在农村屠杀地主、乡绅，在城市中杀资本家，在制造恐怖的同时洗劫社会财富，并毁掉承传传统文化的精英阶层。

同时，中共对高等院校中的知识分子通过所谓“院系调整”进行“思想改造”运动，并通过唯物主义、无神论和进化论教育，对学生系统地洗脑，灌输对传统文化的仇视。又通过上世纪50年代的“反右”运动，将不听话的知识分子全部发配劳改，打入社会最底层，让这些过去掌握话语权、主导社会舆论的“士大夫”成为被鄙视和嘲弄的对象。

随着文化精英的消亡，中共截断了中华传统文化一代又一代延绵不绝的传承。此后的年轻一代也无从得到来自家庭、学校、社会、邻里潜移默化的教育和熏陶，变成了没有传统文化的一代。

“反右”运动之后，无论在家庭、学校里，还是在社会上，都已经听不到独立的声音。但中共对此并不满意，毕竟年岁稍大的人还保留着对传统文化的记忆，文物古迹等传统文化的载体也随处可见，传统的价值仍通过各种艺术形式传播。

1966年中共发动了更大规模的破坏传统文化的运动，即“文化大革命”。中共利用建政后洗过脑的学生，利用他们青春期骚动而叛逆的心理在文化大革命中以“破四旧”（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为名，让中华文化陷入从物质到精神的全面浩劫。

文革开始后，“破四旧”的邪火烧遍中华大地。寺院、道观、佛像和名胜古迹、字画、古玩被毁坏殆尽。这些中华文化之精华经过了数千年的承传积淀，一旦毁掉即无法还原。

文革之前，北京尚有五百余座古庙、寺院；中国几千个城镇，每个城镇都有城墙、庙宇、寺院，文化古迹处处皆是，挖地一尺，就能看到近代古迹，两尺、三尺、二十尺，历代古迹，数不胜数。但在文化大革命“破四旧”之后，所有这些几乎全部被毁。

“破四旧”不止是毁坏了信徒们祷告、修炼的场所，或古代天人合一的建筑，更把人们心中的正信、天人合一的传统正念一起毁掉了。世人可能对此不以为然，觉得与我无关，但无论你认为是否有关，当人们因此而割断了和神的联系，那就会失去神的呵护，走向危险的深渊，只是脚步快慢和时间迟早的问题。

除此之外，为了切断人和神、祖先的联系，共产党还带头咒骂中华民族的祖先，诋毁、摒弃中华传统文化。世界各国普遍地对他们的伟大祖先和君主十分崇敬，珍视他们的传统。同样道理，中国的圣哲先贤留下了辉煌的文化，是中国与世界的宝贵财富，理应受到后世的景仰。但在中共及其无耻文人看来，中国古代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没有一个好东西”。如此侮辱自己民族的祖先，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中国人被共产邪党带领着反神、灭祖，毁灭文化，走在一条极其危险的不归路上。

（3）迫害宗教

宗教信仰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世人所熟知的道、佛、儒三教在几千年中国历史中交相辉映，经久不衰。很多其它西方教派也都有缘在中国演绎一番。

中共1949年暴力夺取政权后，同苏俄一样，一手在思想领域宣传无神论，攻击有神论；一手利用高压暴力手段，在历次运动中，拉拢打击、迫害、取缔宗教，杀害宗教人士，到最近血腥残酷迫害法轮功，对正教及信徒的迫害愈演愈烈。

1949年篡政后，中共就着手展开了大规模的宗教迫害和对“会道门”的取缔。中共焚毁了大量《圣经》和其它很多宗教派别的经书，还要求“基督教、天主教、道教、佛教等组织及帮派成员要到政府登记并悔过自新；如不按期登记，一经查明，一定予以严惩”。1951年，中共还明文颁布：对继续会道门活动者处以死刑或无期徒刑。佛教的大批和尚被赶出庙门返家还俗劳动生产；天主教徒、外国神父多数进了监狱，并受严刑拷打；中国神父坐监，大批教徒被判死刑或劳动改造；基督教牧师和信徒也遭受了和天主教徒们同样的迫害。

1949年后留在大陆的五千多名中国天主教主教、神父或被关或被杀，最后只剩数百人，而那些在华的外国籍神父部分被杀，其余全部被赶出了中国。有1万1千多名天主教徒被杀，大量教徒被任意拘捕或被勒索性罚款。据不完全统计，中共建政的最初几年中，有近300万各种教众及宗教帮会成员被抓被杀。

和苏俄共产党一样，中共为了加强所谓对宗教的领导，成立了相应的管理各教派的机构，如中国道教协会、中国佛教协会等。针对天主教，中共还成立了由其任命并管理的“中国天主教爱国会”。所有的宗教协会都要按党的意志对教徒进行控制和思想改造，同时利用它们做中共邪灵直接做不了的事情，即从正教内部扰乱、败坏正教。

中共对藏传佛教也不放过。中共于1950年派兵占领了西藏，开始强力迫害藏传佛教。十四世达赖喇嘛1959年逃出西藏流亡印度，被中共认作“叛乱”。1962年5月，十世班禅向中共国务院递交了《关于西藏总的情况和具体情况以及西藏为主的藏族各地区的甘苦和今后希望要求的报告》。其中列举大量事实，讲述了中共对藏族文化，尤其是佛教信仰的破坏：“（中共）掀起了一个消灭佛像、佛经、佛塔等的滔天浪潮，把无数佛像、佛经、佛塔烧毁，抛入水中，扔到地上，拆毁和熔化，对寺庙、佛堂、玛尼墙、佛塔姿意进行了疯象闯入般破坏……盗走了许多佛像饰品和佛塔体内的宝贵物品……公然无忌地侮辱宗教，把《大藏经》用于沤肥的原料，专门把许多佛画和经书用于制鞋原料等，毫无任何道理。”

1966年文革爆发后，大批喇嘛被强制还俗，大批珍贵经书被焚毁。截至1976年，西藏境内原有的2700座寺院仅剩下8座，其中一千三百多年前大唐时期所建的、西藏最重要的大昭寺在文革中也被洗劫一空。

中华古国，道家修炼源远流长。二千五百多年前老子留下的五千言《道德经》，是道家修炼的经典。《道德经》不光在东方国度里广为流传，很多西方国家也将其翻译成本国文字。但文革中老子被批为虚伪，《道德经》则被称为“封建迷信”。

儒家的核心思想是“仁、义、礼、智、信”，孔子给后世留下了做人的道德规范。文革中，北京造反派率领红卫兵到曲阜，大肆破坏、烧毁古书，砸毁包括孔子墓碑在内的历代石碑近千座。1974年中共又再次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儒家入世为人的传统思想、道德准则，在人们心中变得一钱不值。

更惨绝人寰的是1999年7月，前中共党魁江泽民发动了对法轮大法及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大法修炼者的迫害，甚至邪恶至极地活摘大法修炼者的器官，犯下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罪恶。

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道德观念、修炼信仰在短短的几十年中，被中共几乎毁坏殆尽。随之而来的是，世人不信神、背离神，精神空虚、道德败坏，世风日下。

2. 西方──渗透、限制宗教

共产邪灵对世界上其它非共产极权国家宗教信仰的破坏也有其系统的安排。共产邪灵通过苏共、中共以宗教交流为名，用金钱和特务渗透这些国家的宗教机构，变异正教信仰，或直接打击、颠覆传统正教，甚至直接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念引入宗教，让民众信奉被共产主义变异后的邪教。

1）渗透宗教

纪录片《蚕食美国》（Agenda—Grinding Down America）制片人柯提斯‧鲍尔斯揭露说，他发现了一份1953年国会的证词，作证的曼宁‧詹森是一个顶级的共产党人。詹森说：“共产党发现要想毁灭宗教，一条捷径是对教会进行渗透。如果人力有限，必须把共产党特工集中在神学院里。在这些学校有可能用很少的人影响未来的教士。策略是把人们的关注中心从精神引向物质。”

共产邪灵确实是如此实施的。如一些改头换面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了渗透美国的基督教会，从八九十年前就开始进入美国的神学院，教育出一代又一代变异了的神甫、牧师，让他们潜移默化地影响美国宗教界。

保加利亚历史学家门契儿‧麦托蒂弗（Momchil Metodiev）在大量研究了冷战时期保加利亚共产党的历史资料后，揭示了东欧共产主义阵营的情报系统和共产党宗教委员会密切合作，影响和渗透国际宗教组织的事实。[3]

在世界范围内被苏联东欧共产阵营大规模渗透的宗教组织当属世界基督教会联合会，又称普世教会协会、世界基督教协会或世界基督教协进会（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缩写为WCC），简称普世教协。这是一个创立于1948年的基督教跨教派合一组织，其会员包括了基督教各种主流派系的教会。该组织的宗旨为促进普世教会合一运动。普世教会协会将其自身描述为一个具有348个全球性、地区、地区分支、民族性和地方性教会的团体，寻求统一、共同见证以及为基督教服务。作为普世教协成员的基督教派系总共拥有大约5亿9千万信徒，覆盖了大约150个国家，是一个世界宗教界举足轻重的国际组织。

但它却是世界上第一个在冷战时期接受社会主义国家──包括苏联及其附属国──为会员的国际教会组织，并接受它们的经费支持。

共产主义对普世教协渗透的重要“成果”包括1975年把前苏联东正教列宁格勒大都会主教尼克定姆（Nikodim）推上普世教协主席的位置 ，另一位来自保加利亚的东欧共产主义代理人撒贝夫（Sabev）则自1979年至1993年长期担任普世教协的副总书记。历史学家麦托蒂弗指出，在20世纪70年代前苏联东正教列宁格勒大都会主教尼克定姆（Nikodim）在克格勃的指示下领导了渗透行动，而保加利亚的斯塔拉‧乍格拉（Stara Zagora）大都会主教盘克拉提（Pankratii）则在保加利亚配合这一行动。[4]

剑桥大学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夫‧安德鲁（Christopher Andrew）根据克格勃解密的1969年的档案指出，在冷战时期，普世教协中来自苏联东正教会的一些重要代表暗中为克格勃工作，他们对普世教协的政策及运作施加影响。根据克格勃1989年解密的档案，经过克格勃在东正教安排进入普世教协的高级代表成功地让普世教协采纳苏共社会主义的渗透计划，其中有8条放在了普世教协公共声明中，3条被用在普世教协的通讯中。[5] 苏共通过东正教对普世教协的渗透可见一斑。前面所说的为苏联政府工作的阿列克谢二世也曾代表苏联东正教直接参与普世教协的运作。

如果我们了解这些东欧共产主义渗透、操纵教会的事实，也就不难理解为何普世教协1980年1月不顾成员抗议，坚持向津巴布韦爱国阵线（Patriotic Front of Zimbabwe）拨款，而后者是以杀害传教士、击落民航客机而臭名昭著的共产主义游击队。

此外，普世教协也被中共渗透并影响。中国基督教协会是被中共控制利用的宗教工具。它作为共产中国唯一的代表正式加入普世教协。在金钱、利益的诱惑下，普世教协对中共百依百顺，一再阿谀奉承中共。普世教协的总干事还在2018年初正式访问了中国并会晤数个中共官方基督教组织，包括中国基督教协会、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和国家宗教事务管理局。在中国，非官方基督教团体（地下教会）人数远远多于官方团体的人数，但普世教协代表团为避免令中共不快而没有安排与非官方基督教团体的会晤。

2）限制宗教

共产邪灵对西方的渗透是全方位的。各种变种共产主义诋毁神的思想行为也都在冲击著宗教，如“政教分离”、“政治正确”等，都被用来限制和破坏正教。

美国的立国之本在于信神。美国历届总统宣誓就职时，都会手按《圣经》宣誓就职，并请“上帝保佑美国”。而如今，当人们批评国家、政府及世人背离神的行为、思想、举止、政策，对堕胎和同性恋等不被神所允许的行为进行抵制时，那些共产主义者、美国共产党人或左派激进人士等就用“政教分离”来限制并反击他们，即用“宗教不能过问政治”来限制神的旨意、训诫及其对人的约束。

几千年来，神一直和信神的世人们保持着联系。为数众多的正教信仰者们对维系社会道德起到了相当大的正面作用。但是现在人们只能在宗教教堂内谈论神的旨意，在教堂之外就不能批评、抵制那些败坏神所制定的为人准则的一切行动，使宗教几乎完全失去了维系道德的功能，使美国社会道德迅速下滑。

近年来特别流行的“政治正确”被用到极致，致使美国人在这个信奉基督教为主要宗教的国家里不敢说“Merry Christmas（圣诞快乐）”，因为有人会说其政治上不正确，会伤害信仰其它宗教的人们。当人们在公开场合谈论自己对正神的信仰或对上帝祷告等，就会被制止，因为这会“歧视信其它宗教的人们”。事实上，所有宗教信仰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对神的敬仰，并不存在谁歧视谁的问题。

在学校里，事关正教信仰和传统价值的课程不能教，神创论不能说，理由是科学不能证实。而同样不能被科学证实的无神论、进化论却能堂而皇之地在学校里被传授。反神、排神、骂神、诋毁神都没有问题，还要受到保护，美其名曰“要保护言论自由”。

邪灵在文化、教育、艺术、法律等很多领域里的限制、渗透和变异宗教，是一个相当复杂也相当系统化的问题，我们将在后续章节中详细讨论。

3. 共产邪灵编造的变异神学

上个世纪，随着整个世界宗教界受共产主义思潮的冲击与影响，加之那些打入正教的变异神职人员潜移默化地魔变正教，肆意解释、歪曲正教觉者所传的正法及正教经典，各种变异的神学理论风行一时。特别是60年代活跃的、浸透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革命神学”、“希望神学”、“政治神学”等很多变异神学理论把宗教界搅得非常混乱。

很多拉丁美洲的神甫们在上世纪中接受了欧洲神学院的教育，受这些被共产主义思潮变异的新神学理论影响很深。“解放神学”在20世纪60~80年代的拉丁美洲十分活跃，其主要代表人物为秘鲁神甫古铁雷斯（Custavo Gutierrez）。该神学理论就直接将阶级斗争及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引进宗教修炼中来，把神对人类的慈悲解释为穷人应该得到解放，所以要求宗教信徒们应该参加阶级斗争，让穷人得到平等地位，借耶和华让摩西引领犹太人走出埃及作为他们认为的基督教应该解放穷人的理论根据。

这个强调阶级斗争、建立社会主义的新兴神学得到了古巴共产党党魁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的大肆吹捧。传统天主教会虽然抵制这些所谓新兴神学的泛滥，但2013年上任的罗马教宗却特意邀请解放神学代表人物古铁雷斯，于2015年5月12日以主宾的身份出席了梵蒂冈的一场新闻发布会，表示了新教宗对解放神学的默许和支持。

“解放神学”传遍了南美，其后也传遍了全世界。世界各地出现了很多近似解放神学的新兴神学，诸如黑人神学、妇女神学、上帝之死神学、自由主义神学，甚至是倡导同性恋的同志神学等。这些变异的神学极大地扰乱了世界各地天主教、基督教等正教信仰。

上世纪70年代在美国臭名昭著的人民圣殿教（The Peoples Temple of the Disciples of Christ，简称 Peoples Temple），其教主自称列宁转世，是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并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教旨奉为人民圣殿教教义。他声言在美国传教，目的就是实现他的共产主义理想。他杀害调查对该教派指控的美国众议员里奥‧瑞恩后，自知罪责难逃，遂残忍地强迫跟随他的信徒集体自杀。他还杀害那些不愿随他自杀的教众，最后共有九百多人自杀或被杀。抹黑正教、干扰世人对宗教的正信，该教给世人带来了极坏的影响。

4. 宗教乱象

1958年出版的《赤裸裸的共产党人》一书中列举了45个共产主义摧毁美国的目标。令人触目惊心的是，其中绝大部分都已经成为事实。其中第27条是这样写的：“渗透教会。用‘社会的’宗教替代‘天启宗教’，诋毁《圣经》”。[6]环顾当今宗教界，特别是三大原始宗教：基督教、天主教、犹太教（合称天启宗教）被共产邪灵魔变、限制，很大程度上已经失去原宗教的功能。由各种变种的共产主义理念所建立或魔变的新教派更是直接传播共产主义思想。宗教是维持西方社会正常运作的重要基石，却已经被共产邪灵破坏得不成样子了。

当今世界各种宗教的教会里，很多披着宗教外衣的主教、神父们一边传播著变异的神学思想，一边腐化堕落、奸淫信徒，丑闻不断。很多信徒们把去教堂仅仅当作一种文明举动，或者把其当作娱乐场所，到那里进行娱乐及社交活动，并不实修。宗教从内部被败坏了。其结果是使得世人对宗教，对佛、道、神失去正信，转而放弃信仰。如果人不信神，神也就无法再管人，最后将导致人类被毁灭的结局。

2017年6月29日，澳洲维多利亚警察局召开了简短的记者会，表示“因为被多名原告控诉”，澳洲枢机主教佩尔（George Pell）将面临多项与性犯罪有关的指控。佩尔在1996年成为墨尔本大主教，并在2003年成为枢机主教。2014年7月，佩尔受教宗方济各（Pope Francis）指派，负责监督梵蒂冈内所有的金融交易，在梵蒂冈具有极大权力，是梵蒂冈的第三号人物。

2002年，美国《波士顿环球报》（The Boston Globe）一个名为“聚焦”的栏目组于该年1月6日到12月14日，对神父亵童事件进行了一系列报导，揭露了天主教神父在美国犯下的性侵儿童的罪行。经过调查，他们发现，在过去几十年中，波士顿竟然有将近250名神父曾做过猥亵儿童的事情。教会为了防止事情曝光，将神职人员进行大洗牌，从这个教区换到那个教区，这些神职人员又在新教区继续猥亵儿童的恶行，使更多人成为受害者。

类似事件很快蔓延到全美国。随后，更蔓延到了其它天主教国家，如爱尔兰、澳大利亚等地。其它教派也开始公开指责天主教会的堕落。

最终在全球舆论压力下，天主教宗保罗二世（Saint John Paul II）被迫在梵蒂冈召开美国红衣大主教大会，承认性侵儿童是犯罪，并决定改革教会管理体制，而且将把性侵儿童的神父从教会中驱逐出去。最后，相关犯人均被判刑入狱，教会在虐童事件上缴纳的罚款高达20多亿美元。

宗教中借宗教名义敛财更是司空见惯。如中国的各种教会通过信众对佛、道、神的信仰，大肆敛财、贪污、将宗教商业化；开光收钱，上香收钱，“头炷香”竟高达10万元。教堂、寺院盖得越来越多、越来越辉煌，可是对神的正信却越来越少，真正实修以达到神的要求的信徒也越来越少。很多寺院、教堂变成了邪灵烂鬼聚集的地方。中国很多寺庙变成商业旅游点，和尚拿工资上班，方丈当上了首席执行官（CEO）。

在最近所谓学习中共十九大会议报告的风潮中，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在参加一次“十九大精神培训班”时声言，“十九大报告就是当代的佛经，我已经手抄了三遍”，并认为“中国共产党就是现世佛菩萨，十九大报告就是中国当代的佛经，闪耀着共产党信仰的光芒”。还有人号召佛教徒可以“像他一样，效法抄经的方式，以恭敬心手抄十九大报告，抄一遍有一遍的体悟和收获”等等。海南南海佛学院发表该报导后，引来很大争议，最后只好删除该报导，但网路上此篇报导广为流传。这件事折射出当今政治和尚如此之多，佛教协会根本不是修炼团体，只是中共的统战工具而已。

上千年来，天主教各地区主教都是梵蒂冈教廷直接任命或认可的。先前梵蒂冈认可的三十多名中国地区主教均不被中共所承认。同样梵蒂冈和中国广大教众（特别是“地下教众”）也不承认中共任命的“共产党”主教。但在中共不断的威逼利诱下，最近梵蒂冈新教宗竟不可思议地和中共做起交易，以承认中共任命的主教为交换条件，并让先前教廷任命的主教让位给中共任命的主教，以换来中共承认梵蒂冈任命主教的发言权。

教会是信仰团体，目的是让信众修炼回升，重返天国。当和反神的邪灵在人间做起交易，允许主教按照共产邪灵安排、任命，掌管中国上千万天主教信众信仰之事，上帝将如何看待？上千万的中国天主教信众的未来将会怎样？

共产邪灵处心积虑地系统安排了在有着深厚的东方传统文化的国度里，依靠暴力手段强行毁灭传统文化，剿灭正教，杀戮世人肉身的同时更败坏世人的道德，割断人与神的联系而彻底毁掉世人；在西方及世界其它地区则实施欺骗、渗透伎俩魔变正教，迷乱世人及教众，让世人放弃正信远离神，而最后毁掉世人。无论其手法、形式有何不同，都是为了同一个终极目的──毁灭整个人类。#

备注

原文出处：http://www.epochtimes.com/gb/18/5/28/n10432159.htm

【大纪元2018年05月29日讯】第七章 家庭篇：魔鬼在毁掉我们的家庭（上）

目录

引言

1. 神给人留下的传统家庭
   
2. 共产主义以消灭家庭为目标
   
3. 共产主义的淫乱基因
   
4. 共产政权下的共产共妻实践
   1）前苏联的共产共妻
   2）延安的性开放
   
5. 共产主义如何摧毁西方家庭
   1）鼓吹性解放
   2）鼓吹女权，唾弃传统家庭

引言

自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现代女权、性解放、同性恋权利等各类反传统运动在西方甚嚣尘上，首先受到冲击的是传统家庭。美国1969年加州离婚法开启单方离婚绿灯，各州竞相效仿，离婚—结婚比率自60年代至80年代增长超过一倍；50年代大约11%的诞生于婚姻家庭的孩子目睹自己的父母离婚，到了70年代这个比率窜升至50%。[1]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中心（CDC）的数据，2016年美国新生婴儿中超过40%属于非婚生孩子。而六十年前的1956年，这个数字不到5%。在东西方传统社会里，贞洁的两性关系被视为美德，如今变成被嘲弄的可笑观念。伴随女权运动而来的“同性婚姻权利”运动更寻求法律上重新定义家庭和婚姻。更有甚者，现任美国联邦公平就业机会委员会（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 Commission）委员的一名法学教授曾在2006年发起签署一项宣言，名为“超越同性婚姻：看待我们家庭关系的战略新视角”，鼓吹人们按自己的任何欲望组成任何形式的新家庭（包括多夫/妻“婚姻”家庭，两对同性恋组成一个家庭等等），并宣称传统婚姻家庭不应该比其它任何形式的“家庭”享有更多法权。[2]在公立学校里，几千年来被传统社会视为可耻的婚前性行为、同性恋不但被灌输为正常的，甚至有的学校干脆把任何形式的以传统理念教育孩子视为大逆不道，以便孩子性倾向能够“自由”发展（即毫无阻碍地发展成为同性恋、双性恋或者跨性人等）。如2012年罗德岛学区宣布禁止公立学校举行父-女、母-子舞会，宣称“公立学校无权给孩子灌输诸如女孩喜欢跳舞、男孩喜欢棒球之类的观念”。[3]

传统家庭被逐步摧毁的趋势是显而易见的，共产主义所宣扬的“消灭家庭”将先于“消灭阶级”成为现实。

在西方社会里，摧毁家庭的因素有许多方面，不但有女权、性解放、同性恋运动的变异观念冲击，还伴有左派自由主义、进步主义等打着“自由”、“公平”、“权利”、“解放”的旗帜变异法律制度、经济政策，以各种显性、隐性的形式推波助澜，诱导人们抛弃和变异传统的婚姻家庭观念。而所有这一切所谓现代思潮、运动，从19世纪初发端，就带着共产主义因素的深深烙印。共产邪灵善于不断变化和欺骗，这使人们一次又一次被其表面动听的口号迷惑，最终却在其挖好的泥沼中越陷越深。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传统家庭被摧毁、人心被变异的局面，实际上是共产邪灵近两百年来精心策划、逐步实施的结果。

这个局面造成的直接后果是，家庭作为社会稳定的基本单元被破坏，由神的教诲而确立的传统道德被摧毁，通过家庭承传、培养熏陶下一代传统信仰、价值理念的功能丧失，使年轻一代人没有传统理念约束，由共产邪灵直接来掌控其灵魂。

1. 神给人留下的传统家庭

在东西方的传统文化中，婚姻乃是由神设立，为“天作之合”，不可毁弃；男人和女人都是神按照自己的形象造的，在神的面前都是平等的众生，但同时神也让男女生理上有所差别，并为男女双方规定了各自的角色。在西方传统中，女人是男人“骨中的骨，肉中的肉”，男人要像爱护自己的身体一样爱护妻子，甚至不惜“舍己”维护妻子；而女人则应当配合与帮助丈夫，使“二人成为一体”。男人负责在外“汗流满面才得糊口”，以支持家庭，女人“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都源于人的不同原罪。类似的，在东方传统文化中，男人为阳像天，当自强不息，有承载风雨、呵护家庭的责任；女人为阴像地，以厚德载物，当柔顺体贴，有相夫教子的义务。男女各居其位，才能阴阳和合，子女才会健康成长。

传统的家庭发挥着承传信仰、道德、维护社会稳定的功能。家庭是信仰的摇篮、价值承传的纽带。孩子的人生第一个老师就是父母。孩子如果从父母的言传身教中学到无私、谦卑、感恩、坚韧等等传统美德，必将会使其受益终生。

传统的婚姻生活也促进男人和女人自身品行健康成长，它要求丈夫和妻子以一个全新的态度对待自己的情感和欲望，体贴包容对方。这一点和变异的同居生活有本质上的区别。人的情感总有阴晴变化，两人高兴了在一起，不高兴了就分手，这种关系和一般的朋友关系没有区别，并不需要婚姻来约束。马克思则鼓吹情感上“无任何约束的性爱”[4]，当然就是要解体传统婚姻，消灭家庭。

2. 共产主义以消灭家庭为目标

共产主义认为家庭是私有制存在的形式。消灭私有制，必然要消灭家庭。原教旨共产主义把经济因素作为主导家庭关系的关键，当代的马克思-弗洛伊德主义再把人的性欲视为理解家庭问题的钥匙，二者相同之处都是把人的基本伦理道德抛在了一边，崇尚物质、欲望，实际是把人变为兽，从而通过变异人的理念来摧毁家庭。

共产主义有一个很迷惑人的学说，就是要“解放全人类”，这不仅仅是经济意义上的解放，也包括“解放”人类自身。解放的对立面是压迫。那么在人类自身的“解放”中压迫来自哪里呢？共产主义给出的回答是，压迫来自自己的观念，这个观念是由社会传统道德强加的：传统的“父权”家庭观念压迫女性；传统的性道德压迫人性。共产主义“解放自己”的理论被后世的女权主义、同性恋权利运动继承发展，导致反对传统婚姻家庭、性解放和同性恋等等反传统的观念大行其道，成为魔鬼消灭家庭的重要工具。共产主义要推翻一切传统的道德观念，这一点在《共产党宣言》中有明确的表述。

3. 共产主义的淫乱基因

共产邪灵处心积虑破坏传统家庭。早在19世纪初，魔鬼选择了空想社会主义代表人物播撒其思想种子。共产主义思想开拓者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于1824年在美国印第安纳州建立了“新和谐”（New Harmony）乌托邦公社（两年后以失败告终）。公社成立之日，他宣称公社把人类从“三位一体的巨大恶魔”中解救出来，对“巨大的恶魔”一词他解释说，“我是指私有财产，以及以私产为基础、荒谬的宗教和婚姻。”[5]

欧文死后，另一位有影响力的乌托邦共产主义者是法国人查尔斯‧傅立叶（Charles Fourier）。他的思想深深影响了后来的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他死后，其门徒将其思想带入1848年革命和巴黎公社，随后又扩散到美国。傅立叶首次编造了“女权”（法文“féminisme”）一词。在他的理想共产社会（称作“法朗吉” Phalanx）中，传统家庭被嗤之以鼻，群交狂欢派对被高度赞颂为充分解放了人类的内在激情（passion），并宣称公平社会应该对“性弱势者”（如年老、长相丑陋者）给予照顾，以保障人人享有性满足的“权利”。他认为，任何形式的性满足，包括性虐狂，甚至家庭成员乱伦乃至兽交，只要不是强迫的，都应该允许。因此他堪称当代同性恋运动（LGBTQ）新兴分支“酷儿理论”（Queer Theory）的先驱。受欧文，特别是傅立叶影响，19世纪在美国先后出现数十个共产主义乌托邦公社，但大都昙花一现，以失败告终。其中最持久的是以傅立叶理论为基础建立的昂内达（Oneida）公社，维持了32年。该公社鄙视传统一夫一妻婚姻，鼓吹群婚滥交。社员通过每周重新分配而“公平”得到和其任何心仪之人“性爱”的机会。最终创办者约翰‧汉普瑞‧诺伊斯（John Humphrey Noyes）因惧怕教会的法律诉讼而秘密逃亡，公社被迫放弃公妻制。诺伊斯后来著书立说成为“圣经共产主义”（Bible Communism）的鼻祖。

共产主义的淫乱基因是其理论发展的必然。从一开始共产主义魔鬼就诱惑人背弃神的教诲，否认神，否认原罪。依照这种逻辑，本来是人类道德堕落造成的社会问题，其罪恶根源被归结为私有制。共产主义让人相信，消灭了私有财产，人就不会为此纷争，但即使财产公有之后，人还可能为配偶而产生纷争，因此空想社会主义者公然以“公妻制”为解决方案。

这些共产主义播种者创办的共产“乐园”，或者直接挑战传统家庭，或者鼓吹“公妻制”，以至于各社区、教会、政府都认为这对社会道德伦理构成了挑战，从而一致采取行动压制。共产主义“共产共妻”的狼藉声名不胫而走。

失败的乌托邦公社给了马克思、恩格斯一个教训：公开鼓吹淫乱的公妻制的时机还不成熟。虽然《共产党宣言》中“消灭家庭”的目标并没有改变，他们采用了隐晦的方式陈述其毁灭家庭的理论。

马克思死后，恩格斯完成了马克思关于家庭的论述《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进一步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婚姻观。书中指出，“历史上一夫一妻制的出现，并不是个人性爱的结果，而是为了保存和继承私有财产产生的。这是一夫一妻制产生的最主要目的。”恩格斯称这种“一夫一妻制”是基于财产的“古典”模式。他认为财产公有化之后一种“崭新”的纯粹基于爱情的“婚姻”模式将会出现。没有财产的束缚，基于纯爱慕之心的婚姻，听起来多么的高尚！

但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辩解在共产主义的实践者那里显得苍白无力。感情是靠不住的。今天爱这个，明天爱那个，这不就等于是在鼓励性乱吗？前苏联和中共政权建立之后的乱性（见下一节），正是马克思主义实践的结果。

夫妻之间的情感不会永远一帆风顺，而传统婚姻的誓言“至死不再分离”既是对神的誓约，其本身也表明了双方在婚姻之始就准备着未来的情感可能会遇到困境，以及双方共同应对这种困境的决心。维系婚姻的不仅仅是情感，更是责任，对另一方、对孩子、家庭的体贴照顾，把夫妻双方变成了有道德责任感的成熟男人和女人。

马恩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鼓吹，在共产社会中，财产公有，家务劳动职业化，生了孩子也不用担心，因为照看和教育孩子由国家负责，“这样，完全不必担忧任何‘后果’──而这一切正是今天最主要的经济和道德压力，妨碍了姑娘把自己彻底献给所爱的男子。这难道不足以带来无任何约束的性交，以及随之而来社会更宽容对待女人贞洁的荣耀和失贞的耻辱吗？”

马恩所鼓吹的，尽管常常用“自由”、“解放”、“爱”等词汇掩盖其真实含义，实际是放弃人的道德责任，使人的行为完全受欲望主宰。但无论是傅立叶还是马克思时代，多数民众还没有彻底背离神的教诲，对于共产主义的淫乱思想尚有相当的戒备，即便马克思本人也想像不到20世纪以后的人类是如何以各种借口接受其淫乱思想和实施其消灭家庭的目标的。

红魔安排人撒下了淫乱变异的种子，也系统安排了引诱人类屈从欲望而背离神的教诲，逐步堕落，最终让其实现“消灭家庭”、变异人心之目标，使人落入红魔掌控。

4. 共产政权下的共产共妻实践

如前所述，淫乱是共产主义的内在基因。共产主义的奠基人马克思奸污女仆，并产下孩子让恩格斯抚养；恩格斯与两姐妹同居；苏联共产党党魁列宁与伊内莎有十年的婚外情，此外还与一名法国女人有染，他还嫖妓并染上梅毒。另一个党魁斯大林同样是淫乱无比，霸占他人妻子。

苏共夺权成功之后，马上开始了大规模的共产共妻实践，当时的苏联堪称西方“性解放”的先导。1990年第10期俄国《祖国》杂志，曾对俄共初期的共妻现象进行全面揭露，称在性革命中的典型表现，是领袖们的私生活，如托洛茨基、布哈林、安东诺夫、克朗黛等人，他们的私生活，像狗的交配一样随便。

1）前苏联的共产共妻

早在1904年，列宁写道：“淫荡，能使精神的能量获得释放，不是为了伪装的家庭价值，而是为了社会主义取得胜利，要扔出这个血块。”[6]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三次党代会议上，列夫‧托洛茨基提出，布尔什维克一旦夺权胜利后，就要制定新的两性关系原则。共产主义理论要求摧毁家庭，过渡到性需求的自由时期，并提出教育孩子的责任要全部交给国家。

1911年，托洛茨基给列宁写信称：“毫无疑问，性压迫是奴役人的主要手段。只要有压迫，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家庭，就像是资产阶级结构的组成，使它完全失去了自由。”列宁回复说：“不仅仅是家庭。所有关于两性关系的禁忌都必须废除……我们可以向女权学习，甚至有关同性恋的禁令都必须废除。”[7]

布尔什维克夺权后，于1917年12月19日公布的《列宁条令》中，包括“废除婚姻”、“取消惩罚同性恋”等内容。[8]

当时苏联有一个非常狂热的口号：“打倒廉耻！”布尔什维克为了尽快地打造出社会主义的“新人类”，就通过街头裸体漫游来变异人的思想。他们四处游荡，狂热地、歇斯底里地大喊：“打倒廉耻！”“廉耻，是苏维埃人民过去的资产阶级。”[9]

1918年12月19日，在彼得格勒为庆祝“废除婚姻”法令纪念日，女同性恋团体举行庆祝活动。托洛茨基在他的回忆录中证实了此事。他说，女同性恋游行庆祝的消息令列宁非常高兴。列宁还鼓励更多人裸体走出来：“继续努力吧，同志们！”[10]

1923年，苏联小说《三代人的爱》使“杯水主义”一词不胫而走。小说作者是社会福利人民委员（即部长）阿历克山德拉‧柯伦泰（A.коллонтай）。柯伦泰是一个从传统家庭中杀到布尔什维克阵营里寻找“妇女解放”的斗士。小说宣扬的“杯水主义”，实质上就是性放纵的代名词：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满足性欲的需要就如喝一杯水那样简单和平常。“杯水主义”在工人，特别是青年学生中间得到传播。

当时的苏联非婚性爱大量出现，青年的性放纵已然公开，没有性经验的大学生只占总人数的12%。莫斯科劳动大学格里曼教授的研究曾指明，当时性的接触带有长期的性质者，在男学生中占15.7%，在女学生中，占44.8%。反之，带有短期的关系及混交关系者，在男子中要占84.3%，在女子中，要占55.2%。[11]

不仅如此，社会上还出现了大规模的离婚运动。资料显示，1924年到1927年间的离婚率从5%激增到20%，其中，结婚不到一年就离婚的占到33%。莫斯科还出现了裸体游行、数名男女同居的家庭，社会强奸案件时有发生。[12]

前苏联性解放期间还出现“瑞典家庭”现象，是指很多人不分男女同居而住，通常由10~12名志愿者组成“家庭”。虽叫“瑞典家庭”，但是和瑞典人没有任何关系，纯粹的俄式。这一现象大开乱交和性乱之门，造成伦理崩塌、家庭分裂、同性恋、性病、强奸等事件激增。[13]

随着社会主义公社的发展，“瑞典家庭”也在全苏遍地开花。这一现象称为妇女“国有化”或“社会主义化”。以1918年3月叶卡捷琳堡的“社会主义女性”为例。布尔什维克夺取这座城市后，就在《苏维埃消息报》上颁布一项法令。该法令规定，16岁至25岁的年轻女子都必须“社会化”，由内务部委员布朗斯坦（Бронштейн）倡议推行，并下达命令。于是指挥官卡拉谢夫执行任务，当即就“社会化”了10名年轻女子。[14]

不过，布尔什维克很快在上世纪20年代末收紧了性政策，列宁在与妇女活动家蔡特金的谈话中痛斥“杯水主义”，给它扣上了“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的帽子。原因是性解放带来大批副产品──新生儿，他们无人看管抚养，家庭解体最终会导致社会瓦解。

2）延安的性开放

中共诞生之初，情况与苏联类似。当然，这都是同一棵毒树上结出的不同毒果而已。早期领导人陈独秀就以私生活放荡著称，郑超麟、陈碧兰的回忆录中，瞿秋白、蔡和森、张太雷、向警予、彭述之等人情史迷乱，性态度堪比前苏联杯水主义盛行时期。

不只是上层知识分子型领袖，早期开辟的中央苏区和鄂豫皖苏区建政之初，普通人生活也充分体现“性自由”。由于提倡妇女平等、结婚离婚绝对自由，出现了大量“因满足性欲而妨害革命工作”的情况。苏区青年还往往以“拜干娘”接近群众为名谈恋爱，年轻女性拥有六七名性伴侣的不在少数。据《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红安、黄麻、黄陂、光山等地方党内负责人“约有四分之三的多数，总与数十、数百女人发生性的关系”。[15]

1931年春末，张国焘主政鄂豫皖苏区后，即发现梅毒流行甚广，不得不报告中央索求“诊梅毒疥疮的医生”。多年后，其回忆录中对当时苏区“调戏妇女的事”、“对妇女乱来”和某些高级将领的“姘头”仍记忆犹新。

1937年李克农担任中共八路军驻京办主任，负责领取军饷、医药、物资等。一次，国民政府主管部门审核八路军的医药清单时，发现其中治疗花柳病的药品数量相当大。经办人员就问李克农：“难道贵军中得这种病的人很多吗？”李克农一时语塞，只好编谎搪塞说是给当地百姓治病。[16]

中共20世纪30年代的性自由同样危及了政权，不但有和苏俄相同的社会瓦解问题，还使已婚的红军战士军心动摇，担心参军后妻子出轨、改嫁，影响部队战斗力。而且，这种高度的性自由也坐实了其“共产共妻”的恶名。为此，苏区才不得不颁布了保护军婚、限制离婚次数等政策。

5. 共产主义如何摧毁西方家庭

邪灵的各种变异思潮自19世纪开始，在西方经过上百年蜕变、演进之后，终于在20世纪60年代首先在美国大规模登场。

20世纪60年代，在新马克思主义和各种激进意识形态的影响和鼓励下，邪灵操纵的各种社会文化运动在美国先后登场，如嬉皮士反正统文化运动、新左派激进运动、女权运动以及性革命思潮等。这些思潮、运动如汹涌的潮水，激烈地冲击、腐蚀美国的政治体制、传统价值体系和社会肌体，并随即波及欧洲。西方的社会观念、家庭观念、性观念与文化价值理念，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异。与此同时，同性恋“权利”运动也不断高涨。这些都导致西方传统家庭价值观念不断削弱和传统家庭模式日渐式微。同时，社会的动荡也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如色情文化泛滥、吸毒现象蔓延、性道德崩溃、青少年犯罪率上升、社会福利群体扩大等。

1）鼓吹性解放

20世纪60年代发端于美国的性解放（性革命）及其随后在全世界的迅速扩散，对人类传统道德观念，尤其是传统家庭观念、性道德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

为了让性解放在西方社会肆虐，邪灵经过了充分准备，尤其通过“性爱自由”运动（Free love，也称性激进主义）为其铺垫，逐步侵蚀瓦解传统理念。从19世纪兴起的“性爱自由”鄙视传统家庭道德观念，主张任何形式的性活动都应当不受干预，个人的性活动，包括婚姻、堕胎、淫乱行为不应受政府、法律制约。

傅立叶的追随者、基督教社会主义者诺伊斯首次提出“性爱自由”概念。

“性爱自由”在近代的主要推手几乎都是社会主义者或深受社会主义思想影响者，如：英国“性爱自由”先锋是社会主义哲学家卡朋特（Edward Carpenter），他也是同性恋权利运动的早期倡导人；该运动最知名的倡导者、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是公开的社会主义者，也曾是费边社成员，他声称道德不应限制人类本能的快乐，鼓吹婚前和婚外性行为；法国“性爱自由”最主要的先行者阿尔曼（Émile Armand）早期是无政府共产主义者，后来发展了傅立叶的乌托邦共产主义，开创了法国个人无政府主义（属广义社会主义范畴），鼓吹滥交、同性恋、双性恋；无政府主义（属广义社会主义范畴）者弗来明（Chummy Fleming）是澳大利亚的“性爱自由”开拓者等等。

“性爱自由”运动在美国结出的一个重要果实，是1953年起家的色情杂志《花花公子》。杂志采用铜版纸，给人一种“艺术”的错觉，再加上造价不菲的彩色印刷，传统观念中被视为下三滥的粗俗色情题材一下子跃入主流社会，成了“高档”休闲杂志。半个多世纪以来它把“性自由”的毒素扩散给全球普通民众，肆意侵袭著传统性道德观念。

到20世纪中叶，随着嬉皮士文化的流行和“性爱自由”观念被普遍接受，性革命（也称性解放）正式登场。“性革命”是共产主义精神分析鼻祖、德国共产党员赖希（Wilhelm Reich）首次提出的。他将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结合起来，认为前者将人从“经济压迫”下解放，而后者将人从“性压抑”下解放。另一位“性解放”理论的奠基人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他的口号“要做爱，不要战争”，在60年代的西方反文化运动中使性解放观念深入人心。此后，随着动物学家金赛（Alfred Kinsey）发表《人类男性性行为报告》和《人类女性性行为报告》以及口服避孕药的普遍使用，性解放观念在60年代红遍西方。值得一提的是，现代学者发现金赛在所谓的人类性行为报告中，采用了夸大、过分简化等等手法扭曲统计数据，使很多人误以为婚外性行为、同性性行为等等都是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对性解放、同性恋运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7]

一时间“性解放”成为现代社会的时髦道德价值观。在青少年圈子里，放纵的性生活被视为正常，十几岁的女孩若敢于承认自己是处女，会受到同伴的耻笑。资料表明，1954年至1963年之间达到15岁的美国人（也即60年代的青年）中，82%的人在30岁之前有过婚前性经验。[18]到2010年代，结婚前仍为处女的新娘仅为5%；18%的新娘婚前有过10个以上的性伴侣。[19]“性”成为大众文化的流行主题，以性描写招徕读者的“文学作品”充斥市场，“儿童不宜”的X级影片受宠于各大影院。

2）鼓吹女权，唾弃传统家庭

（１）女权运动背后的共产主义推手

女权运动是共产邪灵利用来破坏家庭的另一驾轻就熟的工具。早期女权运动（也称第一波女权运动）18世纪发端于欧洲，主张妇女应当在教育、就业和政治方面享有与男子同等的待遇。19世纪中叶，女权运动的中心从欧洲转向美国。

第一波女权运动发生时，传统家庭观念的社会基础依旧强盛，这时的女权运动并不主张直接挑战传统家庭。当时影响力显著的女权主义者，如18世纪英国的玛莉‧乌丝东奎芙特（Mary Wollstonecraft）、19世纪美国的玛格丽特‧芙乐（Margaret Fuller）、19世纪英国的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都主张一般女性婚后应以家庭为主，女性的潜能主要是在家庭领域里发展，女人充实自己是为了家庭（如教育子女、管理家政等）；而那些特别优秀的特殊女性，应该不受任何阻碍，自由发挥她们的才能，甚至和男性一较长短。

20世纪20年代后，随着妇女选举权获得各国法律承认，第一波女权运动渐趋平静。此后随着大萧条的冲击和二战的影响，女权运动基本偃旗息鼓。

与此同时，共产邪灵也早早埋下了摧毁传统婚姻家庭和性道德观念的种子。早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在19世纪就为现代激进女权运动奠定了方向。被称作女权主义之父的傅立叶宣称婚姻把妇女变成了私有财产，欧文把婚姻诅咒为“邪恶”，这些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思想被一批女权主义者继承并发展，如19世纪女权主义者莱特（Frances Wright）继承了傅立叶的思想，主张实现女性的性观念自由。英国女权活动家惠勒（Anna Wheeler）继承了欧文的思想，激烈谴责婚姻把女人变成了奴隶等等。同时，社会主义女权活动者也是19世纪女权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法国最有影响的女权刊物，如法国第一份女权主义日报《妇女之声》（La Voix des femmes）、《自由妇女》（La Femme libre ，后更名为《妇女论坛》）、《妇女政治》（La Politique des femmes）、《妇女评论》（La Politique des femmes）等，其创办者或是圣西门乌托邦主义者（Saint-Simonian），或是傅立叶的追随者。由于当时女权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紧密联系，遭到当局严厉审查。

我们看到，当第一波女权运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的同时，红魔也同时安排了各种激进思潮冲击传统家庭、婚姻观念，为随后到来的更加激进的女权运动作了铺垫。

第二波女权运动始于上世纪60年代末的美国，随后波及到西欧及北欧，并迅速扩展到整个西方世界。60年代末期的美国社会正处于一个动荡不定的时期，伴随着民权运动、反越战运动，各种激进的社会思潮纷纷抬头。女权主义趁机以更激进变异的面目出现并风行世界。

奠定这一波女权运动第一块基石的是1963年出版的《女性的奥秘》，以及该书作者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发起成立的全国妇女组织（NOW，the 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en）。该书作者从一个郊区中产阶级家庭妇女的角度，激烈批评女性的传统家庭角色，认为传统的快乐、满足、幸福的家庭主妇形象是所谓“父权社会”塑造的迷思。她认为中产阶级的郊区家庭是“美国妇女舒适的集中营”，受过教育的现代妇女应该跳出满足于相夫教子的成就感，在家庭之外实现真正的自我价值。[20]

数年后更激进的女权主义者主宰了全国妇女组织，继承并发展了弗里丹的女权思想。她们认为女性自古以来都是被父权文化所压迫的。她们将“家庭”归结为女性受到压迫的根源所在，并主张彻底变革社会制度，彻底变革传统文化，在经济、教育、文化、家庭诸方面进行全方位的“斗争”，实现女性的“平等”。

把社会按照某种方式划分为受压迫者和压迫者，从而鼓吹“斗争”和“解放”、“平等”，这正是共产主义的核心要旨。传统马克思主义以经济地位划分人群，新女权主义则以性别划分人群。

事实上，《女性的奥秘》的作者贝蒂‧弗里丹并非如书中所暗示的，是一个厌倦家庭琐事的中产阶级郊区家庭妇女。史密斯学院（Smith College）的教授霍热维茨（Daniel Horowitz）于1999年写了传记《贝蒂‧弗里丹及其〈女性的奥秘〉的出笼》。他调查揭示弗里丹从大学时期到20世纪50年代，一直是个斯大林原教旨马克思主义者，为左翼工人运动报刊写作，霍热维茨并找到她当年写的这些文章。她甚至一度是一个年轻的共产主义者、核物理学家的情妇。[21]

美国学者凯特‧薇根特（Kate Weigand）在《红色女权主义》一书中指出，实际上女权主义在20世纪初到60年代的美国并没有沉寂。包括安东妮（Susan Anthony）、弗来克斯娜（Eleanor Flexner）、勒娜（Gerda Lerner）、米拉姆（Eve Merriam）等等一大批有共产主义背景的红色女权主义作者，在这一时期为随后到来的第二波女权运动进行了多方面的理论铺垫。安东妮早在1946年就运用马克思的分析方法，以白人压迫黑人作类比，指出男性同样压迫着女性。只是由于受麦卡锡反共影响，共产主义臭名昭著，她们从此闭口不谈自己的红色背景。[22]

在欧洲，法国作家西蒙‧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以代表作《第二性》引领第二波女权风潮。波伏娃早期是一位社会主义者，1941年她与共产主义者、哲学家保罗‧萨特及其他作家一起创建了法国地下社会主义组织“社会主义与自由”（Socialisme et Liberté）。随着60年代其女权主义声名鹊起，她宣称不再相信社会主义，只承认自己是女权主义者。

她主张“女人不是生成的，而是形成的”，鼓吹虽然性（sex）是由人的生理特征决定的，而性别（gender）则是在人的社会性的影响下后天所形成的一个自我认知的心理概念；认为女孩顺从、乖巧、爱撒娇、富于母性的“女性气质”全都来自后天的“父权社会”精心设计的“神话”，为的是维持“父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她主张女性冲破传统理念，实现不受约束的自我。这种思想实际为同性恋、双性恋、变性等等各类变异观念提供了温床。此后各类形形色色的女权思想层出不穷，基本都继承了女性不平等来自于传统“父权社会”的压迫。因此对女权主义者来说，传统家庭婚姻观念是实现女性平等的主要障碍。[23]

波伏娃认为婚姻让女人受制于丈夫，“同妓女一样令人恶心”。她同萨特保持终身情人关系而拒绝结婚，与此同时她也和其他男人保持“偶然的爱情”，同样的，萨特也拥有几位其他女人的“偶然的爱情”。她的婚姻观是当代激进女权主义者的主流态度。事实上，这种复杂混乱的性关系正是乌托邦共产主义先行者傅立叶19世纪所设想的公妻制。（未完待续）#

备注

原文出处：http://www.epochtimes.com/gb/18/5/29/n10435448.htm

【大纪元2018年05月30日讯】第七章 家庭篇：魔鬼在毁掉我们的家庭（下）

目录

5. 共产主义如何摧毁西方家庭
2）鼓吹女权，唾弃传统家庭
3）鼓吹同性恋，变异家庭定义
4）鼓吹离婚权、堕胎权
5）以福利制度奖励单亲家庭
6）鼓吹变异文化
6. 中共如何摧毁家庭
1）以男女平等的名义破坏家庭结构和稳定
2）以政治斗争造成夫妻成仇、家庭破碎
3）以控制人口的名义强制堕胎
7. 共产主义破坏家庭的后果

5. 共产主义如何摧毁西方家庭

2）鼓吹女权，唾弃传统家庭

（2）女权运动后果：破坏家庭、败坏人伦、混淆性别角色

今天，女权主义观念已经深深植入社会的方方面面。根据2016年春季哈佛公共政治观点项目的调查，现在大约有59%的女性支持女权主义观点。当代女权主义的一个突出观点是，男人和女人之间除了生殖器官生理差别之外，没有其它生理和心理的差别。因此，男女在行为和性格上的差别完全是因为社会、文化原因造成的，从而男女在所有社会、生活领域里应该完全平等，任何男女之间“不平等”的现象，都来自于社会和文化对女性的“歧视”和“压迫”。

比如，大企业高管、顶尖大学的高级别学术职位、高级政治官员等职位中男性人数远远高于女性。女权主义就认为这主要是性别歧视造成的。事实上，公平的比较，是在工作能力、工作时间、工作态度等等完全相同的情况下比较性别差别。比如不能忽略的因素是，这样的高阶职位往往要求长期高强度超时工作，牺牲周末甚至晚间的休息，正吃着饭接到一个电话就得马上召开紧急会议，经常出差离家等等；而女性通常在生育期要中断职业生涯，而且更倾向于多花时间照顾家庭和孩子，不愿意在这方面牺牲；另外升到这些职位的人往往具有比较刚毅强势的性格，这也和多数女性温柔的性格特点相左等等，这些因素都可能导致只有少数女性能攀升到高位。[1]女权主义就认为都是社会强加给女人的观念造成的这种“不平等”：反对女人应当性格温婉，应当花时间照顾自己的孩子、家庭等观念；认为政府应当提供婴幼儿抚养教育的公共服务等等。

同时，当代女权主义也不能容忍用男女天生的生理心理差别来解释男女“不平等”现象，即只有把过错都归结到社会原因、传统道德观念上才是“唯一真理”，才算“政治正确”。2005年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萨摩斯（Lawrence Summers）在一个学术会议上发言，探讨关于在顶尖大学的科学和数学领域里为什么女性教授比例低于男性。他认为除了这些职位所要求的工作时间更有弹性（挤占家庭团聚时间），且往往需要每周工作80小时等这些原因造成的差别，应当进一步研究还有一种可能，也就是天才男女在科学和数学能力上的差别。他指出，研究早已证实男女中学生在数学能力上存在显著差别。结果女权团体NOW发起对萨摩斯教授“性别歧视”的抗议，要求哈佛赶走校长。这位校长被媒体声讨，不得不公开道歉并保证会提供5千万美元来鼓励教职员工更加“多元化”。

早在1980年《科学》杂志（Science）就发表研究指出，男女中学生的数学推理能力存在显著差别，男生更强。[2]随后一项研究发现，男生“数学天才”比例更高：以美国大学入学考试SAT数学部分衡量数学推理能力，达到600分以上者，男生人数比例是女生的4倍，700分以上者，男生是女生的13倍。[3]2000年同一研究小组追踪发现，少年时期SAT表现为“数学天才”的男女生二十年后在数学和相关的科学领域里获得了高学历，并对自己的职业成就感到满意。[4]也就是说萨摩斯提出的思路（天才男女中学生在数学能力上存在显著差别，可能导致更多天才男生长大后在数学相关领域里获得职业成就）确实是有相关研究结果支持的。

早有媒体指出，萨摩斯事件中强制不同观念“公开认错”，和共产国家的“再教育”（re-education）有异曲同工之处。在没有真正弄清所谓“不平等”的根源之前，鼓励“多元化”实际就是增加女教授人数，达到结果平等。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早就指出，“社会主义和民主没有任何相同之处，除了一个词‘平等’：社会主义追求的是结果均等，民主寻求的是机会平等。”以此衡量很容易看穿女权主义背后隐藏的共产主义基因。[5]

需要强调的是，这里并不是试图证明，男人在智力或能力上比女人优越。男人和女人的才能表现在不同方面，人为地抹平两性之间的差异既不符合常识，也不利于男人和女人各尽所长。

如果说男女性的心理和智力差别不那么直观的话，女权主义否认男女生理和体力上的差别就更匪夷所思了。在东西方的传统理念中，男性承担保护者的角色，消防员清一色为男性一直被视为正常。女权主义宣称男女的绝对“平等”，要求女性同样承担传统上男性的角色。这又带来人们料想不到的后果。2005年纽约市消防局首度允许一名没有通过体力测试达标的女性成为消防队员。消防员必须背着氧气罐和50磅重的装备，经过一系列挑战体力的测试。这位女性总是无法达标。尽管其他消防队员指出未达标的队员在团队行动中免不了需要队友为之牺牲和付出，并且对公众安全造成威胁，但是消防局最终还是决定同意录取她。消防局的理由是为了避免一场女权团体的诉讼。[6]女权团体长期指责纽约消防局制定的体力标准要求过高造成女性消防队员比例偏低。芝加哥消防局也遇到类似的情况，被迫降低标准录取更多女性。实际上，澳大利亚许多城市的消防部门早就实行了性别配额录取，也即如果录取50%的男申请者，那么也要同比例录取50%的女申请者为消防队员──尽管男消防队员体力要求比女性高很多。这种无理性追求结果均等还带来另一个让人大跌眼镜的问题：女权团体马上又抱怨女消防队员面临男队友的霸凌──后者指责她们不够格、不配当消防员，造成“精神压力”。[7]这给女权团体带来了进一步斗争、争取“平等”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女权主义的一个口号是“我们要做的还很多”。

在共产邪灵安排下，女权主义种种看似毫无理性的行为，其背后的主导思想实际是挑战所谓父权社会（即传统社会），从而颠覆传统家庭，这一点和通过阶级斗争推翻资本主义一脉相承。传统社会认定男性阳刚、女性阴柔。男性作为保护者，承担支撑家庭、支撑社会、保护女性和孩童的责任。而女权主义要挑战的正是这种父权社会结构，认为男女一样，这种父权社会造成了男性的优势和对女性的“压迫”。所以传统骑士精神、绅士风度都被鄙视。按照女权主义理想，未来的社会将不允许再看到泰坦尼克沉没之前，男性主动把一切求生机会让给女性的美德。

女权主义挑战父权社会还表现在对孩童教育方面。女权主义推动的平权法修正案（ERA）在宾州通过后，针对宾州校际体育联合会的一场诉讼的法庭裁决说，学校必须把学生包括在所有体育活动之中，包括摔跤和美式足球，不论性别如何──也即女生不得以性别理由缺席摔跤、美式足球课。[8]

美国学者萨莫丝在《针对男孩子的战争》一书中举了许多压制男生的例子。其中一个是纽约皇后区的纽约飞行学校。该校招收的都是当地少数族裔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学校把孩子们培养成优秀学生，《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杂志把该校列为全美最佳高中之一。学校为孩子们提供各种动手制作电动、机械飞行器的机会，不难理解，入学的男孩占绝大多数。女孩在学校中比例较小，但也表现不俗，并得到充分尊重。该学校过去十多年来一直面临女权团体的指责和法律诉讼威胁，要求必须提高入学女生的比例。[9]女权团体全国妇女法律中心（National Women’s Law Center）创办人2010年在白宫发言中专门把纽约飞行学校列为“性别隔离”的例子，声称“在我们获得绝对的平等之前，我们绝不能在花环上躺着休息，我们的路还很长”。

对女权主义者来说，从小培养男孩具有男子汉精神，鼓励他们有独立、冒险进取的精神，以及鼓励女孩温柔体贴、照顾家庭，都是造成将来社会性别不平等以及压迫和歧视女性的根源。

实际上女权主义的极端做法带来的另一个恶果是，社会朝着无性别的方向发展，男性和女性都不再具有各自的性别心理特征，这将影响年轻人尤其是孩子的心理发展。可以预见，更多的人群将成为同性恋、双性恋，或者跨性人。事实上，在一些欧洲国家，这种趋势已经出现。越来越多的孩子从学校回来告诉家长：“妈妈，我生在一个（性别）错误的身体中。”到2017年，伦敦塔维斯托克诊所（Tavistock Clinic）每年接受约2000例有类似问题的孩子，而在2009年只有100例。[10]

当然这也是女权主义背后的共产基因所想要达到的目的：尽一切办法摧毁传统的家庭道德观念，造成家庭崩溃和解体。

在传统文化中，神（天）赋予女人生养、教育孩子的责任，东西方传统文化中伟大的英雄背后都有伟大的母亲；而女权主义主张，父权社会对女性压迫的一个明显的例证就是人们期望女人养育自己的孩子，认为家庭妇女和母亲的责任是“没完没了、枯燥无聊、毫无回报”的。有人做了小统计，发现知名女权主义者几乎都是婚姻破碎、终身未嫁或者即使结婚也没有子女的女人，感叹她们当然无法理解正常女人把婚姻家庭视为生命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养育孩子、在孩子的成长中获得母性的自然满足感。

今天，女权主义派生了形形色色的变异思潮，比如有的主张“个人的事情具有政治意义”，实质是将个人的私生活与个人的事情等同于“政治”，在家庭中掀起“性别战争”，有的将男人视作奴役女人的身体与思想的吸血鬼，有的说孩子是女性实现其最大潜能的障碍，将“家庭”归结为女性受到压迫的根源所在。

事实上当代女权主义毫不隐瞒其破坏传统家庭的目的。在当代女权运动领袖中这样的主张并不鲜见：“结束婚姻体制是女性解放的必要条件”[11]；“不应当允许服务于家庭并计划成为家庭主妇成为（妇女的）选项”[12]；“不消灭婚姻就无法消灭男女不平等”。[13]

女权运动以“解放”的名义“解决”人类道德败坏后造成的社会问题，从而变异人的观念，加剧社会道德败坏。美国学者修丽特指出，当代女权主义是造成大量单亲妈妈家庭的主要因素；女权运动曾极力推动的“无过失离婚法案”实际却为男人逃避责任提供了方便；女权主义试图去破坏或者改造原有的家庭结构，而家庭恰恰是广大妇女应对社会危机的避风港，大多数妇女希望巩固而不是摧毁家庭。[14]

和女权主义主张相反的是，离婚并没有为女性带来她们所期望的自由。有研究指出，女性离婚后陷入贫困的比率高达27%（是男性的3倍）。[15]这也不奇怪，邪灵并不在乎女性“权利”，破坏家庭、败坏人伦才是其目的。

3）鼓吹同性恋，变异家庭定义

同性恋权利运动从其发端就和共产主义的大力推动分不开。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提出了同性恋为人的“自由”选择。共产主义声称要把人类从传统道德观念的“束缚”中“解放”。因此在共产主义理论中，性解放包括同性恋“权利”，都属于人类应该获得的自由。在“性爱自由”运动中，一大批共产主义者或其同路人也同时鼓吹同性恋“权利”。

19世纪90年代几位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军人物发起了世界上首次有声势的同性恋权利运动。以性学研究者贺西菲尔德（Magnus Hirschfeld）为代表的社会民主党成员们从理论上论述同性恋行为是“自然的”、“道德的”。1897年贺西菲尔德创立了科学人权委员会（Wissenschaftlich-humanitäres Komitee, WhK），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同性恋（LGBT）权利组织。他们1897年发起了一场为同性恋行为辩护的运动。1895年英国作家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因和别的男人发生性关系而被指控。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当时唯一支持王尔德同性恋“权利”、为其辩护的团体。社会民主党领袖爱多德‧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主张废除禁止男人之间发生同性性行为的法律。

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是本章第四节所述的俄国“十月革命”以后的“性解放”。这场运动中，禁止男人之间发生同性性关系的法律被废除，苏俄当时被鼓吹同性恋运动者认为是世界上同性性关系方面“最开明”的国家。

世界上第一个承认同性婚姻的宪法，是在南非国大党（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当权之后通过的。国大党为社会党国际（原第二国际分支）成员，属于社会主义政党。支持“同性恋”权利是其一贯政策。

当代美国同性恋运动中第一个同性恋权利组织，是德国移民葛伯（Henry Gerber）受贺西菲尔德创立的科学人权委员会启发，而于1924年在芝加哥创建的人权学会（Society for Human Rights）。但该组织成立几个月后就因警察逮捕其成员而解散。1950年，美国第一个有影响力的同性恋权利组织麦塔辛协会（Mattachine Society）成立。该组织由美国共产党员哈利‧海依（Harry Hay）发起，成立于海依在洛杉矶的家中。该组织随后扩展到其它地区，并出版刊物。

1957年，动物学家胡克（Everlyn Hooker）发表研究报告，通过心理测试，提出同性恋者心理状态和普通人无差别。这项研究结果后来成为证明同性恋行为“正常”的最主要的“科学依据”。一位麦塔辛协会成员与胡克密切交往，并说服她通过研究支持同性恋，促成了这项研究。研究对象并非随机选取，而是都来自麦塔辛协会成员。这一点成为其研究遭批评的原因之一。[16]

20世纪60年代，随着性解放和嬉皮士运动对人们传统观念的冲击，同性恋权利运动逐渐公开化。1971年，女权组织“全国妇女组织”（NOW）成为第一个支持同性恋（LGBT）权利的大组织。

1974年，美国精神病学会以胡克的研究报告为最主要的支持论据，决定不再把同性恋视作心理疾病。学会为此表决时，有39%的人反对此举。换言之，这项决议本身远非如一般人认为的出自科学界的一致认同。

胡克及其后续研究者选用了所谓的“适应性”（adjustment）测试结果，作为衡量同性恋者心理状态的标准──通俗地说，如果一个人能够适应社会，能保持自尊和良好的人际关系，在正常社会生活中没有任何心理障碍，就判定其心理正常。罗伯特‧金尼（Robert L. Kinney, III）博士2015年在医学期刊Lincore上刊文指出，胡克选定的这个“适应性”标准的问题在于，有很多种心理疾病患者，如果用“适应性”（adjustment）测试作为衡量标准，会误判他们属于心理“正常”。比如，有一种心理异常的疾病（xenomelia），患者有强烈的愿望希望截除自己的某个健康肢体（比如一条腿）。如同某些同性恋者认为自己长了错误的性器官，这种xenomelia患者也强烈相信某个肢体不属于自己。这种病人完全能够适应社会，保持自尊和良好的人际关系，在正常社会生活中没有任何心理障碍。他们甚至一旦实施肢体截除手术后，就能从中获得快感，并认为“生活质量得到改善”。[17]

金尼还列举了其它心理疾病，比如有种心理异常患者喜欢吃塑料，并从中得到满足感；另一些患者有伤害自己身体的强烈欲望（但不是自杀）等等。这些患者都具有良好的社会“适应性”，多数人甚至有大学以上学历，然而这却属于心理学界公认的心理异常。金尼更指出，事实上选定“适应性”标准来判断心理异常，是逻辑上的循环论证。[18]

许多研究证实同性恋人群中罹患艾滋病、自杀、吸毒的比率都显著的比一般人群高，[19]即使在同性“婚姻”早已合法化的国家（如丹麦）也是如此。[20]男同性恋人群艾滋病和梅毒的患病率是正常人群的38109倍。[21]在上世纪90年代艾滋病治疗出现突破进展之前，同性恋人群平均寿命甚至比总人口平均寿命低820年。[22]这些事实也说明同性恋并不像人们鼓吹的那么“正常”。

随着同性恋权利运动声势浩大，“歧视同性恋”（homophobia）成为一个杀伤力极强的“政治正确”帽子，坚持同性恋属于精神疾病这一观点的专家被边缘化。而另一方面，相当数量的同性恋者取得心理学、精神病学专业学位，成为同性恋心理学“研究专家”。如今被广泛引用的支持同性恋行为“正常”的“科学报告”，是2009年美国精神病学会指定一个工作小组撰写的研究综述（“Report of the Task Force on Appropriate Therapeutic Responses to Sexual Orientation”）。金尼指出，该工作小组七人中，包括主席在内的六人本身就是同性恋或双性恋者，因此从科学角度说，工作小组的立场并非中立。已故的全国同性恋研究和治疗学会主席约瑟夫‧尼古拉希（Joseph Nicolosi）披露，当时申请加入小组工作的还有非常有资格的专家，但他们属于学术上支持用治疗方法矫正同性恋行为的一派，因此全部被拒绝参与。[23]前任美国精神病学会主席尼古拉斯‧卡明斯（Nicholas Cummings）公开谴责学会内政治压倒科学，鼓吹同性恋权利运动的极端自由派操纵了学会。[24]

如今，被同性恋心理“专家”以及同性恋运动推崇的“适应性”标准，也被美国精神病学会广泛用来衡量其它性心理异常疾病。比如按照美国精神病学会的治疗手册，衡量恋童癖精神异常的标准是：如果一个成年人见到儿童就会产生无法控制的强烈性欲望或性幻想，但是没有实施这样的行为，如果本人对这种心理状态没有心理障碍，内心不感到愧疚、可耻以及有精神压力，这就属于“正常”的恋童癖性倾向，不算作恋童癖心理异常。相反，如果患者对自己的心理状态有内心纠结、有羞耻感和心理压力，则被视作恋童癖心理异常患者。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所谓人类心理诊断标准，完全和人类的普世价值背道而驰，人对败坏行为有正常的羞耻感和道德内疚感被视作有心理疾病，却把变异和败坏当作正常。既然这个“适应性”标准，已经使同性恋行为和“婚姻”合法，那么魔鬼的下一步，推动恋童癖行为合法化，并不遥远。

美国共产党员、托洛茨基主义者大卫‧托斯塔（David Thorstad）创办了北美恋童癖组织NAMBLA；NAMBLA的另一重要公开恋童癖倡导者，同时也是美国同性恋权利运动的先锋爱伦‧金斯堡（Allen Ginsberg）是一位共产主义同路人、卡斯特罗的崇拜者；另一个主要恋童癖组织CSC（Childhood Sensuality Circle）则由德国共产主义者、“性解放”鼻祖赖希的弟子于1971年在美国加州创办。

潘多拉的盒子早已打开。进一步，按照当今心理学的“适应性”标准，家庭成员之间乱伦、空想社会主义鼻祖傅立叶所鼓吹的各种变态“性自由”，包括群婚、兽交，也都可视作“正常性心理状态”。神给人定下“男人和女人”组成的家庭，已经被扭曲到包括同性“夫妇”，那么下一步乱伦者，或者人和兽组成的“家庭”都可以顺理成章“合法化”了。把人等同于没有道德标准的兽，正是魔鬼毁灭人类的手段！

同性恋运动和性解放、女权主义交织在一起，彻底颠覆了传统性道德和家庭观念，背叛了神给人设立的传统婚姻和家庭。

需要强调的是，主张不歧视同性恋原本出自于一种无知的但善良的愿望，但是魔鬼却利用人的善良而欺骗人达成毁人的目的，这是因为人忘记了神的教诲。神仿照自己的形象造了男人和女人，规定了人的道德规范，人如果背叛神，听从魔鬼放纵欲望、变异自己，使男人不是男人、女人不是女人，抛弃神定下的做人的道德规范，那么最终的可怕结局就是被神抛弃，走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对于误入歧途奔向悬崖的人，对其鼓励说“我们尊重你的选择”，这也许出自善心，但结果却是将对方推向更危险的境地。真正的善良，应该是告诉那走在歧途上的人分辨正道和歧路，免于覆灭──即使会被不理解和责难。

4）鼓吹离婚权、堕胎权

1969年之前，美国各州离婚法都基于宗教传统，要求必须以当事人或另一方的过错为提出离婚的理由。按照西方宗教传统，婚姻是神所设定的，稳定的家庭有益于夫妻双方、孩子以及整个社会。因此，教会和各州法律都注重确保婚姻不会在无充足理由的情况下解体。到了上世纪60年代，由法兰克福学派领导的反传统潮流强烈腐蚀了传统婚姻观念，其中以自由主义和女权主义为祸最甚。

自由主义者否认婚姻的神圣性，把婚姻简单化为双方自愿的世俗合同。女权主义则主张传统家庭是父权社会“压迫”女性的工具，对于在“压迫”之下感到沮丧、失望的或爱冒险探奇的妇女来说，离婚提供了合法逃脱婚姻的借口。这些“合同自由”和“反压迫”的观点给无过错离婚法案铺平了道路，从此只要夫妻一方单方面宣称婚姻存在“无法调和的分歧”，就可以解散一个婚姻。

进入上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离婚率不断攀升，由于离婚造成的家庭解体首次超过配偶一方死亡而造成的家庭破裂。在70年代初建立的美国家庭中，几乎一半以离婚告终。

离婚对孩子的负面影响长久而深远。迈克尔‧里根（Michael Reagan，前总统罗纳德‧里根的养子）这样描述父母的离婚：“离婚是两个成年人剥夺一个孩子有意义的一切：孩子从此没有了家、没有了原来的温馨家人、没有了原来的安全感，被剥夺了那种被爱和被保护的幸福。大人们把孩子的一切摧毁、砸碎在地上然后走出门，留下孩子独自去收拾这一团糟……”[25]

推动“堕胎权”是邪灵毁人的另一个手段。最初考虑堕胎合法化只是基于不得已的特殊情况，如强暴、乱伦；或因母体的身体健康状况不佳，如有精神疾病、心理疾病等。

“性解放运动”的鼓吹者认为性不必限定在夫妇间，但夫妇以外的性关系最大障碍是怀孕，因为避孕难免会失败，所以推动堕胎合法化作为避孕失败的补救办法。1994年联合国开罗人口会议中，干脆公然将人类拥有“生育权”作延伸解释，其中之一是人拥有“满足和安全的性生活”的权利，因而有堕胎权。[26]

此外，女权主义提出女性“身体自主权”，主张女性有权自己决定是否要生下或杀死胎儿。这样，堕胎从最初的“不得已”，发展到可以“随心所欲”结束胎儿的生命。魔鬼放纵人的欲望的同时，利用女权和性解放鼓励杀死胎儿，不但让人犯下大罪，而且让人更践踏传统的生命神圣性观念。

5）以福利制度奖励单亲家庭

在1965年的美国5%的孩子由未婚妈妈生育。[27]对当时的孩子来说，和自己的亲生父亲生活在同一个家里是理所当然的常识。

而2010年代未婚妈妈占生育率的40%。[28]从1965年到2012年，美国单亲家庭猛增1000万，从330万窜升至1千3百万。[29]虽然有些爸爸留下来同居或甚至结婚，但这些单身妈妈所生的子女大多数在没有父亲的家庭长大。父亲给孩子带来与母亲互补而不同的角色。父亲给了男孩一个示范，让男孩懂得怎样成为男子汉，让女孩感受到女性应得到的尊重。

父亲不在身边对于孩子成长有很大的负面影响。现有的研究表明，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缺少父亲角色造成的负面后果包括：使孩子缺乏自信、逃学、辍学（比率高达71%）、过早性生活、淫乱、少女怀孕、参与帮派、犯罪入狱（85%的入狱少年家庭中没有父亲）、吸毒、流浪（90%离家流浪的孩子没有父亲）、有性虐待倾向（比正常人群高40倍）。[30]

智库布鲁金斯研究所曾总结青少年脱贫的三大要诀：一是要念完高中，二是找到一份全职工作，三是在21岁之前不要结婚和生孩子。他们的研究表明，只要按照这三条去做的，只有2%的还处于贫困状态，75%的都变成了中产阶级。[31]换句话说，教育、就业、避免过早婚姻和婚外生育，是成为负责任的成年人、进入健康、富有成效生活的最可靠途径。

现在的情况是，单身妈妈不得不依赖政府福利。美国传统基金会的一份报告以翔实的统计数据显示，正是女权主义所大力推动的福利政策鼓励更多单亲妈妈，甚至“惩罚”她们结婚组织家庭（结婚后获取的福利比两人同居要少，而交税更多），让政府替代孩子的“爸爸”。打着帮助贫困家庭旗号的福利制度反而造成单亲家庭不断增多，而单亲家庭中成长的孩子又更易陷入贫困，会更加依赖福利。[32]这个怪圈正迎合了邪灵想要的另一个目标：通过高税收、高福利控制人生活的一切方面。

6）鼓吹变异文化

美国《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报导指出，美国人口普查局（U.S. Census Bureau）的资料显示，2000年，在25至34岁的人群中，已婚与从未结婚人口的比例分别为55%和34%。而到了2015年，两者的比例几乎掉了个个儿，变为40%和53%。美国年轻人很快就对婚姻敬而远之了。原因很简单：今天的文化中，性和婚姻完全分家，年轻人为何要结婚？[33]

在变异观念的驱使下，如今随意勾搭（hook-up）成为时髦的生活方式──性行为甚至和感情无关，当然更没有承诺和责任。最可怕的是，变异的文化鼓励年轻人去尝试在多种性别身份中做选择：脸书网现在提供了近60种不同的性别身份供用户选择。如果年轻人都不能确定自己的性别，他们如何看待婚姻？邪灵从法律到社会观念重新定义了神设立的婚姻。

同性恋以及各种败坏的性行为在英文中本来是用“sodomy”描述，这个来自于《圣经》中的词原本是指因神愤怒而被毁灭的性乱城市所多玛。这个词语的本身就是对人类的警戒，那就是人类背离神的教诲将面临可怕的结局。同性恋权利运动极力废除使用这个词语，改用原本表示快乐的词“Gay”替代，使人在泥沼中越陷越深。

“通奸”原为对堕落性行为表鄙视的用词，但如今变成无关痛痒的“婚外性行为”、“同居”，霍桑的《红字》中红杏出墙的海斯特‧白兰（Hester Prynne），如今不但不必悔悟，而且可以高昂着头领取福利；“贞操”本来是东西方传统文化中的美德，如今成为“束缚自由”的可笑观念。

在“政治正确”的话语暴政之下，同性恋、性道德的是非对错是不能触及的话题，人们唯一的选项就是尊重每个人的所谓“自由选择”。这不仅体现在日常生活当中，而且在学校教育中也是如此，这逐渐使人类的文化生活完全和传统道德脱离，致使人们对堕落行为毫无察觉。让人把变异和败坏当成正常，使放纵欲望的人完全没有道德压力，是魔鬼毁人的隐性手法。

如今50岁以下的西方人，几乎已经不记得自己的社会中曾经有过这样的文化：那时候每个孩子和自己的亲生父亲一起生活成长是那么自然，那时候Gay这个词表示快乐，那时候洁白的婚纱代表着新娘的贞洁，那时候电视广播和大众出版物中禁止色情镜头和语言……

短短六十年，魔鬼彻底颠覆了人们熟悉的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

6. 中共如何摧毁家庭

1）以男女平等的名义破坏家庭结构和稳定

毛时代的口号“妇女能顶半边天”，如今已经辗转进入西方，成为女权主义的一个时髦口号：Women hold up half the sky。中共极权之下所鼓吹的“男女都一样”和西方女权主义所追求的男女平等的实质都是结果均等。在手段上二者有相似之处，在西方，“政治正确”的攻击性武器是“性别歧视”；在中国最有杀伤力的帽子叫“大男子主义”（来自“男性沙文主义”）。另一方面东西方的手段也有其各自特点：

西方女权主义的“男女平等”，要求通过配额补偿、经济补偿、降低标准等等措施达到结果平等；中共鼓吹的“妇女能顶半边天”，所要求的是男人能干的，女人也要能干，不能降低标准，甚至女人去干自己难以胜任的工作被吹捧为“女英雄”、“三八红旗手”。上世纪60、70年代的宣传画中，女性多为浑圆健壮有力的形象，毛泽东鼓吹“不爱红妆爱武装”。女人开矿采石、伐木炼钢、冲锋陷阵，无所不能。1966年10月1日《人民日报》刊登《姑娘也能学会杀猪》，宣扬一位18岁的屠宰场女徒工，通过学习毛思想而大胆杀猪，因此名噪一时：“不敢杀猪，哪敢杀敌人……”

尽管中国的女人“能顶半边天”，但也有被西方女权主义诟病之处： 例如中共政治局常委从来没有女性成员。究其根本原因，是中共害怕女性政治权利要求最终会发展为老百姓的基本政治权利诉求，尤其是选举权的诉求，从而威胁其极权统治。出于类似的担心，中共政府也不公开鼓吹同性恋权利等等；但另一方面同性恋确实是魔鬼毁人的趁手工具，因而中共对同性恋采取“不支持、不反对”的态度。同时利用管控媒体和大众文化等方式，默认怂恿同性恋人群发展扩大：2001年中共官方的中华精神科学会诊断手册不再把同性恋列为精神疾病；“同性恋”一词在媒体中悄悄被替换为共产社会中更正面的词语：“同志”；2009年，中共默认中国大陆地区举办第一个同性恋“自豪活动”：上海骄傲周。

魔鬼虽然在东西方采用了不同手段，但目的都是摧毁传统家庭中女性贤妻良母的角色，强制女性丢掉温婉柔顺的特点，使家庭失去传统刚柔相济的和谐，废除传统家庭教育子女的功能。

2）以政治斗争造成夫妻成仇、家庭破碎

中国人的传统价值是建立在家庭伦理之上的。魔鬼深知，破坏传统价值最有效的方式是从破坏人伦开始。在中共发起的历次政治斗争中，兄弟姐妹、夫妻、父子之间的互相揭发批斗都成为常态。人人争抢积极的政治表现，否则就有立场不清的嫌疑。越是对最亲近的人大打出手，越说明“立场坚定”。

1966年12月，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被拉到北京钢铁学院批斗。当天，胡乔木的女儿上台发言批斗父亲，喊出了“砸烂胡乔木的狗头！”。虽然胡女并没有真的砸烂父亲的“狗头”，但有一个中学生却真的砸烂了自己父亲的头。当时东四一带有一家是“资本家”，“红卫兵”把老夫妇打到半死，又强迫儿子去打，上中学的儿子用哑铃砸碎了父亲的头，自己也疯了（据《我家：我的哥哥遇罗克》）。

