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在向人类、向未来讲述一段历史，讲述一段正在发生的历史，一段正在发生却不被同世之人所知的历史。

这段历史的实质是什么？这段历史的渊源是什么？为什么同世之人不知道？这些讲述出来了，就能打动人，不是我们讲的打动人，而是因为这就是人们等待着要知道的——真正的历史。

当然，同世之人也可能按部就班地继续着他们的现实（演戏），那么真正的历史和他们所进行、所演的是什么关系？这些讲出来了，人们就会选择是要真实的历史还是继续他们按部就班的现实。我们试图给读者这么一种历史感。

中华民族是一个极其特殊的民族。这个民族所居住的土地被称为神州，这个民族所建立的王朝被称为天朝，这个民族的文化是世界上唯一幸存了五千年的文化，这个民族的历史是世界上唯一从未中断的信史，这个民族“天人合一”，留下无数修仙者的神迹，英雄史诗的传奇，浩淼的经典和妙手天成的诗句。

这个民族是神所眷顾和呵护的民族，这个民族的文化是神所赐予的文化。然而这一切却在中共夺取政权后经历了灭顶之灾。僧侣被杀、寺庙被砸、文物被毁、经典被焚，五千年文明经中共洗劫后几乎荡然无存，社会上弥漫着斗争、谎言、屠杀和“摧毁旧世界”的狂热。整个中国的信仰、道德与文化都被扭曲和反向发展，置于中共邪教的体系之下。

神注定不会让这个民族就此消亡。1992年，李洪志大师将久远承传的法轮大法公诸于世。中华文化本以道家修炼文化为源头，以儒家思想而治世，以佛家思想来普度众生。法轮大法的传出，以信仰重建为起始，迅速重建了中国人的道德体系，也开启了中国传统文化复兴和重建的历程。

从“天人合一”的角度就不难理解，世间人类依托法轮大法传播的五千年“真、善、忍”道德是非标准，除达成道德回升之外，也涉及更高层次和空间的净化。正的照出了邪的，一场更大范围的好坏善恶之正邪大战在世间的表现就是中共对法轮功的疯狂迫害，以及随之而来的法轮功和平理性、讲清真相为主导的反迫害。

因为邪恶一方需要在人世间选定一个邪恶的人来启动这场镇压，这个选定的就是应劫而生的江泽民。

作为历史的丑角，邪恶必定要赋予江泽民一个不光彩的发家史，和种种道德败坏的性格特征，如愚蠢、贪婪、狡诈、凶狠、阴险、淫乱、小心眼儿、妒嫉心重、表现欲强，以及溜须拍马、见风使舵、首鼠两端，甚至吹拉弹唱这般迷惑人的功夫。

江泽民成长、发迹的过程几乎就是塑造其种种邪恶性格的历史。由于一切都是骗来的、抢来的，江泽民对个人利益报有贪婪的欲望和极度的不安全感，独裁的权力为江泽民启动镇压提供可能，这都是迫害能够发生的世间原因。

为推行迫害，江泽民彻底颠倒了五千年中华民族“真、善、忍”的是非标准，毁掉了中国刚想建立的法制和一切维系社会公平正义的机制，建立了法外机构“610办公室”，把邓小平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转为“以镇压法轮功为中心”，彻底改变了中共执政和行政的方式。为延续镇压、掩盖令人发指的反人类罪行，江泽民改变中共政治局常委组织结构、把个人独裁改为寡头政治，以便罗干、周永康等血债派可以恣意妄为，而胡锦涛、温家宝不得干涉，甚至最后准备以政变推翻胡锦涛和习近平。

可以说中国社会后续的政治、经济、生态、外交等问题，以及道德日益沦丧、法制空有条文，都是江泽民镇压法轮功政策的直接恶果。

如果要认清当前的中国，就必须认清中共；如果要认清中共，就必须要了解中共历史上唯一令它镇压失败的群体——法轮功；如果要了解法轮功的遭遇，也必须对江泽民其人有个全面的了解。

这本书所呈现给读者的就是一个真实的江泽民。

随着王立军夜奔美领馆，中共分崩离析。正如我们所深知的，正信从来没有被邪恶战胜过，邪恶却在迫害中埋葬了自己。但这个过程中，每个人却要做出自己的道德判断和选择。希望这本书能够给读者更多了解真相和做出正确选择的机会。

《真实的江泽民》联合写作组

【大纪元2012年05月13日讯】一个民族的诞生，承传，兴旺发达或最终没落，从来都与这个民族道德高尚或堕落紧密联系在一起，天意和天命一向是上天神灵根据民族的道德水平为判断基准而最终裁决的。

神垂怜于下界生命，几千年前，按自己的形象造了人，这是人之为人的合法性。中华民族是上天护佑的民族。民族的祖先伏羲指导人首要的是“通神明之德”。中国传统社会言必称“天道”。中国人常说的“大道”，谓之“天之道”。上古“至德之世”，即谓天遗神之规范于人类，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

中国五千年辉煌传统历史文化的顶峰时期——贞观盛世，唐太宗以至德治国，文化繁荣，国泰民安，经济发达，万国来朝，出现“监狱成空，吏同虚设”的奇迹。贞观六年，唐太宗下令狱中三百九十名死刑犯放假探亲，次年回来受死。假期一到，三百九十名犯人悉数回来报到。因他们遵守信用，唐太宗免了他们的死刑。这是何等的明君圣德，道德感召大智大慧！此乃君民共举之道德水平。

传统的最后一个皇朝——清朝康熙大帝亲政后，便宣布停止圈地，整顿吏治，放宽垦荒的免税年限，自康熙元年始，每年均有减免国税，扶助灾民的政策。康熙五十年起，分三批免去全国各省的赋税一年，连同各省历年拖欠的赋税一并豁除。康熙五十一年实行“永不加赋”政策。康熙大帝在位六十年间，蠲免天下钱粮共计五百四十五次，折合白银高达1亿5千万两，相当于当时国家每年两千万至三千万两财政收入的五至七倍。这是怎样的利民圣主，国富民强社稷福祉！此即国家政府执政之道德。

文治武功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创立西汉王朝最鼎盛时期，亦是中国传统皇朝的一个顶峰。汉武帝却在“轮台罪己诏”中“深陈既往之悔”，不忍“扰劳天下”，“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以明休息，思富养民也”。并当群臣之面自责曰：“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罪己诏”是自觉奉守上天旨命的君王之德行，也是传统皇朝执政合法性在人间的真正实施。史上的皇帝多有“罪己诏”告白于天上，负责于地下，承担天灾人祸的己任。

先哲圣人老子在两千五百多年前就看见了人类社会的下滑轨迹，他明明白白地告诉世人：“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

道-德-仁-义-礼-智-信，这是人类社会的不同阶段。人们维持不住先天原有的高尚道德，逐步从遵守神的旨意回归上界的精神恪守，下滑到一个不如一个的社会境况-“仁”，“义”，“礼”，“智”，“信”的不同阶段。神垂范人寰，先世极立中华道德，而今举目张望曾经被神如此眷顾的“神州”大地，不能不让人悲泣，连人类最后一个社会形态，以“信”为世，起码的社会诚信，行事做人的基本信誉，在党国政府执政，官商为富的普遍实践中，早已被人为地破坏殆尽，荡然无存。已然掉离人类底线，还在一日千里下滑，能去哪里，这，真的还不危险吗？！

“你长大了想做什么？” “想做官。” “做什么样的官呢？” “做……贪官，因为贪官有很多东西。”

这是记者采访广州一所小学问孩子们的理想是什么时，一名６岁小女生的对答。

2011年10月13日傍晚，中国广东省佛山市两岁的女孩小悦悦，被一辆面包车撞倒。 前车轮碾过女孩之后，司机犹豫了两秒钟，然后继续加大油门从奄奄一息的女孩身上再次碾过。右后车轮在碾过时被孩子的下肢明显的垫高再落下。肇事者毫不犹豫，加大油门逃之夭夭。事后，肇事司机被问及为什么再次碾压孩子，他说：“对啊，如果她死了我只要赔一两万，如果她活着几十万都不够……”他是有意轧过去的！接下来，在事后回放的录像中出现的是一个接一个，总共十八个过路人，从躺在血泊中的女童身边完全视而不见、轻松无事地走过，没有一个人有丝毫营救的意向。

一个民族丧失了道德，就丧失了后代，丧失了前途和未来，丧失了人之为人的理由，也就丧失了上天护佑其继续做人的合法性！

道德犹如空气，没人计算空气的金钱价值。不过，在一个严重缺氧令人窒息的环境中，空气就是生命，就是无价之宝。

今天的世界已离不开中国。把握世界，需要读懂中国。西方传统的资本主义是在道德和诚信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二十多年中共特色的“改革发展”却是一个败坏道德和诚信的过程。以经济腐蚀道德，再次用无神论打击信仰颠覆五千年“真、善、忍”道德标准，用经济发展掩盖人权迫害，加速败坏道德，更甚的是，透过全球化的经济利益，以“温饱权”取代普世价值，把道德败坏扩散到全世界。

在商言商，就经济谈经济，就政治说政治，人们不需要谈道德。为什么？因为所有社会活动都有基本道德作为承载的社会基石，是道德维持在一定标准之上使之成为可能。犹如空气之于人，无需谈论却不可或缺。但是，在今天的中国，“在商言商”背后的道德基础已经不复存在。道德成为了稀有空气。

中国的经济经历了不惜血本透支历史的“发展”，同时带来了非常严重的后果。人们，甚至包括中共，都在公开谈论这些问题。中外学者纷纷为中国把脉，指点迷津，开出了形形色色的解决方案，小到关注民生，大到实行政改。且不说中共会不会采用这些方案，就算去做，也是尺蠖效应，因为实施这些方案所需要的道德根基，社会的正常基础结构被腐烂的道德蛀空了，那么，实施的过程，就会大打折扣，就会阳奉阴违，扭曲变形，就会淮橘为枳，画虎类犬，所谓的解药反而制造更大的困境，最后难逃回天乏术的终局。要想读懂中国，就需要了解中国的道德现状。

泱泱五千年，何以至此？历史大戏真有闭幕之时吗？“故义胜利者为治世，利胜义者为乱世”。这是因为时空的舞台上跳出了一个乱世丑角，以他猥琐的个性特点，干的坏事蠢事不胜枚举。他以坏事做绝的方式让中共最后埋葬著自己；他在社会中建立了披着现代外衣的奴役制度，以共同犯罪把官吏们紧紧捆绑在执政道德丧尽的腐败中；在人们心中掐断了传统文化的根，以致全民族随意谩骂祖先代代相传维续香火的中华传统文化；在最后的紧要关头欺骗并把全人类拖下深渊，灭掉人类在道德上复活的希望。

纵观当代历史，人类从一个“热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到一个“冷战”，如今在人不知鬼不觉中，被这个丑角拖入一场“贪战”——全球经济化中无道德的抢夺。人向往好的生活，希望多赚钱本身无可厚非，但为什么选择与撒旦为伍，取之无道，在没有枪炮、不见血腥之中，以“共毁”的方式，不断突破底线的沉沦于自我道德的崩溃之中。

可是，所有的这一切，并不是因为他的聪明和能干。他只是打开了魔瓶，放出瓶中紧缚的恶魔，公然不断地向人性最低处的“贪婪”发出现实的迷人诱惑，像剧毒的游蛇一般，在人性最坏处的极端自私中无拘束地游走，行淫……

神还需要动手吗？人已经在自行毁灭……

【大纪元2012年05月13日讯】江泽民，男，现年八十多岁，中国江苏省扬州市人。1989年6月4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开枪镇压学生运动后，江泽民被任命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成为该屠杀事件最大的政治受益者，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2005年以后被迫下台，回到幕后。

凡是同江泽民打过交道的人都非常清楚，几个极其低下的特点，既矛盾又相得益彰的突显于江泽民一身。

1．贪婪。欲豁大开，什么也无法填满。在钱、权上“闷声发大财”是其著名口号。

2．无能。治国的事一窍不通，干正事的能力不如一个地方单位的小科长。

3．妒嫉。心眼小的不行，妒嫉心大的不行。妒忌使之什么都容忍不了，焦灼难耐，干出疯狂的事情。凡小人整人，溜须拍马，见风使舵，玩权术均得心应手。

4．疯狂。政治作秀时，不吝吹拉弹唱；失去理智时，与魔鬼没什么两样。

5．鼠胆。胆子小的不行，害怕被清算血债，硬赖在高位若干年不敢下台，至今不敢放权。

在江泽民执政的十五年中，中国的假冒伪劣泛滥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各类假冒不仅充斥全国，而且走向世界，成为了江治时代的一大特色。引领这个假冒时代的，正是一个精心伪造的江泽民。

中共非常讲究出身，江却绝少提及其父。江上台后，干脆伪造了一个父亲—中共党员江上青。真实的江泽民之父江世俊出生于1895年，曾在创办于1917年的南通通明电器公司工作。1938年，江世俊参加了江苏的汉奸组织“和平救国会”，南京沦陷后又供职于“南京临时维持会”，为侵华日军效力。1940年3月，汪伪政府在南京成立后，出于对宣传的高度重视，在行政院下设立了宣传部，由林柏生任部长。1940年11月，江世俊被委以宣传部副部长兼社论委员会主任委员，成为汪伪政府直属报刊《中华日报》的主笔、当时最著名的汉奸作家之一胡兰成手下的一员大将。1945年，日本战败，胡兰成被国民政府通缉，逃到日本后，写了一本小册子《历史的漩涡》，书中特别提到与之共事的江世俊，1942年，胡兰成携江世俊等到北平与伪自治政府文化部商谈“和平救国文化共进大计”。

伪政府宣传部的工作重点是加强对国人的奴化教育，封杀一切关于日军侵华和南京大屠杀的内容，严禁南京市民收听“敌台”，对于日伪管辖地的报刊实施严格的管理和监视，其所属报刊，在宣传方针上和日军保持一致。1941年，日军还把控制下的南京广播电台移交给伪政府，并改名为中央广播电台。江世俊在宣传部的出色工作多次受到日本陆军大本营的嘉奖。

江泽民把自己说成中共党员江上青的过继儿子，刻意掩盖他汉奸父亲的真实家庭背景。

按照中共十六大公布的江泽民简历：江出生于1926年8月17日。根据增补修订过三次的《南京中央大学（1940-1945）校友通讯录》所载，江于1942年入伪南京中央大学。民国17年（1928年），国民政府公布“戊辰学制”：小学为初小4年，高小2年，小学入学年龄为6周岁；中学为初中3年，高中3年。如果江出生于1926年，那就是4岁上初小，跟当时规定的6岁入学年龄相差了2岁。江对人生的这段历史做了很多手脚，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掩盖他在1942年参加了为日军培养特务的青年干训班的历史。

1939年9月侵华日军在南京设立“大日本皇军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1940年起他们在南京、北平、上海、苏州、杭州、武汉、广州等七城市挑选忠于日军的学生送到南京，建立了（伪）中央大学，对学生一律免收学、杂费及住宿费，相当多专业的学生连吃饭也不要钱，此外还有多种奖学金、清寒补助金、工读办法等助学措施。伪中央大学成为培养高级汉奸和实施日本皇民化教育的中央最高学府。

江泽民小学毕业后考不上扬州中学，只考进江都县立初中。第二年，他凭借着父亲的关系转入扬州中学。1942年，江进入伪中央大学工学院电工系。1989年7月几经核对后复印的《南京中央大学（1940-1945）校友通讯录》的第42页上列有江泽民的名字，写明他“42年肄业”，也即1942年江泽民是该校工学院电工系学生。修订过三次是不应该有误的，特别是对江这样的特殊人物。上述通讯录的扉页及其续页上印有五线谱校歌，歌词中有“干戈永戢，弦诵是崇”等语，这就是江泽民上大学时所唱的“永远放下武器，共颂皇道乐土”的歌颂日军的校歌。

侵华日军陆军大将土肥原贤二手下有一名得力助手丁默村，是侵华日军间谍头目。丁默村早年加入过中共，1932年转去国民党，1938年潜入上海，在上海基斯菲尔路76号成立“特工总部”，丁默村、李士群分任正、副主任。李士群于1924年加入中共，1927年4月，受中共指派，前往苏联接受“特工”训练，1928年底返回上海，在中共“特科”工作。1938年，李士群投靠侵华日军。

丁默村在另选校址重建伪中央大学之前，就想到决不能让侵华日军办的大学培养出抗日分子，因此特务“职业学生”掺杂其中，监视抗日思想和行为，及早发现蛛丝马迹，逮捕消灭。于是丁创办了伪中央大学青年干部培训班，吸取侵华日军经验，从伪政府高级官员子弟中，选拔幼苗，从小培养。

丁默村一共办了四期青年干部培训，每期人数不等。江世俊望子成龙，深知唯有特工人员身份才能得到侵华日军的信任与重用，所以力荐其子，称之为特殊材料，极擅于隐藏自己。江泽民参加了第四期培训。干训班是以中央大学的名义办的，请有关专业教授及特工兼课，每期结业，直接送入中央大学。这个青年干训班的成员，在侵华日军投降后纷纷逃散。落入中共手中者，都成了保卫部门的业余教员，定期给保卫干部上课。

2003年10月，有人公开发出呼吁，希望知情人提供一张照片，其题目为《李士群江泽民合影》，摄制于1942年6月。这张照片的目击者指出，李士群接见伪中央大学青年秘密干训班第四期成员，当时一共23人合影。第二排左五即为江泽民。与李士群在青年干训班的合影成为江泽民汉奸特务出身的铁证，也是他挥之不去的梦魇。江泽民所受的日伪特工训练及极擅于隐藏自己的特殊才能，帮助他在日后逃过了国民政府的惩处和中共历次政治运动的清查。

日军侵华后，对华实施毒化政策，于1938年4月建立了华中宏济善堂，负责汪伪辖区内的鸦片业务，其收入情况，南京政府不得过问。1943年，美日在太平洋激战，日军遭到一联串的挫败，1943年4月18日，日本海军统帅山本五十六在一次空战中被击毙。1943年底，气焰销减了很多的日本政府推出所谓“对华外交新政策”，表示要“尊重”中国主权，希望拢住汪伪政府。当时汪伪宣传部部长林柏生想利用这一契机和民众仇恨烟毒的心理，收回鸦片公卖权。1943年冬，林通过手下在伪中央大学找到厉恩虞、王嘉谟等学生骨干，联系发动反烟毒运动。厉、王都是中共的秘密团体“青年救国社”的成员，二人随即向当时中共南京工委书记舒诚做了汇报。舒指示，反烟毒运动既要利用林作为掩护，又不能为林所利用，要注意隐蔽，避免暴露。1943年12月17日晚，厉、王动员了200多名学生到夫子庙打烟馆。在打烟馆时，王嘉谟被日本宪兵在头上砍了一刀，后来，学生把林柏生的牌子搬了出来，才避免了更大的冲突。第二天，厉、王二人又发动了更大规模的打烟馆活动。江泽民的父亲是汪伪宣传部的高官，配合林柏生的行动，让其子积极参加与侵华日军争夺鸦片公卖权的活动。所以江在这次打烟馆的活动中表现的特别活跃。江上台后把这段为伪政府效力的历史伪造成了积极参加中共地下党领导的“爱国学生运动”。中共新华网对江的这段生平描述为“1943年起参加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库恩的《江泽民传》更是用了几乎一个章节“我是一个爱国者”来描写江泽民冲进烟馆的种种细节。

在当时日军血腥统治的沦陷区里，根本没有什么爱国学生运动，因为任何公开的反日活动，都会遭到日伪当局的残酷镇压。更重要的是江的父亲是伪政府的高官，伪政府是坚决反共的，其父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容忍他参与共产党领导的活动。如果这真是江泽民的“光荣”历史，叛逆汉奸家庭，凭江泽民到处表演的戏子本性，早就吹的不行了。

库恩的《江泽民传》中提到江在上海读书期间，参加了各种上街游行示威活动。根据上海一位军队离休老干部、当年的中共上海地下党员胡锁明见证，在上海交大中共地下党组织活动时，胡锁明从来没有见过江参加的身影。