另一方面，一旦被党定为阶级敌人的人，为了不牵连家人，往往还主动和家人“断绝关系”。甚至连不堪迫害、甘冒“自绝于人民”罪名而自杀的人，也要想尽办法撇清家人和自己的关系，以免他们受到牵连。比如文革中邓拓自杀时，给家人的遗书里写道：“以后，唯一要求你们的，就是坚决听党的话，坚决站在党的立场上，逐步认清我的罪恶，激起对我的仇恨，坚定不移地与我划清界限！”

中共当代发动的最大政治迫害──对法轮功信仰群体近二十年的迫害中，胁迫家人对法轮功信仰者进行迫害是其重要手段。为了让坚持“真、善、忍”信仰的法轮功修炼者放弃信仰，中共的一个手段是对其家庭成员采取行政、经济处罚或政治恫吓，胁迫或诱骗他们对自己的亲人哭劝、跪求甚至暴打，把中共的迫害转嫁为亲情矛盾：“都是因为你不妥协造成家人被牵连”；甚至直接要求他们“劝说”亲人：“你不放弃信仰，我只能离婚或者断绝父子（母子）关系（以避免被中共处罚）”，如此等等，在这场迫害中直接、间接造成成千上万的家庭破碎。

3）以控制人口的名义强制堕胎

在西方女权主义成功赢得堕胎合法化不久，共产中国的妇女开始承受“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强制堕胎“义务”。这一方面是强迫直接杀人，另一方面衍生出大量社会问题。

中共遵循马克思的唯物论，认为生孩子和炼钢、产粮一样都属于物质生产，那么计划经济自然也可以扩展到计划生育。毛泽东认为：“人类要控制自己，做到有计划地增长，有时候使他能够增加一点，有时候停顿一下。”[34]

中共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一胎化”政策以极端强制的措施来保障执行。“一人超生，全村结扎！”“一胎生，二胎扎，三胎四胎刮！刮！刮！一胎环，二胎扎，三胎四胎杀杀杀！”“宁可血流成河，不准超生一个。”“宁添十座坟，不添一个人！”这样残忍的口号在中国到处可见。高额罚款、抄家、扒房、暴力殴打、非法拘禁等等是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常用手段。一些地方甚至出现计生官员将婴儿丢进水田活活淹死，即将临产的妇女被强迫堕胎也屡见不鲜。

据《中国卫生年鉴》的不完全统计，从1971年至2012年，中国人工流产总数至少有2.7亿人次，即2.7亿胎儿被中共杀死。

“一胎化”政策最严重的后果之一就是大量女婴被遗弃或杀害，导致中国30岁以下的人口之性别比例严重失调。据估计，到2020年中国将出现近4千万男性单身，他们将在婚育年龄时无女可娶。这将引发如性犯罪、买卖婚姻、拐卖妇女、卖淫嫖娼等各类严重的潜在问题。

7. 共产主义破坏家庭的后果

马克思等共产主义者振振有辞地鼓吹摧毁家庭的逻辑，是建立在片面放大当时社会上存在的通奸、卖淫、私生子等等丑恶行为（尽管这也是他自己乐在其中的行为）的基础上。在维多利亚时代，伴随着道德滑坡逐渐出现的背叛婚姻的行为，实际上已经背离了神的教诲，践踏了婚姻的神圣性。共产主义者因此导出女人应该违背婚姻的神圣誓约，追求自己的所谓“个人幸福”，这又是在歧途上走得更远，如饮鸩止渴。共产主义邪灵给出的“药方”不过是把人类道德普遍拉下地狱，使本来是人人谴责、见不得人的行为变成司空见惯的常态，达到人人“平等”，一同坠向覆灭的深渊。

共产邪灵引诱人类相信罪恶不在人的堕落，而在社会；让人从反叛传统中寻找出路，离神更远。邪灵鼓吹的女权、同性恋、性解放等等，用的是“自由”、“解放”等美丽辞藻，最终导致的结果是女性的尊严被贬损，男性的责任被丢弃，家庭的神圣被践踏，两性的道德被变异，孩子的未来被摧毁，最后狞笑的却是魔鬼。#

备注

原文出处：http://www.epochtimes.com/gb/18/5/30/n10440961.htm

【大纪元2018年05月31日讯】第八章 政治篇：魔鬼在祸乱我们的国家（上）

目 录

引言

1. 共产主义政治是毁灭人类的快捷方式
   1）共产主义国家通过政权进行大规模杀戮与清洗
   2）社会主义理念在欧美盛行
   3）控制政党、议会、政府、最高法院是左派的最大政治
   4）左派政党掌权后推行社会主义及变异政策
   
2. 邪教的政教合一是共产主义政治的特点
   1）中共的邪教政教合一
   2）自由主义与进步主义的宗教特征
   （1）当代自由主义对古典自由主义的反叛
   （2）进步主义的核心是变异道德
   （3）自由主义与进步主义的社会主义导向
   
3. 煽动仇恨、挑起斗争是共产主义政治的必然选择

引言

今天的世界，政治的概念已经几乎无所不包。一个政策、一条法令、一个政治事件、一宗政治丑闻，都可以搅动社会舆论；一场最高领导人的大选，就可能吸引全球的注意力。大多数人只知道共产党国家实行的是共产政治，甚至认为共产党国家已经在抛弃共产主义。殊不知，共产主义背后的幽灵可以用不同的形式现于世间。无论是共产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乃至当代自由主义、进步主义，都是共产幽灵在人间的不同表现形式。仔细考察，这已经是一个共产邪灵统治的世界。

表面上看，自由世界对共产主义之害认识得很清楚，然而，在《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多年后的今天，无论有意还是无意，各国政府却普遍采用了马克思的主张，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令人触目惊心。

作为自由世界抵抗共产主义的灯塔、把共产主义视为邪恶的美国，在2016年总统大选中，第一次出现了公开表态为社会主义者的总统候选人，并距问鼎总统宝座仅半步之遥；而在被调查的年轻人中，竟然将近半数人对社会主义有好感。[1]在欧洲，社会主义早已大行其道。欧洲的一位政治人物说：“现在，社会主义结合了民主、法治以及福利国家制度，而且我觉得，欧洲的绝大部分民众都支持这些东西──如果英国的托利党人胆敢触动英国的全民医疗保健制度，肯定会落得斩首的下场。”[2]

在共产国家，邪灵直接掌控国家政权，利用政府机器，暴力杀戮人民、强力摧毁传统文化、败坏世人道德、迫害正教修炼者，以最后达到其毁灭人类的终极目的。

东欧共产主义政权虽然解体，但共产主义思想并未肃清。在几十年冷战对抗、间谍破坏、共产主义思想意识渗透之后，共产邪灵实质上猖獗于整个欧洲。

在西方，共产邪灵想直接掌控国家政权的企图虽然没能得逞，但是它想方设法用各种手段掌控国家政权，积极推动改头换面的社会主义政策，变异法律，鼓动暴力，变异道德，搞乱社会，以最终魔变西方世界，达成毁灭人类的终极目的。基于美国在自由社会的重要性，本章在展开论述中将以美国为重点。

1. 共产主义政治是毁灭人类的快捷方式

“共产主义政治”并不限于共产党国家的政治。本书一再强调，共产主义是一个魔鬼，它拥有超自然的力量，可以利用具有坏思想的坏人和无知而轻信的人，做它在人间的代理人，推进它的目标。因此，在西方自由国家，共产邪灵操纵控制下的政治，也可以视为“共产主义政治”的另类形式。

1）共产主义国家通过政权进行大规模杀戮与清洗

如前所述，共产主义在东方多国直接篡夺了政权。有了政权，它就可以更肆无忌惮地为所欲为。在那里，邪灵的一切政治都是为了维护其政权，同时扩大其影响力，无论是对民众的杀害、共党内部的争斗和清洗，对外部世界的欺骗、渗透，都是如此。因为政权在手，它可以动用一切国家机器，包括军队、警察、司法、监狱，乃至教育机构、媒体等，举倾国之力杀戮迫害本国人民，败坏人的道德。

苏联臭名昭著的古拉格集中营、苏共党内斗争的政治大清洗、中共内部的所谓“十次政治路线内斗”、历次政治运动中对中国人的屠杀，特别是中共党魁江泽民动用举国至少四分之一的财力迫害法轮功修炼者等等，这一切都是在共产极权控制下所为，也都围绕着维持其暴力政权的统治而达到其毁人的目的。

共产党人深知，政权问题实是共产主义政治的核心问题。共产主义鼻祖马克思、恩格斯总结巴黎公社教训时就强调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列宁亦深谙此道，第一个用暴力建立了苏维埃共产极权。斯大林、毛泽东等也都利用一切政治手段、伎俩、阴谋、阳谋、枪杆子、笔杆子、杀戮、欺骗等，无所不用其极地篡夺、维护暴力政权。有了对政权的掌控，或杀戮或变异都可以得心应手地进行。

2）社会主义理念在欧美盛行

在欧洲，社会主义思潮和政策大行其道已是不争的事实。美国是个特殊的国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共产主义运动于欧洲非常狂热的时候，其在美国的发展仍然很有限。德国学者桑巴特（Werner Sombart）1906年曾特别写下《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一文探讨其原因。[3]这一切已经发生巨大变化。

2016年，美国某主要左翼政党总统参选人在其竞选中就公开大谈社会主义理念。在共产党语汇中，“社会主义”不过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本来在自由国家，共产主义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多数美国人对其避之唯恐不及。这位竞选人自己也坦承：“我知道有许多人，一听到‘社会主义’这个词，就非常、非常紧张”，但他却不避讳引入社会主义理念。出人意料的是，此人在竞选中成为一主要政党的两名领先候选人之一。

2016年竞选后期的民调中显示，在其中一个主要的左派政党中，56%的人称自己对社会主义持正面评价。[4]这种倾向社会主义的趋势早在2011年皮尤（Pew）的调查中就有显示，30岁以下的美国民众中有49%积极看待社会主义，而对资本主义评价积极的人只有47%。[5]这跟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左移、左派对社会主义的鼓吹以及年轻一代对共产主义不了解有密切关系。

其实，目前西方人对社会主义的幻想与100年前很多天真的年轻人（包括中国、苏联和西方）对共产党的幻想极其相似。年轻一代对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和传统缺乏深入了解，对表面上看似温和的社会主义没有抵抗能力，历史上人们对共产主义在轻信中受骗的一幕又在重演。

马克思提出的“按需分配”的核心思想对年轻人具有相当的欺骗性，他们幻想可以过北欧国家那样的高福利社会主义生活。其实，这些国家的“高福利”制度已经造成了种种社会问题。然而一旦有人要对福利制度本身做根本性改动，习惯享有高福利的民众一定会群起抵制，使其落选。这时候能够胜出的是那些主张继续扩大税收、扩大政府干预、用寅支卯粮的办法解决眼前困境的政治人物。正如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指出的：“一个社会把平等──即所谓结果平等──放在自由之上，其结果既得不到平等，也得不到自由。这样，往往目标是崇高的，结果却是令人失望的。”[6]

通过高福利社会主义，使得政府不断扩张，让人用选票“主动地”从自由走向奴役，正是共产邪灵的一步棋。一旦全世界国家都变成社会主义国家，现在的“北欧模式”从民主走向极权也不过一步之遥。因为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一旦社会主义阶段完成，政治头领们马上就会推动向共产主义过渡，私有财产、民主竞选机制马上就会被废除，国家就会迅速走向极权，高福利制度将被箝制人民思想与喉咙的枷锁取代。

3）控制政党、议会、政府、最高法院是左派的最大政治

在西方国家，有通行既久的民主制度，如美国的三权分立的制度，要想像在东方国家那样直接掌控政权，并非易事，所以它们势必要采用各种政治手段，迂回地、间接地让西方国家政府变成邪灵掌控的机器，以售其奸。

美国是以两党为主的多党制，共产主义要想进入美国政治主流，必然试图控制两大党中的一党甚至两党。控制政党之后，下一步就是控制越来越多的议会席位，让自己的候选人占据政府或者法院里的关键职位。从美国被共产邪灵渗透的情况，人们可以看到事情的严重性。

在美国，左派党一直挑动低收入群体与高收入群体的对立以争取选票，也同时着手争取越来越多的移民，及所谓“弱势群体”如同性恋（LGBT）、妇女、少数族裔等让他们成为左派党稳固的票仓。为了赢得这些选票，他们鼓吹共产主义理念，抛弃做人的底线，放弃神为人定下的道德规范，极尽讨好之能事，甚至包庇犯罪的非法移民，好让他们为左派党站台、投票。

一位一向支持左派主要政党的亿万富翁斥巨资赞助左派候选人竞选美国总统及重要公职，想办法把更多左派党人士送入华盛顿掌控国家机构及权力。由于各州州务卿负责选举相关事务，在选举发生争议时，州务卿的决定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往往可以“四两拨千斤”，造成“一锤定音”的效果，因此该人大力支持各州州务卿的竞选。[7]

有非法移民在美国犯罪后，还有某些左派官员为他们开脱，庇护城市也让他们难以被制裁。前任左派总统当政时，曾试图让500万非法移民身份合法化，最后其提案被最高法院搁置而未得逞。[8]

左派政党力争让非法移民也可以投票，其动机未必是为了非法移民或社会大众的利益，而是为该党争取更多的票源。马里兰州大学公园市于2017年9月12日投票非公民参与地区选举投票的议案，投票结果为以4比3，虽然没有到达通过需要的6票，但是，这个议案对美国未来走向带来的潜在效应引起了媒体的广汎关注。议案指出，不仅公民能参加地区投票，绿卡持有者、学生签证者、工作签证者甚至无证居民都可以参加投票。[9]

为了拉选票、控制政权，左派党在共产邪灵的控制下，不择手段，令人对美国的未来充满忧心。

4）左派政党掌权后推行社会主义及变异政策

学者研究发现，前任左派政府被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严重渗透，支持前任总统的团体中有很多都和社会主义组织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前任左派总统是新马克思主义者索尔‧阿林斯基的弟子。他上台后，任用毛派智囊，大搞全民健保，甚至不加入还要罚款，同时颁布法令让大麻合法化、同性恋合法化、变性人可以参军等等。在左派掌控的加州州议会，有的左派议员试图取消共产主义者不能参政的禁令，后来在越南裔的强烈反对下撤回。

该届政府制订的某些政策甚至败坏人伦。2016年时任总统签署的“跨性别厕所令”，就是允许“跨性别者”按照自我认同，随意进入相应性别的厕所。即使一个人的性征是男的，但只要他自称认为自己是女人，就可以进入女厕所。而且，这个“跨性别厕所令”推行到全国所有的公立学校，拒绝的州将被停止许多联邦拨款。

2. 邪教的政教合一是共产主义政治的特点

人类社会几千年来，国家的政治体制主要是君主制。在君主制的漫长岁月里，神给了君主在人间治理的权柄，“君权神授”，皇帝或国王成为沟通人与神之间的神圣角色。

现在世界许多国家都在实行民主制。民主实际上并不完全就是民众做主，而是民众选出一个人来替自己做主。比如大家选出了总统，这个过程是个民主的过程，但一旦选出来，总统就有权来替民众做很多决定，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等。民主并不能保证好人当选，当社会道德普遍下滑的时候，被大多数人推选上去的人很可能是善于吹嘘、煽动、钻营的人，是坏人，而不是好人，这对社会只会造成更大的伤害。如果民主制不以神规定的道德为约束，民主的弊端就会出现，走向被煽动和操纵的暴民政治，使社会走向分裂和动荡。

我们在这里并不想具体分析哪种政体更好或更坏，而是想指出道德问题才是社会稳定的基石，而民主和法治不过是一种社会运作的方式。

1）中共的邪教政教合一

受共产主义指导的中共政权实行的是一种邪教的“政教合一”政体。它以邪教意识形态统一人的思想、败坏人的道德，以黑帮的方式来控制社会，最终的目的是毁灭人。

常有人将中共极权比作君主专制，这种观点似是而非。二者根本性的区别是，中国传统的君主并不定义道德，反而要受到神（或曰上天）规定的道德的约束；而中共垄断了对道德的解释权，因此无论做了多少坏事，中共仍然可以宣称自己“伟大、光荣、正确”。

道德是神定的，而不是人定的；是非善恶的标准来自于神的诫命，而不来自于某个政党的政策。因此当一个政党垄断道德的解释权，其必然的结果就是──“政教合一”。而共产党具有典型的邪教特征：

• 共产党把马克思奉为精神“上帝”，把马克思主义当成“宇宙真理”，以所谓共产主义的“人间天堂”来诱惑党徒为之奋斗终身。其宗教特征包括：编造教义，消灭异己；崇拜教主，唯我独尊；暴力洗脑，精神控制，组织严密，能进不能出；鼓吹暴力，崇尚血腥，鼓励为教牺牲等。

• 共产国家的领导人有着个人崇拜的传统，从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金日成等都是如此。他们是各国共产邪教的“教主”，拥有不容置疑的道德解释权。无论他们是杀人，还是撒谎，都仍然是对的，因为他们可以解释说其出发点是为了一个崇高的目的，抑或高深莫测地说“是在下很大一盘棋”。在这样的国度里生活的国民，被迫放弃自己的道德判断，被迫跟着党说谎、作恶，心灵、精神上饱受摧残。

• 传统正教教人向善；共产邪教则恰恰相反，它是建立在仇恨的基础上的。虽然共产党也谈到“爱”，但这个“爱”也是建立在“恨”的基础上的。譬如无产者之所以有阶级友爱，那是因为他们面对着共同的敌人──资本家；在中国，表现爱国的方式是“恨美国”、“恨法国”、“恨日本”、“恨韩国”、“恨台湾”、恨海外那些一心为国但却批评共产邪党的人。

2）自由主义与进步主义的宗教特征

自由主义（liberalism）和进步主义（progressivism）目前成为了西方“政治正确”的标准，其实已经被推上了“宗教”的位置。

在不同历史时期，西方左派使用不同的标签，有时称自己为自由主义，有时称自己为进步主义。两者理念的核心并无明显差别。

自由主义/进步主义有终极的理想，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类似，即鼓吹所谓人类的“自由”与“进步”，并把它当成一种意识形态神圣化，任何与之不同的理念都会被其批判或打击。

它的道德基础也与共产主义类似，是无神论、进化论、科学主义。它用人的自我与理性取代对神的信仰，把人自己当成了神。

它打击的目标也与共产主义类似，把社会问题归咎于现行制度也就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公正或缺陷，要颠覆或改造现有的制度。

它的手段与共产主义相类似；他们认为自己的目的如此“崇高”，以至于使用任何手段都是合理的。因此暴力和谎言成为他们常用的手段，在不同情况下“灵活”运用。

自由主义和进步主义的准宗教特点，与其发端的历史背景不可分割。

18世纪以来科学的进步，极大地加强了人的自信，形成了一种“进步观”。进步思想的先驱法国哲学家孔多塞在其代表作《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中称，理性将人类引向幸福和道德（善）之路。进步思想越到后来越狂妄，开始把人的理性推上了神坛。

进步主义思想让人把理性、良心和造物主分割，进而认为人并不需要通过造物主的拯救，可凭借自己的理性和良知扫除一切贪婪、恐惧、嫉妒等等恶念，认为人终究可在人间建立天国，对神可以不屑一顾。19世纪法国政治家、艺术评论家卡斯特格拉理（Jules Castagnary）说的一段话典型地表现了进步主义的狂妄心态： “在我被逐出的那个神的园子旁边，我要建立一个新的伊甸园。……我要让‘进步’站立在它的入口，让他手执燃烧的长剑，对上帝说：‘不准你进来。’于是人开始建立人类的社会。”[10]

人一旦有了这样的念头，就会激发出要掌控人类命运、操纵人类未来的幻想──也就是说，人要扮演上帝──要缔造一个没有上帝的乌托邦、一个“人间天堂”，实质上与共产主义思路一脉相承。正是这份企图“替天行道”的愚迷狂热，注定要在人间掀起一波又一波的血雨腥风。

3）当代自由主义、进步主义是共产主义的新变种

（1）当代自由主义对古典自由主义的反叛

古典自由主义在政治上从个人的自然权利出发，要求立宪限制王权和政府权力，目的在于保障个人自由。因为个人权利是天赋的，政府则是公民立约所建，其职责仅限于保护公民。政教分离的目的在于让政府无权干涉公民的思想和信仰。

当代自由主义实际上是共产主义藉“自由”的名义对古典自由主义的渗透和反叛，一方面强调极端的个人主义──极度放纵人的欲望，不守任何道德和规矩；另一方面强调结果的平等而不是机会的平等。举例来说，就财富的再分配而言，他们的重点是接受者的需要而不是纳税人的权利；涉及纠正歧视政策时，他们站在历史上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受害者的立场，而无视这些政策造成的目前受害者；在法律方面，他们以避免惩罚无辜者为由，而无视对罪犯惩罚的必要；在教育中他们以支持低学术能力、弱势家庭为由，而不顾资质出众的学生的发展；在管制淫秽出版物方面他们以自由表达为借口取消对道德堕落出版物的限制；在政教分离上他们强调的是不信仰的自由而不是信仰的自由；在福利立法方面他们关注的焦点是人们需要什么而不是应该得到什么，如此等等。

当代自由主义的重点实际上已经悄悄从“自由”演化为“平等”，但却不愿改称“平等主义”，因为这样马上就会被人识别出其共产主义实质。

古典自由主义的宽容本是一种美德，但共产邪灵利用当代自由主义，把宽容作为实现其变异道德的手段。从古典自由主义先驱洛克在《论宗教宽容》中对宗教宽容和政教分离概念的论述可以看出，宽容的主体主要是指掌握强制政权的政府宽容对待个人信仰。对于每个人所信仰的通往天国的真理之路，其正确与谬误的裁决权在于神。人的灵魂属于自己掌管，政府不能用强制手段去逼迫人信仰或不信仰什么。

当代自由主义忘却了宽容的真正目的，把宽容等同于不做价值评判，由此发展出所谓“价值中立”的政治概念，也就是对所有价值不做评判，一视同仁。价值中立其实就是没有价值，把坏与好、罪恶与美德混为一谈。这实际上就是对普世价值的否定和颠覆。它用美丽的词语给魔鬼开了一扇门，打着“自由”的旗号把反道德和反传统的行为合理化。同性恋的标志彩虹旗就是这种所谓“价值中立”的写照。如果正义的力量和声音介入，当代自由主义就用危害个人自由、平等、歧视弱势群体等等借口进行反击。

当代自由主义荒谬到连性别都混淆不清。2003年，加州通过了AB196法案：任何一个商业雇主或非盈利机构拒绝雇用变性人或者异性装扮者可以被罚款，最高为15万美元。[11]州参议院不但通过，而且将性别定义为“自我性别认定、表现或者行为”，“不管其表现和行为是不是和该人在出生时的性别相一致。”[12]

（2）进步主义的核心是变异道德

当代进步主义思想是达尔文进化论在社会领域的直接运用，其后果是以“进步”的名义造成传统道德不断偏移并发生变异。

人类在传统价值观的指导下，运用自己的理智，通过努力改善自身的境遇，同时使社会越来越富裕文明，这本来无可厚非。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曾经出现过“进步时代”，政府的某些改革举措纠正了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弊端，具有正面的意义。

共产主义入侵美国之后，绑架了“进步”一词，也绑架了“进步主义”这个概念，强行向里面注入了共产主义的邪恶内涵。它催生了“大萧条”之后的“新政”，经过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反文化运动、女权运动、环保运动等等，直到今天，让美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当代进步主义的本质是不认同神留下的传统社会秩序和价值观。传统的道德观中，善恶、是非的衡量标准来自于神。在进步革命中，不信神的人视传统道德为进步的障碍，而要重新评价所有的价值观。他们否认绝对的道德，而是以社会、文化、历史的现状来建立其道德体系，也就是一切道德都变成了相对概念。道德相对主义在西方社会中随着进步革命而影响到政治、教育、文化等方方面面。

马克思主义是道德相对主义的典型，认为符合了无产阶级利益（实质是统治阶级）的就是道德的，反之就是不道德的。道德不是用来约束“无产阶级”的，而是成为了“无产阶级专政”打击敌人的武器。

由于两者存在某些相似性，共产主义绑架进步主义似乎“顺理成章”，没有引起人们的警觉。时至今日，共产主义在西方仍然打着进步主义的旗号，大摇大摆地继续行骗。

（3）自由主义与进步主义的社会主义导向

综上所述，自由主义与进步主义是对美国宪法和立国之本及美国传统价值观的背离。其本质是要改变（实质是摧毁）一切传统的信仰、道德价值以及现存的西方社会制度。进步革命在西方的目标与后果，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从内部来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列出了消灭资本主义的十大举措。我们看到，在“进步主义”的旗帜下，这些举措在美国都已经一定程度地实现了。不妨列举如下：

• 剥夺地产，把地租用于国家支出
• 征收高额累进税
• 废除继承权（作者按：美国1916年开征遗产税）
• 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按：1913年成立了美国联邦储备体系，也就是中央银行）
• 把全部运输业集中在国家手里（按：美国有各种监管机构，有国有邮局和国营的铁路）
• 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成立产业军（按：1935年美国成立了社会保障局，还有劳工部；平权法案要求妇女可以从事与男人一样的工作，包括当兵）
• 对所有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

人追求美好和进步并不为过，但当那些主义变成一种政治思潮，取代、排斥传统道德与信仰的时候，就成了共产邪灵在背后操纵人、引领人走向堕落和灭亡之深渊的工具。

3. 煽动仇恨、挑起斗争是共产主义政治的必然选择

本书开宗明义指出，共产主义的本质是邪灵，它主要是由“恨”构成的。这就决定了共产主义政治的一个重要特点：播撒仇恨，挑起斗争。在煽动仇恨过程中，败坏人类道德；与此同时造成人群撕裂，共产主义政治力量则趁机夺权，建立极权统治。煽动人们互相斗争是共产主义夺权的主要手段。

共产主义政治的核心是划分人群，然后挑起仇恨，制造矛盾。《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5）开篇即写道：“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13]把本来不存在阶级对立的地方硬是分出对立的阶级，然后挑动他们之间的互相斗争，这是共产党夺权的“法宝”之一。

共产主义挑起斗争的主要方式是：片面放大各种各样的因人心败坏而造成的社会问题，并表明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不是人的道德问题，而是这个社会体制生病了，生病的原因是存在着某种压迫，人们必须找到这个压迫者，并与之斗争从而解决“社会问题”。

共产主义政治挑动的仇恨斗争不限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古巴共产主义头目卡斯特罗为古巴人指出了“人民公敌”：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Fulgencio Batista）及其支持者的“腐败”以及大种植园主的“压迫”是一切“不公”之源，共产主义许诺推翻他们的“压迫”就可以建立“公平社会”，从而挑起了古巴人和古巴人之间的仇恨、斗争，为共产极权铺路；在中国毛泽东的“发明”是向农民许诺“分田地”，向工人许诺做工厂“主人”，向知识分子许诺“自由、和平、民主”，让农民和地主、工人和资本家、知识分子和国民政府斗得你死我活，共产党趁乱夺权；在阿尔及利亚，共产主义头目本贝拉（Ben Bella）发现挑起宗教争端、民族仇恨是获取共产政权的捷径，因而掀起穆斯林和基督教徒、阿拉伯人和法国人之间的仇杀，贝拉则由此建立了共产政权。[14]

对于美国这样的国家，国父们以宪法立国，每个公民都效忠于宪法，社会通过家庭、教会、社区结成强韧的纽带，因此整个社会的阶级观念相当薄弱，传统阶级斗争方法难以奏效。于是共产主义邪灵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从社会生活各方面来分化人群。比如分化员工和雇主，通过工会扩大员工和雇主之间的矛盾；分化不同族裔，如黑人、穆斯林、亚裔、墨西哥裔等，藉民权而鼓动少数族裔和白人之间的斗争；分化不同性别：如鼓动女权运动挑战传统父权；分化不同性取向人群，如同性恋权利运动即以共产邪灵为其主要背后推手，甚至为强化斗争造出新的性别人群，如酷儿（Queer，同性恋等的泛称）等；分化不同宗教信仰者：如藉“多元文化主义”挑战传统西方文化和历史；分化不同国籍人群，如通过鼓动支持外来非法移民“权利”造成“外来者”和“本国人”冲突；分化平民和政府执法人员，以“自由”的名义挑动人群和警察对抗、非法移民和联邦移民执法人员对抗、州警察和联邦执法人员对抗等等。人群被划分得越来越细碎，造成任何人讲一句话、做一件事都可能不小心惹怒了另一群体，甚至引发一场冲突斗争。把斗争变成社会常态，把仇恨播撒入每个人的心中──这正是共产主义的险恶用心。

分化人群、挑起仇恨是同步进行的。列宁早就写道：“对那些反对我们的人，我们应当而且必须通过语言在大众心目中播撒仇恨、反叛和蔑视。”[15]

共产邪灵在现代西方的政治手段，就是抓住一切机会，通过各种各样形式的“社会正义”渲染和煽动仇恨，并使冲突不断放大升级。

1935年美国纽约哈莱姆黑人区发生骚乱，起因是社区误传一个黑人小孩偷盗商店的东西被打死。美国共产党马上利用这件事情组织黑人民众进行大规模抗议示威活动。当时在华盛顿DC组织大规模抗议的美国共产党员伦纳德‧派特森（Leonard Patterson）在退出美国共产党之后披露了自己当年受命组织抗议的经历。[16]

1931年的“斯考特博罗男孩案”（Scottsboro Boys）中，九名黑人男孩被控强奸两位白人女子，此案引发美国黑人和白人之间的严重对立。美国共产党马上大肆鼓噪黑人抗议，利用此案扮演为黑人主持公道的角色，吸引了一大批追随者，包括后来成为一左派总统导师的弗兰克‧马歇尔‧戴维斯（Frank Marshall Davis）便是因此而加入共产党的。美国学者保罗‧坎戈（Paul Kengor）博士指出，在这场案件中美国共产党的目的不仅仅是吸引大批美国黑人，以及各种自由主义者、进步主义者和形形色色的“社会正义”斗士加入共产党，更重要的是借此把美国丑化成一个不公正的、种族歧视的国家，宣称类似这样的案件遍地都是──只有共产主义和极左派的理想主义才能够把美国从“邪恶”和人民被“压迫”的“病态”系统中拯救出来。[17]

当代美国的每次大规模社会冲突、骚乱中，都少不了共产主义团体在其中煽风点火。1992年洛杉矶黑人罗德尼‧金（Rodney King）因酒驾被白人警察抓捕中遭到殴打的录像在电视新闻中公布。案件判决后原本和平的抗议人群正要散去时，突然有人用金属广告牌砸向一辆过路的汽车，于是抗议迅速升级为一场大规模的烧砸抢骚乱。洛杉矶县警长（Sherman Block）在被问到共产党党徒在骚乱中的参与时说：“毫无疑问，这帮人在其中烧、砸、抢。”骚乱数天中，校园和街上到处是美国革命共产党（The Revolutionary Communist Party）、社会主义工人党（Socialist Workers Party ）、进步劳动党（Progressive Labor Party）、美国共产党（CPUSA）等各种共产主义团体派发的传单。其中一张写道：“为金的判决复仇！……战士们把枪口调转过来！士兵和工人联合起来！……”一位洛杉矶警察透露，“在判决宣布之前这些混蛋们就在发传单了。”[18]

列宁早就指示共产党徒：“骚乱—抗议—街头战斗—独立的革命队伍，这是大众起义的发展阶段。”[19]

前文提到的前美共党员派特森也披露共产党徒如何专门受训，按照列宁指示的方法在冲突中煽风点火，把抗议变成暴力骚乱，最后发展到街头战斗；甚至在没有冲突的情况下不惜故意制造冲突。[20]

今天西方社会煽动骚乱、暴力的形形色色的组织，可能自称“团结一致”、“安提法”、“终结父权制”、“黑人的命也是命”、“拒绝法西斯主义”（“Indivisible” “Anti-Fascist” “Stop Patriarchy” “Black Lives Matter” “Refuse Fascism”）等等，尽管名称不同，其实都是共产党徒或者共产主义同路人。激进、暴力的组织“安提法”（Antifa）由各类共产主义变种组织或共产党同路人组成，如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等；“拒绝法西斯主义”（Refuse Fascism）是美国革命共产党主席创立，它实际上是个左派激进组织，组织了多次大规模抗议活动，目的是推翻2016年总统选举结果。[21]

他们打着言论自由的旗号在西方社会不断挑动各种冲突斗争。要想理解他们的真实宗旨，只要看一看1956年国会报告披露的美国共产党给其成员发出的指示就一目了然：“前线的组织必须持续羞辱、抹黑、贬低批评我们的人。如果反对者太麻烦，给他们贴上法西斯或者纳粹或者反犹太标签……不断把反对者和臭名昭著的标签联系起来。经过不断的足够重复，这种联系就成为大众心目中的‘事实’。”[22]#

备注

原文出处：http://www.epochtimes.com/gb/18/5/31/n10444576.htm

【大纪元2018年06月02日讯】第八章 政治篇：魔鬼在祸乱我们的国家（下）

目录

4. 暴力和谎言是共产主义政治的最重要手段
1）共产极权之下的暴力和谎言
2）共产邪灵在西方煽动暴力
3）共产邪灵谎言笼罩西方政治
5. 极权主义是共产主义政治的必然结果
1）极权主义的实质是取消自由意志，取缔向善的自由
2）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制度
3）纷繁法律为极权铺路
4）利用科技把控制人推到极致
6. 共产邪灵把西方置于危险的全面战争之中
结语

4. 暴力和谎言是共产主义政治的最重要手段

在共产党的教义里，为了共产主义这样一个“崇高”的目标，任何手段都不过分。共产党公开宣称，要把暴力和谎言作为取得世界和统治世界的工具。从第一个共产政权苏俄出现到今天，在短短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共产主义造成了上亿人的死亡。共产党徒杀人、放火、绑票、欺骗，无所不用其极，邪恶骇人听闻，而且绝大多数当事人毫无悔意。

共产邪灵编造的谎言，有“小谎”、“中谎”和“大谎”之分。这个分类对共产极权国家和西方国家同样适用。一个谣言、一则假新闻、一次对政治对手的栽赃陷害，这类谎言虽然性质恶劣，但只是“小谎”；在一段时间内，通过复杂的运作和多方面的配合，制造出来的具有一定规模和体系的一系列谎言，可以称为“中谎”，例如中共为了煽动民众对法轮功修炼者的仇恨，于2001年炮制的“天安门自焚伪案”；最难以识破的是共产邪灵编制的“大谎”，因为“大谎”几乎等同于整个魔鬼的意识形态，它的规模如此之大，层次如此之多，历时如此之长，涉及方面如此之广，参与的人如此众多，参与其间的人如此之“真诚”、“投入”，以至于人们极难看清谎言的全貌和真貌。共产邪灵历史上编造的“大同社会”的所谓“共产主义理想”，由于无法在局部或短时间内进行检验，就属于“大谎”的例子。上文分析过的被共产主义绑架的“进步主义”概念，也属于“大谎”的范畴。过去几十年来共产主义劫持某些社会运动，把群众引导向邪灵想要的动荡和革命，比如环保运动等，亦属此列。

1）共产极权之下的暴力和谎言

共产党鼓吹阶级斗争，而且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共产党宣言》公开宣称：“他们（共产党人）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1]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也提出：“资产阶级国家由无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专政）代替……只能通过暴力革命。”[2]共产党在夺权过程中，无论是巴黎公社，还是俄国革命，或是中共煽动的工农运动，都使用了非常血腥的暴力手段，不分老弱妇幼，烧杀抢掠，手段之恶毒，骇人听闻。共产党的暴力统治犯下的罪恶更是罄竹难书。

共产邪教既用暴力，也用谎言来维持权力。谎言是暴力的润滑剂，也成为另一种奴役人的方式。使用暴力期间和使用暴力的间隙，谎言都不可或缺。暴力有时暂缓，但谎言却是常态。共产党什么都可以许诺，但从不考虑兑现其承诺，而且为了需要，可以随便地改变说法、改变形式，毫无道德底线可言，无耻到极点。

共产党说要建立一个“人间天堂”，从一开始就到处散播弥天大谎，制造了无数“人间地狱”。

中国的毛泽东、阿尔及利亚的本‧贝拉和古巴的卡斯特罗夺权之前都声称绝不搞共产极权。但掌握政权之后，都立刻开始高压极权，大规模清洗同党，迫害异己与社会大众。

共产党还狡猾地歪曲语言本身。这是共产邪教欺骗人的主要方法之一，即改变语言的语义，甚至把完全相反的概念等同起来。语言不断地重复，让变异的语义深植于人的头脑中，比如“神”等于“迷信”；“传统”等于“落后”、“愚昧”、“封建”；“西方社会”等于“敌对势力”或“反华势力”；物质上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是“国有资产的主人”；大众尽管没有任何权力，但“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指出社会不公就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等等。因此，在和深受共产邪教毒害的人谈话时，会发现双方往往缺乏沟通的基础，因为同样的话，说者表达的是一个意思，而听者用共产党的语义理解所听到的是完全不同的意思。

共产邪教不只自己撒谎，还利用全民政治学习、全民政治表态和全民政治过关来让全民撒谎，败坏人的道德。“摩西十诫”告诫人“不可做假见证”，孔子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当人知道共产邪教在造假，也会以假话来应付。共产邪教知道你在说假话，但说谎本身说明你已经宁可说假话也不坚持真理，这就是道德下滑的标志。我们多次说过，中共最希望做到的还不只是杀死人的肉体，而是为了让人的道德堕落到地狱中去，至少在这个层面上，中共已经部分达到了它的目的。

2）共产邪灵在西方煽动暴力

共产邪灵由“恨”等低层败坏物质构成，它的共产主义理论也带着恨的特点。其宣扬阶级斗争，把问题的根源都归结到传统的社会制度，归结到有钱人对穷人的“剥削”，煽动穷人对有钱人的妒忌与仇恨，并由此转化为暴力行动。随着共产主义运动的扩张、共产邪灵的操纵，暴力与谎言在西方社会也随处可见，使社会陷入仇恨和战争状态。

除了共产主义政党普遍宣传赤裸裸的暴力之外，还有形形色色受共产邪灵操纵的左派也鼓吹暴力。比如在美国备受左派推崇的阿林斯基，出身黑帮，后来成为左派的“军师”。他否认自己是共产主义者，但他的政治理念与政治手段显示，他毫无疑问跟共产党是一路货色。

阿林斯基的《激进分子的守则》被美国的街头运动作为教科书。他毫不掩饰他的书是给“一无所有者”（the have-nots）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要把权力不择手段地从富人手中转移到穷人手中，把美国变成一个共产国家。

他表面上强调“渐进、渗透、辩证的过程，而不是流血的革命”，但实质上，他对暴力非常欣赏，只不过是使用了更隐蔽的方式。美国社会主义组织黑豹党信奉毛主义，以毛泽东的“枪杆子里出政权”为口号。阿林斯基嘲笑说，当敌人掌握了所有的枪杆子的时候，再用“枪杆子里出政权”当口号就幼稚了，这时候应该声称相信选票和民主过程，有枪杆子时再用武力不迟。因此他的主张实质跟中共的“韬光养晦”、最后“亮剑”如出一辙。他的一个“规则”，就是鼓动激进派在政治操作中不惜采用各种流氓手段进行恐吓，最后达到搅乱与破坏的目的。

深谙阿林斯基的专家大卫‧霍洛维茨（David Horowitz）表示，阿林斯基及其追随者对现行制度毫无幻想，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目标就是彻底摧毁这个制度，并把这个过程视为一场战争。[3]因此他们会不择手段，并根据实际的需要来决定何时采用暴力、用何种暴力，以及使用何种谎言。

在美国社会，可以看到一些政党在打击政敌时不择手段，造假、人身攻击，和共产党很相似，而且常诉诸暴力。暴力倾向越来越强，社会的对立与撕裂也越来越明显。如今美国左右两大党之间的关系，简直就是当年共产阵营和自由世界的对峙关系，互相之间已经形同水火、势不两立。

自从2016年新任总统当选以来，美国发生多起由“安提法”引发的暴力事端，目标针对新总统的支持者以及其他保守人士，地点在支持新总统的集会上或其它公共场所。“安提法”阻止人们发言，甚至进行身体的攻击。

近年的难民潮给欧洲各国带来诸多社会问题。出于“政治正确”支持移民的“精英”对反对难民政策的普通人也痛加责骂，称之为“痞子（Pack）”、“硕鼠（Ratten）”、“无赖（Mischpoke）”等。[4]

2017年6月，美国众议院共和党党鞭斯蒂芬‧斯卡利斯（Steve Scalise）在打棒球时，被另一党派的支持者开枪射击，几乎丧命。一位来自中部的左派政党官员甚至说，他很“高兴”该人遭枪击，此官员后来被解职。

这些暴力冲突的背后都有共产邪灵的因素，并非所有的人都希望出现冲突，但少数起核心作用的共产主义分子，打着冠冕堂皇的旗号，就足以掀起轩然大波。

受共产邪灵的影响，一些政党与政客弱势时，宣称保护人们的民主权利，遵循民主规则程式；当其势力足够大时，就用各种手段压制持不同意见的人，肆意剥夺别人的民主权利。2017年2月，当一名越南裔参议员在美国西部某州州议会批评对一名前反越战参议员的赞誉时，她的麦克风被静音，后来被强行带走。[5]这种情形发展下去，最后必然会导致共产主义式的极权专制。

3）共产邪灵谎言笼罩西方政治

共产主义在西方声名狼藉，所以谎言成为共产主义扩张的必然选择。

共产主义团体和左派常常打着“自由”、“进步”、“公众利益”的幌子来争取民意支持，实际上是要实施他们推动社会主义的计划。这与共产主义用“人间天堂”的谎言骗人殊途同归。某些政党制定符合共产主义的政策，却冠以其它名号，无共产主义之名，却行共产主义之实。比如要搞社会主义的全民健保，不说是社会主义，而是说“公众民意”、“所有人的医疗”；要搞最低工资，不说最低工资，而说“基本生活工资”（living wage）。结果西方政府越来越大，政府对公民生活的干涉越来越多。

亲共产主义的政客和团体为了选票做出空洞的许诺，做法与共产党骗取民心非常相似。比如他们常常承诺给民众提供高福利，甚至许诺要给每个成年人一份工作和一份医疗保险，但这些钱从哪里来、最后的后果会怎样，没人去关心，因为很多人本来也没有想兑现竞选时的承诺。

美国西部一位国会议员参选人最近透露，自己曾经加入一左派政党多年，他们包括联邦部长级官员、国会议员、联邦参议员、州议员、市议员等曾经成立了一个政治组织，制定了一个25年的计划，想要通过操控不同层次的政府职位，未来竞选总统。他发现本来宣称要致力于帮助社区处理帮派暴力、青少年辍学、少女怀孕、非法移民、福利不公平等问题的组织，却始终在让那些人依赖于政府。他把这称为“奴役制”路线。

“当我对组织中的其他人提出质疑时，他们却反问我三个问题。‘一、如果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下届候选人还有什么可去解决的呢？二、你知道因为我们需要解决这些问题，有多少资金进入我们城市吗？三、你知道这些问题创造了多少工作机会吗？’我当时在想，这些人是在明确告诉我要从社区人们的痛苦中、帮派暴力中、孩子互相残杀等中赚钱？”

他表示，如果花时间，看看该党的投票记录就能发现，他们想让人们失望、受到压迫、陷入贫困，因为他们可以从中牟利。这促使他后来离开了该党。[6]

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中，一个有40年历史的自由主义团体“当前社区组织改革协会”（The Association of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for Reform Now，简称ACORN）被揭露伪造了数千选民登记表。[7]

2009年这个团体再次传出轰动全国的丑闻。该团体打着维护正义、捍卫低收入居民权益的口号，以协助低收入人群的医疗、住房、选举等工作的名义，得到巨额政府资助金和联邦纾困款。两位调查者乔装成“妓女”和“皮条客”到ACORN在全国几个大城市的办事处“寻求帮助”，并秘密录像。录像显示，ACORN员工教他们如何用假公司、假身份来开设妓院，教他们如何洗钱、藏现金、躲避搜查，如何向警察撒谎、逃税漏税等。尽管ACORN一再为自己辩解，但因为名声已经太臭、影响太坏，最后丧失经费来源，一年后关门。[8]

此外，很多表面看起来相当动人的政治许诺，但最终结果却可能毁了民众的未来，比如哈佛大学两位教授研究发现的“柯利效应（The Curley Effect）”。[9]

《福布斯》杂志这样概括柯利效应：“政客或政党通过实施某些政策，扼杀和窒息经济发展，从而使选票向自己一方倾斜，最终取得长期的主导权。与人们的直觉相反，使一个城市更贫穷反而会把一手制造贫穷的人引向政治成功。”[10]

具体而言，政客可以通过扭曲的（左倾的）财政与税收再分配政策和言论，比如给工会、政府项目和一些少数企业税收优惠，而给其它企业和富人增税，这样，受益者（包括穷人和工会等）就会慢慢依赖给予他们优惠的政客或者政党，从而在竞选过程中通过选票和捐款给予该政客支持。而仇富政策和用来支持政府项目的高税收迫使富人和企业离开这个城市，进而减少了该政客或政党的反对者。这样，政客或政党地位长期稳固，但城市的税收和工作机会却逐年减少，甚至最终走向破产。

《福布斯》文章指出，柯利效应的影响非常广泛，包括美国十大最穷的、人口在25万以上的城市都受左倾政策影响。如今左派占官场绝大多数的西部某富裕州，事实上也面临同样的危险。[11]

左派还重新定义语言。比如“平等”，保守主义者认为是“机会的平等”，然后公平竞争，让强者胜出，而左派则指的是“结果的平等”，即无论一个人是否努力，得到的都应该和别人一样。保守主义者认为“宽容”是对不同信仰、不同意见的包容，在个人利益受到伤害时能够宽和大度；而左派则将“宽容”理解为“对罪恶的容忍”。其它对于自由、正义等的理解双方都存在很大差异。支持同性恋、男女同厕、大麻合法化等败坏人伦的行径被冠以“进步主义”的名号，仿佛真是道德的进步，事实却是在破坏神赋予人的一切伦常。这也是左派变异人道德观念的手法，是共产邪灵的目的。

过去人们一直认为美国是自由社会的中坚，是反对共产主义的最后堡垒。但当今的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美国，高税收高福利、“集体主义”、“大政府”、“社会民主”、“社会公平”等等来自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的左派思想受到推崇并付诸实践，这跟共产邪灵的谎言有很大关系。特别是年轻一代，不了解共产国家的残暴历史，一味向往、追求一个虚幻的理想，而被改头换面后的变种共产主义所欺骗，在不知不觉中走上被毁的不归路。

5. 极权主义是共产主义政治的必然结果

共产极权国家对个人生活的全方位控制，这一点已经广为人知，毋庸赘言。非暴力共产主义以渐进的方式不断扩大政府权力，加大对社会生活的控制，最终将走向极权体制。世界上尚未建立共产极权的国家，人们也随时可能失去各种自由，处境十分危险。更为可怕的是，现代极权主义利用科学技术，把对个人的监视和控制提高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1）极权主义的实质是取消自由意志，取缔向善的自由

人按照神所确立的传统价值生活，神还引领人发展出基于传统价值的文化。这种文化是连接人与神的重要通道，而在此文化的基础上派生出一套社会管理方式，也就是政治生活。

神给人自由意志和自我管理的选择权。人通过道德自律而自我管理，承担家庭责任和社会责任。19世纪法国著名政治学者托克维尔在考察了美国政治后，对美国的自省、对邪恶的了解、耐心和用非暴力手段解决问题等方面非常赞赏，他认为美国的伟大在于能够改正自己的错误。[12]

共产邪灵要的是极权政治，让人反传统反道德，扼杀人信神向善之路，让人从神的子民不知不觉地变成魔鬼的子民，听从魔鬼统治。在共产党国家里，政府垄断了一切社会资源，包括经济、教育、媒体等。在此境遇下，事事必须唯共产党马首是瞻，协从共产党“假、恶、暴”的政治。如果有人良心未泯、修心向善，将违背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和法律政策，成为共产党的敌人，要么沦为在最底层挣扎的“贱民”，要么干脆就是死路一条。

在自由社会中，政府也在向极权化发展，逐渐变成无所不包的大政府。通过国家计划实现中央制定的方向并控制经济是极权政治的特征之一。而现在西方政府通过国家财政、税收、金融等宏观手段干预和控制经济以实现政府计划的程度越来越强，趋势越来越明显。与此同时，西方政府管理范围扩大，涉及信仰、家庭、教育、经济、文化、能源、交通、通讯、旅行等等。从中央行政权力的扩大，到地方政府对居民生活的管制、到浩如烟海的立法，以及法院对案件的判决，已经造成政府部门全方位的权力膨胀，对社会的强制也到了空前的地步，比如强制全民购买健康保险，否则将被罚款。政府以公共利益的名义，剥夺一部分人的财产和个人权利。

极权政府以“政治正确”为借口，剥夺人的言论自由，规定人们哪些话可以说、哪些话不能说。有人公开否定邪恶的政策，被戴上“仇恨言论”的大帽子。如果有人敢反对“政治正确”，轻则被孤立，重则被开除或解职，甚至遭到恐吓和人身攻击。

用变异的政治标准取代正的道德标准，再用法律、规章和舆论等强制执行，用强大的压力在社会上制造出一种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从而扼杀人的自由意志，取缔天赋的人向善的自由──这是极权主义政治的实质。

2）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制度

如今福利国家政策已经成为全球普遍现象，无论哪个国家、哪个党派，无论是保守主义还是自由主义，在政策方法上没有本质的区别。生活在共产国家的人来到自由世界，都对西方社会的福利待遇印象深刻，从小孩免费教育、医疗保险到养老都有国家资助，认为这里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社会。

16世纪法国著名预言家诺查丹玛斯曾预言：“届时玛尔斯将统治世界，说是为让人们过上幸福生活。”现在的福利社会，不正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面搞的共产主义那一套东西吗？只是不讲暴力革命那一套。

人追求美好生活的本身不是过错，但政府高福利背后却隐藏着巨大的问题。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高福利是以强征税为基础的，而且福利本身就会造成诸多问题。

英国法学家迪塞观察到，在1908年以前，一个人不论贫富，是否为自己的健康保险，完全是每个人自由定夺的问题。他的选择同他要穿一件黑色上衣还是一件褐色上衣一样，与国家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国民保险法到头来会给国家，也就是给纳税人带来比英国选民们所预料的要沉重得多的责任。……失业保险……实际上是国家承认自己有责任使每一个人免受失业之苦……国民保险法正符合社会主义的理论。”[13]

北欧模式的社会主义福利被世界很多国家认可并采纳，曾被认为是社会主义带来繁荣的正面例子被西方模仿。在北欧，整体税务占GDP（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为世界最高，几个国家都在50%左右。[14]但有论者指出，政府搞的社会主义医疗福利有六个致命问题：无法持续，免费的东西人人都想占便宜多拿；没有奖惩，医疗行业的从业者只要不负法律责任，干多干少报酬都一样；造成政府大量亏损；人们钻制度的漏洞进行偷窃、滥用并进行地下经济；国家通过医疗制度决定人的生死；官僚制度造成管理混乱。[15]

2010年，一个叫约拿斯（Jonas）的人在北欧某国的一个急诊室里不得不自己给流血的伤口缝合。他首先去了门诊，门诊关门，到了急诊室等了三个小时，伤口一直流血却没人处理。但他对自己采取的不得已的救护举动最后又被医院工作人员作为犯法而举报。这只是一个小例子，真实的情况比这还恶劣。因为免费的医疗人人都想要，造成资源被滥用；“资源有限”与“免费”两者造成大量供求无法匹配，供不应求造成排长龙现象，那些真正需要的人等于被社会主义医疗制度变相惩罚。

这还不只是效率问题。更大的危险在于人们“从摇篮到坟墓”的一切都由政府包办，看似是一种享受，换个角度看其实是对政府的全面依赖，把自己的一切都交到了政府手中。到了这种程度，走向极权体制易如反掌。

托克维尔曾经说过：“如果暴政是在我们今天的民主国家里浮现，那它将会改变为另一副面貌；这样的暴政将会更为广泛，但却同时带有温和的色彩，它将会在奴役人民的同时，却不让他们感觉半点痛苦。”福利国家可谓其睿见的最佳注脚。[16]

3）纷繁法律为极权铺路

极权政治取消了向善的自由，却给恶留下了空间。人们想用法律来解决人作恶这个问题，正中魔鬼圈套。现代社会各个国家普遍法律繁多，美国税法有7万多页，健保法近2万页，连法官和律师都无法通晓这么多法条，更遑论普通人。联邦和全国各州市郡县，平均每年通过超过4万条新法律，可谓多如牛毛，稍有不慎就触犯法律，轻者罚款，重则坐牢。

从钓鱼可以使用什么样的鱼钩，到在公共场合喝汤不许出声，都受法律管制。美国西部某州颁布一项限制耗能的新法，根据新规定那些达不到严格要求的大屏幕电视将被限制使用；全面禁止使用塑胶袋；有的城市，居民在自家后院加个凉棚都要得到政府许可等等。

过于繁琐的法律会模糊人的道德观念。由于法律太多，很多法律违背或远离人的道德直觉，造成了现代社会这样一种倾向，即当人们想做一件事时，只问合法与否，而不关心是否合乎道德。长此以往，共产邪灵的代理人要想直接把魔鬼的意识形态制订为法律，将变得更加方便易行。

再好的法律，其力量也只是外部的，难以约束人的心灵。老子曰：“法令滋彰，盗贼多有。”当恶的力量大行其道时，法律也无能为力。法律越订越多，大政府通过法律把人越管越死。人们忽略了社会问题是魔鬼放大人的恶造成的，反而觉得可能是法律出了问题，从而走入用法律解决问题的恶性循环，一步一步把社会推向极权主义。

4）利用科技把控制人推到极致

极权主义使用国家机器、秘密警察监控民众，而现代科技把对人的控制推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让人不寒而栗。

《商业内幕》近日总结了中共监控公民的10个方式：[17]

1. 使用脸部识别技术，从茫茫人海当中抓到目标
   
2. 让群聊管理者监听人们
   
3. 强迫公民下载允许政府监控公民手机照片和视频的应用程式
   
4. 观察人们的网上购物
   
5. 警察戴着具有脸部识别功能的眼镜在人潮汹涌的地方（比如街头和火车站）搜寻目标
   
6. 在火车站安装机器人警察，它可以扫描人们的脸部，并跟要抓捕的人比对
   
7. 使用脸部识别技术抓出乱穿马路者
   
8. 随机截停行人，检查他们的手机
   
9. 追踪人们的社交媒体帖子，顺藤摸瓜找到用户的家人和地理位置
   
10. 建立预测软件汇总人们的资料，标出那些当局视为具威胁性的人物

《金融时报》刊文指出中共社会信用系统的险恶用心：它不仅使用大数据来衡量信用得分，还要量化全体中国公民的政治倾向。文章说，这个社会信用体系可以通过重新调校，产生“爱国”分数──也就是评价一个人的观点在多大程度上与执政的共产党的价值观保持一致的分数。[18]

随着档案机制和大数据化结合，只要政府需要，不服从或者分数低者会失去工作；银行将终止他的房屋贷款；交通部门将吊销他的驾驶执照；医院可以直接拒绝为他提供治疗。

今天，中共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监控系统。在中国的公共场所和马路上，监控摄像头随处可见，可以在7分钟内从14亿人中找到一个上了黑名单的人。手机上微信等监控软件使得监控“登堂入室”，带着手机的人毫无隐私可言，让人无处可逃。在科技越来越发达、政府权势越来越大的情况下，自由社会政府如果继续左倾，民众将面临同样可怕的被监控的命运，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6. 共产邪灵把西方置于危险的全面战争之中

由于共产邪灵的渗入，今天的美国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分裂，左派动用了全方面的力量对拥有传统政治主张的人进行阻击。这种状态用“战争”来形容，可以说一点都不为过。

在近代美国，虽然也可能出现选举期间言辞上的激烈对抗，但一旦大选完成，便开始疗伤阶段，弥补裂痕，开始正常的政治生活。纵观今天的西方政界，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强烈的对抗与撕裂，政治秩序显得畸形而令人担忧。政坛人物、不同党派间互相指责甚至攻击，政策上进行阻挠；民间游行此起彼伏，而且规模不断扩大，暴力趋势明显。

在政府内部，选举初期一些左派人物就开始谋划以不同标准对待不同党派候选人。选举结束后，左派阵营又开始发起诉讼，意图夺回大选。新总统上台后，属左派政党的美国西部某州州长表示，现在有一股支持全面抵抗新总统的“龙卷风”。该左派政党高层承认，一支愤怒的自由派大军要求他们向新任总统发起一场“全面战争”，逢政府必反，务求以此重夺民心。[19]

左派试图以各种方式达到自己的目的。在政策问题上，左派很多时候是为了反对而反对。在正常情况下，不同党派在具体政策问题上存在分歧并不奇怪。但不管分歧多么严重，不同党派都有这样一个共识，就是希望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得到保证。但匪夷所思的是，不但保护边界的建议遭到猛烈攻击，甚至有个别州还通过了“庇护城市”法案。这些法案禁止联邦执法人员查问移民身份，拒绝为联邦执法人员提供犯罪的非法移民信息。

在媒体舆论上，左派占主导的主流媒体在总统选举前大量为左派候选人背书，因此选举结果令很多人瞠目结舌。选举结束后，主流媒体配合左派政客大力炒作各种事件，把民众的注意力放在对新任总统的打击上，甚至不惜造假，以假新闻扰乱民众视线。对新任总统的各种政绩，主流媒体几乎视而不见；对有严重问题的左派候选人，主流媒体的态度则是轻描淡写。

在正常社会里，不同团体或党派也可能有不同的主张，甚至可能发生冲突。但冲突是暂时的、局部的，最终双方会试图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只有受共产邪灵的阶级斗争思维支配，才会时时事事以战争心态进行斗争，认为与对手绝无和解与合作的可能，必须彻底打败对手，全面推倒现行体制。

这种全面战争体现在政治博弈、政策制定与媒体舆论的全面对抗，带来了深度的社会撕裂，极端行为与暴力行为数量上升、范围与规模扩大。这正是共产邪灵所希望看到的结果。

2016年，美联社与芝加哥大学全国民意研究中心联合创办的公共事务研究中心的最新民调显示，约85%的受访人认为国家比过去更深陷政治分裂；80%认为美国人在最重要的价值观上意见大为分歧。[20]

一个国家的统一需要有一个共同的价值观或者文化，虽然各个宗教的教义不同，但是非善恶的标准是相近的，这使得即使在美国这个移民国家，各个种族也可以和睦相处。然而当价值观发生分裂的时候，国家的分裂也就提上了日程。

结语

人往往有弱点和恶的一面，对权力、财富、名声的追求古已有之。魔鬼有目的地集中利用人性之恶，在各国内部造成了一个“魔鬼代理人”体系。国家如同人体，各个机构如同人体的器官，各有功能，各司其职。如果国家的各个机构都渗透了有意或无意的魔鬼代理人时，就如同外来的意识代替了人的灵魂，或者说，外来的意识直接操纵了人体。

如果有人让整个社会摆脱魔鬼控制时，这个系统很可能会无所不用其极地反抗，如运用媒体抹黑，搞人身攻击；用误导的信息混淆大众视听；让各个职能部门不配合，使得政令成为空文；用大量资源去支持反对派，使社会陷入分裂和争斗；甚至用各种方式制造经济和社会问题，造成社会动荡，让不明真相者把矛头指向反对魔鬼的人和人群。很多人既是这个系统的缔造者也是其受害者，他们虽然可能做过坏事，但是并不是人类真正的敌人。

政治因为其掌控的国家力量、私人力量所无法匹敌的天量经济资源及干预能力，善用之可以成就不世之功，为万民造福；滥用之则会造下天大的罪业。本章的目的是为了揭示当今世界政治中的共产邪灵因素，帮助人分清善恶，识破魔鬼的奸计，让政治回归正途。

美国前总统里根曾说：“我们往往认为社会太复杂，不能靠自治，精英掌控的政府比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更好。可是，当我们每个人都不能管理他自己的时候，谁会有能力去管别人呢？”[21]美国总统川普说：“我们崇拜神，而不是崇拜政府。”[22]

政治的权柄，需要回归到以传统价值为基石的正道。人类得到神的佑护，才能不被魔鬼操纵，才能避免走上被奴役与被毁灭之路，才会有真正的出路。#

备注

原文出处：http://www.epochtimes.com/gb/18/6/1/n10448270.htm

【大纪元2018年06月05日讯】第九章 经济篇：魔鬼的诱饵（上）

目 录

引言

1. 西方发达国家搞的是另一种形式的共产主义
   1）西方发达国家的高税收高福利
   （1）变相的社会主义
   （2）高税收的现状
   （3）高福利的现状
   （4）魔鬼利用高福利腐蚀道德、加剧贫富阶层矛盾
   （5）福利制度造成“贫困文化”
   （6）左派用福利政策把民众变成票仓
   2）西方国家对经济的积极干预
   （1）国家干预的现状
   （2）国家干预的后果与实质
   3）社会主义经济将导向共产极权
   
2. 中共模式──社会主义怪胎经济
   1）共产邪灵没有放松对中国经济的控制
   2）中国经济增长背后的真相
   3）畸形经济模式带来的后果
   
3. 社会主义把欠发达国家带入死胡同
   1）前东欧国家共产经济阴魂不散
   2）第三世界失败的社会主义经济
   

引言

一百年多前，马克思发表了《资本论》，鼓吹以公有制消灭私有制，半个世纪后共产主义公有制狂潮席卷了全球三分之一面积的国家。

1990年前后，东欧共产主义阵营解体，许多东欧国家又不得不实行“休克疗法”，回归市场经济。一些本来不是共产党执政但信奉社会主义搞国有化的国家，在经历了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带来的贫穷与痛苦之后，也不得不开始推行部分自由市场经济制度。

共产邪灵在全球攻城掠地，为的就是要统治世界。这些国家一个个地抛弃共产主义或者社会主义的经济模式，是不是证明共产邪灵失败了呢？事实绝非如此简单。共产邪灵的特点之一，就是为了最终目的而毫无原则，变化多端；它的“原则”随着需要任意变动，对自身某些手段的部分否定，也是达成其更大目的的手段，在经济领域尤其如此。

仔细剖析当今世界的经济状况及其背后的实质，人们不能不惊讶发现，共产邪灵的魔爪早已伸进了经济的每个角落。在各种空幻的美好愿景下、在对政府的盲目崇拜中，各国的经济正在一步步脱离自由经济的轨道，失去道德的根基，陷于共产邪灵的掌控之下。看清其真实面目，思考并制定对策，已经刻不容缓。

1. 西方发达国家搞的是另一种形式的共产主义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对人而言，要“消灭资产者的个性、独立性和自由”；对社会而言，则是“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 [1]为达到此目的，共产邪灵在共产国家采用了暴力和屠杀的方式。而在自由社会里，暴力共产主义没有太大的市场，因此共产邪灵安排了非暴力的方式，用各种变相的社会主义形式，分不同阶段、不同程度地渗透整个社会，在表面上并不那么容易辨别。

目前西方国家的很多经济政策，表面上看起来不是社会主义，叫的名字也不是社会主义，但最终起的作用都是限制、削弱乃至剥夺私有财产，削弱自由企业的作用，扩大政府权力，向社会主义靠拢，采用的手段则包括高税收、高福利和国家对经济的全面积极干预等。

1）西方发达国家的高税收高福利

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经济在西方国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高福利。西方发达国家实行的高福利政策，让从共产国家来的人感到这里更像共产主义。

（1）变相的社会主义

政府本身不创造价值，羊毛出在羊身上，高福利的财政来源是税收或者国债，最终由民众买单（国债最终也是纳税人买单，只不过有一个时间差）。高福利就是变相的共产主义，只是西方社会不讲共产党的暴力革命。

高税收等于把大量私人财产强制拿到国家手里，由国家统一进行经济活动和财富再分配，其实质是变相、渐进式废除私有财产。

高税收与共产政权的公有制、平均主义殊途同归，二者的区别只是国家占有是发生在生产之前还是之后。共产政权的公有制是生产资料直接归国家占有，西方国家的高税收是生产资料个人占有，但是生产出的财富通过税收形式由国家占有，作为公共财产来分配。两者其实都相当于盗取抢夺他人财富，只不过后者没共产主义国家那么暴力，是通过投票、立法的方式“合法”地实现。

政府救助，尤其对遭受自然灾害、意外事故者的社会保障是合理的。正因为福利制度有积极的一面，才有了迷惑性，才给了共产邪灵利用的借口，使其不断推动高福利高税收政策。在这一点上高福利已达到共产主义经济对人、对社会、对道德同样的破坏效果。共产主义经济有着摧毁人性的内在必然性，能从人赖以生存的经济角度来激发人的恶、败坏人的道德，这就是邪灵在全世界，包括共产政权国家和自由社会，都推行共产主义经济观的根本原因。

（2）高税收的现状

西方发达国家的高福利需要消耗大量财政收入。如果没有高税收，也就是大量私人财富经由纳税向公共领域的转移，或者国家借债，高福利政策就无法维持。

比如美国的税收超过一半是在负担社会福利和医疗，而其来源中，个人收入所得税和社会安全税超过80%，还有11%来自于企业税。[2] 比起美国来，许多西方国家在福利制度上走得更远，自然也需要更高的税收。

根据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16年的资料，在其所统计的35个市场经济体中，有27个国家的劳工收入税率超过30%，最高的是54%，第二位是49.4%，均出现在欧洲。[3] 同时，在欧洲吃饭或购物时还要付增值税，这部分由消费者承担，有的国家的增值税高达20%左右。如果加上企业税和其它杂税，整体税率将会更高。

另有研究显示，在1900年前后，有20个经济发达国家个人所得税都非常低。比如1900年意大利的最高税率是10%，日本和新西兰是5%。而到1950年，这20个国家的平均最高税率超过60%，之后缓慢回落，目前在40%左右徘徊。[4]

高税收不只是针对富人，被直接或变相惩罚的也包括穷人。富人往往有更多的办法通过商业和各种方式合理避税，而穷人在增加收入时，可能面临失去一些社会福利，在一定的收入范围内甚至出现越劳动纳税越多，得到的福利越少。

（3）高福利的现状

自1941年，英国经济学家贝弗里奇（William Beveridge）提出主张建立“福利国家”，规划“惠及所有国民的全面而普遍的社会保障体系”，现代社会高福利制度已经扩展为覆盖了失业、医疗、养老、工伤、住房、教育、孩子养育等诸多方面的体系，远远超出传统慈善的临时性贫困救急范围。

美国传统基金会的一份报告指出，2013年美国有一亿多人口（占总人口的1/3）领取各种福利（不包括社会安全保险和联邦医疗保险），平均每人领取相当于9000美元的补助。[5]按照美国统计局的数据，2016年贫困线人口占12.7%。但是美国的贫困人口生活状况可能会令许多人吃惊：根据政府调查，贫困家庭中96%的父母说孩子从来没有挨过饿；49.5%的家庭住在独栋房屋里，另有40%的家庭住在连排屋里，住在移动房屋的家庭只占9%；80%的家里有空调；40%的家庭有宽屏幕液晶电视；3/4的家庭有车。[6]这种人为划分出的庞大数量的“贫困人口”为进一步扩大福利提供了充足的借口。

美国在国际经合组织成员国中政府福利低于平均值。大多数北欧和西欧人享受的政府福利远远高于美国。比如丹麦“从摇篮到坟墓”的安全网，包括免费医疗保健、免费大学教育和大笔福利金，即便最富有的公民也同样享有；在希腊出现经济危机之前，希腊人享受着高福利，一年领14个月工资，61岁可以退休，退休金在工资的九成以上；瑞典人享受最长550天的连续带薪病假等等。

从传统临时性贫困救急到全民受惠的高福利，这实际是邪灵渐进实现共产主义经济的手段。

（4）魔鬼利用高福利腐蚀道德、加剧贫富阶层矛盾

从经济角度来讲，福利国家的本质是把一些人的钱拿来给另一些人花费。可是由于中间通过政府作为财富分配者，大大淡化了福利受益者“不劳而获”行为的道德压力。在这方面，高福利制度对道德观念的腐蚀在北欧表现得尤为明显。

瑞典学者尼玛‧山楠达奇（Nima Sanandaji）用“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数据，清楚揭示了这一点。在上世纪80年代初的时候82%的瑞典人和80%的挪威人同意“领取你不应该得到的政府福利是不对的”；而2005年和2008年进行的调查显示，只有56%的挪威人和61%的瑞典人相信“获取自己不应得的政府福利是不对的”。[7]

在福利政策下，人们努力工作得到的回报甚少，福利政策奖励的是那些依靠政府福利生活的人。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的道德观念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变异。在福利制度下长大的几代人，很多人慢慢失去了祖辈的那种靠自己奋斗、独立、负责任、勤奋的精神，把“享有福利”当作了一种权利，甚至当作了一项“人权”，养成了依靠政府的习惯，甚至反过来要挟政府。观念改变了，要想再回头几乎都不可能了。正是这种温水煮青蛙的手法，让魔鬼利用高福利逐渐腐蚀著社会道德。

不仅如此，高福利制度还剥夺了传统慈善中施舍者行善的权利，也剥夺了受惠者感恩的机会。

传统社会中救助贫困的方式是私人自主行为：或者是个人出于同情心直接救助急需帮助的人，或者是个人捐赠到慈善组织（比如教会）然后通过慈善组织救助贫困者。在这种情况下捐赠者和受赠者都是明确的。受赠者本来没有权利去要求其他人救助自己，但当他获得了救助时，会对于捐赠者怀有感恩之情。这种感恩可能会表现为从此以后通过进取改变自己的处境，因为这是捐赠者的心愿；也可能将来处境改变之后反过来以同样的善行回馈社会，自己成为捐赠者或者采用某种方式报答捐赠者。

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观察到，传统的德行，即个人慈善行为中，施舍和感恩这一对美德在社会中互相促进，对整个社会的道德成长能起到正面的作用。同时，这样一种双向的情感关系，能够缓解贫富两个阶层之间的对立和矛盾，因为个人慈善让两个阶层中具体的个体，通过情感和利益联系在了一起。[8]

当代高福利制度则切断了捐赠者和受赠者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捐赠者”是被强迫征税，并非出于善心施舍，实际上被剥夺了施舍行善的权利；另一方面受赠者不知道谁是施舍者（国家福利制度本身并不是真正的捐助者，真正的施舍者是纳税人），因此他也就没有了感恩报恩之心。

此外，托克维尔指出，福利制度加剧了贫富阶层之间的矛盾。富人被强制征收了部分的财富，却无法面对面见到被救助对象而心生同情。相反，他们只会对穷人这个阶层产生怨恨和轻蔑，将这一类人视为“贪婪的陌生人” 。与此同时，穷人也会心生不满，因为这些物质上的救助被视作理所当然而且不能够让人满足。“一个阶级会带着惧怕和憎恨看待世界，而另一个阶级则沮丧、妒忌地看待自己的不幸。”[9]

挑起妒忌和斗争，正是共产邪灵通过高福利经济毁人的另一手段。这种矛盾在希腊经济危机爆发后表现得极为明显，不过不是在最穷和最富者之间，而是在大多数中产阶级和富人之间。在希腊，人们不愿承受高税收的负担，全民逃税严重。《经济学人》刊文说，希腊官员称逃税为希腊的“全民运动”。[10]一旦经济出现问题，富人的逃税尤其扎眼。希腊政府为不得罪选民，长期通过举债弥补税收不足的空缺，以便维持和欧盟其它成员国同样水准的高福利。危机爆发后，一旦政府要缩减福利，被高福利宠惯的民众的不满大规模爆发，民众把矛头指向富人，要求对富人多征税。 到底是富人还是中产阶级该为经济危机负责？这是个令政府头疼的问题。但不论怎样，邪灵败坏人的道德、挑起人群嫉恨互斗的目的达到了。

福利制度助长了“不劳而获”的观念，这会削弱努力工作、积极进取的社会风气，反过来也会造成对经济的伤害。

海拉等三位经济学家对福利国家做了经验性的动态分析后指出，数据证实了福利国家确实会削弱社会的积极进取的动力，而这种效果只有在相当长的时间之后才能够真正显现出来。三位学者的结论是：福利国家摧毁了自己的经济基础。[11]

（5）福利制度造成“贫困文化”

2012年，《纽约时报》曾以“以保持孩子的文盲牟利”为题，讲述了一个当代美国福利制度给穷困家庭带来的心酸故事。

许多穷困家庭住在阿巴拉契亚山麓的移动房屋里。这些父母让孩子们从识字班里退出来──他们担心一旦孩子们学会了阅读， 他们就不再有资格获得每个月的文盲补助。这些穷困家庭每个月可以从“补助安全计划”中获得一张698美元的支票，直到孩子18岁为止。[12]这就造成为了眼前的补助而放弃孩子教育的现象。

大约四十年前，这个救助计划救助的是那些真正生理上或者是智力上有缺陷的孩子的家庭。而现在超过55%的受救助的所谓“残障孩子”属于模糊而无法清楚界定的“智力迟缓者”，全美有120万这样的孩子，每年需要纳税人90亿美元的救助。[13]

在这里，福利政策和人性恶的一面互相激励。这当然并不是福利政策制定者的初衷，但却间接帮助魔鬼达到了其毁人的目的。

托克维尔在一百多年前富有预见性地指出，福利制度无法分辨受助对象的真实性（也即受助人陷入贫困是因其自身的恶习，还是由于真正的不幸所致），因此无法有效帮助真正亟需帮助的人。[14]

从经济角度来说，滥用福利会造成财政上的额外负担，但是对于这些穷孩子来说，福利制度带来更大的悲剧。2009年的研究显示这些穷孩子到18岁以后2/3都转为成年的残障计划受益者，也就是说他们可能一辈子也无法摆脱贫困的处境。[15]

这个例子中，福利制度下“残障”定义不断扩展，是当代福利制度为迎合选民不断扩张的一种表现；福利制度的“负面激励”导致滥用福利，造成社会道德衰退并引发经济问题，则是邪灵刻意的安排。

福利可以作为一种救急的手段，但不应当成为常态。福利对于因意外原因遭到负面冲击的人（比如意外工伤、疾病、自然灾难等）能够起到帮助作用，但是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以美国为例，截至2014年，从约翰逊总统开始的“针对贫困的战争”在五十年中花费了纳税人2.2万亿美元。[16]但美国统计局的数据显示，除了最初的十多年，美国的贫困率过去近四十年基本维持稳定：贫困率并未通过救助降低。[17]

美国经济学家尼更森（William Arthur Niskanen）指出，福利制度造成了“贫困文化”，和“贫困文化”互为因果。后者包括贫困、福利依赖性、非婚生育、暴力犯罪、失业、堕胎等。尼更森的经验研究表明，在“抚养未成年儿童家庭援助计划”（AFDC）中，受助人的救助收入每增加1%，会吸引受助人口增加3%，贫困人口会增加0.8%，非婚生子女出生率会增加2.1%，而堕胎次数、暴力犯罪也都会相应增加。[18]这证实了高福利的反向刺激造成对福利的依赖性，减少人的责任感。

贫困文化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家庭的解体。经济学家威廉斯（Walter E. Williams）追溯美国黑人贫困问题的历史和现状，指出当代高达85%处于贫困中的黑人孩子生活在单亲“娃娃妈妈”（指少女怀孕生子）家庭里。而高福利制度助纣为虐，让未婚生育的妈妈不必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她们可以从政府福利中拿到津贴、住房补贴、食物券等补助。福利成为推高未婚生育率的助手，造成更多贫困。[19]

尽管福利水准不断提高，三十年来美国的贫富差距仍在扩大，平均工资收入（扣除通胀）增长缓慢，财富流向最富裕的阶层，甚至出现了“工作的穷人”（working poor）。越是这样，左派越是以解决“贫困”问题为借口要推动大政府、高税收、高福利，陷入恶性循环。

（6）左派用福利政策把民众变成票仓 左派政客鼓吹高福利、高税收政策，常常以“帮助穷人”、“社会公平”等看似高尚的理由，抢占了道德制高点。实际上，他们本人并不是福利的施舍者，他们的做法只不过是把富有阶层和中产阶级的财产挪给穷人。然而当福利制度混淆了施舍者和受赠者的关系之后，这些福利政策的主张和制定者却引导福利受益者将感恩和报答的对象指向自己，让他们用选票作为回报。利用高福利承诺来把大众变为自己的票仓，这种现象在美国和欧洲都广泛存在。

2）西方国家对经济的积极干预

（1）国家干预的现状

从目前现状看，自由社会的政府也已经深深介入了经济领域。这一方面是因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影响下的福利政策，使得政府越来越卷入财富分配。另一方面，西方社会在上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之后深受提倡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说影响，用金融和财政政策调控经济。

在一个正常社会里，国家的角色是有限政府，通常只在危机与自然灾害之时，或在某个特别时期特别情况下对经济进行干预，这无可厚非。但凯恩斯主义现在已经成为一种思潮、“时尚”，各国政府争相奉行实施积极的国家干预政策。

随着政府全面介入经济运转，其一举一动对市场造成巨大影响，成为经济的晴雨表。很多政策法规直接决定企业或行业的成败，以至于大量企业、个人投资者要仰赖政府鼻息。很大程度上，政府角色从通常的规则制定者和监督者变成了经济活动的指导者和参与者，从裁判变成了集球员和裁判于一身的角色，政府用“看得见的手”取代“看不见的手”，成为资本和市场运行的主要指挥者和调控者，成为私有经济主体的替代者。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高福利政策让很多政府背负巨额债务。根据国际经合组织的资料，有近半国家债务接近GDP的100%甚至更高，还有的国家甚至超过200%。[20]庞大的财政赤字已经成为很多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巨大隐患。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曾经发表大量论文研究国家干预及其效应，他发现几乎所有经济方面的干预都出现了负效应。他认为政府的干预如此之大，以至于达到了经济学家所称的“负边际回报”。[21]

尽管如此，人们仍然看到不管是哪个国家，都在越来越积极地干预经济，政府干预能力已经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

（2）国家干预的后果与实质

国家权力大量涉入经济领域至少造成两方面的后果：

第一，政府权力、角色和规模膨胀。官员们会越来越认为自己有能力去干预经济，让政府扮演救世主的角色，进行更积极的干预。哪怕是应对危机，一旦政府插手一件事情，即使危机消除了，政府功能也常常被保留延续。

第二，人们对政府权力更加依赖。当人们出现问题或无法在自由市场中获得所期望的利益的时候，他们会要求更多的政府干预以满足自己的要求。

这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让政府权力越滚越大，私营企业和市场自主空间越来越小。产生依赖感并通过政客得到好处的人会更加要求政府分配财富，甚至制定法规，强制执行。

在西方，一股强大的政治潮流在把社会向左边推移。有些本来就是左派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流派的，有些本来不是左派，但是被左派渗透劫持，也变成了左派的同盟军。各种势力合流在一起，推动政府用各种方式干预经济、干预私营公司运作，蚕食着人类正常的经济生活。很多社会运动看似是民间自发行为，其实背后都有共产邪灵的操控因素。

人们可以看到，西方政府已经越来越经常地因为政治原因和“平等”的理由，使用公共权力干预市场，甚至用法律形式把干预固定化。这无疑是在剥夺市场经济中作为主体的人的自由意志，把国家意志强加在市场上。这实际上是在不断地形成政府对经济的集权，把市场经济转变为权力经济，把市场变成权力的附庸。长此下去，公共权力将全面控制经济和民生，用经济的手段建立政治集权，奴役公民和全社会。

一个个看似平常的经济决策，在渐进的过程中慢慢走向极端，共产邪灵就这样把人类一步步引向共产主义。

3）社会主义经济将导向共产极权

高税收、高福利、大量国家干预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主义实践，和计划经济的核心思想是一致的，都是以国家的名义和权力的方式左右经济，背后的思想是把政府当全能者看待，让政府扮演神的角色。只不过目前西方的国家干预还有民间自由力量的制约、有资本主义制度作为补充，所以表现不像共产国家的计划经济那么极端。

著名经济学家和思想家哈耶克曾警告，任何由国家操控、进行大规模再分配的计划事实上都必然干涉市场，也都必然导致极权政体的产生，而这与民主不民主毫无关系。他认为，现在欧美的 “社会主义”虽然与之前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不同，主要意指通过税收和福利国家制度进行广泛的收入再分配，但这种形式将和前者一样导致“奴役”的后果，只是更慢、更间接和更不完全。[22]

本书前文已经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把社会主义当成共产主义的必然阶段。正如一趟列车，中间站的停留并不会影响它驶向终点。一个国家走向社会主义，其背后的推动因素就是共产邪灵，它是一定会继续往前走的。人类社会在经济与其它方面一旦背弃传统、接受了共产邪灵的“价值观”，走上邪路，就不需要过分关注其速度，只要方向不变，早晚会达到那条路的终点。

这条背离传统的路的终点并不是人间天堂，而是人类的毁灭。事实上，魔鬼并不关心“天堂”是否会实现，它们也知道那是一套骗人的谎言；只要能毁灭人类，魔鬼便心满意足了。

2. 中共模式──社会主义怪胎经济

中共在经历了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带来的穷苦之后，不得不搞所谓的改革开放，也搞起了所谓的“市场经济”。很多人以为中共在搞资本主义，其实不然。

1）共产邪灵没有放松对中国经济的控制

中共不得已地对经济部分松绑，部分引入市场机制、允许一定的私营经济，但这并不意味着共产魔鬼放松了控制。相反，这只是邪灵利用来维持自身生存与欺骗世界的手段。

中共经济模式完全是一个怪胎，是社会主义、国家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畸形结合。在经济层面虽然有部分是私营企业，但中共从来没有许诺给民众永久的私有财产，因此，包括土地在内的资源从根本上仍然是国家占有，是公有制经济。同时，中共利用国家权力，高度控制一切经济运行，仍然存在庞大的国家计划，属于权力经济。市场只是被国家利用来推动经济的一种手段，没有真正的独立性，也不存在与市场相配套的制度体系，没有明晰的产权制度和法治精神，汇率不能自由调整、财富不能自由出入、外企不能自由运作。中共为了刺激出口而对企业实行政府补贴和出口退税，旨在用低价打败竞争者，扰乱了正常的世界贸易秩序。一切经济活动必须符合政治需要，企业、个人的经济自由与经济资源是政治的附属物，可以出于政治理由被随时剥夺。正是看到了这些原因，欧美市场经济国家长期一直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西方政府很多人曾天真地认为经济的发展会给中国带来政治上的自由民主。不幸的是，中共用资本主义的营养养肥了社会主义的肌体，进一步强化了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死死抱住共产主义魔鬼不放。中共有了更多的钱，对民众实行了更残酷的打压与迫害。从1999年7月开始，中共发动了对一亿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这场针对“真、善、忍”普世价值的无硝烟的另类战争一直持续到现在。2013年，中共投入镇压百姓的所谓“维稳费”已经超过7,000亿人民币。

2）中国经济增长背后的真相

中国近四十年来的GDP增长，让很多人似乎看到了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性”，让很多西方人，包括西方政界学界精英、智囊刮目相看，称赞极权体制的高效性。其实，中共经济模式是不可复制的，其经济增长的原因一方面证明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内在问题，另一方面则凸显了不道德的权力经济造成的可怕危害。

中国近四十年来的经济增长跟以下几方面因素密切相关：

第一，对公有制经济的松绑、对完全中央计划经济的抛弃、私有经济和私营企业的复兴，让中国经济获得了强大的驱动力。中国人勤劳、聪明，但被共产党几十年束缚了手脚，都弄得穷怕了，想要挣钱的愿望一旦释放出来，自然会产生巨大的力量。

第二，西方资金与技术大量涌入中国。中国原有的公有制体制积存了天量可以被利用但尚未开发的土地、劳力与市场，相当于未标价的黄金。后者可以说是干柴，前者是油和火，两者结合，就燃起了中国经济的熊熊大火。如果不是因为中共极权统治，这把火本该烧得更早、更旺、更持久、更安全，中国经济早就发展起来了。

流入中国的西方资金规模之大，是外界难以想像的。据统计，美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从2000年到2016年就有近8,000亿美元。[23]从1979年到2015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累计高达16,423亿美元。[24]

第三，西方国家还给予中共特别优惠的贸易地位与广阔的市场。2000年5月，美国决定授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地位。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国际市场对中国打开了大门。

第四， 中共经济发展采用了不道德的模式，通过血汗工厂，拚命压榨工人、农民，血腥强拆、一切只为经济增长开路，不顾环境污染与长期危害，在短期内占尽成本与速度优势。

中共利用西方的资金、技术与市场、有利的贸易条件、国内的廉价劳力与低成本，每年赚取大量的外汇。美中贸易逆差从2000年的一年800多亿美元，一路攀升至2017年的一年3,750多亿美元。

最后，中共作为世界贸易规则的破坏者最大限度地占便宜，赚取巨额外汇，以国家战略的模式来盗取知识产权，以图科技上弯道超车，用尽投机取巧的手段，造成“历史上最大的盗窃案”，也是对正常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破坏。

根据美国知识产权盗窃委员会2017年发布的报告，中国每年假冒商品、盗版软件和盗窃商业秘密给美国造成的损失达2,250至6,000亿美元，这还不包括中国广泛存在的专利侵权。报告称，在过去三年里美国的知识产权被盗窃损失了1.2万亿美元，绝大部分是中国造成的。[25][26]美国国家情报局局长办公室2015年11月份的报告显示，每年电脑骇客造成的经济间谍损失有4,000亿美元，90%来自中国。[27]

由此可见，中国经济增长是因为在经济上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松绑，加上西方发达国家的输血、财富大挪移和中共的不道德经济行为造成的。这并不是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更不意味着中国走的是正常的资本主义道路。西方有时把中共的这种不道德共产极权经济模式称为“国家资本主义”，其实是在为中共贴金。在中共极权之下，经济只是政治的婢女，市场经济的表象只是其耍弄世界的花招而已。

中共的经济模式给了世界一个假象：动用国家力量可以快速发展经济，使用不道德手段可以在经济竞争中获胜，因此让各个国家竞相走向社会主义的国家积极干预的方向。如果把中共经济模式当成一个“成功的范例”，无视其造成的人权灾难与道德堕落的后果，那无异于饮鸩止渴，大错特错。

3）畸形经济模式带来的后果

中共畸形的经济发展模式带来了可怕的道德危机。共产邪灵就是要让中国在展现经济实力的同时，道德全面堕落下去，用经济来败坏道德，用经济来掩盖道德败坏，让人们在洋洋自得享受经济利益时，不知不觉走到毁灭的边缘。

时下的中国，假冒伪劣有毒食品泛滥成灾，黄毒赌黑肆意横行，贪污腐败卖淫嫖娼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诚信危机、贫富差距、官匪一家、社会冲突、司法不公、见死不救……权力经济下的腐败已经无以复加，权钱交易、公司代持……中共官员的贪腐已经超出了人们的想像，小官大贪比比皆是，大官更是巨贪，几十亿几百亿地侵吞国有资产，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像中共那样腐败和道德堕落。

2011年10月在广东佛山发生的小悦悦事件，更是震惊了全中国与全世界。2岁女童王悦（乳名“小悦悦”）被一辆客货车撞倒，司机不仅没有施救，还继续开车碾压离去，后面的车辆继续碾压，前后有18名路人经过现场，没有一人伸出援手。女童终因未及时施救而死亡。有国际媒体惊呼：“中国失去了灵魂吗？”如果说人们面对歹徒还有所顾忌的话，在上面提到的案例中，在根本就没有任何危险的情况下仍然见死不救，表明这个社会已经突破了道德的底线。

丧失道德的经济发展，是混乱的、不可持续的、灾难式的。不人道的血腥经济造成了生态危机，加剧了社会冲突；没有诚信的社会大大推高了经济成本，当道德成本大到一定程度就会拖垮经济；不道德的国际竞争也已经不可持续，中国经济开始为此买单，进入收缩期。中国的经济是魔鬼暂时营造的海市蜃楼，中国只能被称为“强大”的弱国。经济上急功近利制造的表面繁荣，就如沙滩上的大厦，随时可能因为道德的全面沦陷与社会危机的全面爆发而毁于一旦。

不跳出魔鬼的圈套，现有经济模式不会给中国带来美好的未来，因为共产邪灵本来也不在乎，也不会让中国的经济真正健康发展，毁灭才是其真正目的。

3. 社会主义把欠发达国家带入死胡同

1）前东欧国家共产经济阴魂不散

当今世界除了西方发达国家在搞隐形的社会主义、中共继续搞社会主义的怪胎经济，前东欧共产主义国家因为对共产主义罪恶没有彻底清算，导致共产阴魂不散，人们的心中始终还装着共产主义。这又会反映到政治经济的方方面面。比如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仍然保留了相当大比重的国有企业与高福利，还有高度的国家经济干预。东欧国家转型时期经济陷入危机，失业率高，经济增长缓慢，又都给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死灰复燃制造机会，左翼政党变得相当活跃。怀念昔日的共产主义的情绪弥漫在前东欧共产国家里，[28]可以说是共产经济的阴魂。

2）第三世界失败的社会主义经济

而在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上世纪60年代大多数非洲独立国家宣称奉行社会主义、走社会主义道路，但留下了一个个烂摊子。最近的例子还包括委内瑞拉和津巴布韦。

委内瑞拉曾经是拉丁美洲最富有的国家，现在这个国家却是经济萎靡、饥荒肆虐、犯罪猖獗，绝望的气息到处蔓延。津巴布韦也曾是非洲最富裕的国家，今天却陷入了彻底的灾难，通货膨胀达到了无法想像的地步。

委内瑞拉：社会主义把一个富庶的国家坑破产

委内瑞拉有丰富的石油资源。在20世纪70年代，委内瑞拉曾是拉丁美洲增长最快、收入不平等程度最低的国家，有这个地区最高的人均GDP。[29]该国当时相对自由的经济及能吸引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熟练工人的移民制度，加上对产权的保护，使它从1940~1970年间得到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30]

1999年新总统上台后，推行社会主义，搞国有化运动，最终把委内瑞拉的经济搞垮了。该总统曾公开宣称要搞“21世纪社会主义” 。[31]

搞社会主义就是对许多私营企业进行征用或国有化，包括石油、农业、金融、重工业、钢铁、电信、能源、交通运输和旅游业，这一进程在该总统2007年再次当选后尤为突出。政府在2007至2012年间征用了1147家私营企业，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生产性部门关闭了，取代它们的是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投资者也被吓跑了。国家征收私营企业破坏了生产部门，从而导致委内瑞拉更加依赖进口。加上一系列政府干预，包括外汇管制和价格管制，最后遇到油价下跌，灾难就不可避免了。

有人把这幕惨剧归因为石油危机，但是事情并非如此简单。按照世界银行数据，七个其它国家比委内瑞拉更依赖石油，这七个国家在2013~2017年都出现了经济成长。[32]

问题的根本出在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上：委内瑞拉的经济政策基本上符合了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走向社会主义的国家提出的十条要求。[33]委内瑞拉的悲惨景象，是共产邪灵造成的经济祸害。

津巴布韦：从“非洲的面包篮”到大饥荒

津巴布韦于1980年正式独立后，选择以社会主义为发展方向，要按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建设社会主义。该国首任总统年轻时，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信徒，他的游击队曾受毛泽东思想指导，并获得中共政府的无条件援助，因此与中共关系密切。与其它宣称奉行社会主义的非洲国家不同，它并未马上实行国有化。

2000年开始土地改革后，津巴布韦的经济开始陷入困境。根据津巴布韦的土地改革，白人的农场被重新分配给没有土地的本国黑人和政治关系良好的人，这项计划导致津巴布韦的生产急剧下滑。津巴布韦中央银行试图加印钞票以摆脱危机，恶性通货膨胀从此生根。

津巴布韦央行的数据显示，2008年6月该国的年度通货膨胀达到2.31亿%。2008年11月中期，这一数字达到顶峰，几乎突破800亿%，官方甚至放弃了月度统计数据。一年后，津巴布韦元对美元的汇率高达35千万亿:1，津巴布韦被迫放弃使用本国货币。[34]

共产邪灵在这个世界肆虐，人们在不同的国家都可以看到其带来的现实的与潜在的危险。它给西方发达国家带来的问题正在显现，在发展中国家已经造成惨痛的现实。人们必须切记：不管魔鬼是否在经济上带给人一时的舒适与满足，它的本性不会改变──它一定要把人引向道德的堕落和生命的深渊。#

备注

原文出处：http://www.epochtimes.com/gb/18/6/5/n10457370.htm

【大纪元2018年06月09日讯】第九章 经济篇：魔鬼的诱饵（下）

目 录

4. 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是反天理的奴役制
1）公有制是魔鬼套在人民脖子上的枷锁
2）计划经济是注定失败的全能型权力经济
5. 马克思主义“剥削论”是颠倒善恶煽动仇恨的谬论
6. 绝对平均主义的毒根是恨和妒嫉
1）建立在恨和妒嫉基础上的绝对平均主义
2）推广经济平权是走向共产主义的踏板
3）工会是共产邪灵安插进自由社会的钉子
7. “共产主义理想”是引诱人类走向毁灭之途的诱饵
结语：重德才能“富而太平”

4. 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是反天理的奴役制

上天造了人，赋予人智慧和体力，也给了人通过付出劳动得到正当物质回报的生活状态，让人获得基本的生活保障。美国《独立宣言》写道：“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造物者创造了平等的个人，并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1]这些权利自然也包含对财产的拥有权和支配权。

而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明确表示“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2]这就是要实行公有制；公有制必然要求实行计划经济，这种制度在本质上是违背天理、违背人性的奴役制。

1）公有制是魔鬼套在人民脖子上的枷锁

美国反共运动先驱、思想家弗莱德‧施瓦茨在《本性难移的共产主义者》里讲了一个故事，说的是一个访问者在前苏联和美国的汽车厂进行的两段问答。[3]

问：“谁拥有这家工厂？”

工人答：“我们拥有。”

问：“那谁拥有工厂用的这块地皮呢？”

工人答：“我们拥有。”

问：“谁拥有工厂制造出来的这些汽车呢？”

工人答：“我们拥有。”

在大楼外边有一个很大的停车场，角落上停有三辆轿车。访问者问，“谁拥有停车场的那几辆汽车呢？”

工人答：“我们拥有它们，不过其中一辆归厂长用、一辆归党委书记用、一辆归秘密警察用。”

同一个访问者又来到了美国的一个汽车厂，问工人同样的问题。

问：“谁拥有这家工厂？”

工人答：“亨利‧福特拥有。”

问：“那谁拥有工厂用的这块地皮呢？”

工人答：“亨利‧福特拥有。”

问：“谁拥有工厂制造出来的这些汽车呢？”

工人答：“亨利‧福特拥有。”

在大楼外边有一个很大的停车场，里面停满了各种各样的美国轿车。访问者问，“谁拥有停车场上的那些汽车呢？”

工人答：“噢，那些车是我们自己的。”

这个故事很生动地展示了公有制与私有制带来的结果。在公有制下，各种资源被国家占有，劳动成果也被国家占有，因此，没有任何激励机制鼓励人的积极性、创新精神，也没有个人财富所有权带来的负责精神。公有财产名义上是国家所有，为全体人民所共有，但在实践中，必定是由特定个人和阶层所有，最终形成特权人物与特权阶层。

经济发展的最关键因素是人。公有制窒息了人的生产动力与活力，必然导致士气低落、效率低下、过度浪费与生产倒退。从前苏联的集体农庄，到中国的人民公社大锅饭，再到柬埔寨、朝鲜，公有制带来的是饿殍遍地，千百万人死于人为的饥荒。

私有制符合人劳动求生的天性，如同顺水推舟；公有制违背这种天性，如同逆水行舟。人的天性中有善有恶，私有制有助于发扬人性中的“善”，促进人的勤劳和节俭，公有制则放大人性中的“恶”，加剧人的妒嫉和懒惰。

经济学家哈耶克认为，文明的增长依赖于重视私有财产的社会传统，这项传统催生了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以及扩展秩序。现代文明及其所有习俗和传统会催生持久存在的自生自发秩序，所以一切试图控制社会自生自发秩序的系统的根本性行动（如社会主义）都存在致命的自负，注定会失败。[4]

如果说私有制与自由不可分割，那么公有制就与强制和极权不可分割。公有制把一切资源收归国有，等于剥夺了百姓赖以生存的经济条件，把所有人都变成了国家的附庸、奴隶。任何人都必须听党的指挥，任何与政权不一致的思想与声音都可以通过经济惩罚轻易扼杀，人们没有任何办法抵御国家的干涉和奴役。因此，废除财产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必定造成政治上的极权，它是共产魔鬼套紧在人民脖子上的枷锁。由此，人们彻底丧失自由，尤其是向善的自由，不得不依照共产政权的邪恶道德标准行事。

有人说，权力不可私有、财产不可公有，否则人类就打开了灾难的大门。诚哉斯言。

2）计划经济是注定失败的全能型权力经济

在计划经济的制度安排下，整个社会的生产、资源配置以及产品分配完全是按照国家统一制定的强制性指令性计划来进行，这与正常的企业计划或个人计划截然不同。

计划经济有着天然的弊端。首先它必然要求汇集庞大的数据信息，才能作出合理的生产安排。而对一个国家，尤其是现代人口众多的国家来说，相关信息的数量是一个无法想像的天文数字。如前苏联物价局要制定2400万种商品的定价。[5]对这么庞大的信息的计算是不现实的，而社会与人本身的复杂性、变动性并不能通过统一的计划经济来解决。[6]即使采用现代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来处理这些天量信息，也面临无法把人类思想活动纳入输入变量、无法获得完备输入变量的困境。

经济学家米塞斯关于社会主义与市场关系的著名论文《社会主义共同体的经济计算》指出，由于没有真正的市场，社会主义社会不可能有合理的经济计算，也即不可能有合理的资源配置，因此在经济上必然会失败。[7]

其次，计划经济是国家通过权力来控制经济运行、靠权力来掌握各种经济资源并决定如何运用这些资源，计划过程中必然要求一个绝对的权力来发号施令，所有环节都充满强制的因素，是一种权力经济。权力经济必然要首先满足政府的需要、满足政治政策上的要求，而不是百姓的需要。当生产不符合经济运行的规律时，国家权力必定要践踏与扭曲经济运行，从而造成各种经济问题。计划经济以能力有限的政府去扮演全能的神的角色，用权力扭曲经济运作，注定要失败。

计划经济和政治高压是无法分割的一体。正因为国家计划必然是存在缺陷的，因此在发生问题时，也必然面临来自民众和政府内部的质疑。掌权者会因此感到自己的权威受到挑战，“政治高压”和“政治清洗”就变成了必然的结果。毛无视经济规律，强行计划出了个“大跃进”，结果导致三年大饥荒，使自己的权力受到挑战，这成为他后来发动文革的一个重要动因。

计划经济和公有制的恶果在中国国企现状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近年来，大量国有企业停产、半停产、连年亏损、资不抵债，靠政府补贴和银行续贷维持经营。由于其对国民经济的长期吸血，被称为“僵尸企业”。据报导，中国有15万家国有企业，除了石油、电信等国有垄断企业，其它国有企业的盈利微乎其微，亏损严重。截至2015年末，它们的总资产占据GDP的176%，总债务占据GDP的127%，而盈利只占GDP的3.4%。有经济学家认为，僵尸国企绑架了中国经济。[8]

与此同时，计划经济完全剥夺了经济人的自由，由国家替他们进行强制的生活安排，其本质是把所有人都变成奴隶与机器，由共产邪灵掌控他们生活的一切方面，把人关进了无形的监狱，强行取缔神给人的自由意志，改变神给人做的人生安排。这是共产邪灵经济反神反天理的体现。

5. 马克思主义“剥削论”是颠倒善恶煽动仇恨的谬论

马克思认为，只有劳动才能够创造价值。如果某公司的老板今年投资1000万美元，公司出售产品收入1100万美元，那么这100万美元的利润都是由公司的员工创造的。按照马克思的理论，资本不创造价值（公司的店面、货物等生产资料也是由资本转换而来），它只转化为商品成本的一部分。而公司员工创造的价值（1100万美元）高于公司的成本（包括员工的工资，也就是劳动力的价格），多出来的利润100万美元，就是员工创造的剩余价值。这部分剩余价值被老板无偿占有了。

马克思于是宣称，自己找到了资本家赚钱的“秘密”，认为这就是资产阶级的原罪──剥削。资本家投资办厂、开公司当然要赚取利润，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剥削无产阶级。剥削这种原罪是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它属于整个资产阶级。马克思由此得出结论，要消除这种剥削的罪恶，必须摧毁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也就是消灭资产阶级，把所有资本家的财产全部充公，建立一个公有制社会，实现共产主义。

马克思剥削理论的荒谬主要体现在两方面。首先它把人群划分为两个互相对立的阶级，也就是占有资本的资产阶级和不占有资本的无产阶级。事实上，从古至今，各个阶层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界限，各个阶层之间的互相流动无时无刻不在进行。当代一个“无产阶级”，只要买股票拥有某公司的部分股权，就不再是无产阶级了。如果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可以这样随意转化，这种划分除了挑起斗争之外，没有任何意义。

另一方面，它通过一套精心设计的“理论”，欺骗人们用它编造的标准来替代传统的道德标准，来衡量是非善恶：也就是说一个人的好坏不是用他的道德品行来衡量，而是用是否占有资本来衡量。只要是资产阶级就有罪，因为他通过资本剥削了无产阶级（工人）。因为无产阶级属于被压迫的、被剥削的，因此他们天然占据了道德制高点，无论他们如何对待资本家都可以趾高气扬。这实质是把拥有财富变成了罪名、把抢劫财富变成了正义、把暴力抢劫合法化，这完全是颠倒是非善恶，煽动人去作恶。共产党在中国、前苏联以及东欧前共产主义国家一路抢地主土地、抢资本家工厂，甚至不惜杀人放火，谋财害命，灭绝人性，最后抢劫全民财富，大搞国家恐怖主义，就是这种理论指导下造成的。而传统的道德规范、信仰、圣人贤达，则都被打上“剥削阶级”的黑印，变成可以肆意被打倒的对象。

马克思的理论在经济学界与哲学界都受到广泛批评。[9]这里仅举数例说明马克思剥削理论的荒谬。

马克思认为，劳动创造了价值，价值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这本身就是一个谬论。商品的价值并不是它的固有客观属性，很多时候是人类根据需求和供给赋予商品的主观属性。很多经济学家都曾经研究过价值的来源问题。与马克思片面的价值一元论不同，现在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参与创造价值的有多种因素，至少包括土地、资本、劳动、科学技术、组织管理、投资风险等等。经济活动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涉及不同的生产环节、不同的生产要素，需要一定的管理方式；不同的人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对整个生产链都不可或缺，他们也都对创造“剩余价值”作出了贡献。

举例来说，假如某资本家打算投资100万美元雇用两个工程师设计制造某款新玩具，同时又雇用了一个市场开发人员推广这款玩具。两年后玩具广受欢迎，资本家大赚5000万美元利润。是这两个工程师和市场开发人员投入了特别多的劳动时间，创造了这5000万美元的所谓剩余价值吗？显然不是。这款玩具能够成功赚得千万利润是因为玩具的创意满足了人们的需求。资本家的市场眼光、组织管理能力、冒险的勇气等等也都构成了这款玩具的价值来源。如果我们假设这款玩具的创意是来自于其中一个工程师，那么5000万美元利润是资本家无偿占有了工程师的创意所带来的剩余价值吗？也不是。因为这个工程师如果认为他的创意没有得到应有的报酬，他完全可以找另外一家出价更高的公司。在自由市场中这种竞争最终会达到平衡，淘汰攫取不合理利润的公司。此外资本回报具有滞后性（两年之内资本家必须节省花费，不能消费这笔钱），也属于投资者的付出，得到额外回报也是正常的，这和出借钱会得到利息是一个道理。

参与决定商品价值的还有很多“偶然”因素，这种“偶然”因素只有在传统信仰和传统文化的参照系中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

在某些情况下，价值的产生和消失可以完全与所谓的社会劳动无关。今天价值千万美元的一颗钻石，在五千年前因为没有社会需求，可能一文不值。某人从祖父那里继承的一块荒地，可能因为附近兴起了一座城市，或者地下发现了稀土矿藏而突然增值百倍。这里价值的增加并没有包含任何人的劳动。这种飞来的巨额财富有时也被称作Fortune（财富），包含了传统东西方文化中认为财富是神给予人的恩赐这样的正统理念。

为了论证公有制的“合理性”和“必要性”，马克思炮制了以剩余价值为基础的剥削论，把人们通过正常经营致富的经济活动变成了负面的不道德行为，把恨灌注其中，煽动人去打碎现有的一切经济秩序与经济制度。

资本家与工人、地主与农民其实是利益共同体，是互相合作、相互依存的关系，是你活我也活的关系，马克思刻意把他们之间的矛盾绝对化、极端化、无限夸大化，变成你死我活的敌对关系。其实，资本家当中有好人也有坏人，工人当中也是如此。经济活动中，真正应该被揭露、被制裁的既不是资本家，也不是工人，而是那些破坏、伤害正常经济运作的人，评判的依据应该是其道德品质与行为，而不是财富地位。

人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自己的经济状况与地位。工人可以通过财富积累成为投资者，投资者也可能因为投资失败而变成无产者，社会就是在不断变动着，如同江河里的浪涛一样流动。劳工与投资者在现代社会的角色经常互换，或同时兼具两种角色。他们把共同创造的利润投入生产，提供就业机会，增加社会财富，造福广大民众。就连美国工会运动的创始人都说：“对于劳工能犯下的最坏罪行就是没有利润的公司。” [10]

“剩余价值论”这个荒唐的理论，把土地所有者、资本家的正常经营活动贴上了“剥削”的标签，煽动起无数仇恨和斗争，吞噬了千千万万人的生命。

6. 绝对平均主义的毒根是恨和妒嫉

1）建立在恨和妒嫉基础上的绝对平均主义

共产主义宣扬结果均等的“绝对平均主义”，一方面显得非常冠冕堂皇，让很多人盲信，另一方面则是勾起人的恨与妒嫉。在经济方面的表现上，不能容忍别人比自己富有、日子过得比自己好、工作比自己轻松、条件比自己好。一切都要平等，你有的我也应该有，你能得到的我也应该得到，美其名曰“人人平等”、“天下大同”。

绝对平均主义思想体现在至少两个不同的方面。一是主要发生在人们尚未处于“平均”状态的时候，挑起人对自己经济地位的不满是魔鬼煽动仇恨的灵丹。它激发人的非分之想，别人有的自己也要有，而且是通过不正当甚至暴力的手段去攫取，极端情况下毁坏他人财物，用不法手段谋财害命，最恶的则是发动暴力革命。

马克思为了挑起人的不满，把社会按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关系划分为截然对立的两个阶级，在农村是地主和农民，在城市是资本家和工人，让人们出于妒嫉而去仇恨对立的一方，让一方去革另一方的命。地主富，农民穷，怎么办？抢！地主凭什么富，要富大家一样富。于是，中共号召农民搞“土改”，就是“打土豪分田地”，强抢地主的土地，不服的就杀掉，还要斩草除根。共产党首先煽动游手好闲的地痞流氓来闹事，“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11] 接着强迫所有农民都起来与地主进行阶级斗争，数百万地主的人头纷纷落地。

二是主要发生在基本处于“平均”状态的群体里。有什么好处大家均摊，谁出头就打击谁，做多做少一样，做与不做都一样。

表面上看起来人人都一样，然而人的个性、智力、体力、道德水准、职业、分工、教育、生活环境、吃苦耐劳的程度、创新精神等等都不一样，对社会的付出也不一样，怎么能够追求结果一样呢？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平等才是真正的平等，共产主义追求的平等才是真正的不平等、不公正。中国古人说：“天道酬勤”，上天会按照每个人付出的努力，给予相应的酬劳。绝对平等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存在的。

在绝对平均主义之下，做好做坏一个样，勤劳懒惰一个样。懒人变相受到照顾，勤劳有能力的人被变相惩罚，甚至被怨恨和仇视，每个人都慢下步伐，跟最低的人看齐，形成“经济向下拉齐”的畸形现象。这实际是要每个人都变懒，都等著别人去付出，自己搭便车占便宜，或者不劳而获，或者去拿别人手中有的而自己没有的，形成“道德向下拉齐”的现象。

驱动“绝对平均主义”的恨和妒嫉是共产主义经济观的毒根。人性中善恶同在，西方信仰有七宗罪之说，东方文化讲人有佛性和魔性，佛性表现为善良、能吃苦、能为别人着想；魔性表现为自私、懒惰、妒嫉、恶毒、强取豪夺、挑拨是非、煽动造谣、仇恨、发狂、淫荡、暴虐、草菅人命、不劳而获等等。共产经济故意激发人的魔性，放大人性中的妒嫉、贪婪、怠惰等恶的因素，让人失去做人的本分，抛弃千百年来的传统价值观。它把人性中最不好的一面勾引出来，把人性中最坏的东西激发出来，成为共产革命的原始驱动力。

亚当‧斯密在他的《道德情操论》中说，道德是人类繁荣的基础。对那些普遍道德规范的遵守，“是我们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础，如果它们没有深入人心，我们的社会就会在瞬间崩溃。”[12]美国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德洛认为，经济繁荣与道德并肩而存。只有人们在经济中按照道德原则行事，自由市场与经济才能良好运转。他写道：“如果我们能坚持遵循被我称之为‘首要原则’的信条，那些成为美国立国之本的道德与价值观……这个国家的发展将永无止境。”[13]

绝对平均主义在世界各国带来的恶果并不令人意外。共产主义的平均主义是通过国家政权来抢夺属于他人的私有财产，一方面强化了魔鬼的权力，另一方面则淡化了很多人的罪恶感，强化了他们无偿占有带来的洋洋自得的满足感，这正是魔鬼诱惑人的地方。

2）推广经济平权是走向共产主义的踏板

在绝对平均主义思想影响下，西方社会轰轰烈烈呼唤“社会公正”，出现“最低工资制”、“纠偏行动”、“同工同酬”等诉求。这些诉求都是在刻意要求结果的平等，背后隐藏着共产邪灵因素，人们一不小心，就会掉入魔鬼的陷阱。

这些诉求的鼓动者背后的魔鬼其实并不关心那些弱势群体是否得到平等、地位得到改善，而是利用这些运动煽动不满。如果做成了就得寸进尺，提出新的平权诉求，永远没有尽头。如果没做成，就把它当成公共舆论战，继续煽动不满，加强人们的平权观念，形成广泛的社会舆论。由于邪灵煽动不满是在多个领域、以多种方式同时进行的，一旦这些不满发生共振，同时爆发，就将为更大的社会动荡和革命作好准备。背后的操纵者总是能够在人群中找出最弱势的一部分，然后要求经济上的平等，这个过程可以一直重复下去，不达到“绝对平均”绝不罢休。那些所谓“社会公正”的诉求，成为邪灵走向共产主义的踏板。西方自由国家在共产邪灵的操纵下被共产主义蚕食，已是不争的事实。

在实践中，那些具体措施往往又事与愿违，本要保护的对象反而遭到歧视和打击。比如最低工资制，表面看是在保障工人的权利，但却导致很多工厂考虑成本太高而不再雇人，反而造成更多工人失业。人的技能不是一蹴而就的，有一个不断积累攀升的过程。如果一味强调最低工资，事实上是剥夺了人们通过低工资低技能工作的训练走向报酬更高的职位的机会。工资水准一刀切既违背经济规律，也导致政府对经济干预过度。

再如经常有人用“同工同酬”作为借口，要求社会改革。他们援引统计数字，声称黑人男性的平均工资低于白人男性的平均工资，而女性的平均工资也低于男性的平均工资，这种收入差异是种族歧视或性别歧视的结果。事实上，这种笼统的比较是不合理的，假如在同一个类别中比较，结果会完全不同。有学者研究发现，男女双方教育水准都是大学以上的黑人家庭，其收入反而比同类白人家庭高。[14]只不过这样的黑人家庭比例较小，所以会看到总体平均工资的种族差别。这种同类比较本来是常识，但是当共产邪灵在背后煽动斗争的时候，人们却表现出选择性的失明。

邪灵并不关心弱势群体的福祉，它要利用迷惑人的口号把人类带上共产之路和毁灭之途。

3）工会是共产邪灵安插进自由社会的钉子

美国制造业工作机会的流失，如今已经成为人所共知的常识，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工会是造成工作流失的主要推手之一。本来自称帮助工人阶级“谋福利”的工会，为何反而成了损害工人利益的罪魁？这一点我们从工会的历史和“使命”发展演变来看就很清楚。

工会起初是由无技术和低技术劳工自发成立的组织，与资方进行谈判，某种程度上帮助调节、解决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矛盾和对立。共产邪灵则把工会作为推行共产主义运动和政策的工具。

恩格斯在论述工会问题时很明确地提出：“争取工资高、工作时间短的斗争，以及今天的工联所进行的全部活动，并不是目的本身，而只是一种手段，是一种非常必要和有效的手段，但只是达到一个更高目的的许多手段中的一种，这个更高目的就是完全废除雇佣劳动制度。”[15]

列宁认为，建立工会和争取工会的合法地位，是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夺取民主革命领导权的重要方法，“工会将成为党的支柱和与资产阶级斗争中的主要依靠力量。”列宁还提出，工会是“共产主义的学校”，是建立起共产党与群众之间的联系、通过日常的工作说服群众，说服他们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手段，是国家政权的“蓄水池”。[16]

在19世纪中后期，共产主义和左翼势力利用工会煽动工人大规模罢工，有时提出苛刻要求，甚至采用暴力手段，捣毁机器、厂房等，成为共产主义运动打击资本主义的利器、进行政治“斗争”的重要工具。共产邪灵就是唯恐天下不乱，才能从乱中取利，混水摸鱼。

1905年10月，俄国工人举行全俄政治大罢工，参加人数达170多万，使全国经济陷入瘫痪。在此期间，又成立了工人代表苏维埃，是更激进的工会组织，被列宁称为是“革命政府的萌芽”，将成为全俄“政治的中心”，也就是说，1917年十月政变建立的苏维埃政权起源于工会组织。[17]

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会也被共产邪灵广泛渗透和利用。工人与资本家本是共生关系，共产邪灵则要拚命挑起、扩大、激化他们之间的矛盾，其中一个重要工具就是工会。工会把劳资双方的讨价还价上升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强化固化这种对立关系，并以此为自身的存在制造合法性。为此，不断煽动工人的不满，指责资本家的问题，制造矛盾挑起冲突便成了其生存的第一要诀。

工会也许可以让工人在短期和一些小的方面得到利益，但从长远的经济利益看，被共产主义主导的工会运动最大的牺牲品不是资本家，而是工人本身，因为如果资本家的企业被整垮了，损失最大的就是失去工作的工人。表面上工会是在给工人争取更多好处，但是却让企业失去竞争力。具体来说，有两方面原因。

第一，工会以维护工人权益为借口，使得企业很难解雇不好好工作、业绩不好的员工，无形中助长懒惰、不思进取的风气，这对于好好工作的员工而言就是不平等，打击其积极性。公司成长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员工，工会为不良员工提供保护伞的做法长期看会使企业失去竞争力。

第二，工会以要求福利（包括退休金、健保等）为借口，不断推高公司负担，最终导致公司被迫降低研发投入，从而降低其竞争力，或者被迫提高产品价格，从而损害消费者利益。研究指出，这就是为什么没有工会的丰田和本田公司可以造出性能更好、成本更低廉的汽车，而有工会的底特律美国汽车厂却无法与之相比。[18]

美国传统基金会创始人埃德温‧费尔纳（Edwin Feulner）评价工会“如同挂在公司脖子上的沉重负担──让公司失去灵活性，不能明智地对变化的市场需求做出反应”。[19]

上述情形因工会垄断了劳动力市场而变得更加严重。它可以对企业决策施加很大的影响，提出很多不合理的要求，有时是非常苛刻的要求。如果企业不满足其要求，工会就会采用各种手段“斗争”，包括罢工抗议和煽起社会运动，让企业难以应付，陷入困境甚至绝境。

“联合汽车工人”（United Auto Worker）是代表底特律汽车工人的工会，他们常常组织工人罢工。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工会让工人的工资加福利达到每小时70美元，结果使美国汽车制造业几乎破产。[20]

由于工会引起的企业竞争力降低，最终会导致工作机会减少。从1977年到2008年，有工会存在的制造业工作机会损失了75%，而没有工会的制造业工作反而增加了6%。制造业之外的情况也类似。以建筑行业为例，美国的建筑行业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处于增长状态，没有工会组织的建筑业工作位置自1977年以来增长了159%，而有工会组织的建筑业工作机会反而流失了17%。[21]

此外，工会是共产主义邪灵在企业内部搞平均主义的工具。美国传统基金会的研究报告指出，工会要求企业按照每个员工的工作年限（相当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工龄”）获得相应的工资，而不看员工对企业的贡献以及工作表现。工会的最终效果是压低工作效率高的员工工资，而抬高工作效率低的员工工资。[22]这与共产主义的绝对平均主义一脉相承，等于在员工中重新分配财富，只不过是在企业范围内实施而已。这种对企业内部决策的干涉和对劳动力市场的垄断实际上是对自由市场的破坏。其硬性宣传的给工人以最好的福利保障、工作保障，最终造成的往往是对企业的伤害、对经济整体的伤害。2005年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尽管大多数工会家庭都不赞成美国工会，但他们不赞成的主要原因从未被工会媒体或工会大会讨论过。[23]

从各个方面讲，真正勤勤恳恳工作的工人，反而成为了牺牲品，而共产邪灵在工会的运作中成了大赢家。从根本上，共产邪灵是要利用它长期渐进地摧毁资本主义自由经济、颠覆资本主义制度，破坏人类正常的生活方式。

被共产主义渗透的工会、在“进步运动”指导之下的工会，演变成一个利益集团，类似于一个盈利的大公司，领导层有巨大的个人利益在里面，腐败现象常被人诟病。[24]工会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左派在民主国家与资本主义做斗争的工具，一味地要求“社会正义”、要求“公平”，造成庞大的福利负担，对美国制造业、服务业、教育、政府部门的改革与效率提高造成巨大的阻碍。时机不成熟的时候它会蛰伏起来，时机成熟时就会赤膊上阵，制造大的社会运动。工会是共产魔鬼在自由社会安插的一颗钉子。

7. “共产主义理想”是引诱人类走向毁灭之途的诱饵

虽然共产主义理论充满漏洞与自相矛盾，但很多人还是被欺骗诱惑，因为共产邪灵在人间的代理人马克思等为世人勾勒出一幅共产主义的天堂美景，具有极大的迷惑性。这套说辞包括，“物质产品极大丰富”、“道德水准极大提高”；社会成员“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没有私有制，没有贫富差别，没有统治阶级，没有剥削；人人自由平等，人的才能可以全面发展；人们过着美妙无比的幸福生活。这套骗人的说法当初曾经吸引了很多世人为之奋斗；现在的不少西方人，没有过在共产极权国家里生活的惨痛经历，不免一厢情愿地心怀幻想，为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煽风点火。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提出的所有设想，都只是空想。

马克思主义声称，共产主义社会的物质产品将极大丰富。但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需求也是无止境的，在人类有限的知识、有限的工作时间与地球有限资源的制约下，紧缺和匮乏是常态、是必然的。这也是所有经济学研究的最基本出发点。如果没有这些条件限制，人们就不必去探讨什么样的生产方式才是高效的，可以随意浪费，因为社会产品有的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马克思主义声称，共产主义社会人的道德水准极大提高。但人善恶同存，道德水准的提高需要正统信仰和价值观念的引导与个人的努力修为。马克思主义宣扬的却是无神论和阶级斗争，把人恶的一面无限放大。人们不能有信仰自由，宗教也只是共产党的政治工具而已。更有甚者，宗教被利用来维护暴政、误导世人，反神、排神，使人们离神越来越远。当人们没有了对神的正信、没有了自我约束时，道德只能急剧下滑。此外，马恩列斯毛，个个是暴君，狂妄、淫乱、毫无道德感，期待其信徒道德水准极大提高，更无异于缘木求鱼、天方夜谭。

马克思主义也宣称人人平等，但正如前面所阐述的，共产主义必然导致极权主义，权力是资源配置的基础，而极权主义的权力分配是最不平等的，因此资源分布也是最不平等的。在所有实行过社会主义的国家，人们都看到了特权阶级、贫富悬殊以及政权对普通百姓的压迫。

马克思主义欺骗人说要“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但社会主义是权力经济，一切都看权力的指挥棒起舞，社会成员连基本的自由都没有，根本不可能各尽所能。而人的需要是无穷尽的，地球上最富有的人也无法得到所有他需要的东西，何况是普通人呢？连产品极大丰富都不可能，按照需要分配就更不可能了。

共产邪灵也骗人说要让“社会成员的才能全面发展”。马克思主义声称，分工造成异化。事实上，分工是社会存在的必要条件。正如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论证的，分工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经济的繁荣。分工带来的差异并不一定是矛盾的，分工也不会造成人的异化、单面化、非人化。从事各行各业工作的人都可以不断提升道德，为社会做贡献，给他人带来幸福。

共产主义的经济观是一种反道德的经济体制，其在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弊端已在实践中被充分证明。西方社会的各种变相的共产主义经济方式，也给社会带来各种伤害。共产主义不可避免地造成极权暴政、贫穷饥荒，而且无底线地煽动起人心中的恶魔，毁灭人的道德，是人类历史上最邪恶最坏的逆流。

回顾共产主义的一百多年的历史，无情的事实一次又一次地向世人揭示了它是一部煽动仇恨史、屠杀史与罪恶史。所有共产极权国家都是暴力杀戮最凶残的国家、人民最没有自由及基本人权的国家。他们穷兵黩武，搜刮民膏，肥了极少数的当权势力集团，却苦了工人、农民和广大民众。

共产主义运动不仅意味着失去宝贵的生命，还有传统道德和文化所遭受的巨大洗劫。尤其在共产中国，道德已经堕落到了可怕的地步，远远超出人们的想像，连活摘善良修炼人器官也变成了国家管控的一条龙的经济产业链。共产邪灵把人变成魔鬼，本该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成了杀人恶魔。而中共早已把魔爪伸向全球，本该捍卫人权自由的国家，也在经济利益的诱惑下对骇人听闻的罪恶置若罔闻，纵容姑息。

如果说上世纪共产邪灵主要靠原教旨共产主义理想成功引诱了很多无产阶级普通大众、知识分子和年轻人的话，那么，随着东欧共产阵营的解体、剩下的共产政权改头换面吸收并采纳资本主义经济管理系统，近几十年来，共产邪灵则采取了新的招数，一改过去杀富济贫、强迫吃大锅饭的暴力共产主义形象，搞起了劫富济贫，强税收、高福利，财富再分配，高喊整体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准，一起过社会主义“好日子”，继续让世人上当受骗。

共产邪灵狡猾地迎合了人追求美好的一面，并把它引向宗教的狂热，用所谓美好的追求为借口，引导人不断偏离神对人的要求，变异人的观念，增强人的魔性，犯下各种罪业甚至做出伤天害理的恶行。它让人沉迷于物质享受之中，忘记人还有更高的、超越于尘世的永恒的信仰追求与生命真谛；它鼓动人洒下热血与汗水，收获的却是毒酒与白骨。它是引诱人类走向毁灭之途的诱饵，人类如不觉醒，面临的将是邪灵设下的更可怕的劫难。

结语：重德才能“富而太平”

追求幸福是人的天性。经济的繁荣可以为人类带来幸福，但经济并不是孤立的存在。如果经济发展路径背离了道德的约束，就会导致经济的灾难。当道德基础被摧毁的时候，经济的富足既不能给人带来幸福，也不可能长久，更大的灾难很快就会到来。

《人民日报》在2010年的报导中承认，虽然经济在增长，国民幸福指数却逐年下降。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现状却是腐败横行、环境严重污染、有毒食品遍地，人们对生活缺乏安全感。财富增长和道德下滑、幸福感下滑并行。

这反映出共产主义经济学的致命缺陷。人并不仅仅是物质的，更是精神的。人来到世间，神给人安排了生活的道路。中国人讲“一饮一啄，莫非前定”，西方信神的人往往在吃饭前祷告，感谢神赐给自己食物。信神的人知道人的财富来自神的恩赐，常怀谦卑和感恩之心，因此“知足常乐”。

泰坦尼克号沉没时，世界巨富亚斯特四世（John Jacob Astor IV）正好在船上，他在银行里的钱可以建造30艘泰坦尼克。但面对海难，他选择了遵守道德和保护妇女儿童的原则，将他的位置让给了两个惊恐的孩子。[25]同在船上的梅西百货公司的合伙人斯特劳斯（Isidor Straus）则说：“我绝不会在别的男人之前上救生艇。”他的妻子始终拒绝登上救生艇。她把救生艇上自己的位子让给了刚刚雇用的女佣艾伦‧博德（Ellen Bird），选择和丈夫一起度过最后的时刻。[26]

面对保留巨额财富与保全生命的诱惑，这些巨富们选择了恪守传统的价值。他们的道义选择，彰显了人类文明与人性的光辉：高尚的人格，其价值重于生命，更重于财富。

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在《富而有德》一文中说：“富民乃君臣之道，尚钱而下下之举。富而无德危害众生，富而有德众望所盼，故而富不可不宣德。

“德乃生前所积，君、臣、富、贵皆从德而生，无德而不得，失德而散尽。故而谋权求财者必先积其德，吃苦行善可积众德。为此则必晓因果之事，明此可自束政、民之心，天下富而太平。” [27]

如果人们能以这样的心态对待财富和生活，由人的贪婪、懒惰、妒嫉等带来的经济问题就会极大削减。人能抑制私欲，共产主义的邪说就无法蛊惑人心。人的道德高尚，会得到神的赐福，天下富裕、人心平静、社会安定，这才是人应有的经济生活。

共产邪灵为毁灭人类作了全方位的周密安排，经济领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人类要想摆脱共产邪灵的控制，就要认识其阴谋，看清其谎言诱骗，不再对其抱任何幻想，同时回归传统道德，重德向善。倘能如此，人类将迎来持久的繁荣幸福、真正的太平盛世，世界文明也将焕发出全新的生机。#

备注

原文出处：http://www.epochtimes.com/gb/18/6/9/n10469975.htm

【大纪元2018年06月15日讯】第十章 法律篇：魔鬼将邪恶合法化和常态化

目录

1.法律与信仰
2.法律是共产国家暴政的工具
1）基于仇恨和超越法律的国家恐怖主义
2）不断变化的是非标准
3）共产党绝不会认真执行法律
3.共产魔鬼变异西方法律
1）颠覆法律的道德基础
2）争夺法律制定与实施的控制权
3）利用代理人通过恶法
（1）禁止赞美神
（2）通过释法与判例改变宪法内涵
（3）以“自由”之名推广淫秽信息
（4）毒品合法化
（5）同性婚姻合法化
（6）推卸个人责任
4）限制执法，为犯罪分子大开绿灯
5）用外国法律削弱美国主权
4.回归法律的精神

1.法律与信仰

法律是维系公平正义的刚性力量，惩恶扬善，因此制定法律的人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如何定义“善”与“恶”。在信神者看来，善恶的标准掌握在神的手中，宗教经典很自然地成为法律的来源和根据。

人类历史上第一部成文法典，是古巴比伦的《汉谟拉比法典》。在刻有法典的石碑顶部描绘了巴比伦太阳神沙玛什（同时也是正义之神）将法律授予汉谟拉比的情景，寓意著神选择了汉谟拉比，并赋予他依此法律统治臣民的权力。

《旧约全书》中的“摩西十诫”，对希伯来人既是神的诫命，也是法律。西方的法律沿袭了这种传统。从公元四世纪的罗马皇帝们，到公元六世纪至八世纪的查士丁尼及其后继者，再到英国历史上的第一位“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国王阿尔弗雷德大帝，编撰法律的依据也都是“摩西十诫”和基督教的教义精神。[1]

在信神者眼中，法律的具体规定必须符合神规定的善恶和宗教教义精神，否则这样的法律就不该被遵守，并应被废除。上世纪美国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其思想来源可以上溯到早期的基督徒，即罗马皇帝命令基督徒敬拜罗马的神或在犹太教堂安置罗马皇帝的塑像，基督徒宁可被送上十字架或火刑柱，也不会遵守这样的法律，因其直接抵触了“十诫”中的第一和第二诫。换句话说，世俗法和神的律法之间的关系，是下位法和上位法的关系，神的律法是最高的、不可违背的标准。

“摩西十诫”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前面四条论述的是人与神的关系，即人当如何爱神和敬神，而后面的六条论述的是人与人的关系，即耶稣所说的要“爱人如己”。其中人能够敬神是根本，神所主持的公平正义原则永恒不变，因此人间法律的道德基石才能够稳固。法律最根本的公平正义的原则，才不会因为时代的推移而漂移、扭曲乃至面目皆非。

在中国亦如此。历史上制定法律的是天子，必须秉承天意，遵循天地运行法则，也就是黄帝、老子说的“道”。汉代大儒董仲舒说：“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2]（中国古人语义中的“天”不是抽象的自然力量，而是主宰万物的神）。对天道的信仰是中国文化的道德基础，由此派生的政治法律制度影响了中国数千年的历史。

美国法学家伯尔曼认为，法律的作用取决于它对普遍社会道德和信仰准则的遵从。他认为，法律与宗教虽然是两个领域，但任何一方的繁荣发达都离不开另外的一方。在所有的社会，法律都需要借助人关于神圣事物的观念，以使人具有为正义观念而献身的激情。[3]

简而言之，法律必须具有权威性，其权威性从“公平正义”而来，而“公平正义”从神而来，因此法律不仅是正义的，也是神圣的。现代社会的法律仍保留着很多类似宗教的仪式，也是藉由神圣性强化法律的权威。

2.法律是共产国家暴政的工具

共产党是反神的邪教，因此它绝不会以正神的教诲作为其制定法律的依据。共产党也要割断与过去先民文化的关系，因此反对传统的道德价值。这就使得共产党的法律从一开始就失去了维护公平正义的可能。

1）基于仇恨和超越法律的国家恐怖主义

传统社会中，基督教讲“爱人如己”，儒家讲“仁者爱人”，这里的爱不是狭隘的男女之爱或家人朋友之间的爱，还包含着慈悲、怜悯、公义和自我牺牲等等。以此为出发点制定的法律不仅是神圣的，也体现著对世人的关爱精神。

没有任何一个法律可以囊括已经发生或将要发生的所有争议和相应的判决，因此法律就不仅仅是一种具体的条文规则，还加入了所有参与者的主观因素，这要求法官必须从法的精神出发，做出体现善的原则的判决。

耶稣曾经在耶路撒冷的圣殿中痛斥那些伪善的法利赛人，因为这些人尽管对摩西律法的字面规则严格遵守，却对律法中所要求的公义、怜悯、信实等品德置之不理。而耶稣则不拘泥于字面的意思，他在安息日行医、与非犹太人同席，是因为他所在意的是律法中这种善的精神。

共产主义恰恰相反，是建立在仇恨基础上的。它不仅仇视神，也仇视神给人创造的文化、规定的生活方式和建立的一切传统。马克思并不讳言，他要将世界摧毁成一片废墟，并想像自己“像造物主一样阔步前行在这片废墟上”。[4]

沙俄时期疯狂的“革命者”纳恰耶夫（Sergey Genadievich Nechayev）在其小册子《革命教义问答》中指出革命者“已经与社会，文明世界，法律与习惯，社会礼仪与道德规范中断所有的联系。革命者是一个死敌，他如此活着以便能够确保摧毁社会。”[5]

纳恰耶夫明确表达出革命者对这个世界的仇视，他不再受任何法律的制约。他使用“教义问答”这样的宗教字眼表明他想建立一个仇视世界的邪教。他宣称“对任何事物尚有同情心者，不能称做革命者”。列宁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专政是直接基于暴力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统治。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通过使用暴力反对资产阶级赢得统治权并维护统治，该统治不受任何法律限制。”[6]

没有法律限制地动用国家权力任意屠杀、酷刑、连坐，实际上就是国家恐怖主义，极为暴烈残忍。这是共产主义原教旨国家走过的第一步。

譬如，在1917年布尔什维克执政后的第一个月，死于政治原因的受害者就达数十万之多。第二个月就成立了“肃反委员会”，简称“契卡”，拥有不经审判随意杀人的权力。从1918年到1922年，契卡杀人不少于200万。[7]

曾担任苏共中央宣传部长、政治局委员和总统顾问的雅科夫列夫在其著作《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改革运动》的中译本序言中写道“仅仅这个世纪，俄罗斯由于战争、饥饿和镇压就死亡了6000万人”，以公开资料推算，死于苏共镇压和迫害的大约在2000万到3000万之间。

1987年苏联政治局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重新审理那些苏共治下的冤案，雅科夫列夫也是委员会中的一员。在调阅了几十万的卷宗之后，雅科夫列夫写道“长期以来我总摆脱不掉一种感觉，似乎暴行的组织者是一批神经失常的人。但是我明白，这样的解释有把问题简单化的危险。”

如果我们把雅科夫列夫的语言翻译得更加直白，也就是说，那些暴行不是出于正常人的思维，也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精心策划的；不是出于对建立一个美好世界的狂热向往，而是出自于对生命的刻骨仇恨。那些推动共产主义的人，不是出于无知，而是因为邪恶。

不受法律制约的国家恐怖主义为苏联之后建立的共产党国家所沿袭，中国、柬埔寨、北朝鲜为其中的典型。

在《九评共产党》第七章《评共产党的杀人历史》中列举的暴行更加触目惊心，仅仅在中共“改革开放”之前，就造成了大约6000万到8000万人非正常死亡，超过人类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

2）不断变化的是非标准

如果说，为完成共产主义的最终目的，对内实行国家恐怖主义时可以肆意践踏法律的话，那么共产党以经贸合作、文化交流和地缘政治等为名与自由社会交往时，则披上法律的外衣完成对西方国家的渗透和颠覆。比如中共的第一部《刑事诉讼法》是在1979年，即“改革开放”后通过的，表面上是为了达成“程式正义”，实际上却并不认真执行。

马克思毫不讳言“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是阶级社会的产物，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因此共产党法律并不来自于神，也不是出自于对人的爱，更不是为了维护公平正义。在它之上没有神的诫命和人伦纲常，而只有统治阶级的利益，即共产党的利益。而利益的随时变动，必然也带来法律的随时变动。

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中共在刚刚夺取政权的时候，为了抢夺全民的财产，在意识形态上以“阶级斗争为纲”，由此在法律上设置了“反革命罪”，将所有抵制这种抢劫的人统统划为“反革命”，予以监禁甚至枪决。在完成了以“公有制”为名的抢劫之后，中共需要再把这些钱装到自己的腰包里，因此在意识形态上改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提出了“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本质上不过是要保护自己盗窃的全民财富，而普通老百姓的财产却并不能得到保护。层出不穷的“强拆案”就是政府对居民财产的暴力侵犯。1999年初中共提出要“依法治国”，几个月不到，就对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群众大打出手，建立凌驾于“公检法司”之上的盖世太保式组织“610办公室”，操控“公检法司”及举国力量对法轮功完全不讲法律而实施迫害。

中共为掩盖其滔天血债，需要不断制造敌人以达到残酷镇压、威吓百姓的目的。镇压对象的变化，从地主、资本家到“六四”学生，再到法轮功修炼者或维权律师，法律也必须一再改变。六十年多间，中共光宪法就用了四部，第四部在1982年颁布后，又经过四次修改。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中共都以“法律”之名加以修饰和美化。甚至于有时候连这种修饰和美化都懒得做了。

3）共产党绝不会认真执行法律

共产党为了展现“法制”、“与国际接轨”，在法律条文上还是要做些冠冕堂皇的表面文章。但那些部分，绝不会被认真执行，譬如其《宪法》所规定的“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等。

既然马克思认为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是阶级统治的工具，那么随时制定法律来镇压和对付敌人，在共产党的法律体系中就是必然的，也是“正当的”。

这种体系决定了任何人一旦挑战了“统治阶级意志”（即共产党的利益），就立即成为“依法”镇压的对象，哪怕你是失业工人、转业军人、失地农民、维权律师，或者是哪个倒楣的升斗小民。

在律师看来，字面上的法律条文从来不如现实来得强有力。因为当你援引法律条文，追求条文所规定的正义时，共产党的法官和检察官们跟你谈的则是中共的“法的精神”。他们虽不懂文绉绉的学术语言，却会用赤裸裸的大白话告诉你，“法院是共产党开的”，所以就要听党的话。这些人尽管是无意识的，但他们所说的确实是共产党国家的“法的精神”。

中共法官们在审理法轮功案件时流行的口头禅就包括“你跟我讲法律干什么，我跟你讲政治。”“党不让辩护的。”“领导人讲的话就是法。”“法院归共产党领导，要听党的。”“法轮功的问题可以不走法律程式。”“你别跟我讲良心。”[8] 英国哲学家培根曾在《论司法》（Of Judicature）一文中说过，“一次不公正的审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多次犯罪。因为犯罪虽是无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毁坏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9]

由于共产党的法律变来变去，有的部分可以执行，而有的部分绝不执行，因此这样的法律也毫无神圣性可言。更何况共产党这种基于“阶级统治的工具”的“法的精神”造成了过去六十多年，甚至近百年来数不清的冤案，也成为所有继承“共产党”名号的统治者背负不动的血债——八千万到一亿冤魂。

从“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一最基本的常识出发，如果共产党要厉行法治，首先就面临着共产党本身被追究法律责任的问题，因此，共产党更不敢认真地执行它自己所制定的法律。

3.共产魔鬼变异西方法律

如果说，法律在共产国家是魔鬼可以随意玩弄、作为其用来维护统治、固化意识形态与打压百姓的工具，那么在自由国家，魔鬼的图谋则是颠覆法律的传统信仰与道德基础，变异善恶标准，争夺法律制定权与执行权，并确立魔鬼所期望的法律准则与实践。本篇重点讨论作为法治国家领头羊的美国在法律领域受到的方方面面的侵蚀。法律与政治、宗教、教育等领域密切相关。在共产邪灵渗透全球、把黑手伸向各个角落的今天，西方法律也无法幸免被邪灵全方位渗透变异。

1）颠覆法律的道德基础

基于宗教或信仰的法律是神圣的，但随着共产党及其形形色色的同路人在全球推广进化论、无神论，法律被切断了与神的联系，沦落为一种工具，一种人与人之间报冤复仇、解决纠纷、讨价还价和分配利益的工具。因为信仰来源被切断，法律的精神开始偏移，从维护公平正义，偏向为以人的观念和欲望为依归，这让背后的共产邪灵可以利用代理人在变异观念思维下通过它所要的法律，实现其毁人、毁社会的目的。

以美国为例，受共产主义深度影响的“社会公正”、“自由主义”等思潮在改变着社会道德观念，也冲击法律的道德基础。在实际运作中，其代理人利用所谓“自由”、“进步”、“宽容”的口号，偷换概念，排斥与摧毁法律的道德信仰基础，从而影响何种法律被制定，法律被如何解释以及法官如何判案。

比如，传统信仰认为婚姻是神明确规定的“男人和女人”的结合，同性“婚姻”违背神的教诲，是不道德的，这必然影响到法律对婚姻的定义与解释。如果坚持道德源于神的诫命，那么道德不会偏移，世俗法律也有不变的上位法做依据，如果某种行为两千年前依照神的诫命被视作罪恶，今天也应当如此。自由主义则排斥传统信仰与道德判断，将道德视为随着社会发展而变迁的世俗约定，于是婚姻被视为自愿结合的“契约”，对“同性婚姻”的认同被视为符合“进步”或“自由”的原则，这样自然会导致法律的变异。

魔鬼利用自由主义、进步主义让法官把传统道德和法律分离。在最高法院1992年的一个堕胎案中，三位大法官对这此表露的最为直接：“我们有些人会认为堕胎违背我们的基本道德原则，然而这并不能左右我们的决定。我们的责任是为所有人界定‘自由’，而不是强制实行我们自己的道德原则。”[10]

大法官们在此强调的是，“自由”是法律的关注重点，而不是我们的道德原则。这实际上把“自由”和普世道德原则分离。美国国父们定义的“自由”，其基础是“不言而喻的”普世价值。人类的普世价值不随文化而异，因为其来源是神（《美国宪法》中所说的“创世主”）。背离普世价值片面放大所谓“自由”，是魔鬼变异法律、引诱人堕落的手段。

2）争夺法律制定与实施的控制权

法律效力的实现要经过一整套环节，包括立法部门通过法律，行政首脑签署法律，法官通过法律进行裁决，执法部门执行法律。这中间，教育界、媒体业、法律界，甚至娱乐业等领域的不同团体与个人也都参与其中，影响法律的制定与实施。共产邪灵在各个领域寻找其代理人，争夺法律制定与实施的控制权。因此受共产邪灵影响和利用的政治团体千方百计要把思想与其一致的人送进相关部门，争夺政治首脑、法官、检察官、司法系统的重要职位。

比如青睐自由主义的总统会千方百计任命与其观点相近的大法官，影响法律裁决，或使用行政权侵蚀法律。某总统任内总计对1385名囚犯减刑，同时赦免了212人，成为自杜鲁门总统之后宽免（clemency）囚犯最多的总统（美国历史上任期内赦免数量最多的也是倾向自由主义的总统）。[11]他离开白宫前，曾签发特赦令一次缩短209名囚犯的刑期，赦免64人，大多数获得减刑的是非暴力毒品犯，其中包括一位泄露70万份美国军事机密文件的人。此人于2013年认罪被判处35年有期徒刑，由于总统特赦，只关四年就出狱了。虽然赦免是宪法授予总统的合法工具，但惊人的特赦数量无疑是在侵蚀法律本身惩善扬恶的功能。[12]

1954年由美国参议员、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林登·约翰逊提出的《约翰逊修正案》（The Johnson Amendment）中，规定包括教会在内的免税团体在进行若干活动时将丧失免税地位。这导致有些基督教教会因为害怕失去免税资格，让牧师在讲道台上刻意回避政治话题，特别是一些有争议的社会议题，例如堕胎、同性恋、安乐死、胚胎干细胞研究等。

共产邪灵还操纵各类政治团体，试图通过影响选举来改变检察执法。一个由进步主义政治金主和团体送上位的地区检察官上任第一周就一口气解雇了31名检察官，呼吁要终结“大规模囚禁”，还下令其办公室停止起诉大麻持有者。其它州市也出现类似的情形。一位检察官联盟主席认为，这等于号召检察官选择性执法。这种现象非常危险，因为它是要求民选官员忽视他们发誓要维护的法律。[13]

法官还可以动用裁决权对行政部门的法令进行封杀。比如根据美国移民法律的授权，总统可以在必要的情况下，下令禁止所有外国人入境。但深受自由主义影响的法官则以“信仰歧视”为由阻挠总统旅行禁令达四个多月，直到被最高法院推翻。

律师对法官和陪审团定案有很大影响力，律师组织的政治倾向直接影响到法律意志能否实现。美国一个主要的全国性律师联盟创始人曾经明确承认自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主张公有制，终极目标是建立共产主义。[14]该组织在全美各地拥有数十万会员，每年经费超过一亿美元，其主要工作包括通过在美国法院打官司来支持同性婚姻和同性恋者收养儿童的权利、支持堕胎的权利，以及所谓消除对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人(LGBT)的歧视。

在“自由主义”、“进步主义”大肆占领美国政治版图、控制教育、媒体、社会运动等领域之后，魔鬼通过学界与舆论影响法律制定和实施的能力已经空前强大。

3）利用代理人通过恶法

（1）禁止赞美神

在美国生活中，神无处不在。这个国家的箴言——“我们信仰神”(In God We Trust)，不仅出现在美国国歌的歌词中，也印在日常使用的美元纸币上。美国的《独立宣言》将神称为造物主，并认定我们的人权是造物主赐予我们的。美国所有政府官员，包括总统和法官，在宣誓就职的时候都要在最后说：“请神帮助我”(so help me God)。总统演讲的最常见结尾是“神佑美国”(God bless America)。而公立学校例行的“效忠宣誓”(Pledge of Allegiance)中，也将美国描述为“在神之下的国”(One nation, under God)。

这些传统有的持续了200多年，几乎与美国自建国以来的历史相始终，但在过去六十年间，却不断受到共产主义追随者的挑战。

前文提到的全国性律师联盟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打掉在美国公众场所的“(摩西)十诫”，其中最著名的案例发生在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2001年，该组织要求强行移除位于州法院圆形大厅的“十诫”石板，他们找到了当时的一位民主党总统任命的法官审理此案。此位法官写了76页的判词，做出了有利于该组织的判决，其理由听起来十分荒唐，比如他说圆形大厅庄严肃穆的环境、石板后的壁画和人工瀑布所营造的神圣气氛是他要移除“十诫”的理由，还说石板斜著放置，仿佛一本打开的《圣经》，这让人有理由“感到阿拉巴马州在推动、认可或赞成基督教”。[15]

事实上，这并非故事的开始，也不是结束。早在1980年，美国最高法院就已经禁止在公立学校的课堂里出现“十诫”。该判决引发了在全美移除“十诫”的潮流。该组织甚至在犹他州宣布，如果谁发现了仍存在的“十诫”，向该组织举报即可获得奖励。[16]

美国一巡回法院在2002年6月26日裁决，禁止公立学校的“效忠宣誓”，因为其中有“在神之下”的文字（这一判决在2004年6月14日被最高法院推翻）。[17]

这种较量一直在进行，从美国国歌、国家箴言、效忠誓词、学校祷告等等，都在无神论者或左派活动人士的攻击下。

这里需要简单说明的是，“神”在上述场合出现的时候是泛指的神，独立宣言中称为“造物主”。每种宗教都有自己对造物主的认识和定义，因此“神”这个字本身，并没有在宣传某个特定的宗教，也没有违反美国的宪法修正案。试图在法律上禁止赞美神这样的极端情况在一个具有深厚信仰的国家的出现，深刻揭示了魔鬼对法律领域渗透的严重程度。

（2）通过释法与判例改变宪法内涵

美国的国父们在制定《宪法》的时候确定了“三权分立”的原则，其中司法权原本是权力最小的。国会负责立法，总统负责行政，而最高法院既没有立法权，也没有行政权。

在最高法院关于“效忠宣誓”的案件审理期间，民调显示90%的人都支持保留“在神之下（under God）的内容。而国会416票对3票、[18]参议院以99票对0票支持“效忠宣誓”，显示出民意代表们所反映出的真实民意。[19]

作为民选的国会议员和民选的总统，任期从两年到六年不等，之后便要重新选举。如果主流民意符合神所制定的道德，那么总统和议员能够倒向左派的空间有限（譬如当主流民意反对“同性婚姻”时，无论参选官员如何想支持共产邪灵的“同性婚姻”计划，实施起来都相当困难），如果过分悖逆民意，就有被选下台的危险。相反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不必听取民意，任期为终身制，一旦任命通过就可能工作长达30年甚至更长。而大法官只有9人，影响这9个人的决定，比影响主流民意要相对容易。

法官根据法律条文判案，而法律条文又是根据宪法制定的。因此要想通过法律改变社会，改变宪法就成了必须完成的任务。在美国，修宪需要三分之二的议员支持，以及四分之三的州接受，这是相当严格的规定。

因此，进步主义者的策略不是修宪，而是通过解释宪法，来改变宪法文字的原始内涵。他们将宪法视为一个“活着的”并不断“进化”的文本，并通过大法官以“判例”形式将左派的意见变成法律，这种做法实质是在变相颠覆宪法，也等于是在违反宪法。

神的诫命不再是最高的原则，宪法又在自由派大法官的法槌敲击下伤痕累累。因为大法官的判决是终审判决，连总统都要遵守，因此美国国父们提倡的民众自治（self-governing）和“三权分立”有滑向司法权一家独大的倾向。这使得美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司法至上主义”，赋予了大法官部分立法权、甚至行政权。

自由派大法官给美国带来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而且难以清除。现实情况是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可以通过判例下令公立学校和公共场所、公园移除“十诫”，重写刑事诉讼程序，加税，承认堕胎权、承认同性婚姻权利、展示和印刷色情图片的权利等等。

“司法至上主义”和自由派大法官成为被共产邪灵利用而实现其主张的重要工具。

（3）以“自由”之名推广淫秽信息

上世纪六十年代，是美国社会发生深刻变革的时代。左派的各种学生运动、反战运动、摇滚乐、嬉皮士、女权运动、性解放等背离传统的运动甚嚣尘上。此时，美国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是自由派大法官厄尔·沃伦（Earl Warren）。

在沃伦做首席大法官期间，最高法院做出了许多影响深远的裁决，包括裁定公立学校祷告违法。[20]另一项裁决则是全面允许淫秽信息的出版发行。[21]

美国学者菲利斯·施拉芙丽（Phyllis Schlafly）在《至上主义者——如何终止法官暴政》中给出统计资料——从1966年到1970年，最高法院做出34项裁决，推翻下级法院禁止淫秽信息的判决。这些最高法院的裁定没有签名，而且大部分只有一两句话。换句话说，大法官们无法论证自己的裁定是合理的。[22]

最高法院裁定后，好莱坞在1966年从制片法规中去掉了对淫秽信息的限制。之后，各种淫秽作品爆炸式增长，如今已经无处不在。

这里需要简要说明的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所规定的言论自由权利原本是指表达政治意见的言论自由，而非出版色情制品的“言论自由”。

（4）毒品合法化

2017年12月31日，当全世界都在迎接新年到来的时候，CNN播出了一段招致广泛批评的画面，其记者多次展示她吸食大麻的画面，并似乎神思恍惚，不知道身在哪里。[23]

大麻是联合国禁毒公约中严格管制的毒品，滥用大麻会使人产生幻觉甚至威胁生命。在美国，1996年起加州允许大麻作为处方药剂，许多州予以跟进。到2012年，美国科罗拉多州和华盛顿州通过所谓“法律”，允许大麻用于“娱乐”（即“吸毒”），在这两个州内，种植、生产、销售大麻给成年人完全合法。加州目前也将大麻合法化。加拿大政府宣布将于2018年7月1日实行大麻合法化。

毒品除了给人的身体造成重大伤害，更重要的是造成人的精神依赖。当毒瘾发作时，人可以为获得毒品放弃一切道德底线。但是，主张大麻合法化的人认为，只要大麻通过合法途径获得，就可以有效减少非法毒品的流通，并可以通过合法化来加强毒品的监管，抑制与毒品相关的犯罪率。

许多州通过大麻合法化，也期待着毒品能够给政府带来几十亿美元的收入。但我们不难想像，当人依赖毒品而无心工作的时候，社会财富的创造必将大大减少，由此引发的健康问题大大增加，又何谈增加政府的收入呢？这应该是一个常识。更何况，评价一件事情的对错不该以经济效益，而该以神的标准来衡量。按传统道德标准，人的身体是神圣的，西方宗教认为是“圣灵的殿”，东方认为只有人体才可修炼提升为佛、道，吸毒是败坏、亵渎神仿照自己形象造就的人体，乃是堕落败坏的行为。

据《洛杉矶时报》报导，在美国，推动大麻合法化的重要人物之一，是一位进步主义大金主。[24]2017年3月，有六位参议员致信美国国务院，要求调查此人利用其掌控的基金会在其它国家推动“进步主义”，颠覆“保守主义”政府。[25]

毒品合法化是进一步让人丧失自我控制、远离神，以及制造社会混乱并使经济下滑，从而让共产邪灵操控政治权力的武器。

（5）同性婚姻合法化

《圣经.创世纪》中讲述了所多玛(Sodom)城的毁灭。其深重的罪恶之一就是同性恋。因此Sodom这个城的名字，已经演变为了英文中的Sodomy，指“男同性恋”行为。只要对《圣经》稍有常识，都知道这是违背神的诫命的。

2015年6月，美国最高法院的九个大法官，以5票同意（四个自由派法官加上摇摆法官）、4票反对（四位保守派大法官），裁定同性婚姻“合法”。[26]当时的总统随后将白宫的推特图像改为象征同性恋的六彩颜色。而最高法院的裁决也让原本禁止同性婚姻的14个州都无法执行他们的禁令。

2015年8月，肯塔基州罗恩郡（Rowan County）的一位市政职员出于个人信仰原因，拒绝向同性婚姻双方颁发结婚证书，并拒绝服从必须颁发的法庭命令，因此被捕入狱，被处以5天监禁。[27]这一裁决实际上已经侵犯了宪法赋予她的信仰自由权。司法裁决被摆到了比神的诫命更高的位置。

当最高法院通过同性婚姻“合法”的裁决后，前阿肯色州州长、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麦克.哈克比称，这是一个“司法暴政”（judicial tyranny）。[28]

菲利斯·施拉芙丽列举了九项法官对道德的侵蚀。它们是：1、重写宪法；2、禁止赞美神；3、重新定义婚姻；4、侵蚀美国主权；5、提倡色情作品；6、培养女权主义；7、强制执行残疾人法案；8、干涉选举；9、加税。

截至2017年，有25个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已经正式认可或接受同性婚姻，包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挪威、丹麦、芬兰、瑞典、葡萄牙、比利时、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等主要西方发达国家，令人触目惊心。[29]法律可以体现道德，反过来也影响大众道德的走向。将有违传统道德的行为合法化，等于是政府和法律教导人违背道德，违背神的诫命。

另一方面，在所谓“政治正确”的影响下，社会大众、民间团体、尤其信仰团体对社会乱像的批评被上升到政治与法律的层面阻止或禁止。不道德的行为被合法化后，评论与批评此事很容易被指控为违反法律，比如性别歧视。这样的法律成为变相箝制人们进行道德判断的借口，等于为同性恋张目，让人无限度地放纵欲望，走向堕落。

（6）推卸个人责任

传统的宗教都是重视个人责任的。《圣经·以西结书》以一个父亲和儿子做比喻，二者一好一坏，他们承担自己行为的后果，不因为有父子关系而对另一个人的行为负责。这里谈到的就是个人责任的问题，正如《圣经》所说：“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中国人相信善恶有报，道理类此。

“自由意味着责任”，一个人有选择思想、言论和行动的权利和自由，也需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一个人一旦犯了罪，就应该受到相应的惩罚，这就是正义的原则。而自由派的法官们却鼓励人推卸自己该负的责任，把责任归因到社会环境，比如以经济、种族、生理心理健康、教育等原因为说辞，让犯罪分子逃脱法律的制裁。

4）限制执法，为犯罪分子大开绿灯

在自由主义影响下，很多法官或立法部门刻意限制执法部门的正当权力，为犯罪分子大开绿灯。共产邪灵的最终目的是以此造成国家机器的瘫痪，藉以制造社会动荡，为扩大政府权限制造借口，或伺机发动政变或革命。

很多州通过了极左的法律，最典型的就是“庇护州”法令。比如某“庇护州”禁止联邦官员拘捕当地监狱里的非法移民，禁止警察依民事移民逮捕令进行拘捕，并禁止地方执法机构与执行移民法的联邦特工合作。

对犯罪分子的庇护令给公众带来严重的安全隐患。2015年7月，一名非法移民枪手萨拉特（Jose Ines Garcia Zarate）依该市保护令被三藩市监狱释放，而联邦移民官员则要求交出他，以进行第六次驱逐出境。萨拉特当时已经在美国犯下累累罪行，7次被控重罪、5次被遣返，其罪行涉及毒品、抢劫、枪支等等，但他依然受到三藩市市政府的庇护，大摇大摆地出现在三藩市街头。就在移民局要求再次遣返他时，三藩市警察局将他释放，几个小时后，他枪杀了一名在三藩市渔人码头散步的女子。

在对罪犯定罪的时候，对检方要求极严，表面看是在保护嫌犯的合法权益，但最终的结果往往是让犯罪分子钻法律的漏洞。特别是狡猾的、有权势、懂法律的犯罪者，或有精明律师出面辩护的，诉讼过程需要长年累月的时间、大量的金钱和精力，即使嫌犯真的犯罪，要将其绳之以法也非常困难。

随着“性解放”思潮的扩散，法院引用所谓的生理学与性学研究结果，说明性侵害后果不严重甚至无害，以此轻判性侵害犯罪行为的案例数量相当惊人。[30]

还有很多犯罪分子被提前释放，名义上是经费不足，或保障犯人的权利，但实质上是为了政治正确而削弱法律效力，破坏社会安定，为未来政府扩充权力埋下伏笔。

法律的公正性要求对罪大恶极之徒施以相应的惩罚，杀人偿命是自古以来的通则，但有的国家、州却以“人道”、“宽容”、“尊重生命”为名废除死刑。

在变异的自由主义、进步主义冲击下，一些人总是热衷关注罪犯的“权益”，无论他们犯下多么凶残的罪恶，也要为其权利呐喊；而面对罪行的受害者，这些人反而默不作声。如果一个凶徒无论如何杀人放火、谋财害命而不用偿命，还可以由纳税人供养终生，只是失去人身的自由，这对死去的冤魂，对那些受尽屈辱与痛苦的当事人和家人，又何来公正可言？

美国很多学者研究指出，死刑对遏阻谋杀犯罪具有“很强的吓阻力”。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资深研究员穆豪森（David Muhlhausen）曾就此在参议院司法小组听证会做了“死刑吓阻犯罪、拯救生命”的证词：九十年代鲁宾（Paul Rubin）等三名学者，对美国3000个城镇20年间的犯罪资料研究展示，平均执行一次死刑，可挽救18条被谋害的人命。在美国，即使反对死刑的学者也承认，死刑有遏阻谋杀的作用。上述三名学者之一的谢帕得（Joanna Shepherd）教授就是反对死刑的，但她2005年发表的研究报告也指出，1977至1996年，在美国每年处决9人以上的州，死刑才有吓阻作用。意思是说，死刑执行的太少，阻遏作用就降低。[31]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变异的法律对反道德行为极其宽容、放纵的同时，又对社会上很多正常的做法极其严苛，如对家长管教孩子限制很严，弄得家长都不能管教孩子，实际上等于让孩子从小没有家教，放纵自己魔性的一面，以“爱护”之名毁掉很多孩子的未来。

将法律的“自由”内涵与强制性都推向极端，是魔鬼变异法律、毁掉法律神圣性与合理性的一个重要伎俩。

5）用外国法律削弱美国主权

当自由派大法官在美国宪法中找不到可以支持己见的条文时，他们就转而从外国的法律中找依据。

譬如某大法官想推翻德州的反同性性行为法案，却在宪法中找不到相应的条款，于是在劳伦斯诉得克萨斯州案（Lawrence v. Texas [2003]）判例中引用非美国的“权威机构”，称其为“在许多国家已经成为人类自由之完整性的一部分”，而授予同性间性行为“自由”。[32]该案件的判例也直接废止了其它13州的反同性间性行为法律。

共产主义思潮以各种方式席卷全球，从亚洲、俄罗斯到欧盟，社会主义化的倾向已经极为明显，非洲和拉丁美洲赤化严重，津巴布韦、委内瑞拉等许多国家都是没有社会主义头衔的社会主义国家。加拿大也无法独善其身。

随着商业扩张和全球化的推广，美国越来越紧密地和那些国家绑定在一起。自由派大法官以国际惯例为名，自然很容易把共产主义的因素引入美国，而那些因素又会通过判例改变美国宪法精神，这是非常危险的，而且其本身也是违反美国宪法的。美国是自由世界的龙头，如果连美国都不能保守传统底线，那么全球都将沉入共产主义的泥淖中。

4.回归法律的精神

上述种种法律乱像的出现，说明法律已经远远偏离了对神的教诲的遵从，对道德信仰的遵从。那些匪夷所思的反传统道德的法律能得以通过与执行，说明法律的传统道德根基已经被魔鬼动摇，这个社会道德已经处于全面危机之中。反传统的法律把恶的行为合法化和常态化，等于为邪恶大行其道打开了大门，甚至于是打开了罪恶大门而关闭了从善之门，把社会引向歧途，加速了人类道德的沉沦和毁灭。