1945年9月3日，日本战败投降，汪伪政府覆灭。1946年3月13日，国民政府修正公布《惩治汉奸条例》，同日施行，汉奸江世俊受到国民政府的通缉。国民政府在1945年9月收复南京后于当月26日颁布《收复中等以上学校学生甄别办法》，对日侵华期间沦陷区里由日伪掌握的公立院校专科以上的在校伪学生进行审查，一旦查出某学生参加过汉奸组织或有汉奸罪行的，即以投敌卖国汉奸罪逮捕法办。同年10月，国民政府教育部把上海交通大学、重庆交通大学和南京中央大学三校合一，校址定在位于上海徐家汇的上海交大，并把南京中央大学、上海交大等六所院校列为汉奸伪学校，对在校的学生进行甄别处理。

江泽民是汪伪政府的高干子弟，又就读于汉奸大学并有汉奸嫌疑，也成为国民政府追查惩办的重点对像。他闻讯后害怕至极，东躲西藏，后来逃到江西永新县一个偏僻的小村子棉花坪，被当地一位听信他编造谎言的好心农民收留，让他在自己家中躲藏了半年。在此期间，国民政府曾经对江泽民发出过通缉令。

中共上海地下党学委看到广大学生对国民政府甄别伪学生的不满情绪，发动市内六所院校的学生成立上海学生联合会，在1945年10月到1946年3月组织了7次学生上街抗议游行，8次请愿，多次中外记者招待会，南京、北平等地被列为伪学校的学生们也在当地中共地下党的领导和煽动下，相继发起游行抗议，强烈要求国民政府取消对汉奸伪学生的审查甄别。当时，国民政府战后未稳，忙于日本战败后的收复工作，在压力下同意取消甄审。

在江西避难的江闻讯后，知道大难不死，便离开江西永新棉花坪，前往上海交大。临走时，江万分感谢那位收留他的农民，并在这位农民的一本旧医书上留下誓约，如果日后发达了一定会报答收留解难之恩，并签名以示决不食言。江泽民回到上海后，就在上海交大继续学业。

仓惶逃离，事后精心掩盖，常年揣著谎言，如此种种，使江泽民难于忘记这段避难往事。几十年后，有一次他在去井冈山的途中，在江西永新县停留了一天，并特意去棉花坪小村看了看，人们都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到这个不为人知的偏僻小山村来瞻顾，也不知道他与这个小村之间有什么特殊关系。此时的江泽民已非当年逃难的汉奸伪学生，而是中共的总书记，也没有人敢问他这件使他心惊胆颤的往事了。江因为害怕暴露历史问题，没有去找那位他日后发达一定给予感恩报答的善良农民，然后在深感遗憾又倍感庆幸的心情中悄然离去。1997年，那位农民的后人发现了那本有江留下感恩报答之言的旧医书，就想办法找到也是永新人的尉建行（时任中央纪委书记）之妻的一位亲戚，想通过尉建行去和江取得联系，图其兑现报答诺言。但那位尉妻亲戚很可能知道江是因国民党通缉而来此避难的内情，生怕因此抖漏出江泽民的汉奸底细而招来灾祸，于是就把这位农民的后人给劝住了。

1992年，江泽民到江苏视察，特地访问了南京大学。南大校方在安排他的行程时，有意把江泽民过去住过的宿舍楼放在他的参观路线上。当江泽民走到这里时，不由自主的停下来，遥望当年宿舍，若有所思。当时，所有的陪同者都停了下来，四周鸦雀无声。南大的领导只差没有上前说一声，“这就是你当年在此求学的住处，现在仍完好无损”。江泽民也一改喜欢作秀的习惯，只是出奇的沉默著。

江泽民对在伪中央大学读书的历史从来避而不提，他在填写履历时，都是说1943年至1947年就读于上海交通大学。根据增补修订过三次的《南京中央大学（1940-1945）校友通讯录》所载，江于1942年入伪南京中央大学。中共新华网关于江的简历，只提到“1947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新华网关于其他中共领导人的学历都是提供很具体的年代，如胡锦涛“1959—1964年：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学习”。其实江在上海交大只上过一年的学。中共的宣传把当时的南京伪中央大学说成是民国时期的最高学府。抗日战争爆发后，在1937年11月，国民政府把在南京的国立中央大学西迁重庆沙坪坝，称重庆中央大学，抗战胜利后才迁回南京。1940年4月，在南京的汪精卫政府为显示其中央地位，在南京设立了中央大学，称南京（伪）中央大学，在1945年抗战结束后被解散。

2002年是南京大学百年校庆，校庆前，校方找到了江当年在伪中央大学的成绩单和贴有照片的借书证，喜出望外，即向中央组织部汇报，希望江能前来参加母校百年大庆活动。不料他们的寻亲邀请立即遭到中组部领导的制止，勒令他们不要再提此事，更不要请江出席南大校庆。南大校方接此指示后不解其因，不知所措，后来才知道原来江当年就读的是被国民党定性为汉奸伪大学的伪南京中央大学，而不是国民党、共产党办的金陵大学和南京大学。南大校方在上级的指令下不敢再扩散江是日伪汉奸的恶劣影响。虽然没有邀请江前来南大，却在校庆后所出的纪念文集中专门刊登了江的一篇自述文章，让他大肆吹嘘渲染自己在伪中央大学时是如何奔上南京街头参加示威游行、冲入烟馆赌场禁鸦片禁赌的“爱国”学生运动的。

江泽民之父本是日伪大汉奸，江本人也因为汉奸伪学生而被国民政府通缉过。可在1982年之后，江突然成了中共的烈士子弟，江自称在中共建政之前，就过继给了六叔江上青。江上青于1929年加入中共，于1939年8月抗战爆发初期，被日伪地方武装组织乱枪打死。江上青曾经和中共的张爱萍上将有过交往。在1982年一次全国性会议上，出席会议的江在散会时有意在会场门口守候张爱萍，当张出来时，江上前问张是否认识江上青。张听后一惊，然后说，他不仅认识江上青，而且江上青是他的好战友。接着问江是江上青的什么人，江立刻回答说他是江上青的儿子，但又马上改口说江上青是他的养父，他在江上青死后被生父母过继给江上青做儿子。张听后非常高兴和激动。于是，江就拿着张爱萍这个亲口的公开认同当作金口玉言，到处宣称江上青是其父亲，他是中共烈士出生。此后，江是江上青养子之说就流传开了。

1982年江上青的墓址从埋葬地安徽东北部的泗县管镇迁到毗邻江苏西北部泗洪县。

1985年张爱萍亲自为江上青写墓碑，江立即于当年4月与其妻王治坪率江上青的两个女儿江泽慧、江泽玲夫妇和江氏家族的一些亲属第一次到泗县祭奠，这样一来，江也就从一个汉奸高干子弟并且自己也是汉奸的身份，冠冕堂皇、名正言顺的摇身一变，正式成了中共的烈士子弟。

江上青的职位是中共安徽省委工委宣传部的要员兼国民党盛子瑾部第五战区保安副司令和第五游击区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其兄江世俊是卖国反共的日伪高级官员，两人分属两个敌对阵营。江世俊如果有通共的嫌疑，会被日伪清算，所以江世俊一定会想方设法与江上青划清界限，怎么可能会把其子过继给日伪所痛恨的江上青呢？1939年正是苏皖苏豫华中地区以梁鸿志为头目的伪南京维新政府助日侵华反共的高潮时期，日伪在该地区进行了五次大扫荡，日伪政府当然会知道江上青是江世俊之弟。后来江上青遭到埋伏被乱枪打死，半年之后的1940年11月，江世俊因对日伪立有大功而被委以宣传部副部长的高位。在这种情形之下，如果江世俊把其子江泽民过继给被日伪打死的共党之弟江上青做养子，这等于告诉日伪自己不仅同情共党之弟，而且还可能与共党有什么沟通关系，等于是主动把反日通共的“红帽子”公开的往自己头上戴，由此招来日伪上司对自己的怀疑，他是不可能这么做的。

在2003年时，关于江是否真的过继给江上青做养子的问题已经有不少人产生怀疑，有人专门去问过时任中国林业科研院党委书记的江泽慧，她回答说没有听说过这件事，江没有过继给她父亲江上青做养子，她的几个叔伯家也不知道江在中共建政之前被大伯父江世俊过继给六叔江上青的事，过继之事是江自己编造的。江有很多亲属，江根本不和他们有什么来往。唯独江上青成了比他亲爹还亲的亲人，江对江上青的家人也是关心的无微不至。

多年后，张爱萍将军了解到了江的精心骗局后，对江的欺骗愚弄极为气愤，也对自己上当受骗而不慎助江假冒伪装深感后悔。可是当时的江已经三权在握，张想对自己的失误加以纠正也已无能为力、为时已晚，据说张将军看电视凡是电视屏幕上出现江的镜头时他就觉得非常恶心而转台另看，或关掉电视干脆不看，并骂江是不要脸的无耻骗子、卑鄙小人。

江编造出中共烈士子弟之后，开始苦心为其假烈士子弟的故事添枝加叶。2002年10月，在江的授意下，由其亲信、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李长春在省委组织部管辖的刊物《广东支部生活》上刊出了篇文章，大谈江泽民的“过继”问题。令人捧腹的是文章的第三部分：“烈士夫人誓育遗孤”。把江泽民说的好可怜。当时江可是伪政府宣传部副部长的公子，怎么成了“遗孤”。可见江泽民光天化日之下做欺诈秀，手底下的人也毫不掩饰的尽情发挥。别小看这期杂志，发行量竟高达近两百万册，远远超过当时发行量最红火的《南方都市报》的两倍。一个月后，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上，为江泽民漂白出身有功的李长春就被提拔进了政治局常委会。江不仅在国内大作假烈士子弟秀，还请洋人帮其写传记，为其作证他是烈士子弟。

美国人库恩所作《江泽民传》中写道：“江世俊没有犹豫。他和他的妻子吴月卿，把他们的儿子江泽民过继给了江上青的遗孀王者兰。‘我希望这个孩子能够继承他父亲的遗志，’

江世俊在过继仪式上说道，‘向万恶的敌人复仇。’”书中所指“敌人”应该是日伪，因为江上青是被日伪所杀。而当时江泽民的父亲却正在全力为日伪效力而不是“复仇”。

2009年9月22日，江上青的亲生女儿江泽慧在人民日报要闻版上发表《纪念江上青烈士七十周年》一文中又谈到过继之事。江泽慧文中描述“大伯父江世俊和大伯母吴月卿手足情深，将次子泽民继承上青为子，按传统习俗戴孝祭奠，大伯母吴月卿陪伴母亲王者兰由管镇邮差欧阳甫带路到安葬地崔集扫墓。”即江世俊并没有到场。可能是库恩版的“过继”说法太离谱，把江世俊快说成共产党了。

吕加平分析了这篇文章，指出江泽慧文中故意模糊过继的时间概念，混淆过继的礼仪规矩，特意抽掉江家兄弟一个汉奸卖国与一个抗日伪战士之间尖锐敌我矛盾的背景内容，也故意掩盖江世俊的汉奸身份和被国民党惩处的情况，而大肆渲染所谓江家伤痛和俊、青兄弟“手足情深”的悲情。这显然是在做悲情过继秀，给人以江泽民是江上青牺牲后不久或解放以前其生父母过继给江上青的假象，以这种公然的撒谎来骗取人们相信江是江上青养子的烈士子弟身份，继续掩盖自己是汉奸、假烈士子弟的真情，继续捞取政治资本，骗取广大干群和党内的信任。

江泽慧文中说是按照传统习俗由江泽民戴孝到江上青坟上扫墓祭典，就算是把江正式过继给其小叔做养子了。文中说法显然缺乏过继规矩的起码常识，因为在进行过继礼仪时被过继者的男性长辈或本宗族族长必须在场主持仪式，也必须当着本家族宗族履行包括立据签字在内的过继手续并得其认同。

过继的目的是为了使本家族或同宗族无子嗣兄弟获有养子代亲子去传宗接代，使被过继之家的血脉香火和家业家产得到继承延续。此时王者兰一家根本负担不起江的生活和学业费用，因此江世俊没有必要再把江过继给已很困难的寡妇弟媳王者兰而加重她家的负担。江世俊要真帮忙，可以给一定的经济援助。按江泽慧对库恩所说，江泽慧一家是“无尽的贫穷饥饿”，可见他并没有做。

江世俊是老大，原名江世候的江上青是老六，按照中国历来厚长薄幼的传统嗣承世俗，长子之子是不能过继给其弟的。江上青也没有任何遗愿要这样做。

吕加平甚至怀疑江世俊在杀害江上青这件阴谋活动中与日伪有什么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有可能是为了消除因有共党之弟而使日伪对他有通共的怀疑，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向日伪主子表示自己的效忠之心，打探和提供其弟的消息，为敌伪对其进行暗害所用。江上青被害仅半年之后的1940年3月汪伪中央政府在南京成立时，江世俊因对日伪立有大功而被委以宣传部副部长的高位。是什么样的大功？

中共中央曾经成立了专门写作班子为江泽民写传记。但是这个写作班子费尽心机，不辞辛苦却找不到多少江泽民的能服人的政绩，反而了解到江泽民大量很不光彩的一面，包括他篡改出身历史的真相。江泽民对这个写作班子很不满意，将其解散。

江泽民加入中共的时间一直不确定，一种说法是1944年参加中共，1943年江泽民就读南京伪中央大学时，曾参加过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后来经由同校的高年级同学王嘉猷介绍，于1944年加入中共地下党。

另一种说法是1946年，出自2002年11月中旬中共十六大结束后的大会权威公报，公报在介绍江的履历时称，江是1946年入的党。2003年3月第十届全国人大结束后大会公报更具体的公布说，江是1946年4月入党。1946年3月，国民党被迫收回对伪学生甄审的命令，改为“一面接收、一面上课”的政策，江泽民也刚从避难的江西回到上海。其父为汉奸要犯，他本人也有汉奸问题，上海市中共的地下党组织不可能不经考验就立刻吸收这样一个有汉奸背景的人进入其组织。

第三种说法是，江是1956年8000名留苏人员回国后集体办理入党手续时才加入的中共，当时江在鞍山某企业工作。

上海一位军队离休老干部胡锁明已经确证中共所谓江是1946年4月加入中共地下党之说是假的。胡锁明生于1925年，1942年加入中共上海地下党，同年考入上海交大机械系，于1946年毕业。胡锁明说，江是在1946年随南京伪中央大学合并到上海交大时转学来沪的，在上海交大就读机电系，他读的是机械系，江只比他低一级。在上海交大中共地下党组织活动时，胡锁明从来没有见过江参加的身影，也没有任何人向他说起过江的事情和告诉他江也是中共地下党员的情况，所以他不知道也从不认为江在中共建政之前是中共地下党员。江为了证明他是一个真的中共地下党员，到处宣传说他是1946年从南京转学上海交大后在交大入的党，其入党介绍人是也在南京伪中央大学读书的中共地下党员王嘉猷。胡锁明揭露称，其实王嘉猷在南京伪中央大学时入党手续并没有办好，还不能算是正式的中共党员，因此王没有资格也没有可能给江当入党介绍人。

胡锁明称，抗战胜利南京光复后，在国民党的压迫下，中共南京地下党一些在日伪部门、学校工作和学习的党员处境困难，又因为南京伪中央大学要迁到上海与上海交大合并，因此纷纷转移到上海或避难、或迁移。于是时任中共南京地下党市委书记的陈修良和市委领导们与上海地下党市委联系协商，决定将这些中共党员的党组织关系正式转到上海地下党市委，其中包括在原南京伪中央大学工作和学习而来沪的中共地下党员。但这次南京一些地下党由宁移沪工作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及时办理，一直拖到1947年时陈修良才将他们的党员组织关系转交到中共上海市委手中，上海市委负责接收的就是胡的入党介绍人贺崇寅。而在这些被移交给上海地下党的人员中，陈修良回忆称，她不知道江是中共南京地下党员。贺崇寅回忆称，他在1947年接手这些从南京转来的中共党员中并没有江这个人，所以他也就不可能把江作为南京地下党员交给上海交大地下党负责人吴增亮。而吴增亮更是表示，他的上海交大地下党组织中没有江这个党员，而江也从未向他表示过要入党。因为江是不是中共地下党员这件事与他们都有着直接的关系且又事关重大，于是后来吴、贺、陈三人为这个问题专门聚到一起碰面核对过，得出的结论是：江在1946年不论在南京伪中央大学还是在上海交大，都不是中共地下党员，而且一直到中共占领上海时，他都没有加入过中共地下党。

江在当上总书记后为了证明自己确是1946年就已加入中共地下党，不仅把当时还不是中共正式党员的王嘉猷拉出来说他是上海交大的入党介绍人，而且还无中生有的捏造贺崇寅也是他在上海交大的入党介绍人，贺崇寅得知后对江的这种无耻做法大感吃惊和气愤，并加以驳斥，但因为这时江已是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了，担心江为掩饰他的假地下党员的事实真相而对这些知情人士杀人灭口，所以不好从正面加以批驳，只好写文章委婉表示他没有介绍江入党。

1989年是江泽民政治生涯中最关键的一年。毫无疑问，江是“六四”屠杀中最大的受益者。其实，江也在“六四”事件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这使得原准备退休的江泽民从上海市委书记一跃而被任命为手握党、政、军最高权力的“核心”。

1989年初，邓小平主持的经济改革给中国带来新的生机，同时也带来不安的躁动。虽然国民经济不断增长，市场供应花色渐多，但中央政府在各省的税收收入却减少了三分之一。新的通货膨胀率已逼近20%。物价飞涨，恐慌的采购成了大城市生活的一个内容。“屋漏偏遇连天雨”，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出现了亏损和倒闭，成千上万的国有企业工人被送进待业市场。新经济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与旧经济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之间的矛盾已日渐明显。一部分做生意的人已经富起来了，而大量原国有企业的工人、技术人员却失掉了他们已享有的各种福利和退休保障。他们人数之众，也形成了社会中的一个新阶层。社会贫富差距在迅速扩大。

当时中国民众最痛恨的就是“官倒”。中国从1985年开始对农产品收购价格、主要工业产品出厂价格和紧缺商品实行“双轨制”，也就是国家计划内的生产部分按照计划内价格采购，超出计划的部分按照远远高于计划内的市场价格采购。“双轨制”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生产资料的需求大于供给的矛盾，并保证国家指令性计划能够以低成本完成。而所谓“官倒”就是用批文按照计划内的价格购买紧俏产品，如钢材，转手再以计划外的价格卖出，其中的差价可能有数倍之高。

越来越多的中共官僚在自己无需下海经商的情况下，利用手中权力大肆攫取社会财富、贪污腐败，把订单、配额等稳赚钱的项目统统给了自己的亲属和朋友。在形形色色的驻京办事处和高级饭店里，住着一个特殊的人群，他们揣着数百万元的钱，盯着各大部委的京官儿们，目的就是要在他们身上花掉这几百万，换来的是进口指标和各种配额。有了一纸批文或配额，他们就可以赚回数千万甚至数亿元的钱。中共的跛足改革造成的畸形体制，为无数的官商勾结营造了最佳环境。这些肮脏的交易肥了官商却牺牲了民众，因为差价的最后承担者就是普通的百姓。1988年，国家控制的价格双轨制差价在3569亿元以上，约占当年国民收入的30%。太子党们利用权力倒卖批文而一夜暴富。

“官倒”这个名词充分反映出中共的官僚腐败。人们要求全面改革的情绪如激荡的暗流在社会上涌动，这时一个火星儿就能引起连锁爆炸。

4月8日，被视为党内良心派的胡耀邦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突发心脏病，一周后去世。他的去世，激发了民众多年积存的对中共大老政治的不满和民间愤怒的社会公开化，对中共改革的前途充满了悲哀与失望。

著名高校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政法大学等院校内均出现大量关于悼念胡耀邦的大字报和挽联。几千名学生离开校园走向天安门广场，将花圈放在人民英雄纪念碑脚下。学生打出了“悼念胡耀邦”，以及“铲除腐败”、“依法治国”、“打倒官僚主义”等标语。同时全国各地学生纷纷响应，举行大规模集会、游行、请愿等。

4月25日晚上起，中央电视台在全国电视新闻节目上多次播放人民日报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社论称：“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等等。