反道德的法律削弱了法律本身的权威，削弱法律的治理能力，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也将导致政府干预的加强。

变异的法律将继续摧毁传统信仰，其最终结果将会把社会引向极权。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认为，一个没有任何信仰的社会，也只能是一个专制的社会，因为只有一个专制的体制才能将没有任何信仰的人们聚集在一起。[33]

一旦魔鬼完全控制法律，法律就将成为魔鬼败坏人的强大武器，人类将无时无刻不在魔鬼的牢笼与枷锁之中。面对此困境，人们只有两种选择：或者进行反抗，拒绝执行法律；或者改变自己的道德观念，顺应变异的法律要求。如果是前者，则法律形同虚设。正如法学家伯尔曼所说：“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34]同时社会出现抗争、震荡与撕裂，而对法律的不同态度也将激化不同力量在政治上的争斗，带来政治不稳定因素和政府管制的加强。如果是后者，则会导致传统道德被不断抛弃，社会道德下滑，法律则会更加变异，甚至变成“恶法亦法”而无人察觉。

如果走到这一步，无论社会大众如何反应，最终都将落入魔鬼的陷阱，难以逃脱。

《赤裸裸的共产党人》一书中曾列出了共产党渗透美国的45个目标。我们将抽取与法律有关的条目，并一一比照现实。

第16条，用法庭的技术决定削弱美国的重要机构，称其活动侵犯了民众的权利。

第24条，废除所有关于管治淫秽信息的法律，称它们为“言论审查”，侵犯了言论和出版自由。

第29条，质疑宪法，称其不足、过时、无法适应现代需要、阻碍了世界上国家间的合作。

第33条，废除所有干涉共产党机构运作的法律法规。

第38条，将一些逮捕人的许可权从警察移交给社会机构。把所有的行为问题视作精神错乱并只有精神病医生才能知道如何处理。

第39条，控制精神科职业，使用精神健康法律强行控制所有反对共产主义目标的人。

第45条，废除康纳利保留权（Connally Reservation也称为Connally Amendment，指美国可以决定某个案子是否适用美国国内司法管辖权），使得美国无法阻止世界法庭拥有对美国国内事务的司法管辖权。让世界法庭管理美国国内事务。让世界法庭管辖类似的国家和个人。

对照现实审视上述目标就会发现，这些目标几乎已经或将要被一一实现。共产主义通过法律手段蚕食美国司法的现状触目惊心。

无论在原教旨共产党国家基于仇恨的法律，还是不断被渐进共产主义逐步蚕食的西方法律，都丧失了法律的基本精神——“敬神”和传统的道德。

如果我们不能守住这个底线，不能以神的诫命为最终善恶的标准，我们就只能在共产邪灵的侵蚀下丧失司法独立和道德底线，并最终听任被共产邪灵所控制的代理人利用法律打击善良和纵容邪恶，不知不觉中执行邪灵毁灭人类的最终图谋。尽快摆脱邪灵的控制，刻不容缓。

备注

原文出处：http://www.epochtimes.com/gb/18/6/15/n10485969.htm

【大纪元2018年06月20日讯】第十一章 艺术篇：从赞美神到亵渎神

目录

1. 艺术是神传给人的
   
2. 艺术对人类的巨大影响
   
3. 共产邪灵对艺术的破坏和利用
   1）共产党国家对艺术的利用和控制
   2）先锋艺术背后的共产邪灵
   3）以丑为美，颠倒传统审美观
   4）共产邪灵利用文学毁灭人类
   结语

1. 艺术是神传给人的

人类关于“美学”的探讨汗牛充栋。信神的人知道，最美的一切来自天国世界。高深的艺术，都尽力模仿并在人世间展示天国的美。有些艺术词汇是从相关的神的名字直接演变来的。如果某一领域的艺术家能得到神的启迪或加持，就能成为该领域中的翘楚。

文艺复兴时代的艺术大师秉著对神的虔诚信念，殚精竭虑地创作歌颂神的作品。他们的正念和善行，得到神的肯定和加持。包括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在内的文艺复兴中期的艺术家，神奇地掌握了远远超越前代也超越同时代人的技法，他们的绘画、雕塑、建筑等作品，成为人类艺术的不朽经典，几百年来为人类树立了崇高的典范。欣赏借鉴这些作品，不仅能让后代的艺术家学习纯正的艺术技法，也让普通人真切体会神对人的关怀和眷顾。如果人们对他们的艺术作品、手法和精神善为保存，就能够保持和神之间的联系，即使在人类社会普遍下滑之时，还有希望走回传统和得救之路。

音乐同样如此。德国一家歌剧院有这样的话：“巴赫给了我们上帝的言语，莫扎特给了我们上帝的笑声，贝多芬给了我们上帝的火焰，而上帝给了我们音乐，使我们可以不用语言祈祷。”巴赫一生以敬仰、赞美和侍奉神为最高创作原则。在巴赫的所有重要乐谱上，都可以看到SDG这三个字母，即拉丁文“Soli Deo Gloria”的缩写，意思是“荣耀归于上帝”。

这是艺术家的最高境界，也就是在受到神的启示后，把天国世界的事物表现在我们的物质空间中。人类历史上那些最伟大的绘画与雕塑、古典音乐中最杰出的曲目，都是由信神者创造的，并成为人类艺术的巅峰。

艺术包含着三个最重要的元素，即模仿、创造和沟通。艺术的创作都是围绕某个“主题”进行的，这个“主题”就是作者试图表达的某种信息，无论其艺术形式是诗歌、绘画、雕塑、摄影、小说、戏剧、舞蹈或电影等。艺术家试图把这种“主题”传递到读者、听众或观众的心里，这一过程就是“沟通”──即让受众接受作者的思想，也是艺术创作的目的。

为了达到沟通的目的，艺术家需要有高超的模仿能力，而模仿的对象则可能是神的世界、人间世界或者魔鬼的世界。艺术家又在“模仿”的基础上加以“创造”，提炼出模仿对象更深刻或更本质的元素，以增强艺术家的“表现力”或者说“沟通能力”。如果一个人拥有对神的虔诚正信和高尚的道德，神会赐给他创作灵感，他创作出的作品是富有神性、纯正善良的，对其本人、受众和社会都是有益的。相反，当人丢弃道德，放纵自己的魔性，邪灵、撒旦和其控制的低灵烂鬼就能够乘虚而入，借助人去描绘丑恶肮脏的现象，甚至表现低灵、鬼魂的世界，这样的作品对创作者、受众和社会都是有害的。

理解了这一点，我们不难理解正统艺术的价值。东西方神传的文化艺术是连接不同的神与人类文明的通道，所传递的是美、善、光明和希望等信息；而共产邪灵操纵人炮制出来的各种变异艺术，则是为了让人远离神，并更加靠近魔鬼。

2. 艺术对人类的巨大影响

伟大的艺术作品具有传承文明、涵育道德、传播知识、陶冶情操的作用，在东西方各大文明中都具有崇高的地位。

古希腊数学家、哲学家毕达哥拉斯认为，音乐的奥秘在于对天体所呈现的和谐之数的模仿，反映出宇宙的和谐法则。中国人也有类似的观点。《史记‧律书》和《乐书》提到音乐和五行的对应，以及乐器的制作方法，也是对天地之数的模仿。唯此才能让音乐达到与天地的和谐──即“大乐与天地同和”。这样的乐不仅可以招来仙鹤、凤凰等神鸟，还能请来神仙。

孔子曾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1]是因为孔子崇拜周公以礼乐治国。“舜作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而天下治”，[2]亦说明纯正的音乐对人的教化作用。唐太宗李世民的《秦王破阵乐》威服四夷，《新唐书》记载，玄奘西行取经时，远在中天竺的戒日王尸罗逸多对玄奘说：“你们国家的国君是个圣人，作《秦王破阵乐》。”[3]

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宫廷通过舞蹈和艺术展现了优雅和公民规范，舞蹈传播的不仅仅是技巧，还有社交礼仪和行为规则。路易十四以艺术和文明熏陶欧洲，得到欧洲其它宫廷和大众的效仿。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不仅是杰出的君王，还是一位音乐家，既作曲又演奏长笛。他下令修建了柏林歌剧院，亲自督导歌剧，并让更多的社会阶层来接触歌剧。到了今天，歌剧成为德意志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上述几个例子可见正统艺术传播之广和她的感染力。

正统艺术符合自然或宇宙的法则，效法神的智慧，带有特殊的力量和效用，对人的身体和精神都有巨大的正面影响。人们在从事正统艺术创作时，不但身体要按照技术要求参与其中，而且在过程中心灵的专注、灵魂与艺术所表现主题的沟通，往往让人有超越这个物质世界的特殊体验。比如唱颂神的歌曲时，那种肃穆庄严接近神的辉煌而美好的体验，难以形诸笔墨。

对欣赏艺术的人而言，艺术作为一个可以通神的特殊的载体，背后凝结著很多人的智慧、创造和灵感，往往有着超越表面的深刻内涵，有的作品甚至传递著特殊的精神能量。这些都能够在灵性和精神的层面对人起到独特的作用，而这种作用是其它物质手段所无法取代的。

在影响社会道德精神方面，一个好的艺术家，可以将抽象的价值通过一个个动人的故事灌注到人们的心中。即使一个人并没有高深的学问、没受到过良好的教育，也会从艺术中受到心灵的启迪和道德的熏陶。在传统社会里，对是非善恶的认识，西方人有多少是从《美人鱼》、《白雪公主》这样的民间童话中获得，中国人有多少是从四大名著、评书、戏剧中得到的？而那些展现天国世界的作品，更让我们感受到神的伟大，心向神往并产生皈依的愿望。

与此同时，那些不好的价值观，也可以通过艺术不知不觉地影响人。编剧教授罗伯特‧麦基（Robert McKee）在《故事》一书中写道：“每一个有效的故事，都会向我们传送一个负荷著价值判断的思想，将这个思想楔入我们的心灵。一个故事的说服力是那么的强大，即使我们发现它在道德上令人反感，我们仍有可能会相信它所传递的价值。”[4]

艺术在正反两方面都可以对人类的道德价值、思想与行为产生巨大影响。这一点并非夸大其词，在我们当下的社会里，仍然能够找到许多具体的例证。

“莫扎特效应”（Mozart Effect）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关注。科学界对莫扎特音乐对人乃至动物的正面影响开展了多项研究。2016年，对莫扎特效应更深入的研究发现，莫扎特音乐对人类的认知功能、行为有正面影响。令人惊奇的是，反向播放的莫扎特音乐起的是完全相反的作用。而勋伯格的现代无调性音乐对人起的作用和反向莫扎特音乐非常相似，也就是说有负面影响。[5]

与无调性音乐相比，摇滚乐的负面效应更大。有人曾经统计过两个相似城市的资料，广播电视大量播放摇滚乐的城市，未婚先孕、辍学、青少年死亡、犯罪等等都比放正常音乐的城市高50%。许多摇滚乐美化自杀，[6]“有代表性的黑色的旋律和令人抑郁的歌词，都可以被看作鼓励自杀，而且年轻人听多了摇滚之后去自杀已经是不可辩驳的事实。”[7]听了摇滚乐按照歌词描述的死法自杀的青少年并不少见，摇滚乐手陷入抑郁、滥用毒品甚至自杀更是一个普遍现象。

另一个广为人知的负面例子是纳粹国家电影《意志的胜利》。该宣传片（尽管导演莱尼‧瑞芬斯塔尔辩称她所拍摄的是纪录片）艺术手法高超。它展现的宏大场面和力量，使得观众对其背后传递的精神力量感同身受，许多首创的拍摄手法和高超的技巧影响了诸多后世电影。它为希特勒和纳粹德国起了巨大的宣传作用，被称为“最具权威性的宣传电影”。2003年，英国《独立报》评论说：“《意志的胜利》蛊惑了许多人，使他们赞赏而非轻视纳粹主义，无疑为纳粹党在世界范围内争取了很多朋友和盟友。”[8]

理解了艺术的巨大力量，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传统艺术的重要性和魔鬼为什么要变异人类的艺术。

3. 共产邪灵对艺术的破坏和利用

由于艺术对改变社会具有巨大的作用，共产邪灵利用和控制艺术作为其“社会改造工程”（social engineering）的重要手段，这一点毫不奇怪。

1）共产党国家对艺术的利用和控制

共产党国家深知艺术的力量，因此以艺术作为给人洗脑的方式，把所有的艺术形式都变成了洗脑工具。许多人嘲笑中共有唱歌的将军、演小品的将军，认为这些没有受过军事训练也没有拿过枪、指挥过战争的人怎么配做将军？而实际上，中共认为这些人在推行和维护共产邪教上，起到的作用与军队同样重要，甚至是军队所不可比拟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使授予他们军衔，也是符合共产党的原则的。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9]

共产国家的文艺演出，是以艺术的方式让百姓忘记共产党治下的苦难，培养对共产党的忠心。这种对内对外的宣传和洗脑所起的作用是军队无法起到的。

中共北京奥运会耗巨资的盛大开幕式、朝鲜的《阿里郎》大型歌舞祭、前苏联的芭蕾舞团，都是服务于党的需求。2011年9月中共文化部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肯尼迪艺术中心举行了一个所谓“中国：一个国家的艺术”系列中国文化节，居然把宣扬阶级仇恨与共产暴力革命的经典样板戏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搬上了国际舞台，给外国人“洗脑”。

如果有正统的、贴近神的艺术或者弘扬人类传统价值的艺术同时存在，洗脑“艺术”就会被识别并失去洗脑功效，甚至无法生存。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的共产党国家对艺术和出版行业都有严格的审查制度。

2）先锋艺术背后的共产邪灵

许多世纪以来，古典艺术代代相传。这种传统延续到20世纪戛然而止，艺术传承被一个接一个的激进和前卫的“主义”替代，艺术迅速走向变异，“宏大、鼓舞人心和美丽的（艺术）被新的、不同的和丑陋的代替。”[10]艺术的标准降低，直到降得没有标准，只剩扭曲的自我表达。人类失去了审美的普世价值。

回顾所有这些新的艺术运动或“主义”的源头，都与共产主义思潮有着密切关系。其中很多艺术家要么是共产党员，要么是变种共产主义者，或是受这些思潮影响的人。

共产国际的匈牙利文化委员、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格奥尔格‧卢卡奇（Georg Lukacs）创办了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 School），其中一个任务就是通过背弃文化，建立“新的文化形式”，该文化形式必须排除“自觉地模仿创世主的艺术”。德国社会主义者、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称：“艺术（主要指先锋派）自动地对抗现存社会关系并加以否定和超越；倾覆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及普遍经验。”[11]也就是说，他们要鼓动艺术去反神、颠覆传统道德。此类观点主导了现代艺术的走向。

法国现实主义画派的开创人库尔贝（Gustave Courbet）是巴黎公社的参与者之一。他当选为“公社委员”以及激进艺术家组织“艺术家联盟”（Federation of Artists）主席，以“极大的热情”投身“改造”旧制度和建立新的美术趣味的工作。在库尔贝的授意下，联盟拆毁了一座新古典主义建筑物──旺多姆纪念柱（Vendôme Column，后被重建）。库尔贝否认人类是上帝创造的，着意表现无产阶级世界观和唯物主义。他的“名言”是：“我不会画天使，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12]库尔贝一边搞革命，一边“改造”艺术。他的画以“现实”之名，用丑陋代替美，将画暴露的女人，特别是画女性生殖器作为其“革命举动”，以实现对传统的反叛与颠覆，配合煽动共产运动。从库尔贝的人生履历中，可以看到共产主义和现代艺术在诞生之初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在“现代性”思想的影响下，从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开始，艺术家的“革命热情”持续高涨，一个个艺术运动接连出炉。不同于传统的流派，这些艺术是一场场断裂式的“先锋运动”。“先锋”（Avant Garde）一词最早就是被社会主义学者运用于艺术理论，作为与“政治革命”相匹配的文化先锋。

19世纪末，魔鬼安排印象派登场。从此，现代艺术家们开始了不顾传统绘画技法所要求的比例、结构、透视、明暗过渡等等，以追求自我感受为中心的“探索”。新印象派（点彩派）与后印象派相继出笼，分别以修拉（Georges-Pierre Seurat）和梵高（Vincent W. van Gogh）为代表，两人都有社会主义情结。梵高过度酗酒，晚年得了精神病，他的画作就仿佛是吸食毒品后的人所看到的世界。

艺术作品是创作者和观众沟通的媒介，作品中带有创作者想要表达传递的信息。文艺复兴巅峰时期的艺术家传递给观众的信息是善和美；现代派艺术作者放纵自己的主思想，让鬼和低灵控制自己的大脑，他们本人常常是疯疯癫癫的，其作品传递的信息是阴暗、负面的。梵高等印象派画家的许多画作带给观众的就是朦胧灰暗、阴森颓废、无理性的感觉。

印象派之后是表现主义和野兽派，再后是由毕加索领头的立体主义。1944年，毕加索登报宣布加入法共。他在《我为什么加入共产党》文中说：“我加入共产党是我生命和作品中有逻辑的一步，这给了它们意义。”“在被压迫和反抗中，我不只要用绘画，还要用生命去战斗。”[13]毕加索鼓吹打破传统画法，每样事物在他那里就像一块软泥，任由他捏弄，弄得越怪异，他就越满意。制造怪异的过程，就是不断破坏画面的过程，使之达到一种让人看后不得其解的状态。就连和他一起创建立体主义的现代派绘画者都不喜欢他的作品《亚维农的少女》（Les Demoiselles d’ Avignon），认为他在“吞油喷火”。[14]

立体派成员之一马塞尔‧杜尚（Marcel Duchamp）又发展出“达达主义”，以展出现成物的方式实现对传统艺术的颠覆和反叛，他因此被称为“西方现代艺术之父”，导向了“任何东西都可称为艺术”的理念。德国“达达主义”的行动纲领更是与共产主义直接挂钩，宣称：“在激进的共产主义基础上，一切富于创造的男女实行革命的国际联合……立即取缔私有财产，共同分享一切……要解放全人类。”[15]

达达主义对传统的狂热批判，在法国演变为超现实主义，其代表人物是共产党人布勒东（André Breton）。他认为，共产主义革命是理想的革命形式。他反对一切理性、文化和社会制度的“压制”，这代表了当时欧洲现代艺术的典型观点。

其后不断更迭的艺术运动还包括抽象主义、极简主义和波普艺术等。抽象主义表达的是情感强度，反映反叛、无秩序、超脱于虚无以及逃避现实的内容。到后现代主义那里，公认的事实、常规、推理和道德观念更是被全部粉碎。[16]更有甚者，还有直接亵渎耶稣和圣玛利亚的所谓“艺术”作品。[17]

现代派艺术家并非都支持左翼政治，但与共产主义在精神上相投──即以排神、取代神作为人类理性和生存的出发点。这些“主义”一旦得势，就呈现出滚雪球效应，最终基本上将古典艺术彻底边缘化了。

3）以丑为美，颠倒传统审美观

各种现代艺术的出现及其后来的发展，以丑为美，彻底颠覆了传统审美观，甚至达到了触目惊心、令人不堪入目的程度。

马塞尔‧杜尚在小便池上签名，以“泉”为题在纽约展览，虽然当时被拒绝展出，这种“恶搞”却被后来的艺术家和艺术院校认为具有“开创性”。至此架上绘画空前地被否定，装置艺术随之兴起。伊弗‧克莱恩（Yves Klein）于1958年在巴黎依丽丝‧克雷尔画廊举办一个名叫“空”的展览，展出的作品竟是空空无物的四壁。

德国先锋艺术家的精神领袖博依斯（Joseph Beuys）在1965年，整个头部涂上蜂蜜和金箔，怀抱一只死兔子念念有词三个多小时──《怎样向一只死兔子解释绘画》。博依斯认为“人人都是艺术家”，有一次，一个人实在忍无可忍地质问博依斯：“你讲了太阳底下所有的东西，就是不讲艺术。”博依斯平静地回答：“我认为太阳底下的所有东西都是艺术。”

现代主义艺术代表曼佐尼（Piero Manzoni）在1961年把他的大便装在90个小罐子里当做艺术品出售，名为《艺术家之粪》（Merda d’Artista）。2015年，其中一个大便罐头在伦敦以182,500英镑售出，相当于差不多20.3万欧元，是当天同等重量的黄金价格的数百倍。他还直接在脱光了的女人的臀部签名，给那些让他签字的裸女命名为《活雕塑》（Sculture viventi）进行展出。

还有女教授脱光了把狗屎抹在身上展出的、有画家用动物粪便乱涂的东西居然还得了著名大奖。中国有的所谓“艺术家”赤身裸体，全身涂满蜂蜜和鱼油，让苍蝇沾满自己的身体。这种场景让人感觉到生命是下贱、丑陋和恶心的。[18]在BBC播放的一部调查中国“极端艺术”的纪录片“北京秋千（Beijing Swings）”中，有一个所谓的行为艺术家，表演的是吃死孩子肉。影片主持人瓦尔德马‧简纳西恰克（Waldemar Januszczak）评论道：“中国正在制造全世界最离谱、最黑暗的艺术。”[19]其实，这是人追求魔性的结果。一些所谓“现代艺术”的龌龊恶心、下流无耻其实早已超出了人类的心理承受极限，“先锋派”的所作所为就是一场艺术领域的真正的“文化大革命”。

这种潮流让艺术界搞现代主义的人如鱼得水，真正懂技法的画家们举步维艰，严格遵循传统、刻苦磨练真正的技艺的画家和雕塑家甚至没有了生存的空间。就在1922年，英国拉斐尔前派及新古典主义画家高德瓦德（John William Godward）由于其严谨写实的古典风格在推崇毕加索乱画风格的美术界受到歧视而自杀身亡，据说临死前他留下一句话：“世界没有大到能同时容下我和一个毕加索。”[20]

魔鬼败坏音乐的方式也采用类似的手段。正统的音乐符合乐理和规范，音律和随之产生的各种调性和调式来自于和谐的自然规律。神创的宇宙是和谐的，人能够欣赏宇宙的和谐，产生美感，因为人也是神创造的。现代派无调性音乐排斥调式、和弦和旋律等音乐的传统元素，结构缺乏规范，是对神传的古典音乐的否定。无调性音乐和宇宙的和谐对立，这也是为什么一般听众会感到其难听刺耳。现代派“音乐家”则用其“审美理论”解释说听众的耳朵必须经过训练，习惯这种音乐之后才能欣赏它。

现代派音乐奠基人勋伯格（Arnold Schoenberg）在无调性音乐的基础上，推出了所谓的“十二音体系”，创造了反传统的音乐技法。勋伯格的音乐在当时被认为是反德国音乐文化的，是对品味、感情、传统和所有美学原则的背叛。他的音乐被当时的德国人称为可卡因：“演奏勋伯格（的音乐）和给人们开可卡因店的效果是一样的，可卡因是毒药，勋伯格就是可卡因。”[21]后世的乐评人这样评价，“勋伯格巨大成就的一种体现，就是他过世后50年，还有能力让地球上任何音乐厅空空荡荡。”[22]

真正使勋伯格被广泛接受的是法兰克福学派重要人物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的音乐理论。阿多诺在其1949年写的《现代音乐哲学》中，用哲学理论“论证”勋伯格的十二音技法达到了音乐创作发展的“巅峰”。这为后世的现代派音乐创作者和批评家广泛接受勋伯格的“十二音体系”音乐铺平了道路。[23]此后勋伯格被很多人效仿，对先锋派音乐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先锋派浪潮亦对音乐界产生了重大冲击。

在用现代派音乐破坏传统之后，“先锋艺术”用摇滚乐代替了古典乐在人们生活中的位置。美国共产党音乐理论领军人物芬可斯坦（Sidney Finkelstein）公开要求打破古典乐和通俗乐的界限，这导致了节奏强烈的摇滚乐后来渗透美国，将古典音乐和传统音乐挤压得只剩下一点极其狭小的生存空间。[24]

摇滚乐的特点是和声不和谐，旋律不规整，音乐中充满了节拍、情感的冲突和矛盾，如同共产主义的斗争哲学。《史记》中说，只有符合道德的“音”才能称为“乐”，而摇滚乐音乐人的生活和创作中的重要主题却是性、暴力和毒品。

从摇滚乐之后，美国出现说唱（rap）和嘻哈舞（hip hop）等，风靡一时。说唱充满粗口，以毒品、暴力、脏话来表现对传统和社会的叛逆。[25]随着整个社会道德的下滑，过去这种被视为“亚文化”的艺术形式已经入侵了主流社会，并在主流艺术殿堂受到追捧。

前面我们主要阐述了美术和音乐的现状。其实，整个艺术界都受到了巨大的冲击，都出现了受现代派艺术的影响，对传统的创意、手法、技巧的背离的现象，雕塑、建筑、舞蹈、装饰、设计、摄影、电影等等都是如此。许多从事现代派艺术的人都受到过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强烈影响。如现代舞的创始人邓肯，本人是双性恋和无神论者。她反对芭蕾，认为芭蕾是丑陋和反自然的。她本人和100名学生用《国际歌》作为舞蹈主题，在莫斯科为列宁演出。[26]

这些东西之所以能够在世界上立足，形成潮流，甚至变成主流，和共产邪灵通过其在艺术界的代理人对神传艺术的败坏有紧密联系，而在表现上则有一种自欺欺人却又被大多数人所接受的逻辑：即如果有一套能够自圆其说的美学理论作为依据，哪怕是垃圾也能成为艺术。

如果仔细审视这些“先锋艺术”和“传统艺术”的差别，人们会发现：“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不仅用艺术赞美神，更通过对“美”的呈现来唤起人心中的“真”和“善”，从而维系着社会的道德；而各种变异的所谓先锋“艺术”则在竭力颠覆“文艺复兴”的所有成就。它们在引导人们欣赏“丑陋”。这种“丑陋”唤起人的“魔性”，让阴暗、颓废、堕落、暴力乃至邪恶等负面思维主导人，将神所创造的壮美的风景、人自身的神性、道德以及社会加以肢解和丑化，甚至直接亵渎神，从而让人不仅疏离神，也疏离人自身的内在神性、疏离社会和传统价值。[27]

4）共产邪灵利用文学毁灭人类

文学是一个特殊的艺术门类。它以语言为载体，传承著神赐给人的智慧，也记录着人类宝贵的生活经验。古希腊两大经典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生动展现了特洛伊战争前后复杂曲折的历史故事，真切描述了神人同在、共同塑造历史的恢宏画卷。史诗所歌颂的勇敢、慷慨、机智、正义、节制等美德，成为古希腊文明和整个西方文明价值观的重要来源。

鉴于文学对人的巨大影响，邪灵操控其人间代理人和追求名利、不明真相的世人，炮制推广大量的“文学作品”，给世人灌输魔鬼的意识形态，诋毁传统文化，败坏世人道德，散播对人生的绝望感、荒谬感、虚无感，让人整体适应魔鬼统治之下的邪恶、变异的污浊世界。文学成为魔鬼统治世界的重要工具之一。

最直接灌输魔鬼意识形态的是共产党徒宣传共产主义的各类作品。巴黎公社被镇压后，公社委员欧仁‧鲍迪埃创作了《国际歌》，叫嚣“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扬言要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国际歌》成为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的会歌，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党歌，在世界各国共产主义者的集会和文艺作品中广为使用。

在苏共和中共历史上，共产党为了给民众洗脑，也指使其文人采用相对传统的技法，表现“无产阶级”的生活和“阶级意识”，图解共产党的理论和政策，出产了一大批作品，比如苏联小说《铁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共的《青春之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都曾经起到巨大的宣传作用。共产党把这种风格的作品称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毛泽东把这种文艺的功能概括为“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服务”。[28]这种文学的意识形态灌输功能非常明显，对此人们已经有相当清晰的认识。但共产邪灵利用文学败坏人类的手段并不局限于此，下文撮其大端，分而述之。

第一，利用文学破坏传统。共产邪灵毁灭人类的一个重要步骤是诋毁神传给人的正统文明。不管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邪灵都利用具有邪恶变异思想的文人，创作和传播扭曲及辱骂传统文化的作品。在所谓“新文化运动”当中凭著对传统的恶毒攻击而一举成名的鲁迅对中国历史的态度是全盘否定。在发表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里，他借人物之口宣称：中国的历史上只写着两个字──“吃人”。就是这个鲁迅，被毛泽东吹捧为“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毛还说：“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29]在欧洲，1909年意大利诗人马里内蒂发表《未来主义宣言》，号召全面反对传统，颂扬机器、技术、速度、暴力和竞争。俄国诗人、共产主义者马雅可夫斯基1913年发表《给社会趣味一个耳光》，也表达了和俄国传统的文学趣味决裂的决心。

第二，以“表现现实”之名，表现丑恶。文人、艺术家用文学和艺术表现丑陋、怪异、恐怖的事物或场面，最常用的一个借口是“表现现实”。在他们看来，古典艺术强调和谐、优美、清晰、节制、合宜、均衡、普遍性、理想性等，必然导致表现现实时要进行选择和加工，作品无法做到绝对的真实。这种观点实出于对艺术的起源和功能的误解。艺术虽然来源于生活，但却应该高于生活，才能给人健康的娱乐和高尚的引导。因此，艺术家创造时必须对表现的对象进行选择、提炼和加工。一味强调“写实”，实际上等于抹杀了生活和艺术的界限。如果这种绝对的“写实”就是艺术，那么每个人的所见所闻就是艺术，又何必花费那么大的人力物力去培养艺术家呢？

第三，利用文学败坏道德。邪灵操纵其人间代理人，制造了包括“表现真实的自我”、“自动写作”等很多似是而非的借口，其目的是让世人摒弃正统的道德标准，放纵人性恶的一面。例如前文提到的法国共产党人、诗人布勒东在《超现实主义宣言》中，如此界定这个新的文学主张：“纯粹心灵的自动主义，意图运用这种自动主义，以口语或文字或其它任何方式来表达真正的思想功能。它只听命于这种思想，不受理性的任何控制，不依赖任何美学或道德偏见……”[30]

“意识流”写作与超现实主义的“自动写作”密切相关。由于受佛洛德心理学的影响，从20世纪初开始，一些西方作家开始进行“意识流”创作实验。这类作品往往以小人物（反英雄 anti-hero）为中心，情节简单，通过内心独白、自由联想等，呈现个人内心隐秘的思想活动。我们知道，人性当中善恶同在，人在一生当中，要通过不断的道德修养和自我克制，不断提高自己，把自己变成一个道德高尚的好人。很多现代人的思想中都包含着不少恶念、欲望；如果以一种放任自流的方式，不加检束地把自己的各种思想意识呈现在公众面前，就等于用一个人的不好的思想去污染全社会。

第四，以“批判”、“抗议”之名，放纵魔性。生活在西方自由世界里的文人和艺术家，在反传统思想的影响下，视一切法律制度、社会规范和道德信条为限制和压迫。在有些情况下，他们看到了现代社会的某些问题，也看到了人性的弱点。但是他们不是理性地思考和应对，却以“批判”、“抗议”的名义，走向放纵个性的极端个人主义。为此，他们不惜放大自身的魔性，包括仇恨、懒惰、各种欲望、性的冲动、攻击性、对名利的追求等等，借助于变异的手法表达所谓“抗议”。但是，放松道德的自我约束恰恰是中了魔鬼的圈套，不但无助于解决社会问题，反而只会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上世纪60年代反文化运动中风云一时的美国诗人艾伦‧金斯堡是“垮掉的一代”（The Beat Generation）的代表之一，至今为很多具有反叛意识的人所推崇。他的长诗《嚎叫》（Howl）描写了酗酒、性滥交、注射毒品、鸡奸、自残、嫖妓、裸奔、暴力袭警、偷窃、漫无目的的游荡、疯癫等极端的生活和心理状态。随着反文化运动被体制承认（institutionalization），《嚎叫》进入各种文学选本，获得了“文学经典”的地位。金斯堡承认自己早年是共产主义者，并表示对此并不后悔。[31]他崇拜卡斯特罗和其他共产独裁者，大肆鼓吹同性恋和恋童。在金斯堡身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共产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同源性。

第五，利用文学传播色情。进入20世纪以后，文学作品开始露骨地表现色情内容，某些作品中黄色片段俯拾皆是，却成为受人吹捧的“经典”作品。很多评论家、学者放弃自己的社会责任，吹捧这类作品多么真实、艺术手法多么高超。我们知道，传统道德的很多方面就是以禁忌的方式发挥作用的，不管以多么冠冕堂皇的借口打破这些禁忌，都是在败坏人的道德。

第六，让低灵烂鬼通过文学控制人体。过去几十年来，随着人类文化的日益复杂，出现了大量的所谓“类型小说”（genre fiction），包括惊悚、恐怖、灵异、幻想等等，邪灵、撒旦操纵的低灵烂鬼可以通过其中部分作品侵袭、控制人的思想，进而控制人体。这就造成了人的非人化，很多历史上闻所未闻的变异现象都跟低灵控制人体有关。

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文学艺术堕落到成为魔鬼的顺手工具也经过了相当长的过程，涉及不同的流派。“浪漫派”拓宽了文学对生活的表现范围，一些丑陋、怪异的现象，人的极端、疯癫的精神状态，通过文学作品进入大众的视野。几个著名的英国“浪漫派”诗人因为其写作题材的不道德性，曾被称为“撒旦派”（The Satanic School）诗人。现实主义打着再现现实的旗号，开始表现人性中更加卑下的部分，某些作品过度渲染变异思想和不道德行为。一位文学批评家说现实主义是“四足着地、在地上爬行的浪漫主义”。[32]自然主义把人的道德堕落归因于社会环境和家族遗传性精神病，这就替个人开脱了道德责任。唯美主义提出了“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强调艺术的功能在于给人提供感官的愉悦，而不应该承担任何道德的功能。事实上，任何艺术作品都对人的道德有着微妙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鼓吹艺术不承担道德功能，无非是为艺术承担“不道德”的功能打开闸门。不能否认，这些形形色色的文学流派创作出一些具有一定水准的作品，但其中鱼龙混杂、良莠不齐。虽然不能说共产邪灵直接操纵了这些流派，但其中的负面因素显然是人道德滑坡之后的表现，它们为共产邪灵利用文学败坏人做了铺垫。

一个人在写作时，他的道德水准、精神状态都会反映到作品中来。随着人类道德的整体下滑，作家群体的思想当中负面因素也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创作出的很多作品不但不能让人向善，反而在把人拉向地狱。

结语

艺术的力量是巨大的，好的艺术可以归正人心、提升道德、调和阴阳，甚至达到与天地、神明的沟通。

但在过去的一百多年中，共产邪灵通过其在人间的代理人，利用人的魔性和邪念，创作出数量极其庞大、种类极其繁多的“艺术”作品，引导人反神、排神、亵渎神、反传统、反道德，魔变整个社会，说惊世骇俗已不为过。

对比传统艺术之美，今天的现代艺术可谓丑陋怪恶到了极点，人类的审美观念已被彻底颠覆。“先锋艺术”大行其道，赚得钵盆盈满。而曾经被视为神圣高雅的艺术，如今被高度娱乐化、庸俗化甚至魔化，变成了可以被大众随意消遣、扭曲、嘲笑的对象，甚至是满足人的欲望和发泄魔性的工具。美与丑、雅与俗、善与恶的界限完全消失甚至被颠倒。魔鬼的丑恶、无序与阴暗被构建成“普世价值”，人类社会充斥着魔性的信息，人被裹挟著，加速走向堕落和毁灭。

提升道德，找回信仰与传统，人类才能重新走上艺术复兴之路，重现真正的艺术的美、神圣与辉煌。

备注

原文出处：http://www.epochtimes.com/gb/18/6/20/n10499093.htm

【大纪元2018年07月01日讯】第十二章 教育篇：魔鬼在毁掉我们的后代和未来（上）

目录

引言

1. 共产邪灵接管西方大学
   1）大学教师严重左倾
   2）用共产主义理念改造传统学科
   （1）革命话语占领美国人文学界
   （2）共产邪灵以“理论”之名横行学术界
   （3）政治化的文学研究
   （4）邪恶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
   （5）后现代马克思主义
   3）创造以意识形态灌输为目的的新学科
   4）灌输各种左倾激进意识形态
   5）否定美国的伟大传统
   6）反西方文明的经典之争
   7）垄断教科书和人文学术研究
   8）大学进行“再教育”洗脑并败坏道德
   

引言

教育关乎个人的福祉、社会的安定、民族的发展和文明的存续。人类历史上的伟大文明莫不重视教育。教育最重要的使命就是让人类保持高尚的道德，同时保存神传给人的文化，以等待神的归来。同时教育也起到传播知识、培养技能、凝聚族群的作用，对社会不可或缺。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敬天信神，追求至善的品德，对人类传统文化拥有广博的知识，掌握一个或多个方面的高超技能，敬业而乐群。他们是社会的中流砥柱、民族的精英、文明的守护者，他们个人的卓越品行也一定会得到神的垂青。

共产邪灵要毁灭人类，就要斩断人与神的联系，其中最重要的一步就是破坏传统教育。它在东方和西方采用了不同的策略。在东方传统文化深厚的国家里，如果使用欺骗的方式，很容易就识别出来了。于是共产邪灵屠杀文化精英，造成文化的断层，同时使用教育宣传等欺骗手段。而西方国家的历史文化相对没有那么深厚，所以邪灵可以用渗透和变异的方法。事实上，共产邪灵利用教育渗透西方，对年轻一代的变异比对中国的年轻一代的变异严重得多。

2016年美国大选结束后，由于主流媒体长期对传统派候选人的丑化宣传和所谓民意调查的误导预测，很多人，尤其是青年学生无法接受选举结果，美国大学校园里出现了令人啼笑皆非的一幕。一些学生以“恐惧、疲倦、情绪创伤”为由要求教授取消上课或者推迟考试。某些著名学府为了缓解学生的“焦虑”和“痛苦”，给他们提供了多种多样的活动，包括玩橡皮泥、涂色、积木和肥皂泡，甚至还提供宠物狗和宠物猫。很多大学给学生提供了各种心理咨询，组织互助团体，提供“选举后心理康复”或者“选举后资源与帮助”之类的服务。[1]且不说把正常的选举结果看得比自然灾害或恐怖袭击更加可怕是多么荒唐，单说本来应该具有成熟的心智和对压力及变化具有相当承受能力的大学生竟然变得如此无知、脆弱和幼稚，这不能不说是美国教育的巨大失败。

美国教育的失败恰恰是共产邪灵败坏美国教育的“成功”。过去几十年中美国社会最令人痛心的变化就是公立教育系统的全面沦陷。这是魔鬼渗透和颠覆的结果。

本章将以美国为例，剖析共产邪灵对自由社会教育的渗透。相信读者能够举一反三，认清其它国家教育领域中共产邪灵的鬼影。

共产邪灵对美国教育的渗透至少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直接向年轻一代灌输共产主义魔鬼的意识形态。邪灵接管西方大学，一边创造以意识形态为导向的新学科，一边渗透重要的传统学科，包括文学、历史、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法律、大众传播等等；各种变形的马克思主义成了这些科系的指导思想；“政治正确”成为大学校园箝制思想的操作指南。

第二，邪灵有意不让年轻一代接触传统思想文化，因此传统文化、正统思想、真实历史和文学经典被用各种方式诋毁、边缘化。

第三，从幼儿园、小学开始，持续降低教学标准，使年轻一代的读写算术能力变差，思维能力和知识水平都严重下降，难以理性思考关系到人生和社会的重大问题，更难以看穿魔鬼各种狡猾至极的诡计。

第四，从小就给学生灌输各种变异观念，待他们长大后，这些观念变得根深蒂固，几乎无法察觉和纠正。

第五，培养学生的自私、贪婪、放纵，培养其反权威、反传统倾向，放大自由观念，加强他们的自我中心，降低学生对不同观点的理解能力和容忍度，同时降低其心理承受能力。

审视美国的教育，我们会发现，共产邪灵在上述五个层面的目标几乎都已经实现了。美国大学里左派的意识形态成为主导意识形态，有不同思想倾向的学者或者无法进入大学任教，或者不被允许发表自己的传统观点。很多学生经过四年强化训练，大学毕业后倾向自由主义、进步主义，不假思索地接受无神论、进化论、唯物主义，成为奉行享乐主义、缺乏常识和责任感、褊狭脆弱的“雪花人”（snowflakes）。其中受害最深者，除了一些自由派的教条之外，知识贫乏，视野狭窄，对世界历史和美国历史一知半解甚至一无所知，成为魔鬼欺骗的主要群体。

在世人眼中，美国依然是教育大国，这当然事出有因。一个世纪以来，美国是世界上举足轻重的政治经济军事强国，它投入教育科研的经费远超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二战以后，美国的自由民主制度和优裕的生活条件吸引了全世界的优秀人才。美国的科研实力至今全球领先，其理工科（STEM）的研究生教育和职业教育（professional schools）可以说独步天下。但繁华的外表之下隐藏着巨大的危机。研究生院理工科外国留学生的数量逐年增长，已经远超美国学生。[2]最重要的是，美国的大中小学教育被严重侵蚀，学生被有意变坏、变笨，其恶果已经初步显现，更大的恶果也即将暴露出来。

本书第五章提到过的反正的前苏联克格勃成员贝泽门诺夫在20世纪80年代初披露说，共产主义对美国的思想渗透已经接近完成，“即使从现在这一刻起，美国人开始教育一代新人，仍然需要十五至二十年才能扭转这个趋势，改变人们对现实的意识形态化认知，使认知回到正常状态。”[3]从贝氏说这番话到现在又有三分之一个世纪过去了。这三十多年虽然见证了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垮台，但并不意味着共产邪灵放慢了渗透变异西方的步伐。魔鬼在西方培养的代理人把教育作为渗透的主要目标之一，全面接管大中小学教育，影响家庭教育，编造教育理论，改变教育理念，教育领域成为邪灵渗透的重灾区。

必须强调指出的是，现在所有在世的人，尤其是上世纪60年代以后进入大学的人，几乎都多少受到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专业的学生所受影响最为严重。但是他们几乎都是在不明不白的情况下被魔鬼洗脑的，真正明明白白地推进魔鬼计划的人并不多见。我们这里揭露魔鬼，是为了让上当受骗者能够认清魔鬼、远离魔鬼，不要成为魔鬼的殉葬品。

1. 共产邪灵接管西方大学

1）大学教师严重左倾

青年学生拥抱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或者受到女权主义、环保主义等激进意识形态影响，大学教育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而主导大学教育的是大学教师群体。美国大学教师群体的大面积左倾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并且已经颇有时日。

根据2007年一份名为“美国教授的社会政治观”的研究，在被调查的1,417名大学全职教员中，认为自己是自由派的有44.1%，温和派居46.1%，保守派仅占9.2%。其中社区大学教员中保守派比例稍高（19%），自由派略少（37.1%）；而文理学院教员中自由派则高达61%，保守派仅占3.9%。这份调查还指出，临近退休的教员比新入职的左倾更严重。在50~64这一年龄段中，自称左派活动家的占17.2%。这份调查还指出，大学教员大都支持同性恋、堕胎权。[4]

2007年以后的研究也证实了美国四年制大学教授的左倾趋势。2016年发表于《经济日志观察》上的一份研究调查了40所美国著名大学历史和社会科学系教授的选民登记情况。发现在7,243位教授中，民主党有3,623人，共和党人是314人，比例为11.5:1。被调查的五个系中，历史系不平衡最甚，比例高达33.5:1。这与1968年的一项调查形成了鲜明对比。该研究结果是，历史学科教授中，民主党与共和党的比例为2.7:1。[5]

2016年对四年制大学教员的另一项分析发现，教员的政治倾向不平衡，在新英格兰尤甚。这份调查根据2014年的数据，发现在全国范围内，高等院校中自由派与保守派教授的比例为6比1。在新英格兰，这个数字是28比1。[6]皮尤研究中心2016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在受过研究生教育的人群中，31%持自由派观点，23%的人倾向自由派，只有10%的人持有保守派观点，17%的人倾向保守派。研究发现，自1994年以来，受过研究生教育的人群中持自由派立场的人士所占份额大幅增加。[7]

美国企业研究所2016年的一次研讨会上，与会的学者指出，在美国大约18%的社会科学家自认是马克思主义者，却只有5%自认是保守主义者。[8]考虑到大部分调查依据的都是调查对象的自我判断，事实上的不平衡状况与调查结果比起来可能更加严峻。

参议员泰德‧克鲁兹（Ted Cruz）曾这样评价自己就读过的一所名校的法学院，“（这所大学）法学院的教师自称是共产主义者的人要多于共和党人。如果你问他们美国是否应该变成社会主义国家，80%的人会投赞成票，另外10%的人会认为这个想法太保守了。”[9]

共产邪灵对美国教育的渗透和其对美国的渗透几乎同时开始。从20世纪初开始，很多美国学院派知识分子就开始接受共产主义思想或者其变种费边主义思想。[10]

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反文化运动让一大批反传统的青年学生走上历史舞台。在这些人的成长过程中，文化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激进理论，对他们影响甚巨。1973年尼克松总统宣布终止越战后，反战运动失去了直接的目标，学潮开始走向低潮。但是，被大规模的学生运动培养起来的激进学生并没有放弃他们的“理想”，他们进入大学研究所之后首选的专业就是包括新闻、文学、哲学、社会学、教育学、文化研究等在内的社会人文科学。从研究所毕业以后，他们进入了对社会文化最有影响力的大学、新闻媒体、政府机关、非政府组织等部门工作。这时指导他们的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葛兰西的“体制内长征”的学说。他们要发动一次体制内的长征，改变西方文明的最主要传统。

被西方反叛学生奉为“精神教父”的法兰克福学派哲学家马尔库塞1974年断言：新左派没有死，“它会在大学内复活”。[11]事实上，新左派不仅没有死，他们的“体制内长征”非常成功。“越战以后，我们当中的很多人没有回到文学圈子里；我们获得了学术职务。战争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内，对那些粗心的人来说，我们似乎消失不见了。现在我们获得了终身教职，重塑大学的工作正式开始了。”[12]这是一位“获得终身教职的激进派”的自白。

“获得终身教职的激进派（tenured radicals）”一词是学者罗杰‧金贝尔（Roger Kimball）在1989年出版的同名著作中创造的，用来指称后来进入大学任教并获得终身教职的20世纪60年代的激进学生。这些学生曾积极投身于反战运动、民权运动或者女权运动，受挫后进入体制，希望在学院内把“政治理想”灌输给下一代学生，造就像他们一样的激进分子。80年代以后，这批当年的造反青年很多获得了大学的终身教职，有些成为系主任、院长，在学院内掌握了相当大的行政权和话语权。这些教授、学者治学的目的不是探求真理，而是把学术作为破坏西方文明传统、颠覆主流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工具；他们教书的目的是进行“革命者的再生产”。

一旦获得终身教职，教授们可以参加各种委员会，在招聘新教师、制定学术标准、研究生论文选题、决定学科发展走向等各个方面都具有了相当大的发言权。这就使得他们有可能用手里的权力把不符合自己意识形态的候选人排除在招聘过程之外。于是大学教师群体里具有传统思想、按照传统理念进行研究教学的教师被不断地排挤出去。老一代教授退休以后，代替他们的新鲜血液绝大部分变成了被共产主义思想洗脑的左派学者。

“体制内长征”概念的发明者、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葛兰西将知识分子分为两类：传统知识分子与有机知识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s）。前者为维护传统文化和社会秩序的中坚力量，而有机知识分子则属于新兴的阶级或者团体，他们在该阶级或团体争取霸权（hegemony）的过程中扮演创造性的角色。[13]“无产阶级”利用有机知识分子夺取文化霸权，最终夺取政治霸权。

很多“获得教职的激进派”就是把自己定位成反对现行体制的“有机知识分子”的。同葛兰西一样，他们信奉的马克思的一句“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4]对于他们来说，教育不是传授知识和人类文明的精华，而是灌输给学生一套激进的政治观点，把学生变成社会活动分子、“社会公正战士（social justice warriors）”，让他们毕业后把对现行体制的不满和对传统文化的反叛扩散到社会上去，最终酝酿摧毁一切的革命。

2）用共产主义理念改造传统学科

人们已经熟知，在共产国家里，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切学科的指导思想。在一向强调学术思想自由的西方国家里，除了共同的道德标准和学术规范以外，按说不应该有预设的学术立场。但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等等思想强势入侵美国大学，以致大部分人文社会学科都受到相当严重的影响。

（1）革命话语占领美国人文学界

布鲁斯‧保尔在《受害者的革命：身份研究的兴起与走向封闭的自由派心智》一书中写到，当他询问宾州大学历史学教授科尔斯（Alan Charles Kors），过去几十年对美国大学的人文学科影响最大的三个人是谁时，科尔斯教授几乎不假思索地回答道，有三本书几乎要负全部责任：葛兰西的《狱中札记》、保罗‧弗雷勒（Paulo Freire）的《受压迫者教育学》（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弗兰茨‧法农（Frantz Fanon）的《全世界受苦的人》（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15]

葛兰西是臭名昭著的意大利共产党人，本书已经多有论列。巴西教育理论家弗雷勒崇拜列宁、毛泽东、卡斯特罗和格瓦拉。他的《受压迫者教育学》出版于1968年，1970年英文版出版，成为美国教育学院的必读书之一。用教育学家索尔‧斯特恩（Sol Stern）的话说，这本书不关心任何具体的教育问题，“而是一个乌托邦式的政治论文，号召推翻资本主义霸权，建立一个无阶级社会。”[16]事实上，弗雷勒一再重复的观点无非是，世界上只存在着两类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被压迫者不应该像过去一样接受教育，而是应该被告知他们的受压迫状态，激起他们的反抗。

法农出生于加勒比海上的法属马提尼克（Martinique），参加过阿尔及利亚反对法国的“民族解放战争”。他的《全世界受苦的人》1961年出版，由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法共党员萨特作序。萨特这样概括他的思想：西方人是殖民者，因此是邪恶的；非西方人是被剥削的被殖民者，因此是高尚的。法农号召殖民地人民发起武装革命，推翻殖民者的统治，在此过程中暴力使人民“团结在一起”，“在个人层面上，暴力是一种净化的力量。它使本土人摆脱了低人一等的情意结、绝望感和无所作为的状态；暴力使他无所畏惧，恢复自尊。”[17]萨特对法农的思想心领神会，他在该书序言中写道：“在反叛初期必须杀人。打死一个欧洲人是一箭双雕，同时少了一个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剩下的是一个死人和一个自由人；活下来的人第一次感到踩在脚下的是国土。”[18]

这三个人的理论诱导人用阶级斗争的视角观察历史和社会，具有极大的迷惑性和煽动性。一旦让这种阶级仇恨进入心中，学生将以对抗的心态看待正常社会的机构和现象，必然走向不满、抗议、反叛甚至革命。

到底谁是对美国大学的人文社会学科影响最大的人物，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当然见仁见智，但不可否认的是，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受马克思主义或弗洛伊德主义影响的、在破坏文化和道德方面与共产主义并肩作战的后现代主义理论主导了大学人文学科。

（2）共产邪灵以“理论”之名横行学术界

自20世纪60年代以后，美国的文学系（包括英文、法文、比较文学等）的研究范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传统的文学评论承认经典文学作品的道德和美学价值，把阅读文学作品作为增长知识见闻、陶冶道德情操、培养高雅趣味的重要手段。对文学研究者来说，文学作品是第一位的，文学理论是为具体的阅读赏析服务的，处于从属地位。

60年代社会上的反文化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学院内部也出现了一个“理论”的大爆发。形形色色的哲学、心理学、文学和文化理论大行其道，理论和文学作品的关系发生了逆转。理论对作品而言具有优先性，作品成了“随意选取”的范例，用来说明理论的“有效性”。[19]

这个“理论”到底是什么呢？它打破了传统的学科界限，包括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精神分析等等，是一套试图对社会和文化进行总体性说明的大杂烩。文学理论家卡勒如此解释“理论”：“理论常常是对常识性观念的猛烈攻击，意图说明我们见惯不怪的‘常识’其实是历史性地建构出来的，这种（建构出来的）理论表现得如此自然，以至于我们几乎察觉不到它其实只是一个理论。”[20]也就是说，理论肆无忌惮地嘲弄、逆转、摧毁来自家庭传授、宗教信仰、伦理道德的关于是非、善恶、对错、美丑的传统认识，代之以一套似是而非的邪恶价值观。

抛开其复杂晦涩的包装，所谓“理论”无非是新老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精神分析、解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拼凑出来的怪胎。简而言之，“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和其它反传统的理论的邪恶联盟，其目的是以学术的方式摧毁人类文明的基础。“理论”是共产主义魔鬼在西方学院内部的新伪装。60年代以来，它从文史哲等学科出发，攻城略地，开疆拓土，大有接管所有传统人文社会学科的态势。

在实践中，“理论”和“批判理论”大体指代同一个现象。新涌现出来的“批判的法律研究（critical legal studies）”、“批判的种族研究（critical race studies）”、“批判的性别研究（critical gender studies）”、“批判的社会研究（critical social studies）”，甚至“批判的科学研究（critical science studies）”、“批判的医学研究（critical studies in medicine）”等，都是批判理论的新的应用。“理论”横行学术界这个现象的实质就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扩散到学术和教育诸领域，用变异理论迅速败坏年轻一代，为毁灭人类铺平道路。

（3）政治化的文学研究

对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而言，一部文学经典的意义不在于其内在价值（经典据说甚至根本没有内在价值），而在于它反映了统治阶级（性别、种族）的思想是如何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的。美国一位著名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直言不讳地宣布：“政治角度”是“一切阅读和阐释的绝对地平线”。[21]也就是说，要把一切文学作品当作政治寓言（allegory）解读，只有读出其中阶级、种族、性别、性倾向压迫的“深层含义”，才算是“深刻”、“够格”的理解。

来自共产国家的人对这种武断荒谬的“文学批评”并不陌生。中共党魁毛泽东评价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的视角极为独特：“《红楼梦》写四大家族，阶级斗争激烈，几十条人命。”前苏联和中共的历史表明，文学评论不总是象牙塔内高雅脱俗的讨论，有时会变成血雨腥风的斗争。例如，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至少表面上和对一部文学作品的评价有关。历史学家吴晗响应毛泽东向明代清官海瑞学习的号召，创作了历史剧《海瑞罢官》。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刊出由江青张春桥等共同策划、姚文元执笔的批判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把《海瑞罢官》和反对“三面红旗”（即造成大饥荒的中共政策“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彭德怀联系在一起。批判《海瑞罢官》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

跟近几十年西方学院内的文学批评相比，中共用阶级斗争解读一切作品的文学批评就显得太“粗糙”了。西方的新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就像一个变种的病毒，变得更加强大、恶毒。它吸收了新式的理论武器，把一部部人类文化的经典推上手术台进行肢解和歪曲，从古希腊罗马的文学经典，到但丁、莎士比亚，再到维多利亚小说，无一幸免。虽然这类评论使用晦涩难懂的术语，显得冠冕堂皇、高深莫测，但许多研究的主旨却惊人的单调乏味──无非是指出某部作品包含了对被压迫阶级、女性、少数民族的偏见，因此属于“统治阶级的上层建筑”，其目的是麻痹人民群众，使之不能产生“革命的阶级意识”。美国学者斯克拉顿（Roger Scruton）一针见血地指出：“新文学理论家们的方法是颠覆的工具：尝试从内部破坏人文教育，斩断我们和自己文化之间的同情的纽带。”[22]

（4）邪恶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

贯穿于很多马克思主义人文学术的一个概念是“意识形态（ideology）”。马克思把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统称为意识形态，他认为，在阶级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的思想，这种思想并不是对现实的真实的反映，而是“倒立”著的，也就是扭曲变形的。[23]20世纪的新马克思主义把破坏文化作为革命的必经阶段，在“意识形态”概念上大作文章。匈牙利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把意识形态定义为与真正的“阶级意识”对立的“虚假意识”，法国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提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这一概念，包括宗教、教育、家庭、法律、政治、工会、通讯、文化等等，它们与暴力的国家机器一同发生作用。

意识形态概念里包含着一个狡猾的诡辩。任何一个社会、一种制度都可能有弊端，指出弊端并加以修正都是必要的。但阿尔都塞和其他马克思主义者不是具体指出社会制度的缺点和不足，而是一概加以否定，否定的理由是这些制度都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上层建筑。不是分析一个命题的真伪对错，而是指责提出命题的人动机不纯或者存心不良，这是一个常见的逻辑错误，叫作“向井水里投毒”（poisoning the well）──正如被投过毒的水谁都不能饮用，被谣言诋毁、人格谋杀的人不管说的话多么有道理，他的话都不会被人信以为真。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批判就是一个扩大了的、更复杂的“向井水里投毒”的案例。

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概念无所不包，反映了共产主义对人类社会的极端仇视，必欲全盘否定、彻底毁灭而后快。这其实是共产邪灵在背后操纵，对人类文化痛下杀手。

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概念是一个极端抽象的泛泛之论、没有价值的伪命题，它的作用是把传统的道德观念一笔抹杀。马克思主义者带着无比的“道德义愤”千百遍地重复这个谎言，带动和欺骗了很多头脑简单的人。

（5）后现代马克思主义

上世纪60年代以后，一批法国理论家提供的理论成为美国学术界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最有力的思想武器，其代表人物是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和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2007年人文领域的专著里被引用最多的作者是福柯（2,521次），第三多的作者是德里达（1,874次）。[24]两人的影响可见一斑。有论者指出后现代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共谋关系，很有启发性。[25]我们姑且称这两个理论流派的合流为“后现代马克思主义”。

德里达的“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是一种精巧的无神论和相对主义的诡辩。他通过无限夸大语言的相对性和不确定性，否认语言和文本具有稳定明确的意义。语言具有多意性，一部作品有多种解释的可能，这本是常识，从古希腊和中国的先秦时代起，就有很多人阐发过这个道理。但是，如果以此为理由，连文本具有相对稳定的意义都加以否认，那就走向了相对主义的诡辩。

与传统的无神论不同，德里达使用哲学术语进行表述，因而其观点不仅对“神”的概念具有杀伤力，对于跟传统信仰相关的“理性”、“权威”、“意义”等概念都造成了摧毁性的打击。受德里达影响的理论家纷纷对“意义”、“理性”等概念进行解构。由于其表面上的复杂深奥，使很多人陷入理论迷雾，一时间解构主义横行西方人文学界，成为共产邪灵摧毁信仰、传统和文化的最犀利的武器之一。

福柯曾一度加入法国共产党，其理论围绕着“权力”（power）概念展开，核心可以用一句话概括：“没有真理，只有权力”，也就是说，权力垄断了对真理的解释权，因此任何真理都是虚伪的、不可信的。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福柯设问：“监狱和工厂、学校、军营、医院都很相像，而工厂、学校、军营、医院又都很像监狱，这难道令人惊奇吗？”[26]把维持社会不可或缺的机构等同于监狱，进而号召人们推翻监狱──福柯理论的反社会性质昭然若揭。

用解构主义、福柯思想和其它批判理论武装起来的学者，把一切相对化，把传统和道德污名化，热衷于谈论“一切解读都是误读”、“没有真理，只有叙事”、“没有历史，只有叙事”。他们把对于真、善、美、正义等概念的理解都相对化，然后弃之如敝屐。刚刚进入研究所的年轻学生不敢质疑老师辈的权威，更无法抵御这种理论的狂轰滥炸，一旦被卷入其中，就很难挣脱出来。这就是共产邪灵在西方人文社科领域横行无忌的重要原因之一。

3）创造以意识形态灌输为目的的新学科

美国上世纪60年代反文化运动当中，一些激进分子试图把其激进的左倾理论推广到大学、研究所当中。有学者认为，黑人研究专业的设立，与其说是学术发展的内在要求，不如说是政治讹诈（political blackmail）的后果。[27]

1967年，一次总罢工造成旧金山州立学院（San Francisco State College）关门，迫于来自黑人学生会的压力，学院成立了美国第一个“黑人研究”项目。该项目负责人设想，这个项目主要是用来“鼓舞黑人学生士气”的，因此，学生学的科学不是普通的科学，而是“黑人科学”。所谓“黑人科学”，指的是黑人科学家的研究成果，或者是以某种方式使教授的科学课和美国黑人生活息息相关。同理，数学、文学、历史、哲学等学科也要首先经过黑人意识的改造。1968年10月，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黑人学生会的20个成员，占领了学校的计算机中心，造成校园关闭。一年后，该校成立了黑人研究系和黑人研究中心。1969年4月，康奈尔大学的100多个黑人学生挥舞著猎枪、披挂着装满了子弹的子弹袋，占领了学校办公楼，要求成立全部由黑人任教的黑人研究专业。教师出面阻止时，一个学生领袖威胁说：“再过三个小时，康奈尔大学就没命了。”康奈尔大学妥协了，成立了全国第三个这样的学科。[28]

后来成为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的斯梯尔（Shelby Steele）就是推动各个大学成立黑人研究专业的推手之一。他说，在时代氛围的带动下，各个大学负责人的“白人负罪感（white guilt）”非常严重，以至于他们会答应学生代表提出的任何要求。[29]几乎与此同时，女性研究、拉美研究、同性恋研究等很多专业堂而皇之地进入美国大学。时至今日，美国已经有上千个这类的研究项目。

女性研究专业的基本理论预设是，性别差异并非天生，而是“社会建构”的结果；女性在历史上长期受男性和父权制压迫，因此女性研究专业的最重要宗旨是激发女性的社会意识，给社会带来全面的变革，即革命。

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某女权主义教授，出身于知名共产党员家庭。她骄傲地宣称自己是共产主义者和“女同性恋活动家”，从1980年就开始教授女权主义。她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扩展到“性倾向”上，并将“性倾向”视为唤起政治意识的一种行为。而她走入大学课堂就是因为一个共产党员告诉她“这是你的革命任务”，她自己也公开说她将“教学变成政治运动的一种形式”。她依照这套主张在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女权主义研究系”。[30]在她的一个课程教学大纲里她写到，女同性恋是“女权主义的最高形式”，即改变性倾向是最高级的社会意识。[31]

密苏里大学则系统地设计了从一年级到四年级的课程，教导学生如何用左派的观点来看待女权主义、文学、性别、“和平”。例如，“非法的性别”（Outlaw Gender）一课将性别视为“文化的产物”，而非自然生成，并只给学生灌输一种观点──基于性别的压迫和对多种性别的歧视。[32]

本书第五章已经揭示，共产主义的渗透是西方二战以来反战运动的重要源头。近几十年来，美国大学的一个新兴学科“和平研究”（Peace Studies）也和共产主义的渗透有关。学者大卫‧霍洛维茨和拉克辛在研究了美国大学里250多个“和平研究”专业后得出结论，这个专业的主要目的是把学生变成反战的左派，因此这是一个政治性的机构而不是学术性的机构。[33]

他们以在“和平研究”专业广泛使用的一本教科书《和平与冲突研究》（Peace and Conflict Studies）为例，说明和平研究领域的意识形态倾向。在解释贫困与饥饿问题时，这本书采纳了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声称造成世界上饥饿问题的原因不是生产不足，而是分配不公。作者谴责土地所有者和农产品商人，声称是他们的贪欲造成了数以亿计的人每天处于饥饿之中。虽然这本书的主旨是“反暴力”，但有一种暴力该书不但不反对，而且赞誉有加，那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暴力。书中称，“虽然古巴远远不是人间天堂，而且某些个人权利和公民权利没有得到广泛尊重，但古巴的例子说明，暴力革命有时会给人民群众带来更好的生活条件。”而卡斯特罗的暴政和古巴革命的灾难性后果该书只字不提。

这本写于2001年9.11事件之后的教科书也涉及到恐怖主义问题。令人吃惊的是，该书作者似乎对恐怖分子充满同情，以至于把“恐怖分子”一词加上引号。他们这样为自己的做法辩解：“把‘恐怖分子’一词加上引号可能对那些把这个称呼视为当然的读者来说显得奇怪。我们这么做不是要淡化这些行为的恐怖性质，而是要通过指出一个人眼中的‘恐怖分子’是另外一个人心目中的‘自由战士’，来强调有必要收敛（对恐怖主义的）道德义愤。”[34]

学术专业本身应该是中立的，不应该预先设定研究立场。这些新兴专业预先设定了意识形态立场──女性研究教授必然信奉女权主义，黑人研究系的教授必然相信非洲裔美国人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弱势地位是白人的歧视造成的。它们存在的目的不是探讨真理，而是灌输意识形态。

这些新学科是美国文化大革命的副产品。一旦进入大学，它们就具有了自我衍生能力，不断要求更多经费并扩大招生规模，培养的学生再进一步壮大这些学科的力量。这些学科已经无法轻易从大学里剥离。

必须指出的是，这些学科是共产邪灵操纵有不好思想的人创立的，其目的是制造和扩大不同人群之间的矛盾，煽动仇恨，为最终的暴力革命制造条件。它们跟其声称代表的群体（非洲裔美国人、女性等）都没有太大关系。在正常社会里进行女性研究或者对某个种族的研究，是学术繁荣的标志，完全无可厚非。

4）灌输各种左倾激进意识形态

霍洛维茨和拉克辛在《一党教室：美国最好的大学中激进教授如何向学生灌输和破坏我们的民主》一书中，列出了12所大学最糟糕的150多门课程。这些课程充斥了“左派”的观点。有的以学术语言包装，而有的连基本的学术规范都免了，使得这些课程看起来更像共产党国家开设的政治课。

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的“社群研究系”提供一门研讨课，其内容为“教授如何组织革命。我们将学习不同群体在过去和现在如何抵抗、挑战和推翻包括（但不限于）全球资本主义、政府压迫和种族主义在内的权力体系”。[35]

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杰出教授”比尔‧艾尔斯（Bill Ayers）在20世纪60年代就是“争取民主社会学生组织”（SDS）分支机构“气象员”（Weatherman）的领导人和极端左翼分子。气象员1969年转入地下并成为美国第一个恐怖主义组织，致力于煽动美国的激进学生发动会触发种族战争的恐怖袭击。该组织在国会山、纽约市警察总局、五角大楼和国民卫队的总部发动爆炸攻击。艾尔斯最广为人知的“名言”是：“杀死富人。砸烂他们的汽车和房子。把革命带回家，杀死你的父母，这才叫革命。”[36]艾尔斯在学术著作中的观点和他的履历颇为一致。在一本书中，他强调必须“克服对暴力犯罪的少年犯的‘偏见’”。[37]

由于左翼进步主义者的保护，联邦调查局一直未能抓获艾尔斯。艾尔斯在1980年回到公众视线内，钻了法律的空子而逃避了刑事处罚。之后，艾尔斯到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任教，研究方向为“幼儿早期教育”。他的政治观点丝毫没有改变，而且仍为他当年的爆炸攻击感到自豪。艾尔斯被提升为副教授、教授，直至获得“杰出教授和大学高级学者”这一大学最高荣衔。每次提职都需要整个系和学院教授们的表决。他被提升的本身就代表着大学对他过去的恐怖活动的默认。

德州大学某传播学副教授毫不避讳地在大学网页上将自己描述为“长期的活动人士和社会主义者”。她是“国际社会主义组织”成员，一个自封的寻求在美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布尔什维克党。她的网页列出了五门由政治议题所驱动的课程。她所教授的“传播学和社会变革”课程，按照她自己描述的目的，就是“鼓励你投身于改变美国的过去的和正在进行的运动”。[38]

5）否定美国的伟大传统

2014年，德克萨斯技术大学的一个学生组织在校园中做了一次调查，向被访者提出三个问题：“谁打赢了南北战争？”“副总统是谁？”“我们是从哪个殖民者那里独立出来的？”对于这些关于美国政治和历史的常识，很多学生懵然不知，但谈起影星的婚姻恋爱却如数家珍。[39]

2008年，校际研究所随机问询了2500名美国人，发现只有一半的人能够说出美国三权分立的机构是什么。[40]2014年“全国教育进展评鉴”组织发现只有18%的学生对美国历史比较熟悉，而对于公民常识的33道考题中，71%的美国人得了49分以下（60分及格）。[41]

学习美国历史不仅是了解一个国家创建的过程，也是了解这个国家建立在何种价值观的基础上，以及为维护这些传统价值所付出的代价。唯有如此，人们才会珍惜今天所拥有的，也会守护这种传统并传给下一代。

而遗忘历史就是割断传统，不了解公民义务是出现极权政府的必要条件。我们不免会问：美国的历史教育和公民教育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这可以从美国学生使用的教科书和他们的老师身上找到答案。

一本流传甚广的美国历史教科书《人民的美国史》的作者霍华德‧津恩（Howard Zinn）是马克思主义者。读这本书给人的印象是，所有关于美国历史上的英雄事迹和启迪人心的故事都是无耻的谎言，美国历史漆黑一团，充满了压迫、剥削和种族灭绝。[42]

波士顿某大学的一位经济学教授认为与美国为敌的恐怖分子是真正的“自由战士”，而美国则是恶魔。在发表于2004年的一篇文章中，他将“9.11”袭击世贸大厦的恐怖分子比作在莱克星顿打响美国独立战争第一枪的反抗者。[43]

6）反西方文明的经典之争

1988年，斯坦福大学的激进学生和教师，抗议该校的西方文明史课程。他们大声呼喊口号：“嘿嘿呵呵，西方文明必须撤！”（Hey, hey, ho, ho! Western Civilization has got to go!）斯坦福大学向抗议者让步，用具有鲜明多元文化特色的“文化、思想、价值观”课（Cultures, Ideas, Values，CIV）取代了原来的西方文明史。新的课程虽然并没有取消原来的一些西方文化经典，包括荷马、柏拉图、圣奥古斯丁、但丁、莎士比亚等，但是规定，每学期的课程必须包括若干女性、少数民族等历史上受压迫群体的作品。时任美国联邦教育部长的威廉‧贝内特（William Bennett）把这种改革课程的方式称作“恫吓式课程”（curriculum by intimidation）。其它著名大学很快跟进，二流、三流大学也“不甘落后”。几年之内，美国大学的文科通识课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保守主义思想家德苏萨在《不自由的教育》中，用《我，里戈韦塔‧门楚：印第安女人在危地马拉》（I, Rigoberta, Menchu: An Indian Woman in Guatemala）这部书说明斯坦福大学新课程的意识形态导向。这本书讲的是一个叫里戈韦塔‧门楚的年轻印第安女子在危地马拉的成长历程。她的父母在一场屠杀中无端遇害，她决心反抗，思想越来越极端。她逐渐认同南美洲印第安人争取“自决权”的运动，反对欧洲化的拉美文化（Europeanized Latino culture）。她先是成为一个女权主义者，然后变成一个社会主义者，最后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书的最后，她开始参加“人民阵线”在巴黎的集会，谈的是“资产阶级青年”、“莫洛托夫鸡尾酒（即燃烧瓶）”等话题。书的一章直接就叫作“里戈韦塔放弃婚姻和母性”。[44]

美国大学以“政治正确”之名驱逐经典作品，至少在如下几个方面造成了破坏性后果。第一，用粗制滥造、内容肤浅但具有煽动性的“革命文学”或“受害者文学”取代了具有恒久价值的文学经典；第二，把革命文学或受害者文学与经典文学作品比肩，也似乎取得了经典的地位，极大地增强了对学生心理的影响；第三，经典文学与不入流的作品并列，被矮化（trivialized），其价值也被相对化（relativized）了；第四，解读文学经典的指导思想也变成了批判理论、文化研究、身份政治和“政治正确”，学者们热衷于研究莎士比亚戏剧里隐藏的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或者经典作品里人物的同性恋倾向等等，这是对经典的歪曲和侮辱；第五，受这种思想的影响，学生很难相信经典作品里崇高的人格、伟大的事业、高尚的动机，而培养了一种蔑视一切，甚至仇视一切的愤世嫉俗态度（cynicism）。

在传统的人文教育中，文学经典的主题基本都是关于博爱、正义、忠贞、勇气、自我牺牲精神等道德价值的。历史教育则是关于这个国家建立和发展的最重大事件，其中许多事件都能够回溯到一个国家的立国之本，即最传统的价值观。

西方传统的文学经典大多为欧洲的白种男人所写，左派以“多元化”或“女权”为借口，让人多阅读有色人种、少数族裔和非洲拉美等地的文学作品。历史教育则倾向于将一个国家的历史描述为一片漆黑，充斥了对女人、少数族裔的奴役和剥削。历史教育不再回溯传统，而是为了灌输对女人和少数族裔的“罪恶感”。

人能够阅读的时间是有限的，当教育刻意让人注重“政治正确”的作品，人阅读传统经典的时间就被挤掉了。其结果就是造成一代代学生与自己的文化根源，特别是文化所承载的从信仰派生出的价值观的背离。每个民族自己的文化传统来自于神，文化可以多元但不能混杂，而文化混杂的结果也就断掉了人和造这个人种的神之间的文化桥梁。

7）垄断教科书和人文学术研究

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极为重视教科书的作用。他说：“只要这个国家的经济学教科书是我写的，谁来制定法律和条约我全都不在乎。”[45]教科书发行量大、权威性高，对学生影响极大。因此垄断了教科书，就掌握了塑造学生思想的主导权。

激进的学者、教师获得终身教职和一定的学术声望之后，进一步控制了大学出版社和各种委员会。因此各种激进的理念被塞进教科书当中，伪装成知识强行灌输给学生。某些学科的教授推荐的教科书、必读书目里面的马克思主义著作超过任何一个其它学派的著作。前文提到过的津恩的《人民的美国史》就被很多历史系、经济学系、文学系、女性研究系等列为必读的教科书。

学术界的左派形成相当的势力后，就可以利用美国学术界通行的“同行评审”制度压制不同的言论。一篇挑战左派意识形态的论文势必被左派“同行”拒绝发表。

很多文科专业的学术期刊用“批判理论”作指导，充斥着晦涩的学术术语，但主旨都是否定神、否定传统文化，煽动颠覆现存社会、政治、经济秩序的革命。有一类论文，力图证明所有传统的道德和规范，甚至包括科学规范，都是“建构”（socially constructed）出来的，意即是掌握强权的人把自己的主观标准包装成普世观念，然后强加给社会大众，用以维护自己阶级或人群的统治地位。

1996年，纽约大学物理学教授索卡（Alan Sokal）在美国杜克大学出版的文化研究学术期刊《社会文本》（Social Text）上发表了一篇论文，题为“跨越界线：通往量子重力的转换诠释学”（Transgressing the Boundaries: Towards a Transformative Hermeneutics of Quantum Gravity）。论文称“量子重力”是由社会和语言建构的，整篇文章旁征博引，有109条注脚，参考了219篇文献。[46]

论文刊出当日，索卡在另一杂志《共同语》（Lingua Franca）上声明该论文实属恶作剧。他故意投稿给《社会文本》，是一场“物理学家有关文化研究的实验”。[47]

索卡在接受广播节目“全盘考量”（All Things Considered）的采访时表示，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受到《高级迷信》（Higher Superstition，1994）一书的启发。该书作者说，一些人文科学期刊将发表任何东西，只要它有“合适的左派思想”并引用著名左派思想家的著作。因此他炮制了一篇堆砌了左派意识形态话语、无关痛痒的引用、完全胡扯的论文投稿。[48]

他说：“我的实验结果至少证明了，美国左派学界一些时髦领域已经在智力上变得懒惰了。《社会文本》的编辑喜欢我的文章，因为他们喜欢它的结论：‘后现代科学的内容和方法论为进步的政治计划提供了强有力的智力支持。’显然他们不觉得有必要去分析证据的质量、论证的有效性，或论证与所谓结论的相关性。”[49] 索卡事件以戏剧性的方式证明，批判理论和文化研究领域的很多所谓学术成果，毫无学术性和严肃性可言。

从美国大型学术联合会年会的论文选题可以清楚看出过去几十年中人文社会学科被各种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渗透情况之普遍和严重。现代语言学会（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是美国最大的学者联合会之一，会员超过25,000人，主要是从事现代语言研究与教学的教授和学者。该学会每年的年会与会人数经常超过10,000人。通过检索该学会网站提供的年会专题讨论历史记录，就会发现有相当比重的论文采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或者以法兰克福学派思想、解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等变异理论为工具，或者使用女权主义、同性恋研究、身份政治等激进意识形态话语。包括美国社会学学会（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在内的其它学术联合会也有同样的倾向，只是程度有所不同。

必须指出的是，美国大学里有人文教育（liberal education）的传统，不管什么专业的大学生入学，都要学习数门公共必修课程，而这些课程基本上都是文、史、哲、社会学、传播学等系的教授开设的。美国学者托马斯‧索维尔指出，必修课程──顾名思义，学生对这类课程无可奈何无处可逃──常常成为教授们进行意识形态灌输的重要场所。教授利用手里的权力向学生兜售自己的左倾激进观点，甚至以成绩为筹码，逼迫学生认同其观点。如果学生胆敢挑战老师的观点，老师就会以低分作为惩罚。[50]因此，人文社会科学系教授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不仅仅会污染本专业的学生，而且会影响到几乎所有的大学新生。

大学生喜欢被人当作成年人尊重，但毕竟涉世未深，知识有限，而大学又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他们不会想到自己尊重的教授、学者，竟然利用学生的天真和轻信，灌输给他们一整套错误、有害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家长支付高额学费，本来指望孩子掌握有用的知识和技能，作为自己安身立命的基础。他们又怎会想到，孩子被剥夺了最宝贵的学习机会，却被日复一日地激进化，他们被强迫接受的错误观念将影响他们的下半生？

当一代一代的人进入被魔鬼严重渗透的教育体制，学习著其代理人编写的教科书和杜撰的变异理论，共产邪灵离它败坏道德、破坏文化并最终毁灭人类的目标也就越来越近了。

8）大学进行“再教育”洗脑并败坏道德

随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大学校园内猖獗，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大学校园政策越来越专注于防止“冒犯性”的言论，尤其是冒犯女性或者少数族裔的言论。美国学者唐斯（Donald Alexander Downs）指出︰从1987年到1992年，有大约300所美国大学实施了言论规范的相关政策，以半法律化的形式严禁“冒犯”敏感人群或事物的言论出现。[51]

支持这种行动的人也许是出于好心，但由此却产生荒谬的结果：从此宣称自己有权利不被冒犯（实际上这并不是任何法律赋予的公民权）的人不断增加，并可以基于任何理由──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泛滥，让任何人都可以从自己的文化、祖先历史、肤色、性别、性倾向等方面找到理由宣称自己属于“被压迫群体”。而大学行政方面也不断地给宣称受害者这样的特权──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逻辑，被压迫者当然是道德上正确的，他人甚至不敢对其自称的受到冒犯的真实性有所质疑。这一逻辑的荒谬性在于其偷偷转换是非善恶的道德评判标准。随着人们的群体认同和情感越来越强烈（在列宁斯大林主义中，这叫阶级觉悟高），人们最终不自觉地完全放弃传统普世价值的善恶标准，以群体情感（group emotion）判断是非善恶。这在共产极权国家里表现得最为显著，最终导致流氓无产者（“受压迫者”）可以理直气壮地屠杀地主资本家（“压迫者”）。

这种随意宣称自己是“受冒犯者”的案例不断增多，原因之一是文化马克思主义学者编造了一系列似是而非的新概念，不断扩展“歧视”言行的定义：如微攻击（micro-aggression）、触发警告（trigger warning）、安全环境（safe space）等等，而大学行政方面也随之出台相应的惩罚政策和强制培训，如“敏感度培训”、“多元化培训”等。