4月17日游行的时候，清华大学的队伍最前面的是几位白发老教授，他们举著一个白色条幅，上面写着，“跪久了，站起来遛遛”。许多老人回想中国在这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中，中国知识份子实际上就是跪着的，给党跪着，只能为党唱颂歌，绝无机会挺起脊梁作为社会良知发出独立的声音。老教授们公开走上街头抗议当权者，这是中共当政后从来没有过的事情，也被视为一个危险信号。

与此同时，成千上万的北京市民、机关干部、新闻记者们纷纷涌上街头支持学生。中央各报的记者还打出“我们要讲真话”的横幅。

与《人民日报》“4．26”社论并行的，促使整个事件发生恶性变化的另一个导火索是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对《世界经济导报》的整肃。它促使党内大老中的几个人决心用武力屠城，换取所谓“稳定”。

中共的政权缺乏合法性，不像民选政府每一届都可以依法平稳地在完成权力交接，如何维持独裁统治始终是中共的心病。尤其胡耀邦、赵紫阳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都不能令中共核心层满意，因此寻找合格的总书记就成了重要课题。江泽民对《导报》事件的整个处理过程使党内大老们感到这才是“接班人”。

1989年的学潮一开始仅仅有学生的参与，而从学生运动到全民运动的转折点则是江泽民在上海整肃《世界经济导报》事件。

胡耀邦去世后的第四天(4月19日)，《世界经济导报》的编辑们举办了一个研讨会。4月20日，上海市委宣传部得知，《世界经济导报》将开辟专栏悼念胡耀邦。宣传部长陈至立随即告诉了江泽民。21日下午，江派市委副书记曾庆红、市委宣传部长陈至立找《导报》总编辑钦本立谈话。钦本立说，《导报》确实将在新的一期中用几版篇幅刊载该报与《新观察》杂志社4月19日在北京举办的悼念胡耀邦的座谈会内容。曾庆红和陈至立要他将这期《导报》的清样尽快送审。第二天晚上八时半，曾庆红与钦本立讨论第439期《导报》清样问题时，要钦本立删节五百字，主要是中国社科院工作的严家祺、戴晴等人的发言。《光明日报》记者戴晴谈到中国共产党七十年来的历史和几位总书记的命运。她说党的总书记都没有好下场，因为都是“非程序权力更迭”。

钦本立强调政府同意报纸总编责任制，并说：“出了事情我负责，反正江泽民同志没看过清样。如果发表出去有什么后果，不必市委、市委宣传部负责。”

曾庆红大怒道：“现在不是哪个人负责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效果的问题。”钦本立坚持由他负责，不同意删改。曾庆红看说不服他就去向江泽民汇报此事。

江泽民没想到钦本立是个铁杠子头，连曾庆红都败下阵来，于是将此事告诉了《导报》的名誉理事长汪道涵。有汪道涵在旁边，江泽民声色俱厉地要钦本立改清样。汪道涵也搬出党性原则来压钦本立。当江泽民和汪道涵硬压软劝要钦本立同意删节时，却发现十几万份报纸都已印好了，并且四百份已批发给个体报摊。此外，还有相同数量报纸直接送往北京了，最后才追回两万份，但影响已经造出去了。

4月22日上午，胡耀邦的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仪式由国家主席杨尚昆主持，中国大部分高级领导人都参加了。江泽民一面在上海反对悼念胡耀邦，一边送去花圈以示“悼念”。

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后，江泽民感觉这是方向标，召开的市委书记紧急会议持续到凌晨一时，江说要采取果断措施。同日在有一万四千名党员参加的大型集会上江泽民宣布停止钦本立的领导职务，并决定对《导报》进行整顿。

4月27日，江泽民派刘吉、陈至立负责的“上海市委整顿领导小组”进驻《导报》。整起人来不比江手软的陈至立对江泽民言听计从。她遣散《导报》员工，还特别下禁令不许《导报》的编辑再做记者。

江泽民的亲信陈至立在钦本立癌症晚期，起不来床时，竟笑眯眯的去了病房。别人还以为她前来探望，谁知陈至立突然大声宣读了对钦本立的党纪处分。看来陈不但要刺激这位70岁的老人早些死，还要他死不安宁。

库恩在《江泽民传》中，把钦本立和他的编辑们丑化成“口是心非”、“不合逻辑”、“欺骗”、“公然挑战”江泽民并“终于抛弃了伪装”的一群人，江泽民反倒成了受害者，真是倒打一钉耙。

江泽民及其亲信对于导报的粗暴处理引发了一场席卷上海乃至全国新闻界的抗议。上海市委整顿《导报》引发的风暴来临了。第二天上海街头就发生了大规模游行，公开打出了“还我导报”和要求恢复钦本立职务以及言论自由的旗帜和横幅。上海作协部分名人纷纷参加游行，北京知识界和新闻界的著名人士致电江泽民，要求收回对钦本立及《导报》的处理决定。

在市政府门口席地而坐的学生们不时呼喊口号。当时在外滩的大学生约有八千余人。这是这次学潮中上海学生游行规模最大的一次。

江泽民害怕了。对于整肃《导报》引发的抗议声浪，江泽民承认，“后果比我们预料的要严重得多。”有人指责他的行为引发了“上海大规模的示威”。事实上不止是引发了“上海大规模的示威”，而且促发了北京的大规模示威。

在北京，两名记者把来自三十多家首都新闻单位1013名首都新闻工作者签名的请愿书送交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请愿书要求与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领导人对话，并列举了三项对话内容，其中的第一条就是关于引起海内外强烈反响的上海《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钦本立停职。报社实行总编负责制的说法与事实不符，这恰恰是新闻改革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4月27日晚，江泽民在惶恐中打电话给原中共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当时的中顾委委员李锐，通话达四十余分钟，江在电话中既恳请李锐向北京朋友通融，又在电话里向李锐探询北京情况。江在电话里还以“受不了啦”的口气向李锐表示当时的颓丧心情。

4月30日，中共总书记赵紫阳访朝归来，当晚江泽民与曾庆红飞赴北京，欲向赵紫阳汇报工作。赵很快接见他，江汇报完后问赵：“你对我在上海处理《导报》怎么看？”赵并未即时表态，反问江泽民：“你看呢？”

江泽民支吾其词，他发现和赵紫阳隔膜已深。赵紫阳看了一眼江泽民，接着说：“现在没有时间谈这个问题。”

江泽民用恳求的语气说：“紫阳同志若不拿出意见，我和庆红同志就不好工作，也不好回上海交代。”

赵紫阳只好表态了：“上海市委行事仓促地处理了《世界经济导报》的问题，把小事化大，才让自己步入了死胡同。”说完扭身便走了。据当时在场的人士透露，江呆呆地望着赵离去的身影足足有十分钟没有说出一句话来。

显然，赵紫阳对江泽民把小事化大致使引发了大规模示威的做法非常不满，言辞之厉让江泽民吓得六神无主。江的密友陈至立说：“如果中央追究责任，就由我一人来承担好了，绝不牵扯你。”从此江泽民和这个女人的关系更加亲密了。事后，江泽民还是到处找关系，希望知道党内大老们是什么态度。他得到的反馈是中央意见分歧，赵紫阳的话不代表中央精神。

600名主要来自北京大学的学生开始在天安门广场进行绝食抗议，各国记者渐渐把镜头和注意力对准这里，纷纷指责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破坏法制。在上海，4000名学生聚集在市委门前要求市委书记表态。江泽民当然不肯露面。这引发了学生的极大愤慨。天下着小雨，几千名学生在市府外齐声大喊“江泽民混蛋”。在5月中旬的政治局会议上，党内斗争明显升温，赵紫阳干脆宣布既然《导报》事件“是上海市委挑起的，就应当由上海市委来结束”。赵公然点名陈云和李先念中意的江泽民，这让几位党内大老怒火中烧。

更让中共尴尬的是，同一天，苏联总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飞抵北京进行访问，数百名来北京报导这一事件的记者都知道他们遇到了比两国首脑举行峰会更重大的新闻，视线被转移到中共最不希望聚焦的地方。

政治局会议上谈崩了，赵紫阳预料到自己将面临着什么，他进入天安门广场含泪看望了绝食的学生。晚上10点钟，李鹏发表讲话重申中央的立场，采取“严厉措施结束骚乱”。两小时后，午夜时分，天安门广场的一个大喇叭宣布实施戒严。

20日凌晨2时，在李鹏讲话后不久，江泽民立即以明传电报的形式表态对中央决定坚决支持。这个及时表态的大动作走在所有省、市、自治区领导的前面，毫无疑问江泽民的表态让党内大老们找到了可靠的接班人。库恩在英文版《江泽民传》第162页提到（中文版中此内容被删除），“早在5月20日，中共元老就内定江泽民获提名成为新任中共总书记。”

１９８９年５月下旬的一天，一个著灰色上装，头发笔直向后梳理的男人，走下降落在北京南苑军用机场的一架专机，旋即被一辆专候良久的黑色桑塔纳接走。他是在接到中央办公厅的紧急通知，赶去北京开会的。那时诡异的政治形势，让他一直忐忑不安。他对《世界经济导报》事件的强硬处理，激起了更多的抗议潮，引发了全世界的关注。北京之行，他甚至自觉凶多吉少。夫人更是忧心忡忡，以为大祸临头，话别时不禁抱头痛哭。他就是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到了北京，江才被告知邓小平将在西山别墅见他。

６３岁的江泽民本来打算再干两年就退休，想要去第二母校上海交通大学当教授。阴差阳错，邓小平把中共总书记的担子交给了毫无思想准备的他，江泽民成为了六四事件的最大政治受益者。

会见中邓小平赞扬了江泽民对《世界经济导报》事件的处理，并说上海市接待戈尔巴乔夫的工作做得比北京好。江泽民这才松了口气，心中暗想：幸亏没听赵紫阳的话，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邓小平看着江泽民瞬息万变的表情，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要他去完成。邓小平要他截住奉命出访加拿大提前回国的人大委员长万里。他们耍了个花招让万里乘坐的飞机在上海降落，江泽民的任务就是劝说万里同意大老们的主张，否则不让他回北京。邓小平解释说，由于当时有五十七名人大常委要求开会讨论李鹏宣布北京戒严是否合法的问题。如果万里回京主持人大会议，形势极可能向他们所反对的方向发展，那时局面就难以控制。江刚刚放下的心又提了起来，他知道这个任务不好完成。

邓小平似乎看出了他的心思，用轻描淡写的语气暗示这是中央对江的一次考验，如果这个任务完成得出色，则此事很可能成为江的政治生涯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江泽民听后又紧张又兴奋，同时心里也明白万一有个闪失，那前途就彻底无望了。

5月23日，江泽民返回上海，万里的飞机5月25下午3时在上海机场降落，江泽民接机并立即递过去“邓的亲笔信”，万里是邓小平的桥牌朋友，邓在信中恳求万里“看在几十年朋友的份上，在此关键时刻帮我一下。”

万里在上海住了六天，痛苦了六天，期间江泽民交了底牌，在万里不答应之前，江得到指令要把他留在上海。5月27日万里发表了公开声明同意中央颁布的戒严令。江泽民对万里的胁迫等于在战略上切断了赵紫阳的臂膀。

同一天，5月27日，邓小平召来八位元老开会，决定总书记人选。最早的时候邓小平本来提议乔石和李瑞环，但是陈云力推江泽民，李先念和薄一波对邓小平转而起用江泽民中更是起了关键性作用。李先念当时说：“江泽民虽然缺乏中央工作的经验，但他有政治头脑，人正壮年，可信任。”

于是，荒诞的历史安排把江泽民推向了权力的顶峰，成为“六四”镇压的最大受益者。

5月30日，江泽民再一次奉命秘密进京。江不知自己的命运将会怎样，不过多少预感到此行将不同寻常。

江抵京后稍作休息，陈云的秘书进来通知他：“陈云同志正在等你。”陈云与江泽民的谈话十分简单，陈云直接了当地说：“小平同志让我告诉你，你到中央来工作，代替赵紫阳同志。”江泽民没有说一个字。他明白这个关键时刻说错一句话都会前功尽弃。他听说在他来京之前，有干政大权的几位大老已在邓小平家开了两次会。陈云是第一个提出由他来接班的人。陈云说李先念同他讲过，上海的江泽民党性比较强，这次对戒严态度也很坚决。但江泽民不知道陈云本人对他态度如何，所以他只带耳朵没用嘴。

到了李先念那里就轻松了许多。李先念问了一些上海的情况后说：“小平那里你不用急着去，决定是小平同志的意思，当然会找你再谈。”江泽民知道自己在李先念那里下过的溜须拍马功夫没白废，但他记住了曾庆红的建议，多听少说。所以，除了简短回答问题外，他只是微微弯著腰，做出一副洗耳恭听的样子。

江泽民回到休息室后，马上往上海打了三个电话。第一个电话是打给曾庆红，曾是江的重要谋士。江泽民告诉他说：“看来我回不来了。”

曾紧张的问：“你不是去两三天就回来吗？”

江说：“我就要在这里工作，你明天马上来一趟。”

第二个电话是打给原上海市长汪道涵，江泽民说：“以后要请您多关照了。”

第三个电话是打给他的夫人王冶坪让她准备来京，但王冶坪没有表态。

大局已定，晚八时，李鹏，姚依林等在人大会堂里客气地宴请江泽民。江泽民真恍如在梦中。

军队进城一再拖延，6月1日才有了进城的新部署，最后实施的日子定在6月3日夜里。江泽民作为新任总书记从5月底就已经开始批阅文件了。

不管“六四”过去多久，江泽民都希望“六四”在人们的记忆中完全消失。但每年这一天前后人们都用大量的图片和文章来奠祭死者，这是江泽民最不愿看到的。在2002年江卸去总书记和国家主席时，他给政治局常委定了几条规矩，其中一条就是不许给“六四”翻案，因为他是“六四”镇压最关键的参与者之一和最大的受益者。

“六四”事件随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江泽民下令各单位清查参与“六四”、支持学生、反对镇压的人，鼓励检举揭发，对他们一一清算。谎言和恐惧加在一起，基本上使民众不再敢谈论“六四”。

在一次中外记者招待会上，一个法国记者问到因“六四”被捕的一个女研究生在四川监狱里被轮奸之事，江泽民当众脱口而出一句震惊全球的话：“她是罪有应得！”

江泽民的日子也并不好过。江一直处于恐惧之中，怕有人给“六四”翻案，给赵紫阳翻案。赵紫阳去天安门广场看望学生的照片成了不肯屠杀学生的见证。江最恼恨的就是十几年来人们在“六四”期间总是把这张照片翻来覆去的刊登，似乎是影射自己上台的不光彩。江泽民也不会忘记赵紫阳“六四”前对自己的批评，江对赵家的监视控制让保卫部门的人都感到难以理解和不忍下手。

对江泽民来说更重要的是要淡化、模糊，并最终扭曲全体中国民众对于“六四”的记忆，江下令制作电视节目，极力渲染学生的“暴行”，甚至不惜焚烧部分军车并拍摄现场，力图使全国民众相信，军队的开枪是不得已。很快，许多未亲身经历其事的民众便开始相信北京真的发生了所谓的“暴乱”。

事隔20多年，六四事件真相，已是路人皆知。据有案可查的史料及知情人讲述，当年共产党喉舌所播放的所谓“暴徒”焚烧军车的录像，完全是军方精心设计、自导自演的。当时军队奉命把旧型号的车辆开到西长安街，然后由一批武警假扮的假大学生纵火焚烧，期间有专人在附近录影。其目的是栽赃学生和市民，以获取开枪镇压的借口。越来越多的军队当事人私下披露，亲身参与烧车的事，事后这些人大都复原或遣散。

当时就读于北京体育学院理论系的应届毕业生方政，双腿被高速行驶的坦克车碾过落下双腿截肢的故事更是让人心有余悸。后来，在好心人的帮助下，方政来到了美国，并安上了假肢，第一次站了起来。2005年，方政接受《大纪元》记者采访时作证说，“我躲闪不及倒地，坦克压到我的双腿，就从我的双腿上碾过去了，坦克履带都是链条、齿轮，我就感觉到裤子被卷到履带的链条上面，很紧很挤压的感觉，当时我意识还有一点，只觉得身体咚咚咚的在地下被往前拖，被拖行了一段距离，头部、后背、肩部都被擦伤（到医院后医生说的），坦克车的履带链条把我的腿撕拉掉了，裤子也扯烂了，我就从履带上掉下来了，掉下来之后，我就滚到了路边靠到护栏上……

这个情景，后来我用动态网上网时偶然看到了，看到了我自己当时的这个情形。国外的网站上应能看到这张照片，一个人躺在地下，双腿被压掉，靠在护栏下。那个人确实就是我。我的双下肢被截肢，右侧截肢到大腿上部，左腿到膝盖位置……”

在这次掩盖、栽赃和清查中江泽民熟练掌握了宣传和暴力机构。谁又能想到，10年后，江使用同样欺骗栽赃陷害的旧手段，上演“天安门自焚案”事件，以此激起全国人民对法轮功的仇恨，从而开始了对法轮功修炼群众的大规模迫害，六四事件成了江为另一场更残酷更持久的镇压而做的预演。

【大纪元2012年05月15日讯】

江泽民在邓小平与当时得势的保守派的博弈中能出线，打碎了不少眼镜。曾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中央办公厅任职的吴稼祥后来把江泽民及其势力叫做黑马集团。他对黑马集团的描述是“以拍马为最高的政治境界，以不进行任何的政治表态为最正确的政治态度”，是“彻底功利化的彻头彻尾的权欲主义者”。这样的人担任党魁，实在是一个错误的政党在错误的时候以错误的方式任命了一个错误的领导人从而走上了一条错误的道路。

这也难怪，江泽民没有任何人类该有的优良品质。而且，也没有任何才干，都是事到临头以极端自私的算计行事，以保住自己的权力为一切的目的和手段。

江泽民上台后，全国的政治环境在1989到1991年间立时左转，使得改革一度陷入停顿。1989年和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不到5%。

江泽民能为当时的保守派所接受，自有其深层原因，但是说江泽民不想巴结一言九鼎的邓小平则是冤枉了他。和毛泽东、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等中共领导人相比，江泽民没有任何的治国方略，也没有任何独当一面的经验或能力。究其一生，所知者无非得势前投人所好溜须拍马，得势后迫人投其所好以遂己欲，仅此而已。对于邓小平所思虑的难题，江泽民实在是无所知无所从，尽管努力的替邓小平点烟、端茶、提鞋，却终未得邓之心。

江泽民想投邓之所好未得其门可入，可是他投李鹏之所好，支持三峡大坝上马，使李鹏一系从三峡工程中得到极大的利益，却收到了立刻而丰厚的回报。一时间江李体制大得保守大老们的支持，故而江泽民当总书记的头三年，强调的都是“反和平演变”，讲的是虚无的“姓社”或“姓资”的“两种改革观”，并称“要把个体户罚的倾家荡产”。外界因此认为江泽民属于保守派，这也是冤枉了他，这一点以后来江泽民摇身一变成为改革派后对李鹏之弃之如敝帚可为明证。倘使江泽民一开始能投上邓小平所好，大概早就是个“改革派”了。

因“六四”事件，中共被国际社会实施贸易和武器禁运，在国际上非常孤立。1991年苏共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让中共及刚登高位不久的江泽民惊恐不已。

邓小平认为必须继续改革开放、搞活市场，从经济入手重新赢得民心。但大权在握的江泽民弄不懂为什么要这样做，认为越开放老百姓越难控制，为了巩固他的地位，抛弃邓小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大力实行以“反自由化，反和平演变为中心”，加紧在思想意识形态上的控制。江泽民甚至从理论上声称“改革开放中也有路线斗争”，直接把批判矛头指向了邓小平。

1992年春夏，江借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40周年之际，在全国范围组织了一系列高规格的纪念活动，试图把中国拉回到文革前，借政治运动来解决国内的重重矛盾。根据田纪云后来的回忆，“一些思想极其僵化的人，企图利用“风波”带来的机会，否定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把中国重新拉回到老路上去。…在那冷风吹袭的日子里，广大干部、群众都憋了一口气，为中国的前途担忧。”

在1991年年底的时候，邓小平完全被江泽民的所作所为激怒了，对所谓“第三代领导核心”的江泽民不仅完全失去信心，而且到了无法忍受的程度。邓小平虽然在名义上没有任何职位，但是仍然牢牢地控制着军队：军队由邓最亲密的老朋友杨尚昆和十分信任的部下杨白冰管理。杨尚昆和邓小平是1932年认识的，是60年的老朋友。杨白冰的上将军衔是邓小平于1988年9月亲自授予的，一直忠实地执行邓小平在军中的政治路线。另一位军委副主席刘华清是邓的老部下，也对邓忠心耿耿。没有军方资历的江泽民在1989年11月被任命为军委主席，但老军头们怎么肯听他这个从来没有摸过枪的人的指挥？江泽民当时还不敢像邓小平那样封几个上将，在军队中又无自己的班底和人马，所以除了拨巨款给军方向苏联购买陈旧的武器外，江泽民想起来汉奸老爹教给他的宣传技能。他指示要拍出几部歌颂解放军的片子，一方面讨好军方，一方面给“六四”后痛恨解放军的老百姓洗脑。江泽民亲自为一些片子题写片名，包括三部斥巨资的战争片《大决战》。

邓小平看到“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妄图阻挠改革开放，因此痛下决心利用手中的军权做最后一搏，准备在中共十四大上，撤换反对改革的总书记江泽民等人，让坚决执行改革开放的人上台。邓小平筹划由乔石替代江泽民，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邓曾就这个方案向杨尚昆、万里征求过意见。同时，为了表示对乔石的支持，邓小平对乔石在各地的讲话予以高度肯定。这又让江泽民嫉恨不已，把乔石看成了冤家对头。

邓小平还准备再次起用被软禁的赵紫阳，让他担任全国政协主席。邓并不怀疑赵紫阳坚持改革的态度，关键是“六四”是邓晚年的最大心病。邓小平于是派人捎话给赵紫阳，要求赵在出来工作前承认一下“六四”事件中的错误，以防赵日后为“六四”翻案。联系人回来汇报说，赵紫阳坚持认为自己没有错，不写检讨。赵紫阳说：“我为什么下台不作检查？因为这是我自己的选择。……我觉得自己没有错，何必检讨？一检讨就不能说明事实真相。”听完汇报后，邓小平心中五味俱全，长时间沉默不语。

胡耀邦和赵紫阳下台后，邓小平失去了推动改革开放的最得力助手。眼看“第三代领导核心”的江泽民不仅不推动改革开放，而且从理论上批判改革开放。邓小平万般无奈，只有亲自出马，在女儿邓楠的帮助下南巡，以老迈之躯推动停止转动的改革开放车轮。1992年1月17日，一行专列从北京开出，向南方疾驰而去。车内的邓小平以88岁高龄再次南下，在夫人、女儿和老朋友、国家主席杨尚昆的陪同下，从1月18日到2月21日，开始他的武昌、深圳、珠海、上海之行，史称“邓小平南巡”。

1月18日，邓小平到达武昌，邓小平直接点了江泽民的名，要求当地的负责人给江的“中央”带话：“谁反对十三大路线谁就下台。”江泽民对此怀恨在心，之后对邓的南巡讲话，迟迟不表态支持。

19日，列车到达深圳特区。一向比较沉默寡言的邓小平发表长篇讲话，明确地向江泽民发出最后通牒：“改革开放是大势所趋，得到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拥护，谁不改革谁下台。”同时，邓小平让杨尚昆、万里负责筹备1992年底的中共十四大“人事班子”，拟定包括总书记在内的新的人事班子名单。除了他的密友，时任国家主席、军委第一副主席的杨尚昆陪伴着邓小平南行之外，邓小平在这次巡视活动期间，单独会见了乔石、刘华清、叶选平、朱镕基、杨白冰等人，一方面说明邓小平为改革开放大力造势，另一方面反映出邓小平想提拔乔石、撤掉江泽民的打算。

邓小平在南巡途中还一再提起，说赵紫阳主管经济工作的那五年“加速发展功劳不小”。南巡回来后，邓小平还不死心，又派人和赵紫阳联系。赵紫阳仍然不认错。

江泽民自当上总书记的两年多时间内，推行极左路线，“反和平演变”已经昏了头。邓小平说的“谁不改革谁下台”，深深戳到江泽民的痛处，江泽民一直耿耿于怀。

2月20日上午由江泽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邓小平讲话。在把邓小平的一系列谈话作为中共中央文件正式向全党传达的时候，江泽民以“容易引起党内干部思想不稳”为借口，删去了邓小平南巡讲话大量内容，尤其是删去了“改革开放是大势所趋，得到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拥护，谁不改革谁下台”这类的内容，而且不许报导邓小平南方之行的详情，全国绝大多数人并不知情。

其中邓有两句话，被江封锁20年。2012年1月18日，中共在纪念邓南巡讲话时，新华网转载了《南方日报》的报导“邓小平南方谈话中未见报的两句话”，一句是“不要搞政治运动，不要搞形式主义，领导头脑要清醒，不要影响工作”；另一句是“年纪大了，要自觉下来，否则容易犯错误。像我这样年纪老了，记忆力差，讲话又口吃，所以我们这些老人应该下来，全心全意扶持年轻人上去”。不知道为什么江对这两句特别敏感，但在此后的10多年中，江确实发动了又一次全国性的比文革持续还久的迫害法轮功的政治运动，而且江赖在位置上不下来，处处制约被邓钦点的接班人胡锦涛，党内分裂持续到今天。

1992年2月下旬的一天，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常委李瑞环询问《人民日报》社长高狄：“《人民日报》为什么不登（邓南巡讲话），为什么没有反应？”高狄理直气壮地反问：“小平同志现在只是一个普通党员，我们不知道该以什么样的口径报导。”高狄敢顶撞李瑞环，是因为自恃有江泽民做后台。但他不知道江泽民的总书记职位是邓小平给的，邓有军队作后盾，随时还可以收回这个任命。

1992年3月20日至4月3日，北京召开全国七届人大第五次会议，搞不搞改革是大会的焦点。面对江泽民扣压邓小平南巡讲话内容，中共历次政治斗争中的王牌──军队说话了。在人大会议上，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秘书长兼总政治部主任杨白冰率先喊出：“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同时，杨白冰直接授意《解放军报》发表题为“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的社论，公开表示“坚决响应小平同志号召，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旗帜鲜明地支持邓小平。在总参系统中头一个响应的就是副总参谋长何其宗。杨白冰的“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直接针对江泽民，从此江泽民对杨白冰和何其宗两人恨之入骨，他们后来都遭到江的清洗。

差不多同时，在人大会议期间的3月26日，《深圳特区报》一版头条刊出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披露了邓小平南巡及发表重要讲话的事实。同日下午，《羊城晚报》以少有的规格几乎全文摘发了这篇报导；3月28日的上海《文汇报》、《中华工商时报》均全文转载该文。3月30日，由江系人马控制的新华社才全文播发此文，比《深圳特区报》晚了四天，反映出江泽民的强烈抵触情绪。

杨白冰代表军方正式公开对南巡讲话表态，军队成为邓小平的最坚强后盾。解放军的强有力支持，极大地震慑了反对改革的人马，使得形势急转直下，江泽民惊呆了，感到军队的锋芒直逼自己。在惊慌之余，江又使出了政治上两面派的伎俩，4月1日在会见日本人时，也在口头上附和邓小平讲话。邓小平认为，江泽民说的完全是空话，根本没有诚意，只是应付。

这时离召开中共十四大正式的权力交接只有几个月了，杨白冰亮出军队底牌强烈地冲击了中共高层，北京的政治形势凶险莫测。江泽民在南巡之后的平庸和搞政治投机、阳奉阴违的表现，已经令邓小平忍无可忍。1992年5月22日，邓小平不顾北京的酷暑高温，亲自到首钢视察，并且当着在场所有干部工人的面发牢骚说：“对我的讲话，一部分人马马虎虎，应付我，一部分人很沉闷，其实是反对、不同意，只有很少部分人真正动起来了。”邓小平当时要求陪同前往的北京市领导人李锡铭和陈希同“给中央带话”。这个“中央”自然就是江泽民了。

在这期间，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中央党校校长乔石多次指出对邓小平的讲话不能只停留在“大话、空话”上，批评江泽民。副总理田纪云强烈表示支持邓的改革。

田纪云应乔石要求于1992年5月在中央党校发表了不点名批评江泽民的讲话：“在消除‘左’的影响的时候，要特别警惕那些风派人物。这种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一有机会就跳出来反对改革开放。这些人一旦掌握了国家大权，对国家、对人民都是一场灾难。”

这些话让江泽民恨得咬牙切齿。他看到形势不对，准备再装出改革派的面孔，竟被田纪云几句话戳穿。但令江泽民无可奈何的是，当田纪云发表揭露江泽民两面派讲话的时候，江泽民的大靠山，一向与田纪云对着干的李先念因病住院。5月底，专家治疗小组报李先念病危。江泽民这时倍感自己的地位岌岌可危，形势对自己非常不利。迫不得已，江泽民只好见风使舵，反对“资产阶级改革观”的声调开始降低。

1992年6月9日，中共中央党校戒备森严，如临大敌。江泽民在乔石和大批军人及警察的簇拥下进了党校礼堂。党校的教员和学员看到这番架式，都纷纷议论取笑说：“江泽民肯定是被乔石动用专政力量押送来的。”江泽民在乔石的逼迫下，在党校表示支持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但是觉得被乔石逼来丢了大面子，心中更加记恨乔石。人们在会下说：“看架式就知道江泽民没有诚意。”但是表面上江泽民已经老实多了。

1992年春夏之际，中共总书记江泽民的政治行情一落千丈，有人已在议论江泽民的总书记位置是否还能保得住了。6月21日，李先念在北京病死。江泽民被形势所逼改变了态度，言不由衷地声称支持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但还是比其他人晚了很多。江泽民后来对自己可能下台的消息越想越怕，寝食难安，更担心什么时候老账新账一起算，说不定还要受到党内大批判。于是江泽民又偷偷去找邓小平，做了“深刻”检讨，眼含热泪表明誓死紧跟邓小平，把改革开放进行到底。邓的态度逼迫江不得不支持市场经济改革。而其后十几年的历史表明，江的支持也只是表面，实质上违背了邓的愿望。

与邓的“黑猫白猫”实用政策不同，江竭尽全力试图“发展”新的共产党意识形态。1995年底，江提出了“三讲”。这算是江泽民的第一个“理论”发明。“三讲”中，江泽民讲得最多的就是“讲政治”。江自己的解释是“讲政治，包括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纪律、政治鉴别力、政治敏锐性”，就差没讲“政治投机术”了。

“三讲”实际上是江泽民树立个人权威的一种途径，所谓“讲政治”，无非就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也就是坚持“党的核心”江泽民的领导。当时邓小平还没有死，江泽民的地位远远没有达到固若金汤的地步，所以“三讲”提出之后，应者寥寥。

江泽民做秀的东西，都是从几个文胆那儿得来的。滕文生对江泽民思想的最大贡献是“三讲”之一的“讲政治”。研究毛泽东的专家滕文生向江泽民提出，要以毛主席的风格控制政治局：不是把权力给予某一亲信，而是让二三个高级幕僚在内部相互斗争，最后都要找他自己仲裁。

“三个代表”的原作者王沪宁，1955年10月6日上海出生，1995年进入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前，是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江泽民当上海市委书记时对王沪宁这个名字很熟悉，虽然没有见过他，但对他很崇拜，对他的著作非常着迷。数年后，当王沪宁被调入中央政策研究室工作时，初次见面的总书记江泽民竟一开始就大段地背诵王沪宁著作的原文，让王大吃一惊。

江泽民热衷于背诵别人的东西，一来是因为自己没东西，公开做秀时经常答非所问，因为他根本就不知怎么答；二来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博学”。江泽民以为可以抬高自己而执意要塞进党章和宪法里的“三个代表”，原作者就是王沪宁。江泽民还时不时地背诵一段别人的东西，甚至古诗和外国经典来提高自己的身价，成为国人的笑谈。

当年调王沪宁进入中央政策研究室，是由于曾庆红的力荐。吴邦国也曾有过请王沪宁任江泽民政治顾问的想法。吴邦国进入北京后，仍念念不忘要调王沪宁入京辅佐江泽民，多次在江泽民面前提起。王沪宁调入中南海，江泽民与他见面时曾开玩笑地说：“如果你再不进京，这一帮人可要跟我闹翻了。”可见江的亲信曾庆红和吴邦国对江的无能着急到了何种地步。

王沪宁进京不久，就为江泽民起草了十四届五中全会上的讲话《论十二大关系》。

不过，王沪宁最大的“贡献”是为江泽民提出了“三个代表”和“与时俱进”的理论，成为江泽民拒绝下台的“护身符”，并把此理论作为自己的“创造性论述”塞进党章和宪法。王沪宁曾是主席特别助理，2002年11月“十六大”上被江指定为中央委员。但在江失势后，时任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的王沪宁先提出到社科院当副院长，对方表示不欢迎；王要求到中央高级党校当副校长，又被对方婉拒。而江泽民则恼怒他泄露了“三个代表”真实作者的秘密，让自己没有了成就。

2000年3月初，《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评论员文章，推出三句话，即“三个代表”，首次作为江泽民的“思想”理论在全国范围内推出。但不久，这场轰轰烈烈的宣传就被证明是一出闹剧。

“三个代表”到底是怎么出来的，刚开始一般人谁也说不清。后来“三个代表”最红的时候，王沪宁忍不住吐露真言，说自己是原作者，引起哗然。这其实并不奇怪：江泽民当上海市委书记时就大段大段地背诵王沪宁的文章。

翻遍所有的官方媒体报导，包括江泽民在内，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清楚什么是“三个代表”。不过下面不会有人追究这些事情，贪官污吏们整天想的是吃喝嫖赌贪淫占，上头让吹捧什么大家就跟着吹捧，事情到底是咋回事，谁也不在乎。

“三个代表”不过是几句并无实质内容的空话，一般脸皮薄一点的人还不好意思吹嘘。但“三个代表”对于江泽民实在是太重要了，因为他必须得有理论才能站得住脚。江泽民也着急要为自己立碑，想方设法与毛、邓理论并列，塑造出江泽民“第三代理论权威”的形象。于是，这个空洞无物的“三个代表”在江泽民的命令下被官方喉舌捧上了天。江在任时，费尽心机要把这三句话写入党章和宪法。现在，现任总书记、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胡锦涛必须高举“三个代表”，哪个官员讲话都不能离开“三个代表”。

不管江泽民怎么想，不管媒体怎么吹捧，大会小会地学习、贯彻，还是没有多少人把“三个代表”当真。

当全国掀起学“三个代表”高潮时，央视天天在专题里采访民众。有的老农说：俺村搭了一座桥，感谢“三个代表”；有的妇女说：俺儿媳妇生个胖小子，感谢“三个代表”；也有人提出，要以“三个代表”为指针，建设一流的国际标准公共厕所；在某农村墙壁上，赫然出现大标语──“用‘三个代表’指导我们的屠宰工作”。五花八门，什么说法都有。

历经中共三年炼狱的《大纪元》原驻北京记者王斌出狱后讲过一个真实的笑话。监狱当局组织犯人做工牟利，有些犯人被指定专门装订、制作淫秽书刊，到社会上出售为公安系统赚钱。那段时间“三个代表”在政治敏感的政法系统成了口头禅，什么都要跟“三个代表”挂钩。犯人制作淫秽书刊超产，也说自己是在“三个代表”的指导下才有那么大的干劲

《求是》杂志研究室、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在“三个代表”思想学术研讨会上提出：“三个代表”思想究竟是在什么时期形成的，党内是个谜，理论界也是个谜。”会上有人表示，“三个代表”是党内人为地树立江泽民“伟大”、“英明”、“卓越”的形象。还有人说，党内对“三个代表”思想学习、实践的宣传，在很大程度上是交任务、搞形式、教条，是政治上的欺骗。

前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鲍彤认为，三个代表论起到的是照妖镜的作用，因为“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是空话，“始终代表先进文化”是谎话，“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则是官商一体的同义语。

中国社科院的学者提出：三个代表思想空泛，不合时宜，是搞形式主义。地方党委、政府大多数是在应付。三年多的实践，究竟解决了多少问题？搞形式主义是祸国殃民……

有人说，所谓“先进文化”、“先进生产力”，实际上就是堕落文人、专制吹鼓手和新兴官商、资本家的集合体，至于说“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则是彻底的谎言。最广大的农民中许多人靠卖血卖肾卖淫活着，得了爱滋病，死活无人问；中共常说的“工人阶级老大哥”至少有三千万下岗，江泽民可从来没有想过去代表他们。

后来，原定在四中全会前夕出版《江泽民军事思想文选》一事遭到搁置，因为军中张震、洪学智、杨白冰等十多位老上将上书反对，说江泽民把自己放在一个不合适的地位。杨白冰更公开说“三个代表”是垃圾思想。

2002年，中共十六大被推迟，据内部披露，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党政内部对“三个代表”思想的认识和贯彻都有“较大”差距。

这场轰轰烈烈的宣传闹剧，最终没有成全江的“伟大”、“英明”、“卓越”的形象，这样几句遭到广泛讥讽的空话，最后却被硬写进了中共宪法和党章，使中共的政治舞台因此而多了一则笑话和丑闻，这是“三个代表”的真正伟大贡献吧

上海人在调侃江时有特别的幽默。80年代江在上海当政时就因为带大黑眼镜，自以为国宝喜欢吹大牛而不干实事，被上海人戏称为“大熊猫”，“大蛤蟆”。江当总书记后几乎把每一次出访都变成了文艺演出和作秀，在世界各国国家元首中，滑稽剧丑角演员非江莫属。

1996年6月下旬江在去西班牙访问。西班牙国王卡洛斯请江泽民一起检阅三军仪仗队。令卡洛斯吃惊的是，江泽民居然在这个时候，突然拿出一把梳子，在国王面前梳理头发。晚上在欢迎国宴上，江泽民坐在王后右侧，再次在摄像机面前梳头。6月25日，西班牙第一大报《国家日报》和其它许多报纸以头版头条刊出新闻图片，“卡洛斯国王看江泽民梳头”。很快，全球多家报纸进行了转载。

江泽民在电视镜头前梳头有许多次记录。1993年3月，北京召开全国人大会议时，江泽民坐在主席台中央，拿起梳子旁若无人、专心致志的梳头。法新社曾把这张照片传遍了全世界。1995年10月24日，江泽民在联合国“世纪宝鼎”前演说，面对世界各国的摄影记者，又一次从西装内侧口袋中拿起梳子梳头。

江泽民1996年出访菲律宾，主动提出放弃南沙群岛的主权争议，共同进行经济开发。当晚，菲律宾总统拉莫斯在游艇上宴请江泽民。江泽民想起了他刚刚见过的参议员阿罗约（阿罗约后来在2001年当选为菲律宾总统，被其国民称为“美女总统”），意犹未尽，拿起麦克风高歌了一曲猫王的《温柔地爱我》（Lovemetender）。

1999年10月24日，江泽民在法国参观一座博物馆时，一时兴起，乘法国总统希拉克不备，拉起希拉克夫人贝娜黛特的手就跳起华尔兹舞来。希拉克正在诧异时，江泽民又拉着贝娜黛特的手仰头大笑。这件事让希拉克非常不悦，认为是给自己难堪。

2000年4月19日江泽民访问土耳其时，土耳其总统德米雷尔向江授勋章。众所周知，在这样的场合，按正常礼仪应该由主人给江戴上勋章。不料江泽民却抢先一步，拿起勋章自己戴上了，令在场宾主目瞪口呆。

2002年2月21日，江泽民在人民大会堂设宴欢迎美国总统布什。江泽民当着在场百余名嘉宾高歌一曲“我的太阳”，美国总统布什马上鼓掌，并接着半开玩笑地请国务卿鲍尔唱一首小夜曲，鲍尔礼貌地微笑拒绝。晚宴中，江泽民又拉着美国第一夫人劳拉跳舞，跳完之后仍未尽兴的江又先后拉着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莱斯及驻北京大使夫人莎拉共舞。

2002年，江泽民去冰岛的时候，更是出了个巨大的洋相。在国宴上吃着半截饭，江泽民突然站起来高歌一曲，在场宾主都错愕不已。江的夫人王冶坪当时的面部表情十分尴尬，整个情景被冰岛最大的日报以大幅彩色照片详细报导。