“微攻击”的意思是轻微或者含蓄的日常语言或非语言冒犯，尽管“冒犯者”可能完全出于无意或者无知。这种无意或者无知被称作“不敏感”（insensitive，在列宁斯大林主义中，这叫阶级觉悟低）。许多大学的新生入校培训的重要内容就是敏感度培训（sensitivity training），比如被告知哪些话不能说、哪些服饰不能穿，否则会构成“微攻击”，被视作违反校规。一些校园中，“欢迎来美国”这句话不能说，因为可能构成歧视，被视作微攻击。原因是，这会让一些历史上在美国遭受不公对待的族裔，如印第安人、非洲人、日本人、华人等等，想起祖先的屈辱历史。加州大学公布的“微攻击”禁忌语，包括“美国是个大熔炉”（种族歧视）、“美国是一片充满机遇的土地”、“男人和女人都有同样的成功机会”（否认性别或种族不平等）等等一长串日常用语。[52]微攻击违规者会受到校方处罚，因为这会阻碍学校构建所谓的“安全环境”（safe space）。

一个典型的“微攻击”例子，发生在印第安纳大学─普渡大学的印第安纳波利斯校园。一个白人学生因为读了一本书而违反了种族骚扰条例，书名叫做《圣母大学生击溃三K党》。但书的封面上三K党集会的照片让这位学生的同事（该学生同时也是一个公寓管理员）感到被冒犯。学校的纠偏办公室认为该学生违反了种族歧视校规。后来经过学生的抗争和其它团体的帮助，学校不得不承认该学生没有错。[53]

所谓“敏感度培训”、“多元化培训”，堪比前苏联或者中国的“再教育”洗脑。“再教育”的目的是强化阶级立场：“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现在是男性或者白人）要认清自己所在“压迫阶级”的“原罪”，被压迫阶级要认清资产阶级文化的“假象”，清除“内化的压迫”，抛开个人处境而真正认清自己阶级被压迫的地位（现在是女性要认清传统女性性别身份是传统文化制造的“迷思”，黑人要认清“公平”是白人传统文化制造的假象，区分个人境遇和种族、性别境遇）；学会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要意识到按照“压迫阶级”的立场认识问题是“错误的”。所以要改造世界观，完全按照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的立场思想和行动，否定阶级压迫或者阶级斗争的言行也会遭到严厉惩罚。“敏感度培训”是要充分意识到“社会不公”，言行要站在“被压迫”群体（女性、少数族裔、同性恋者等等）的立场上。

比如2013年西北大学要求所有的学生都必须完成一门关于多元化的课程后才能毕业。按照学校说明，这门课程完成后学生将能够“扩展他们批判性思考的能力”（学会阶级分析），“认识到他们自己在不公平系统中的位置”（认清自己的阶级成分），并且“反思自己的权力和特权”（要站在“受压迫”阶级的立场上）。[54]

另一个典型例子，是德拉华大学2007年的“再教育”洗脑项目（校方称为“对学生不正确态度和信仰的治疗”）。这个项目针对7000名住校生。他们被强制要求参加思想意识“治疗”。其明确的目的是让学生接受关于某些问题的特定观点，比如政治、种族、性别、环保主义等等。大学宿舍助理要求给每个学生一对一的问卷。问卷中关于种族和性别的问题包括“他们愿意和什么样的种族和性别的人约会”，其直接目的是让学生在这些方面更加“开放”。有个学生在被问到“你什么时候意识到自己的性别身份（性别身份是指不同于生理身份的性别认同，比如生理男性者可能认同自己是女性的性别身份）”时，回答说：“不关你的事。”结果她被宿舍助理汇报给学校管理层。[55]

魔鬼安排大学中这种泛政治化的“再教育”，其目的不光是混淆神留下的道德评判标准。另一方面它还大大强化和放大学生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理念。年轻学生从这种高度强化的政治环境中学到的是可以利用“群体情感”作为“高尚”的目标达到自己的个人目的：只要宣称自己是某个“受压迫群体”的受害人，就可以任意指控、威胁别人，或者达到自己的个人目的；如果他人的观点与自己不一致，就可以“受到冒犯”为由向校方提出抗议，要求发言者闭嘴；保守派学生报纸中如有自己不喜欢的观点，甚至可以烧毁其报纸。

感受到被冒犯本来是主观感觉，但现在感受成为“客观”证据。以至于大学教授们一不小心就踩了地雷。一夜之间，各大学的学生开始要求教授在使用某个材料之前，要提前发出“触发警告”，因为某些教学话题、阅读材料可能会引起学生“负面的情绪反应”。过去几年被要求列入触发警告的著作甚至包括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古罗马诗人奥维德的《变形记》等经典作品。有的学校要求，如果某著作有可能触发学生的负面反应，就应该尽量避免使用。[56]

这种氛围下成长的许多学生，自我为中心的意识不断膨胀，专注于自己不被冒犯。校园内不断强化的群体意识（“阶级意识”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让他们不懂如何独立思考、不懂个人责任。他们和上世纪60年代的激进学生（如今成为他们的教授）一样反叛传统，更等而下之者乱性、酗酒、吸毒、满嘴脏话。但在他们玩世不恭的表面之下是脆弱的心灵，不堪任何打击和挫折，遑论担负责任。

传统教育中培养的是对自我的约束、独立思考和责任心、对他人宽容的美德。魔鬼就是要让下一代不断放纵自己，成为魔鬼统治世界时可以利用和操纵的工具。

备注

原文出处：http://www.epochtimes.com/gb/18/6/30/n10526970.htm

【大纪元2018年07月16日讯】第十二章 教育篇：魔鬼在毁掉我们的后代和未来（下）

目 录

2.共产邪灵渗透中小学教育
1）利用教育把学生变傻
2）进步主义教育是魔鬼的顺手工具
（1）从卢梭到杜威
（2）以“人性本善”为借口，对学生放任自流
（3）以“学生中心”为名，否定教师和传统
3）利用教育把学生变坏
（1）灌输无神论和进化论
（2）灌输共产主义意识形态
4）教育大规模引入心理操控
（1）心理学与教育学
（2）用道德相对主义混淆学生的价值观
（3）使学生变得麻木不仁——死亡教育、毒品预防教育
（4）淫秽的性教育
（5）以“自尊”为名放大自我中心主义
5）魔鬼渗透教育的多条路线和复杂手段
（1）美国中小学教育的控制权不断上移
（2）教师工会奖励平庸，阻碍改革
（3）在教育过程中排除家庭的影响
（4）用复杂术语误导家长和公众
（5）大规模的学科重组和教科书的迅速更新换代
（6）不断进行的教育改革是退一步进两步的斗争辩证法
3.魔鬼在东西方破坏教育殊途同归
结语：回归传统教育

2.共产邪灵渗透中小学教育

在教育领域，虽然共产邪灵下手最狠的地方是大学，但它并没有放松对中小学的侵蚀。它采用各种狡猾的手段把学生变坏、变傻，为进一步在大学里给他们洗脑做准备。把一代一代学生变得知识越来越贫乏，思维能力越来越差，这个过程历时百年，其始作俑者是杜威领导的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其后的一波波教育改革大多没有脱离进步主义教育的藩篱。除了给学生灌输无神论、进化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美国的中小学教育还大规模引入心理操控，一方面破坏学生的传统信仰和道德，一方面灌输道德相对主义和一系列现代观念和变异的生活态度。魔鬼的代理人遍布教育的各个部门，他们采用了非常复杂的欺骗和强制手段，让学生和公众防不胜防。

1）利用教育把学生变傻

美国是民主国家，上至总统、议员，下至市长、镇长、学区委员等等，都是选民一人一票选出来的。民主政治是否能走上良性轨道，不仅取决于人民的道德水平，还取决于其知识程度。假如选民对历史、政治经济制度、社会问题等所知甚少，就无法明智地选出可以为国家和社会的长远和根本利益着想的官员，就等于把国家置于危险的境地当中。1983年美国教育部委托一组专家，经过18个月的调研，写出一部名为《国家在危险中》（A Nation at Risk）的报告。报告的作者深刻地指出：“为了使我们的国家能够运作，公民必须能够在短时间内，在相互冲突或不完整的证据的基础上，就复杂问题达成一些共识。教育有助于形成这些共同的理解，托马斯·杰斐逊很久以前就在其著名的格言中提出了这一点：‘除了人民自己，我不知道社会的最高权力还有什么更安全的存放处；如果我们认为他们没有足够的见识明智地行使权力，那么补救措施不是从他们那里拿走权力，而是要让他们增长见识。”对个人而言，知识贫乏、思维能力差就无法分辨魔鬼的谎言和欺骗。共产邪灵深知教育的巨大作用，因此渗透到教育体制的各个层面，把学生变傻变笨，以便于邪灵操控。

《国家在危险中》中写道：“我们社会的教育基础正在被平庸的浪潮所侵蚀，它已经威胁到国家和人民的未来”，“如果现在美国教育的平庸表现是一个不友好的国家强加给我们的，那么甚至应该把它视为一种战争行为”，“我们不仅让苏联卫星事件之后学生成绩的进步付之东流，而且毁掉了带来进步的最重要的制度基础。就其效果而言，我们不知不觉地进行了一场单方面的教育裁军”。报告引用一位学者的话指出：“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一代人的教育技能不会超过、无法达到、甚至不能接近他们父母的水准。”[1]

报告列举了一系列令人触目惊心的数据：除了在国际考试当中常常垫底之外，2千3百万美国成年人是功能性文盲，即只具有最基础的读写能力，无法满足稍微复杂的生活或工作需要；功能性文盲的比率在17岁的青少年当中是13%，在少数族裔当中可能高达40%；从1963年到1980年，大学入学考试SAT（Scholastic Aptitude Test）成绩直线下滑，语文平均分下降50多分，数学平均分下降近40分；17岁青少年不具有高阶思考能力，近40%无法就阅读材料做出推理，只有1/5会写议论文，只有1/3能够解决需要几个步骤的数学题。[2]

80年代以后，美国教育界的有识之士发起“重回基础（Back to Basics）”运动，是否有助于挽回美国教育的颓势呢？2008年，埃默里大学英语系教授马克·保尔莱恩（Mark Bauerlein）出版了一本题为《最笨的一代人》的书，书的第一章综合了教育部和民间机构的考试和调查结果，从历史、公民常识、数学与科技、艺术等几个方面概述了美国学生的知识缺陷。2001年的全国教育进步评鉴（NEAP）的历史考试中，57%的学生的成绩“不及格（below basic）”，只有1%达到“优秀”（advanced）。令人惊讶的是，当考题问道哪个国家是美国二战中的盟友时，有52%的人选择了德国、日本、意大利而不是苏联。其它几个方面的结果同样令人大失所望。[3]

美国教育质量的大滑坡有目共睹。90年代以来，“弱智化（dumbing down）”这个说法出现在多本有关美国教育问题的著作中，成为探讨美国教育者绕不过去的一个概念。纽约市资深教师、教育研究者约翰·泰勒·迦图写道：“拿起一本1850年的五年级数学或修辞课本，你会发现那时的内容相当于现在的大学水准。”[4]为了不使美国教育的成绩单显得过于难看，标准化考试机构ETS （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不得不在1994年重新定义了大学入学统考SAT的分数。1941年SAT开始采用现代形式时，语文考试的平均分是500分（800分满），到90年代平均分已经下降到424分，于是ETS把424定义为500分，以避免让公众感到尴尬。[5]

教育质量的滑坡不仅表现在学生读写能力的下降上。由于基础知识的欠缺，美国学生的思维能力急剧下滑。美国学者托马斯·索维尔90年代指出，由于不良教育的影响，学生不光不会阅读、不会思考，甚至不知道思考是什么，因为他们“常常把思考和感觉混为一谈”。[6]与60年代那些侃侃而谈的反叛学生领袖不同，现在电视新闻节目中采访的参加街头抗议的年轻人很少能够连贯清楚地表达自己的诉求，缺乏基本的常识和思维能力。

学生成绩下滑的原因并非现在的学生没有以前聪明，而是因为被共产邪灵操控的教育系统在悄悄进行一场针对下一代的战争。《蓄意把美国弱智化》的作者、80年代在美国教育部担任高级政策顾问的夏洛特·伊瑟比特说：“美国人民不理解这场战争的原因是，战争是在背地里进行的——在我们国家的学校里，目标是被俘虏在教室里的孩子们。”[7]

2）进步主义教育是魔鬼的顺手工具

美国中小学教育的大面积背离传统开始于20世纪初的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其后，一代代进步主义教育家炮制出大量似是而非的理论说辞，改变课程设计，淡化教学内容，降低教学标准，造成了传统课程体系迅速解体，教育水平不断下降。

（1）从卢梭到杜威

美国进步主义教育之父是实用主义哲学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而杜威受到法国18世纪思想家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的巨大影响。

卢梭主张人性本善，是社会造成了人的道德堕落。他认为，人生来是自由的、平等的，在自然状态下，人人都享有这一天赋的权利，只是在人类进入文明状态之后，才出现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特权和奴役现象，从而使人失掉本性。他主张对儿童进行所谓“自然教育”，即放任儿童的自然倾向，不对儿童进行宗教、道德、文化上的教育和引导。

众所周知，人性中善恶同在，如果不充实人性中的善，限制人性中的恶，人会无限放大人性恶，最后必然走到无所不为、无恶不作的地步。卢梭以其富于诗情画意和煽动性的词藻，迷惑了很多一知半解的浅薄之徒，其教育思想对现代西方教育的破坏性之大罕有伦比。

时隔100多年后，杜威又把卢梭开始的破坏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在达尔文进化论影响下，杜威认为儿童也应该摆脱家长、宗教和文化传统的影响，自由发展，适应环境。在道德上，杜威是个实用主义者和相对主义者。他认为没有最高的和一成不变的道德，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感觉来决定如何行事。道德相对主义是让人脱离神给人界定的道德规范、从而走向败坏的第一步，也是极其重要的一步。

杜威是1933年《人本主义宣言》（The Humanist Manifesto）上面签名的33位人士之一。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不同，20世纪出现的人本主义的实质是无神论，一种世俗宗教。它建立在进化论、唯物论等现代思想之上，把人看成机器，或者是生物化学过程的总和。因此，教育要按照教育者的观念去塑造人、引导人，这种思想和马克思的“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大同小异，并无实质的不同。此外，杜威也是一个民主社会主义者（democratic socialist）。

美国哲学家西德尼·胡克（Sidney Hook）相信，“杜威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套认识论和社会哲学，这套认识论和社会哲学马克思本人只是朦朦胧胧地意识到的，在其早期著作中略有涉及，却从来没有阐述清楚。”[8]1921年，苏俄政府在如火如荼的内战当中，竟然抽空出版了一本62页的小册子，内容是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的节录。1929年，莫斯科第二国立大学校长阿尔伯特·P·平克维奇（Albert P. Pinkerich）写道：“杜威无限接近马克思和俄国共产党人。” [9]阿兰·瑞恩（Alan Ryan）在杜威传记中说，杜威“为一个社会民主主义的、非极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思想武器”。[10]

进步主义教育直言不讳，要改变学生的人生态度。为了实现这种目标，他们对课程的设置、教科书的内容、教师的教学方法和师生关系都进行了重新的界定。进步主义教育鼓吹，以学生（或儿童）而不是以教师为中心，以个人经验而不是以书本知识为中心，以活动（project, activity）而不是以课堂教学为中心。美国保守派杂志《人事》把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列为“19和20世纪最后害的书”第五名，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杜威那里，传统学校培养学生品德和传授知识都不重要，他强调的只是（脱离基本知识的）思考“技能”。[11]

从进步主义诞生之初，一些深思远见之士就曾经对其进行批评，1949年出版的一本小书《疯狂地教书：门外汉看美国公立教育》（And Madly Teach: A Layman Looks at Public School Education），言简意赅地驳斥了进步主义教育的主要教条。[12]进步主义教育学家把批评者说成“反动派”，用各种方式进行打压，理屈词穷时则干脆视而不见。

杜威在哥伦比亚大学做了50多年的终身教授，在他主掌教师学院（Teacher’s College）期间，美国学校至少五分之一的中小学校长是在哥伦比亚大学接受培训或获得高级学位的。[13]“进步主义教育”也从美国辐射全球。

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人不同，杜威既没有做革命导师的野心，也没有发动世界革命的狂妄，终其一生，他都是一个学者、教授，但他发起的教育运动却变成魔鬼最趁手的工具之一。

（2）以“人性本善”为借口，对学生放任自流

按照卢梭的教育理论，人生而自由、善良，但被社会变坏了，因此最好的教育就是放任自流、听任孩子自由发展的教育。

受卢梭思想启发，杜威以降的进步主义教育家常常把这样的观点挂在嘴边：不要把家长或者老师的价值观念强加给学生，让他长大后自己进行判断和选择。英国诗人柯尔律治（S. T. Coleridge）曾经精彩地反驳这样的观点：

（一位友人）认为，在孩子成长到能够自己进行判断做出决定之前，就对他的思想施加影响是很不应该的。我（诗人本人）带他（友人）去看我的花园，告诉他这是我的植物园。“这怎么可能？”他说，“到处都是杂草。”“哦，”我说，“这是因为它还没有成长到能够自己进行判断做出决定的时候。你看，这些杂草自然而然地长出来，假如我让土壤产生一种向着玫瑰和草莓的偏见，我觉得是极不应该的。[14]

机智的诗人用类比的方式向友人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美德和智慧是需要精心培养的，正如不料理花园只会让花园杂草丛生，放任儿童就等于把他们交给虎视眈眈的邪恶势力，是极端不负责任的表现。人性中善恶同在，孩子虽然相对成人来说天真单纯，但仍然有好逸恶劳、妒嫉、攻击性、自私等不好的方面。再说社会是个大染缸，把有着种种魔性的孩子放进五毒俱全的染缸，到“能够自己进行判断做出决定”的时候，恐怕已经沾染了大量的坏思想和坏习惯，再去管教已经为时太晚。

将放任自流的教育推到登峰造极地步的是1960年出版的一本教育学著作《夏山学校：一种极端的育儿方式》。这本书的作者亚历山大·尼尔1921年在英国创办了寄宿学校“夏山学校”，招收6-16岁的儿童入学。这所学校的特点是给学生以完全的自由。学生可以选择上课，也可以选择不上课；可以选择上这门课，也可以选择上那门课。尼尔的教育思想深受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鼓吹性解放最起劲的威尔海姆·赖希（Wilhelm Reich）的影响，两人常年保持通信联系。学校不仅在学术上、也在道德、纪律、男女关系上持极端的放任、反传统观点。男女生随便约会、同居，校方视而不见甚至提供方便。尼尔让员工和学生一起在户外泳池裸泳，他35岁的继子在学校教陶艺课，经常带不同的高年级女生同居。[15]尼尔在书中大言不惭地说，夏山学校每个大一点的学生都知道，他认为一个人不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享有完全的性生活。[16]他甚至暗示说，如果不是法律不允许，他干脆就让男女生混寝。[17]《夏山学校》一经出版，迅速成为畅销书，仅60年代就销售了300万册以上，几乎成了所有教师学院学生的必读“经典”。

中国古语曰：“严师出高徒。”西方的有识之士也发现，严格的老师往往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同时对学生的品行有更好的影响。[18]可悲的是，美国和许多其它西方国家受进步主义放任自流教育思想的影响，立法限制家长和老师管束学生。这就造成了今日的老师不敢管学生，学生的恶习得不到及时纠正，道德水准和学习成绩都急速下滑。

（3）以“学生中心”为名，否定教师和传统

教育最重要的功能之一是保持和承传人类的正统文化，教师在教育过程中具有承先启后的枢纽作用。“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者也。”杜威的进步主义教育思想取消了教师的权威地位，降低了教师在教育过程中的重要性，其实是反智、反常识、反教育的。

进步主义教育工作者声称，教育要以学生为中心，让学生自己进行探索，得出答案。传统教科书上的内容是人类几千年文明的积淀，岂是年幼无知的学生在短时间内能够探索出来的？这种荒谬的教育思想的真实用意是切断学生和传统文化的联系。否定了教学过程中教师的权威就是否定了文明的传承。在这里魔鬼的险恶用心昭然若揭。

黛西·克里斯特都鲁的《关于教育的七个迷思》分析批驳了七个流传甚广的错误观念，包括：（记忆）事实有碍理解；老师主导的教学是消极的；设计和活动是最好的学习法；教知识等于灌输等。[19]这些迷思大多是进步主义教育遗留下来的，但是经过几代人的承传，变得根深蒂固，成为危害教育的痼疾。克氏是英国人，其著作使用的大多是英国的例子，可见进步主义教育理念已经贻害全球。

仅以第一个迷思为例。现代美国教育把传统的重视记诵、练习的教学方式贬低为“机械记忆”、“死记硬背（rote learning）”、“练习到死（drill to kill）”，相信对此每个人都不陌生。卢梭在教育小说《爱弥尔》中率先提出反对记忆和书本学习（verbal lessons）观点之后，杜威以降的进步主义教育学家都从不同方向进行发挥和阐述。1955年美国教育心理学家本杰明·布鲁姆（Benjamin Bloom）提出著名的“布鲁姆分类法”，把人的认知分成从低到高六个层次：记忆、理解、应用、分析、评价、创造，其中后三种能力因为涉及到综合运用，被称为“高阶思维（higher order thinking）”而备受推崇。我们这里不拟探讨布鲁姆分类法本身的优劣得失，只是想指出，自从该分类法被提出之后，进步主义教育家就以培养“高阶思维”为借口，越发淡化学校里知识的传授。

任何具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具备一定的基础知识是综合创新的基础，如果没有相当的知识储备，所谓“高阶思维”、“批判性思维”、“创造性思维”都是自欺欺人的呓语。布鲁姆分类法恰恰为心怀叵测的进步主义教育家、不负责任的教师和懒惰的学生提供了一个貌似科学的借口。

“学生中心”教学法的一层含义是，学生凭著自己的兴趣选择学什么、不学什么，老师也应该教学生感兴趣的东西。这种说法似是而非。寓教于乐当然是每个老师都想追求的境界。但少年儿童知识尚浅，眼界有限，对于什么是必须要学的重要内容不具有足够的判断力。老师应该担负起引导学生的责任，使他们不断超越自己肤浅的兴趣和狭隘的视野。一味迎合学生肤浅的兴趣，只会造成学生的永久童稚化，这样的老师是在昧著良心欺骗学生和家长，其实也是对社会不负责任。研究发现，美国社会出现了成年人幼稚化的倾向。美国国家科学院2002年把青春期界定为从约12岁到30岁这段时期，麦克阿瑟基金会甚至走得更远，试图论证一个人34岁才算走向成年。[20]成年人的幼稚化，教育和媒体应当负主要责任。

进步主义教育降低教学要求的一个借口是，随着教育的普及，更多人上中学大学，不能要求他们达到以前学校的平均水平。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使教育适应民主社会是要使从前没有机会接受教育的人接受教育，而不是降低标准，让所有人平等地接受掺了水的劣质教育。进步主义宣称，用更有时代气息的课程取代没有用的古典课程，比如希腊语和拉丁语，但结果是大部分学校并没有引进高质量的与现代生活有关的课程，比如有一定深度的数理化课程、经济学、现代史等，被进步主义教育青睐的是跟学术无关的驾驶、烹调、美容、事故预防等等。进步主义教育倡导的课程改革、教法改革大多披着花哨的外衣，欺骗了不谙世事的学生和对学校、教师、专家心怀敬意的家长。

孤立来看，进步主义教育提出的某些教学方法，对于一些学科或某些教学内容而言，不无用处。但联系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具体背景和其效果就会发现，进步主义教育是利用一套说辞打击传统教育，从而变异教育并最终毁掉教育。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人不同，杜威既没有做革命导师的野心，也没有发动世界革命的狂妄，终其一生，他都是一个学者、教授，但他发起的教育运动却变成魔鬼最趁手的工具之一。

3）利用教育把学生变坏

1999年4月20日，美国科罗拉多州科伦拜高中两名高三学生在一场精心策划的屠杀当中，杀死了10名同学、1名老师，造成20多人受伤，两名学生在和警方对峙互射后自裁。惨剧震惊了美国社会，人们纷纷反思，是什么造成这两名学生如此冷血地反社会，竟然对自己朝夕相处的同学和老师痛下杀手？

留心历史的教育工作者观察到，60年代以前，美国学校的主要纪律问题是上课迟到、未经允许交谈、嚼口香糖等微小的行为问题，80年代以后，是酗酒、吸毒、婚前性行为、怀孕、自杀、帮派犯罪、甚至是开枪滥射。这种可怕的趋势令有识之士忧心忡忡，但却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变化的真正根源，更不要说开出合适的药方。

美国青少年道德的变异和下滑是共产邪灵利用其人间代理人有意败坏的结果。

（1）灌输无神论和进化论

《本性难移的共产主义者》一书的作者、美国反共运动的先驱施瓦茨博士敏锐地观察到：“共产主义的三个基本信条是无神论、进化论和经济决定论。美国公立学校的三个基本信条是无神论、进化论和经济决定论。”[21]也就是说，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竟然成了美国学校的指导思想！

神造了人，同时给人制定了道德规范并规定了人的生活方式。信神敬神是一切道德的基础，也是人类社会得以存在的保障。共产邪灵败坏道德的最重要方式就是在学校里强行推广无神论和进化论。在中国和前苏联这样的共产国家，这种强制方法不难理解。而在美国，进化论也同样被强制推行。

共产邪灵的代理人在美国打着政教分离的幌子，反对在公立学校教授“神创论”而只能教“进化论”。公立学校不敢越雷池一步。这种教育无疑造成信神的人越来越少，人们越来越把进化论当成“科学真理”。

除此以外，从60年代开始，美国各地法院以“政教分离”为借口，把阅读《圣经》等行为从学校驱逐出去。比如某地法院裁定，除宗教话题以外，学生享有言论和新闻自由，而一旦涉及宗教，这种言论就是违宪的；在1987年的阿拉斯加公立学校，学生被告知不能在学校使用“圣诞节”一词，因为里面含有“基督”的字眼；1987年在弗吉尼亚州的联邦法院裁定同性恋报纸可以在高中校园分发，而宗教报纸不行；在1993年的科罗拉多斯普林斯，一个小学音乐教师被禁止教唱圣诞颂歌，据称这违反了政教分离原则。[22]

整部教育机器的反神倾向再加上几十年来“政治正确”之风的影响，美国在教材和考试材料方面的审查苛刻到荒谬的程度。教育史家黛安·拉维奇（Diane Ravitch）1997年曾在教育部下属的一个部门参与考试内容的审核。她惊讶地发现，一个著名寓言的寓意原来是“上帝帮助自助者（God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由于其中出现了“上帝”一词，这句话被改写成：“只要有可能人们就应该自己努力解决问题。”[23]

美国的公立教育系统一方面以“政教分离”的名义把对神的信仰从学校里驱逐出去，另一方面以“科学”的名义，把毫无科学根据、漏洞百出的“进化论”当成不证自明的真理灌输给没有思想准备和抵御能力的孩子。大家都知道，孩子往往更相信老师的权威，有信仰的家长也常常教导自己的孩子尊敬师长，但被强制灌输进化论之后，孩子会挑战父母的信仰教育，至少不再把父母的信仰教育当成一回事，其后果就是学校把孩子从有信仰的父母身边硬生生地夺走。这是很多有信仰的家庭在子女教育方面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也是学校的反神教育最邪恶的地方。

（2）灌输共产主义意识形态

本书第五章已经阐述了“政治正确”的实质。政治正确是魔鬼的思想警察，其实质是用一套变异的政治标准取代正统的道德标准。从30年代开始，共产主义思想开始缓慢进入美国学校。时至今日，在美国的教育系统里政治正确几乎已经取得了一统天下的统治地位，在具体实施当中，它表现出很多不同的形式，有的很有迷惑性。

出版于50年代的《高中的洗脑》（Brainwashing in the High Schools）一书的作者鲁特（E. Merrill Root）研究了伊利诺伊州1950-1952年使用的11种历史教材，发现这些教材把美国历史说成是富人和穷人、特权阶级和无权者之间斗争的历史，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的“精髓”。这些书鼓吹建立一个世界政府，全球关怀超越于民族利益之上，最终在世界范围内实现社会主义。[24]

据报导，明尼苏达州一个学区2013年采纳了一个名为“人人为人人（All for All）”的计划，把学区的工作重点从教学转向了“种族平等（racial equity）”。平等这里指的是种族身份政治，这种意识形态把少数民族学生学业欠佳归因于制度性的种族偏见和歧视，致力于消除“白人的特权”。该计划要求，所有的教学活动都以种族平等为出发点，只有具有种族平等意识的老师和管理人员才被雇佣。该计划从幼儿园开始实施，10年级英语课的主题是殖民地化，移民、种族、阶级和性别的社会建构（Social Constructions of Race, Class and Gender），而11年级的课程大纲宣称“本学年结束时，（学生）将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精神分析的方法分析文学作品”。[25]

加州于2016年7月通过了新的中小学历史及社会科学大纲，使得原已明显左倾的大纲更像左派意识形态宣传册。原本应该在历史和社会科学课上教授的内容，如美国立国精神、军事、政治、外交史都被刻意淡化或省略，反而深情款款地彰显60年代反传统运动，似乎这才是新的美国立国原则。在家庭和性方面，这个大纲非常反传统。以11年级课程为例，该大纲声称自己的重心为“针对种族、民族、宗教、性少数群体和女性的平等权利运动”，其实甚少提及宗教，反而大笔墨书写性少数群体，尤其是LGBT群体首度列入历史课程，成为11年级历史课程的重中之重。其腔调更倾向于支持“性解放”，如在关于爱滋病的部分里，该大纲暗示人们对爱滋病的恐惧，引发了“性解放运动”的退潮。[26]性占用了过多篇幅，排挤了其它更值得关注的内容，比如一战，学生能学到的不是美军在战争中的关键作用，而是美军士兵发现欧洲的性观念大快人心。[27]这个极左大纲充满对事实的歪曲和偏见，引导学生仇恨自己的国家。这个大纲在加州使用，对全国都带来负面影响。[28]

4）教育大规模引入心理操控

利用教育把学生变坏，还包括一种重要的手段，就是在教育中大规模引入心理操控（psychological conditioning），灌输道德相对主义。

1984年3月，数以百计的学生家长和老师参加了美国教育部在包括华盛顿特区、西雅图、匹兹堡等七所城市主办的“学生权益保护修正案”听证会。听证会的证词多达1,300多页，保守派思想家菲丽丝·施拉芙丽（Phillis Schlafly）将这些证词编辑为《教室内的儿童虐待》（Child Abuse in the Classroom）一书，于当年8月出版。

施拉芙丽用“心理治疗式教育（education as therapy）”来概括听证会证词涉及的问题。与传统的以传授知识为主要目的的教育不同，心理治疗式教育致力于改变学生的情感与态度，把教学时间用来玩心理游戏，填写关于个人问题的问卷，强迫儿童就自杀与谋杀、结婚与离婚、堕胎与领养这类成人问题做出决定。[29]

事实上，这类课程并非为了学生的心理健康而设，其目的是通过心理操控改变学生的价值观。

（1）心理学与教育学

现代教育学的基础是哲学和心理学。除了杜威的进步主义教育以外，对现代美国教育有巨大影响的还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和以卡尔·罗杰斯（Carl Rogers）为代表的人本主义心理学，而法兰克福学派则综合了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学说。比如，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马尔库塞主张，正如在经济方面要消除“剩余价值”，在个人生活上也要取消“剩余压抑（surplus-repression）”。[30]他主张释放本能、放纵个性，帮助催生了60年代的反文化运动。

深受上述几个心理学流派影响的国际卫生组织（WHO）第一任总干事、加拿大心理学家布洛克·齐硕姆（Brock Chisholm）在1946年的一次演讲中说：

每个文明中都存在着一种心理扭曲……它是一种阻碍人们看到和承认显而易见的事实的力量，这种力量使人产生自卑感、内疚和恐惧……能够产生这些变态的唯一心理因素是道德，是非、对错的概念……[这种]人为地强加的自卑、内疚和恐惧，通常被称为“罪（sin）”……这种情况造成了那么多人无法适应社会，并且感到不快乐。……摆脱道德意味着自由观察、思考和明智的行为……要想使整个种族摆脱严重的善恶负担，精神病学家必须承担最初的使命。[31]

齐硕姆从错误理论出发，提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理论——为了解除人的心理痛苦，必须破除道德和是非对错的概念，而负责发起这场针对道德的战役的是精神病学家。不知是否受到齐硕姆的直接启发，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卡尔·罗杰斯发明了“澄清价值观（values clarification）”课程，客观上起到了破除人类传统道德和是非观念的作用。

于是，杜威的道德相对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的压抑学说，齐硕姆的心理学理论，汇成一个反对传统道德的大合唱，一起摧毁了美国学校的道德堤防。

（2）用道德相对主义混淆学生的价值观

很多70年代末期上学的美国人都记得这样一节课，老师让学生假想一个情境：沉船之后，几个人被迫乘上救生艇，有船长、几名儿童、一名怀孕的妇女、一名男同性恋等。由于救生艇超载，必须让一个人放弃求生的机会。老师让学生讨论让谁离开救生艇，也就是决定哪一个人应该放弃生命，而老师对讨论不做任何评判。

这是70年代出台的 “澄清价值观”课上常常使用的一个故事。这类课程，除了澄清价值观以外，还有决策制订（decision making）、情感教育（affective education）、探索（Quest）、毒品预防、性教育等。

《为什么强尼不能分辨对错》的作者基尔派翠克描述，这类课堂的讨论变成了无目的的自由交谈，观点来来回回，却永远没有结论。老师变成了脱口秀主持人，引导学生辩论诸如换妻游戏、吃人习俗、教儿童手淫之类的问题。这类课程引导学生抛弃在家里养成的价值观，却产生一种错误印象，即思想行为的对错是纯粹主观的，最终造成学生道德价值观的全方位混乱。这样的课程制造出道德观念的文盲，学生只相信自己的感觉，而不了解自己的文化。[32]

索维尔发现这些课程运用了大量极权国家给人民洗脑的手段。这些手段包括：①精神压力、强烈的刺激去敏化，破除情感或理智的抵抗；②把对象孤立起来；③操纵同侪压力检验学生从前（从家庭或者教会继承）的价值观；④剥夺个人的正常防御能力，如矜持、自尊、隐私感或拒绝参与的能力；⑤奖励对新态度，价值观和信仰的接受，这种回报可以表现为免遭其他人受到的压力，也可能采取其它有形无形的方式。[33]

索维尔指出，这类课程的共同点是鼓励学生背弃家长和社会的传统价值观。它们以一种中性的或者说“不加判断”的方式进行，不寻求区分“对”和“错”，而是要寻找对个人来说什么感觉良好；其重心是个人的感觉，而不是社会或理性的规范。[34]

（3）使学生变得麻木不仁——死亡教育、毒品预防教育

1990年9月，美国ABC电视台播放的一个节目使观众感到极大不安。一所学校组织学生到殡仪馆参观死者的遗体，而且让学生触摸尸体。这是新潮的死亡教育（death education）的一部分。[35]此外，毒品预防教育也变得相当普遍。

死亡教育的常用方法还包括：让学生写自己的墓志铭，设计墓碑，挑选棺材，安排葬礼，写自己的讣告等。死亡教育使用的调查问卷包括这样的问题：“你愿意怎样死亡？”“你将什么时候死亡？”“你认识任何因暴力而死的人吗？”“你上次悼念别人是什么时候？你是哭了还是默默地感到痛苦？你是独自一人还是和别人一起悼念的？”“你相信来生吗？”[36]显而易见，问题和学习无关，是为了了解学生的人生态度，宗教信仰，性格特点等等，有些问题本身就具有引导性，会对十几岁的少年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

据说死亡教育可以培养学生对待死亡的正确态度，可是全国出现了多起上过“死亡教育课”的学龄儿童自杀的案例。虽然没有证据证明自杀与死亡教育之间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但是家长有理由怀疑，给心理不成熟的中小学生讲述太多有关死亡、自杀等问题，会使心理脆弱的学生产生绝望感和忧郁的心理状态，最终触发了他们的自杀。

1976年，斯坦福大学的理查德·布鲁姆（Richard Blum）博士进行了一项为期四年的研究，发现上过一个名叫“决定”（Decide）的毒品预防课程的学生反而没有对比组（即没有上个该课程的学生）对毒品的抵制力大。[37]1978年到1985年之间，斯蒂芬·儒尔斯（Stephen Jurs）教授进行了一项研究，比较上过“探索”（Quest）课程的学生和没上过该课程的学生吸烟和药物滥用的情况。他发现，对比组的吸烟和药物滥用或者是保持稳定，或者下降。[38]

既然死亡教育、毒品预防教育都没有达到教育者预期的目标，其真实目的何在呢？这些课程的真实目的也是把孩子变坏。少年儿童具有强烈的好奇心，但没有坚实的道德基础，新奇的课程内容会会引导小孩寻求刺激，走向堕落；同时它们也会把学生变得麻木不仁，让学生对社会上发生的暴力、色情、恐怖袭击、道德堕落等现象见怪不怪，对邪恶的容忍度无限制下滑，这跟魔鬼用艺术表现暴力、色情、堕落的动机是一样的。

（4）淫秽的性教育

在东西方的传统中，“性”在公众场合是一个禁忌的话题。神给人定下的道德规范要求性行为只能发生在婚姻之内，其它形式的性行为被视为违背神的诫命的淫邪。这就决定了“性”和婚姻不可分离，在正常社会不可能是一个公众话题。传统社会中，对于不到婚姻年龄的青少年只有青春期生理教育，并不需要今天的所谓“性教育”。

现代意义的“性教育”是法兰克福学派创始人格奥尔格·卢卡奇首先在社会上大规模推行的，目的是借此颠覆传统西方价值观。1919年，卢卡奇在短命的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政府担任文化部长。他在学校开展了一项激进的性教育计划，以露骨的方式指导青少年“自由性爱”（滥交）。[39]

魔鬼在1960年代掀起的“性解放”运动颠覆了西方的传统性道德观念，一时间性传播疾病和少女怀孕率飙升。在此背景下“好心”想要解决社会问题的人们推出了“性教育”。但在排神的教育系统中，这种侧重于“安全”（防止疾病和怀孕），并且和婚姻无关的“性”教育从一开始就和性道德脱离，这也使其很容易滑入卢卡奇式“性教育”的轨迹，成为邪灵利用来败坏青少年的工具：把婚姻之外的乱性、同性恋等观念以“常识”和“科学”的名义灌输给年轻学生，让下一代在完全背离神的路上“自由”放纵。这些名目繁多、从小学开始的“性教育”已经系统地扭转了神留给人的性价值观，包括家庭、责任、爱、贞洁、羞耻感、自我控制、忠诚等。

在具体操作中，杜威的“在实践中学习”进步主义教育理念恰好成为魔鬼的趁手工具。“专注于孩子”（Focus on Kids)，一个由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大力推广的“性教育”课程，推荐教师在学生团队之间举办“避孕套比赛”：团队中的每个人都必须将避孕套套在成人玩具上并将其取下，看哪个团队首先完成。[40]

根据“你应该骄傲！负责任！”（Be Proud! Be Responsible!），另一个疾病控制中心认可、由“计划生育联盟”（Planned Parenthood）等多个性教育组织大规模推广的教程， 学生要进行角色扮演：两名女生一起开始商量“更安全的性行为”。 “学生主导的学习”，另一个进步主义教育理念，也被利用：同一教程中教师被告知让孩子们“脑力激荡讨论（性伴侣）亲密接近的方式。讨论列表可能包括……（互相）按摩，一起洗澡，一起手淫，性幻想，一起看色情电影、阅读色情书籍和杂志……”[41]对大多数心底还保留点传统伦理的人来说，很难区分这种课程到底是教育还是儿童色情。

上述教程的主要推广者“计划生育联盟”组织是美国最大的性教育教程和教材提供者，在全世界12个国家有分会。该组织也是激进的“堕胎权”鼓吹者。其前身是美国避孕联盟（American Birth Control League）。其创立者玛格丽特·桑葛（Margaret Sanger）是一位激进的社会主义者，憧憬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并前去“朝拜”。她是“性爱自由”（乱性）运动的强烈拥护者，在首次发生婚外情之后，她感叹“真的感受了自由”；她主张女性拥有“成为未婚妈妈的权利”，甚至写信鼓励自己16岁的外孙女乱性，还说做爱“每天三次比较恰当”。她创立避孕立法组织正是基于自己淫荡生活方式的需要。在该组织推出的现代性教育教程中，我们不难看出共产邪灵主导的“性爱自由”理念的烙印。

《这完全正常！》是一本销量百万、被翻译成30种语言，在全世界广泛使用的性教育教材。全书用上百张全彩的裸体卡通图文并茂描述了自慰以及两性和同性之间的各种正常、非正常性行为的动作和心理、生理感受，以及各种避孕措施和堕胎。作者宣称“孩子有权知道”所有这些信息。[42]该书的主题是各种性行为都是“完全正常”的选项，不做任何道德评判。

一本广泛使用的初高中性教育教材中，作者告诉孩子，有些宗教认为婚姻以外的性是有罪的，“你得自己决定这些信息对你来说有多重要。”[43]一言以蔽之，一切价值都是相对的，是非对错由你自己定！

今天的美国公立学校基本上有两大类性教育课程，一类是前述主要性教育组织大力推动的“全面性教育”，包括性行为、避孕、防止性病的教育，另一类是节制欲望教育（不谈避孕话题），鼓励学生节制欲望，将性行为延迟到结婚。

不可否认，社会道德，尤其是性观念普遍变异，对神的信仰式微，媒体、互联网上色情资讯泛滥，无一不在拖着孩子滑向堕落的深渊。

在今天排神思想主导教育界的情况下，大多数奉行“价值中立”教育思想的公立学校不愿或不敢教育孩子婚姻之外的性行为是可耻的、不道德的，不敢以神的诫命作为根本来教育孩子是非对错。即使节制欲望教育也只能从未成年人生理心智发育不完全、性病和青少年怀孕对身心的危害，以及保持贞洁对于未来婚姻关系的重要性等等道德之外的角度劝说，当然效果也会打折扣。

性教育今天在西方依然是个热门话题。社会各界的讨论都围绕“安全”这一主题，专注降低少女怀孕、性传播疾病这两大指标。然而学校里公开教授少年儿童“性知识“本身必然导致和婚姻分离的“性”，违背传统的性道德。但即使这两大指标因此下降为零，就真的“安全”了吗？性观念比美国更加“开放”的欧洲，确实通过“有效”的性教育，做到了少女怀孕率低于美国。有人对此高兴，有人对此忧虑。不论哪种结局，魔鬼都达到了败坏人类道德的目的。

（5）以“自尊”为名放大自我中心主义

60年代以来，一个新的教条在美国教育界大行其道，在教育大滑坡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就是所谓“自尊（self-esteem）”。

“自尊”的表面意思是因自己的能力或成就出众而产生的自信和尊严感。但是美国学校倡导的自尊却似乎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司徒特（Maureen Stout）博士的《自我感觉良好的课程设计：以自尊为名降低难度》中描述了目前学校非常普遍的现象，学生们关注自己的分数而不是关注自己到底学到了什么和付出了多少。为了迎合学生的分数要求，教师们不得不降低教学要求和考试的难度，但这只会让不努力的学生更加不努力学习。作者的同事们对这种现象习以为常，甚至认为学校如同子宫一样，是一个隔绝外界的所在，以便学生获得心理安慰，而非智力的发展。所有的关注点都是学生的“自我感觉”、只是照顾学生的情绪。[44]

正如很多论者指出的，“自尊”的教条混淆了原因和结果——自尊是努力的结果，而不是取得成功的前提条件；换句话说，不是因为感觉良好而成功，而是因为成功而感觉良好。

这种错误的“自尊”观念是60年代以来心理治疗式教育的副产品，其后果是培养了大批具有“权利意识”的“受害者意识”（sense of entitlement and victimhood）年轻人。司徒特博士用通俗的语言刻画出这种常见的心态：“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想什么时候做就什么时候做，没有人或事可以阻挡我。”[45]

美国教育以貌似充满温情与关爱的“自尊”之名放大自由观念和自我中心主义，培养出不讲道德、不负责任、只关心自我感觉而不考虑他人感受，只重享受不想付出的年轻一代，已经对社会道德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5）魔鬼渗透教育的多条路线和复杂手段

（1）美国中小学教育的控制权不断上移

美国建国后很长时间之内，联邦政府并不插手教育，教育是教会和各州的事情。联邦政府成立教育部始于1979年。此后教育部的职权不断扩大，时至今日，教育部对教育政策的操纵权、教育经费的划拨等方面的权力都远超从前。曾经对教育拥有很大发言权的家长、学区、州政府，不得不越来越多地听命于联邦政府的官员，换句话说，家长和学区渐渐丧失了对教什么、怎么教的决定权。

必须指出的是，权力是中性的；权力的拥有者可以运用权力做坏事，也可以运用权力做好事。单纯的权力集中不一定是坏事，还要考察拥有权力的人和机构是如何运用权力、或者运用权力达到什么目标的。美国教育的权力集中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是因为共产邪灵也千方百计地渗透进各级政府，尤其是政府高层当中。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做出错误的决定，影响面就会很大，并且少数清醒的个人很难与之抗衡。

教育集权化带来的一个后果是，主管教育的官员在短时间内无法看到教育政策的历史发展过程和其影响范围。很多人的业务范围十分有限，即使一些事件引起了他们的疑惑，但大部分人都没有时间、精力、资源和勇气去追根究底。即使有些人对政策表示质疑，但手里没有拼图的其它部件，他们面对上级的时候除了唯唯听命，很难有所作为。[46]每个人都成为庞大机器上的一部分，他们不易看到自己的决策或者行为会给学生或者社会造成什么后果，慢慢地淡化了自己的道德承当，邪灵此时正好乘虚而入，各个击破。

此外，教师学院、出版社、教育认证机构、教师认证机构等部门都对教育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因此也成为魔鬼渗透的目标。

（2）教师工会奖励平庸，阻碍改革

本书第九章讨论了共产邪灵对工会的操纵和利用。美国的教师工会也成为教育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教师工会关注的不是如何提高教学质量，不把学生的成绩与教师的业绩挂钩，而是成了奖励失败、保护不称职雇员的职业组织，让许许多多想要在教育事业上有一番作为，真正为学生付出的教师成了牺牲品。

特蕾西·贝利（Tracey Bailey）是佛罗里达一所高中的科学老师，1993年获得总统颁发的年度国家教师奖。美国教师联合会主席说他很高兴他的工会成员获此殊荣。然而真相是贝利已经退出了工会。她相信大型的教师工会正是造成美国教育失败的关键原因，工会本身就是问题而不是解决方案。她说，工会只是保持现状的特殊利益集团，奖励平庸和无能的系统的一根支柱。[47]

美国的主要教师工会资金充足，影响力巨大，位列最重要的政治游说团体之中。教师工会成为阻碍教育系统内部良性改革的主要阻碍。以全国教育协会下属的加州教师工会（CTA）为例，它有庞大的资金可以通过法律和政治捐款等手段来实现其主张。1991年，加州想要在本州宪法中加入第174号提案（Proposition 174），允许家庭使用政府提供的入学金券（school voucher）从而自由选择学校入学。结果CTA大力阻挠该提案。一家汉堡连锁速食店曾为174号提案捐款25,000美元，CTA就强迫学校解除与该公司的商业合同。[48]

（3）在教育过程中排除家庭的影响

共产主义一个很重要的教育理念是从孩子一出生就把他从父母身边带走，由社区或者国家统一养育。实现这一点并不容易，但是魔鬼用了很多变通的办法，悄悄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在共产国家，邪灵鼓动学生与资产阶级的父母断绝关系，或者用应试教育延长学生在学校的时间，减少父母对儿童的影响。在西方国家排除家庭的影响采用了不同的方式，比如尽量延长学生在校时间，降低儿童入学年龄，不让学生把课本和学习材料拿回家，不鼓励学生把有争议的内容讲给家长听。

“澄清价值观”类课程离间学生和家长之间的关系。比如一个参加“探索（Quest）课程的学生家长反映说，“好像家长永远是被用负面的方式呈现的。故事有可能是关于一个父亲和他的孩子，父亲总是十分专横、过于严厉，总是不公正。”这些课程的潜台词往往是：“你父母不理解你，我们才真正理解你。”[49]

有时由于法律规定，学生参加某些活动必须首先取得家长的同意，这时学校往往用一些误导的、模棱两可的语言让家长难知其详。如果家长抱怨，学校当局或学区有一整套办法拖延、推诿、敷衍，比如说家长不具备教育的专业知识、别的学区都在做同样的事、整个学区只有他们一家人抱怨等等。一般的家长都没有时间和资源和学校或学区耗下去，而且学校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学生过几年长大也就离开这所学校了，家长一般会选择息事宁人，隐忍不发。况且孩子是学校的人质，家长不敢过分得罪学校当局，只好忍气吞声，不了了之。当家长抗议学校的做法时，学校或者学区就给家长贴上“极端分子”、“捣乱者”、“宗教偏执狂”、“狂热分子”、“法西斯分子”等等标签。这样做可以吓阻其他家长，使他们不敢发出反对的声音。[50]

（4）用复杂术语误导家长和公众

前文引用过的伊瑟比特的《蓄意使美国弱智化》一书开篇就指出，针对美国年轻一代的战争，其主要策略有三：黑格尔式的辩证法（退一步进两步，必要时妥协，用间接方式达到目的等——引者注）；渐进主义；语义欺骗，即重新定义语词蒙骗对方，使对方糊里糊涂地接受不利于自己的条件。

施拉芙丽也发现了这一现象。她在《教室内的儿童虐待》一书序言中说，心理治疗式的课程使用了一种特殊术语，防止家长了解课程的真正目的和方法。术语包括：行为调整（behavior modification）、高阶批判式思维、道德推理（moral reasoning）等等。[51]几十年来，美国的教育工作者制造了大量令人眼花缭乱的术语，像“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合作式学习（cooperative learning）”、“经验式学习（experiential learning）”、“深度理解（deep understanding）”、“解决问题（problem-solving）”、“探索式的（inquired-based）”、“以成果为基础的教育（outcome-based education）”、“个人化学习（personalized learning）”、“概念式理解（conceptual understanding）”、“程序式技巧（procedural skills）、“终身学习（life-long learning）”、“学生-老师交互式教学（student-teacher interactive instruction）”等等，不一而足。单独看来，有些概念不无道理，但联系语境考察使用这些术语的后果就会发现，它们背后的真实目的是抹黑传统教育，推进教育的弱智化。所以究其实质，它们都属于言在此而意在彼的所谓“伊索式语言”、“奥威尔式语言”。解读这类语言的诀窍在于“想想它的反面”：“深度理解”就是掩盖连表面都不太理解；“终身学习”就是掩饰眼下的学习不太成功。其余仿此。[52]

（5）大规模的学科重组和教科书的迅速更新换代

60年代出版的《没有人敢叫它叛国》分析了三十年代的一次教科书改革。这次改革把历史、地理、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不同学科的内容都综合到一套教科书当中。这套书抛弃了传统教科书的内容、理念和编纂方式，贬低美国英雄和美国宪法、反宗教、鼓吹对个人生活的社会主义式控制。[53]

这套教材因为过于庞大而且不属于任何一个传统学科的范围而没有受到各个学科专家的关注。很多年后，当公众认识到问题起而反对时，已经有500万学生学习了这套课本。现在美国的中小学，历史、地理、公民常识（civics）等变成一门“社会研究”（social studies），其背后的思路是一样的。

坚持原来的学科界限，使任何对教科书的修改都变得一目了然，必然受到专家和家长的质疑和抵制。把原来的几个学科混杂在一起，新编的教材不属于任何一个传统学科，专家难以对超出自己专业的内容进行判断，使教科书通过审核被学区和社会接受变得相对容易很多。十几年、二十年后，也许会有人发现这套教科书背后的阴谋，开始发声的时候，学生已经长大成人，老师已经习惯于新的教材和教法，要想改回去已经绝无可能。即使有少部分人认识到教科书的严重缺陷，他们的声音也很难被社会大众听到，更不可能影响教育的决策过程。如果反对声音很大，正好趁机发起下一轮改革，进一步稀释传统内容，塞进左派观念，几轮改革下来，新一代学生已经离传统隔了好几个层次，不可能再走回头路了。

美国教科书的更新换代速度非常快。有人说是因为知识的更新换代加快，但事实上中小学阶段学习的基础知识并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那么为什么还要出那么多不同的教科书，教科书还要不断再版呢？表面原因是出版社互相竞争，为了追逐利润，不让学生多年重复使用同一套教材而使出版社没钱可赚，实际原因和学科重组的原因相似，都是为魔鬼变异教材提供便利条件。

（6）不断进行的教育改革是退一步进两步的斗争辩证法

从五六十年代以来，美国教育像走马灯一样，推出了一系列改革。但是这些改革并没有带来期望中的教育质量的提升。1981年美国学生的SAT成绩达到了历史最低点，触发了《民族在危机中》这个报告的出台，也触发了教育的“重回基本”（back to basics）运动。为了改变美国的教育窘状，90年代之后的几届政府都相继出台了规模宏大的教育改革，但都收效甚微，甚至缘木求鱼，抱薪救火，不但于事无补，反而带来更难以解决的问题。[54]

我们相信，绝大部分参与教育改革的人士都真诚地想为学生和社会做一些好事，但由于受到各种错误思想的影响，常常事与愿违，很多这样的改革从效果上都推进了魔鬼的计划。正如魔鬼在其它领域的“改革”一样，魔鬼渗透的教育改革并不期待“毕其功于一役”。改革的成功并不是它的目标，事实上，每一次改革从设计之初就是注定要失败的，好为下一次“改革”提供借口。每一次改革就是更深一层变异，直至彻底让人远离传统。这就是魔鬼“退一步进两步的斗争辩证法”。不要以为到那个时候，人们会为传统的沦丧感到惋惜。不，当你提起这个话题的时候，人们只会天真地问：“传统，那个词是什么意思？”

3.魔鬼在东西方破坏教育殊途同归

共产邪灵败坏教育的目标，在西方是通过进步主义教育，耐心等待上百年，经过了几代人逐步达到的。中国虽然有五千年深厚的文化传统和积淀，但邪灵利用特定的历史条件造成当时人们的急功近利的心理，诱导中国人采用了激进的手段，在数十年间迅速割裂传统，让人摒弃传统价值，达到败坏教育的，败坏人类的目的。

20世纪初， 当杜威的进步主义教育开始腐蚀美国不久，他的中国弟子们也纷纷学成回国，成为中国近代教育的先锋。利用当时中国人的自尊被西方船坚炮利横扫，知识分子急于寻求民族自强之路的善良愿望，魔鬼引诱中国人掀起了一场激烈否定传统的所谓“新文化运动”。这其实是一场文化破坏运动，是60年代文化大革命的预演。“新文化运动”有三位主要代表人物，他们分别是杜威的弟子胡适，后来的中共创始人之一陈独秀，以及后来被毛泽东誉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的鲁迅。中共另一位创始人李大钊在后期也成为这场文化运动的主要打手。

新文化运动以中国传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弊端为借口，将中国的百年积弱归咎于传统“纲常名教”，以“打倒孔家店”为主张，将传统文化视作“旧文化”，将一切西方文化视作“新文化”，以“科学”和“民主”的口号批判传统信仰。这场运动成为随后更激烈的“五四”运动之先导，掀起了彻底颠覆传统伦理价值的第一波浪潮，同时为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入侵中国，生根、发芽和壮大奠定了基础。在教育界，新文化运动带来最大的危害之一是“白话文”运动。在胡适的提倡下，小学国文教育完全改成白话文。这样，一代人之后，多数中国人几乎读不懂古文，《周易》、《春秋》、《道德经》、《黄帝内经》等等传统经典只是学者专业研究的内容，与普通学生无缘，中国辉煌五千年的文明成了摆设。

神在中国文化发展中安排了书面语言（文言文）和口语分离。中国历史上经历多次民族大融合以及文化重心的地理迁移，从而使口语不断发生变迁。但由于写文章用的文言文和口语分离，使其保持大体上连续不变。清代的学生依然可以读懂宋代、唐代乃至先秦的典籍。这使中国文化传统藉文字而延续数千年不断。共产邪灵诱骗中国人从语言上斩断自己的文化根基，同时和口语合而为一的白话文也使其易于进一步掺杂变异语言，把中国人进一步推离传统。

中共建政前后的“扫盲”教育以及普及文化的初等教育，直接采用直白的洗脑灌输，扫盲班和小学一年级学生学的头几句话就充分体现“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毛主席万岁”，“万恶的旧社会”，“万恶的美帝国主义”……这和渐进主义教育在儿童读物中掺入“海瑟有两个妈妈”等变异理念，方式上虽有鲜明的对比，本质上都是意识形态的灌输。前一种方式教育出来的孩子长大之后会主动维护中共暴政，在互联网谩骂攻击谈论普世价值的人；后一种教育氛中成长起来的孩子以“歧视”为由不允许发言者谈传统理念。

中共建政不久便开始“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重点是大中学校园。其主要目的是改造知识分子的人生观，强迫他们放弃传统道德准则，放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观，采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站在“无产阶级”立场看待世界、人生。尤其是“旧时代”培养出来的教授，要反复检讨、坦白，接受同事、学生的揭发、批判，连潜意识中隐藏的“反动思想”都要清除——那不是“微攻击”而是“猖狂攻击”无产阶级。当然这比“敏感度培训”要激烈得多，一些人甚至无法忍受羞辱和压力而选择自杀。[55]

随后，中共在大学开展了“院系调整”，大量压缩、合并、取消原大学里的哲学、社会学等人文科系，许多综合性大学只剩下苏联模式的理工科，因为若延续民国时期自由的学术氛围造就的人文科系，教授学生对政治、社会问题必然有独立的思想观点，这是中共暴政无法容忍的“威胁”。同时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成为所有学生的必修课。整个过程在两三年之内完成，这和魔鬼在西方通过一代人创造以意识形态灌输为目的的新学科，从而将马克思主义思想塞进大学，动作相反，速度差异很大，但效果却差相仿佛。

中共1958年开始“教育革命”，其突出特点是：首先，强调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破除对资产阶级专家的迷信”，在党委领导下组织学生编写教学大纲、教材。北大中文系60个学生经过30天时间，就编写了一部长达70万字的《中国文学史》。[56]这充分实现了进步教育强调的以“学生中心”、“探索式学习”、“合作式学习”的教学法，学什么、怎样学都由学生自己商量决定。目的很明确，就是破除对权威的“迷信”（实质是灌输反传统理念），放大学生自我中心主义，为下一步文革中“造反”打基础。其次，强调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各学校都办工厂，在大跃进高潮中师生大炼钢铁、开垦农田。连人民大学这样的纯社科大学都办了108个工厂。这名义上是让学生在“实践中学习”（learning by doing），实际上是让学生啥也学不到。

此后的“文化大革命”，学生被发动起来，砸碎一切和传统文化沾边的有形和无形的文化遗产（详见本书第六章），和西方反文化运动遥相呼应。文革爆发后，毛泽东认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在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中共于1966年6月13日下发大学招生改革的通知，实施“纠偏行动”：取消大学入学考试，大量招收“工农兵”学生。文革中电影《决裂》反映了这种招生改革的理由：一位贫农出身的青年文化水平不够，但凭两手干农活磨出硬茧而获得入学资格。校长认为“文化低，能怪我们吗？不能！这笔账只能算在国民党、地主、资产阶级（压迫者）身上！”当代西方就有教授发表论文表示数学考试会导致种族歧视（因为某些少数族裔学生数学成绩比白人学生低）。[57]也有教授发表论文说按照男生更高的数学水平要求所有的学生，造成对女生的性别歧视。[58]凭硬茧上大学和将数学成绩低归罪于为种族、性别歧视，都是魔鬼把学生弱智化的手段。

文革之后中国恢复了高考。从此“高考”成为教育的指挥棒，中小学教育完全以高考为最终目的。大批学生在这种功利教育制度下成为只会考试的机器，没有独立思考能力，也没有辨别是非的能力。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一直是挥之不去的必考科目。在和传统断绝的学生头脑中，是非善恶完全按魔鬼的标准衡量。因此911恐怖袭击之后，大批学生欢呼；小学生宣称“长大要当贪官”；大学生卖淫、代孕成为各大学的新风景线。魔鬼已劫持了我们的下一代。

结语：回归传统教育

教育是承载着一个国家、民族与人类文明的未来，是百年、千年大计。回顾百年来的美国教育，在共产邪灵的渗透和影响下，已经千疮百孔，家长、老师被限制得无法给予学生很好的教养，本应让他们成才的学校成为放纵学生，把他们引入歧途的重要场所。学生道德的缺乏、技能的低下、脆弱心理承受能力与各种恶习、乱像、反传统与反社会的风潮让全社会感到揪心。共产魔鬼正在吞噬人类的后代与未来。

出版于1958年的《赤裸裸的共产党人》列出的45个共产党的目标中关于教育的目标是：“控制学校；把学校作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宣传的传送带；弱化课程；控制教师联合会；把党的路线写进教科书。”[59]放眼美国教育，这些目标不仅已经实现了，而且情况更加严重。由于美国的强大政治经济实力，美国文化也是全世界其它国家仰慕和效仿的对象，大部分国家都以美国为楷模进行教育改革。美国的教学理念、教材、教学方法、学校管理等影响了很多国家。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美国教育，就等于改变了全世界的教育。

创世之初或人类文明败坏时，会有觉者或圣人出世。这些觉者或圣人恰恰是一群被称为“老师”的人，如古希腊文明的奠基人苏格拉底，是一位教育家；在福音书中，耶稣也称自己为老师；释迦牟尼佛有十个名号，其中一个是“天人之师”；孔子是位教育家，而老子是孔子的老师。他们告诉人做人的根本，如何敬神、如何与人相处，提升道德。

这些被称为“老师”的觉者和圣人，是人类最伟大的教育家，他们的言语塑造了各大文明的形态，成为各大文明最重要的经典。他们所传授的价值观和提升道德的方法才是让每个个体达到心灵健康的大道。而心灵健康的个体，才能保证社会的健康的基本要素。无怪乎这些最伟大的教育家说出了相似的结论：教育是为了培养至善的品德。

曾被实践几千年的东西方古典教育，秉承了神传给人的文化，保留了大量珍贵的经验和资源。根据古典教育的精神，德才兼备是评判教育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在人类教育回归传统的过程中，古典教育的宝藏值得我们去锲而不舍地挖掘、学习。

道德高尚的人，可以自我管理，这是美国国父们希望的社会形态。道德高尚的人，会得到神的赐福，凭著勤劳和智慧获得物质上的充裕和心灵的满足。更重要的是，道德高尚的人才能让社会代代繁衍、生生不息。这是那些觉者和圣人——人类最伟大的教育家，对今天的人回归传统教育的启示。

备注

原文出处：http://www.epochtimes.com/gb/18/7/15/n10564808.htm

【大纪元2018年07月24日讯】第十三章 媒体篇：魔鬼把媒体变成谎言集散地和魔性信息通道

目录

前言

1. 共产国家的媒体是洗脑工具
   
2. 西方媒体是共产党渗透的重灾区
   
3. 媒体从业人员的大面积左倾
   
4. 媒体成为自由主义、进步主义的政治工具
   
5. 把电影变成反传统文化的先锋
   
6. 用电视把洗脑带进千家万户
   
7. 魔鬼把媒体变成全面战争的重要战场
   结语：重拾媒体责任

前言

在现代社会里，媒体的影响力是巨大的。小到一个社区、族群，大到一个国家乃至全球，人们的注意力无时不被媒体牵引著。随着媒体的演变，从报纸、杂志，到广播、电影、电视，再到网络媒体、社交媒体、自媒体的出现，媒体传播、宣传功效在传播速度、传播范围、视觉、听觉效果上大大增强，媒体对社会和大众的影响力更是与日俱增。

人们依赖媒体得到最新的消息、前瞻的分析，在信息海洋里，媒体就是大众的眼睛、耳朵甚至是大脑。媒体影响到人们可以看到什么信息、如何解读信息，进而影响人的思想、决策与行动。因为对媒体的依赖、信任以及人们在认知上容易先入为主的观念，媒体对人的影响有时会大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对社会精英阶层尤其是政治人物来说，媒体报导就是民意的聚焦点、行动的信号弹，被媒体关注的问题会被高度重视，没被报导的则被搁置淡忘。美国《独立宣言》之父杰弗逊曾经说过：“假如让我决定我们应该有一个无报纸的政府，还是有一个无政府的报纸，我会毫不犹豫地宁可选择后者。”[1]媒体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媒体可以是普世价值的捍卫者，也可能是邪恶的协从者。从根本上说，媒体是社会的公器，它们的职责是公正、准确、及时地报导世间大事的真相，匡扶正义、抑恶扬善，其使命超越个人、公司与党派私利。

在西方新闻界，媒体是真相与社会核心价值的守护者，具有“第四权”的崇高地位，记者被冠以“无冕之王”的称号。这是媒体人渴求的理想与精神寄托。

媒体大亨、著名的普利策奖创办人约瑟夫‧普利策曾说过：“我们的共和国与她的新闻媒体兴衰与共。一个胜任的、无私的、以公众精神为基准的媒体，拥有训练有素的智者，既具慧眼明辨是非，亦有勇气择善而行，这样的媒体能维护政府赖以立身的公众道德，无此公众道德，任何政府不过是一个骗局和笑柄。愤世的、被收买的、蛊惑人心的媒体将同时造就疑心重重、唯利是图、被煽动的民众。塑造共和国之未来的力量，就在未来媒体人的手中。”[2]

然而，在人类普遍的道德下滑中，面对强权的压力与金钱的诱惑，媒体也难以洁身自保。在共产国家里，媒体成了政权的奴婢，成为洗脑的工具、杀人的帮凶。在西方社会里，在共产邪灵的操控下，媒体也被共产主义思潮严重渗透，其代理人广泛散播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把媒体变成反传统、反道德、传播魔性信息与谎言仇恨的重要工具，为世风日下推波助澜。媒体真正的传播真相、守护道德良知的责任常被弃置一边。看清媒体现状，重拾媒体责任，在当今时世里，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

1. 共产国家的媒体是洗脑工具

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把媒体当作宣传洗脑工具来看待。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7年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中提出了“宣传工作”的概念，并要求成员要“具有革命毅力并努力进行宣传工作”。[3]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文章中也经常使用“党的阵地”、“党的喉舌”、“政治中心”、“舆论工具”等来表达媒体的性质与功能。

列宁利用媒体作为宣传、鼓动和组织革命的工具。他创立机关报《火星报》、《真理报》进行革命宣传鼓动活动。苏共夺权后，很快就使用媒体对内进行政治洗脑，控制本国人民，对外进行形象宣传与革命输出。

中共同样把媒体当成专政的舆论工具、党和政府的喉舌。中共深知“枪杆子、笔杆子，夺取政权、巩固政权就靠这两杆子”。[4]媒体宣传与枪杆子一样，是中共夺权和统治的重要工具。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就提出“党性第一”的原则，说党报“要在自己一切篇幅上，在每篇论文、每条通讯、每个消息……中都能贯彻党的观点、党的见解”。[5]

中共建政后，严格控制垄断所有的电视、广播、报纸、杂志、后来的互联网等媒体，把它们当成灌输共产党意识形态和洗脑的工具，打击异己、威吓大众，扭曲掩盖真相。媒体被严格审查，媒体人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果记者胆敢表达不同意见，等待他们的是非常凄惨的下场。被审查的不仅包括官办喉舌，个人在公开的网页或私下的群落中发言都被监视。

有一句话很形象地描述了媒体在中共统治下的角色：“我是党的一条狗，蹲在党的大门口，党让咬谁就咬谁，让咬几口咬几口。”其实，这何止是咬几口的问题，每次政治运动，都是舆论先行，用谎言煽动仇恨，再配之以暴力、杀戮，媒体成为杀人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1989年“六四”期间，中共声称学生是“暴徒”，冠冕堂皇动用军队“平暴”，“六四”屠杀后，又称“军队未向任何人开枪，天安门广场没有任何伤亡”。[6]在镇压法轮功时，当局炮制了所谓“天安门自焚事件”嫁祸法轮功，在全世界挑起仇恨，把迫害进一步升级。[7]

中共各级党委一把手极其重视宣传工作，宣传工作队伍极其庞大。截至2010年底，中国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在编工作人员有130多万人；其中，省地县三级宣传部约5.6万人、地方宣传文化单位约120万人、中央宣传文化单位约5.2万人。[8]而这尚不包括数量庞大的负责网络舆论监控与操控的网络警察、版主、舆情评论员和其它以各种形形色色身份参与宣传工作的人。

共产党当政的国家无一例外地耗费大量的资源来操控媒体。经过共产邪灵多年经营，共产国家媒体一言堂式地为极权政党当喉舌，欺骗、毒害世人无所不用其极，无需赘言。

2. 西方媒体是共产党渗透的重灾区

在上世纪共产党阵营与自由社会的对峙中，共产邪灵一直在千方百计渗透自由社会，而对西方国家媒体的渗透是其最重要的环节之一。鉴于美国媒体对全球的巨大影响力，本文以美国为重点阐述共产邪灵对媒体的操控。

苏俄篡政后，派出间谍打入西方媒体，或拉拢西方国家内部的共产主义同路人、同情者，试图掌控西方媒体话语权，为共产政权暴君唱赞歌，为暴政涂脂抹粉，在人们不知不觉中颠倒是非、造假宣传，甚至直接或间接误导西方政府要员，影响政府决策，做出有利于苏俄的政策和决定。

研究发现，很多前苏联克格勃指派的媒体间谍直接服务于美国有名望的大媒体，如惠特克‧钱伯斯（Whittaker Chambers）、约翰‧斯科特（John Scott）是《纽约时报》的编辑，劳特巴赫（Richard Lauterbach）、莱尔德（Stephen Laird）服务于《时代》杂志等等。他们借助其大媒体记者身份来往于政要、名人及各国首脑之间，不仅盗窃各种情报，也影响了包括战争、经济、外交、政治等很多重要事务的决策。[9]

《纽约时报》驻莫斯科记者瓦尔特‧杜兰蒂（Walter Duranty）曾做过很多有关苏联的重要报导，并以其13篇系列苏联报导而获得1932年普利策奖，但美国前共产党人勒夫斯顿（Jay Lovestone）和知名记者艾尔索普（Joseph Alsop）都认为杜兰蒂是苏联秘密警察部门的间谍。[10]

杜兰蒂在有关1932~1933年前苏联乌克兰大饥荒的报导中隐瞒真相，矢口否认该饥荒饿死几百万乌克兰人民的事实，他声称：“任何说苏联今天有饥荒的报导都是夸大其辞或恶意宣传。”[11]对于其虚假报导的危害，英国著名历史学家、苏联史权威学者康奎斯特 （Robert Conquest）在其经典著作《悲伤的收获：苏联集体化与恐怖饥荒》（The Harvest of Sorrow）中这样写道：“作为当时世界上最知名的报纸的最知名记者，杜兰蒂对大饥荒的否认被当成了真理。他不仅欺骗了纽约时报的读者，而且因为报纸的声望，他也影响了无数人对斯大林和苏联政权的看法。他毫无疑问影响了当时新当选的总统罗斯福对苏联共产政权的承认。”[12]

美国电影业的大本营好莱坞也受到了共产主义和左派思想的渗透，甚至一度成立了共产党支部。从第三国际成员、共产党人芒曾伯格（Willi Munzenberg）进入美国之后，就开始了把列宁发展电影制作的理念付诸实施、把电影作为媒体宣传的工具。从吸引美国人到苏联学习电影制作，到受训者可以公开参与电影业，到共产党在美国电影业中建立支部，再到美国人自己在自由世界里拍出歌颂共产制度的电影，苏共对美国电影业的控制与影响一步步加深。有作家指出，在那段时间中，在很多电影业者的眼里，苏联是他们的理想国。当时的著名剧作家甚至将纳粹进攻苏联称为“祖国受到攻击”，[13]在当时的电影《莫斯科使团》（Mission to Moscow）中公开宣称“苏联和传统的美国没有根本上的区别”。[14]

与苏联一样，中共在自由社会里的形象同样大大得益于左派媒体和记者，其中最突出的是美国左派记者爱德加‧斯诺（Edgar Snow）、艾格尼丝‧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

斯诺的《西行漫记》（Red Star over China，又译《红星照耀中国》）伪造了毛泽东等中共高官的光辉形象，美化共产主义的罪恶，在西方大力为中共做正面宣传。毛泽东因此说：“斯诺是为建立统一战线所需的友好关系扫清道路的第一个人。”[15]史沫特莱曾写过不少吹捧中共领导人的文章和书籍。美国作家普莱斯（Ruth Price）经过十五年的深入研究，从前苏联档案中发现了有力的证据，证明史沫特莱是共产国际间谍，在印度煽动武装革命，并为苏联收集情报。[16]斯特朗也写了大量吹捧中共的文章。因为他们对宣传中共形象的“巨大功劳”，斯诺、斯特朗和史沫特莱一起成为中共发行邮票纪念的三个美国“红色笔杆子”。

3. 媒体从业人员的大面积左倾

大部分美国人都对媒体的准确性持怀疑态度，而且多数认为美国的主流媒体总体来说是比较倾向自由派（liberal）的。调查显示47%的人认为媒体偏向自由派，而只有17%的人认为媒体偏向保守派。[17]不过，人们自然会有这样的疑惑：新闻业是一个竞争激烈的市场，媒体业界怎么可能系统地出现偏见呢？就算记者、编辑有自己的政治立场和关于社会问题的个人看法，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报导会出现偏见，因为记者的职业道德是讲究客观公正和平衡的，不应该受个人色彩影响；如果真的存在系统偏见，那么企业家可以建立没有偏见的新媒体，这些新媒体将会导致有偏见的媒体破产。

这是很多人用来证明媒体不存在系统偏向的常用论点，但事实绝非如此简单。美国政治学家格罗斯克罗斯（Tim Groseclose）2012年出版的《向左转──自由派媒体的偏见如何扭曲美国人的思想》（Left Turn: How Liberal Media Bias Distorts the American Mind）一书用严密的社会科学方法分析了美国主要媒体的政治倾向，得出结论，美国媒体的平均政治倾向远远比普通选民的政治倾向左倾，即倾向于自由主义和进步主义。相比媒体的平均水准，所谓主流媒体更是严重左倾，远离普通民众的政治理念。[18]

该书还分析了由于绝大部分媒体从业人员都是自由主义者，客观上造成对媒体界传统派的压力。在自由派媒体里工作的少数保守派人士被看作“轻微地邪恶而且不像人样（mildly evil or subhuman）”，即使不辞职，也不敢公开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更不能在文章中或制作的节目中传达保守派的理念。[19]由于媒体大幅左倾，具有传统派观点的学生不愿选择新闻专业，毕业后也不愿进入媒体工作。自由派媒体从业人员在一个自我封闭的圈子里互相加强其政治理念，视普通民众为顽固不化的凡夫俗子，而自己才是引领时代潮流的精英、具有同情心和良知的知识分子。

主流媒体并不一定代表主流民意，盖洛普2016年的一项调查也佐证了这一点。该调查表明，美国民众当中的保守派占36%，仍然超过自由派的25%。[20]也就是说，如果媒体如实反映大多数民众的立场，那么媒体的整体情况就不应该是左倾的。媒体的过度左倾显然不是民意推动的结果，而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可以进一步推演说，大部分主流媒体不是在做公正报导，而是受到背后政治议程的驱动，主动引导读者向左转。这一点也可以从上面提及的盖洛普调查中得到说明，民众总体在向左转。1996年保守派与自由派的比率差距有22%，2014年差距只有14%，而到了2016年只有11%了。保守派的比率一直保持稳定，而中间派很多向左转，变成了自由派。这个转变，不能不说与主流媒体的超前超强左倾、引导民众向左转有关。由此，即使媒体出现系统偏见，也可以通过主动引导来制造具有同样偏见的读者群以维持媒体自身的生存。

媒体从业人员的党派比例也可说明一些问题。通常左派（或自由派）倾向于民主党，而保守派倾向于共和党。据美国《华盛顿邮报》2014年的社会调查显示，美国媒体从业人员中，28.1%自称民主党，7.1%自称共和党，相差四倍。[21]在大的报纸和电视媒体中，左派占了绝大多数，从媒体所有权到社论、报导倾向都明显左倾。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全美最大的100家报纸中，有57家公开支持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发行量超过1,300万，而支持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只有2家，发行量只有区区30来万。[22]

为什么媒体如此左倾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上世纪60年代受共产思潮影响，发生了大规模的左派激进社会运动，那些激进的学生后来摇身一变进入了媒体、学术界、上层社会、政府机构、媒体、艺术等领域，抢占话语权。

在大学里，教授属于左派的占绝大多数，新闻系、文学系浓重的左派意识形态自然也影响了学生。从事新闻行业工作的薪水并不是很高，很多人愿意进入这个行业本来就是有一种理想主义的使命感，而共产邪灵钻了这个空子，把至关重要的媒体悄悄地变成了左派的根据地。

除了新闻媒体，影视界也是重灾区，可以说今天的好莱坞已经成为左派大本营。左倾制片人以其精良的制作和娴熟的故事技巧，将左派理念推销给社会，并辐射全球。电影主题常出现抨击资本主义和所谓的阶级压迫、褒扬同性恋等反道德行为以及追求平权、反美情结等内容。

美国作家夏皮罗（Ben Shapiro）采访了大量好莱坞明星和电视制作人，写了《黄金时段的宣传──真实的好莱坞故事：左派如何占领你的电视》一书。一个知名制片人说这个行业内是自由派“100%占主导，任何人想要否定这一点那简直是开玩笑，或者是没说真话”。当被追问是否政治观点不同会成为进入业界的一个阻碍时，回答是“绝对没错”。一位知名制片人直截了当承认，好莱坞通过节目推销自由派政治主张，他表示，“实际上我对此非常赞同。”一名执行主管在谈论当今的电视喜剧的时候说到，节目中“只有一个观点，那就是非常进步主义的视角”。[23]一个知名的刑警题材的电视纪录片系列的制作人承认，在节目中他有意更多展示白人为罪犯的场景，因为他不想让观众形成负面的（种族）成见（注：在“政治正确”语境中，把少数族裔描绘为罪犯会被指责为种族偏见）。[24]

夏皮罗认为造成影视行业偏左现状的一个原因，是行业内的“裙带关系”是基于意识形态上的。朋友推荐相同意识形态的朋友工作。他惊讶于好莱坞人群毫不隐瞒他们反保守派的行业歧视，指出正是这些主张宽容和多元化的人对于多元的意识形态没有宽容。[25]

4. 媒体成为自由主义、进步主义的政治工具

新闻教育之父、世界上最早的新闻学院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创办人威廉斯（Walter Williams）在1914年就订立了著名的“新闻记者信条”（Journalist’s Creed），信条的规定包括忠于大众、清晰、准确、公允、敬畏上帝、不受自傲与权力欲望所左右、不哗众取宠、尊重读者等。[26]但上世纪60年代后，进步主义在美国大行其道，深深影响了美国媒体，宣导（advocacy）取代了客观，自由主义、进步主义的报导取代了公允。正如本书已经多次指出的，自由主义和进步主义是共产主义的新伪装。

在《媒体精英》这部经典研究中，作者发现，记者对有争议问题的报导反映了他们自己的态度与教育背景，同时，在新闻室里的占大多数的政治自由派把新闻报导推向自由主义的方向。[27]

新闻学者凯帕斯（Jim A. Kuypers）在研究了美国新闻媒体二百多年的演变之后也认为，今天的主流媒体在组成上和报导实践中都是自由主义和进步主义的。他提到，一左派大报的编辑说：“我们太经常在袖子上挂着自由主义，不容忍其它的生活方式和观点。……我们毫不讳言：如果你在这里工作，就必须是我们的同类，你必须是自由主义的、进步主义的。”[28]在另一项研究中，凯帕斯发现，在种族、福利改革、环保、枪支管控等许多社会议题的报导上，主流媒体都偏向自由主义。[29]

左倾媒体占据主导地位后，对美国的政治生态产生很大的影响。媒体很容易把自己的政治倾向与新闻混杂在一起呈现给受众。CBS前新闻记者戈德伯格（Bernard Goldberg）在2001年《华尔街日报》的评论文章中说，主流新闻主播偏见如此之深，以至于他们“甚至不知道什么叫自由主义的偏见”。[30]