最有意思的是一段广泛流传的江泽民发飙大骂香港记者的视频，连官方出版的库恩《江泽民传》也无法回避这一江的失态丑闻，将其淡化为江的一次发火。事实上，江的个性与为人，在那次突发失控中表露无遗。

2000年10月27日，香港记者在中南海问江泽民关于董建华在2002年香港特首选举中是否已经“钦定”，江泽民顿时表现激动，大发雷霆，训斥香港记者“天真”和“简单”。

记者：江主席，你觉得董先生连任，好不好呀？

江：好呀！

记者：中央也支持他吗？

江：当然啦！

记者：不担心这会影响香港自治吗？

江：我讲的意思，不是我要钦点他，你问我支持不支持？我说支持，我就明确告诉你，你们呀，我感觉你们新闻界也要学习，你们非常学习西方这一套的，你们必定是TooYoung（太年青），明白这意思吗？

我告诉你们，我是身经白战的，见得多啦，西方的那一个国家我没有去过，你们也知道美国的华莱士，（水平）比你们不知高到哪里去，我跟他谈笑风生，只是媒体也要提高自己知识水平，（用广东话说)识得唔识得呀！

你们有一个好，全世界什么地方，你们跑得最快，但是问来问去的问题呀，toosimple（太简单），sometimesnaive(有时无知)，懂得没有？我今天是作为一个长者，我见得太多啦，可以告诉你们一点人生经历，中国人有一句说话叫“闷声发大财”，我就什么也不说，这是最好的，但是我想我见到你们这样热情，一句话不说也不好，你们刚才在宣传上，将来你们如果在报导上有偏差，你们要负责。……

次日，10月28日，香港媒体前所未有的齐声谴责江泽民，这是自香港1997年回归中国之后，当地媒体第一次对中国元首发起如此大规模的谴责。当地报纸指责江泽民“心虚与傲慢”。几乎所有报章都排布了江泽民动怒的照片，以及全文刊录江泽民和记者的问答。

在国际政治中，很少有哪一国领导人被媒体有机会记录下如此真实的情绪表达，这段经典问答，配上江当时的面部表情与手势身行，足已让任何一个稍具阅历的观众，对江的人品有一个八九不离十的判别。包括江提及的华莱士更是直接了当的点了江的痛处，华莱士是《60分钟》节目的前王牌主持人，他的节目长期在美国十大收视节目中，占有一席之地，美国新闻界推崇他为“新闻拓荒者”，他于2012年4月7号去世，终年93岁。华莱士与江泽民确实在2000年见过面，不过，有意思的是，当时华莱士涉及的问题，都特别敏感，像六四和法轮功，他都坦率直问。两人间的对白，说不上“谈笑风生”，倒更像是“针锋相对”。

华莱士：“你，对我而言，是一个独裁者，一个权力主义者。”

江泽民：“我坦白说，我不同意你的观点。”

华莱士：“我知道你不同意。但美国俗语说，如果你走起来像只鸭子，叫起来像只鸭子，那你就是只鸭子。一个独裁者就是强行压制者，无论对象是新闻自由、宗教自由，或私人企业自由。你现在是有点接近了。”

这段经典对白，在华莱士去逝时，又再度在互联网上广传。令人缅怀和敬佩华莱士的胆量与智慧时，也看到了一个独裁者像鸭子般的丑态。

之前江就已经以常常出洋相而引起轰动，甚至成为国际笑柄。对于代表国家尊严的一国元首来说，这种丑角的表演，非常令中国人厌恶。

国母的传言：江泽民和他的女人们

2009年香港出版的《中共高干情妇档案》一书，披露了江和宋祖英丑闻的来龙去脉。

2002年，湖南邵东的一名民间书商曾出版《国母宋祖英》一书，引起江的震怒，最后作者被判刑，涉及出版的五十多人受株连获罪。

江、宋的故事早在1998年就在北京传得人尽皆知。北京的出租车司机经常和客人兴致勃勃地聊起此事，打发路上堵车时的无聊时间。

人说宋祖英还有自由出入中南海的特殊通行证“红卡”。1997年一天，一位借调到北京的女歌手乘坐宋祖英的车一同去中央台录音棚录小样，在车上这位女歌手无意中打开工具箱，赫然发现一张“中南海红卡”，顿时惊得目瞪口呆。女歌手肚子里搁不住事，不久此事就传遍总政歌舞团，以至于解放军系统、广电系统的一些文艺部门多次召开干部、党员、群众会议，要求有关人员“不造谣、不传谣、不信谣”，并将此作为一项政治纪律，要求必须严格遵守。那位女歌手不久即被所在单位遣回原籍天津。有消息说，回天津不久后，她就被人从凉台推下楼灭了口。

在2003年重新选举政协领导人时，有一位政协委员投票时将宋祖英的名字写入“政协副主席、秘书长”另选人名单中，当宣票员读出，“宋祖英（歌星）一票”时，台下爆发出意味深长的哄笑声。有意思的是，紧跟在宋祖英之后念出来的是：“李瑞英一票”，台下的人互相挤眉弄眼使眼色。代表也知道，选谁自己根本做不了主，那就干脆拿江泽民寻开心，这是“中国特色的民意表达”。

在江泽民得势的年月，宋祖英不但是年年春晚不容置疑的出演者，更是军衔最高的艺人，享受一级演员（师级）待遇的罕见红星。在宋祖英出道前中国最红的女歌唱家彭丽媛（习近平的夫人），一向的春晚都由她唱压轴，但后来到宋祖英，锋头之健更甚彭丽媛。

2006年10月，凭著与江泽民的关系，宋祖英在美国开了名为“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的演唱会。据知情人透露，此次美国演唱会各项投入总和超过300万美金。中方由文化部、驻美大使馆、中央电视台为主办单位，兴师动众，媒体爆炒，邀请美国国家交响乐团伴奏，华盛顿合唱团伴唱，宋祖英被戏称享受“皇妃”“国母”的待遇，20至60美金的票价，据宋祖英称一月前就施行“控制售票”了，以免被“抢购一空”。知情人说，大量观众的票都是领事馆经过严格政治审核后白送的，还有一部分票是让被使馆控制的侨社“承包”。

伴随她的地位上升，宋祖英与江泽民的丑闻在民间，甚至高层也开始流传得越来越广。

2004年2月21号，以反江（泽民）挺胡（锦涛）著称的中国二战史研究会会员吕加平写信给中共中央领导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希望能依法对江泽民的丑闻进行调查处理，并在自己的网页公布。不久吕加平被跟踪。

公布的“反映”一文除了反映江泽民的历史和入党问题。还有不少篇幅反映“有关江泽民和宋祖英的事”。该文指江泽民经常看宋祖英的演唱。有一次演出完后江泽民在与宋祖英握手时偷偷递给宋祖英一张小纸条，纸条上他自称“大哥”：“以后有事找大哥，大哥可以帮助你解决任何事情。”后来宋祖英把纸条的这段话告诉给了别人。

文章更暴料，前《央视》文艺部主任、多年执导《春晚》的赵安，2001年与一些知名女明星聚餐时，宋祖英趁著酒兴大谈她与江泽民的风流艳事，被赵安传了出去，结果赵安被判刑10年。

之前，赵安记录江宋绯闻的手稿被张俊以得到，张以此手稿内容向有关部门和领导发了200多封匿名举报信，举报赵安和宋祖英诽谤江泽民等领导人。张俊以却反被江泽民亲自下令逮捕法办。但对诽谤“党和国家领导人”，法院和新华网都语焉不详。

2002年夏天，宋祖英到四川某城市举办专场演出。经江泽民的亲信、中央警卫局局长由喜贵批准，当时的四川省委书记周永康(后任公安部长，中央政法委书记)给宋祖英以副总理级以上的国家领导人才有资格享受的一级警卫待遇。

这次演唱会，四、五万名观众的体育馆挤得座无虚席，都要来看江泽民的小情妇。宋祖英演唱的歌曲中，有一首湖北民歌《龙船调》，唱词中夹有对白：“小妹子要过河，哪个来背我哟？”结果，她演唱到这句问白时，台下观众竟齐声应答：“江爷爷来背你哟！”宋祖英下不来台，但也不能罢演，因为几万名观众是花钱买票来听歌的，只能硬著头皮演唱下去。唱到第二段，等宋祖英又说出这句问白后，台下几万名观众又应声如雷：“江爷爷来背你哟！”气得她当晚回到宾馆哭红了眼睛。

第二天，宋祖英就飞回北京向江泽民告状。江很生气，下令四川该市的市委书记彻查此事。可如今的市委书记也学会做官了，不愿为这事得罪老百姓，拖了几天，给中央有关部门回话说那天晚上演出时，市电视台和公安局都有现场录像，可镜头都是对准台上，没有对准台下，所以无法从几万名观众中找出“滋事分子”……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宋祖英为国家一级演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还成了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妇联执委、全国青联委员和中国音乐家协会理事。宋祖英也为维护江泽民的统治使尽浑身解数。她所演唱的都是为中共和江泽民粉饰太平的歌曲，诸如《好日子》、《越来越好》、《继往开来的领路人》、《永远跟你走》之类。吕加平夫人于钧艺女士表示，“有关江泽民和宋祖英的事”几年前已传遍大江南北，这事情是“有根有据的”，“比较可靠”。因为不仅仅是赵安、张俊以，还有其他人因为揭发江宋的关系被秘密逮捕了。

2011年5月13日，吕加平因揭露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的问题，而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秘密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其一位朋友与吕的妻子于钧艺也被以同案犯罪名判刑。

中国的言论控制一向严厉，中国民间从来不敢像现在这样四处传播、到处津津有味地议论当时在位领导人的丑闻。究其原因，其一，丑闻是真实的，其二，全国民众普遍反感江泽民，江泽民的民意指数已等同当年的“妖妇”江青。你相信一个堂堂的国家元首可以坐在主席台上色迷迷的死盯着一个女服务员三分钟不放吗？那记者都拍出来了！

除了宋祖英，江泽民还有几个女人。

人大副委员长的陈至立是级别最高的，她曾与江的大儿子江绵恒在同一个研究所，江泽民任上海市委书记后，陈至立被江委任市委宣传部长，在1989年陈至立不遗余力的打压《世界经济导报》。

江泽民入主中南海后，1998年任命从来没有从事过教育工作的陈至立为教育部长，后来又提升为主管教育的国务委员。陈推销的教育产业化改革，导致教育界乱收费、买卖伪造文凭愈演愈烈。一些高官背后称她“婊子陈”。

陈至立还把江泽民打压迫害法轮功引进校园，通过校园百万签名活动，在学生心中播种仇恨和谎言。她主管教育十年，教学风气涣散堕落，嫖、赌、抄三风充斥校园。清华、北大等几十所大学校长多次强烈要求她下台。

李瑞英是CCTV的新闻主播。李瑞英有几年是江泽民出访时必带的女主播。一次在江泽民出访时，李瑞英采访江泽民的画面在中央电视台晚间的新闻联播中播出，观众议论纷纷，说李不像是在采访，倒像是在撒娇。

黄丽满是深圳市委书记。80年代初，江泽民被任命为电子工业部部长，黄任职部办公厅。江稳固总书记之位后，把黄丽满调到深圳，先后担任广东省委副书记和深圳市委书记，连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江的亲信李长春都对她处处礼让。

黄丽满丈夫承包了耗资十亿元以上的深圳“联合广场”等工程，黄丽满的几个妹妹也跟着飞黄腾达。黄丽满在深圳呼风唤雨、贪腐挥霍。

中国行为艺术家艾未未的《一虎八奶图》被说成是暗讽江泽民和均有丈夫的陈至立、黄丽满、李瑞英和宋祖英集体淫乱，因为江泽民属虎，而四姘头共长八个奶。江亲信周永康用江泽民“经济上搞垮”的手段加以迫害，11月17日，艾未未的摄影助理赵赵以“拍摄淫秽照片”被北京公安局“打击黄、赌、毒专案小组”带走，讯问是不是艾未未让他拍的。

江是第一个在位出版传记的中共总书记。一般铁幕后面的独裁者很少有在世时出版传记的，因为这会涉及“党和国家的最高机密”。要给江泽民写传，需要深入上层，需要阅读若干材料－－包括一些不准让普通中国人知道的“机密”材料，还需要采访一些高层人士或亲近人士。

奇怪的是，江的传记要外国人来写。而且不怕“泄露党和国家的最高机密”，并且“主动配合”，两度由西方人撰写传记。

第一本《江泽民传》是由明镜出版社出版、由中国问题专家加拿大人杜林撰写的。他开始写这本书是因为在厕所里碰到江泽民一回，”激发了“能说一口流利中文的杜林要写《江泽民传》。

杜林在“前言”中说：虽然我不能说这本书瓜熟蒂落在那间厕所里，但我和江的偶遇的确让他在我脑中鲜活起来，单单追踪官方色彩甚浓的中国媒体，有时是难以形成这种印象的。那时我正在考虑探究这个人的一生，他在位六年，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生活的轨迹却鲜为人知，记者学者们都很少涉及。而我和他的一面之交，督促我快马加鞭。我完成这本书的时候，江已经执政十年，邓小平早已故去，很少有什么可以指引我们去了解江泽民。

杜林还说：为谨慎起见，我仅采用(中共)官方消息来源和第一手资料。我经常引用的两家香港杂志，《镜报》和《广角镜》，都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员出版，有官方背景支持，它们也是唯一两家在大陆发行的香港杂志，我视它们的消息具有可靠性。我将这两本杂志和中共在香港开办的《文汇报》和《大公报》当做“官方”消息来源。

事隔几年，2001年再次由美国人库恩为江泽民立传。库恩既不是传记作家，也不是记者，更不是中国问题专家，他是美国花旗银行执行董事，花旗银行在中国开设了分行。

《亚洲周刊》刊载了传记作家叶永烈写的“我和《江泽民传》书内书外的秘密”一文，披露了其中的内情和写作的前后经过。叶永烈说，2001年3月12日，他接到北京的长途电话，自称是中共中央直属机构的某办公室Y先生，有要事相谈。叶即赶往北京，被告知将与美国人库恩一道共同写作《江泽民传》，由于这是一个很敏感的任务，以“001工程”作为代号。现在库恩想找一位中国作家合作，叶被当局物色为第一人选。

叶文中说，Y先生谈了写作《江泽民传》的缘起，说目前海外出版的各种各样的《江泽民传》很多，但内容不是东拼西凑，就是反华反共，影响很坏。必须在海外出版一部观点正确、史实准确的《江泽民传》。他们办公室负有对外宣传的责任，但不能以官方的身份直接出面组织写作《江泽民传》。正好库恩作为美国的友好人士，主动提出写一部英文的《江泽民传》，由美国出版社出版。于是某办公室便挑选叶永烈作为合作者，以便使书具有民间色彩。

从Y先生的谈话中，叶永烈以为写作《江泽民传》的始作俑者，并非江泽民本人，而是中共中央直属的这一对外宣传机构。他们“自下而上”进行操作，希望能够得到“江办”的默许。这与当年毛泽东直接与斯诺谈话、江青直接接受维特克夫人采访全然不同。

叶永烈随即花了两天时间和库恩及其助手讨论了《江泽民传》写作计划和采访名单。随后，叶返回上海又起草了有关《江泽民传》的设想、3000字提纲和15页年谱，大量参考书目及百余人的采访名单。库恩对此表示满意。双方的合作最初是很顺利的，不过在起草计划书的过程中产生了分歧，上面写明“库恩是单独的作者”，而叶永烈只是“首席采访者兼首席研究员”。

叶永烈认为他是上海作家协会的专业作家，应该坚持中国作家的尊严，他和库恩是对等的合作者，而不是“雇主”和“枪手”的关系，所以无法在《江泽民传》的计划书上签字，双方的合作也就此中止。事后有关人士告诉叶永烈，其实这不是库恩的意思，而是“上面的意见”，因为上面认为由一个外国人出面写《江泽民传》比较合适，希望叶不要再坚持两人共同署名。

据叶永烈透露，库恩曾跟他有过这样一段谈话：“‘你的谈话，你提供的《江泽民年谱》以及其他许多资料，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不过，后来我们没有合作下去，原因错综复杂，并不都是他所能左右。”“说到这里，库恩叹了一口气，说了句真话：‘中国是一个黑箱子！’他对于‘黑箱操作’，无可奈何！他表示，彼此不能合作下去，不是他的原因，而是那个‘黑箱子’。”

库恩的上述言词，无疑在告诉叶永烈，整个传记的写作过程就是一场黑箱作业──欺骗世界的。那么一个喝着民主自由奶水长大的人，这位国际知名的投资银行家、企业战略家突然对写作传记发生了兴趣，而且要通过该传记颂扬一个在中国上下人人皆骂的东西，明知是黑箱作业却还要违心地与中共继续合作下去，其中内由就不能不令人深思！

写《江泽民传》是无法回避赵紫阳的，按理说作者就该采访采访赵紫阳。赵紫阳“去职赋闲”，就住在北京市富强胡同六号，很好找，又有的是时间和你聊，可是库恩就是不去惹那个麻烦。库恩也决不去采访天安门母亲丁子霖，不去采访异议人士和维权活动的代表人物。镇压法轮功是江泽民在任内干的一件大事，但作者也不去采访采访受迫害的法轮功。作者的“觉悟”高到这个份上，这本书还能有多少价值，有的是什么样的价值，也就可想而知了。

北京政界权威人士透露，叶永烈文章模糊提到的“中央某部门”系国务院新闻办（对外叫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局，一套班子两块招牌），Y先生的真名是新闻办辖下的局长杨扬。杨扬是高干子弟，曾留学美国。

据一位公检法要人披露，《亚洲周刊》叶永烈文章引起一场政坛风波，上面“龙颜大怒”，叶永烈旋即被列入“内控”名单。

《九评共产党》里有句名言说中共“以谎言为暴力的润滑剂”。今天中共统治的合法性需要从西方来证实。一方面用定单，公关手段讨好西方；一方面要玩起“出口转内销”的宣传手段。这比传统意义上的原教旨主义的中共更狡猾，更与利益相关。

江无疑娴熟“出口转内销”的宣传手段。2005年初由库恩（RobertLawrenceKuhn）撰写的《江泽民传》中英文版同时在海内外推出。果然，大陆媒体广为宣传，上海《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用一个整版摘载《江泽民传》，称库恩为“新时期的斯诺”，一语道出了大陆媒体炒作的玄机。库恩用充满人情味的描述把江的历史功绩与邓相提并论，然后说“他有时会作出过度的反应，就像在对待‘法轮功’问题上。有时他的反应又力度不够，就像刚开始对待‘非典’时那样”。好像轻轻一句话就可以把一场文革式的迫害带过，几万活摘器官的罪恶就可以“忽略”了。

当然中文版对英文原作有许多删节，应该把这两个版本叫做国内版和海外版，一个是骗中国老百姓的，一个是哄骗老外的。

现在是互联网时代，这种掩耳盗铃的小把戏有什么用？这点江当然明白，反正是能骗一时算一时，能骗几个算几个吧。

由前所述，中国二战史学者吕加平自2003年起揭露江泽民的生父是日本侵华期间的汉奸，江泽民本人也做过日伪汉奸；五十年代留学苏联期间，江泽民还被克格勃发展成线人。

2003年3月12日，出席中共人大会议的江泽民参加了湖北省代表团的讨论。江泽民说：“1966年至1970年我在武汉锅炉研究所当所长，当时正值文革，……，造反派把我的档案查了个底朝天。也好，证明了我历史清白。”身为总书记，他有必要表白自己“历史清白”吗？这是在说自己历史清白还是不清白呢？

1999年12月11日《人民日报》报导，江泽民同叶利钦在北京签署了中俄边界议定书。库恩写的传记中却找不到这次会晤的一丝踪影。大家知道，江泽民是连何时何地给谁唱了一首什么歌儿这些鸡毛蒜皮的事都要在传记中隆重写下一笔的，他跟其他国家领导人的会面更是一个不落了，为何偏偏漏掉了同叶利钦签署领土边界这样有关民族社稷的大事呢？

流亡在美国的民主运动人士伍凡先生说：“怎么可以证明这一点呢？我们看，到了中国和俄国签订边界条约的时候，他和俄国总统叶利钦签订了条约，把中国北方的领土，大面积的150万平方公里，拱手出卖给俄国。他是最大的卖国贼，并且这件事情他没有向全国公布，也没有向中共党内广为传达。”

江泽民在传记中为自己贴金的词汇里，出现频率最高的就是充斥满书的“爱国”二字了，甚至他上日伪大学的那一段历史的题目就叫“我是一个爱国者”。一个基本事实是，江的生父是替侵华日军做事的汉奸。在江泽民参加工作后的一生中，甚至他让人写的传记里面，都对他的生父唯恐避之不及，只有寥寥一句“生父于1973年去世”。

前面提到江泽民在13岁时被过继给了已经死去的共产党员叔父江上青。江泽民21岁大学毕业，13岁到21岁这“被过继”的8年间，是谁供养著江泽民呢？按江上青女儿江泽慧对库恩所说，江泽慧一家是“无尽的贫穷饥饿”，那么是谁替江泽民交纳高昂的学费去读贵族中学和南京中央大学，是谁让他在兵荒马乱物价飞涨的年代能够去学琴棋书画，是谁让他在离开校门不久，就可以在上海滩开着美式吉普车狂兜（库恩书中所言）？在这二十多年中养育他的，难道不是他的汉奸生父吗？

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造成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是两次世界大战的总和。共产党统治的国家，多与贫困、集权、迫害联系在一起。这样的国家，像中国、北韩、越南、古巴，屈指可数，末日可期。

这一切，似乎一千年前北宋邵雍在梅花诗中早有预言：“豹死犹留皮一袭，最佳秋色在长安”。今天的共产党，犹如“豹死犹留皮一袭”的“皮囊”，被中共继承下来，维持着共产党的统治。世界最后一个共产大国的魁首江泽民，2002年3月对华盛顿邮报记者这样宣称：“我年轻的时候曾相信共产主义会很快来临，但我现在不这样认为了。”现在仍然真正信仰共产主义者在中国已经寥寥无几。

尽管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已风雨飘摇，被世人唾弃，以其为权力依托，刚刚过上独裁瘾的江泽民怎肯让独裁者之梦轻易的得而复失？

按照马克斯•韦伯（MaxWeber）的分析，统治的类型有三种：传统型权威（traditionalauthority），法理型权威（rational-legalauthority），魅力型权威（Charismaticauthority），但江泽民是一个例外。他既不来自皇权天命，又不得自民主选票，更不是出于个人的能力。加上“六四”事件后中共面临的内外交困，江对权力的不安全感可想而知，既惧怕在中共内部被人取而代之，又害怕中共一朝瓦解失去权力。不过，黑箱操作的中共政治却恰好给了深谙溜须拍马、见风使舵的江泽民一展身手的机会。他挑拨军头杨尚昆和邓小平的关系，１９９２年把掌握军权的“杨家将”拉下马，在军中安插他的亲信，从而控制军队。１９９５年利用反腐败作为工具，把政治对手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送进了监狱，铲除了不买江泽民帐的“北京帮”。１９９７年，邓小平去世，江泽民终于媳妇熬出了头。１９９８年，江泽民再一次与中共元老薄一波做交易，以年龄为借口逼原中共第三号人物、享有广泛威望的乔石退休。同时，通过放手腐败把各级官员捆绑江泽民的利益战车上。于是，江泽民的权力得到不断巩固，最终掌握了实权。一个原本被外界认为没有权力基础的过渡人物，江泽民在台上一蹲就是１５年。

“六四”事件向全世界昭示了中共极端自私性与无道德底线的特征。作为一个分明知道自己对人民犯了罪的政党，为了维护专制权力中共可以不断地冲破起码的道德底线，永远把中共自身的利益凌驾在人民和国家利益之上，一次次对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中共在意识形态上彻底地破产，自改革开放以来积累的政治信用丧失殆尽，中共陷于极其严重的信任危机。在江泽民的统治下，直到现在为止，中共不但没有从这个信任危机中解脱出来，反而越陷越深。中共各级干部对中央的方针路线一点都不相信，上边骗下边，下边骗上边，中央骗全党，全党骗中央，人民不再相信共产党已经是普遍的事实。

新华社下属的《国际先驱导报》在《请让我来相信你》的报导中对这一事实作了非常形象的描述：

“这是一个神奇的国度。我们曾经对一切都充满信任，对领袖、对革命、对资本主义的必将灭亡和共产主义的光明未来……但我们现在却似乎什么都不信——不相信地方政府的表态，不相信媒体的报导，不相信身边人——尤其，‘政府说什么都加以怀疑，这已经成为多数人的习惯’”。

“当怀疑成为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如今，怀疑和警惕已经成为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因为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不断发生。住，我们有楼倒倒楼脆脆楼歪歪楼薄薄；吃，我们得小心假烟、假酒、假鸡蛋、假牛奶、地沟油、人造脂肪、美容而成的大米、药水泡大的豆芽、避孕药喂肥的王八、洗衣粉炸出的油条；出门，我们要提防推销的碰瓷的钓鱼（执法）的；上医院，我们担心假药、无照行医、被过度治疗（香港《太阳报》近日称，中国人去年一年输液104亿瓶，相当于人均8瓶）。此外，我们还要面对假票、假证、假中奖、银行诈骗、假老虎、假新闻等等。面对如此世态炎凉只能茫然自问：我们究竟该相信谁？”

“往往越是被官方或专家澄清的，反而越遭遇网民的质疑。”

1991年8月苏共垮台和随之而来的东欧剧变，给中共带来极大的恐惧和压力。当时除了苏联解体外，柏林墙倒塌、波兰团结工会获胜、捷克斯洛伐克发生天鹅绒革命、匈牙利完成了民主转型、罗马尼亚独裁者齐奥塞斯库被推翻和处决、保加利亚完成了第一次全国大选……共产世界土崩瓦解。有个形象的说法，推倒共产党执政的政权，在波兰用了10年，匈牙利10个月，民主德国10周，捷克10天，在罗马尼亚只用了10个小时。共产政权的连锁崩溃，令江泽民和中共如坐针毡，极度不安。

与此同时，世界上许多国家尤其是中国周边的一些国家和地区都在迅速改变。貌似强大的苏联在几天之内的垮台，耗费巨大的冷战正式结束，使得整个世界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世界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出加速增长的趋势。

内外交困的形势使中共统治合法性和生存受到了空前的挑战，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破产已使中共无法再用马、列、毛的原教旨主义整合其党徒和欺骗民众。八十八岁的邓小平在他著名的1992年初南巡中喊出了“发展是硬道理”的口号，再次推动经济改革，想通过经济发展的方式重新赢得民众的政治信任，继续党的权力。从此，经济发展成了中共执政合法性的唯一筹码。

然而，在意识形态破产后，没有真正的悔过自新，也没有道德和理想上的重新起步和新的追求，造孽太深的中共因害怕人民秋后算账，是不可能有道义上的勇气来抛弃共产主义的，而只能坚持政治高压以维持其专制权力，死抱着共产主义的僵尸不放。

马克思主义是中共的旗子。这是因为中共自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共产主义不是中华传统文化，而是泊来糟品。但是中共党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暴力”旗帜下，用武装抢夺方式公然的篡取政权，得到不少好处，所以中共一向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执政合法性的依据。“以革命的名义”，中共持续暴力统治中国人民，一党专制。“以革命的名义”，中国共产党人还时不时的窥视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权的位置。

马克思主义毕竟还在（《共产党宣言》中给人民画了一个遥远的大饼，“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中共当时给中国人民开过无数空头支票，例如“耕者有其田”，“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物质极大丰富”，“按劳分配”过渡到“按需分配”，“人人平等”，“人间天堂”。现在的中国人民连这个大饼的影儿也没摸著，且不说工人阶级当不了家也做不了主，普通人能和官员、高干子弟平等吗？总不能把社会完全颠倒成了“耕者夺其田”，“按捞分配”和“按权分配”，没有天堂也就算了，总不能让全中国人民都生活在“人间地狱”中吧。中国人从来讲个“名正言顺”，中共执政的合法性当然遭到有史以来空前严重的质疑。

倒旗还是不倒？真的倒桩了，还不得不说中共有种，搞暴政不用说是提倡民主，至少里子面子是一致的。不，中共那就不是中共了。中共的特点和多年执政经验中最宝贵的一条就是，无所不用其极，无所不用其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旗还得扛着。连人都懒得骗了，中共也该垮台了。那要骗人就骗到底，就连自己也一块儿给骗了得了。

有了这杆旗，中共才能绘声绘色地继续宣称自己的合法性。

江泽民不是毛泽东，邓小平式的共产党“伟人”，从战争年代的枪林弹雨中为共产党建政“出生入死”，赢得党内的声望和支持以及服从。身世不明的江泽民在民愤极大的镇压中莫名其妙的“鼠窜”上台是他最大的软肋，党内和民间都大不以为然。尽管他到处表演“扬州戏子”的吹，拉，弹，唱，仍然得到的是中国人的公开奚落和嘲笑。

能发展点马克思列宁主义历来被中国共产党人视作自己的殊荣，这样的殊荣往往是特殊授予党魁的，用于表彰并命名他的时代。有了这个规矩，江泽民以他仅有的“科长”级别的能力，“创造”出了点什么没有？

江泽民在扫除权利高层障碍连胜数算后，仍然感觉到党心和民心的背离，这对他的巨大权利欲望是个不可忍受的蔑视。在打响他的个人战争，以镇压法轮功凝聚党内集权时，他知道必须尽快的在党内确立自己的合法性。因为如果不把自己紧紧绑牢在中共的利益支柱上，他可能被当时仍然希望通过改革维持执政合法性的其他党人抛弃出中共历史的轨道。

中共是以党的利益，党的原则高于一切的。党内历次斗争，谁不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挂在门脸上，谁注定会被同志们淘汰出局，这是共产党的党性运行原则。江泽民的贪婪使他不仅把自己的合法性和党拴在一起，还必须让中共党把他的浅薄记入党的纲领，作为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贡献，写入中共党的党章，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江泽民说：“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这一点，要坚定不移，不能含糊。“要使党和国家的事业不停顿，首先理论上不能停顿。否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丢掉老祖宗，是错误的、有害的。”在中共建党80年时，江泽民自己出来把他什么也不是的“三个代表”定位为“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与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致的”江泽民连个合格的共产党人都算不上，却巧妙的厕身于共产主义伟人的行列，借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共国的残余因素，确立自己在中共党内至高的地位。

就像中共已经再也经不起哪怕是一点点真相的披露，由此可能造成整个中共体制的全线坍塌一样，中共经不起任何放弃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风险，因为人民会质问，放弃意味着否定，那么此前所有的历史错误由谁负责？都是谁的手上沾满数千万中国人民鲜血？党对历史的错误无法交代，紧紧抓住马克思主义的稻草，是中共没有纠错机制，也没有真正的纠错动机，因而一错再错，为了掩盖过去错误而继续现在和今后的错误，并把错误包装打扮的比胜利还要伟大光荣正确，错得永远光冕堂皇，永远有理的一种反映。

1991年苏共垮台造成了江泽民和中共心惊肉跳的无数日日夜夜，可是他们总结经验和教训，得出的结论是什么？

“1991年8月24日，苏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宣布了两项震惊世界的消息：一是‘苏共中央不得不采取自行解散这个艰难但又是唯一合理的决定’；二是‘我不认为我本人今后还能够完成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责，我将辞去自己的所有职权’。12月25日，克里姆林宫总统府圆屋顶上苏联国旗悄然落下，苏联自此成为‘过去式’”。

“戈尔巴乔夫时期，苏共领导集团打着改革的招牌，本质上改旗易帜，全面背叛马克思主义，实质上走上了资本主义的不归路，最终葬送了社会主义。”“苏共最终垮台的根本原因，在于苏共自赫鲁晓夫领导集团始逐渐脱离、背离，特别是戈尔巴乔夫等人最终背叛马克思主义。”“必须坚持把最高领导权始终掌握在忠诚于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政党、国家和民族的人手里。”

为了避免血债被清算，被送上断头台。江泽民想到这些时是发抖的。所以江泽民和中共煞有介事的继续高扛马克思主义的大旗。

历史并不是没有闪烁过一线的阳光，照亮中共这个阴暗的幽灵。

星岛环球网报导，台湾淡江大学战略研究所教授魏萼回忆，主导这波历史改革潮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曾在1988年9月向他坦白，“中共的‘四个坚持’应适时从《宪法》中撤走，保留在党章；邓小平当时已决定将马克斯、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画像从天安门广场撤走。当年中央军委主席、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与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在会晤他时，魏萼抛出‘四个坚持’（即坚持马列社会主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毛泽东思想、坚持共产党领导）是不是要考虑放弃的问题。邓小平闻言，严肃地说‘我们不放弃四个坚持，’；‘四个坚持可以适时的从宪法中撤走，仅保留在党章里头。我也决定先将马、恩、列、斯等四个画像从天安门广场撤走，只悬挂孙中山和毛泽东的画像。’事隔整整二十年，‘四个坚持’并没有如邓小平所愿地从《宪法》中撤走，但马、恩、列、斯的画像，确是从1989年4月26日即被撤离广场。”

为什么“四个坚持”并没有如邓小平所愿，如全中国人民所愿，从《宪法》中撤走？是因为党的权力移交到江泽民手中。江泽民为什么要祭起共产主义？世界上有那么多的模式和主义，任选一种不比共产主义更能让世界人民，包括中国人民接受吗？江泽民为什么要为中国定下社会主义，既共产主义初级阶段，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国家路线？为什么不愿放下这个背在中国人民身上无比沉重的历史和现实包袱？

这是江泽民的个人特点和中共的政党特点决定的。因为只有这样的主义才能让他尽情的用国家资源弄权，极尽国家甚至世界欲望之肆掠。这也就是中共强调的，在其经济足够强大时，将用以重新划分世界意识形态的中共核心价值体系。中共把自己作为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继承者，捍卫者，发展者，甚至领导者，尽管世界抛弃了共产主义，江泽民和中共还是要玩弄共产主义的。

在中国共产党的眼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绝对不能倒，这关系执政党的生死存亡，关系中共权力的最高拥有和其合法性。江泽民当然不会冒党之天下大不韪易帜改辙，他正志得意满的乘坐在中共桅杆之巅，后来的事实证明，当上天再次给予中国机会，再次给予中共机会，法轮大法在中国洪传，江泽民不惜用最残酷的暴力，满足他豁口大开的贪欲，显示他的统治者地位，即使是面临行将自毁中共的万丈深渊，他的个人品质不会让他悬崖勒马，他死守住这条逆历史的荒唐主线丝毫不松手。

就这样，在这个素以谎言治国而著称的专制国度里，产生了一个众所周知的谎言：

“中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国际上“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

“马克思主义的最终目的是要解放无产阶级和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在当前社会主义在国际范围遭受严重挫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和理想普遍遭到怀疑的情况下，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或科学共产主义的性质有其特殊的重要性。”“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

江没有打过仗，军队高级将领根本不拿江泽民当回事，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邓小平给江泽民安排的“顾命大臣”杨尚昆取笑江一摸枪就哆嗦，不知射击是什么滋味。

1992年8月，邓小平中风病危住进医院，当时，中共十四大人事权位安排正在紧张的进行当中，江因拖延支持邓的南巡讲话极度被动。中共军队中有几个派系，和当年野战军出身有关。二野出身的邓小平当军委主席时，其它派系的人马如原来三野和四野的非常不满，当时掌管军权的杨氏兄弟都是邓小平的人。杨氏兄弟在军中权力大，军队内其它派系的不满自然就转嫁和集中到杨氏兄弟身上。这股力量被江利用来作为“倒杨”力量之一。

8月下旬杨白冰召聚了高级将领四十六人，在北京召开“碰头会”，商讨军队人事安排，重点是江泽民能不能胜任军委主席一职。杨白冰提到中共党内外反对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的人很多，提出邓百年之后军队如何保驾护航，贯彻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的问题，请与会者谈谈各种设想和应变之道。这些人毫不留情的数落江泽民反对改革而又平庸无能，对军事一窍不通，没有魄力，无法胜任军委主席的职务。

江泽民当然未获邀请，得知这一消息后，惊恐失措，对杨白冰更加咬牙切齿，此后一直想置杨氏兄弟于死地。此时江从上海带进北京的军师曾庆红，给江出了个借邓刀杀杨氏兄弟的计策。这样，江泽民一边向外面散布谣言，一边向病中的邓小平多次告“御状”，说杨氏兄弟已经有迹象夺邓的权，他心中非常忧虑。几次吹风之后，邓小平开始怀疑，再让人去打听，果然外面有这种说法，于是杨氏兄弟失去了邓的信任。

与此同时，江泽民和曾庆红为了离间邓小平和杨尚昆之间的关系，采取多方位进攻的方式。邓小平晚年深居简出，深受其子女的影响。身为太子党一员的曾庆红了解这一点，于是策划利用邓的子女来离间邓杨之间的关系。曾庆红通过同是太子党的朋友刘京和俞正声，让他们和邓朴方联系。刘京是文革中造反派头头，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原作者之一，也是曾庆红曾在北京工业学院，即后来的北京理工大学的校友，当时任昆明市市长；俞正声当时任青岛市市长。俞正声和刘京曾先后担任过邓小平长子邓朴方的中国残疾人理事会副理事长。在曾庆红的授意下，俞正声和刘京同邓朴方见面时，故意耸人听闻，大谈“杨家将”的危险，要提防他们。

随后，曾庆红亲自和邓朴方会面，强调江泽民忠于邓小平，有能力，只是被杨氏兄弟架空，无法施展。曾庆红对邓朴方说，杨尚昆、杨白冰的势力过大，要在军队内彻底替换“老爷子”邓小平的人马，这非常危险。曾庆红分析，杨尚昆在“六四”问题上内心矛盾，有较明显的平反意图，一旦杨尚昆与赵紫阳联合，整个形势就翻过去了。曾庆红摸著邓小平的政治心病，“对症下药”，在“六四”问题上大做文章，离间邓杨关系。曾庆红进一步恐吓邓朴方说，那样的话，政局就要失控，“老爷子”就会被秋后算账。曾庆红和邓朴方见面之后不久，江泽民带着总政治部副主任于永波一起亲自拜见了邓小平，当面向邓小平指控杨氏兄弟有野心，要夺取军权，当时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也在场。

9月7日至10日，中央军委召开会议，讨论军方在十四大上的人事安排。掌握军队人事组织大权的杨白冰列出了提拔100名中高级将领的名单，交给刘华清和杨尚昆批准之后，交给江泽民审核批准。江泽民和曾庆红对名单进行一番分析之后，觉得这是离间邓杨的大好机会，于是扣而不批杨白冰列出的名单。杨尚昆见江泽民扣住“100人名单”，问江泽民为什么不批，江泽民回答说要请示邓小平。

江泽民、曾庆红更加紧搜集打击杨氏兄弟的黑材料，一方面越发在暗中鼓动扩散杨白冰所提“100人名单”事件，另一方面继续在私下叫人散布谣言。一时间北京针对杨尚昆、杨白冰兄弟谣言四起，说“杨家将不可一世”，“杨尚昆想取代邓小平”、“杨尚昆、杨白冰试图搞一场不流血的政变”、“邓小平将不久于人世”、“杨尚昆想当军委主席”等等。

中共军队中本来山头林立，矛盾错综复杂，一些人对杨尚昆、杨白冰兄弟不满。于是江泽民、曾庆红找来张爱萍、汪道涵等人，让他们联络军中反对杨氏兄弟的势力，向邓小平打小报告，说杨氏军中势力太大，有篡权的野心，建议改组中央军委，解除“杨家将”的军权。

江泽民、曾庆红通过多方渠道把杨氏兄弟要“夺军权”和“平反六四”的消息从四面八方传到了邓小平的耳朵里。邓小平觉得问题严重，尤其是经过了这一场病，意识到要对后事进行安排，既要在十四大上确保改革开放的路线，又要防止“六四”被翻案。在江泽民一连串的刻意效忠假象下，邓小平完全中了江泽民和曾庆红的阴谋毒计。加上陈云和薄一波的反对，事到如此，邓小平也只好放弃撤换江泽民之意，并且废除了杨氏兄弟的军权，举荐刘华清、张震等老军头辅佐江泽民执掌军权。但邓小平内心深感江泽民靠不住，只能作为过渡人物，要从长远打算，挑选年轻的“跨世纪接班人”。在中共十四大上邓出人意外地给江泽民安排了接班人──四十九岁的胡锦涛。给接班人安排接班人，在中共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据刘华清回忆，在十四大召开前夕，已经退休的邓小平于1992年10月6日给中央政治局写过一封信，谈到了对中央军委人事安排的意见：“今后主要由刘华清、张震两位同志在江泽民同志领导下主管军委的日常工作。将来挑选接班人的工作，需要熟悉军队的人来承担责任。”邓小平在信中对新一届军委领导班子有个具体方案。