对讲诚信的西方人而言，在看一些主流媒体和严肃的新闻时，心里基本上不设防线。很多时候，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媒体报导的新闻是客观的、全面的，专家的分析是基于可靠资料的认真分析。这种信任感，将人们不知不觉地置于左倾媒体的洗脑之下，媒体成为培养左倾势力的重要基地。

西方自由国家传统上重视媒体的真实、客观、公正，因此媒体在常规情况下不会使用编造假新闻的方式欺骗公众（现在假新闻横行是一种极端反常的情况），而是使用了相当复杂隐晦的手段，主要包括：

其一，选择性报导：每天世界上发生成千上万的事件，哪些事件进入大众的视野和意识、哪些湮灭无闻，几乎完全取决于媒体的选择。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媒体拥有巨大的权力。由于大批媒体和媒体从业人员受到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影响，在其报导中越来越多地渗入意识形态色彩。在媒体报导中，各种左倾思潮成为主调，如“社会公正”、“平等”、女权主义等被大幅正面报导，而对共产主义的罪恶则轻描淡写。前美国众议院议长金里奇（Newt Gingrich）曾批评左倾媒体对共产主义有好感，他们拒绝面对马克思主义无穷无尽的惨无人道的记录，常常为马克思主义开脱。[31]

选择性报导大体有三类情况。第一，对事件的选择，即只报导或者主要报导那些有助于引导读者接受左倾意识形态的事件。第二，对事件背景的选择，即不是全面报导事件的前因后果，而只报导有利于证明左派意识形态的部分背景。第三，对评论的选择，即只引述有利于证明左派意识形态的个人或团体的观点，而对相反的观点轻描淡写。上文引述的《向左转》的作者格罗斯克罗斯写道：“每一个因写出来而犯的错误，都对应着数百甚至数千因不写而犯的错误──也就是记者选择那些只有一派政治势力愿意提及的事实和事件。”[32]

其二，设置议题（agenda-setting）：上世纪60年代，媒体研究者提出一个影响深远的理论，即媒体设置议题的功能。伯纳德‧科恩（Bernard Cohn）的表述简明扼要：媒体“也许无法左右人们对问题怎么想，但可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读者想什么问题”。[33]也就是说，媒体可以通过报导的数量，或持续跟踪某一类事件等手段，强调某些问题的重要性，同时淡化另外一些同样重要甚至更加重要的问题。变性人权利等只有小众关心的问题成为媒体关注的热点，就是媒体设置议题的成功范例。另外，全球暖化成为媒体和政界关心的重大问题，是媒体和其它政治力量长期综合运作的结果。

其三，使用误导性思考框架（framing）：有些事件影响太大，媒体无法视而不见时，就使用误导性思考框架，抢占对这些事件的解释权。上世纪60年代的性解放运动和福利国家政策加速了家庭的解体，加剧了贫困和犯罪等现象，但左派利用媒体、好莱坞等，塑造坚强、自立的“单亲母亲”形象，掩盖了其背后真正的社会问题。在一些媒体甚嚣尘上地对“白人至上”的谴责，把一些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地位低下说成是制度性歧视的结果，这些都可以说是媒体和其它政治力量通力合作的结果。

使用误导性思考框架的具体表现之一是报导时主题先行，记者或者编辑预先有对问题的既定态度，记者在撰写新闻时，不是从事实提炼出故事和观点，而是反其道而行，主题先行，把新闻事件像橡皮泥一样捏成自己需要的样子，用来证明自己的成见。

其四，用“政治正确”进行自我审查：政治正确是魔鬼的思想警察，对大众媒体的控制最为严密。很多媒体都有成文或不成文的“政治正确”手册，规定哪些问题可以报导、哪些问题不能报导，或者只能按照某一种口径报导。由于有所谓“仇恨言论”的立法，欧洲媒体不敢客观报导移民犯罪，尽管移民犯罪已经成为巨大的社会问题，威胁著这些国家的安定。美国媒体对移民犯罪也三缄其口，不愿提及犯罪者的移民身份。

其五，贴贬义标签降低保守派影响：研究者发现，自由派媒体出于“平衡报导”的需要，不得不引用保守派人士或者保守派智库的观点，但是在引用其观点时，一般都会加上一个标签，如“保守派”、“右翼”、“宗教右翼”等等，暗示他们的观点是出于其保守的意识形态，因此是有偏见的，甚至是不可信的。而引用自由派人士或者自由派智库的时候，他们往往使用中性的或者具有肯定意义的头衔，如学者、专家等等，暗示他们的观点是中立、客观、理性、可信的。

其六，创造“政治正确”语言，潜移默化影响人的思想：西方媒体和左派政界、学术界联手创造出一整套政治正确的语言，这些词语的数量极其庞大，被媒体多次重复后，进入读者、观众的潜意识当中，潜移默化地影响公众对社会的认知和理解。

左倾理念一旦形成，它会表现在社会的方方面面。《纽约时报》2008年10月14日的评论《聚光灯下尽是自由主义理念》（Liberal Views Dominate Footlights）开篇就说：“在大选期间，纽约的剧院观众可以看到大约十几个过度政治化的戏剧，从伊拉克战争、华盛顿的腐败、女权主义到移民。但这里你看不到保守主义者的观点。”[34]

这种政治理念也会反映在选举中。自由派政治候选人得到更多的正面媒体关注，传统派被变相打压。格罗斯克罗斯的研究发现，在华盛顿特区的记者有93%会投票给民主党，而只有7%投票给共和党。而这些记者的报导和媒体上各路“专家”的分析，深刻影响了选民的投票。格罗斯克罗斯计算，如果媒体真的能够客观公正地报导大选，2008年共和党候选人马侃就会以56%对42%击败民主党候选人奥巴马，而结果马侃反而以46%对53%输掉了那场选举。[35]

5. 把电影变成反传统文化的先锋

   好莱坞电影的社会影响是世界性的。虽然在世界电影总产量中，美国电影占比不到10%，但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全球影院超过70%的放映时间是在放映好莱坞电影。好莱坞主导全球电影界是不争的事实。[36]好莱坞成为美国文化的世界性标志，是美国价值观在全球的传播、放大器。魔鬼当然也不会错过这个工具，来传播反传统的变异价值。

今天大多数的美国人也许很难想像，在上世纪30、40年代，美国的家庭几乎不需要担心电影对孩子们的影响，因为那时电影界有严格的道德自律。

1934年在教会的协助下，电影界制定了《海思条例》（Hays Code，全称为Motion Picture Production Code）。条例的第一条规定：任何电影不得降低观众的道德水准。因此观众的同情绝不能导向罪犯、犯罪行为和罪恶；关于性的条例规定，必须维护婚姻和家庭的神圣性，电影不得暗示低俗的性关系是可接受的，或者是常见的。通奸有时是情节所必需的内容，但绝不能做露骨的处理，或者以正面或以吸引人的方式来呈现。

然而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伴随着共产邪灵主导的“性解放”观念升温造成的文化道德冲击，同时电视在美国家庭的普及给电影界带来巨大的竞争压力，越来越多的影片无视《海思条例》，对好莱坞原有的道德自律带来极大的冲击。如改编自同名小说的《洛丽塔》（Lolita, 1962），以继父和未成年女儿之间的不伦性关系作为主题，获得一项奥斯卡奖和一项金球奖。虽然在当时这部片子毁誉参半，但今天“烂番茄”影评网站41个评价中好评达93%，从中可见整个社会道德的巨大变异。

最终，60年代末西方受共产主义思潮影响的反文化运动高潮到来，宣告了好莱坞传统道德秩序的解体。这个动荡时代中几部代表性反叛影片标志着魔鬼大规模控制好莱坞的开始。

首先是1967年的《我俩没有明天》（Bonnie and Clyde）。该片改编自大萧条时代以邦妮与克莱德夫妇为首的杀人抢劫犯罪团伙的真实故事。在大萧条当中，由于房屋被银行没收造成了人们的流离失所，强盗对此表现出“义愤”。由此影片把杀人抢劫银行行为描绘成是出于对社会“不公正”的不满，暗示恶行有着某种罗宾汉式的“正义性”。值得注意的是，本书多次提到，魔鬼善于用某种看似“高尚”的“社会正义”把恶行合理化。影片中强盗夫妇由帅哥美女正面呈现，他们看上去有情有义、有“正义感”，而警察却是无能、奸诈之辈。这清晰体现了当时反传统价值、反社会秩序的主题。甚至在结局中，两个强盗的死都显得“无辜”，他们死于警察预设的“阴谋”，他们的死被美化成为打动青年观众的“暴力经典”，暗示他们是为某种“伟大事业”受难的“圣徒”。

影片的叛逆震惊了主流社会，却获得反叛学生的强烈共鸣。饰演男女主角的演员登上《时代》杂志封面。年轻人模仿他们的风格、穿着、谈话的方式、反叛习俗和反传统的方式乃至死亡方式。[37]一位激进的学生组织领袖在媒体上撰文，认为邦尼和克莱德是与古巴游击队头目切‧格瓦拉和越共恐怖分子阮文追一样的“英雄”。[38]还有激进学生组织宣告：“我们不是潜在的邦妮与克莱德，我们就是邦妮与克莱德。”[39]

该电影以赤裸裸的暴力镜头、美化罪犯的主题和性的场景远远超出好莱坞道德规则边界，却仍然得到业界推崇：该片获10项奥斯卡奖提名，最终赢得2项大奖。这意味着原有规则的解体。

另一部电影是同年底的《毕业生》（The Graduate），反映了上世纪60年代大学生内心的彷徨和冲突。男主角大学毕业，面对人生目标时茫然和孤独。父辈所代表的传统价值观被呈现为枯燥与虚伪的，他因而拒绝进入主流社会。他被一已婚妇女色诱后，又和其女儿恋爱，当女儿洞悉其母亲与该男学生有染后，亲情、恋情交织在一起，当最后她和另一男友举行婚礼之际，该毕业生赶来，两人又一同私奔。该片将年轻人反传统、乱性、乱伦、私奔等情节搅在一起，复杂离奇，但却迎合了当时社会反叛青年迷茫的心态、反传统的大潮流，轰动一时。其票房收入之多使其在历年电影票房总收入榜中名列前茅。电影以7项奥斯卡奖提名，1项得奖获得好莱坞认同。这两部电影开启了所谓的“新好莱坞”时代。

到1968年底，好莱坞用分级制度取代了《海思条例》。也就是说，什么内容都可以上银幕，只要贴上分级标签就行。这大大放松了媒体人的自律，模糊了娱乐界是非善恶的标准。走到这一步，实际上是娱乐媒体人主动把道德和创作分割，魔鬼利用已经变异的社会思潮，通过媒体给人欲望的刺激，让人在即时可得、成本极低的满足感中躲避生活中的不如意之处，同时也利用制片商的贪婪，让他们通过暴力和色情吸引人群，而得到商业回报。

电影是一个特殊的媒体，它让观众完全融入影片塑造的氛围里，使其忘掉现实，和主角分享同样的感受，与导演分享同样的视角。成功的电影使观众如醉如痴，甚至不愿让任何事物把自己拉回现实。因此它对塑造观众的价值理念作用非常大，也使魔鬼利用它能更有效地让人背离传统。

一位知名制片人表示：“纪录片转化已经转化的，故事片转化未被转化的。”[40]也就是说，纪录片强化观众已有的价值观，而故事片用引人入胜的方式，在观众不设防的情况下，把一种新的价值观灌输给他们。《我俩没有明天》的制片人兼男主角是位热衷于社会主义理念的明星，他编导主演了奥斯卡和金球奖得奖片（最佳导演）《赤色分子》（Reds, 1981），在冷战高峰期以平易可亲的形象成功改变了美国人对激进共产主义分子的看法。[41]在另一部他编导并主演、获得多项奥斯卡提名的电影《吹牛顾客》（Bulworth, 1998）中，他塑造了一个坦诚的总统候选人，然后借主角的身份发表演说，告诉观众，阶级问题──而不是种族问题──才是美国政治的中心，普通白人与黑人之间的共同利益超过他们与富人之间的共同利益。[42]他的电影如此成功，以至于人们一度敦促他参政竞选美国总统。

许多电影的教唆效果立竿见影。比如在好莱坞《我俩没有明天》的首映式上，有人在结束时站起来大声咒骂警察。[43]分级制度生效后，好莱坞第一部R级（儿童不宜）卖座大片《逍遥骑士》（Easy Rider, 1969）就使吸毒风靡社会。它讲述了两个长发的嬉皮士摩托车手贩卖可卡因的冒险之旅。摇滚、毒品、嬉皮公社、妓院是他们一路上的生活方式，拍摄中甚至使用了真实的毒品。他们避世、放纵、反传统而“自由自在”的嬉皮士生活，成为无数反叛青年的“梦想”，也使毒品成为反文化的象征。其导演承认，“可卡因在美国成为一个大问题，说真的全因为我。”[44]

自从分级制度诞生后，好莱坞被邪灵利用制造出大量充斥正面描绘性、暴力、毒品、犯罪团伙等败坏行为的电影作品。有研究发现从1968年到2005年出品的好莱坞电影中R级影片占58%。[45]

美国学者维克特‧克莱恩（Victor B. Cline）在上世纪70年代对当时盐湖城放映的37部影片做了分析，发现57%的电影正面表现了主角对配偶的不忠行为，或者用某种情形将其合理化；38%的电影将犯罪行为表现为有回报的或者是成功的表现，并且令人兴奋而没有任何负面后果；59%的电影主角杀死了一个或更多的人；72%的女主角有某种形式的通奸行为。实际上只有一部电影中的男女性关系是在合法婚姻之内的。只有22%的电影中主要人物的婚姻生活是合理和健康的。[46]

针对大众对电影中过分的暴力、性内容的批评，一种常见的辩护就是电影只是反映现实生活，因此并不会带来更多负面影响。但是事实上，上述关于电影的统计显然不能反映现实状况。大量左派好莱坞从业人员，自然会将其价值观反映到作品中来，从而影响社会大众。前好莱坞编剧、知名影评人麦德维徳指出，好莱坞从业者按照他们的意愿改变社会的价值观：美化暴力、鼓吹性乱、贬低家庭等等。[47]也有人认为这些败坏道德的内容只是因为受到金钱的驱使。无论哪种原因，结果都是魔鬼想要的。

不过分地说，电影带动人群道德下滑的效应已经令人触目惊心，有的甚至把兽或怪物放在英雄的位置上，宣扬人变兽、人兽交主题的作品也已经被好莱坞主流认可、受到赞誉，这就是魔鬼统治我们世界在生活中的真实反映──人们坦然接受鬼怪登堂入室。

这些反传统电影，表面上用各种貌似高深的理论探讨、反映社会现实问题，实际上是精心设计各种借口，给观众呈现一个“复杂的具体环境”，让人觉得道德准则必须随着实际情况而变。这其实是向观众宣布：这个世界并没有黑白分明的善恶正邪之分，传统是乏味和令人压抑的；道德是相对的，传统社会中被鄙视的丑恶行径总可以在某种情境下被推到聚光灯的中心，受到同情甚至推崇。人们在享受娱乐的同时，魔鬼用这种方法把道德相对主义悄悄植入人心，将人一步步推离传统。

6. 用电视把洗脑带进千家万户

如今电视融入了人们日常的生活，它成了人们休闲、聊天、吃饭的一部分。而经常看电视会改变人的价值观，人却不自知。美国“媒体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研究证实了这一点。比如一个人观看电视越多，越不倾向于坚守诸如诚实、可靠、公正等传统价值观；观看电视越多的人，越倾向于对性道德方面的“开放”，更容易认同婚外性关系、堕胎、同性恋等等。虽然两组人自称信神的比例都差不多（约85%），但一个人观看电视越多，就越不容易珍视宗教原则和遵循神的教诲。比如问卷选择：“应该在任何情况下都遵从神定下的价值规范，还是遵循个人价值的同时结合神的道德规范？”看电视多的人容易倾向于后者。[48]

从这些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个特点，就是经常看电视能够使人容易倾向于道德相对主义。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电视已经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除了情节引人入胜的电视剧和电影有同样塑造人的价值观的效果之外， 脱口秀、情景剧甚至纪录片等等也通过每天不断重复，悄悄把各种变异理念灌输进人的大脑。

以脱口秀为例，演播室为了收视率，特别乐于邀请那些观点或行为与传统价值相左，或者生活矛盾突出的嘉宾，或者邀请“专家”讨论一些有道德争议的话题。这些嘉宾被鼓励“勇敢”吐露个人生活中的“深刻复杂的问题”，然后主持人、专家或者现场观众会给出种种解决问题的“选项”。为了使节目受欢迎，节目中通常没有任何道德评判。于是许多节目便成为败坏、变异行为和观点的展示场。人们逐渐认同，他们原本坚持的价值观在某些“特别情形”下并不适用。这实际也就悄悄否定了普世价值的存在。

还有很多电视台晚间节目充斥下流、低级的内涵，不堪入目。一些节目主持人也以出口说脏话为荣，甚至女主持人也口出不逊。不少节目是在人们极度放松的情况下，以娱乐的形式，灌输低级品味、反文化、反传统的内容，久而久之，人们见怪不怪，甚至认同、欣赏，道德下滑而不自知。

电视情景剧也被魔鬼利用，把平时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不常见的变异价值观、行为不断重复呈现，使之“正常化”。

夏皮罗曾举过这样一个例子。在风靡美国的情景剧《朋友》（Friends）中有这样一个片段。罗斯（Ross）的前妻卡罗（Carol）是个女同性恋，但她怀了罗斯的孩子。罗斯显然对自己的孩子在同性恋家庭长大感到困扰，这时菲碧（Phoebe）走过来安慰罗斯说：“我长大的时候，你知道我爸离开了我们，我妈去世了，继父被关进了监狱，所以我几乎没办法拼凑出一个完整的家庭。而你的孩子，现在还没有出生，就有三个家长在争着谁能爱他/她更多一些。他简直是世界上最幸运的婴儿。”罗斯一下子释然了，觉得很有道理。夏皮罗写道：“一个怀孕的女同性恋和三个家长，不但被描绘成正常家庭，甚至还是令人羡慕的家庭。”[49]

医学上发现，人的脑电波呈现出五种模式，其中两种是人在清醒时的模式，称之为α模式和β模式。当人处在紧张工作的状态下，脑电波呈现β模式，此时人的分析能力加强，偏重理性思考。如果一个人正在辩论，其脑电波会呈现出高度β模式。换句话说，人处于这种状态下时，警惕性提高，不容易上当受骗。但当人处于放松的状态下，脑电波呈现α模式，这种情况下，人的情感占据主导，分析能力下降。人们在看电影电视时，不是处于一个严肃的思考状态，而是一个放松和容易被灌输的α模式。这种情况下，人很容易被影视剧里的观点说服。

研究显示，接近三分之二的媒体节目（包括儿童节目）含有暴力情节，有误导倾向的性内容也遍布电视和影片中。除了学校的性教育课程，年轻人把媒体列为他们有关性行为信息的第二重要来源。大量研究表明，媒体的暴力内容会造成年轻人对暴力脱敏，增加他们未来人生中产生攻击行为的风险。媒体对年轻人的暴力倾向、少女怀孕、性行为造成恶劣影响。常看含性内容节目的少女在三年内怀孕的概率是少看此类节目的女孩的两倍。媒体的性节目也增加强迫性侵害以及危险性行为的风险。[50]

大量的色情和性内容直接对社会的价值观和传统进行冲击，一位学者指出：“媒体充满了性的内容，不要说孩子，就是批评家都难以抗拒，我认为媒体成了我们真正的性教育者。”[51]受媒体的影响，婚外性行为、通奸等等成为了人们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觉得只要当事者你情我愿，没什么不可以。

在《黄金时段的宣传》一书中，夏皮罗总结上百个对美国影响很大的电视剧集。他发现随着时间推移，这些节目从肯定自由主义（Liberal），到推行无神论、嘲笑信仰，到推行性和暴力、推行女权主义、肯定同性恋和变性，到排斥道德，否定传统的夫妻、家庭、亲子关系，到极力推广左派观点，到树立没有同情心、残暴的人为正面人物，其演变过程就是一个趋向越来越堕落的价值观的过程，这种反传统生活方式对社会大众特别是年轻人的观念产生了很大的影响。[52]

更有甚者，众多所谓音乐电视节目毫无掩饰地向青年观众推销软色情，乃至变态性行为的色情。[53]电影分级制度实施之后，大量赤裸裸的色情片贴上“Ｘ”级标签即可出品。随着技术发展，这些淫秽节目从地下走到地上，在录像出租店、付费有线电视频道、旅馆中随时可得，不断引诱人们走向堕落。

在电视节目上，魔鬼也没有忽略对孩子的污染，形象丑陋的卡通、暴力卡通，乃至节目中隐藏的各种进步主义、自由主义理念，比如以“多元主义”的名义灌输同性恋观念，以“世界上只有一个你”灌输每个人都应该得到尊重，与其道德行为无关，诸如此类。[54]

诚然，许多好莱坞节目制作人或许没有一个成形的计划，要把各种变异观念灌输给大众，但如果节目制作者本身认同魔鬼的进步主义、自由主义理念，那么节目中“不自觉地”掺杂变异理念也是可以预料的。真正有慎密计划的是魔鬼，而媒体人远离了神就会成为被魔鬼操纵的棋子。

7. 魔鬼把媒体变成全面战争的重要战场

在共产主义的斗争哲学中，为了政治目的可以不惜一切手段，进行没有道德底线的超限战。在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传统派候选人川普直言反对“政治正确”、提倡回归传统价值、法治秩序、减税振兴经济与生活、复兴人对神的崇敬与谦卑等将美国“向右拉回”的举措，引起了自由派的恐慌，因此自由派通过其控制的主流媒体，对川普发动了大规模攻击。

在大选中，左倾媒体利用各种手法刻意丑化、集体唱衰川普，把其支持者描述为种族主义者、性别歧视者、仇视外来人口、未受过良好教育的白人，让人生出鄙夷、不愿与之为伍的心态，以左右大选导向。除少数几个媒体外，几乎95%的媒体都预言川普肯定会落选。但事与愿违，川普最后赢得了大选。

通常来说，无论选战如何激烈，选战结束后，不同党派、团体都应重归正常运作。媒体更应秉持公正准则，以国家利益为重，保持媒体中立的原则。但美国2016年总统大选结束后，人们看到的却是，媒体并没有从选战时期走回国家正常运作之中，而是继续选战的仇恨，甚至抱定鱼死网破的态度，哪怕自毁形象，也要一拼到底。

大多媒体故意忽略川普政府的政绩，如金融市场创历史纪录的股票行情、美国外交上的胜利、几乎彻底消灭伊斯兰国（ISIS）、美国失业率创18年历史新低，使美国企业界重新焕发生机。不但如此，这些媒体尽一切可能捕风捉影、处处掣肘。比如所谓“通俄门”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但特别检察官的调查迄今却依然没有找到任何证据，而国会的报告则更直接指出川普没有通俄问题。[55]

为达到攻击川普的目的，媒体还大量制造假新闻。2017年12月，一个美国电视新闻巨头由于谎报川普命令其部下和俄国共谋沟通的假新闻，不得不处罚该资深记者四个星期无薪停职，并以收回假新闻而收场。[56]最后，那两位记者被迫离开了该电视台。那位记者的团队以前可以说战绩辉煌，获得过4次皮博迪奖（Peabody Awards）、17次艾米奖（Emmy Award）等大奖，但假新闻令他们自毁名声，黯然收场。

2018年6月，一名洪都拉斯小女孩与母亲试图偷渡进入美国、遭到边境巡逻队拦下的哭泣照片，在媒体与网路上广为流传。媒体声称小女孩被强迫与母亲分开，借机大肆批评川普严守边境、防堵非法移民的政策。随后，某著名杂志将小女孩的照片与川普的照片加工合成，作为杂志封面，并在封面上加注一句“欢迎来到美国”，试图借此嘲讽川普。但小女孩的父亲随后接受媒体采访表示，小女孩并没有与妈妈分开。[57]

根据“媒体研究中心”（Media Research Center）近两年针对美国主要三大媒体广播公司的晚间新闻进行的研究发现，川普是这两年三大电视台的报导重心，占三台晚间新闻总时数的三分之一。在2017年对川普负面报导的比率高达90%，正面报导却只有10%。在2018年负面报导更高达91%。该报告说：毫无疑问，没有一位总统像川普一样在这样长且持续的时间内受到这样的敌对报导。[58]美国民众也看出假新闻的端倪。根据蒙莫斯大学（Monmouth University）2018年4月的民调，美国民众认为“新闻媒体传播假新闻”的比率，从前一年的63%，攀升到77%。[59]2016年盖洛普的一项调查发现，美国对媒体的信任度降至新低，只有32%的人对媒体有很多或相当程度的信任，比前一年降低了8个百分点。[60]无怪乎一位大媒体老板痛心地说：“假新闻是我们时代的癌症。”[61]

按照美国选举的结果，支持和反对川普的几乎各半，而媒体的态度却基本上是一面倒，这并非正常现象。对川普的妖魔化攻击是因为他力主恢复传统，他的理念与左倾的反传统思想是不能共存的。媒体的抹黑如果能使人们对他失去信任，从而对抗他恢复传统的努力，就达到了这种负面报导的目的──阻止社会向传统回归。

更令人忧心的是，大批媒体成为激进言论的放大器，激化社会矛盾，挑起仇恨对立，引发、加剧社会撕裂。其做法可以说到了不顾基本伦理、不计后果、不惜自毁的同归于尽式的地步，把国家带入十分混乱、危险的状态。

结语：重拾媒体责任

如果说上世纪共产邪灵还只是局部的渗透、侵占世间各个领域，那么时至今日，魔鬼已经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人类世界方方面面都已经被魔鬼侵蚀。媒体对人类的巨大影响被共产邪灵有效地利用来进行洗脑、欺骗、败坏世人道德，使人们在不知不觉中走向变异而不知。

西方国家里很多自由派媒体沦为共产邪灵掩盖真相、误导世人的得力工具。很多媒体失去基本的职业操守，各种不择手段的攻击、谩骂、诋毁，不计媒体自身声誉、不计社会后果。

魔鬼能得逞的原因是它利用了人的种种道德弱点：追求名利、无知、懒惰、自私、被滥用的同情心、争斗心等等。有的人自以为是地把自己装扮成真理在握者反叛传统的价值，有的人为了博得眼球而迎合道德堕落的“大众需求”，有的人为了自己的职业前途而顺从堕落的标准，有人出于妒嫉和敌意编造假新闻，有人由于无知和懒惰而听信假新闻，有的人利用人们的善良和同情心而鼓吹所谓的社会正义，带动整个社会往左转，有的人为了政治、经济目的而不择手段……

媒体的使命是崇高的，它本是人们赖以获取日常大众信息的生命线，也是维护社会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承载着大众的信任客观、公允是对媒体的基本伦理要求，是人们对其信赖的关键，但今天的媒体乱象无处不在，让人们对媒体的信心大打折扣。重拾媒体的使命、重现新闻业的辉煌，是媒体人的光荣责任。

重拾媒体的使命意味着媒体需要追求真。媒体对真相的报导是全面的，而且是出于诚意。很多媒体在报导社会现象时呈现的是局部的真实，往往带有误导性，有时比谎言更有害。

重拾媒体的使命意味着媒体需要追求善。媒体的善并不是对同情的滥用，不是政治的正确，而是为了人类真正长远的福祉。人类的出路不在于短期获得多少经济利益，更不是共产邪灵炮制的乌托邦，而是沿着神给人开创的传统之路，提升道德水准，最后能返本归真，返回生命真正的美好家园。一个媒体让社会重德才是根本的为善。人类社会是善恶同存的，传播真相、揭露邪恶、抑恶扬善，是媒体的责任。

重拾媒体的使命意味着媒体需要更多地关注事关人类前途的大事。在人类最近一百多年里，出现了自由社会与共产阵营的对峙。表面上是意识形态的对峙，实际上是正与邪、善与恶、生与死的交锋。共产邪灵在全世界摧毁人类文明赖以维系的道德，在东欧共产政权解体之后，其阴魂仍然未灭。

在中国这个文化古国，中共最近二十年发动了对信仰“真、善、忍”普世价值的法轮功的迫害。这场迫害涉及人数之多、范围之广、时间之长、迫害程度之惨烈，在人类历史上都罕有其比，是当代社会最大的信仰迫害。从根本上说，这不只是对法轮功的迫害，而是对人类文明核心价值的迫害，对人类信仰自由的迫害。但西方媒体报导数量和力度与之相比远远不成比例。大多数主流媒体受中共政权威逼利诱，在报导上自我审查，对这场当代最大的信仰迫害保持沉默，有的甚至散播中共造谣谎言，为邪恶推波助澜、助纣为虐。

同时，人类也出现了反对共产邪恶主义、回归传统的潮流。在中国，已经有超过3亿人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这样一件关系到中国与世界未来的大事，西方媒体却罕有报导。

在世界经历巨大变迁的今天，真相与传统道德比任何时候都尤显重要。世界都需要能明辨是非、择善而行、维护公众道德的媒体。是否能够超越个人、公司和党派利益考量，从人的基本良知出发，把真实的世界呈现在世人面前，是摆在每个媒体人面前的课题。

对读者和观众来说，在媒体道德下滑的时候，明辨是非，理性认知媒体的各种信息，从传统出发判断问题，从普世价值的角度衡量社会现象，促成媒体回归历史使命，变得极其重要，这也是人们能够远离共产邪灵、走回传统、走向美好未来的关键。

备注

原文出处：http://www.epochtimes.com/gb/18/7/24/n10586579.htm

【大纪元2018年07月28日讯】第十四章 大众文化和社会生活篇：魔鬼的狂欢

目录

前言

1. 共产党的党文化
   
2. 共产邪灵颠覆西方大众文化
   
3. 大众文化和社会生活乱象
   1）嘻哈摇滚
   2）吸毒盛行
   3）色情泛滥
   4）电玩成风
   5）暴力文化
   6）变异时尚
   结语
   

前言

神创造了人类。经过漫长的历史过程，神给人奠定了正统的文化。各个民族文化的具体表现虽然不尽相同，但其核心却惊人地一致。东西方各个民族都重视真诚、善良、慷慨、正义、节制、谦逊、勇敢、无私等美德，在其经典中对自己民族的后人叮咛周至，一再申说。贯穿于所有这些美德之中的，是对神的敬仰和对神的诫命的忠贞不渝，因为归根结柢是神规定了人应有的文化和行为准则。这就是普世价值之所从来。

美国的建国之父极为重视人的道德礼仪。华盛顿总统早年亲手抄录了110条社交礼仪规则（Rules of Civility & Decent Behavior in Company and Conversation），虽然其中某些具体事情和表面形式随着时间的流逝可以斟酌损益，但其内涵却具有普遍意义──谈到神和有关神的事时有敬畏之心；崇尚道德、尊重他人；谦卑；智慧地给予不同的人与其身份相符的对待；注意公德，不伤害他人的情感和利益；行为举止得体并适应场合；衣着整洁，体现美感；不用伤人或报复性的言语，不在背后毁谤他人；亲近贤人，保持良知等等。[1]而富兰克林有著名的13条生活准则：节制、寡言、秩序、果断、节俭、勤奋、诚实、公正、中庸、整洁、沉着、贞洁、谦虚，与华盛顿所重视的110条守则在精神上若合符节。[2]

上世纪50年代以前，人们的道德水准还能普遍维持在一定的水平上，东西方各个国家的人民都还保留着相当一些做人应有的传统。即使是1949年以后的中国，尽管共产邪灵已经开始有步骤、有计划地毁掉传统、屠杀精英、败坏道德，人们还保留了共产党篡政前留下的一些传统美德。

随着共产阵营的扩张，共产邪灵进一步推行其计划。尤其是60年代以后，东西方世人在道德败坏的路上越走越远。中共1966年自“破四旧”开始持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与美国60~70年代激烈的“反文化运动”，以及波及到全世界以青年人为主体的反传统运动，都是共产邪灵在全世界范围内以破坏传统、变异人类为目的而掀起的全球性事件。

那场运动给今天的世界打上了深深的烙印。自那开始，中国社会的传统文化基础被彻底摧毁，道德下滑一日千里；在西方社会里，摇滚、吸毒、性解放、同性恋、嬉皮文化、精神颓废等等，开始大面积流行，严重冲击著西方传统文化的根基。反文化运动中的年轻激进分子走向社会各阶层之后，用另一种方式继续著那场运动。与此同时，各种先锋艺术和文学、各种现代思潮、变异观念，汇集在一起，借助电视、电脑、互联网、手机各种大众传媒和现代通讯工具，让整个人类快速偏离神给人规定的文化和生活，走向变异和堕落的深渊。

放眼人间，特别是近几十年以来，人类道德下滑，大众文化、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堕落，实在是令人触目惊心。中共通过不间断的政治运动彻底破坏掉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之后，创造了一个邪恶的党文化体系，年轻一代都是浸泡在党文化当中长大的，对正统文化一无所知。除去西方国家主流社会还在固守着传统，拒受邪灵引诱、渗透外，可以说共产邪灵几乎成功地达到了它们在全世界范围内败坏人类文化、社会生活的目的。

1. 共产党的党文化

上世纪80年代中共“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人走出国门，着实让国际社会吃了一惊。有些西方人这时还保留着对传统中国人的印象：温文尔雅，彬彬有礼，谦虚善良，勤劳俭朴。但经过共产党几十年的洗脑和改造，中国人彻底变了：他们变得举止粗鲁、说话粗声大气；在公共场合不排队、大声喧哗；在不允许吸烟的地方吸烟；不讲卫生、随地吐痰丢垃圾；爱占小便宜，不为别人着想。近年来，有些中国游客的行为更是震惊了世界：他们随意攀爬破坏文物古迹，在公共场合让小孩大小便，用过厕所不冲水，哄抢免费商品，争抢浪费自助餐厅的食物，一言不合就大打出手，更甚者大闹机场造成飞机晚点……

中国人到底怎么了？中国那片土地发生了什么？

答案其实很简单。中共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把传统的道德文明礼仪贴上“剥削阶级”的标签批倒批臭，把流氓无产者的生活习惯说成是革命的、好的，号召知识分子“滚一身泥巴，磨一手老茧”，身上生了虱子说成“革命虫”。从党魁到普通干部都以说粗话为荣，唯有如此才可以显示自己的“阶级觉悟”、“革命性”、“和群众打成一片”。人们被迫放弃优雅文明的生活习惯，接受流氓无产者的粗鄙生活方式。历史悠久的礼仪之邦变成了乌烟瘴气的名利场、粗俗不堪的集中营、共产文化的展览馆。

中共的党文化，可说是让世人堕落的一大“发明”。

党文化指的是由共产党价值观为基础所支撑而成的思维方式、话语系统及行为模式。党文化的指导思想是无神论、唯物论，包括共产党强行建构和灌输的共产理念；还包括各种变异文化，及古已有之而被共党重新包装、利用的文化糟粕。中共篡政后利用各种手段摧毁传统文化，建立并加强党文化，有效地利用党文化对中国人进行系统的思想改造。在党文化的渗透控制下，文学、艺术、教育等各行各业全面堕落。党文化处处都表现出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特征：无神论和斗争哲学，不相信三尺头上有神灵，不相信善恶有报，要“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中共给人灌输一套邪恶的善恶标准和扭曲的思维方式，这种灌输一方面以中共所劫持的国家暴力为后盾，另一方面更通过垄断所有社会资源强迫人从记事或学语的第一天起即开始耳濡目染。灌输手段包括使用宣传机器，强制人们读共产领袖的著作；利用文人、教科书、文艺形式灌输党文化等。

只用了几十年的功夫，共产邪灵就使得中国人“用恶党的思想思考问题，用恶党教会的语言说话，不信神，造成人做事不计后果，什么坏事都敢做”。[3]人与人之间相处不光是唯利是图、互相欺骗，而且做事根本没有任何道德底线。僵尸一般的党话、张口就来的谎话、肆意流行的痞话、铺天盖地的脏话大行其道。五十年前文革时的红卫兵一代在长时间党文化的熏陶下，到了如今步入老年，也把党文化恶习带到这个年龄层。党文化培养出来的少年儿童奸猾早熟，小小年纪什么坏事都懂。年轻一代不信神、无道德、狂妄自大，两性道德全面崩溃。他们被挑动、教唆，具有巨大的潜在破坏力，共产邪灵利用他们做破坏道德的接班人。失去了自己传统根基的中国人又把西方反文化运动后产生的最不好的东西一股脑儿学了去。党文化使当今的中国人远离普世价值，让人的心灵和思想以及行为产生了深刻变异，在家庭、社会、教育、工作、人际关系等诸多方面偏离正常的人类状态，思想和行为举止往往与非共产社会的人格格不入。

中共现在也谈要恢复传统文化，可是恢复的不是真正的传统文化，而是徒有传统外表、实为没有对神的正信的党文化。在这种党文化思想指导下，连神都是可以用来发财的。河北易县的“奶奶庙”很火，据说在这个庙里可以找到人们想拜的一切“神”。想升官，这里有“官神”；想发财，这里有全身绑满钞票的“财神”；想升学，这里有皱纹深深的“学神”。如果想保佑自己开车平安，这里甚至还有握著方向盘的“车神”。奶奶庙的管理员更是霸气地称：“缺哪个神仙，随便造一个。”[4]

现代中国也在搞所谓的复古运动，但在道德败坏了的今天，回归传统谈何容易？！很多文艺作品表现的虽然是古代的故事和场景，但用的却都是现代人败坏了的思维观念；穿着古装演古人，其实质却是现代戏，想靠传统文化艺术装点门面，但却更进一步地毁掉了传统文化的真正内涵。比如近些年流行的古代宫斗剧人气高昂，其核心内容却都是宫廷帐幔帘幕之后的争风吃醋、尔虞我诈、勾心斗角，把共产邪灵的两大基因“斗”和“恨”做最充分的发挥、诠释。肆意改编的《西游记》更让孙悟空与九尾狐及白骨精等妖精勾肩搭背，搞起恋爱来。更可怕的是，很多人，特别是对传统文化一无所知的年轻人，自然地把这些视为“传统文化”。这就是中共摧残神传文化，再以党文化灌输几十年之后收到的效果：让人不假思索地以为党文化的斗争哲学和变异后的、贯穿党文化的现代或复古艺术、文艺、戏剧等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了。

党文化造成人们不信神，诚信危机就是最直接的后果。坑蒙拐骗、假冒伪劣、有毒食品、贪污腐败等等已成为了生活中的正常现象。中国大陆所谓的“山寨文化”就是诚信危机的一个典型例子。山寨文化泛指对知名或权威事物的冒充，特别是针对海外品牌和技术的拷贝，说白了就是盗窃加欺骗。这个词如此流行，以至于《牛津汉英大词典》将它作为一个新词收入进去。[5]中国大陆的山寨行为不但假冒产品，甚至可以假冒商店。山寨苹果手机早已不是新闻，而苹果专卖店被山寨的新闻也不时见诸报端。店面被“精心布置”，具有玻璃外观、浅色木制展示桌、蜿蜒的楼梯和展示iPad和其它苹果产品的巨型海报，以及整齐有序的配件墙，印着白色苹果标志，员工均穿着带有苹果标识的深色T恤，连工作人员都坚持认为他们在一家真正的苹果店工作。[6]在这种整体的社会氛围之下，有些中国人为了利益可以不择手段、无恶不作，不怕善恶有报，撒谎作假已经成为了一种流行文化、主流文化，不做假反而成了异类。

党文化也直接败坏著语言，好极端用词。取个餐馆的名字，要“天外天”、“皇上皇”、“王中王”；文风上更是浮夸自大，动辄“世界第一”、“史上最牛”，“美国害怕了”、“日本吓傻了”、“欧洲后悔了”。微信和网络上充斥着这样的标题，这里不妨摘取几例：“中国科技实力超越美国，居世界第一”“中国又获一世界第一：亲手打垮美国王牌企业，把苹果怼到溃不成军”“要出大事了，中国又一法宝让美恐惧，世界都看傻了，日本彻底怕了”“华为干了一件事，世界沸腾了！”“中国又一领域世界第一！仅用30年就完成历史巨变 美日韩都叹服”“华为宣布制造出了世界第一颗5G芯片，让世界震撼！”……在电影“厉害了，我的国！”和专门的系列电视节目“了不起，我的国”里，充斥着各种浮夸自大的口气和语言，“一不留神又领先世界了”，似乎全世界都要臣服在中国的脚下。这些都和中共历史上的大跃进、浮夸风、“超英赶美”、“亩产三十万斤”的豪言壮语一脉相承。

这一波新的浮夸风，是共产党文化的“假大空”在网络时代的具体表现，其实质仍然是诚信问题。随着改革开放，西方的那些最不好的变异的东西也都被引入中国，包括性解放、吸毒、同性恋、电脑游戏等等；电视上的综艺娱乐节目低俗不堪。整个社会都被带动得如同充斥物欲情欲的魔窟一般。

共产邪灵把人变成非人，把中国这个曾经文明、辉煌、美好的国度，变得国已不国。

2. 共产邪灵颠覆西方大众文化

西方自由世界本以文明著称，男子有绅士风度，女士有淑女仪范，人们坦诚以待、友爱共处。共产邪灵在西方社会也实施了一系列颠覆、破坏西方文明的安排。它虽然无法利用暴力、极权直接破坏西方文明及大众文化，但同样挑动人们负面的、反叛的思维、行为，以达到毁掉传统、伤风败俗、败坏世人道德的目的。

西方国家二战获胜后，人们欣喜庆幸之时，已经有一批人在思想、文化领域着手，借战争后的反思、新思潮的出现来开始系统引领人们离开传统，背离神灵。

在美国，二次大战后出现了所谓“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垮掉的一代”多指二战后50年代美国的一群作家，他们首先搞起来一场败坏世人的艺术和文学运动。这些人蔑视当时社会中的一些道德败坏现象，却由此得出反叛一切传统道德、愤世嫉俗的结论。“垮掉的一代”的成员大多玩世不恭，他们鼓吹自由主义理念，放大自我观念，拒绝传统价值观，迷恋神秘主义、毒品、犯罪，过着放荡不羁的生活。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彻底批判的态度，恰好和共产邪灵的意识形态方向一致，成为邪灵利用的工具。实际上他们中很多人深受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如该运动奠基人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成名之前写过一篇短篇小说《一个社会主义者的诞生》，表达其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反叛。[7]该运动另一个代表人物艾伦‧金斯堡（Allen Ginsberg）后来成为公开的共产主义同路人（见本书第十一章）。他们的作品不遵守传统创作的常规、结构，形式上也往往杂乱无章，语言粗糙甚至粗鄙。这群人的作品离经叛道，从思想到文化为其后60年代世界范围的反文化运动做了铺垫，对社会有着很大的影响。

反文化运动发端于上世纪60年代，随之更多的变异思潮出现，如嬉皮、庞克、哥特（Hippie, Punk, goth subculture）等等。这些反传统潮流在西方的大城市里大有市场，引诱一代代的年轻人崇尚暴力、吸毒、性解放、奇装异服、颓废文化、黑暗和死亡等等。

1968年，该运动因马丁‧路德‧金和罗伯特‧肯尼迪遇刺及越战的不断升级而达到高潮。1968年春，大约2000多名嬉皮士身着奇装异服，连续几昼夜聚集在旧金山金门公园，用摇滚、演唱、诗歌甚至裸露等怪诞行为，表达对社会的反抗。1969年夏，约40多万人以同样方式聚集在纽约郊外的伍德斯托克（Woodstock）。他们喊出的口号是“爱、自由、和平”。随着摇滚乐，几十万人放荡、狂欢，无理智、无拘束，把人们卷入低俗、颓丧、道德下滑的大潮之中。因为其影响之大，被认为是整个流行音乐史上最重要的一次音乐集会。纽约中央公园、旧金山金门公园和伍德斯托克因此而成为美国反文化运动的象征。

和美国反文化运动相配合，法国1968年发生了一场全国范围的、上千万人卷入的所谓“五月风暴”学生骚动，同样是源于青年学生对传统道德和文化的仇恨和反叛。当时学校对男女学生宿舍按照传统实行严格的分离，禁止男女学生自由进出对方寝室。废除这一规定并要求在宿舍中“自由”性生活的“权利”，成为“五月风暴”的直接目标。学生的反叛同时得到当时的法国社会主义党（Socialist Party）和激进社会主义党（Radical-Socialist Party）的大力支持。年轻一代通过骚动、反叛，直接毁坏人类古老的、神给人留下的传统道德规范。

有一种说法，在60年代末有两个“革命的中心”，一个是中国的北京，其时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另一个是法国巴黎，就是在1968年爆发的震撼世界的“五月风暴”，被许多人称之为“西方的文化革命”。当时中国学生在游行时还打出了支持法国学生运动的标语横幅。而在遥远的巴黎，头戴绿军帽、身穿绿军装、臂戴红袖标的“洋红卫兵”成为巴黎街垒上醒目的一群，毛泽东的巨幅画像赫然高举在一眼望不到尽头的游行行列中，3M（马克思、毛泽东、马尔库赛）成为巴黎学生们的思想旗帜。[8]

日本上世纪60年代也开始了反文化运动。日本共产党组建并领导的日本“全学联”（Zengakuren，全日本学生自治会総连合），一直在学生中有很大影响。他们受共产党的控制、挑动，和中国的红卫兵造反遥相呼应，组织了多次反文化、反传统的活动及游行。“赤军派（The Japanese Red Army, Nihon Sekigun）”“全共斗（Zenkyōtō, All-Campus Joint Struggle Councils）”等其它左翼学生组织甚至以暴力威胁日本社会。[9]一些拉美国家也随声附和。受古巴共产党的影响，墨西哥的“三文化广场（Plaza de las Tres Culturas）”学生运动也风云一时。当时的拉美学生还向法国巴黎学生发出了声援电，支持他们的“五月风暴”运动。

人们也许觉得所有这些只是巧合，其实东西方乃至全世界的反文化、反传统运动皆是邪灵全面毁灭世人道德的刻意安排。神给人留下的道德传统、普世价值经历了几千年漫长的历史，但在共产邪灵精心安排的全球运动的冲击下，遭受了极大破坏，这场运动将整个世界搅得乌烟瘴气，开始了人类道德急剧败坏的潮流。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被当作“四旧”在文化大革命中摧毁殆尽。西方的摇滚、吸毒、性解放、堕胎、奇装异服、先锋艺术、背离正教信仰、同性恋等等大行其道，给整个西方社会带来了深重而久远的负面影响。神传文化辉煌不再，西方文明黯然失色！

3. 大众文化和社会生活乱象

传统文化被颠覆后，变异文化和负面因素开始主导这个世界，乱象随处可见。本节的内容以揭示美国的变异文化及社会乱象为主。但美国作为全球文化扩散的领头羊，其变异文化实际已经波及全球。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连中国、日本这样十分封闭且具有深厚传统文化底蕴的国家也无法抵挡美国变异文化的侵略，照单全收。环顾世界，各种放荡不羁、反叛、反社会、反道德、玩世不恭的颓废行为和外在表现，可谓遍布全球。

1）嘻哈摇滚

传统音乐强调的是教化人心、培养美德，让人身心康泰，社会和睦，天人合一，它所提倡的是德音雅乐，忌讳狂乱、淫俗的靡靡之音。但如今，音乐、歌舞出现骇人听闻的堕落，嘻哈、摇滚成风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

嘻哈现象（Hip Hop）是上世纪70年代在美国纽约兴起的。它始自街头巷尾，最早是在黑人社区，后来影响到拉美裔美国人和牙买加移民等。嘻哈音乐是出自对社会和政治不满的一种情绪发泄。在经济较落后的这些社区，很多居民无所事事，连正经的乐器也买不起，所以起初的嘻哈现象及音乐，包括饶舌说唱（rap）、霹雳街舞（break dance）、涂鸦（graffiti）等可以说是贫穷、无聊的产物，而说唱的主要内容是暴力、枪支、色情、淫秽、颓废、种族主义、贫穷等，被当作正常生活的一部分来传唱。

几十年来，饶舌、街舞等从纽约走出美国，已经席卷世界。亚洲、欧洲甚至非洲很多国家城市中，人们到处可见嘻哈现象。随着社会道德的败坏，人们的认可与推崇，这些本无高雅内涵、难登上流艺术殿堂，甚至是低级的、反文化变异的东西开始登堂入室，进入了世界顶级剧院。在《汉密尔顿》（Hamilton）剧里，百老汇将美国建国初期的第一任财务部长的故事用饶舌说唱、配以摇滚乐在2015年搬上演艺舞台，一时轰动了美国演艺界，还得到了很多大奖。在华盛顿DC的肯尼迪中心演出近三个月期间，其票房火到要预先到网上排队领号、排上万人长的队才有机会买到票。[10]

摇滚乐的起源比嘻哈早一些，要追溯到上个世纪40年代。摇滚乐很重视乐器的应用。不同于嘻哈用讲话的节拍来保持节奏，摇滚乐靠的是吉他弄出节奏。摇滚乐与“垮掉的一代”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诸多后世的摇滚乐手都是受到了“垮掉的一代”的精神启发，那些作家本人也常出没在各式各样的摇滚场景中，甚至是合作伙伴。

进入60年代，摇滚成了反文化运动的音乐伴奏。它把人带入一种无理性的癫狂之中。重金属摇滚中那种歇斯底里的嗓音、高度失真的电吉他伴奏、密集快速的鼓点，让人放纵自己的生理本能和欲望，丢弃理性的节制，放大正常状态下被理性抑制的魔性，把自我交给魔鬼和低灵控制。

影响更坏的是，摇滚唱的歌词内容充满虚无主义内容，鼓励吸毒（所谓迷幻摇滚），鼓励反叛、自杀，推崇暴力与革命，鼓励同性恋，鼓励女人不需要丈夫，鼓励滥交和淫乱，很多都充满了赤裸裸的淫秽歌词或者性挑逗语言，甚至以推崇魔鬼、亵渎神为乐。比如一些号称是巨星的十分流行的音乐，冠冕堂皇地利用歌词对未成年少女进行猥亵，灌输给听众的是令人震惊的性侵文化。还有的歌词充满挑逗和杀气：“嘿，我的名字叫做捣乱／我要呐喊和尖叫／我要杀掉国王，我要痛骂他所有的仆人。”（Street Fighting Man里的歌词）有一首歌的名字就叫“同情魔鬼”（Sympathy for the Devil），有一个迷幻摇滚专辑的名称就叫“魔鬼陛下的要求”（Their Satanic Majestic Request），还有一首叫“通往地狱的公路”（Highway to Hell）更是让人心惊，“嘿撒旦，付了我的费用”，“我走在通往地狱的高速公路上”。有的摇滚露骨地吹捧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比如有一首极其流行的《想像》（Imagine），挑战听众去想像一个没有天堂和地狱、没有宗教、没有国家、没有财产权的共产社会。

就连宗教信仰也难抵御摇滚乐极坏的影响。基督教的教堂音乐原是为赞美神而作的，摇滚乐被认为会纵容罪恶而被排斥。但在摇滚乐风行之下，基督教堂的近代音乐竟然也吸收了摇滚因素以吸引年轻人，由此而产生了所谓的“当代基督教音乐（Contemporary Christian Musics）”。[11]

和摇滚相伴的往往是乱性、暴力、颓丧、吸毒、堕落、反神排神，传统道德信仰所不能允许的诸多败坏行为都随着摇滚发生了。

2）吸毒盛行

如今毒品泛滥全世界，究其根源，反文化运动是毒品在西方社会大规模泛滥初期最大的祸首。反文化运动中，嬉皮士们力图解构一切传统，同时构建一套不同的道德、信仰、生活方式。在精神追求方面，他们许多人发现，各式各样的迷幻药（如大麻、LSD）、兴奋剂（如安非他命、可卡因）、神经抑制剂（如海洛因）能带领他们看到一个与现实世界截然不同的景观。此外，反文化运动中不少年轻人对于东方的灵修有浓厚的兴趣，而迷幻药物为他们打开了一条捷径，不用辛苦地打坐，不用磨炼自己的心性，只要服用微量的迷幻药，就能在幻觉中感觉到似乎通灵的体验。事实上，吸毒实质是把自己的身体交给魔鬼、低灵控制，跟修炼没有任何关系。可悲的是，这种荒谬的说法却吸引了一些对精神信仰有兴趣的人，把他们对生命意义的追求导向歧途。

一些有名的流行歌手、摇滚歌手年纪轻轻，二三十岁、不到四十就死亡了，这是一个很典型的现象，其中很多都与过量吸毒有关。现代美国最长、最无法取胜的战争大概就是“对毒品的战争”了。尽管数十年的逮捕和锁定、监督数百万贩毒嫌疑人及团伙，政治家们也一再敦促人们对毒品“说不”，但非法药物仍然泛滥，甚至到今天出现了“毒品危机”。自2000年来，有超过30万美国人死于鸦片类药物过量。2017年10月26日，川普总统宣布把“鸦片类药物危机”当作“公共卫生紧急事件”，要全力反击。[12]

据全国青少年药物滥用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n Drug Abuse for Teens）2017年的报告，大麻在年轻学生中的使用也非常猖獗：45%的12年级学生曾经吸食过大麻；37.1%的12年级学生在过去一年中曾经吸过大麻；71%的高年级学生认为经常吸食大麻是无害的。[13]

吃摇头丸、吸食大麻成了年轻人的“时尚”，而且还不断有更新更强烈的毒品被开发出来，泛滥街头。比如，芬太尼是海洛因的一个合成变种，毒性比海洛因强烈许多倍。30毫克的海洛因可以致人死亡，而芬太尼只要3毫克就够了。[14]芬太尼甚至被称为化学武器。这种毒品却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充斥着美国的街头，它与任何其它鸦片类药物相比，杀死了更多的人，包括处方药和海洛因，因为过量服用太容易了。

2016年美国全国药物滥用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Drug Abuse, NIDA）的数据显示，在2016年所有吸毒致死的65,000人中，竟有20,000人死于芬太尼。[15]从中国走私芬太尼毒品到美国的案件常常见诸报端，比如2018年7月当局在费城港进行例行检查时，从中国的一批货物中查获了110磅致命的芬太尼，价值170万美元。[16]

在中国，吸毒也成为社会的毒瘤。中国毒品日益泛滥，尤其合成药物的生产和滥用现象严重。此外，利用互联网贩毒也相当猖獗。据中国国家禁毒委员会2015年的一份报告称，中国实际吸毒人数超过1400万。吸毒群体正向企业事业单位职工、自由职业者、演艺界人士甚至公务人员等人群扩散。[17]真实数据可能比这还要大得多。国家禁毒办发布的《2017年中国毒品形势报告》显示，2017年，全国禁毒部门破获毒品刑事案件14万起，打掉制贩毒团伙5534个，抓获毒品犯罪嫌疑人16.9万名，缴获各类毒品89.2吨；查获有吸毒行为的人员87万人次，其中登记新发现的吸毒人员34万人。[18]

吸毒让人失去理智，极易上瘾而难以解脱。很多人因为吸毒家破人亡，身败名裂，铤而走险走上犯罪之路。吸毒贩毒对个人、对家庭、对国家祸害无穷。用毒品来拖垮、毁灭世人是邪灵毁灭全人类的又一个有效手段。

3）色情泛滥

共产主义宣扬的各种革命中，实现得最彻底的大概要算性革命了。如果说夺取政权是外在的革命，那么，性革命算是一种内在的革命。败坏的色情现象很早就存在，但是性革命（sexual revolution）又称为性解放（sexual liberation）不过是近代的事情。弗洛伊德的泛性论给性解放提供了理论准备，口服避孕药的出现为性爱与生殖脱钩提供了方便。性革命打破了传统伦理，引发和促进了激进的女权、堕胎、婚前性行为甚至同性恋运动，对传统家庭观及神给世人规定的社会形态造成了巨大冲击，也带来诸多社会问题。

“性解放”建立了一套“性享受”与“性消费”是“人的权利”的变异观念，冲垮了传统的“性伦理”，使性变成了一种“游戏”和享乐方式，使“人”变成了性的“工具”，为色情渗透全社会打开了闸门。

上个世纪50年代发行的成人杂志《花花公子》在性放纵中起过重要的推波助澜作用，它使得色情开始走向企业化。“要做爱，不要战争”，在所谓和平反战的背景下，1969年出现了第一部赤裸裸的成人色情电影《蓝色电影》（Blue Movie）。伴随着迷幻摇滚的挑逗和反叛传统的放荡，西方开始了一个长达十五年（1969~1984）的号称“色情时尚”（porno chic）的“黄金时代”。

看看今天的色情产业的规模，足以让人触目惊心。据估计，全球色情业的产值接近1000亿美元，仅美国就有100至120亿美元。[19]70年代，色情影片只出现在专门的成人影院的银幕上。到了80年代初，家庭录像机的普及将影片送进千家万户，大大地促进了色情影业的发展，90年代后互联网的普及以及后来的智能手机，将成人录像和各种色情图片送到了人们的指尖上。

日本的色情产业已经成为其社会生活的一部分。走进超市，整排杂志架上几乎有一半是以塑胶绳封住的成人杂志和成人漫画；打开电视，深夜综艺中也经常出现AV（色情片）女优和男优的身影。AV女优被包装成青春偶像，大大方方地出现在各大媒体上。日本的色情文化对整个亚洲都有很大影响。

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出现，给色情业带来了巨大的变化。过去一个成人在一生中才有可能接触到的色情制品的数量，现在一个小孩子在10分钟内就可以轻松超越。过去孩子们课余也许是在踢球、游戏，现在不少孩子课余的时间更多的是在玩色情游戏。一名12岁的英国男孩在迷上互联网上的色情作品后，多次强奸了他的妹妹。[20]公诉人说：“这种性质的案件将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法庭面前，因为年轻人现在不得不接触色情内容。”未成年人接触色情内容带来的后果包括：性行为成瘾、更早开始性活动、更常见的性犯罪以及道德堕落，认为性与婚姻、感情无关，不过是一种可交易的商品，认为色情视频里的那些极端的性行为很常见，对违反道德的乱性行为习以为常。

在大多数欧洲国家里，性交易并不违法。在欧洲民众看来，从娼也是一种工作。1969年丹麦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把色情合法化的国家。丹麦的邻居挪威，曾是欧洲对色情业限制最严格的国家，也在2006年把色情业合法化了。[21]在丹麦买春也能享有政府给予的福利，残障人士只要向政府申请，经审查合格后，就可在指定时间，到指定妓院嫖妓，由政府“买单”，称这是为了保证他们“平等的权利”。[22]这恰恰是空想社会主义创始人傅里叶在19世纪提出的主张。

曾经全社会禁欲、谈性色变的中国，可谓是性革命浪潮中的“佼佼者”。中共改革开放中，最“成功”的莫过于性解放。如果要问中共什么开放得最彻底？不是经济，当然更不是政治，一个字，就是“性”，三十年完成了从“革命性”到“性革命”的彻底转型。中国可谓娼妓遍地，社会风气是“笑贫不笑娼”，包二奶、三奶、N奶成为官员们显摆的资本，社会上下竞相效仿，中华大地被搞得乌烟瘴气。有人说中国是世界工厂，其实中国输出到世界各地的还有大量的妓女。日本、马来西亚、中东、美国、欧洲甚至非洲，都有来自中国的庞大的妓女军团。有报导指出，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里有13,000到18,500名来自中国的妓女。[23]

东南亚、南美各国也不能幸免，很多城市已成性旅游（sex tourism）的重要目的地，虽然不合法，但性交易却成了某些国家拉动经济增长的一项重要指标。甚至在非洲的埃及、突尼斯、苏丹等伊斯兰国家，被传统风俗视为“洪水猛兽”的色情业也暗潮汹涌。

色情泛滥对社会的一个最直接的影响就是破坏家庭和婚姻，被称为“寂静的家庭杀手”（the quiet family killer）。观看色情内容导致人们对良好的家庭关系失去兴趣。色情制品会导致人产生更大的性放纵，从而导致非婚生育和性病的风险增加。[24]

在2004年美国参议院的证词中，吉尔曼宁博士分享了一些有关色情和婚姻关系的数据。她在研究中发现56%的离婚案件涉及一方对色情网站有着浓厚的兴趣。[25]

2016年美国社会学协会（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年会上发表的一份研究表明，观看色情内容的比没有观看的同龄人更容易离婚，离婚率多了一倍。该研究显示，丈夫看色情的，离婚率从5%增加到10%；妻子看色情的，离婚率从6%增加到18%。还发现越年轻看色情，越容易离婚。[26]

上世纪50年代以前，无论东西方各国都把婚前性生活看作是不检点，违反神给人留下的训诫。社会的压力舆论都阻止这样的事情发生。一旦年轻男女不检点，有了孩子的话，就必须为孩子、大人及社会负责而成家结婚。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如果一个女子因为你而怀孕，就和她结婚。没有其它选择。”[27]做错了事，就要承担后果。但随着人们的道德下滑，在性开放的带动下，自60年代以来，非婚生育大幅上升。这都是在色情产业大发展的社会环境下发生的。在1964年，未婚生育不到10%；到了2014年，主要发达国家的非婚生育已经达到了三分之一。在美国，非婚生育的平均水平是40%，在黑人中达到了71%。在2016年出生的世界1.4亿新生儿中，大约15%或2100万是非婚生育的。[28]

非婚生育、离婚造成的单亲家庭常常与贫穷联系在一起。这些家庭又成为社会福利的负担。

4）电玩成风

现在很多孩子每天要花好几个小时玩电玩游戏，许多制造商们把游戏做得越来越逼真、越来越动感、越来越暴力和色情、越来越吸引人、越来越让孩子甚至大人沉溺其中而不能自拔，已经成为家长、学校甚至政府很头疼的事情。电玩游戏成为了一种伴随着人成长的大众文化，可是，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呢？是毁人的文化，和毒品无异。沉迷于电玩游戏中的人根本无法冷静客观地看到电玩游戏带来的弊端，只觉得好玩、有趣、不赢不罢休。而且现在的电玩游戏从画面到情节几乎都在鼓吹暴力与厮杀，色情挑逗，晦暗冷血，传导的信息也是魔性的。从画面到内容很多都是青少年不宜的东西。很多电玩游戏让人从杀戮、破坏、暴力、血腥和争斗中得到快感。有些让孩子变得性早熟，更容易走向乱性甚至犯罪。

网络化的电玩游戏，或称“网络游戏”，更容易使人上瘾。过去游戏是一个人在无聊的时候用来打发时间而已，现在的网络游戏成为了一种主动参与的“体育运动”，要多人同时在线玩，也变相成为人们特别是孩子们的社交活动。因为是大量玩家互动，造成了玩家的攀比心理，使人容易过度投入，会投入大量精力还有金钱。不玩此类游戏的孩子很可能没有朋友而沦为心理怪癖的孤独人，被同龄孩子看不起，于是，连家长都不得不放手让孩子玩电玩游戏，眼睁睁地看着孩子跳火坑。电玩游戏占用了孩子们大量的学习时间、户外活动时间、传统的人际交往时间，使孩子们成为了电玩游戏的俘虏。

一位学者讲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他12岁的儿子只能定量玩电玩游戏，做完了作业才能在周末玩几个小时。如果儿子能自己做主的话，他每天要玩23.5个小时的游戏，很可能连澡都不洗，饭也不吃。他的研究表明，电玩游戏越来越多地占领了年轻人的娱乐时间，使得受教育程度低和低收入的年轻人群通过电玩游戏得到了幸福感，因此减少了他们去工作的时间。[29]这种现象在美国和其它发达国家都普遍存在。

这位学者看到的社会现象是，电玩游戏造成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去工作，而依赖自己的父母生活。这样下去的话，到这些年轻人为人父母时，电玩游戏不能当饭吃，年轻时虚度的光阴不会帮助他们提升技术或者找到更好的工作，而他们的下一代则连依赖父母的机会都没有了。电玩游戏已经达到破坏人类正常生活状态的程度。

电玩游戏就是“精神毒品”，与海洛因毒品不同的是，海洛因是所有国家禁止的，但是电玩游戏却被一些国家当作推动GDP的重大产业来发展。这意味着什么？就是国家在制造毒品，用这样的“精神毒品”来毁灭下一代，让国家和人类没有未来。

互联网和手机的出现为电玩游戏产业开辟了一个更广大的市场。调研机构Newzoo在2018年4月公布的最新的全球游戏市场报告预估，2018年全球游戏市场营收将达1,379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3.3%。超过一半的游戏收入来自手机用户。数字游戏占了全球市场的91%。该报告还预测，游戏市场将在下一个十年内保持两位数增长。在很多国家的GDP增长率在个位数的低端挣扎的时候，游戏业却是一路高歌。光是手机游戏，预计到2021年将达到1000亿美元的水平。报告称2018年全球市场中的前三名将分别是中国、美国和日本，中国就占了28%。[30]

信神的人们应该知道，神造了人，也为人安排了正常的生活方式，包括娱乐方式。人走在神安排的路上，将在末世之时得到神的救度。当远离神祇、背叛神，走在魔鬼安排的路上，则只能被神抛弃、被魔鬼毁掉。传统的游戏、体育活动和其它户外活动受自然、天气、器材和体力的限制，很难让人们成瘾，而电玩游戏基本不存在这些限制，可以让人们不眠不休地沉浸其中。但当人们看的玩的都是魔性的、魔鬼隐蔽其后的电玩游戏等，那只能和魔鬼沟通，听从魔鬼安排，不知不觉中走进魔鬼设计的圈套中。

5）暴力文化

美国从1960年到2016年，总人口增长了1.8倍，而总犯罪事件增长2.7倍，暴力事件则增长了4.5倍。[31]

在1966年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大规模枪杀案（University of Texas Tower shooting）之前的五十年，只有25起造成4人以上死亡的大规模枪杀案。从那以后恶性大规模枪杀事件愈演愈烈。[32]从1991年致死23人的德州基林（Killeen）枪杀案，到2017年屠杀58人的拉斯维加斯枪杀案，每一次进入公众视线的大规模枪杀案都让人触目惊心。

世界范围内，每年恐怖主义事件从1970年的650起跃升到2016年的13,488起，增加了20倍。自从2001年9.11恐怖攻击之后，恐怖攻击事件增加了160%。[33]

现实世界的暴力和我们的日常生活经验相一致：我们的日常生活已经被暴力文化所包围。不但激烈的摇滚重金属音乐中充满了暴力，大多数影视作品甚至电玩也以暴力为主题。许多影视作品都用正面形象的演员和手法来刻画黑社会、帮派、海盗形象，给这些负面形象赋予了魅力和光环，使得人们不但不反感，反而开始向往犯罪和黑帮。电子游戏的出现又给人一条双向互动的在游戏中使用暴力的渠道，使得暴力从影视作品的单方面的灌输，到使得人们积极地从游戏中得到暴力的体验，游戏中砍头断肢、血腥四溅的场景往往超过了电影的尺度。

在2013年的一项研究中，研究者分析了从1985年到2012年之间出品的电影，结果发现从1985年至2012年间，PG-13卖座大片中枪支暴力镜头数量增加了2倍。[34]后续研究中揭示这一趋势持续至今。[35]2008年的皮尤调查研究中发现97%的12到17岁的年轻人玩过电玩，其中有2/3的人玩暴力内容的游戏。[36]

面对社会中不断增多的暴力问题，从专家、学者到社会公众，人们不断提出各种设想和解决方案，从更严的法律限制、更大的执法保护，到提供公众心理咨询。但是这些方案只不过相当于砍掉有毒的树枝，却没有斩断毒根。共产邪灵通过有意地带动大众文化渲染暴力和犯罪，让更多的人们接触这类内容而见怪不怪，而部分人被这些内容带动模仿，使得暴力变成社会现实。魔鬼通过败坏传统文化、变异人的道德、让人远离神而追寻无止境的物质和欲望的满足，才是真正造成社会问题的根本原因。

6）变异时尚

今天在社会上所流行的各种奇奇怪怪的装束、行为，乃至许多习以为常的大众文化元素，表面看似个人的“自由选择”或者“时尚潮流”，其实都不是偶然出现的。究其来源，有许多装束、行为的背后往往都打着魔鬼的印记。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人已经习以为常，见怪不怪，这些元素自然就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了。兹举数例。

今天人们已经习惯的女性短发（bob haircut），其实来源于上世纪20年代西方的“飞来波女郎”（flapper，或译轻佻女子）。受第一波女权运动和“性爱自由运动”（见本书第七章）影响，她们穿短裙、剪短发、听爵士乐，画浓妆、饮烈酒、性开放，短发是她们蔑视传统社会性别角色、寻求女性“解放”的一种表达方式。这种发型开始流行之后，一位知名歌剧演员表示：“在我看来，剪掉长发就是摆脱一个小锁链，这是妇女在通向自由之路上要摆脱的许多小锁链中的一个。”[37]之后的30年代大萧条中这种发型逐渐没落。而在反叛意识流行的60年代，各种短发打扮再次受到女性欢迎。

而如今人们习惯的男人留披肩长发，其实来源于“垮掉的一代”（beatniks）和嬉皮士（hippies）。[38]虽然男子的长发传统可追溯至数千年前的古代，但是西方在一战之后男子一直剪短发。60年代反文化运动中青年男性把“垮掉的一代”和嬉皮士的披肩长发视作对传统的反叛符号，纷纷效仿。

在上世纪20年代和60年代，社会主流对青年男女这种反传统性别的打扮一直非常抵制。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此习以为常了，在进步主义看来，这是社会“宽容度”的增加。事实上在东西方传统中，男女有别不仅仅体现在男女生理差别和家庭、社会角色的差别上，日常生活中还体现在服饰、发型、言语、举止等各方面。共产邪灵的计划是让社会“无阶级差别”，也无性差别，让男人不是男人，女人不是女人。同性恋、女权运动用“平等”的口号从思想观念上大大模糊了社会、家庭角色的性差别，反性别角色的“时尚”再从服饰打扮上进一步模糊、反向扭曲这种差别。这不仅为同性恋等变异观念大规模渗入人心做准备，也是魔鬼败坏传统道德的一步棋。人类社会东西方的传统道德，无论是西方的骑士精神、东方的君子风范还是淑女之贤德仪容，都是建立在男女有别、阴阳各居其位的基础上。魔鬼的伎俩是为了达到让人类阴阳反背、败坏道德，同时让人在没有传统规范中不断放大自我中心主义。

看穿了魔鬼的目的，就很容易看出如今社会上流行的各种变异服饰，表面上是“时尚”，其实都是魔鬼变异人类的花招。

如今很“流行”的低腰裤（low-rise pants），追求时尚者认为很“性感”，实质是为更大面积败坏人类性道德打基础。低腰裤的前身是牛仔喇叭裤（hip hugger），也是60年代反文化运动中通过嬉皮士大面积流行起来的，其后到70年代一度在迪斯科舞厅里流行，最后在90年代一位“时尚设计师”从这种低裆裤发明了今天的暴露臀部的超级低腰裤（bum pants）。[39]

“追星”（groupies）是如今青少年中流行的“时尚”，究其本源，也是反文化运动的副产品。60年代摇滚乐风靡西方世界，一些少女迷恋于摇滚歌星，追随他们的演出，甚至组成粉丝团为歌星提供生活服务、性服务，乃至和歌星群交乱性狂欢。[40]她们成为“追星时尚”的滥觞。此外现代许多追星族追捧反性别装扮的“明星”，如越来越多的男星以女性的气质装扮受到追捧，也是魔鬼通过大众文化败坏人类、模糊性别观念的伎俩。

很多“时尚”的来源和庞克（punk）亚文化有密切联系。类似于嬉皮士，庞克同样推崇反传统、虚无主义。嬉皮士大多是来自中产阶级家庭的青年对传统的反叛，庞克则属于底层人士对社会传统的反叛，所以很多庞克乐队和社会主义有紧密联系。[41]为了表达更彻底的反传统态度，庞克经常剃各种怪模怪样的发式，或者用支离破碎的材料制作衣服、服饰，看如一堆垃圾，或者把头发染成五颜六色的，或者在一般人想不到的地方刺青、穿孔挂上装饰品，或者暴露一般人掩饰的身体部分；庞克在穿着上经常没有性别区分，如果有的话，可能是女人穿男人的衣服，诸如此类。庞克们为当前许多“时尚”提供了“创意灵感”。

庞克们崇尚享乐主义，一个流行的庞克口号是，“活得快，死得年轻，留下一具好看的尸体（Live Fast, Die Young and Leave a Pretty Corpse）。”这充分体现失去对神的信仰、被魔鬼引诱掉进物质主义深渊的可悲，也应当引起被各种反传统变异时尚吸引的现代人的警觉。

除此以外，在魔鬼的带动下，人类社会出现了很多末世乱象，如流行的服饰上印着骷髅或者妖魔鬼怪的形象；很多人选择丑恶的形象作为纹身图案；很多装饰品、工艺品、小孩的玩具甚至节日饰物都越做越丑陋；以妖魔鬼怪、巫术魔法为主题的文学和影视作品大量出现，人们趋之若鹜，乐此不疲；互联网上各种魔性信息泛滥；足球场上观众大喊大叫，魔性大发；人们在娱乐时追求强烈的刺激等等，这一切都是魔鬼统治世界的表现。

结语

人有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但这种追求必须在一定的道德尺度之内进行。超过这个限度的过分追求必然给人带来无尽的痛苦、灾难和痛悔。

人类的正统文化并不排斥对欲望的合理满足。但是传统文化谆谆告诫人要节制欲望，选择健康的生活方式。与自然和谐共处、从事各种传统的劳作、和睦的家庭关系、参与社会的自治和国家的管理，还有各种传统的文学艺术、体育娱乐等，都能够带给人幸福感和满足感，同时对个人的身心和社会都有益而无害。

共产邪灵的终极目的是毁灭全人类，其中一个必然的步骤是败坏人的道德，使神无法再管人。因此，不管掌握政权与否，邪灵都要全面掌控大众文化，把大面积的人群导向邪恶的生活方式。在过去几十年中，魔鬼在东西方用不同的方式，催生了一套完整的大众文化和社会生活。突然面对光怪陆离的现代社会，很多人忘掉了神的教诲和道德法则，开始放纵自己的欲望，无度地追求享乐。自我中心、享乐主义、虚无主义成了流行时尚。变异文化在主导著这个世界，魔鬼在大众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狂欢。人类已经忘记了生命存在的真正目的。

性、毒品、摇滚乐和电玩刺激并放大着人的欲望，很多人沉溺其中，逃避生活的苦难和不如意之处，却没有想过，这些瘾好只会给自己带来片刻的满足，随之而来的是更大的痛苦和灾难。吸毒造成的是疾病、死亡和人格扭曲；乱性破坏了家庭，使得人们失去了信任和温情；电玩使人迷失人的本性，长时间生活在虚幻的世界里。沉迷于这些瘾好当中的人觉得自己在狂欢，其实是魔鬼在利用着他们的身体狂欢，等待他们本人的是肉体的死灭和精神的沉沦。

整个社会和国家也是如此。当大面积的人群沉迷于欲望和享乐时，就是灾难来临的前夜。

神创造了人，也给了人自由意志。在魔鬼毁灭人类的最后关头，人不应该滥用自由，继续走在堕落的不归路上；而应该善用自由，选择重新走回传统文化和传统的生活方式。

神一直在关注着人、呵护着人。人能不能走回来，全看人自己的选择。#

备注

原文出处：http://www.epochtimes.com/gb/18/7/28/n10597706.htm

【大纪元2018年08月04日讯】第十五章 恐怖主义的共产主义根源

目录

前言

1. 共产政权的国家恐怖主义
   
2. 共产国家输出的恐怖主义
   
3. 极端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共产毒根
   1）库特布──极端伊斯兰圣战的“马克思”
   2）列宁主义的圣战“先锋队”
   3）极端伊斯兰主义的“共产主义内核”
   4）库特布对恐怖主义的影响
   5）穆斯林成为共产主义的牺牲品
   
4. 中共对恐怖主义的支持
   1）中共对阿拉法特恐怖活动的支持
   2）中共与基地组织的关系
   
5. 西方激进左派与恐怖主义的隐形联盟
   结语

前言

2001年9月11日上午，恐怖主义分子劫持了两架民航客机，撞向纽约地标建筑世贸中心，制造了震惊世界的9·11恐怖袭击事件。这次袭击造成近3000人死亡或失踪，两幢100多层的世贸中心大楼轰然倒塌。这是继二战珍珠港事件后，外国势力首次对美国领土造成重大伤亡的攻击，死亡或失踪人数甚至超过珍珠港事件。此后美国展开全球反恐行动，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和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被推翻，世界格局发生巨大变化。

人们从此对恐怖主义有了更深的认识，对基地组织（Al-Qaeda，又译盖达组织）和本‧拉登（Osama bin Laden，又译宾‧拉登）耳熟能详。但鲜为人知的是，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有着深刻的渊源。

恐怖主义（Terrorism）和恐怖分子（Terrorist）这两个词最早出现于1795年，与“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政府实施的“恐怖统治”（Reign of Terror）有关。[1]而正是这一场革命者制造的“恐怖统治”为日后共产主义的发端铺垫了基础。

现代的恐怖主义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共产党政权实行的国家恐怖主义；第二种是共产党政权向国外直接输出的以武装革命的名义进行的恐怖主义；第三种是受共产主义影响的极端伊斯兰恐怖主义。在诸多恐怖行径的背后，都有着共产党的阴谋和共产主义学说的阴影。

1. 共产政权的国家恐怖主义

共产主义的百年实践，处处都伴随谎言、暴力和杀戮。恐怖主义是共产主义者推行其意识形态和操控世界的重要工具。共产政权建立后，无一例外都动员国家机器大搞恐怖主义。这种由政府主导的恐怖主义就是国家恐怖主义。

列宁以恐怖主义起家。被列宁视为“革命英雄”并被任命为全俄肃反委员会（简称“契卡”）头子的捷尔任斯基（Felix Dzerzhinsky）在1918年的一次采访中直言不讳地说：“我们代表有组织的恐怖，这点应被坦率地承认。”[2]马克思主义者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在1919年发表了《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一书，对于列宁主张的无产阶级专政将要产生的严重后果给予了全面的揭露。考茨基考察了法国18世纪以来历次革命运动中的恐怖主义行为，得出的结论是列宁的布尔什维克与“法国大革命”的雅各宾恐怖主义，有着继承关系。[3]俄国历史学家尤里‧阿法纳西耶夫（Yuri N. Afanasyev）批评列宁的基本国策就是“国家恐怖”、“暴力和无法无天”，“整部历史都是由暴力写成的”。[4]

后来的斯大林、毛泽东、波尔布特、卡斯特罗、昂纳克、齐奥塞斯库、金日成等等所有的共产政权都是靠着一路杀来维持统治的。其无法无天无底线的暴力与杀戮恐怖罪行在前面章节已经多次涉及，这里不再赘述。

暴力与杀人只是共产党散播恐惧的手段之一。共产党政教合一，长期的造假洗脑宣传，灌输党文化，在人们心里种下谎言、仇恨、暴力的种子，代代相传，成为维持和滋生共产邪恶的土壤，这才是最可怕的。

2. 共产国家输出的恐怖主义

如果说共产国家对自己内部的人民实行的是国家恐怖主义，那么，当共产国家输出革命到其它国家，或者出于在敌对国家制造混乱的目的，就会催生出恐怖主义的激进组织。

著名反共问题专家、“冲突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Conflict）奠基人及所长布赖恩‧克洛兹尔（Brian Crozier）毕其一生研究共产主义与恐怖主义的关系，帮助反共阵营包括里根总统、撒切尔夫人等反共领袖分析、认清共产邪恶及其恐怖根源，发表了许多论文、著作，告诫世人共产主义乃是国家恐怖主义及非国家恐怖主义的根源。[5]