中共十四大在1992年10月12日至18日在北京举行，杨氏兄弟出人意料地被剥夺了军权。杨白冰明升暗降，成为有名无实的政治局委员。

邓小平虽然老谋深算，久历沙场，但是这次却栽在鼠辈小子江泽民和曾庆红的身上。从此，亲密无间的邓、杨两家断绝了来往，邓小平和杨尚昆之间60年的友情在中共残酷内斗中付之东流。事实上，邓小平砍掉胡耀邦、赵紫阳、杨氏兄弟后，等于是自毁长城，在党内和军队中失去了最有力的助手。刘华清虽然忠于邓小平，但是一方面年事已高，另一方面能力有限，在政治斗争中不是江泽民和曾庆红的对手，几年后也遭到江、曾的整肃。

中共十四大上邓小平让多年的铁杆支持者杨家将兄弟退出军队核心，随着邓的健康每况愈下，一批元老们也风烛残年，而江泽民在军队中也逐步提拔了亲信。此时，江泽民开始盘算著把矛头指向北京市这个重要的政治滩头阵地了。

北京市是权力斗争的必争之地。如果不能把北京卫戍区、北京市委、市政府和中央警卫团的权力牢牢抓在手里，中共的最高领导人就毫无安全感可言。但在干部如何选拔上，江泽民只有一个原则，就是对他不效忠的人都不用。

陈希同在北京当市长和市委书记期间，北京成功举办了亚运会，打通了二环路和三环路，北京市的面貌改观很多。而且，陈希同在六四镇压时态度强硬，因此认为自己维护中共江山有功，至少在政治局委员的位置上应该再上层楼。谁料想却被江泽民捡了个现成便宜，窜上高位，心里自然十分不平衡。

此外陈希同与邓小平的关系非常好，在1992年邓视察首钢的时候公开宣称陈是改革派。陈在当时北京电视台的节目间隙不断打出深化改革的标语口号，利用各种场合发表改革言论。陈要求北京市委机关报《北京日报》“尽快对小平同志南方讲话精神作出反应”，在陈的授意下，《北京日报》全文转载了深圳报纸上关于邓小平南方讲话的内容，比中宣部按江“统一报导口径”报导的《人民日报》还早了一天，令江泽民十分被动。这些都给了陈看不起江泽民的本钱，因此，江泽民要想控制北京，要解决的最大问题就是陈希同。

1995年，首钢前董事长周冠五因经济问题下台，其子周北方也被捕入狱。北京市秘书集团受贿案被曝光，副市长王宝森在同年4月死在了北京近郊怀柔县一个叫崎峰茶的山上。官方的口径是王吞枪自杀，而实际上从现场的脚印、创口、火药、弹壳等线索可以看出：王是他杀而非自杀。一个明显的证据是，现场只找到了子弹头，而子弹壳是干警们用探雷器找到的，该子弹壳已经被踩入土里。王死的地方人迹罕至，事发后又保护了现场，弹壳被“踩入土里”说明王死的时候身边有人。

王宝森的死使陈希同慌了手脚。按照中共官场的规矩，什么能够报导什么不能报导，完全取决于最高领导人的喜好。既然王宝森的死通过中央电视台大播特播，这预示著权力斗争的风暴拉开了序幕，邓已无心保陈，陈终于知道自己是在劫难逃了。

江泽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最后搞出的证据也不过是陈希同“自1991年7月至1994年11月，在对外交往中接受贵重礼物22件（其中金银制品8件，贵重手表6只，名贵水笔4支，照相机3架，摄像机1台），共计价值人民币55．5万余元”。这对于政治局委员这个级别的领导人来说，实在算不了什么，甚至可以说相当“清廉”了。陈希同为此锒铛入狱，因贪污罪被判13年，因玩忽职守罪被判4年，两罪并罚共计有期徒刑16年。

2003年底，陈希同因为患膀胱癌保外就医。出狱后，陈写了五万字的申诉书，指控江泽民对他的政治迫害，称自己是权力斗争的牺牲品，并举报江泽民父子的经济犯罪问题。中共的腐败，早已渗入整个系统从上到下的每一细胞。江泽民“反腐败”是为了权力斗争，在中国已经是尽人皆知的事情。

乔石是江泽民的老上级，是江泽民深为嫉恨的人，也是江泽民的克星。1997年，中共召开十五大，为了让自己在中共政治局里为所欲为，江泽民非常想把乔石搞掉。江泽民、曾庆红知道乔石深孚众望，威望、资历、能力、民心都远在江之上，没有正常办法可以逼乔石离开政坛，只好在乔石比江泽民年纪大二岁这一点上做文章。江泽民、曾庆红与薄熙来的父亲薄一波密谋，针对乔石，提出了“政治局常委70岁退休”的政策。他们知道乔石为人正派，一定会服从组织。果然乔石光明磊落，答应退休，让“70岁”退休成为政治局常委的年纪红线，要求江泽民再任一届就把权力移交给胡锦涛。事实上，江泽民当时也已经71岁了，也该退休，但是曾庆红以江泽民是总书记，可以特殊为由赖在台上不下来。

政治局常委乔石、李瑞环和元老万里等人，在不同场合不约而同地公开了当年邓小平及政治局常委确立胡锦涛为第四代领导核心，政治局是有通过的，是合法的消息。显然，他们爆出这一内幕的目的，就是向党内昭示这一合法性，并说明任何企图推翻这个决议的做法，都是非法的。乔石在退休之前的一系列动作，使得江泽民只能在邓小平所建立的游戏规则下运转。

江泽民当时还有一块心病就是自己没摸过枪，军队里没有人脉，薄一波出主意说：党指挥枪，那政治局常委会里有军人就不合适了。老规矩该改的还是要改。从十五大开始，军人被挡在政治局常委会之外，这又为江泽民解决了一个大难题。

1998年下半年，以乔石为首的部分全国人大离退休老干部，根据大量群众来信反映公安部门非法对待法轮功炼功群众的问题，对法轮功进行了一段时间的详细调查、研究，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并于年底向江泽民为首的政治局提交了调查报告。但心胸狭窄的江泽民对乔石等人公开他的继任者的作法异常嫉恨，所以是凡乔石推崇的，他就要打击，这是由极强的妒嫉心理决定的。

说起江的妒嫉心，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发生在1992年9月，当时江泽民去浙江余姚市的“河姆渡遗址博物馆”参观，这个博物馆很有名，堪称7000年前的古动物王国。1982年，河姆渡遗址经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河姆渡遗址博物馆”的招牌题词是由乔石写的，原因有二，一个是因为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乔石于1949年至1954年曾经在浙江工作过；另一个原因是乔石夫人是余姚人。但江还是要重新题字，博物馆虽然很为难，还是于1993年5月，借口博物馆整理后重新对外开放，把乔石的题词拿下来，挂上了江泽民的题字。

不要忽视人的这颗妒嫉心，它能小到制造事端，大到改变历史。江泽民在权力稳固后，就是因为，妒火中烧，不惜拿整个国家和全中国人的未来作赌注，干出了一件惊世骇俗，人神共愤的大恶事，此乃后话，先按下不表。

由于70岁而退的规矩，到了2002年中共十六大，江泽民也必须退下，但江想幕后继续掌权，政治局常委里的李瑞环是个障碍。李瑞环资历与江泽民一样，1989年之前威望还比江高，李的能力比江强、民望民心远胜江泽民。

江泽民在1987年能得到政治局委员身份是沾了李瑞环的光。李瑞环是木匠出身，1987年前后在政坛上就斐声中外，1987年中共13大要进政治局，但是中共大老们觉得他最年轻，只是天津的市委书记，如果他单独进入政治局，会显得太突出，所以就让北京的书记李锡铭、上海的书记江泽民和最大省份四川的书记杨汝岱都跟随李瑞环一起进入政治局。

如果中共十六大李瑞环还留在政治局常委里，那江泽民就不可能当慈禧太后，江的军师曾庆红也就无法操纵书记处和政治局常委会，因此又操纵年纪问题诱李瑞环下台。2002年时李瑞环68岁，不到江泽民、曾庆红在1997年搞出的“70岁”的大限，所以江、曾只好新搞个“七上八下”，67岁还可以新任一届政治局常委、68岁就必须退休。这就是中共政治局常委“七上八下”的由来。

“七上八下”本来只是江泽民、曾庆红用来搞李瑞环的工具，最终却也成为了一个党内的政治规则。到了2007年中共十七大，曾庆红也是68岁，蓦然发现自己搬起的“七上八下”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自己必须在十七大退休。

“上海帮”是江泽民1989年上台后为维护个人统治拼凑起来的，以上海和江苏省干部为基础的地域性派别。这一派别具有明显的上海江浙人的特点，精明，讲实利。江泽民执政十三年，”上海帮”干部遍布中央地方各级党政机关，形成了当时中国最大的政治势力。

中共建政后，上海由于它作为中国工业中心和第一大城市的地位，重新在中共的权力运作和人事构成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上海市委书记常常在中共政治局中占有一席之地。

文革时期，曾经在中共党内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四人帮”又被人称为“上海帮”，因为其中三人──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都在上海长期工作过，而毛泽东的妻子江青三十年代曾经在混迹于上海演艺圈，也算是与上海有点儿关系。

第二次就是江泽民时代，像曾庆红、吴邦国、黄菊、陈良宇、陈至立等等，有人认为，江氏“上海帮”这个说法并不确切，因为中共高层中来自上海的干部并不一定就是同舟共济的”帮友”，比如上海出来的朱镕基就与江不是一路人，有的也并不一定都是缘于江泽民的直接提携。但是，凡上海帮成员都有各自与江的利益脉络有关，陈良宇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

出生于1946年10月的陈良宇，在1984年3月任上海电器工业公司党委书记时，得知时任电子工业部部长江的夫人王冶坪是他公司属下一个电器研究所的总务室副主任，陈觉得这正是巴结讨好江的绝好机会，顿时喜出望外，于是，便经常以“调查研究”为名到电器研究所，想法设法的和王套近乎，拉关系，在王的面前毕恭毕敬，一口一个“王阿姨”，并下令把王提升为总务室主任。这以后，他经常亲自到王家送这送那，跑里跑外，殷勤备至，关照不已。在得知王有病时，更是常去问候，并介绍当时最好的医生医治，亲自下厨房为王煎药。当知道江的小儿子在上海一家工厂当工人时，便立即下令将他调到其母的电器研究所工作，随后又要所里出资让其到上海工人业余大学读书深造。这使王非常感激，为了报答陈的照顾，王在江回上海时，和江一起看望时任上海市长的汪道涵时特意提起陈良宇，汪道涵随后向上海市组织部打招呼，并于1985年1月将陈任命为上海市老干部局副局长，后又提升为上海市黄浦区区长。江任上海市委书记后，迅速将陈提拔为上海市副市长。江因六四被提最高领导后，更是将陈提为上海市长、上海市委书记和中央政治局委员，使得陈如火箭般快速上升而官运亨通，成为江最信任的干将和守护上海大本营的大管家。在中共十六大后，江已有意将陈作为江自己隔代接班人培养，以接替胡锦涛。但在2006年7月陈以腐败案件而落马，成为上海帮的重大折损。

江一直对胡锦涛不放心，其中原因之一是后上来的胡不愿意替江背镇压法轮功的黑锅，这让江一直在寻找可以接替胡的心腹人选。同时，因狂热执行江的镇压路线而养壮起来的中共政法委及610体系，几乎成为了第二个权力中央，不仅消耗大量的资源，而且任意行事，架空了胡锦涛、温家宝的新政，江、胡斗也就成为中共近年年来的路线斗争的主线。

陈良宇被拿下，江不得不另选人选，太子党薄熙来因在当地镇压法轮功积极被看好，但江最紧急的是在2007年阻止胡看好的李克强上位。由于江系自己手里没有人选可以在2007年上位起到阻击作用，作为缓兵之计，无派系的习近平被江胡双方接受，立为储君。

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是元老，开明，有人性，与前中共领导人胡耀邦、赵紫阳关系亲近。胡锦涛、温家宝是胡耀邦当初提拔的，受惠于胡耀邦，自然对于习仲勋也非常亲近、尊重。

江系提出了习近平，由于习近平正是胡锦涛、温家宝的“师弟”，自然乐于接受和善待习近平。

所以，习近平不属江、曾的派系，其上台只是江曾的权宜之计。江、曾的算盘是先在2007年阻止胡锦涛的接班人上台，在2007年-2012年期间内，让江、曾真正的接班人薄熙来锻练成熟、取得威望和权势，在2012年的中共十八大上至少得到常委和中央政法委书记的位置，这方面江系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一直在力挺薄。

江、曾预计在十八大后再经过二年左右的时间，利用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在全国通过“唱红打黑”取得的对全国的挟持和操控，把“重庆模式”推向全国，再利用薄熙来掌控的全国政法委、武警部队、以及全国众多被薄熙来掌握的军队人缘、江泽民在军中的力量等，罢免甚至逮捕习近平等人，到时候全国又是江、曾的天下。本来江、曾的计划得到了顺利的贯彻，薄、周已经完成了一半的进程，谁知道2012年2月薄熙来手下副市长王立军与其反目，出逃到美国驻成都领事馆，使得整个计划曝光，江系全盘崩溃。

随着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共产主义已被证明彻底破产。既然这个罪恶的意识形态无法凝聚党徒的忠心，江泽民于是选择了用腐败来收买党徒对这个制度的维护。在此过程中，江泽民还发现，腐败还可成为打击异己的工具。

江泽民之前，中共无论“保皇派”或“造反派“，“保守派”或“改革派”，都有其政治纲领为标准。江泽民之后，中共进入了无理念、无底线时代，而江泽民建立权力基础的过程，更是在中共树起了一套新的权力模式，那就是放手腐败，共谋权、利。

怂恿三峡工程，这只是江泽民放手腐败政策的第一部。邓小平1992南巡重启改革，保守派被击溃，江泽民既感到继续投身保守派的危险，也本能的看到了放手腐败的机会。他一方面投邓小平之所好，拉起了改革的大旗，另一方面却偷换改革的内容，将邓小平所肯定的市场经济搞成了权力经济，将中国五千年文明都不曾有过的官府与资本的通奸变成他建立、膨胀权力的诀窍。第一批江家帮的班底，如李长春、贾庆林、陈良宇、曾庆红，周永康等，几乎无一不从走私、招商、圈地等赚个满兜满裆，大大小小以权谋私的官员们迅速的集结在江泽民的旗下。于党于军于国从未有过任何建树的江泽民，通过此一波放手腐败，祭起贪婪与自私的恶魔，奇迹般的在几年内建立起他的权力基础，一个过渡性的人物就此站稳了脚跟，并左右中国政坛达二十年，直到今天。

从江泽民时代开始，腐败甚至成了官员晋身的投名状。清廉的官员则成为被清理的对象。

福建省连江县委书记黄金高，为查自己辖区内的腐败大案，一方面受到上头压力，另一方面受到黑社会威胁，6年带着防弹衣上班。2004年8月11日，无奈投书人民日报旗下的人民网，题目为《为何防弹衣随我六年》。结果一年后黄还是被逮捕，并于2005年11月8日被判处无期徒刑。

2012年1月25日下午8时12分，胡耀邦的长子胡德平在新浪微博上发帖：“我们所有的媒体都充满谎言！没有一句真话，到处吹嘘歌功颂德，我们的官员96%都贪污包二奶。”可见江泽民以“腐败治国”造成的腐败之烈。

八十年代江泽民地位不稳，便让江绵恒去美国留学、拿绿卡，观望中国形势。92年江泽民手握党政军大权后，让江绵恒赶快回国“闷声大发财”。于是江绵恒带着全家回来了，1993年1月他在中科院上海冶金研究所工作，四年后担任所长。随着江泽民地位的稳固和权势的增大，江绵恒投入商海，当官发财两不误。

1994年，江绵恒用数百万人民币“贷款”买下上海市经委价值上亿元的上海联合投资公司，开始了他的“电信王国”生涯。上联是由一位姓黄的上海市经委副主任策划创办，为此而付出了大量心血。但是成立和运作了三个月之后，黄突然被调回经委，然后“空降”而来谁也不认识的江绵恒，并且自任董事长兼总经理而成“电信大王”。那位黄先生就此消失，连名字都没有人记得了。“上联”就这样被江绵恒抢去。

明面上“上联”是国企，但实际等于江绵恒私产。江绵恒以上联为个人事业的旗舰，坐镇上海。由于他是江泽民的儿子，所以要钱有钱，要权有权，做生意包赚不赔，海外华裔和西方商人包括雅虎掌门人杨致远等纷纷上门拜访或投靠，几年时间江绵恒已建立起他的庞大电信王国，2001年上联和上联控股的公司已有十余家，如上海信息网络、上海有线网络、中国网通等。业务相当广泛，如电缆、电子出版、光碟生产、电子商务的全宽频网络等。

上海商界人士称，江绵恒的董事头衔多得数不清，上海若干重要经济领域他都染指。甚至上海过江隧道、上海地铁的董事会，他也有份。有位商人坐上海航空公司的班机，无意中发现空中杂志上刊登的上航董事会举行会议的照片，其中一人即是江绵恒，但上航正式股东名单则从未向社会公布过。他们说，江绵恒既是中国电信大王，也是上海滩的大哥大。

这还不能使江氏父子满足，因为在中共的历史上，富商做的再大，没有官位做保证也是危机四伏。于是1999年12月2日，国务院宣布的任免名单中，令人跌破眼镜的出现了江绵恒的名字，他被江泽民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坐着火箭挤进国家领导人的行列。

2001年5月，在香港举行的《财富论坛》，江泽民带了“国家领导人”江绵恒出席，介绍给非富即贵的国际要人认识，特别是跨国公司的富豪们，以扩大江氏王国的实力。果然在中国申奥成功的第二天，江绵恒就开始与这些外国富豪们签下大笔订单。此时，江绵恒已经成了中共“官商一体”的最高代表。

在没有“中国网通”之前，江绵恒是“网通”老板，他扬言说要吞并“北方电信”，其实“网通”早已经让江绵恒给折腾空了，他根本没有能力收购“北方电信”。为了解除江绵恒的危机，江泽民亲自下令中国电信必须一分为二，分为“北方电信”和“南方电信”，把“北方电信”十个省固定资产白白送给“网通”。

2004年9月，作为内地四大电信商最后一个没有上市的公司，“网通”的上市时间表一拖再拖，10月是最后期限。为何中共四大电信商中的三个都有上市实力，而江绵恒却在得到北方电信十个省固定资产后还是没有资产？钱哪里去了？

这段时间，江绵恒把网通三次整合后又统统撤销，在令人眼花缭乱的整合、撤销把戏中，他把国家电信资产都收集到自己腰包里。江绵恒亲自网罗来的中国网通总裁张春江毫不隐讳的说：这一切就是“为了股票上市”。说白了就是自己把官产掏空了化为己有，让买“网通”股票的人当冤大头。2011年7月22日，张春江受贿案一审开庭，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新唐人电视台2012年5月10日报导，江绵恒以对台统战为名义动用巨额国家资金投资个人事业的黑幕亦被曝光。1994年江绵恒抛下上海冶金研究所所长的职务，以数百万元购下价值上亿元的上海联合投资公司。有了上海联合投资公司，江绵恒在上海有了地盘搞自己的电讯王国。当年最轰动的新闻就是江绵恒与台湾企业钜子王永庆之子王文洋超级合作组建宏力集团在上海浦东张江高科技园区建晶圆厂一事，一度被称为两岸“金权太子党”的超级合作。

王文洋不过是一介书生，因搞婚外恋不被父亲认可被赶出家门，他那超级合作的巨资从何而来？在台湾媒体的连番追问下，王文洋透露他“投资”的十六亿美金资本，他自己其实没出一分钱。几十亿资金都是江绵恒单方面出资，江绵恒才是真正的大老板。江绵恒多年来一直对外隐瞒这个事实真相。