苏联格鲁乌（GRU，总参谋部情报总局）叛逃者斯坦尼斯拉夫‧鲁涅夫（Stanislav Lunev）指控苏联特工是“世界各地恐怖分子的主要教官之一”。[6]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日本突击队、意大利红色旅、德国红军派系、土耳其武器走私者、南美游击队等等，后面都有苏联克格勃的支持。[7]这些极端组织发动了一系列反美的恐怖袭击。1975年中情局驻雅典总监理查德‧莱尔士（Richard Relch）遇刺身亡；1979年北约统帅亚历山大‧黑格将军（General Alexander Haig）的车队遭到炸弹袭击，黑格将军的三名保镖受伤；1981年美军在欧洲的指挥官弗雷德里克‧克罗森将军（General Frederick J. Kroesen）侥幸躲过一次火箭攻击。

前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阵营对穆斯林国家输出革命给恐怖主义带来的影响最为深远。

中东本来是英国和欧美国家的传统殖民地势力范围。随着民族独立，苏联借机挤进中东。但是，中东各个穆斯林教派之间的矛盾、阿拉伯与以色列的争端、中东石油涉及的西方各国利益、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兴起、美苏冷战双方在中东的争夺、伊斯兰与西方文明的冲突……这一切让中东的事态变得错综复杂。

而苏联对穆斯林地区的渗透就是在这样复杂的背景下发生的。诡异的是，穆斯林信奉伊斯兰教，相信真主，而苏联的马列主义是无神论而且是以消灭宗教为己任的，二者如何能走到一起呢？

其实，共产主义就如同瘟疫一样，无孔不入。“十月革命”之后，俄国共产党就初试牛刀，1920年6月帮助在伊朗的吉兰省成立过一个苏维埃政权，叫波斯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Persian Socialist Soviet Republic，又称吉兰苏维埃共和国）。在共和国境内展开了一系列激进的行动，例如反宗教宣传和迫使富有的地主交出他们的财富。因为很不得人心，该政权很短命，1921年9月就灭亡了。

在穆斯林地区，的确也出现了“伊斯兰社会主义”这种现象，是一些穆斯林领袖在调和伊斯兰教义与社会主义思想的基础上搞出来的一种意识形态。代表人物有巴勒斯坦解放运动（PLO）领袖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还有埃及的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等。巴解受到前苏联和中共支持，因为搞恐怖活动而臭名昭著。

北非的阿尔及利亚、中东的南也门、中亚的阿富汗等国都出现过共产主义政党执政的时期。前苏联在1979年入侵阿富汗就为了控制它在穆斯林地区扶植起来的最后一个共产主义政权，打了十年之后，苏联最终放弃了阿富汗。

事实证明，要在一个宗教氛围十分浓重的地方推行共产主义并不容易。可以说，苏联在这些穆斯林地区的共产革命输出是很失败的。但是，这并不是说共产主义没有给该地区留下重大的政治遗产。其中一部分就是由此而滋生的极端伊斯兰恐怖行动。

1978年叛逃到美国的扬‧米哈伊‧帕切帕（Ion Mihai Pacepa）中将，是前罗马尼亚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秘书兼对外情报总局第一副局长、齐奥塞斯库总统的工业和技术发展顾问，也是前东欧投奔西方的最高级别官员。帕切帕在《俄国人的脚印》一文中透露了大量共产主义扶持中东恐怖主义的内幕。他引述克格勃对外情报总局的头子亚历山大‧萨克哈洛夫斯基（Aleksandr Sakharovsky）的话说，“在今天的世界，当核武器使得武力过时了的时候，恐怖主义应该成为我们的主要武器。”1969年一年里就发生了82起劫机事件，是由苏联克格勃及中共支持并资助的巴解组织干的。有一次帕切帕去萨克哈洛夫斯基的办公室，注意到墙上挂的世界地图上有一片插上小红旗的海洋，原来每一个小红旗就代表一架被劫持的飞机。萨克哈洛夫斯基对帕切帕说：“劫机是我自己的发明。”在1968到1978年间，光是罗马尼亚的安全部门就给在黎巴嫩的巴勒斯坦恐怖分子每周运送两架货机的军用物资。东德解体后的档案显示，在1983年，东德对外情报局就给黎巴嫩恐怖组织送去了价值1,877,600美元的AK-47冲锋枪弹药；捷克斯洛伐克给伊斯兰恐怖分子送去了1000吨的无臭爆炸物Semtex-H。[8]

前克格勃头子、后来的苏共总书记安德罗波夫在上世纪70年代初期，决定要发起一场精心策划而又隐蔽的宣传运动，在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里播下反犹和反美的仇恨种子。安德罗波夫被西方称为“新的造谣时代之父”（the father of a new misinformation era），目的是要灌输仇恨，并将这种情感武器变成对以色列及其主要支持者美国的恐怖主义血腥屠杀，让美国和犹太复国主义势力范围内的任何人都不再感到安全。[9]

3. 极端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共产毒根

2001年9月11日的 “9·11恐怖袭击”，改变了世界的格局。本‧拉登和他背后的“基地组织”登上了新闻头版。伊斯兰极端分子被推上了浪尖风口。

全世界绝大多数人对恐怖袭击的第一反应是震惊和悲痛，然而在地球另一边，共产党严厉钳制言论自由的中国却是另一番场景。从互联网论坛、聊天室，到大学食堂，都有大批人群对此欢呼：“干得好啊！”“强烈支持针对美国的正义行动”……根据中国主要网站“网易”对91,701人的调查，表达“强烈反对恐怖主义”的只占17.8%，多数人或者选择“反美”或者选择“好戏在后头”等幸灾乐祸的态度。[10]

这些为恐怖袭击欢呼的中国人和本‧拉登们素未谋面，但是他们表达出相似的态度，并不是偶然的。在他们的思想深处，都有来自同一个毒根的毒素，这个毒根就是共产邪灵。中国人受毒害，是因为从小在魔鬼的党文化中浸泡，用魔鬼的思维框架思维。但是本‧拉登在此前的阿富汗战争中，是抗击共产主义苏联的，他的恐怖主义怎么会与共产主义沾上边呢？

这就不得不说到这些本‧拉登们的恐怖主义思想来源，“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哲学家”（The Philosopher of Islamic Terror）、号称“伊斯兰圣战的马克思”[11]“当代圣战组织教父”[12]的赛义德‧库特布（Sayyid Qutb）。

1）库特布──极端伊斯兰圣战的“马克思”

反恐专家、前美国西点军校打击恐怖主义研究中心（Combating Terrorism Center at the U.S. Military Academy）研究员威廉‧麦康茨（William McCants）指出，伊斯兰极端分子在声明他们的动机时常常引用库特布的教导，并把他们自己当作库特布衣钵的承传者。[13]本‧拉登死后基地组织的继承者艾曼‧扎瓦希里（Ayman al-Zawahiri）将库特布的思想看作是点燃了极端伊斯兰圣战运动之火。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2016年发表了中东问题专家汉森‧汉森的报告《伊斯兰国（ISIS）的宗派主义──意识形态根源和政治内涵》，在结尾处报告引述伊斯兰国的支持者们的话来概括伊斯兰国的思想核心：“伊斯兰国由赛义德‧库特布规划蓝图，由阿卜杜拉‧阿扎姆传授，由奥撒玛‧本‧拉登将之全球化，由阿布‧奥玛实现，然后由巴格达迪执行。”[14]

本‧拉登们以及后来的伊斯兰国（ISIS）继承和发展了库特布的思想（当然还加入了其他一些人的思想），这种思想通常被称作库特布主义。通俗地讲，库特布主义追求的是用暴力打破腐朽的“旧世界”，鼓励“圣战者”不惜牺牲生命，以身殉教，依靠暴力奋斗到底，要“解放全人类”。[15]

这些“豪言壮语”听起来是不是很像马克思列宁的共产主义？是的，因为库特布早年是共产党员，他的思想中带有强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烙印。美国外交政策委员会资深研究员莱利（Robert R. Reilly）指出，库特布实际上曾经是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和埃及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联络人。[16]

库特布是埃及人，出生于1906年，在上世纪20～30年代他学习了社会主义和文学，在40年代末到美国留学两年。[17]回到埃及后，就加入了穆斯林兄弟会。库特布与陆军中校纳赛尔 （Gamal Abdel Nasser）素有往来。纳赛尔是“自由军官组织”（Free Officer Movement）的领导人，该组织倾向社会主义。1952年，纳赛尔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亲西方的、君主制的阿里王朝（Muhammad Ali dynasty）。有说法是库特布和兄弟会同纳赛尔一起策划的这场“社会主义革命”政变。库特布希望纳赛尔建立一个伊斯兰政权，但是，纳赛尔要走世俗化道路。1954年，纳赛尔开始打压穆斯林兄弟会。于是，库特布的兄弟会准备暗杀纳赛尔。计划失败，库特布被指控谋杀入狱。在监狱的头三年，库特布受到了酷刑折磨。后来条件变得宽松，并允许他写作。他在狱中写了他最重要的两本书──《在古兰经的阴影中》（In the Shade of the Qur’an）和《里程碑》（Milestones）。这两本书系统地阐述了他在古兰经、伊斯兰历史、埃及和西方的社会等问题上，根本上反世俗、反西方的极端主义主张。库特布曾短暂获释出狱，但他拒绝出国，选择了再次入狱。1966年库特布被指控参与了暗杀埃及纳塞尔总统的阴谋，被处以绞刑。

库特布的颠覆性思想就是对伊斯兰教的概念吉哈德（Jihad）给予了新的诠释。一提到“吉哈德（Jihad）”，很多人马上会想到圣战（holy war）。其实在阿拉伯语中“吉哈德”本身是挣扎、抗争的意思。对主流穆斯林来说，它可以是内心的挣扎（自我完善），也可以是抵抗外敌（defensive jihad）。[18]库特布将之延伸为不受限制主动采取暴力的“圣战”。[19]库特布为暴力攻击“圣战”打下理论基础，而其本人也以走上绞刑架为荣耀，亲身给追随者做了殉教榜样。

库特布的学说主张，任何遵从世俗法律的社会，或者遵从世俗道德的社会体制，就是非伊斯兰的“旧社会”──贾希利亚（jahiliya，意为对宗教真理的无知，原指伊斯兰教传播之前的社会）。这样的社会就算自称穆斯林社会，也属于贾希利亚。实际上，他自己生活的埃及社会体制就被他视为贾希利亚，应当被推翻。[20]

对库特布来说，这个“旧社会”（即贾希利亚）不仅是个体穆斯林，而且是所有人获得并遵守伊斯兰价值观和法律的最大障碍。这个“旧社会”是强加给人的，剥夺了他们的自由。在“旧社会”的人过着被奴役的生活（即奴隶）。对奴隶（即被压迫者）而言，暴力的圣战是伊斯兰教允许的。库特布主张通过圣战“解放全人类”（包括穆斯林和非穆斯林）。[21]很多穆斯林领袖认为库特布走得太远，他的书出版后被视为异端。[22]

库特布进一步借用了马克思主义的“虚假意识”概念（即普通民众接受了统治者的“虚假意识”，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被压迫的，他们没有主动的愿望起来推翻资本主义并代之以社会主义）：生活在贾希利亚中的人也不会意识到自己被“奴役”和“压迫”，[23]也就不会主动起来参加圣战，“解放”自己。

“怎么办？”库特布从列宁那里找到了答案。

2）列宁主义的圣战“先锋队”

熟悉马列主义的学者在研究库特布的著作时，常常会发现一些熟悉的概念：“先锋队”（Vanguard）、国家（state）、革命（revolution）等等。这是典型的列宁主义用语。列宁在写作《怎么办》（What Is to Be Done?）这本书时，面临的局面和挑战，与库特布非常类似。列宁把革命成功的希望寄托于无产阶级先锋队（Proletarian vanguard），库特布照搬了这套理论，只是把无产阶级换成了伊斯兰极端分子。

列宁非常强调组织和先锋队的作用，他区分了自发性与自觉性，提出了“建党理论”。他认为如仅仅依靠自发因素，工人只能提出涨工资、八小时工作制等肤浅的要求，不可能有“解放全人类”的所谓“觉悟”。列宁相信需要有外部的“先进分子”（往往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为只有他们有接受充分教育的条件）对工人进行煽动和灌输，使他们认识到革命是唯一的出路，觉悟到“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为了发挥这一部分“先进分子”的作用，需要有一个组织严密的政党把他们的生活全包下来，为他们创造秘密工作的条件，使他们成为全职的职业革命家。这个政党，这个无产阶级政党，就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24]

美国海军研究生院（Naval Postgraduate School）的中东问题专家罗宾逊教授（Glenn E. Robinson）指出，“尽管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圣战主义思想家们没有直接引用列宁作为其思想启蒙，但二者的概念、逻辑，尤其是赛义德‧库特布泄露出其[列宁]影响。20世纪40年代在埃及接受教育的库特布肯定阅读过列宁的作品。库特布有两个关键概念直接来自列宁： jama’a（先锋队）和manhaj（纲领）。”[25]

库特布从列宁主义里学到的“精髓”，就是要组织一支穆斯林版本的革命先锋队。库特布的理想，几乎就是列宁的理想。

罗宾逊教授阐述道：“库特布为穆斯林世界做出了[和列宁]一模一样的论断，大多数的穆斯林沉迷于腐化体系的非正义的和反伊斯兰的统治，所以不知道怎样才能起来拿起武器反抗，一个专业受训的圣战先锋队必须组织起来针对国家机器反抗。”[26]此外，“列宁坚持先锋队的核心，是有一个详细与周密协调的纲领，然后具体实施革命。在库特布的书中也有相似的伊斯兰版本。”[27]

对库特布来说，这一支他认为的“真正穆斯林”（极端分子）组成的先锋队，就要担当其拯救伊斯兰和世界文明的“革命重任”。先锋队要去打击那些“假的穆斯林和虚伪”，要按他理解的伊斯兰意识形态去做，建立一个基于他理解的伊斯兰意识形态的新国家，并用暴力把伊斯兰带到全世界。

除了先锋队，库特布的学说里也有社会平等、消灭阶级、不要政府（天下大同）、“解放全人类”的内容。[28]这些内容，都会让人联想到共产主义。

库特布死后，他的弟弟穆罕穆德‧库特布继续出版塞义德‧库特布的书。在1993年出版的库特布的书“Ma’arakat ul-Islam war-Ra’samaaliyyah”再次泄露了库特布的共产主义思想根源。该书第61页中，库特布直白表示，伊斯兰教“是一个独特的、建设性的、实证主义的教义，它是由基督教和共产主义共同塑造的，[以]最完美的方式融合，包括所有的[即基督教和共产主义的]目标，并增加了它们的和谐、平衡和正义。”[29] （方括号内是本书作者加入的内容，便于读者理解。）

3）极端伊斯兰主义的“共产主义内核”

在分析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根源时，有学者还指出了另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阶级斗争”学说。马克思毕其一生都在煽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把这种矛盾上升为不可调和的、只能用“革命”才能解决的矛盾。伊斯兰极端主义采用的也是这样的策略。想想看，炸毁曼哈顿的世贸大楼就能实现库特布的伊斯兰大同世界了吗？当然不会。极端主义为的是制造西方与穆斯林的矛盾，“加剧矛盾”（heightening the contradictions）。先挑起西方对穆斯林的仇恨，然后用这种仇恨来煽动更多的穆斯林起来仇恨西方。[30]这就是与马克思列宁宣扬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一样，一定要让这个矛盾达到不可调和的状态，才有机会发动革命。共产主义这么想，受其影响的伊斯兰极端主义也是这么想的。

不夸张地说，库特布的学说更接近共产主义而不是伊斯兰教义。虽然从宗教上反对共产主义，但是，却吸取了共产主义革命的所有“精髓”。有学者这样指出恐怖主义的实质：和自由世界对抗的真正敌人还是共产主义，极端伊斯兰主义只不过是共产主义穿了件传统伊斯兰袍子。[31]

另外，西方反文化运动使左派思想广泛传播世界，也使部分人更容易接受倾向暴力的极端宗教意识形态。芬兰政治历史学者安特洛‧莱特辛格（Antero Leitzinger）认为，现代恐怖主义诞生于1966～1967年，与国际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同步，这不是偶然的。国家社会主义者们把基于穆斯林的马克思主义变成基于马克思主义的极端伊斯兰主义。上世纪60年代西方激进学生运动中，许多来自穆斯林世界的留学生在西方接触了左派思想，把“革命”、“暴力”等外来观念带回去，为恐怖主义的传播提供了土壤。[32]

开罗的美国大学媒体研究教授施莱弗（Abdallah Schleifer）1974年曾经见过后来的基地组织二号人物艾曼‧扎瓦希里（Ayman al-Zawahiri）。当时正在开罗大学学医的扎瓦希里对施莱弗得意地炫耀其伊斯兰主义极端组织在精英学院──医学和工程学院招募的人最多。施莱弗对此并不奇怪，他回答说，在60年代，这些院系一直是马克思主义青年的据点。他指出，伊斯兰主义运动只是（60年代）学生反叛的最新发展趋势。施莱弗回忆说，“我说，‘听着，艾曼，我以前是马克思主义者。当你说话时，我觉得我回到了党内。我不觉得自己好像和传统的穆斯林在一起。’”[33]

有人把极端伊斯兰主义与法西斯联系起来，而出于某种理由不愿提及共产主义根源。其实，法西斯主义是一种民族主义，也没有专门的宗教信仰基础。从极端伊斯兰主义的全人类观和宗教情结来说，极端伊斯兰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渊源更为紧密。

4）库特布对恐怖主义的影响

库特布的著作影响了许多年轻的阿拉伯人，包括巴勒斯坦的学者、后来的基地组织创建人之一阿卜杜拉‧阿扎姆（Abdullah Yusuf Azzam）。[34]“9·11”调查委员会报告中阐述了库特布对本‧拉登的世界观的影响，并直接将阿扎姆称为库特布的弟子。[35]

除了通过他的著作和追随者来传递影响，赛义德‧库特布的弟弟穆罕穆德‧库特布也是其兄思想的主要传播者。穆罕穆德‧库特布后来到沙特，成了研究伊斯兰的教授，同时也负责编辑、出版和推广其兄长的学说。

本‧拉登在学生时代就读库特布的书，本人也与穆罕穆德‧库特布熟悉，定期参加后者在一间大学里的每周的公开讲座。前中央情报局负责本‧拉登小组的官员、詹姆斯敦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迈克尔‧舒儿（Michael Scheuer）直接称库特布为本‧拉登的导师。[36]

上文提到的基地组织二号人物艾曼‧扎瓦希里也是赛义德‧库特布的狂热追随者。[37]扎瓦希里少年时代就从他叔叔那里一次又一次地听到库特布的“品格”和他在监狱中忍受磨难的“伟大”。[38]库特布死后，扎瓦希里在回忆录中写道：“纳赛尔政权认为处决赛义德‧库特布及其同志们使[极端]伊斯兰主义运动受到了致命打击。”“但表面的看似宁静却隐藏了赛义德‧库特布思想的发酵以及埃及现代伊斯兰圣战运动核心的形成。”[39]库特布被绞死的同一年，扎瓦希里参与组建了一个地下激进组织，决心“实现库特布的理想”。[40]这一年他15岁。此后扎瓦希里参加了埃及伊斯兰圣战组织，后来成了本‧拉登的导师和基地组织的重要成员。在本‧拉登被击毙后，扎瓦希里成了基地组织的头目。

上文引述过的中东问题专家罗宾逊教授（Glenn E. Robinson）指出，在逊尼派穆斯林世界，库特布是最重要的强调暴力圣战的思想家。[41]几乎所有的逊尼派圣战组织的概念和思想创新基本上都可以在库特布的书中找到。[42]尽管存在不同类型的圣战组织，但它们有一点是共同的，即都在伊斯兰旗号下通过暴力实现其政治纲领。[43]

1981年暗杀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Anwar Sadat）的埃及伊斯兰圣战组织（Egyptian Islamic Jihad）、埃及恐怖组织盖码‧伊斯兰米亚（al-Gamma al-Islamiyah，上世纪90年代其针对政府官员、世俗知识分子、埃及基督徒和旅游者发动袭击）等都奉行库特布主义。[44]

奉行库特布主义的激进圣战组织也被归类为萨拉非圣战组织。拉特洛布大学（La Trobe University, Melbourne）政治学教授罗伯特‧曼恩（Robert Manne）将库特布称作萨拉非圣战主义之父、伊斯兰国的开拓者。[45]他在其著作《伊斯兰国的大脑──ISIS及其哈里发意识形态》中写道：“五十年过去了，赛义德‧库特布被处死刑成就了萨拉非圣战主义的传统，成就了伊斯兰国的思想。未来没有里程碑了，我们已经到达地狱的入口。”[46]

美国智库兰德公司的报告《持续的威胁──基地组织和其它萨拉非圣战者》中概述了库特布对萨拉非圣战主义的影响，同时列举了40多个萨拉非圣战主义组织，影响几乎遍布全球各大洲。[47]

纵观极端伊斯兰主义的各种组织，它们之间有矛盾，理念上也不一致，但是绝大多数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采用库特布的主动进击型“圣战”去做斗争，成为了库特布的衣钵传人，也成为了共产主义暴力革命的延伸。

5）穆斯林成为共产主义的牺牲品

美国政府国家反恐中心（NCTC）2011年的一份报告说：“在可以确定宗教信仰的恐怖主义造成的案件的伤亡者中，过去五年内82%至97%的与恐怖主义有关的死亡事件受害者是穆斯林。”[48] 美国国务院在2016年的报告中说，2016年发生了11,072起恐怖袭击，死亡25,621人（其中6,755人是恐怖袭击的肇事者）。虽然这些恐怖袭击发生在104个国家，但它们在地理上非常集中。75%的恐怖袭击造成的死亡发生在5个国家（伊拉克、阿富汗、叙利亚、尼日利亚和巴基斯坦）。[49]这些都是穆斯林集中的国家。

相比而言，恐怖袭击在西方造成的死亡要少得多。根据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于2016年9月进行的一项研究，从1975年到2015年，外国出生的恐怖主义造成了大约3,024名美国人死亡（这一数字还包括9·11恐怖袭击事件中丧生的2,983人），[50] 平均每年约有74名美国人。

极端恐怖组织虽然最乐于打起伊斯兰旗号，但最终被其伤害最大的实际上是穆斯林社会。对于恐怖主义背后的魔鬼来说，打什么旗号都不重要，通过各种手段毁灭人类才是其目的。

4. 中共对恐怖主义的支持

中共对恐怖主义的支持已有几十年历史。阿拉法特是被美国认定的有名的恐怖分子，也是现代恐怖主义的鼻祖和本‧拉登的先导。人们知道本‧拉登主导策划劫持客机发动9·11袭击，但劫持客机的首创者却是阿拉法特。阿拉法特的恐怖主义最早得到中共的首肯和支持。

1）中共对阿拉法特恐怖活动的支持

阿拉法特从1959年筹建“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Palestinian National Liberation Movement，简称“法塔赫”，FATAH），到1988年11月，建立巴勒斯坦国，一直是巴勒斯坦各种武装组织的主要头领。整个中东地区最得宠于中共者非阿拉法特莫属。他曾十四次造访中国，几乎会见了历届中共党魁，包括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等，深得中共赏识。其在恐怖袭击中屡屡得手，又游刃于国际政治外交舞台上，风光一时。

1964年，阿拉法特组建了法塔赫武装恐怖组织“暴风”突击队后，马上到北京与周恩来等进行了长时间会谈。周恩来当时就指点他：要注意斗争策略，不要提诸如“把以色列赶入大海”之类的口号，因为这类口号不利于巴勒斯坦的斗争。[51]

中共对这个恐怖主义小老弟除军火、经援之外，屡授机宜，指点其如何与美国、以色列等国交战，及如何扩展国际影响等，还特邀巴勒斯坦人员到中国学习、接受培训。向中共老大哥“取经”回来后，1965年1月开始，阿拉法特就以游击队的方式在巴勒斯坦北部首次对以色列开战。1965年5月，巴解组织（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zation，简称PLO）在北京设立办事处。中共破格承认该办事处享有外交机构待遇，并在国际外交各种场合中支持巴解。

1988年11月，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第19次特别会议决定建立巴勒斯坦国。中共立即予以承认，并于同年11月20日与巴勒斯坦建交。

2000年至2001年间，阿拉法特和中共党魁江泽民互访见面。期间巴以爆发大规模流血冲突，以色列一再指责阿拉法特是恐怖主义的“幕后主使”。在中共的扶持下，阿拉法特得以和以色列及美国抗衡，使得中东地区战火不断。

法塔赫、巴解等在阿拉法特的领导下，从事各种公开的、地下的军事恐怖行动，声称革命暴力是“解放家园的唯一手段”，和共产主义暴力革命思想一脉相承。其和世界上其它共产国家的关系也十分密切，它是“社会主义国际”（Socialist International）成员，也是“欧洲社会党”（Party of European Socialists）的“观察员”。

美国、以色列一直认为阿拉法特是中东一系列恐怖事件的幕后策划者。他所组建的法塔赫、巴解等组织在1988年之前，一直都被美国政府认定为恐怖组织。[52]

法塔赫在1970年策划刺杀约旦国王侯赛因‧宾‧塔拉勒，侯赛因国王幸免于难。[53]同年9月，法塔赫连续劫持英国、德国和瑞士三民航客机并在电视摄像机前摧毁三架劫持的国际班机，在国际上造成轰动。恐怖分子称：“我们劫持一架飞机远比我们在战斗中杀死一百名以色列人更有效果。”[54]法塔赫为其后世界上恐怖分子劫持飞机开了先例。后几十年里劫持民航飞机成了恐怖分子的一个有效工具。

1972年巴解下属的“黑9月”（Black September）恐怖组织制造了一起进攻平民的大型恐怖袭击事件。而策划、实施这一起恐袭事件的阿布‧哈桑‧萨拉姆（Ali Hassan Salameh）就是阿拉法特的首席保安官、“法塔赫”情报组织的负责人。当时恐怖分子在德国慕尼黑正在举行的夏季奥林匹克竞赛的奥运村劫持了11名以色列运动员。开枪屠杀以色列运动员的同时，还射杀了一名德国警察。[55]几十年来，国际恐怖主义泛滥，滥杀无辜平民，阿拉法特对首开对平民的恐袭先例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2）中共与基地组织的关系

中共与本‧拉登领导的基地恐怖主义组织的联系由来已久，并一直和为本‧拉登提供庇护的塔利班暗通款曲。1980年，中共除了派出大约300名军事顾问到当时阿富汗圣战组织在巴基斯坦的训练基地外，还在新疆喀什及和阗增开军事训练营，教他们使用武器、爆破、战斗策略、宣传技巧与间谍战等。新疆成为训练阿富汗圣战组织与苏联作战的基地。到苏联撤出阿富汗的时候，中共军队至少训练了几千圣战分子，为他们提供价值2亿～4亿美金的机枪、火箭发射器以及地对空导弹等。[56]

在塔利班取得阿富汗政权后，包括其庇护本‧拉登基地组织期间，中共与塔利班和基地组织保持了密切关系。虽然基地组织对美国大使馆和美国海军实施恐怖袭击，而塔利班拒绝向联合国交出本‧拉登，但中共一直反对联合国制裁塔利班。1998年美国用巡航导弹袭击基地组织，中共花一千万美元向基地组织购买未爆炸的美国导弹，以改进自身的巡航导弹能力。[57]同时，中共继续向支持恐怖主义分子的国家提供敏感的军事技术。[58]2000年底，联合国安理会提出制裁塔利班的提案，以迫使塔利班关闭本‧拉登在其境内的恐怖分子训练营，但中共投的是弃权票。在那之后，中共继续与塔利班秘密商谈，并达成协议由华为帮助塔利班在阿富汗全境建立广泛的军用通讯系统。[59]就在9·11恐怖袭击的当天，中共与塔利班官员签署了扩大经济与科技合作的协议。[60]

更令人震惊的是，“9·11”发生后，两个中共军人被称为英雄，因为他们在1999年出版了《超限战》一书，里面提到“若纽约世贸大楼遭到攻击，对美国而言将会很棘手”，他们还明确提到“本‧拉登有能力利用他的基地集团组织这场攻击行动”。[61]可以说，中共的“超限战”理论是本‧拉登发展恐怖袭击这一手段的理论指导，而本‧拉登只是把它付诸实践。

9·11恐怖袭击发生后，联合国安理会对塔利班政权进行制裁时，中共不光投弃权票，而且在美军开始空袭塔利班目标后，仍派出军事人员帮助塔利班政权。9·11事件后，美国情报部门获悉中共军方的中兴和华为在帮助塔利班军方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建立一个电话网路。[62]

2004年中，据透露，中共情报机构利用幌子公司，在世界各地的金融市场上帮助本‧拉登筹募运作所需的资金并洗钱。[63]

随着柏林墙倒塌，暴力共产主义阵营面临土崩瓦解，中共继承前苏联的衣钵，不得不独立支撑面对自由世界的强大压力。正当美国和自由世界的注意力开始转向谴责共产主义暴政时，“9·11”恐袭发生，世界格局随之大变，自由世界对抗共产主义的计划被束之高阁，全方位转向打击恐怖主义。其实，这正是共产邪灵为了转移视线，让中共残喘并坐大的伎俩。在西方为反恐疲于奔波的时候，一场中美之间的财富大转移悄悄发生了，共产邪灵用资本主义的营养，壮大了共产主义。

每当世界反共阵营开始围剿世间共产势力时，共产邪灵往往就会指使恐怖组织肇事，让人们无暇顾及世界上最邪恶的共产邪党及其毁灭人类的运作，忙于和恐怖组织交战，并花大力气反恐、防恐，却把人世间正邪交战的主要战事搁置一边不顾。

5. 西方激进左派与恐怖主义的隐形联盟

这是“整个宇宙中最伟大的艺术品”，一位德国音乐家如是断言。他评价的不是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而是9·11恐怖袭击。[64]

“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西方的激进左派知识分子和媒体在第一时间为恐怖分子欢呼、辩护和洗脱罪责。一位美国作家夸赞恐怖分子“绝顶聪明”，在他眼里袭击有情可原，因为“美国历史上做错的一切造成了那座巴别塔[指世贸中心大楼]，因此大楼必须被摧毁”。一位意大利剧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说：“[华尔街]的投机者在其中打滚的经济体每年用贫困杀害上千万人，纽约就算死了两万人又怎样？”[65]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某教授把“9·11”的受难者比喻成“小艾赫曼”（纳粹德国屠杀犹太人的罪魁之一）。[66]

为了阻止美国对伊拉克和阿富汗动武，各种激进左派势力联合发起了大规模的反战运动。语言学家、激进左派思想家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在麻省理工学院演讲时说，美国是“最大的恐怖主义国家”，美国计划在阿富汗发起“悄无声息的群体灭绝（a quiet genocide）”。各地左派于是发起“和平守夜”和抗议集会（teach-in）。美国在阿富汗的反恐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乔姆斯基到接近战区的印度次大陆旅行了两个星期，向上百万的穆斯林和印度教徒散布谣言。他说，美国计划用饥饿的方式杀害三四百万阿富汗人，美国是最大的恐怖主义国家，美国的所作所为远远超过“9·11”的凶恶和残暴。[67]哥伦比亚大学某教授说他希望美军经历“一百万次摩加迪沙之战”。[68]摩加迪沙之战指的是1993年在索马里发生的基地组织袭击美军的事件，18名美国士兵死于这一伏击。激进左派发起的反战运动针对的是自由世界的旗手美国，是在拉自由社会打击恐怖主义的后腿，客观上成为了恐怖分子的内应。

在2003年2月，在美国进攻伊拉克一个月之前，本‧拉登通过半岛电视台发布了一段录音，号召人们起来抵抗美军，要在巷战中重创美军，里面公开声称“穆斯林的利益与社会主义者的利益在反战上是一致的”，向反战的左派组织发出动员令。[69]

被曝光最多的一个反战组织叫“A.N.S.W.E.R”（Act Now to Stop War and End Racism），这是一个典型的左派激进组织，成员大多是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左派或者进步主义者。其主要组织者很多都与“国际行动中心”（International Action Center）和“工人世界党”（Workers World Party）有关。“工人世界党”是美国的一个极端的共产党组织（revolutionary Marxist-Leninist Communist Party），所以“A.N.S.W.E.R”其实是斯大林共产主义的一个前沿部队。参加反战的还有革命共产党（Revolutionary Communist Party）的前台组织“不要以我们的名义（Not in Our Name）”，而革命共产党是和中共有联系的马列主义政党。[70]

除了积极为恐怖分子开脱、组织参与反战运动以外，法律界的激进左翼全力以赴地反对“9·11”之后不久国会通过的旨在增强美国反恐能力的《爱国者法案》。在该法案通过之前，联邦调查局用了七年才把南弗罗里达大学的计算机科学教授、为恐怖分子提供资助的阿利安（Sami Al-Arian）逮捕归案。如果有爱国者法案，提前把阿利安抓捕归案，也许可以避免9·11袭击。[71]

策划1993年世贸中心爆炸案的“盲眼教士（blind Sheikh）”拉曼（Omar Abdel-Rahman）1995年被判处终身监禁。其辩护律师林‧斯图亚特（Lynne Stewart）借着到监狱里探望拉曼的机会，替后者传递信息给其中东的追随者，告诉他们继续进行恐怖活动。斯图亚特2005年被判有罪。令人惊讶的是，在她的有罪判决之后，斯图亚特反而成为左派的政治偶像，屡屡被邀请到大学、法学院及其它集会演讲。[72]

美国学者大卫‧霍洛维茨（David Horowitz）2004年出版的研究著作《邪恶联盟：激进伊斯兰教与美国左翼》 ，揭示了伊斯兰极端分子与美国激进左派之间危险的关联。他通过分析指出，国际激进左翼已经成为伊斯兰圣战组织的边防战士。[73]

为什么西方激进左翼愿意和恐怖主义者站在一条战线上反对西方民主国家？西方激进左派发起体制内长征，为了从内部摧毁西方文明不遗余力，所有有助于实现其目标的力量都成为他们联合的对象。虽然左派意识形态在表面上和极端伊斯兰意识形态冰炭不容，但由于两者有高度相似的目标，因此结成了危险的反对西方文明的联盟。由于同样原因，两者都成了共产邪灵毁灭人类的得力工具。

结语

从巴黎公社、列宁的国家暴力和恐怖政策到中共的国家恐怖主义，共产主义一直把恐怖主义作为它的重要工具。不仅如此，在共产国家之外，共产邪灵在不同时期操控不同的人群作为其实现恐怖主义目的之工具，包括运用恐怖分子为棋子左右世界的局势或转移人们的注意力。随着科技发展，没有道德约束的恐怖分子越来越容易运用各种手段来制造恐怖，人类时刻处于他们的威胁之下。

恐怖主义分子要用暴力打破世界的秩序、用恐惧来掌控人心，使用的手段是反道德、反人类普世价值的，要达到的目的是邪恶的。这些核心理念与共产主义同根同源。可以说，共产邪恶因素为那些恐怖主义分子提供了深层的邪恶价值的支撑点，为他们提供了土壤和温床。

恐怖主义最大的牺牲群体往往都是那些产生恐怖分子的人群和国家，虽然见诸报端的常常是恐怖分子对西方的袭击，而被极端伊斯兰恐怖分子残杀的最大牺牲群体却是穆斯林。这一点同共产主义残杀的一亿多人几乎都是自己的百姓，可谓同出一辙。

恐怖主义带来了暴力、仇恨、残杀、恐惧、废墟和悲剧，其受害者是全人类。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密不可分。共产主义本身就是最大的恐怖主义，同时又扶持了其它形式的恐怖主义，因此，与人们通常认为的恐怖主义相比，共产主义才是对人类的根本威胁。不把恐怖主义的毒根拔掉，世无宁日。认清共产邪灵是人世间恐怖力量的根源，站在神的一边，走回神为人留下的传统的正路，邪灵才无法利用人类达到毁灭人类的终极目的。#

备注

原文出处：http://www.epochtimes.com/gb/18/8/4/n10614727.htm

【大纪元2018年09月04日讯】第十六章 环保主义背后的共产主义推手（上）

目 录

前言

1. 环保主义的共产根源
   1）环保主义发展三阶段
   2）环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对环境的态度一脉相承
   3）生态马克思主义
   4）生态社会主义
   5）绿色政治：绿色是新的红色
   6）生态恐怖主义
   7）“绿色和平”后面的不和平
   
2. 气候变化“共识”的迷思
   1）科学“共识”的历史
   2）“共识”的确立和巩固：在科学界统一思想
   

前言

地球是人类的生存环境，为人类提供了食物、各种生存资源与发展条件，让人类繁衍生息，绵延数千年。

人类与自然环境密切互动，中西方传统文化都强调人与自然的良性共生关系。一方面，“天地之生万物也，以养人”，[1]即天创造万物的目的是为了养活人，万物可以被人类善用；另一方面，人在生活中需要遵循天地之理，用之有度，主动维护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

西方传统文化认为，自然环境是创世主恩赐给人类并交给人管理的，因此人类对自然环境应当珍惜并善加利用。在中国传统文化里，讲究的是万事万物的均衡发展，互不相害。《中庸》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

中国古人很早就注意到对环境的保护。据史料记载，大禹时，“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2] 曾子说：“树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3]这些都表现了取物有节、珍惜、保护生态的思想。

近现代工业革命后，工业污染对自然生态造成了破坏，让人们开始重视环境问题。实行各种相关法令与保护措施之后，污染得到有效治理，环境大为改善。在此过程中，人的环保意识大为增强，他们对自然的爱护和改善环境的努力都是值得肯定的。

这里需要区分几个概念：环境保护、环保运动和环保主义。环境保护，顾名思义，就是对环境的保护。自从有了人类文明，就有了人类对环境的保护。这种环保活动与任何政治意识形态无关。环保运动是针对环境问题的社会和政治运动，其主体是通过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媒体攻势和复杂巧妙的政治运作，改变有关环境的政策及大众心理和行为习惯。环境保护主义，简称环保主义（environmentalism，又译环境主义），是一种强调保护环境、人和自然生态和谐共生的哲学思想和政治意识形态。环保运动和环保主义的来源与共产主义并不相同，但共产邪灵善于绑架群众运动、操纵和利用社会形势，因此从现代环境保护主义出现之初，共产邪灵就系统安排了对其的绑架和利用。

当今世界范围内的环保主义背后的因素极其复杂。它用动人的说辞、利用人们善良美好的愿望，掀起了一场席卷全球的政治运动。参与其中的不乏善良、有正义感、真正关怀人类前途命运的人。但这场运动背后的因素却是共产邪灵，它利用环保的道德制高点来推进自己的图谋。在这场运动中，环保被高度政治化、极端化甚至宗教化；传统的道德基础被忘却，误导性宣传甚至各种强制性的政治手腕成为主导因素。环保主义正在成为另一种形态的共产主义。

本文将着重探讨环保主义与共产主义有哪些联系，环保主义如何被劫持、变形，以及它将带来何种影响。

1. 环保主义的共产根源

为了最终毁灭人类，共产邪灵做了多方面的周密准备。共产主义发端于欧洲，又发动暴力革命在东方的两个大国──俄国和中国──掌权，共产阵营和西方社会在冷战中长期对峙。在苏联东欧共产阵营垮台后，共产邪灵企图启动在东西方社会同时布置的共产主义因素，建立管控严密的全球政府。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邪灵必须制造或利用一个足以威胁全人类的“敌人”，恐吓人类让渡个人自由和民族国家的主权。制造全球性的对环境和生态灾难的恐慌可以说是其一个必然的选择。

1）环保主义发展三阶段

环保主义的形成和发展与共产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具体而言，其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理论酝酿期，这一阶段可以从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算起，一直到1970年第一个地球日（Earth Day）。在这个阶段初期，马克思及其门徒没有把环保主义作为其理论论述的重点，但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唯物论观点天然地与环保主义的主要倾向相吻合。马克思宣称，资本主义是跟自然（即环境）相对立的。马克思的门徒造了“生态系统（ecosystem）”一词，环保主义在某些学科内部悄悄酝酿。在这个阶段的最后十年，即1960年至1970年，两本畅销书《寂静的春天》（1962）和《人口炸弹》（1968）在美国登场，环保主义借“环境保护”概念进入公众视野。

第二个阶段开始的标志性事件是1970年举行的第一个地球日活动。1972年联合国召开第一次斯德哥尔摩环境大会。这个阶段各种组织迅速产生，各种活动增多，在美国、欧洲都进行了规模不等的宣传、抗议、“科研”、立法、会议等攻势。从宏观上来说，上世纪60年代西方的反文化运动是西方内部共产邪灵因素的一次展示和阅兵，它们以民权运动、和平反战运动的名义登上政治和社会舞台，但共产主义因素数量巨大，来势汹汹，它们迅速蔓延到女权运动、同性恋合法化运动等不同类型的反资本主义战争当中。70年代以后，反越战运动退潮，共产主义因素一部分进入体制内，发起“体制内长征”，另一部分充实到女权主义、环保主义当中，这是环保主义势力高涨的根本原因。70年代扛起环保主义大旗的一支最重要的力量，正是反文化运动的主力──嬉皮士们。事实上，共产邪灵正在加紧准备在两大阵营的对峙结束之后，用环保主义的旗帜重新包装自己，在全球范围内掀起另一个不叫共产主义的共产主义高潮。

第三个阶段开始于冷战结束的前夜。1988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下文将使用该机构简称IPCC）成立，“全球暖化”这个概念开始进入政治领域。[4]1990年苏联解体前夕，莫斯科曾经召开国际环境会议，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发言中倡议建立国际环境监测系统，签署建立“环境保护特区”的盟约、支持联合国环境方案，并在巴西召开后续的环境会议。[5]我们随后看到，西方环保主义者对这些提议几乎照单全收。美国政界要人发表公开信《致全球暖化论的怀疑者》，“全球暖化”成为这个阶段环保主义者（其领头人是改头换面的共产主义者）给人类塑造的主要敌人。利用环境保护借口进行的宣传骤然升级，环境立法、环境公约数量迅速增多、规模加大，环保主义成为限制各国公民自由、剥夺民族国家主权、限制打击西方自由社会的主要工具。冷战结束后，苏联东欧前共产党人、西方的共产主义者和同路人纷纷改弦更张，加入环境保护运动，环保主义和环境运动骤然升温，变得声势浩大，同时具有了更鲜明的共产主义色彩。

2）环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对环境的态度一脉相承

在东西方信仰正教的人看来，人是神仿造自己的形象造的，人的生命也因此具有了高于地球上其它生命的价值和尊严。同理，自然环境也是神给人创造的，人有爱护自然环境的义务；自然环境为人而存在，而不是相反。但是在无神论者和唯物论者眼里，人的生命并没有这样的特殊之处。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断言：“生命是蛋白体的存在形式。”[6]既然这样，人的生命就是蛋白质的一种特殊的存在形式，与动物、植物没有任何不同。因此，以保护自然的名义剥夺人的自由甚至生命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1862年，德国化学家、马克思的同事李贝希（Justus von Liebig）在一本关于有机化学的著作中，抨击英国农民使用进口鸟粪作为肥料。英国农业受益于鸟粪这种高效的肥料，作物产量大增。到19世纪中期，英国人的食物来源充足，质量上乘。鸟粪生意使各国商人、英国农民、英国大众等多个方面同时受益。李贝希为什么要谴责这种做法呢？他的“道德义愤”出于四个理由：第一，搜集鸟粪过程中会对大自然造成破坏；第二，商人用低工资剥削了工人；第三，粮食丰产，刺激了人口增长，反过来又需要更多的粮食，这超过了自然能够承受的范围；第四，更多的人口和牲畜意味着更多的粪便和垃圾。[7]

当时正在埋头撰写《资本论》的马克思仔细研读了李贝希的作品，他称赞后者“从自然科学的视角发现了现代农业的负面即毁灭性的一面”。[8]同李贝希一样，马克思把任何使用自然资源创造财富的努力都看成恶性循环，他的结论是“理性的农业和资本主义制度是不兼容的”。[9]

列宁及其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发动政变后，迅速颁布《土地法案》、《森林法案》等，把土地、森林、水源、矿产、动植物资源收归国有，不准人民擅自开发利用。[10]

美国作家布莱恩‧萨斯曼在《生态暴政》一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马克思、列宁的思路和今天的环保主义者高度一致，那就是：没人有权利从自然资源中获利，“不管是拯救森林、鲸鱼、蜗牛还是气候，所有理论的基础都基于一个根深蒂固的信仰，即这种获利方式是不道德的，如果不尽快阻止，会最终毁了这个星球。”[11]

这场全球性的环境运动涉及了为数众多的思想家、政治家、科学家、社会活动家、媒体人等，我们这里无暇一一列举其思想言论和所作所为，但有一个人不能忽略，他就是联合国环境署的创办人、筹办了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和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的加拿大人莫里斯‧斯特朗（Maurice Strong）。斯特朗的姑姑是著名的亲共记者、在中国度过余生的安娜‧路易士‧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莫里斯‧斯特朗深受他姑姑的影响，他将自己描述为“在意识形态上是社会主义者，在方法论上是资本家”。有人认为斯特朗是“一个令人恐惧的权力追求者”，“他的观点与最激进的环保主义街头抗议者一样激进，但他没有在全球会议上对警察设置的路障声嘶力竭地喊口号，而是在会场内部以秘书长的身份挥舞著主持会议的木槌。”[12]斯特朗领导的联合国环境署发表的观点和马克思主义如出一辙：“土地私有权是积累财富的主要工具，有助于导向社会不公。因此，土地使用权的公有是必须的。”[13]莫里斯‧斯特朗退休后选择在北京定居，于2015年去世。

已故前苏联问题专家、对“谣言战”有深入研究的娜塔莉‧格兰特‧瓦拉加（Natalie Grant Wraga）曾写道：“保护环境已经成为攻击西方的一切的主要工具。可以用保护环境这个借口，实行一系列破坏发达国家工业基础的措施。它还可以通过降低（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和引入共产主义价值观来实现捣乱的目的。”[14]事实上，环保主义思想不仅仅来自于前共产阵营。共产邪灵在东西方同时布局，在自由世界内部也埋下了毁灭的种子。

环保主义的各种学派、团体、运动、政策，很多都与共产主义有密切的联系。我们将举例加以说明。

3）生态马克思主义

19世纪末、20世纪初最早提出生态概念的英国人雷‧兰克斯特（Ray Lankester） 和亚瑟‧坦斯利（Arthur Tansley）都是费边主义者（费边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变种）。兰克斯特是动物学家，是马克思的年轻朋友。在马克思晚年时，兰克斯特是马克思家庭的常客，也是参加马克思葬礼的少数几个人之一。兰克斯特曾写信给马克思，称他正“以极大的乐趣和受益”了解后者“在‘资本论’方面的伟大工作”。坦斯利是他那一代英国最重要的植物生态学家，“生态系统”（ecosystem）这个词就是他造出来的，是“英国生态学会”的第一任主席。坦斯利在伦敦大学学院上学时，深受兰克斯特的影响。[15]

从兰克斯特和坦斯利身上可以看出生态学与马克思主义的渊源。当然，生态学与环保主义并非一回事。生态学研究生物体与周围环境的关系，环保主义特别关注生态灾难。不过，生态学能够为如何界定生态灾难提供理论基础，与环保主义有着紧密的联系。生态马克思主义（Ecological Marxism）就是从生态学衍生出来的。

生态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的经济危机概念之外，加入了生态危机概念；扩展了工人与资本家的矛盾，加入了生产与环境的矛盾。这就是所谓的双重危机、双重矛盾理论。用理论性的论述来说，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被称为第一个矛盾；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作为一个整体与生产条件（生态系统）之间的矛盾，就是第二个矛盾。第一个矛盾导致经济危机，第二个矛盾导致生态危机。[16]

资本主义一百多年的实践表明，资本主义并没有按照马克思所描绘的因为经济危机而走向灭亡，反而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于是，第二个危机──生态危机，就成了共产主义充分利用的工具。左派学者们给环保运动寻找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更是为环保主义的激进化推波助澜。

4）生态社会主义

顾名思义，生态社会主义就是把生态学和社会主义绑在一起的意识形态，所以，又被人戏称为“西瓜”──外面是绿的，中间是红的，或者“红绿帮”（Red Greens）──把社会主义的一些典型诉求，比如社会公正（social justice），加入到了生态学中，明确地要用环保来推进社会主义事业。

最能表现生态社会主义立场的，就是2001年由乔尔‧柯维尔（Joel Kovel）和迈克尔‧洛威（Michael Lowy）发布的《生态社会主义宣言》（An Ecosocialist Manifesto）。柯维尔曾寻求2000年美国绿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没有成功。另一作者洛威是托派 “第四国际”（Trotskyist Fourth International）的成员。宣言称，资本主义无法解决生态危机，必将被生态社会主义代替。在他们看来，生态社会主义不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分支或者派别，而是社会主义在新时代的新名字。[17]2002年柯维尔出版了新书《自然的敌人：资本主义的终结还是世界的终结？》，详细阐述了他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对资本主义提出尖锐批评，主张用更激进的新方向来改变现状。[18]

5）绿色政治：绿色是新的红色

当环保主义进入政治，就产生了绿色政治（green politics，也称为生态政治，ecopolitics）。世界各国成立的绿党，就是绿色政治的产物。通过参与地方和国家选举，企图进入决策圈来实施其理念。绿色政治的范围通常并不完全局限于环保，而是掺入了社会公正、女权主义、草根民主、反战与和平主义等。“全球绿党（Global Greens）”就是这些绿党形成的一个国际组织，2001年发布了《全球绿色宪章》，具有浓厚的马克思主义色彩，打着平等的口号，甚至要把人与动物平等看待。[19]

由于环保主义常常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主导，再加上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阵营解体后，许多前共产党员和共产主义残留力量开始组建绿党或者加入现存的绿党，使得绿党中很多人都在意识形态上偏左，所以出现了一个词叫“绿左”（Green Left）。

前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苏联解体后曾想复出政坛，但极不顺利，于是变身为环保主义者，发起成立了“国际绿十字会”（Green Cross International）。显然，戈尔巴乔夫会把共产主义因素带入他的环保事业，言辞之间总是有鼓吹建立世界政府方能制止环境灾难的意味。[20]

西方各国的共产党直接参与环保运动的也不少。澳大利亚的“绿色禁令”运动（Green Ban）的发起人之一杰克‧蒙代伊（Jack Mundey），本身就是澳大利亚共产党的成员，他的妻子是澳大利亚共产党的全国主席。[21]

每年的4月22日是“世界地球日”。第一个地球日，1970年4月22日（星期三），正好是列宁诞辰100周年。是巧合吗？也许。但是在左派主导环保运动的情况下，很多人相信这不是巧合。

6）生态恐怖主义

环保主义受左派影响，从一开始就比较激进。它有许多激进的分支，包括深层生态学（Deep Ecology）、生态女性主义（Ecofeminism）、社会生态学（Social Ecology）、生物区域主义（Bioregionalism）等等。其中还有一些特别激进的，比较广为人知的组织包括“地球优先！”（Earth First！）、“地球解放阵线”（Earth Liberation Front）等团体，它们采用直接行动以阻止破坏环境的行为（比如放置炸弹和纵火），被称为生态恐怖主义 （Eco-Terrorism）。

“地球优先！” 兴起于1979年，口号是“保卫地球母亲，绝不妥协！”（No Compromise in Defense of Mother Earth!），主要是针对伐木、水坝建设等项目采取直接行动。一个著名的做法就是采用“树坐”──坐在树底下或者爬到树上──来阻止伐木。“地球优先！”的这些做法吸引了很多新成员，包括具有左派分子、无政府主义、反主流文化背景的人士。1992年其中更激进的成员发起了一个叫“地球解放阵线”的分支，手段则是纵火。2000年底，美国长岛上的9栋豪华别墅，一夜之间化为灰烬。因为它们是建在一片天然的桃园中。地球解放阵线，这个臭名昭著的环保恐怖组织，像往常一样，纵火后理直气壮地留下“你要建，我就烧（If you build it, we’ll burn it!）”的标语。2005年，美国联邦调查局宣布，“地球解放阵线”是美国最大的国内恐怖主义威胁，它造成1200多起“犯罪事件”，造成数千万美元的财产损失。[22]

他们的所作所为早已超过普通的政治诉求和社会上的观点分歧。共产邪灵用“恨”的因素使环保主义者变成和恐怖分子无异的环保恐怖分子。

7）“绿色和平”后面的不和平

1971年成立的“绿色和平”是世界上最大的环保组织，在40个国家都有办公室，年收入超过3.5亿美元。“绿色和平”也是世界上最激进的环保组织之一。

绿色和平的共同创办人、1977年离开绿色和平的保罗‧沃森（Paul Watson）曾说过，“大卫‧麦克塔加特（David McTaggart，原绿色和平主席）成功的秘诀就是绿色和平组织成功的秘诀：无所谓什么是真的，有所谓的是人们认为是真的……媒体说你是什么样，你就是什么样。绿色和平成为神话，成为了产生神话的机器。”[23]

派翠克‧摩尔（Patrick Moore）也曾经是绿色和平环保组织的一位共同创建人，曾经非常投入地致力于环保事业。他后来辞去了“绿色和平”的职务，因为他发现这个组织政治上已经急转弯到了左派，[24]演变成一个极端主义和具有政治议程的组织，比如对广泛的工业化学品都怀有敌意，其政策是基于政治目的而不是科学。[25]

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这是包括“绿色和平”在内的激进环保组织的策略。在这一点上激进环保主义与共产主义高度一致。2007年，六名“绿色和平”成员因为爬入英国一家燃煤发电厂搞破坏，造成了大约3万英镑的财产损失而被起诉。他们承认试图关闭电厂，但他们声称这样做是为了阻止更大的损失（温室气体排放造成气候灾难）。法庭最后认同他们的行为无罪。此前“绿色和平”已经有过许多类似的法庭胜诉记录，包括破坏核电厂、汽车公司甚至喷气战斗机制造厂等等。[26]许多有识之士担忧，照此逻辑，合法与非法间还有界限吗？传统马克思列宁主义利用乌托邦的邪说把杀人放火、抢劫财产合法化；披上绿色环保外衣的共产主义变种则鼓吹环境灾难，以此变异人的价值观。上例中“绿色和平”成员成功说服陪审团接受其犯罪动机的“正当性”，正反映大面积人群受到蛊惑，接受了似是而非的邪说。让人抛弃神定下的普世价值，正是魔鬼毁人的手段。

2. 气候变化“共识”的迷思

气候变化是当今社会的热门话题。围绕这个话题的公众争论也异常热烈，无论是媒体、公众还是政治圈，都有各种不同的意见。在这个问题上最常见的说法是“由于人类排放温室气体造成了全球变暖，并将导致危险的气候灾难”。同时强调这一结论是科学家的共识（scientific consensus）或者科学定论（settled sience）。在一些环境主义信徒眼中，反对这一结论的不但是“反科学”，也是“反人类”。前述破坏电厂的“绿色和平”成员之所以被判无罪，就是因为请到了鼓吹这种“共识”的知名专家为其提供证词，声称电厂每天排放的温室气体量将导致多达400个物种被灭绝等等。

科学界真的达成共识了吗？美国科学院院士、前麻省理工学院大气科学教授理查德‧林岑（Richard Lindzen）撰文表示“气候科学还没有定论”。[27]前美国能源部科学副部长、纽约大学教授史蒂夫‧库宁（Steven Koonin）也撰文说“气候科学尚无定论：我们远未具备足够的知识来制定好的气候政策”。[28]在另一篇文章中他提醒读者，“公众基本上对气候科学界内的激烈争论毫无所知。在最近的一次国家实验室的会议上我观察到超过100名来自政府或者大学的研究者互相争辩，试图努力把人类对气候的影响从自然的气候变化中区分开；他们争论一些绝非无足轻重，而是我们［对气候的］根本认识方面的问题，比如明显的却出乎意外的过去二十年海平面上升减缓。”[29]

总的来说，地球表面温度自1880年以来总体上有所上升，人类正在向大气中添加的二氧化碳和其它温室气体对地球有升温作用──科学家在这些基本问题上没有什么异议。然而，最重要的问题，也是科学家们争论的焦点是：变暖是由人类活动的原因主导还是由于自然原因造成的？21世纪末地球将变暖多少？人类有能力预测未来气候变化吗？变暖是否会造成“灾难”？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讲，科学界似乎确实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达成了某种“共识”或者形成了某种“定论”：因为反对“共识”的声音很少有机会出现在媒体和学术期刊上。

前美国航太署（NASA）主管、物理学家迈克尔‧格里芬（Michael Griffin）博士在2007年接受国家公共广播（NPR）的采访时说：“我毫不怀疑全球变暖的趋势存在。［但是］我不能肯定我们可以合理地认为这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去假定它是一个问题，就等于是在假定今天地球气候的状态是​​最佳气候，是我们可能拥有或曾经拥有的最佳气候，我们需要采取措施确保它不会改变。”[30]

他进一步解释道，“首先，我不认为人有能力确保气候不会改变，数百万年的历史显示气候不断在变化；其次，我想我会问哪些人──在哪里和何时──被赋予特权，来决定我们今天的这种特定气候、现在的气候是所有其他人［认为］的最佳气候。我认为这对人们来说是一个相当傲慢的立场。”[31]

他虽然试图表达科学应该采取谦逊的立场，但马上遭到媒体和一些气候科学家的强烈指责，甚至说他的言论显示了“傲慢”的态度。第二天他在强大压力下被迫道歉。[32]

事情过去几个月之后，他在另一次受访时评论道：“我个人认为人们在气候变化的讨论中已经走得过分了，以至于从技术层面讨论这个话题简直是不合法的。它几乎获得了宗教地位，我觉得这令人遗憾。”他对“科学共识”的看法揭示出气候问题上的所谓“共识”，其实不是科学过程。他认为科学向前发展是争论的结果：“你建立一个理论，发布你的数据，完善你的概念，然后别人驳倒它，或尝试驳倒──这是科学共识的发展方式。”[33]很显然，千方百计阻止科学争论，其本身就是违背科学精神的。

英国皇家气象学会院士、前欧洲中尺度天气预报中心（ECMWF）主任伯格斯顿（Lennart Bengsston）教授在加入全球变暖政策论坛（GWPF）学术咨询委员会（一个挑战气候变暖理论的智库）后，由于其在专业领域中卓著的声望，受到全世界同行的关注和巨大压力。两周后他被迫辞职。他在辞职信中解释道：“巨大的集体压力”使他“开始担心自己的健康和安全”，“同事们不再支持我，合作的同事退出联合作者”等等。“在气象学这样一个原本谐和的圈子里，我永远料想不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显然它近年来已经发生了转变。”[34]伯格斯顿的观察是对的，“近年来发生的转变”是该学科被魔鬼劫持和操纵的结果。

事实上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所谓科学共识，已经把一种气候变化理论变成了教条。它也是当代环境主义的一个最重要信条，不能容忍任何挑战。接受信条的科学家、媒体与环境主义活动家共同渲染灾难和恐惧。这个教条是环境主义背后的魔鬼恐吓人类、使人听其摆布的重要工具。围绕这个教条的建立和巩固过程，我们也不断看到共产魔鬼的毒牙利爪、其“骗”和“斗”的基因。

1）科学“共识”的历史

1988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成立，它的一个重要使命是大约每隔五年评估已有的科学研究并发布气候变化问题的权威声明，建立气候问题上的“科学共识”，为政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35]报告中列出了包括领衔作者、参与作者和评审专家的数千人名单。从此，报告结论就常常被说成是全世界数千名顶尖科学家的“共识”。

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下文简称框架公约）声明，要将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稳定在防止气候系统受到危险的人为干扰的水平上（注意声明首先已经暗含了假设：气候变化主要是人类引起的，并且会造成危险）。随后，IPCC被赋予一项任务：鉴定人类活动对气候的影响，以及气候变化对环境和社会经济的危害。[36]框架公约声明所包含的前提假设是人类为造成危险气候的元凶，这就等于给IPCC的“鉴定”限定了方向。其次，如果气候变化不会造成危险，或者不是人类造成的，那么就不需要制定什么政策，为政策制定而设立的IPCC也就没有存在的理由。这种“冲突”也局限了IPCC的关注方向。[37]

结合以上历史来看，就不难理解围绕IPCC共识的建立过程发生的以下事件：

a）IPCC报告删除不确定性陈述

IPCC第二次气候变化评估报告（1995年）发表前夕，世界著名物理学家、前美国国家科学院院长、洛克菲勒大学校长弗雷德里克‧塞茨（Frederick Seitz）博士得到了一份拷贝。塞茨博士发现在评审科学家审核通过之后和印刷之前，文本进行了大幅改动，有关人类活动对气候变化影响不确定性的描述都被删除。塞茨博士在《华尔街日报》上撰文道：“在我作为美国科学界成员的六十多年里，包括担任美国国家科学院院长和美国物理学会会长期间，我从未见过同行评审过程比这更令人不安的腐败。”[38]被删除的文字包括：

“没有研究证据明确表明我们可以将观察到的［气候］变化的具体原因归结为温室气体增加。”
“到目前为止，没有研究将迄今为止观察到的气候变化的全部或部分归因于人为造成的原因。”
“在气候系统总体自然变率的不确定性降低之前，任何声称检测到重大气候变化的主张都可能存在争议。”
虽然IPCC后来宣称所有改动都经过相关作者同意，但这种改动至少暴露了报告受到政治因素的左右。IPCC的评估报告并不进行原创研究，它主要是总结现有的研究。由于现有研究中存在大量的分歧观点，为了达成既定的“共识”，报告在最终结论中抹去了异议。

2000年4月IPCC第三次评估报告（TAR）草案的原始文本指出：“人类对全球气候产生了可分辨的影响。”随后的10月版本变成：“人类增加排放的温室气体可能对过去50年中观测到的变暖有显著作用。”然后在最后的官方总结中，语气更加强硬：“过去50年观察到的大部分变暖非常可能［即可能性达90%］是由于温室气体浓度增加引起的。”当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发言人被问到有关这些措辞变化的科学依据时，他的回答很诚实：“没有新科学［发现］，但科学家们希望向政策制定者提出明确而强烈的信息。”[39]

简而言之，框架公约给IPCC布置了有明确答案的家庭作业，IPCC按照要求递交“满意”的答卷。

b）IPCC报告强化“灾难共识”

法国巴斯德学院的教授保罗‧瑞特尔（Paul Reiter）是一位疟疾和其它昆虫传染病方面的权威，由于不同意IPCC的报告，他不得不威胁要对IPCC发起法律诉讼，才把自己的名字从所谓支持IPCC报告的“2000名世界顶级科学家”的作者名单中拿掉。他说：“IPCC（报告）看起来好像是所有顶尖科学家的共识，这不是真的。”[40]他在2006年4月25日在美国参议院的证词中说：“辩论中令人痛苦的是，这种虚假的‘科学’在公共论坛上得到了有影响力的‘专家’小组的认可。我这里特别指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每五年，这个联合国组织就气候变化的各个方面发表‘世界顶尖科学家的共识’。除了遴选科学家的过程令人生疑之外，这种共识也只是政治的，而不是科学的。” [41]

环保主义者一直宣传疟疾等昆虫传染病将随着气候变暖而肆虐。这也是IPCC的主要论调。如彭博社2007年11月27日报导，“根据联合国报告称，全球变暖将使数百万人面临疟疾和登革热的风险。”[42]但瑞特尔教授不接受气候变暖和传染病扩散的简单联系。

他指出，疟疾肆虐并不局限于热带。大规模的疟疾爆发是在上世纪20年代的前苏联，甚至北极圈附近的城市阿尔汉格尔斯克（Arkhangelsk）都有3万疟疾病例，造成了上万人死亡。[43]根据《自然》杂志2011年的一篇报导，科学家发现蚊子在温度升高的时候其疟疾传染性反而会降低。[44]这证实了瑞特尔教授的立场。

另一位科学家退出IPCC的经历也表明，后者的“灾难共识”成为其运作文化的一部分。美国海洋大气局飓风研究专家克利斯朵夫‧兰德西（Christopher Landsea）是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的主要作者之一。2005年1月，他退出了IPCC。他在公开信中说：“我认为这一过程既受到预先设想的议程的推动，又受到不健全科学的影响。” 他恳请IPCC确认该报告将坚持科学而非故意危言耸听。 [45]

兰德西对于飓风与气候变化关系的认识与所在小组的领衔作者（飓风研究非其专长）有分歧，后者不顾事实地强调气候变暖会引起更强烈的飓风。兰德西指出过去的研究表明，从历史记录上看不出这种联系，从理论上说，即使有联系也是微不足道的。

俄克拉荷马州大学的地球科学家大卫‧德明 （David Deming）因为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利用冰芯重建北美150年的历史温度资料，而被“共识”理论提倡者视为同道。一次IPCC领衔作者之一发电子邮件给他：“我们应该［从历史记录曲线中］抹掉中世纪温暖。”[46] 中世纪温暖指的是大约在公元950年至1150年北大西洋地区的气候变暖时期，在气候变化历史曲线中抹掉这一变暖现象可以凸显当今的变暖是“前所未有”的。

诸如此类的事件很多。美国竞争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克里斯多夫‧霍尔纳（Christopher C. Horner）在其著作《炙手可热的谎言》（Red Hot Lies）中列举了原IPCC作者反对IPCC结论或者其政治化运作的许多专家。[47]他们对IPCC的所谓“共识”提出了有理有据的质疑和挑战，可悲的是，在现在的学术和媒体环境下，他们的声音被无情地边缘化了。

2）“共识”的确立和巩固：在科学界统一思想

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所谓“共识”的确立和巩固，是魔鬼利用环保主义操控人类，放大灾难意识以帮助其变异人类价值观，并最终在人间建立超级政府，推行共产主义的主要步骤。这一步骤主要是在科学界完成的，但是同时也借助了媒体、政府和学术机构的共同力量。

任何科学家不管其学术声望有多高，一旦公开表达对所谓“共识”教条的怀疑，马上就会面临来自同行以及所在学术机构的巨大压力，逼迫其就范。在共产极权社会中生活过的人都有过类似的经验，只不过那些受到压力的人质疑的是共产党的教条。

大卫‧拜勒米教授（David Bellamy）是英国知名环保活动家、皇家野生动物基金会的主席 。但当他公开表示不相信全球变暖理论的“共识”教条之后，皇家野生动物基金会发表声明表示不满。[48]随后他不再担任下一届基金会主席，从前尊敬他的环境主义者转而认为他智力有问题，或者是接受了石油公司的钱。[49]

亨克‧特南克斯（Henk Tennekes）是荷兰皇家气象学会的主席，由于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没有支持“共识”的教条，他被解除了职务。类似的，世界气象组织官员阿克塞‧温尼尔森（Aksel Winn-Nielsen）被IPCC官员诬蔑为“工业界的工具”； 意大利的研究者阿方索‧苏特拉（Alfonso Sutera）和安东尼奥‧斯派兰扎（Antonio Speranza），在他们质疑气候变暖理论之后，再也没能力获得研究基金。[50]

美国州气候学家协会的前任主席、弗吉尼亚大学气候学家迈克尔斯（Patrick J. Michaels）在其著作《气候之极端：他们不想让你知道的全球变暖科学》中列举了许多环保主义通过各种政治手段压制科学异议达到“共识”的例子。由于他坚持气候不会导致灾难，这种乐观立场和“共识”教条不一致，有一天他被州长告知不能以州气候学家的身份在全球变暖问题上发言。他最终选择了辞职。另一位州气候学家、俄勒冈州立大学的乔治‧泰勒遇到了同样的麻烦，泰勒最终被迫辞职。前特拉华大学气候研究中心主任大卫‧莱格次（David Legates）博士是特拉华的州气候学家，同样地他也被州长告知，不能在全球变暖问题上以州气候学家的身份发言。华盛顿州的气候学家助理马克‧奥尔布莱特（Mark Albright）被炒了鱿鱼，因为尽管被老板警告，他还是向询问的新闻记者和本州公民用电子邮件发送了关于卡斯卡德山降雪的全部记录，而不是挑选其中（看起来显示气候变暖）的部分记录。[51]值得一提的是，在这里争论的焦点是气候学家的专长领域──气候科学问题而不是州的政策问题。在共产国家里，政治粗暴干涉科学的情形不少见；在西方国家里，魔鬼利用环保主义政治不引人注目地干涉学术自由。

对“共识”教条有所怀疑的学术研究很少见诸学术期刊，这一现象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了。迈克尔斯教授在1990年英国四频道的电影《温室阴谋》中谈到：一个人的观点如果是政治上不被接受，那就会有麻烦。他的论文被不止一家学术期刊拒绝发表，他曾经向学术期刊编辑询问为什么，得到的答案是，他的论文必须通过比别的论文更高的评审标准。需要提醒的是按照1990年的IPCC报告，当时的认识是：全球变暖的幅度“和气候自然变化相当”。所以迈克尔斯的观点虽然和其他许多人不同，也不能算作非常“异端”。但是建立“共识”的目标早已经定下，魔鬼指挥各方面朝目标努力。

政府资金的倾斜对“共识”的形成与巩固起到了很大的助推作用。人类引起全球变暖并会带来灾难的假说把气候变化研究推到了为决策者提供咨询的地位，因此支持这一假说的研究自然就会获得大量的科研资金，相应的大量学术文章也会被发表。反过来讲这也阻碍了科学家向其它可能的方向进行探索和研究。美国飓风研究先驱比尔‧格雷（Bill Gray）教授由于对气候理论“共识”教条的批评，突然发现他的飓风研究项目基金申请计划接连被拒，原因是：他提议的研究不是目前的重点。[52]

2008年3月许多怀疑气候问题“共识”教条的科学家们在纽约开了一次学术交流会。这些科学家们表示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都不约而同遇到各种障碍。前美国气象学会主席、气象专家约瑟夫‧达理奥（Joseph D’Aleo）表示他的一些同事不敢来参加这次会议，因为害怕被解雇。 他认为“气候学、气象学和相关科学‘沉默的大多数’科学家很可能不支持所谓的‘共识’立场”。[53]

前乔治亚理工学院地球和大气科学学院院长朱迪斯‧库里（Judith Curry）教授2015年在参议院作证中谈到，一位受雇于NASA的科学家告诉她：“我参加了美国宇航局相关机构科学家的一次小型会议，我们的高级经理表示，他的NASA老板说，我们不应该试图发布与当前全球变暖论调相反的论文，因为他（美国宇航局的老板）很头痛将不得不反击［由此引发的］‘令人反感的’舆论。”[54]库里教授（Judith Curry ）在证词中揭示，“气候科学家在气候辩论中表达不确定性或某种程度的怀疑，就被归类为‘否认者’［来自于纳粹主义者对犹太人大屠杀的否认］或‘贩卖怀疑的商人’（merchant of doubt，暗示接受了化石燃料工业界的资助）。其动机被认为是意识形态的，或者因为受到化石燃料行业的资助。我自己就因为公开讨论IPCC如何对待不确定性的问题，而被贴上背叛同事的‘气候异教徒’标签。气候科学家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使他们屈服于所谓‘共识’。这种压力不仅来自政治家，还来自联邦资助机构、大学和专业团体，以及作为绿色［环保主义］活动家和倡导者的科学家们。来自金钱、声誉和权力的动力大大强化了这种共识。”[55]

库里教授是美国气象学会院士，曾担任美国国家科学研究委员会的气候研究委员会（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s Climate Research Committee）委员。尽管她学术上成绩卓著，也因为不愿继续承受压力而选择提前退休。由于她近年来挑战IPCC的“共识”，被贴上各种污名标签，如“系列气候假信息发布者”、“反科学”、“否认者”等等，这不光来自媒体，也来自科学家、国会参议员。某国会议员甚至专门致信乔治亚理工学院院长质疑库里的动机。[56]她表示提前退休的另一个原因是她觉得简直无法告诉学生和博士后们应该如何在“气候科学领域的疯狂”中探索。[57]科罗拉多大学教授小罗杰‧皮尔克（Roger Pielke Jr.）曾经和库里教授在气候变化问题方面合作研究。他原本在该校环境科学合作研究中心（CIRES），尽管他认同IPCC“共识”的大部分结论，但仅因为指出数据不支持飓风等极端气候事件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而面临类似压力。他最终转行到科罗拉多大学的体育管理研究中心（Sports Governance Center）。[58]

皮尔克教授指出，库里的经历表明，“拥有终身教授职位也不能保证学术自由。”[59]无怪乎美国工程院院士、杰出的前NASA大气科学家乔安‧辛普森（Joanne Simpson）直到退休后才宣布自己对“共识”教条的怀疑态度：“由于我不再隶属于任何组织，也没有接受任何资金，我现在可以非常坦率地说话……”她表示，“作为科学家我保持怀疑态度。”[60]

备注

原文出处：http://www.epochtimes.com/gb/18/9/4/n10688613.htm

【大纪元2018年09月06日讯】第十六章 环保主义背后的共产主义推手（下）

目 录

2. 气候变化“共识”的迷思（接上文）
3）怀疑派科学家为何不认同“共识”
4）环保主义科学家为什么偏爱“灾难”理论
3. 环保主义正在成为另一种形态的共产主义
1）渗透政治，构筑全球政府
2）打击资本主义
3）发动媒体攻势，压制不同声音
4）操纵“民间”团体，发动街头革命
5）反人类主义的新宗教
结语：信神敬天，恢复传统，走出环境危机

2. 气候变化“共识”的迷思（接上文）

3）怀疑派科学家为何不认同“共识”

如前文所述，科学家对人类活动是否是影响气候变化的主要因素，以及对未来气候变化推测等等问题上有重大分歧。这些观点的分歧，源自于许多方面：首先气候变化是一个非常庞大复杂的课题，涉及天文学、气象学、生态学、光化学、光谱学、海洋学等许许多多领域，同时气候系统又包含大气圈、水圈、生物圈、岩石圈等许许多多相互作用的子系统，这其中有很多物理、化学和生物过程对人类来说仍然是远未充分了解的领域。 在过去的地质年代中地球的气候变化从未停止，变暖也屡屡发生。三千多年前的中国商朝，中原地区曾经是一片亚热带风光，甲骨文中有很多猎象的记录。当时年平均温度比现在高约2℃左右。此后中国气候冷暖交替，唐朝时再次经历了变暖时期，开元盛世长安的宫中可以种植柑橘。[1]在西方，中世纪变暖（medieval warming，约公元950年至1250年）时代，欧洲人正在各处兴建高大精美的大教堂（cathedrals）。[2]在地质年代中有时候气候变化甚至非常激烈。比如大约11,270年前的一次北半球迅速变暖，气温数年之内迅速上升大约4°C。而此前的另一次著名的变暖发生在“新仙女木期”（younger dryas）寒冷期结束时（大约11,550年前），数十年间温度窜升10°C左右。[3]造成这些气候变化的原因，至今还是科学家们争论的话题。

很显然，如果我们不能解释过去气候变化的原因，那么我们对现代气候变化的原因也同样没有把握，因为造成过去气候变化的某些原因可能现在仍然在起作用。因此许多科学家主张我们应该以谦逊的态度对待气候变化问题，承认我们的无知。

著名科学家、美国科学院和英国皇家学会院士弗里曼‧戴森（Freeman Dyson）博士认为现代科学并没有真正了解气候变化：“最成问题的信条就是那种认为气候变化的科学已经尘埃落定，已经被认识和了解了。在地球上最大的气候变化是冰河期，当时在北美和欧洲曾经有一半的地面覆盖着一公里厚的冰。冰河期在过去重复出现多次，我们正在向下一个冰河期迈进。有很多关于冰河期的理论，但是没有一个能真正理解这个问题。只要我们对冰河期还没有了解，我们就不算了解气候。”[4]

由于气候问题的复杂性，使得它无法在实验室的可控制条件下进行实验和验证，因此当今的气候学研究中计算机气候模式成为研究气候变化的重要工具。

IPCC报告之所以得出结论说人类是造成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其中的关键证据来自于气候模式的计算。对21世纪末气温将增高多少的推测也是使用模式计算的结果。“气候灾难”理论“预测”的各种后果也是基于模式推测的结果。

对于气候模式的可靠性许多科学家持保留态度。库里教授认为自然因素在气候变化中起主要作用。[5]她在《美国气象学会月刊》上发表文章指出，IPCC大大忽略了模式计算的不确定性。[6]

气候模式存在许多局限：气候变化中一些关键的过程，或者由于我们的了解不够，或者由于计算机模式的分辨率不够，从而不能在模式中被真实反映。模式研究者们采用了参数化（parameterization）的办法对这些过程进行半经验的简化，比如云的形成过程（包括水汽在其中的作用）、降水过程、云和太阳辐射的相互作用、气溶胶（大气中的液体或固体小颗粒）的化学物理过程等等。[7]这样一来就给模式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 水汽是含量最大也是最重要的温室气体，[8]但由于其随时间和空间变化很大，相应的不确定性也大，甚至不同高度的水汽的温室作用也不同，而水汽垂直分布的卫星测量误差可达15%~40%；[9]低层大气的云因为反射阳光而具有强烈的制冷作用，高层半透明的卷云有增温作用；有些气溶胶（比如火山喷发物）阻挡阳光，有制冷作用，而另一些（比如黑色烟尘）吸收辐射，则有增温作用；同时气溶胶还可能有助云的形成，导致间接制冷效果，气溶胶和云的时间空间分布以及光学特性也变化很大；地表由于植物生长和死亡会改变其反照率，如此等等。

对这些重要过程，或由于缺乏足够的观测资料，或由于目前科学家对其了解不够，都导致气候模式的参数化存在很大自由度（随意性），大大增加了模式的不确定性。这导致一些科学家对模式的可靠性持保留态度──毕竟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给地球造成的直接能量增加（radiative forcing）不过大约2.5W/m²，[10]而地球接受的太阳辐射能量大约为1366W/m²，[11]由于云或者气溶胶的不确定性造成的反照率（albedo）变化千分之二，就足以超过温室气体的作用。

哈佛大学科学家威利‧宋（Willie Soon）等认为气候模式不适合对未来气候变化作出推测。[12]戴森博士把模式中的参数化称为“软糖因素”（fudge factor，因为这些参数可以人为调节）。他认为我们可以从模式中学到东西，但不能用它来预测：“你有一个公式，……但当你在不同的气候下使用它，当你有两倍二氧化碳，你就不能保证模式还是正确的，没有办法验证它。”[13]此外戴森博士认为IPCC大大忽略了太阳在气候系统中的作用，他认为是太阳，而不是人类，才是气候变化的主要决定因素。

以色列科学家尼尔‧J‧沙维夫（Nir J. Shaviv）从2002年开始写了一系列论文，他根据卫星观测到的云量和宇宙射线辐射量之间的相关性，将地球的冰河时代与宇宙射线联系起来，指出后者导致了气候变化。 同时他表示，太阳辐射的变化在20世纪的全球平均温度升高中起到了与人类活动相同的作用（如果不是更大）。 他认为，不仅人类温室气体在全球变暖中的作用比通常认为的要小，而且地球气候系统并不像通常认为的那样敏感。[14]

另外，气候本身存在着一些内在变化过程，还没有被充分了解，从而造成气候模式不能正确反映这些现象。比如现有气候模式不能正确描述、更无法预测厄尔尼诺现象。[15]自从7,000到9,000年之间的全新世最高温以来，全球温度降低了0.5到1摄氏度，但模式的计算显示过去11,000年反而增温0.5到1度。因为过去6,000至7,000年二氧化碳含量一直在上升，显示模式只对温室气体的增温效果敏感。[16]通俗地讲，气候系统中控制气候变化的各种因素里，模式只能够反映温室气体造成增温的效果，而对其它因素造成的降温却不能正确反映。

此外，1998年到2013年间，观测到的增温几乎停滞。德国气候科学家、汉堡大学教授斯托奇（Hans von Storch）在2013年表示，“我们面临着一个难题。最近的二氧化碳排放率增长趋势实际上比我们担心的更加陡峭。根据大多数气候模型，过去10年我们应该看到气温上升0.25摄氏度左右（0.45华氏度）。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事实上，过去15年的增长是仅0.06摄氏度（0.11华氏度）。”他认为这表示，或者模式高估了二氧化碳的作用，或者模式低估了气候的自然变化。[17]

对于如何看待气候系统的内部过程，科学家也存在分歧。前文提到的美国科学院院士林岑博士认为气候系统中存在自我调节机制，所以温室气体造成的增温效果要小得多。他在2001年发表的论文中指出，根据观测，热带的高空卷云（可以让阳光透过，但会阻挡地表向上发出的红外线，具有温室作用）和海面温度呈现负相关，温度增高时，云量减少，这可以让地球表面通过红外辐射无阻碍地向外太空散热，这种自我调节机制类似于人眼的瞳孔，大大抵消了温室效应。[18]这个理论现在还在争论之中。

前NASA科学家、阿拉巴马大学斯宾塞（Roy Spencer）教授总结了卫星观测结果，对云在气候模型中的作用提出不同见解。他指出现有气候模式把观测到的云量随着温度变化，当作云的形成与消散是温度变化的结果，而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是云量变化造成了温度变化，并且这将导致温室气体增温效果远远小于现有气候模式的预测。[19]

对于观测到的气象数据如何解读以及数据的可靠性，科学家们有不同看法。阿拉巴马大学地球科学系统研究中心主任、大气科学家约翰‧克里斯蒂（John Christy）教授是IPCC主要作者之一。他分析了城市不断扩张和地表开发（如农业活动）对气象观测站附近的地表气层（大气边界层）的扰动作用，认为这使记录到的地表温度随着人类活动增长而不断增高。在过去100年地表温度上升的记录中，大多数地区的夜间最低温比白天的最高温上升更快。他认为不断扩张的人类地表活动，而不是温室气体增加，更能解释这一现象。[20]

此外，对于气候变暖所造成的效果，科学家也有争议。比如，2014年特拉华大学气候研究中心主任莱格茨（David Russell Legates）教授在美国参议院作证说：“我的结论是，在美国寒冷的时候干旱更加频繁，并且更加严重。所以历史记录并不支持全球变暖会对农业活动产生负面影响的看法。”[21]

前普林斯顿大学副校长哈帕（William Happer）博士在参议院作证说，从历史上来看目前的二氧化碳水平是偏低的，二氧化碳含量增高会对植物农作物带来好处，这都是被IPCC忽略的。哈帕博士在上世纪90年代担任能源部能源研究办公室主管时，是当时的气候模式的创建者。他认为已有的气候模式预测的增温远比观测到的要大，因为模式高估了气候系统的敏感度。 [22]

4）环保主义科学家为什么偏爱“灾难”理论

IPCC的一位主管科学家曾说：“如果我们希望将来有一个良好的环境政策，我们就必须有灾难。这就像公共交通的安全。［促使］人类行动的唯一方式就是出现意外。”[23]虽然他后来声明并不是主张伪造数据，但其主导思想是明确的：灾难才是促成决策和行动的主因。

把全球变暖和各种极端天气现象联系起来已经成了激化气候问题的一种时髦方法，迎合潮流的科学假说也不断登台。2014年初北美经历了极端寒冷天气。一个理论推测，全球变暖造成的北极冰层融化会使高空中的喷射急流（jet stream）路径发生变化，从而向南方输送极地寒冷气团，造成极端寒冷的天气更加频繁。这种和直觉相悖的推断当然更受媒体和环保主义活动家的青睐：连极端寒冷都是气候变暖惹的祸，岂不是让我们更有理由马上采取行动？但事实上，长期气象记录表明，北美极端寒冷天气发生的频率越来越低。2014年五名杰出的气候专家在《科学》杂志上刊登了一封联名信，反驳这种假说。他们指出：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70年代末期（最著名的是1977年），以及在1983年，当北极海冰比现在更厚、更广的时候，冷空气爆发比今年（2014年）冬天更严重。在50到100年的较长时间内，已经确定的是，相对于美国各气象站的历史记录，极端低温记录发生的频率已经降低。[24]

美国科学院院士、气候科学家华莱士（John Wallace）教授指出，在极端天气事件和气候变化之间建立联系并不像看起来的那么容易。统计推断依赖于足够的样本数量。即使当统计上关联显著时（比如热浪和气候变暖的关联），事件越极端，全球变暖对观察到的异常的相对贡献越小。如果我们对极端天气事件与气候变化联系起来的机制有充分的了解，那么样本量的限制就不会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但不幸的是，它们并非如此。[25]

2017年11月，前美国能源部科学副部长、纽约大学城市科学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史蒂夫‧库宁（Steve Koonin）在《华尔街日报》上撰写了一篇评论《一份关于气候的欺骗性新报告》，批评了美国政府的气候科学特别报告（ Climate Science Special Report）对于海平面上升的描述遗漏性误导强化灾难意识。[26]

该报告指出，自1993年以来，海平面上升幅度大约是20世纪平均速度的两倍。但该报告却忽略不提最近的上升比率与20世纪早期类似，而当时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很小。这是遗漏性误导。该报告的执行摘要宣称，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的热浪变得越来越普遍。然而，埋藏在报告深处的数据显示，现在的热浪并不比1900年代更频繁。这一技巧也出现在美国政府的2014年全国气候评估中，该评估强调1980年后飓风强度的增加而不讨论更长时间的记录。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最近表示，它无法发现人类对飓风的任何影响。[27]

事实上，热浪出现最频繁的年代是20世纪30年代，而不是21世纪的今天。美国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热浪指数显示，当时多达40%的年份热浪指数超过0.45，而21世纪最热的年份该指数也不过0.3左右。[28]而当时人类排放的温室气体总量不到目前积累总量的10%。[29]

原英国坦戴尔气候变化研究中心（Tyndall Centre for Climate Change Research）主任迈克‧休姆（Mike Hulme）教授曾撰文批评环境主义造成媒体、科学家和政客共同打造气候变化的灾难意识：“在过去几年中，这个国家出现了一种新的环境现象──‘灾难性’气候变化现象。似乎仅仅说‘气候变化’并不显得糟糕，所以现在它必须是‘灾难性的’才值得关注。……为什么不仅仅是环保主义活动家，而且是政治家和科学家，他们公然将恐惧、恐怖和灾难的语言与可观察到的气候变化的物理现实混淆，故意忽视围绕科学预测的范围和条件？”[30]

已故科学家施耐德（Stephen H. Schneider）是气候理论“共识”的倡导者，曾经担任IPCC第三次评估报告的第二工作小组组长。他的坦白部分回答了休姆教授的疑问：“我们需要得到一些广泛的支持，以捕捉公众的想像力。当然，这需要获得大规模的媒体报导。所以我们必须渲染令人恐怖的情景，作简化的、戏剧性的陈述，并且几乎不提我们可能有的任何疑问。”他认为这导致了科学家必须在“有效”和“诚实”之间选择的道德两难境地，尽管他希望两者兼顾。[31]

魔鬼要毁人，炒作气候灾难不仅为打造全球政府埋下伏笔，也同时在科学界败坏学术道德。气候学是只有几十年历史的年轻学科，把不成熟的全球变暖的理论当作事实，通过媒体炒作掩盖科学的不确定性，通过政府资金倾斜、联合学术期刊和学术机构边缘化不同声音，在所谓“共识”建立和巩固的过程中暴露了共产魔鬼的“斗”、“恨”的基因。魔鬼在科学家确立“共识”的同时，又通过受其影响的媒体和政客们将气候灾难的“共识”贴上“科学证明了”的标签，将之作为不可挑战的教条向全球推行，进一步统一思想，同时把变异的善恶观念渗入人心。前述英国“绿色和平”成员的犯罪行为合法化，依赖的正是“温室气体导致气候灾难”的“共识”。以这种教条为基础的各种政策、法规也将给世界正常的秩序带来混乱。以各种理由打烂“旧世界”，是魔鬼惯用的伎俩。这些都是为魔鬼最后以“拯救地球、拯救人类”的伪“救世主”身份出场作铺垫。

3. 环保主义正在成为另一种形态的共产主义

最近几十年来，随着共产主义势力被削弱、共产党国家各种政治、经济问题凸显，环保主义成为另一种形式的共产主义，被邪灵在全球范围利用来推动其图谋。

1）渗透政治，构筑全球政府

共产邪灵掌控人的重要手段就是政府剥夺人的财产、自由，无限扩大政府强制权力。这在西方国家操作起来非常困难，而环保主义让邪灵有了一剂很好的迷魂汤，在保护环境的堂皇理由下，人的自由可以被轻易剥夺。

第一，利用环保主义意识形态进行财富的再分配。传统共产国家通过革命方式强制进行财富再分配，由于时过境迁，故伎重演难度很大，因此环保主义者采用迂回策略，用全球环境灾难的名义迫使人们主动放弃私有财产和个人自由。地球之友协会称：“应对气候变化的策略的核心必须是财富和资源的再分配。”[32]知名环保思想家希尔曼（Mayer Hillman）称：“配给制是防止气候变化失控的唯一方法”，“碳排放量的配给制必须实施，不管人们喜欢不喜欢”，因为“保护地球，使地球上的生物免于灭绝，跟这个目标相比，民主这个目标就不那么重要了”。[33]在这场应对气候变化的“战争”中，英国首先提出了“个人碳定量证券”的概念。一位英国科学家表示，这是“引入第二种货币，每个人都拥有同样的份额。这种财富再分配［迫使富人］必须从穷人那里购买碳信用额度”。[34]在苏联或共产中国生活过的人可以轻易地看出，这种碳定量配给制是极权制度实现的另外一种方式，就像中共当年配给的油票、粮票、布票一样。用这种方式，一方面实现了财富的再分配，另一方面赋予中央政府至高无上的对财富和自由的支配权。

第二，利用环保主义意识形态限制个人自由。在有深厚自由传统的西方，要想让人主动放弃个人自由，接受对个人生活的诸多限制，其难度可想而知。因此必须设想一个巨大的即将到来的灾难，迫使人们放弃自由权利。“全球变暖”、“地球末日”就成了环保主义者的最佳选择。澳大利亚的“碳意识联盟（Carbon Sense Coalition）”提供了一个禁令清单，这个清单以全球变暖的名义强迫人们改变其行为模式：

禁止明火和大肚子炉灶（pot bellied stoves），禁止白炽灯泡，禁止瓶装水，禁止某些地区生产的私家车，禁止等离子电视，禁止建设新机场，禁止扩建现有机场，禁用电器设备上的“待机模式”，禁止燃煤发电，禁止电热水系统，禁止开车度假，禁止三天周末；征收生育税，征收大型轿车税，征收超市停车场税，征收垃圾税，征收第二栋住宅税，征收第二辆轿车税，征收假日航班税，征收电力税以补贴太阳能［电力］，征收大型轿车陈列室税，征收进入城市的汽车的生态税；需要许可才能驾驶自己的汽车超出城市范围，缩小电器设备的选择范围，给每个人分配碳信用额度，规定燃料效率标准，研究如何减少挪威驼鹿产生的甲烷，移除道路上的白线迫使司机小心驾驶。[35]

第三，利用环保主义意识形态扩大政府编制和权限。各个西方国家除了环境保护局的庞大机构之外，开始利用环境借口，设立新的政府部门，扩大原有部门权限。任何机构都有 “自我维护”、“自我扩张”、“自我繁殖”的倾向，这些环保部门也不例外。它们利用甚至滥用手里的权力，向社会公众散布环境灾难的恐怖论调，以争取更多行政经费，稳固自己在政治体制当中的位置，最后买单的只能是纳税人。美国旧金山市设立年薪为16万美元的“市气候行政官”（city climate chief），伦敦最贫困的一个区（London Borough of Tower Hamlets）有58名跟气候变化有关的官员。[36]这和大学、公司设立“多元化”官员的运作机理高度一致。

第四，利用环保主义意识形态鼓吹民主制度过时论，伺机建立超国家甚至全球性的极权政府。环保主义者声称，民主制度不可能应对即将到来的环境危机，为了有效应对危机，必须采纳或者至少部分采纳极权制度或者威权制度（authoritarianism）。[37]作家詹妮特‧比尔（Janet Biehl）精确地总结了这种心态：“生态危机只能通过极权的方式解决”，“需要一种‘生态专制’”，因为没有任何一个自由社会会自愿采纳“绿色议程”。[38]环保主义奠基人之一、美国学者保罗‧埃里希（Paul Ehrlich）在《如何做一个幸存者──拯救地球这艘宇宙飞船的计划》这本书中呼吁：①过度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都必须实行人口控制；②过度发达的国家必须还原化（必须“消除其发达化”）；③欠发达国家必须半发达化；④必须建立监督和调节世界体系的程序规则，不断努力维持人口、资源和环境之间的最优平衡。[39]事实上，除了一个全球性的极权政府，任何政府和组织都不可能有如此之大的权力。这等于利用环保旗号鼓吹建立全球极权政府。

第五，利用环保主义意识形态鼓吹中共制度优越论，为共产极权唱赞歌。由于人口增长意味着使用更多的资源、排放更多的碳、产生更多的垃圾，环保主义者鼓吹控制人口甚至减少人口。因此中共的计划生育政策受到西方环保主义者的大力吹捧。路透社报导，中共从上世纪80年代初实行的独生子女政策把人口控制在13亿，假如没有这个政策，中国人口会达到16亿。该报导作者得出结论，中共无意间为全球的碳减排做出了贡献。被作者忽视的是数亿幼小的生灵及其父母家人遭受的巨大的苦难。

环境问题中一个最大的问题是环境污染问题，包括空气污染、水污染等。中共畸形的高能耗、高污染经济模式早已把中国变成了世界最大的污染地。中国是大城市空气污染最多的国家，中国大部分河流已经无法饮用，中国的沙尘暴飘洋过海到了韩国、日本、美国。按理说，真正的环境保护者一定会把批评的矛头对准中共。吊诡的是，很多环保主义者对中共赞誉有加，甚至视其为环保事业的希望。美国共产党的新闻网站《人民世界》（People’s World）近年来对环保新闻的报导占据了很大的篇幅。令人惊讶的是，该网站环保新闻的主调是川普（特朗普）政府的环境政策将毁掉这个国家甚至整个地球，而地球人的救星竟然是──中共！[40]这只能说明共产邪灵在背后的操纵。

捷克前总统、经济学家克劳斯在《环保的暴政》一书中睿智地指出：“环保主义是一种企图激进地不计后果地（以对个人自由的严苛限制和人类生命为代价）改变世界的运动。它企图要改造人、改造人类行为、改造社会结构和价值体系──简而言之，要改造所有一切”，“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对自由、民主、市场经济和社会繁荣构成最大威胁的，已不是社会主义，而是那种野心勃勃的、自大的、肆无忌惮的环保主义政治运动意识形态。”[41]他认为，环保主义者对待大自然的态度与马克思主义者对待经济问题的态度不谋而合：“两者皆旨在以所谓最优的、集中支配的、‘全球性的’世界发展规划来取代世界和人类自由自发的演化。这种方法论，就像其共产主义的先例一样，是乌托邦式的，所带来的结果只能是与初衷大相径庭、南辕北辙的。与其它乌托邦一样，这样一个乌托邦同样也是只能以限制自由、以少数人凌驾于广大群众之上指手画脚来实行。”[42]他批评环保主义“鼓吹地球和自然，他们打着环保的旗号──与当初的马克思主义者极其类似──妄图通过一项全世界性的中央性的（现在是全球性的）规划取代自由和自发的人类演变进程”[43]。克劳斯坚决反对有人企图利用环保构建国家大政府乃至全球政府奴役大众。

2）打击资本主义

共产主义的目标之一是推翻资本主义，而环保主义把资本主义当作破坏环境的天敌，于是共产主义与环保主义有了共同的敌人──资本主义。所以共产主义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人运动受挫之后，很自然地就劫持并扛起了环保主义的大旗，把人类正常的环保活动演变成为征服资本主义的最重要的策略之一。

原教旨共产主义曾描绘出一个美妙的乌托邦，也就是“人间天堂”，来煽动穷人闹革命推翻现存的社会制度。而以环保主义为掩护的共产主义采取的则是一个类似的手法，但是，描绘的远景正好相反，不是美妙的乌托邦，而是可怕的“反乌托邦”，一个“人间地狱”：在一百年之后因为地球变暖，到处是山崩海啸、干旱洪水热浪，人类面临生存危机。这一次煽动的不再是穷人，而是要富人们起来抛弃原来的生活模式。谁会自愿改变舒适或者习惯了的生活呢？那就要靠政府，一个政府当然不够，那就要靠联合国，要靠世界政府。还动不起来，就把未来的生态灾难给以强化宣传，制造生态恐慌，从而影响民众和政府，让政府强制推行环保主义的政策，达到摧毁资本主义的目的，实现共产主义。

原教旨共产主义在获得政权后，一是剥夺富人财产，所谓的杀富济贫，其实穷人还是穷人，财富都被当官的贪了去；二是搞国营经济，消灭私有制，把经济搞垮，弄得民不聊生。我们看看环保主义的做法。一是要富国出钱帮助穷国，财富再分配，其实穷国还是穷国，帮助穷国的钱通常都被穷国的官员贪了去；二是搞大政府，以行政命令代替市场机制，用各种严苛的环保政策来捆住资本主义的手脚，让企业关停或者迁到海外，让发达国家的经济垮下来，从经济上削弱资本主义。环保主义在摧毁资本主义上与原教旨共产主义何其相似，说白了，也就是共产主义以不同面目在人间作祟。

环境主义的重点就是渲染未来的灾难，用恐惧来俘虏今天的民众和政府。很多致力于宣传这种末世恐慌的人，他们自己却过着高能耗高碳的奢侈生活，可见他们自己也并不认为大难即将临头。

可以看出，因为要利用环保危机，特别是利用“全球变暖”这个共同“敌人”来联合各种力量反对资本主义，所以，强调和夸大危机就成为了必然。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使人们对价格最低廉的能源产生巨大恐惧，那就是化石燃料──石油、煤碳、天然气以及核能源。数十年前他们已经成功地让人们对核能源产生恐惧，现在他们又要想办法让人们害怕化石燃料，办法就是声称化石燃料会造成灾难性的全球变暖。

严苛的环保条例就成了打击资本主义特别是资本主义经济的重要手段，成了“就业杀手”。绿色刺激计划、清洁能源计划、新发电厂的法规、更严格的车辆法规、《巴黎议定书》等等，都是以防止全球变暖的名义进行的。然而，气候科学实际上并没有确定变暖主要是人为的，并且一定会导致灾难。如果是自然原因导致的气候变化，那么所有这些政策只是起到阻碍经济发展的作用，对人类无任何益处。

在环保主义的推动下，一味地无科学根据地提高汽车尾气排放标准，一味地限制新的禁用物、化学产品等，就意味着提高产品造价，减少利润，就会有相应的工人失去工作，或将工作机会从发达国家转向发展中国家以减低造价、保住利润。即使是环保支持者们也承认将汽车燃油效率提高到2025年的每加仑54.5英里，也最多能达到2100年时使气候增温幅度降低0.02摄氏度，[44]对所谓的降低温室效应几乎无补。但各种限令的结果却是让百万工人失去工作，沉重打击了西方国家的制造业、科技发展创新能力与国际竞争能力。

环保新产业基本上是政府在推动和补贴，不是市场运作产生的。在研发还没有突破的情况下就搞大规模的量产，实践证明了效果非常不理想，企业很难生存，拉动就业也就谈不上；由于全球化的大背景，企业不是从一个县搬到另一个县，而是搬到了另一个国家。从国家的角度来看，就业损失是净损失。

环保运动大力鼓吹绿色能源，掀起来一股太阳能和风能发电的大跃进，但是制造绿色能源本身带来的污染却被掩盖或者低估。太阳能板生产过程中的副产品四氯化硅就是一种剧毒物质，会对环境造成很大危害，“倾倒或埋葬它的土地将是贫瘠的，没有草或树木会在这个地方生长……它就像炸药──它有毒，是污染的，人类永远不会碰它”，《华盛顿邮报》引述一位材料科学专家的话如是说。[45] 同时在制造太阳能板的过程中还会消耗大量的传统能源，包括煤炭和石油，一样制造大量污染，可以说绿色能源留下的不是绿色而是污染。

从2008年金融危机过后，美国就希望把外流的制造业拉回美国。除了税收优惠政策缺乏吸引力之外，环保也是一个阻挡制造业回流的重要因素。台湾电信巨头富士康欲在美国投资设厂，谈了数年未果。而富士康在中国广州建立一个类似规模的大厂，从洽谈到动工，只用了50天。该公司总裁呼吁美国应该到中国学习和调研。 [46]川普入主白宫之后，推出了一系列吸引外资的举措，在环保方面为企业松绑。正是在这样的大气候下，除了税收优惠，威斯康辛州政府还豁免了高标准的雾霾、湿地等相关环保管控，使得富士康在美投资得以在该州落实。

根据《巴黎协议》，到2025年之前，发达国家每年要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大约1,000亿美元的援助资金，帮助他们在能源结构和工业化技术上取得发展和改进。而在一百多个签署国中，美国每年独自就要承担75%的费用，也就是大约750亿美元。美国要在2025年前把温室气体排放量降低到比2005年的排放量少26%至28%，相当于每年减少排放量大约16亿吨。至于超越美国成为最大污染国的中国，目标是允许其2030年前碳排达到峰值。[47]川普总统在演讲中指出：“如果继续遵守《巴黎气候协议》以及它在能源方面对美国强加的苛刻限制，根据国家经济研究协会的统计，到2025年美国会丢失270万个工作”，“这个调查报告还显示，到2040年，遵守上届政府的承诺将造成以下行业大幅减产：造纸下降12%，水泥下降23%，钢铁下降38%，煤炭……下降86%，天然气下降31%。到这时，国民生产总值将下调3万亿美元，同时要丢失650万个工业职位，而家庭收入将减少7,000美元，甚至更多。”[48]借着环保名义，打击西方资本主义工业、经济、技术，制定不合理的法规、协定，只能让共产国家有机可乘，反制西方。这样尤其致使美国这个国际警察、西方世界对抗共产邪恶的最后堡垒，无法履行神的旨意，只好看着邪恶坐大。这其实正是邪灵期盼的结果。

我们不是否定环保。环境需要保护，但是，保护环境的目的是为了人，具有神的形象的人才是万物之灵。超前的环保、过度的环保、以牺牲人为代价的环保，是中了邪灵的圈套。环保必须有一个平衡点，而现在的环保运动是不在乎平衡点的，而是永无止境地要向一个方向推动。在这场过度、极端的环保运动中，我们不怀疑有很多活动人士是出于善良的愿望，但是要求政府来主导一切的背后，其实是共产邪灵的幢幢鬼影。

3）发动媒体攻势，压制不同声音

2009年6月，美国ABC电视台的“早安美国”（GMA）播出了一集畅想未来的特别节目，预测未来100年“全球变暖”对地球和人类的冲击。节目中，一名专家声称2015年海平面会迅速上升，纽约将被海水淹没；一名受访者说届时将会有“长达数百英里的火焰”；一加仑牛奶的价格为12.9美元；一加仑汽油的价格为9美元。其论调之夸张使该节目的一名主持人在节目中质疑说，“这一切真的可能吗？”

事实上，可能与否并非媒体要考虑的主要问题。“危机意识”是环保主义驱动大众的指挥棒，而不确定性和“危机意识”是相矛盾的，科学没有定论的东西怎么能造成公众的危机感呢？于是，环保主义打着为全人类未来的旗号，压制不同声音，以“科学共识”为名达成全民“共识”。

丹麦经济学家比约‧隆伯格（Bjørn Lomborg）在名为“持怀疑态度的环境主义者”的著作中，承认气候变暖，也承认气候变暖是人类活动造成的。但他认为，由于人类的适应性和科技进步，这不会造成灾难。由于他的立场和环境主义“人类造成灾难性的气候变暖”的教条相矛盾，他在各界都受到打击：联合国气候变化委员会主席将隆伯格比作希特勒；丹麦科学欺诈委员会对其著作进行审判，然后宣布隆伯格犯了“科学欺诈”（但随后的政府调查证明隆伯格是无辜的），反对他的人企图利用科学欺诈委员会的判决，撤销其丹麦环境评估研究所所长职务。在火车站，人们甚至不愿意和他站在同一个站台，有一个环境主义者甚至向他扔馅饼。[49]

气候学家、前NASA卫星专家斯宾塞博士总结了14种宣传伎俩，包括制造恐慌、诉诸权威、利用从众心理、许诺必胜、人身攻击、煽情、谣言战等。[50]

英国记者布兰登‧奥尼尔（Brendan O’Neill）2006年撰写了一篇文章，总结了当今许多国家发生的对怀疑气候变化理论的人的思想和言论的钳制现象。[51]

例如，一位英国外交官员在公众发言中说，对待怀疑气候变化理论的人应该像对待恐怖分子一样，媒体不应该给他们发言平台。奥尼尔指出，怀疑气候变化理论的人被扣上“否认者”这个帽子。这包括一大类人，从承认气候变暖但认为我们能够应对的人，到完全否认任何变暖的人。这个词杀伤力很大。爱丁堡大学的退休英语教授查尔斯琼斯指出，“否认者”这个帽子是想把任何持怀疑态度的人和大屠杀否认者置于同一个令人恶心的道德水平。有些人甚至声称对气候变化理论持怀疑态度的人是即将到来的大屠杀的从犯，将来他们将面临纽伦堡式的审判。一位知名环境主义作家写道：“我们应该对那些混账（气候变暖理论的怀疑者）进行战争审判──类似于纽伦堡审判的气候审判。”奥尼尔评论道：“我们通常只在专制国家里才听说过给思想或者言论定罪。……从妖魔化一群人并把他们的言论描述为有毒和危险的，到要求采取更加严厉的审查只有一步之遥。”[52]奥尼尔的判断是正确的，钳制自由思想正是共产魔鬼的特征之一。事实上，这正是魔鬼用来替换人们判断善恶的普世价值的伎俩。

一位哈佛大学天文学教授发表论文，讨论太阳在地球过去的历史温度记录中所起到的作用。由于这挑战了“人类是造成气候变化的元凶”这一教条，某环境主义网站称其企图施行“群体屠杀”，并把其他持不同意见者称为“重罪犯”。[53]

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一个大型环保团体的高级官员警告说，媒体在播放气候变化理论的怀疑者的发言之前应该三思，“因为允许这种误导性的信息传播会造成伤害。”[54]英国环境部部长在一次演讲中说，正如同不允许恐怖分子在媒体上露面一样，全球变暖论的怀疑分子们也将无权在媒体上发表言论。[55]澳大利亚的主流专栏作家们在开始考虑以“反人类罪”起诉气候变化的“否认者”。在澳大利亚包括总理在内的政要们参加的一次峰会上，一个提议是剥夺违反者的公民权。其中一个主意是重新审核澳大利亚公民，只给那些证明自己是“对气候环境友善”的人重新发放公民身份。[56]

更有甚者，有人甚至试图动用法律武器迫使气候变暖假说的反对者噤声。2015年，二十名学术界人士致信给美国总统和司法部长，要求使用 《反勒索及受贿组织法》（Racketeer Influenced and Corrupt Organizations Act）为工具，调查那些对气候变化持不同看法的公司和组织。其真正诉求是用法律手段干涉言论自由。[57]2016年，多个州的司法部长开始形成联盟，针对传统能源行业，调查其是否“误导投资者和大众”。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指出，这种对持有不同看法者的指控和调查违背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实际上是扼杀对重要公共政策的辩论。[58]

4）操纵“民间”团体，发动街头革命

共产邪灵很会利用人间运动来聚集人员、组成机构，以造成国家甚至世界范围的影响力。街头革命是共产主义者常用的手段之一，如利用工会组织罢工等等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很多环保组织打着环保招牌，用政治正确、环保至上来聚集数量巨大的环保人士而形成环保运动，游说、挟持政府甚至联合国组织制定并强迫推行不合理的协议、法规，甚或制造暴力事件，使世人噤声。

正如激进左派代表人物阿林斯基所明确提出的，必须隐藏真实目的，用局部的或者阶段性的、貌似合理或无害的目标动员大面积人群行动起来。当人们适应了这种变动的时候，再让他们为了更激进的目标而行动就相对容易了。 “记住：一旦让群众就一个没有争议的问题──比如污染──组织起来，被组织起来的群众就开始行动了。从‘污染’到‘政治污染’再到‘五角大楼的污染’只是自然的一小步。”[59]

在1970年第一次地球日那天，超过两千万美国人参加了地球日为主题的街头抗议活动。而应对环境恶化的措施却是人口控制。当时美国许多的左派组织决定“哪里人多就去哪里（Go where the people are at）”，参与了环保运动，并把社会主义作为控制人口增长的解药。

形形色色的左派团体利用环保运动走向街头革命。如美国有一个“人民的气候运动”，一听这个名字就知道是共产党的产物，参与的组织有“美国共产党”、“社会主义在行动”、毛主义的“美国革命共产党”、“生态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工人”、“另类社会主义”、“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自由社会主义”等等。他们举办“人民的气候集会”、“人民的气候游行”。集会上的标语是“制度改革，不是气候变迁”、“资本主义正在杀死美国”、“资本主义正在毁灭环境”、“资本主义正在毁灭星球”、“为社会主义未来而战斗”。[60]

他们在美国很多大城市包括华盛顿特区进行游行，队伍是代表共产极权的一片红旗的海洋。[61] 随着越来越多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红色因素壮大环保势力，“绿色和平”已经在演变成红色革命。

5）反人类主义的新宗教

共产邪灵除了把环保主义劫持为政治运动之外，还把环保主义变为一种新的宗教，而且是一种反人类主义的宗教。

美国作家、《侏罗纪公园》的作者克莱顿表示：环保主义是今天西方世界最强大的宗教之一。他认为，环保主义具备了宗教的典型特征，比如人的堕落、失去恩典、走向毁灭。它设定一个最初的伊甸园──一个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承受恩典的状态，人类由于从知识树中进食，从恩典陷入污染状态，“并且由于我们的行为，有一个审判日在等待着我们所有人。我们都是能源罪人，注定走向毁灭，除非我们寻求救赎，这个救赎现在称为‘可持续性’。”[62]

克莱顿认为，环保主义的所有信条都关乎信仰。“这关系到你将成为罪人，还是被救；你是属于将被救赎的人群的一员，还是将被毁灭的人群的一员；是我们的一员，还是他们的一员。”[63]

这种看法得到其他一些学者的认同。美国有影响力的环境史学家克洛南（William Cronon）认为，环保主义是一种新的宗教，因为它提出了一系列复杂的对伦理行动的道德要求，并以此来判断人类行为。[64]

前文引述过的著名科学家、量子力学巨擘弗里曼‧戴森在2008年《纽约书评》的一篇文章中说：“环保主义已经取代了社会主义，成为全球范围居主导地位的世俗宗教。这种宗教认为……用我们奢侈的生活垃圾损害地球是一种罪，正当的道路是过尽可能节俭的生活。这种新宗教的伦理成为全球幼儿园、学校、大学的讲义。” [65]

对此，很多环保主义者并不讳言。因为性骚扰丑闻而辞职的IPCC的主管巴查理（Rajendra Pachauri）在辞职信中说环保就是“我的宗教信仰”。[66]

当环保主义越来越意识形态化、越来越宗教化的时候，也就越来越不能容忍不同的观点、越来越打击不同意见、越来越与科学脱节。捷克前总统克劳斯认为，环保运动目前更多的是被意识形态而不是科学所带动；环保主义已经变为一种旨在摧毁现行社会的准宗教。

这种新的宗教与共产主义一样，描述了一个乌托邦的美妙图景，即人可以靠自己的智慧，规划自然环境，成为救世主。而这种“救世”，又是建立在反对现有文明的基础上的。如联合国和平大学顾问委员会主席、京都议定书的设计师说：“地球的唯一希望不就是工业文明的崩溃吗？”[67]克劳斯总结说：“如果我们严肃地对待环保主义者的逻辑，我们就会发现那是反人类的意识形态。”他同意生物学家伊万‧布列辛纳（Ivan Brezina）的观点，那就是环保主义并不是对真正生态危机的理性与科学的回答，而是对现有文明形式的整体排斥。[68]

有人认为，环保主义在利用保护环境的名义在制造人与人之间的仇恨，对不同观点的人进行不同方式的极端攻击。而这种仇恨和极端化表现了一种激进的反人类主义。加拿大政治评论家马克‧斯廷（Mark Steyn）说，他们（环保主义者）认为“每个出生的人……产生更多的垃圾、更多的污染、更多的温室气体，并增加了人口过剩的问题。我们本身就是污染；节育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为孩子们留下更可持续的环境的最好方法就是不要孩子。……进步主义的立场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每个孩子都应该是不受欢迎的”。[69]

这种把人视为破坏自然的罪魁祸首、将自然环境摆在至高无上、远远超越人的神圣位置，甚至不惜以控制人类生育、剥夺人的生存权利的思维和共产主义的核心思想异曲同工，本质上是一种反人类主义，等于用一种新的宗教取代传统的人是万物之灵的宗教观。这种宗教观与极权主义、强制统一思想、反资本主义的革命诉求的结合，并不能为人类保护自然提供保障；相反，它将毁掉现有的文明、现有的自由与秩序，制造前所未有的恐慌与混乱，把人类引向歧路，这正是共产邪灵劫持环保主义想要达到的真正企图。

结语：信神敬天，恢复传统，走出环境危机

神创造了人，同时给人创造了优美繁荣的地球，这是人类生息繁衍的环境。人有权利用大自然的资源，同时有义务珍惜自然资源，爱护环境和万物。千百年来，人类守护着远古时神留下来的告诫，与自然和谐共生。

近代出现的环境问题，归根结底是因为人心变坏，而其效果又被科学技术放大的结果。污浊的自然环境，是人类污秽的内心世界的外在表现。因此，净化环境必从净化内心开始。

环保意识的兴起出于人类自救的本能，本来无可厚非。但它给了邪灵可乘之机。共产邪灵利用其在人间的代理人，制造大规模的恐慌，鼓吹变异的价值观，剥夺人的自由权利，企图建立大政府甚至全球政府。在这种被共产主义变异的思路里解决环境问题，其结果是导致人类更快地被集体奴役和走向毁灭。

解决环境问题不能靠强制性的政治运动，或者仅依靠现代技术，而取决于对宇宙、自然、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理解和高尚的道德水平。人类恢复传统，提升道德，走回神指的路，自然会得到来自神的智慧和恩典。青山绿水，鸟语花香，将回到神的子民的身边；昭昭天日，朗朗乾坤，将伴随人类直到永远。#

备注

原文出处：http://www.epochtimes.com/gb/18/9/6/n10695307.htm

【大纪元2018年10月17日讯】第十七章 全球化背后的共产主义黑手

目录

前言

1. 全球化与共产主义
   
2. 经济全球化背后的魔鬼
   1）全球化造成共产主义模式经济体
   2）全球化在不发达国家制造共产主义温床
   3）全球化在发达国家制造“贫富分化”，助长共产主义思潮
   4）“反全球化”凝聚左翼力量，传播共产主义
   5）中共坐大，用资本主义的营养壮大社会主义的肌体
   
3. 政治全球化背后的魔鬼
   1）利用联合国扩张共产主义政治势力
   2）颠覆联合国人权理念
   3）利用全球化推进共产主义政治理念
   4）世界政府的极权倾向
   
4. 文化全球化成为变异思想的传播器
   1）文化全球化中邪灵败坏传统的机制
   2）利用西方发达国家输出反传统的变异文化
   3）利用跨国公司企业文化传播变异观念
   4）借助联合国组织和公约将变异观念扩散全球
   结语

前言

自文艺复兴以来，人类历史进入了一个剧烈变动的时期。18世纪末开始的工业革命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各个国家的国力对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世界格局开始剧烈动荡，同时社会结构、思想和宗教领域也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正统信仰式微，人类道德滑坡，社会失调，人的行为失范，共产主义就是在这样一种历史条件下应劫而生的。

1917年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以后，第三国际企图把共产革命输出到全球。美国共产党于1919年成立，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成立，都是在共产主义势力上升的全球大背景下发生的现象。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大萧条，给共产主义注入动力，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纷纷左转，苏联站稳了脚跟，中共趁机发展，十几年后的1949年，中共篡夺了中国的政权。暴力的共产主义一度大行其道，苏联和中共一道挟持了数十个国家、全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与西方世界形成对峙之势。冷战格局持续了半个世纪之久。

暴力共产主义的阴云威胁全人类之时，西方自由世界的绝大部分人都忽略了非暴力的共产主义因素在自身内部潜滋暗长。且不说苏联的渗透，单是西方内部的各种变形的共产主义思潮、理念及共产主义分子、费边社、社会民主党人等等，已经以不同方式渗透进政府、企业界、教育文化界、各种社会团体当中。上世纪60年代西方的反文化运动，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同时兴起，是魔鬼操纵下共产因素的一次总爆发。70年代以后，西方反叛青年发起“体制内长征”，企图从内部侵蚀传统文化，夺取社会体制的领导权。可悲的是，仅仅在十几年的时间里，他们就取得了令人心惊目眩的“成功”。

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有人欢呼“历史终结”、“意识形态终结”，有人担忧“文明的冲突”，但很少有人意识到，共产主义正在以新的面目、打着新的旗号，迅速征服整个人类社会。

这个旗号，就是“全球化”。

随着工业革命与科技的发展，不同国家间人口流动、经济往来以及政治、科技、文化的交流也越来越频繁。尤其是今天，现代化的通讯、运输工具、电脑、数字网络使得过去几千年人类很难逾越的广袤时空及地域变得近在咫尺，世界似乎变得很小，各国间的合作空前紧密，越来越融为一体。这种全球协作的加强，是技术发展、生产扩张、人口流动的自然结果。这是作为一种自然历史过程的全球化。

但是，还有一种全球化，是共产邪灵为了毁灭全人类而利用这个自然历史过程的全球化的结果。这种邪灵操纵的全球化是本章将阐发揭示的内容。

共产邪灵操纵的全球化的实质是，集中所有共产国家和非共产国家在过去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积累的邪恶变异因素，利用大规模的政治、经济、金融、文化运作，突破民族国家的界限，迅速推广到全球，在短时间内摧毁信仰和道德的堤防、攻破传统文化的堡垒──这一人类赖以生存、能被神救赎的最后屏障。这是邪灵毁灭人类之前的最后一道准备工序。

本书一再强调，共产主义不是一个理论，而是一个邪灵，是有生命的，其终极目的是毁灭全人类。共产邪灵并不固守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在条件允许时，邪灵甚至利用与通行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相反的政治经济理论学说。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的旗帜上往往写着民主政治、市场经济、自由贸易，因此遭到某些左翼团体的抗议。但这些左翼团体却不知道，共产邪灵正在另一个更高的层面上进行运作，经济全球化、政治上的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21世纪议程（Agenda 21）、各种环保公约和国际公约，都成了邪灵控制和毁灭人类的顺手工具。

共产邪灵操纵的全球化，又称“全球主义（globalism）”，正在全球范围内，沿着多条路线、以多种方式推进其计划，在若干领域里已经取得了令人瞠目结舌的进展。为了论述的方便，本章将从经济、政治、文化三方面对全球化进行剖析。

全球化的三个方面，汇合而成“全球主义”的世俗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在不同场合表现出不同的面貌，有时甚至包含截然相反的表述，但在实践中，却表现出与共产主义高度相似的特征。它以无神论、唯物论为基础，许诺给人带来美好的乌托邦，一个富足、平等、没有剥削、压迫和歧视的地上天国，鼓吹和推动世界大政府。这种意识形态势必排斥以信神、重德为基础的各个民族的传统文化。近年来，日益明显的是，这种意识形态以左派的“政治正确”、“社会正义”、“价值中立”、“绝对平均主义”为其具体内涵。这就是意识形态的全球化。

各国家民族文化不同，但都是在普世价值下奠定的传统，而国家主权和各民族的文化传统对民族承传、民族自决、使各民族免受外界强权和共产主义渗透起着重要作用。而世界大政府一旦形成，共产邪灵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达到其消灭私有财产、消灭国家、消灭民族、消灭各个民族的传统文化的目的。全球化和全球主义正在起著破坏人类的传统和道德、姑息纵容各种邪恶、滋养左派力量和共产主义全球扩散的恶劣作用。揭示全球化的共产主义根源、全球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同构性，是一个棘手但又极端重要而紧迫的课题。

1. 全球化与共产主义

马克思在著作中没有使用“全球化”这个概念，但是用了内涵十分接近的“世界历史”一词。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声称，资本主义在全球扩张的结果，必然产生数量巨大的无产阶级，然后随着席卷全球的无产阶级革命，必将推翻资本主义而进入共产主义的“人间天堂”。[1]马克思写道：“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它的事业──共产主义一般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2]也就是说，共产主义的实现有赖于无产阶级在世界范围内采取共同行动，共产革命必然是一个“全球性”的运动。

虽然列宁修改了马克思的学说，提出可以在资本主义的薄弱一环（俄国）率先发动革命，但共产主义者从来没有放弃“世界革命”的理想。苏俄1919年就迫不及待地在莫斯科成立了共产国际，党支部遍布六十多个国家。列宁说，共产国际的目标是建立世界苏维埃共和国。[3]美国思想家G.‧爱德华‧格里芬总结了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书中提出的共产主义全球革命的五个目标：

①混淆、瓦解并摧毁世界各地的资本主义势力。
②把所有国家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单一的世界经济体系。
③强迫发达国家向不发达国家提供长期的财政援助。
④将世界划分为区域组织，作为建立世界政府的过渡环节。
⑤之后地区性的组织都可被一路带入单一的世界无产阶级专政。[4]

美国共产党全国主席威廉‧福斯特（William Z. Foster）写道：“共产主义世界将是一个统一的、有组织的世界。根据苏联的规划，这个有组织世界的经济体系将是一个伟大的组织。美国苏维埃政府将成为这个世界政府的重要部分。”[5]从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福斯特，一直到最近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共产主义绝不满足于在少数几个国家掌权，共产主义思潮自始至终都贯穿着征服全人类的野心。

马克思预言的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并没有到来；他眼中垂死挣扎的资本主义反而一路高歌猛进，兴旺发达，繁荣昌盛。随着苏联和东欧共产阵营的轰然解体，只留下了中共和几个小兄弟，共产主义似乎已进入弥留之际。这表面上是自由世界的胜利。

但就在西方认为共产主义行将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的时候，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思潮却又在全世界风生水起。共产幽灵未死，它藏身在各种主义和运动背后，腐蚀、渗透，使共产理念及意识扩张到自由世界的方方面面。

这是偶然的吗？当然不是。全球化看似是一个自然形成的过程，但共产邪灵的黑手在其演变过程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可以说，共产主义已成为全球化的指导思想之一。

二战后，欧洲各国左翼力量不断成长，主张民主社会主义的“社会党国际”包括了来自一百多个国家的政党，这些政党在各国执政，这种情形甚至蔓延至大部分欧洲国家。在这种大背景下，高福利、高税收、国有化影响着整个欧洲。全球化导致美国的产业空心化，中产阶级缩水，收入长期不增长，贫富分化，社会撕裂，这些都大大地推进了左派和社会主义在美国的成长，使得最近十几年来全球政治光谱大幅左移。而全世界的左翼力量宣称全球化造成收入不平等和贫富分化，并借助“反全球化”而迅速发展，成为抵制资本主义、呼唤社会主义的生力军。

冷战之后，共产邪灵借助经济全球化、经济相互渗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削弱国家主权，破坏民族经济基础。其目的是充分调动人的贪婪本性，由西方金融财权实施财富大挪移，用人类几百年积累的财富迅速催肥中共，再让暴发的中共用金钱把各国的道德紧紧捆绑在无底线下滑的轨道上。

中共作为当今全世界共产主义势力的龙头老大，其经济成长和力量的不断增强，为各国的左翼和共产党注入一剂剂的强心针。中共利用极权统治，破坏世界贸易规则，在全球化中用资本主义的营养壮大了社会主义的肌体。中共经济实力的爆发，又带动了其政治和军事野心，企图在全世界输出共产模式。所以，从全球范围看，不管是反全球化的左翼分子，还是占尽全球化便宜的中共，都是在全球化的名义下崛起的。事实上，今天的世界现状与斯大林当年提出的目标已经非常接近。

2. 经济全球化背后的魔鬼

经济全球化是指上个世纪40～50年代开始、70～80年代成形、90年代大规模出现的国际资本流通、国际生产、贸易一体化，其主导推手是跨国机构及跨国公司，要求放开国家监控和管制，让国际资本自由流通。从表面看是西方主导的，是资本主义在全球扩展的途径。不幸的是，全球化客观上成了共产主义的播种机。特别是全球化带来的西方给中共疯狂输血，同时使得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共产主义极权经济高度融合，互相依赖，让西方在经济利益面前，放弃道义良知和普世价值，而共产极权更是挟经济实力在世界上步步紧逼，俨然共产主义将一统天下。

1）全球化造成共产主义模式经济体

全球化把全球经济变成了一个大型经济体，在这个过程中，也形成了大型国际组织、公约和规则。这表面看起来是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的扩张，但实际上，已经在形成一个全球统一的经济管控机制，可以对很多国家、产业发号施令，对很多国家和企业有生杀予夺的权力。这相当于在经济领域形成了中央集权计划经济的机制，也与上文所说的斯大林的把所有国家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单一的世界经济体系的目标高度一致。国际金融组织建立后，也形成了发达国家向不发达国家提供长期经济援助的现象，而这也正是斯大林提出的第三个目标。

国际金融组织在经济援助上往往对当事国经济采取宏观干预，手段是独裁而单一的，不但强制而且不考虑当事国的情况，这在客观上是在助长共产主义因素。对此，美国学者詹姆斯‧博瓦德（James Bovard）总结道：“世界性的金融组织大力推进了第三世界经济的国有化，并且增强了对贫困者的政治和官僚统治。”[6]

从另一方面看，经济全球化创造了全球性的经济体，形成越来越趋同的消费倾向与统一的产销机制，小企业尤其传统手工艺的生存空间受到挤压，很多民族产业和小企业被全球化浪潮冲垮，越来越多的人失去了自由生产的条件和可能性，落后国家往往成为产业链的一个环节，这样导致了国家经济主权的弱化和国家在全球化经济体面前的失败。一个国家往往因为赤字和利息的支出变成国际债务的奴隶。这实质上是在瓦解自由资本主义的基础。

2）全球化在不发达国家制造共产主义温床

中美洲的小国牙买加，在开放市场之后，廉价牛奶大量涌入，普通老百姓都能喝得起牛奶。但是，当地的奶农成为了牺牲品，他们的牛奶根本无法与进口牛奶竞争，于是当地奶农纷纷破产。墨西哥曾经吸引了很多制造业，不过都是低端产业。当中国加入WTO之后，制造业就一窝蜂从墨西哥转移到中国去了，完全没有高端技术的墨西哥成了牺牲品。非洲有大量的矿产资源，外国资本大量涌入之后，把资源开采出来运走了，当地的经济发展收益甚微，而且外来资本腐蚀了政府官员。全球化宣称要带去民主，却造成了腐败的独裁政权。事实上，非洲的贫困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据世界银行2015年的资料，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贫困人口增加了900万，每天有4.13亿人的生活费不到1.90美元。[7]在人们记忆犹新的亚洲金融风暴中，泰国把自己脆弱的金融系统开放给国际资本，迎来了暂时的繁荣。但是，当赚得盆满钵满的国际资本一撤走，泰国整个国家经济停摆，甚至还波及了周边诸多邻国，后果十分严重。

通讯和交通技术的发展，把地球变成了一个“地球村”。全球化听起来是服务于这个“地球村”的雄心勃勃的计划，把经济成果和民主价值推广到整个地球村。但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讲席教授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所提出的全球化发展中的“不可能三角”理论，论证了一国不可能同时实现民主政治、国家主权和经济全球化这三个目标。[8]这是全球化的内伤，也是共产邪灵能够钻空子的地方，把全球化变成了邪灵的工具。

很显然，全球化带来的好处和机会仍然集中在少数人手里，人为地加剧了不平等，没能提供解决贫困的长期措施，同时削弱了国家主权，造成地区动荡。全球化过程制造出了“压迫者”和“被压迫者”这样的阶级对立的角色。全球化带来的“压迫”、“剥削”、“不平等”、“贫困”，正是左翼利用来打击资本主义的利器。这种 “被压迫者”对“压迫者”的斗争和反抗，是共产主义的经典套路。共产主义的财富平均主义与斗争意识也随着全球化在世界各地扩散。

3）全球化在发达国家制造“贫富分化”，助长共产主义思潮

大量产业和工作外流，使得西方国家的中下层在产业领域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劳动阶层和中产阶级成为全球化最主要的受害者。拿美国为例，大量资本和技术流向中国，制造业大量流失，产业空心化，失业率攀升。从2000年到2011年，美国有570万制造业工人失去工作，有65,000家工厂关门。[9]美国的贫富差距扩大，三十年来平均工资收入（扣除通胀）增长缓慢，甚至出现了“工作的穷人”（working poor）。“工作的穷人”是指一年中至少有27周在工作或寻找工作，但收入仍低于官方贫困水准的人。2016年美国有760万这样的“工作的穷人”。[10]

贫富分化是共产主义滋生的土壤。经济的困境，不会只限于经济这个领域，会扩散到社会的各个方面。要求解决收入不平等、要求“社会公正”，导致社会主义思潮汹涌，也极大地影响着其它要求平等权利的运动，同时也人为地造成了对福利制度的需求，而福利制度会导致更多的贫穷，恶性循环。美国在2000年之后，政治光谱迅速向左移，到了2016年总统大选时，社会主义的呼声不断高涨，党派利益的对立加剧，很大程度上是全球化在发达国家造成的后果。反过来看，西方民主社会陷入的麻烦越大，世界范围的共产主义势力就越得逞。

4）“反全球化”凝聚左翼力量，传播共产主义

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就是“反全球化”运动。1999年11月30日在西雅图发生的针对世界贸易组织（WTO）部长会议的大型暴力抗议，就是“反全球化”运动的一个爆发。2001年的三次大型国际会议（加拿大魁北克美洲国家组织会议、瑞典哥德堡欧盟峰会以及意大利热那亚八国集团峰会）都遭到“反全球化”的游行抗议，2002年在意大利佛罗伦萨举行了规模空前的百万人“反全球化”大游行。

全球化滋生出来的“反全球化”运动的参与者成分复杂，其中反对资本主义体系的左翼力量是最重要的参与者，包括工会组织、环保主义者（也是被共产主义广泛渗透和劫持的），以及全球化的受害者和弱势群体。可以说“反全球化”成了凝聚和激发左翼势力的重要力量。值得注意的是，“反全球化”本身也是一种全球运动，成立了诸多的国际组织，借着全球化的“东风”，把左翼和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全世界。这使得人们不管拥护还是反对全球化，都成为共产邪灵达到其目标的助力。

5）中共坐大，用资本主义的营养壮大社会主义的肌体

很多学者在评价全球化成败的时候，常常举出的一个成功的例子就是中国。中国好像得到了全球化的所有好处，在短时间内蹿升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很多人认为其取代美国的地位指日可待。

与墨西哥那种只是引进低端制造业的模式不同，中共从一开始就酝酿了极大的野心，就是要获得西方最先进的技术，最后取而代之。所以中共要求先进国家与其合资办企业，强制要求先进国家转让核心技术换市场，使用各种手段，从明目张胆强制转让到骇客盗取技术。中共获得技术之后，利用自己的制造业优势，再加上政府的出口退税补贴，将廉价生产的产品倾销到世界各国，用低于成本的价格打垮所有的竞争者，严重扰乱自由市场秩序。

与其它那些放开国内市场的不发达国家不同，中共加入世贸组织，利用其游戏规则却不遵循游戏规则，利用全球化把产品倾销到国外，却对国内市场设置重重壁垒，以破坏规则的方式来赚取全世界的财富。中国的通信、金融、能源等重大行业根本不对外开放，使中共占尽全球经济好处而不履行义务。

在经济利益的诱惑下，西方社会对中共的人权迫害听之任之。在中共大肆侵害人权的时候，国际社会却将千万恩宠集于中共一身。

中国社会的道德全面沦丧，在全球化中得以壮大的中共，在其全球扩张中迅速把西方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体制和贸易规则冲击得七零八落。

中共就是这样以规则破坏者的角色来攫取全球化的所有好处。全球化实际上就是给中共输血，让濒死的共产势力死灰复燃。共产邪灵操纵全球化的一个隐藏目的就是通过财富大挪移给中共输血，让中共在人权迫害最严重、道德最坏的时候暴富起来。全球化是挽救中共的过程、给中共政权提供合法性的过程。当中共用资本主义的营养壮大了社会主义的肌体，并且看到西方在走向衰弱之后，极大地增强了对共产极权的信心，进一步扩张了它的全球野心。

中共的崛起，也让世界上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者和左翼人士兴奋不已。这也正是共产邪灵在幕后的安排。

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中共也加强对世界经济组织的渗透，包括世界贸易组织（WTO）、世界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等。中共官员出任这些组织的重要职位时，积极推动这些组织与中共的合作，为中共的图谋背书、为中共的政策辩护。

中共不断利用国际经济组织贯彻自己的经济意图和行事规则。如果中共的野心不被遏止，一旦其力量足以操纵那些经济组织，必定会给世界政治经济带来巨大灾难。

以上只是罗列了几个经济全球化被共产邪灵利用来推广繁殖共产主义的例子。由于通讯和交通技术的发展，人类的经济活动总会超越国界，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但是，这个过程被共产邪灵钻了空子，把全球化变成了魔鬼统治世界的跳板，现在是人类深刻警觉并采取紧急行动的时候了，把全球化中的共产因素剥离掉，回归一个首先确保国家主权和人民福祉的经济发展模式。

3. 政治全球化背后的魔鬼

在全球化过程中，政治层面的表现是各国加强政治合作，出现各种新的国际组织，制定各种政治议程和国际条约，限制国家主权，把主权国家的权力逐渐让渡给国际组织。这种具有超越国界管辖权的国际机构、规则和管控方式出现后，开始对世界各国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进行全面渗透，管理权力向某种类似全球政府的国际机构集中，有演变为“世界大政府”的趋势。它侵蚀了国家主权，削弱了人类社会的传统信仰和道德根基，破坏了传统文化，颠覆了正常的国际规则，正在以渐进的方式推进共产邪灵的图谋。

在此过程中，共产邪灵一直在推动和利用国际组织扩张共产势力，把共产党的斗争哲学、变异的人权和自由理念推广到全球，在全球范围内推行社会主义理念，进行财富再分配，并试图建立一个全球政府，把人类带向极权与被奴役之路。

1）利用联合国扩张共产主义政治势力

二战结束后成立的联合国是全世界最大的国际组织，当初是为了加强国与国之间的合作协调。作为一个超国家概念，联合国符合了共产主义消灭国家的目的，因此成为共产邪灵觊觎的对象，被利用来充分扩张共产主义势力。联合国从一开始就成为了苏联所主导的共产阵营利用的工具，变成了共产党大展身手、推动共产主义“世界政府”的舞台。

在联合国成立并起草宪章时，当时的苏联是发起国及其后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起著决定性的作用。宪章的起草者、联合国宪章会议（the United Nations Charter Conference）的代理秘书长、罗斯福的重要顾问、美国国务院官员艾尔杰‧希斯（Alger Hiss）是苏联间谍。[11]联合国宪章和公约隐藏的对共产政权有利的“后门”跟这有很大关系。

联合国很多重要机构的负责人是共产党人或共产主义的同路人。多任联合国秘书长都是社会主义者，甚至是马克思主义者。如第一任选举产生的特吕格韦‧赖伊（Trygve Lie）是挪威社会主义者，得到苏联的大力支持，其重要的任务是把中共拉入联合国。其继任者达格‧哈马舍尔德（Dag Hammarskjšld）是社会主义者，对世界共产革命持同情态度，对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大肆吹捧。[12]第三任秘书长吴丹是缅甸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列宁的理想与联合国宪章一致。[13]第六任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Boutros Boutros-Ghali）曾是社会主义国际（Socialist International）的副主席。[14]这就不难理解，红色政权的头子受到联合国极高的礼遇，很多联合国公约成为直接或间接推广共产主义理念、扩张共产主义势力的工具。

联合国的最高使命是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联合国维和部队由“政治与安理会事务副秘书长”负责，而从1946年到1992年担任此职务的14个人中，竟然有13个是苏联人。苏共政权从来没有放弃过扩张共产势力，也不可能真正为世界和平出力，因此，虽然喊的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口号，实施的却是符合共产政权利益的做法，扶持的是亲社会主义的组织。

共产势力在联合国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红色间谍在联合国到处都是。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在1963年说：“在联合国的共产外交官代表了苏联在美国情报活动的骨干力量。”[15]即使在前苏联共产政权解体后，共产遗毒仍在联合国普遍存在：“很多在联合国工作的西方人发现他们被共产黑手党所包围。”[16]

中共利用联合国作为宣传平台。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各有一个联合国副秘书长的名额。尽管理论上联合国副秘书长不能再代表任何国家的利益，但代表中共的社会和经济方面利益的秘书长却为中共的意识形态背书，他在2018年1月瑞士世界经济论坛上称，中共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世界发展潮流。中共的“一带一路”战略被很多国家认为是扩张霸权，让很多国家陷入了深重的债务危机。如斯里兰卡不得不把一个重要港口租给中共使用99年，以偿还债务；巴基斯坦因为债务问题不得不向世界货币基金组织求助。“一带一路”对参与国政治经济的控制、对人权民主的冲击，也是导致许多国家踩刹车的原因。但在中共的政治运作下，“一带一路”却受到一些联合国高官的吹捧。[17]

2）颠覆联合国人权理念

在联合国宗旨里，有一项是改善人权与促进自由。这本来是一项普世的原则，但中共却伙同其它腐败政权，否定人权的普世性，把人权变成了国内事务，即所谓的“内政”，以此来掩盖其在国内的人权劣迹，甚至以生存权作为自己的功劳来标榜。中共也在联合国攻击西方的民主价值，凭著与第三世界小国结盟，颠覆自由国家推进普世价值的努力。由于共产邪灵的操控，联合国事实上在人权方面不仅鲜有作为，而且常常成为共产政权粉饰其恶劣人权记录的工具。

不少学者翔实记载了联合国是怎样背叛它自己的理念的。比如“老”联合国诞生于二战对犹太人大屠杀（Holocaust）的阴影之中，但后来“新”的联合国对大规模杀人事件不作为；联合国最初的目的是打击侵略者并保护人权，道德判断是采取行动的必要前提，而联合国拒绝作出道德判断。[18]

前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多尔‧哥尔德（Dore Gold）断言：“联合国并非一个动机良好但是效率低下的世界组织，它实际上加速并传播世界混乱。”[19]哥尔德用大量事实证明联合国的诸多弊病，包括错误的“价值中立”、不道德的“道德对等”、“道德相对主义”；腐败现象普遍，人权状况恶劣的国家当选为人权委员会主席，不民主国家拥有多数票，共产政权有更大的操纵空间。[20]哥尔德说，联合国是一个“卑劣的失败”，“被反西方势力、独裁政府、扶持恐怖主义的政权以及美国最坏的敌人所主宰”，“背叛了联合国创建者们的崇高理想。”[21]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实行的是多数票原则，而人权记录不佳的国家也能成为成员国甚至人权理事会主席，让人权审查失去意义。中共更是用利益收买了很多第三世界国家，让美国在联合国发起的对中共人权问题的谴责案屡屡搁置。联合国“以多暴寡”的原则，使其在很多事情上成为共产邪灵对抗自由国家的工具。这导致美国多次退出人权理事会。西方想要推广人权、自由，却屡屡被共产国家阻挡。最后人权理事会被流氓劫持，通过的所谓国际公约，对极权国家没有约束，这些国家把它们当作幌子却不实施。

人们由此不难理解《联合国宪章》与苏联宪法十分相似，却与美国宪法相对立。其目的不是为了保护民众的权利，而是服务于统治者的需要。如苏联宪法有些条款在列举公民享有权利之后，都加上“在法律允许范围之内”字样。表面上看苏联宪法给了公民一些权利，但实际上很多具体法律又规定了很多“范围”，而使得苏联政府根据具体“法律允许范围之内”的条款，任意剥夺公民权利。这同样是《联合国宪章》、契约和公约界定人们权利的方式。例如，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一些条款在“人人有权”如何之后，也附加了“仅只受法律所规定的限制”。这不是任意地、巧合地选择了某种蓝本，而是共产邪灵有意在最初为共产政权留下的一个“后门”。

问题是，如果政治家认为有必要，《联合国人权公约》中的每一权利都可在法律上被剥夺。“暴君们还希望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借口？大多数战争和国家犯罪都是以其中之一的名义进行的。”[22]自由国家很难随意剥夺民众的自由，而共产政权则可以堂而皇之地钻人权公约的漏洞。

3）利用全球化推进共产主义政治理念

共产邪灵通过其代理人不断提出全球问题，声称要通过国际化合作和权力架构建立世界政府才能解决这个问题，由此各种国际条约不断出现，各国越来越多地受到国际条约的限制和管制，国家主权走向弱化。这种言论出现在不同的团体、不同的场合中。虽然他们不一定是共产党人，但他们的主张却与共产邪灵的意图非常一致，就是要消灭国家，建立全球政府。

1960年，一位大西洋联盟委员会的成员发表了《目标是世界政府》（The Goal Is Government of All the World）的演说，并印成小册子，鼓吹世界政府。[23]另一位媒体人在1970年的地球日那天说：“完全主权国家无力应对环境毒害……因此，地球的管理──不管是预防战争还是制止对生活条件的终极伤害的需要──都需要一个世界政府。”[24]1973年的《人本主义宣言》（Humanist Manifesto II）也说：“我们已经走到人类历史的一个转折点，最好的选择就是超越国家主权，建立一个世界社会，……为此，我们期待在跨国联邦政府基础上建立一个世界法律体系和世界秩序。”[25]

事实上，联合国环保署的建立，正是因为1972年一个倡导世界邦联的团体认为环境问题是世界问题，因此呼吁制定全球解决方案并建立全球性的环保机构。其第一任主管是具强烈社会主义倾向的加拿大人莫里斯‧斯特朗（Maurice Strong）。

1992年于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地球高峰会（又称“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上，178个政府投票通过了《21世纪议程》，这个800页的蓝图涉及环境、女权、医疗等方方面面的内容。一位有影响力的环境研究机构的研究员、后来联合国环境项目的官员对此表示：“今天的世界，国界已经例行性地受到污染、国际贸易、资金往来与难民等问题的侵蚀，国家主权──一个国家在其领土内的控制权，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失去意义……国家实际上在把主权的一部分让渡给国际社会，并开始构建一个新的国际环境管理系统作为解决问题的方式，否则那些问题将无法解决。”[26]

那些世界政府的呼吁表面看起来都冠冕堂皇，但推进共产主义一统天下才是其真实目的。如环保问题，本书“环保主义篇”已详细论述了共产邪灵如何利用它来推进其图谋。

尽管如此，在加利1992～1996年任秘书长时，联合国开始朝全球政府激进演变。加利呼吁建立永久的联合国部队，并要求有征税的权力。[27]因为美国的强烈反对，加利未能连任。否则联合国的现状难以预料。虽然共产党政权总是拒绝他国干涉本国内政，但却积极加入各种国际组织，支持扩张联合国的职能，不断推广全球治理的理念。

2005年，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称，“在一个人类互相依赖的时代，地球公民权（global citizenship）是进步的关键支柱。”[28]曾供职于美国空军、白宫和多个政府部门的战略思想家罗伯特‧钱德勒（Robert Chandler）先生认为，安南所谓的“进步”将摧毁国家主权，为无国界的地球公民社会开路。而联合国的“和平教育”项目事实上由极左派组织和指导，将会摧毁民族国家主权，造成一个无国界的社会主义的极权世界，进行全球治理。[29]

事实上，出版于1958年揭露共产主义的名作《赤裸裸的共产党人》一书列举了共产党人的45个目标，其中一条是：“把联合国推崇为人类唯一的希望；如果其宪章重写，就要求去设立为一个具有独立军事力量的世界政府。”[30]很多人意识到，建立全球政府并不是一朝之功，所以共产党人和全球主义者利用各种议题先在各个领域建立超国家的机构，然后推动这些机构的联合，并不断鼓吹对联合国的推崇与依赖，最终建立世界政府。

鼓吹世界政府，刻意夸大联合国的作用，把联合国描绘成解决当今世界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把联合国当成当今世界的救世主，实际上，这是人企图自己扮演上帝的角色，通过权力操控来安排人类未来的命运，这正是共产主义式的乌托邦，是一种人自己树起来的宗教，其结果是毁灭性的。

4）世界政府的极权倾向

人类对世界与未来有着美好的设想，这无可厚非，但要设立一个世界政府来解决人类的所有问题，则无疑是个新时代的乌托邦，也带来极权主义的危险。

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世界政府要想具有真正解决全球问题的能力，必定需要一个强大的政策实施能力，包括政治、军事、经济等。全球化推动的世界政府，绝不会是美国那样的自由民主的政府，而是跟苏联和中共一样的极权超级大政府。

一个世界政府必然会以各种诱人的好处、福利许诺、全人类的乌托邦蓝图来吸引各个国家加入。这与共产主义政治主张一脉相承。世界政府以解决各种问题为诱饵，而当其面对如此众多的国家、如此复杂的问题，要作为唯一的希望来承担各种乌托邦设想的诱人蓝图，不管是全球环保、安全还是福利，必然要求权力的集中以实行各项政策，这无疑将会把政府权力扩大到前所未有的地步，对社会的控制也将前所未有。它将不管成员国是否有共识、是否有承诺，而只专注于强制执行力。

当今世界，国与国之间的差别如此之大。世界上很多国家没有正教信仰，也不是自由体制，更不是人权良好、道德高尚的国家，当国家与国家合并形成世界政府时，它们会采用最低的标准，也就是去除信仰、去除道德、去除任何自由人权的要求，也就是不在这些方面作任何评判，用所谓的“信仰中立”、“道德中立”、“人权中立”等说辞来达成联合的最大公约数。“世界政府”必然要推行一套所谓的主流文化来维系整个世界，可是各个国家的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不同。环视所有积极推动世界政府的专家、学者和政府，大部分都是无神论或者对宗教信仰采取进步主义看法的。很显然，世界政府一定是无神论为基本价值观的政府，这也正是共产邪灵在背后推动的必然结果。“世界政府”为了维持统治，就会强迫实施所谓的思想再教育，甚至是用暴力手段来达到目的。为了防止分裂和独立，“世界政府”将会极大地强化其军警力量和对言论自由的管控。

一个没有共同信仰与文化的国家和政府，只能依靠专制权力也就是极权主义来维系，其结果必然是对各国民众自由的干涉和剥夺。也就是说，世界政府一定是一个极权政府，因为它必须依赖强权才能维持这样一个政府。

到头来“世界政府”就是活脱脱一个共产极权政府的翻版，其结果与当今共产党政权奴役残害其国民毫无二致，不过是从一个国家扩大到了整个世界，全世界都听一个命令，变异和毁灭全人类也变得更加容易。在维持这个庞大政府的过程中，所有共产政权使用的邪恶手段都会一一再现，这个过程就是一个强制的过程、一个摧毁人的传统和道德的过程，而这正是共产邪灵期望的结果。

4. 文化全球化成为变异思想的传播器

伴随着文化交流的扩大和金融资本的全球运作，共产邪灵在过去近百年打造的各种变异文化形式，包括现代艺术、现代文学、现代思潮、电影电视、变异生活方式、功利主义、拜金主义、消费主义等被推向全球。在此过程中，各个民族传统文化的表面形式被盗用，内涵被阉割，文化形式混杂变异，在达到牟利目的的同时，迅速地败坏所到之处民众的道德。

美国在全球政治、经济、军事中扮演着领头人的角色，这也使得美国文化自然地容易被其它地区所接纳和吸收。工业革命之后，随着现代社会的信仰失落，技术发展不断推动着物质主义深入人心，人们想当然地把物质发达和优秀文明直接联系起来。魔鬼正是利用这一点，首先集中力量通过非暴力共产主义攻陷美国。当其在美国的家庭、政治、经济、法律、艺术、媒体和大众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渗透和对传统道德进行变异、破坏之后，再把这种败坏的文化以来自美国的“先进文化”之标签，利用文化全球化向全世界推广和扩散。纽约的“占领华尔街”瞬间便呈现在印度遥远山村的电视屏幕上；中国云南保守的边远山村通过好莱坞电影认识到单亲妈妈、婚外恋、性解放都是生活“常态”；文化马克思主义者们编造的“共同核心”教程的思想几乎立刻反映在台湾的中学课本中；被人们普遍认为是最落后的非洲地区成为爱滋病泛滥的重灾区；从南美厄瓜多尔，到东南亚的马来西亚，到太平洋岛国斐济，摇滚乐都极为流行……

德国共产主义活动家、法兰克福学派创始人之一芒曾伯格（Willi Munzenberg）提出：“我们必须组织知识分子，让他们把西方文明变得腐臭。在他们败坏了一切价值、使生活变得不可能之后，我们才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31]在左派看来，“把西方文明变得腐臭”，是通向共产主义的途径；但对其背后的共产邪灵而言，败坏神留给人的传统文化、让人背离神，是其达到毁灭人类目的的途径。

如果我们把西方的变异文化以及来自共产极权的党文化比作垃圾，文化全球化就像狂飙的飓风一样，把这些垃圾吹散到全世界，并无情地扫荡著神留给人的传统价值。这里我们着重阐述西方的变异文化对全球的影响，下一章将会分析共产党文化在全球的扩散。

1）文化全球化中邪灵败坏传统的机制

世界上各民族的传统文化都带有各民族固有的特征，带有各民族历史发展的深深烙印。但不论各民族文化如何不同，人类传统中神给人留下的普世价值是相通的。而工业革命之后，随着技术的发展给人直接带来物质上生活的便利，再加上进步主义思潮的影响，传统被普遍当作“落后”，用“现代”、“革新”、“进步”和商业价值作为价值衡量标准成为一种趋势。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全球化中的文化交流所促进的“共同价值”不是传统的，而是现代的；而能够形成全球认同的文化元素、价值标准也只能是各民族文化中剥离传统、民族特色之后的最低标准或者那些能够被商业化的部分。所谓“人类共同命运”、“我们的共同未来”都是这种“共同价值”的代表。但是邪灵鼓吹的这种貌似高尚的价值，实际上让人放弃传统文化与价值，把变异的价值推向全世界。

在文化全球化中这种全球共用的最低标准，也体现在消费文化和消费主义成为全球文化主导。受经济利益的驱动，文化产品的设计和包装内涵都完全针对消费者，以消费者为中心。魔鬼常用的控制人的手法之一，就是诱惑、放纵和满足人的各种欲望。这种针对人的欲望的消费文化成为邪灵利用来败坏人类传统的手段，至少体现在三方面：

其一，文化产品为了能够吸引更广泛的消费者，制作和包装过程中尽量不冒犯其它民族，造成全球化中的民族文化产品却去除了民族文化固有的特点、内涵，也就是利用文化产品的“空心化”或“去文化”化（deculturalization）剥离传统内涵；而非主流社会，消费能力和文化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群，因为成本的关系，更加受制于单一化的文化消费模式，也就是只能消费在全球化中成本最低廉的那部分商业文化。

其二，媒体工业的全球化发展造成了大公司的垄断。在这样的背景下，邪灵非常容易利用文化产品创作者的变异理念，将原有的民族文化题材作为卖点包装，内涵中加入各种变形的马克思主义加以推广，也就是利用文化全球化中的文化混杂性（hybridization）推广变异理念。

其三，促进了消费主义大行其道。广告、电影、电视、社交媒体中流行的文化不断轰炸，告诉消费者：这样的消费方式、这样休闲娱乐、拥有这样的产品等等，才是真正有品味的人生。于是邪灵大肆利用各种物质和娱乐方式刺激个人追求欲望的满足。人们在放纵欲望的同时与精神的层面渐行渐远，不知不觉间背离著对神的信仰和传统价值。

共产邪灵在全球化背景中迅速扩散其变异理念，另一个有效手段是利用从众心理：在社交媒体、传统广告、电影电视、新闻热点不断炒作各种反传统的变异理念的密集轰炸之下，给人造成一种错觉，以为变异的观念已成为“全球共识”，变异理念对传统文化的冲击，逐渐被视为正常，变异行为甚至可以成为“时尚”、值得“自豪”。吸毒、同性恋、摇滚、抽象派艺术等等，在很大程度上都利用了这种手段扩散全球。

现代派艺术是变异的、违背传统审美价值的，很多人最初对其并无正面认识。当各种现代艺术在全球大都会不断展出、在拍卖会上拍出高价；各种怪异“艺术”在媒体上不断被报导，许多人产生一种错觉，以为自己没有跟上“时代步伐”，艺术品味“落后”，在不知不觉中逐渐否定了自己原先的审美标准，向变异的艺术靠拢。当然魔鬼能够利用从众心理，也是因为许多人没有坚定的主见──人一旦偏离了神给人留下的传统、离开了神留下的永恒标准，则一切都成为相对可变的，使魔鬼有了钻空子的机会。

2）利用西方发达国家输出反传统的变异文化

西方发达国家在全球经济、军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这使得“西方文化”不但能够迅速扩展至全球不发达地区，而且被许多人理所当然地认为这就是人类现代文明的主流和发展方向。共产邪灵恰恰利用这一点，把变异的现代文化通过美国等西方国家向世界播撒，冲击世界各民族的传统。摇滚、吸毒、性解放等等都是这样迅速扩散全球的。正如本书中多处指出的，这些变异文化都是邪灵在背后推动、发展的，和西方真正的来自信仰的传统价值无关。

各种变异文化以“西方文化”的面目向全球辐射的过程中，尤为引人瞩目的是好莱坞成为文化马克思主义各种变异思潮的载体。由于电影艺术的特点，它让人潜移默化中接受其承载的价值观，从而产生巨大的影响。

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优势，吸引了大批留学生。本书教育篇谈到了文化马克思主义在西方校园的泛滥，这使得大批留学生在西方接触了形形色色的左派思潮，他们回国后又将其进一步传播。这些变异思潮带着技术先进、经济发达的迷惑人的标签，使其冲击、毁灭当地传统文化时遇到的阻力要小得多。有研究者总结，亚洲第一个承认同性婚姻合法的法律在有着深厚传统的社会中获得通过，主要原因都和全球化的大环境分不开：首先是大量在西方留学生活归来的留学人员接受了“同性婚姻权利”的观念，促进了民间的同性恋运动的发展；其次极力鼓吹同性婚姻合法化的进步主义政客，其实也都是在西方留学期间培养了其进步主义思想。

3）利用跨国公司企业文化传播变异观念

在全球化条件下，不同民族文化互相尊重和宽容成为主流。共产邪灵利用这一特点任意扩展了“宽容”的概念，让价值中立成为“全球共识”，从而借机鼓吹各种变异思潮。尤其是同性恋、性解放等等变异观念，在全球化条件下迅速发展，严重冲击和腐蚀著传统社会的道德观念。

2016年某大型全球连锁零售商宣布，店内的更衣间和厕所将是“对变性人友善的”，也就是说任何男人可以随意进入女厕所或者女更衣间，因为他可以宣称自己其实是个“女人”。美国家庭联盟呼吁消费者抵制这一政策，因为这可能造成对妇女或者儿童的侵害。[32]事实上2018年确实发生了一个男人进入店内女厕并公然面对一个小女孩暴露自己身体的事件。[33]

面对遵守传统观念的消费者对该连锁店的抵制，有人总结了全球获得“公司平等指数”（衡量对LGBT的态度的指标）满分的四百多家大型跨国企业，发现这些与该连锁店站在同一阵营的企业涵盖普通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指出这种抵制已经不现实了：从几乎所有大型航空公司到各大名牌汽车厂，从各连锁速食店、咖啡店，到各大百货公司、各大银行、各大电影制片公司，到各手机、电脑品牌等等。[34]换句话说，变异的观念已经借助全球化，通过跨国公司的所谓“企业文化”，变成无所不在的“主流”了。

4）借助联合国组织和公约将变异观念扩散全球

1990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同性恋不属于精神疾病。这极大鼓励了世界各地的同性恋运动。在全球化条件下，爱滋病扩散全球，爱滋病易感者中最主要的群体──同性恋者不断成为社会关注和公共讨论的对象，魔鬼乘势推动同性恋运动不断扩张；医务工作者鼓励同性恋的爱滋病患者不要耻于就医，而魔鬼则借机宣扬社会应当从道德上认同同性恋行为。因此我们看到，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国际社会针对爱滋病的资助促进了同性恋运动。[35]

南非首先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引入了新的公约，要求把性倾向、性别认同作为衡量人权的一个指标，并最终获得认可。这是第一个直接针对性倾向、性别认同的联合国决议，[36]它实际上偷换了天赋人权的基本理念，把变异纳入正常。

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第13条要求，“儿童应有自由发表言论的权利，此项权利应包括通过口头、书面或印刷、艺术形式或儿童所选择的任何其它媒介，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资讯和思想的自由。”[37]

有学者质疑，这是否表明如果父母不允许孩子穿着带有魔鬼标记的T恤衫进行自由表达，将构成侵犯儿童的权利？是否儿童有权利选择任何他们愿意的方式对父母说话？[38]儿童未必有足够的判断能力，如果做出暴力或违背伦理的行为，是否父母就不能管教孩子呢？这样的担心并非多余。2018年加拿大安大略省通过了一项新的法律规定，父母不得否定儿童自愿的性别表达意愿（即儿童可以自己“选择”性别，男孩可以“选择”做女孩，反之亦然），否则父母被视为虐待儿童。[39]

共产邪灵利用全球化变异摧毁传统文化和道德价值是全方位的、无处不在的。全球化中的主体国家、企业、国际机构都被其利用，各种现代通讯手段也都被纳入。人们陶醉于全球化生活所带来的表面上的快速便捷、光怪陆离，却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观念与意识也在迅速被改变。在短短几十年里，各种变异文化像汹涌澎湃的海啸，所到之处，山河变色，文明失守，连最古老、最封闭的国家也不例外。传统文化是人类生存的根，是人类能够维系道德水准的重要保障，是人类能得到创世主救度的关键。在全球化进程中，这些都被共产邪灵的有意安排所变异甚至摧毁，文明的航舟面临空前的危机。

结语

人类社会自古就存在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它们虽然生活在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社会形态和政治制度、使用不同的语言、有着不同的文化心理特质，但都有着共同的普世价值观。这套普世价值观是各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而传统文化是几千年来创世主为各个民族奠定的。

共产邪灵出现之后短短一百多年里，分别用暴力和非暴力手段大面积破坏传统文化，已然使人类走到了危险境地。

十月政变后，共产邪灵先后在东方大国俄国和中国掌权，屠杀传统文化精英，用暴力摧毁传统文化。二战之后，共产国家渗透、控制联合国和其它国际组织，滥用“以多暴寡”的民主程序，用金钱利益拉拢小国，企图借用联合国大政府，将整个世界拉向腐败、堕落。

在世界范围内，尤其是在冷战结束之后，共产邪灵利用国际间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和合作的扩大，绑架、控制全球化，把变异因素推向全球，系统地破坏普世价值和传统文化。时至今日，共产邪灵这个魔鬼已经在统治著整个世界。

如今的跨国政治和经济团体掌握了天文数字般的巨大资源，其影响力深入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大到环境、经贸、军事、外交、科技、教育、能源、战争、移民，小到娱乐、时装、流行时尚和生活方式，无不越来越多地受到“全球主义者”的操纵。一旦世界统一政府完成，人类整体在一个号令下被变异、被毁灭，都成为很容易的事。

共产邪灵利用全球化，配合其它全方位败坏世人道德的安排，在短短上百年间把人类社会败坏得面目皆非，东西方世人都面临被毁灭的危险。

神是慈悲的。神不希望落下任何可以救度之人。人类只有走回传统，不论在国内事务还是在国际交往当中都重新引入普世价值和传统文化，才能在神的呵护下，摆脱共产邪灵，走向光明的未来！#

备注

原文出处：http://www.epochtimes.com/gb/18/10/16/n10788205.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