江绵恒最初购下上海联合投资公司的资金来源与刘金宝有密切关系。刘金宝也在1994年开始出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行长，97年调任中国银行港澳办事处副主任，再一路升到总裁、副董事长，可谓平步青云。2000年江绵恒又创立宏力微电子公司，投资64亿美元，所需资金当然都是从国库来的民脂民膏。

当年在江宣布不再当军委主席之前，黄菊就在上海大兴土木，为江建造了两处行宫。后来，江绵恒决定以上海为基地发展其“电讯王国”。于是从申请审批到银行贷款，黄菊均一路大开绿灯，为其实际操办者，正是黄菊的秘书王维工。

号称上海首富的大地产商周正毅在2003年5月被查扣，他逃税、操纵股票和不法贷款已经导致中银香港分行总裁刘金宝被撤职。此案被称为“建国以来最大的金融诈骗疑案”，调查结果直指江绵恒，因为当年宏力微电子公司成立时，刘金宝从中银上海批出的十几亿贷款都是违规操作。

香港有媒体透露，在调查周正毅官商勾结圈地问题时，甚至已查到江泽民两个儿子头上。据说调查人员查到在紧邻静安区的普陀区，发现江泽民长子江绵恒和普陀区政府也以周正毅在静安区的手法圈了一大块地。江绵恒和江绵康在上海圈的地都是批准使用的，但都是免费圈地，不掏一分钱。江绵恒比周正毅还恶，周还要给上海帮进贡，而惹不起的江大公子只需让住户强迁远郊，绝不按照规定给予任何补偿。

香港中国人权民运资讯中心发布消息，江泽民的儿子江绵恒卷入卷入了周正毅行贿案，胡温当局已经掌握江绵恒和周正毅的一卷谈话录音带。消息说，2003年5月26日晚，江绵恒与周正毅在一家歌厅会晤，期间江向对方泄露了国家机密，包括前香港中国银行总裁刘金宝的案情等内幕。由于在江与周会晤前，当局正调查周正毅行贿一案，周的手机其实已被监听。于是警方顺势在江周会晤的歌厅安装了监听器，两人的谈话全被录下来。当晚江绵恒离开歌厅后，公安部门立即拘捕周正毅，并把录音带送交中共高层。

江泽民的次子江绵康没有哥哥那么火，但也被江泽民委托徐才厚塞进了南京军区任副政委，军衔为少将。江绵康本来是搞无线电的，历来的工作都与军队毫无关系。江泽民要退休前，觉得把枪杆子交给谁也没有交给自己的儿子放心，就想把江绵康调到总参，不料被迟浩田顶了回去。没办法，江泽民只好把儿子塞到总政组织部任第二局局长，不久升任组织部副部长，再提升为组织部部长。

江上青共有两个女儿，江泽慧和江泽玲。江泽民提拔江上青的女儿江泽慧当上部级干部。江泽慧原不过是安徽农业大学一名普通教师。江泽民升官后，江泽慧受到火箭式提拔，先升安徽农大林学院院长，随即再升农大校长，然后又任林科院院长。

江泽民有个在安徽蚌埠当了十八年扳道工人的姨外甥吴志明，是江泽民生母吴月卿一支的亲戚。吴志明不学无术，直到江担任上海市委书记，才在1986年3月入了党，提了干，最后火箭式窜升成副部级干部：现在是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武警上海市总队第一政委。

江泽玲的儿子邰展因炒作房地产而亏空1150万元人民币，但由于邰展是江泽民的外甥而在审判时受到层层阻力。邰展因炒卖房地产失败并无力偿还，于是伪造了“扬州港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公章，将某港商的四十五套住房抵押给工商银行。该案被港商告上广陵法院而于2000年3月审理。虽然法院认定“房屋产权迁移证”上的公章是伪造的，但受到当时就任扬州市委书记的吴冬华、市政法书记冀仁贵及扬州中院院长帅小芳等人的施压，被迫于2000年3月30日宣布中止对该案的调查与审判。最后，邰展未受到任何处罚，港商也未能收回房产。

十几年来，邰展利用其为江泽民外甥的身份大肆进行买卖房屋、股票及投资娱乐业。他先后任“扬州大厦”总经理、“添展娱乐城”的老板及多家合资公司董事。邰也曾利用其江泽民外甥的身份向军方背景的“北方工业集团”借贷1600万元人民币买卖股票，此后邰一直活跃在商业火线上。2012年2月6日，发生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叛逃美领馆事件，重庆官场地震。邰展出任重庆市政府副秘书长一职，同样官商通吃，并以此宣示江泽民在政坛的影响力还在。

2003年1月，江泽民把自己的外甥夏德仁调任辽宁省省委常委、大连市市委副书记、大连市市长。从此江泽民到大连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呼风唤雨。

周永康自称是江泽民夫人的亲侄儿，并时常吹嘘自己是“是江主席身边的人”。周品行恶劣。据接近周永康的人士透露，周时常以“忘我工作”为名，住在酒店晚上不回家，实际上暗中召妓嫖宿，并曾多次在实业宾馆奸污内部女工作人员。但在镇压法轮功的过程中，周永康是冲在最前列的几个人之一，后来被江提拔为公安部部长。在2007年十七大召开时，周因血债累累而被江泽民拔擢为政法委书记，跻身政治局常委，并成为胡锦涛和温家宝的重要政治钳制势力。

此外，江泽民还有多少或明或暗的亲戚在做官或闷声大发财，已经难以统计。

“远华案”的主角是厦门远华集团董事长赖昌星。赖于1994年成立远华集团，后来从事走私活动。从96年到案发，远华集团从事走私犯罪活动达五年之久，走私货物总值人民币530亿元，偷逃税额人民币300亿元，合计造成国家损失830亿元。

尽管厦门远华公司走私案在港澳炒翻了天，中国媒体仅仅在1999年11月《北京晚报》的一个角落披露，然后媒体一片沉默。2000年海外媒体如《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等开始大篇幅报导，远华案受到国际社会关注。

“远华案”案发的起因是1999年3月，当时的中国总理朱镕基接到一封匿名信，揭发厦门市的远华集团公司大规模走私详情，其中含有相当详细的人证物证，因此而扯出这起金额达天文数字的走私大案。对这起案件，朱镕基表示：“不管清查到谁，都要一查到底，绝对不讲情面”。江泽民也表示：不论是谁，都决不手软。但不久，专案组就发现案件跟江泽民身边的人贾廷安、贾庆林有密切关联，江泽民的立场立即发生改变。

2000年初，香港《经济日报》引述北京消息人士说，中共中央派出的“四二○专案调查组”，必须在3月初两会召开之前全部结案，以使当局能在两会期间，将这一案件作为“跨世纪反腐败大案”的“重大成果”，公诸于众。这显示江泽民最真实的算计不过是希望能够利用这个案件来为自己贴金，同时希望尽早结束调查，免得查到自己的家门口上来。

到了2000年，纪检、监察、海关、公安、检察、法院、金融、税务等部门协同办案，厦门特大走私案及相关的职务犯罪的案情被基本查清。在这期间，共有600多名涉案人员被审查，其中有近300人被追究了刑事责任。2001年，各级人民法院已对厦门特大走私案涉及的167起案件做出判决，涉及被告人269人。在2001年7月还没有结案时，就已有几人被判处死刑，并已执行，其中包括中国工商银行厦门市分行原行长叶季谌、厦门海关李宝民和李士专等人。

这么一个世纪大案，在没有完全查明的情况下就枪毙十几个从犯，事实上是把证据消灭了，让“远华案”成为结不了的悬案。这其中的原因，就是因为案件牵扯到了江泽民自己身边的人，所以江泽民迫不及待地要杀人灭口。而这种阴险的杀人灭口，却被江泽民拿来当作自己的决心和成绩在媒体上大吹特吹。

在远华案中，江泽民的心腹、江办主任贾廷安就曾向赖通风报信。赖昌星透露，他和江泽民五个秘书中的三个都很熟，包括大秘书贾廷安。贾廷安是江泽民当总书记时的办公厅主任。从江泽民在电子工业部时，他就担任江的秘书。1985年1月，贾廷安跟随江泽民从北京到上海。1989年6月，又随江泽民回到北京。贾是江泽民最重要的秘书、幕僚，内部称其为“大秘书。”

2004年，江泽民把江办主任贾廷安调升军委办主任，还硬以“特殊情况”和“有利于工作”为由，提出将贾廷安从上校直接擢升为中将。军委委员们说贾的行政级别也就是司局级、军衔是上校，这样做底下会造反。江泽民不死心，再次提出，在中央军委讨论时，二度被搁置，可见贾廷安是江的心腹。

赖昌星对《远华案黑幕》的作者盛雪说，虽然他和江泽民本人没有直接接触，但他曾有意给中央军委捐款。江的秘书便报告给了江泽民。赖昌星披露，江泽民“他本来也知道我是他秘书的好朋友。”

远华案中牵涉到的另一个主角就是江泽民的亲信贾庆林。

厦门远华案涉案资金确定为700亿人民币左右，牵涉多达250名以上的地方、省甚至是中央级别的官员。他们被指控在1994年到1999年期间，收受数百万美元的贿赂，使价值数亿美元，包括汽车、燃油、原材料、重型机器和奢侈品的货物通过厦门港口走私到中国。而1994至1996年，贾庆林是福建省委书记和福建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这是江泽民不让往上查远华案的原因。

贾庆林生于1940年3月，河北泊头人，因为与江泽民同具第一机械部工作经历，幸运地受到“老上级”江泽民的欣赏，因此随着江泽民后来当上中共总书记，政治前途一路水涨船高。

在江泽民打垮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后，1996年时任福建省委书记的贾庆林，被江泽民提拔到北京当市长，之后再出任北京市委书记和政治局委员。2003年，中纪委四位副书记向中央委员会提出对贾庆林资格政审进行复核，各民主党派和政协人士纷纷提出反对贾庆林任政协主席的同时，国务院审计署又爆出了贾庆林在福建主政期间的特大经济丑闻。

国务院审计署于2003年1月下旬，向中共中央政治局、人大常委会提交了本届审计国债专项建设资金报告。该报告披露，1993年由福建省委决定，投资二十亿元，建设福州长乐国际机场。至1997年初，已超支十二亿元。而1993年至1997年，贾庆林在福建省长、省委书记任期内，挪用和侵吞建造长乐机场建设费用。经查证，其中十二亿八千万元，是被福建省委、省政府挪用侵吞了，大多消耗在给高干搞福利或下落无据、不明。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建成后，从1998年初运营至2002年，五年间累计亏损达十五亿五千万元。其原因是建设规模过度超前，目前旅客量和货运量，只达到设计规模的百分之三十，机场建造实际成本是国内同等机场的一点二五倍。该审计报告还披露：在兴建过程中，贾庆林、贺国强先后十一次签发挪用国土专项资金来垫付超支经费达十二亿元。

审计署还查证：借建机场挪用、侵吞的资金，部分是兴建和购买了五百七十多幢豪华别墅，分布在福州，厦门，珠海、大连、青岛、无锡、杭州、北京等地，被二百三十多名高官匿名侵吞。

2000年12月，国务院审计署在审计国债专项建设资金时，已在审计报告中重点提出：在兴建机场、建设高速公路、三峡工程、农业综合开发这四大建设中，严重挤占挪用建设资金、严重超支、投资资金下落不明等情况严重，并点了“贾贺工程”（“假祸工程”）存在着挪用及资金去向不明等问题。

当时，这一报告送江泽民审阅时，江泽民仅作了简单的批示：类似长乐机场情况，比较普遍，问题出在管理上。之后便退回给国务院了。

贾庆林当福建省委书记时，他的妻子林幼芳在中国外贸集团福建省总公司任党委书记。林与远华撇不清关系，有严重贪腐行为。为此，2000年江泽民让贾庆林与她离婚，用来表明贾跟林幼芳“划清界线”。不过，林幼芳曾在2000年1月公开否认了有关她的丈夫已经同她离婚的报导。她说：“我结婚四十年，我们的关系很好，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当时，她还澄清指出，她“从来没有听说过那家在香港注册的华远公司”。当然林幼芳是在装傻，涉及走私的集团是福建厦门的“远华集团”而非“香港注册的华远公司”。福建人都说，林幼芳负责福建的外贸，不认识福建的第一大进出口大富户，只有傻瓜才相信。她的辩白是越描越黑。

1999年9月18日，江泽民刻意“考察北京城市建设工作”，和当时面临弹劾声浪的北京市委书记贾庆林同时出席公开活动。外界普遍认为，这是江泽民挺贾的一个政治动作。

临近十届人大、政协“两会”召开，被江泽民内定为十届政协主席的贾庆林，迫于压力正式以书面形式，以健康为由，向中央政治局提出要求，请辞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的职务，与妻子返回家乡“休养”，但被江泽民严词拒绝。江泽民说：你要下台了，我就完了。可见江泽民有不可告人的经济犯罪没有披露出来。江利用贾，贾保护江，他们之间的利害关系可见一斑。

尽管江泽民把贾庆林塞进中共最高权力机构，但远华案始终是贾永远挥之不去的阴影。贾和远华案的关系，也成为中共腐败政治的最大经典，成了江泽民反腐空话的最大讽刺。

2011年7月23日，赖昌星被加拿大政府遣返回中国，正值中共大佬们云集北戴河召开会议，商讨十八大人事权力分配。赖昌星的回国，对贾庆林打击最大，贾庆林因此放弃了十八大人事安排的发言权。在2012年年初的王立军、薄熙来事件中，贾庆林的态度一直暧昧，不像周永康那样与胡、温死顶，盖因远华案软肋被攻击之故。

像贾庆林这样的贪官，还有黄菊和陈良宇等，都一度是江泽民死保的对象。在2006年，江泽民为维持权力和十七大人事发言权而弃陈保黄，造成陈良宇被判18年徒刑。

以反腐打击政敌是江泽民的一大发明。前面提到的陈希同是最典型的一个例子。

在远华案爆发后，江泽民也根据涉案人员与自己的亲疏远近或打或保。被江泽民重手修理的人中有中共资深外交官姬鹏飞的儿子姬胜德，被判处了死缓。

这次远华走私案，受牵连最深的党和国家级前领导人是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刘华清的女儿刘超英和一儿媳妇均因涉远华走私案被捕。

刘华清是“六四”之后邓小平给没摸过枪的江泽民安排的军事“保姆”。邓小平安排江泽民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军委主席时，担心江泽民与军队毫无渊源，因而特地安排刘华清、张震两员老将出任军委副主席，为江泽民保驾，以稳定军心。

江泽民在翅膀逐渐变硬了之后，开始在军中培植自己的势力，提拔了一批中青年将领。不久，江泽民改变了以往不问军事的习惯，更多的直接插手军中的事务。刘华清、张震曾经多次声称，要由懂军事的人领导军队，以此来表达对江泽民插手军队的不满。甚至有人说，刘华清在政治局会议上经常指著江泽民的鼻子教训他，因为他觉得他是邓小平安排下来的，在没打过一天仗的江泽民面前摆摆老资格是理所当然的。他哪里知道江泽民是小人，得罪不起。

1999年，五十年大庆，江泽民传令不许军队退休老军头穿军装，其实就是为了突出自己。阅兵前，江泽民到天安门城楼上会见党政军要员，但见刘华清上将军装帽徽威风凛凛，江觉得他简直是跟自己叫阵，憋着火问道：“不是说不准穿军装吗，你怎么搞的？”刘华清没有买账，冲口而出：“你一天仗没打过都可以穿军装，我怎么就不能穿！”

江一时被噎得说不出话，气得脸色煞白，浑身哆嗦，直到阅兵式要开始被请下城楼坐上阅兵车时才缓过劲儿来。阅兵回去以后，江便对由喜贵说，要狠狠整整刘华清。

中共十五大以后，张震宣布退休，邓小平也已经去世。同时，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布置，江泽民在军中的势力也已经日益强大。这时候，江泽民意识到整刘华清的时机成熟了。刘华清本身没什么把柄，但那时刘的女儿刘超英（总参情报部五局上校副局长）卷入了美国的政治献金丑闻。刘超英的上司正好是姬胜德，而姬胜德的朋友是赖昌星。这终于给了江一个机会。

出生于台湾的美籍华人钟育瀚1998年在美国向联邦调查局承认，他于1996年6月在香港与刘超英首次会面，当时的刘超英不仅是解放军的上校，同时也是中国航天控股公司负责国际贸易的资深经理。该公司主要从事卫生技术，导弹交易和火箭发射等业务。他承认，九六年七月十一日，他为刘超英申请到美国签证，并于七月二十一日，和刘超英共同出席白宫一项餐券价格高达二万五千美金的晚宴。当晚，刘超英不仅见过克林顿，还与克林顿合了影。她拿了一笔数额为十万美元的金额，给美国华人钟育瀚，作为克林顿民主党竞选总统的“政治献金”。

小女儿刘超英和二儿媳郑莉是刘华清最疼的两个人。因为她们被捕的事，刘华清寝食难安，斟酌再三，别无他路，只有老著脸皮亲自打电话给江泽民讲情，但江泽民接电话后没有说一个字，听完之后就放下了电话，嘴角浮起一丝得意与轻蔑。曾庆红曾经对刘华清说：你反对江主席，咱们奈何不了你，但是把你儿媳、老婆、子女抓起来是绰绰有余。

在处理刘的亲属一案中，全过程由江泽民亲自坐阵，直接下令，给办案人员撑腰。刘华清亲属被抓后，据说江泽民的“近臣”曾向他建议：“要善待恩人的后人”，也就是说刘华清辅佐他有功，但江一听就火冒三丈，让他立即闭嘴。

2000年，正在厦门远华走私案调查紧锣密鼓地展开的时候，广西自治区主席成克杰被处死了。

成克杰是少数民族（壮族）出身，早年曾任广西柳州地区铁路局技术员、工程师、总工程师、副局长、局长。他从基层做起，逐级而上，1986年出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1990年升任广西自治区主席，1992年成克杰跻身十四大中共中央委员，1998年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出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为副总理级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但成克杰在担任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期间，伙同情妇先后收受贿赂达4109万多元人民币。2000年7月31日，成克杰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收受巨额贿赂”罪名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成克杰立即申请上诉，于8月22日被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驳回。9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了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上报的对成克杰判处死刑的裁决。9月14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行刑队对成克杰执行了死刑。

一位副总理级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一个半月就干脆利索的给“喀喳”了，成克杰因此成为中共建政以来被处以极刑的职务最高、处死最快的领导干部。

9月21日官方报纸的一篇社论中说，成克杰被处决，是当局针对高干不管职位多高都不能逍遥法外的警号。社论还说：“对成克杰的判决，以及政府矢言彻查这起厦门走私案，证明政府在肃贪方面，言出必行。”可是成克杰贪的那点钱还不够江泽民那“中国第一贪”的儿子江绵恒贪污的零头多。

据消息人士透露，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被处死的真实原因是得罪了江泽民。原因是成克杰曾表现出对人大代表、歌星宋祖英有点“关心”过度，引起江泽民醋海生波，导致小命不保。可叹的是成克杰至死也不知道自己得罪了谁，是谁非要他的命不可。

仓促上台又无人的道德的江泽民选择了共同犯罪的执政方式，通过放手腐败、给予官员贪腐机会来换取他们的服从和支持。任何对江泽民有异心的官员则得不到专制权力的保护，不但遭到严厉打击，还起到了为江氏体制脸上贴金的作用，用来继续误导欺骗民众。

就这样，在江泽民的威逼利诱之下，理想缺失的中共统治集团迅速堕落成为一个拥有专制权力的货真价实的犯罪集团。腐败已不再仅仅是中共统治机器的润滑油，而成了中共统治集团的粘合剂，成了共同理想的替代物。共同犯罪成为江氏体制的真正驱动力。

江泽民把共产党带入最坏时期，江泽民的腐败性制度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彻底毁坏中共的官吏制度，摧毁了执政党应有的所有起码道德，因此也摧毁了中共执政的合法性。除了党内的阴谋和损害中国人民的利益，别无其他事可做。官吏集团不仅背叛了五千年传统中的吏治规矩，而且背叛了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甚至也背叛了早期无数共产党人引为自豪的“抛头颅，洒热血”的奋斗理想和精神。呜呼哀哉！

真正懂得这一点，就不难读懂江泽民以来的中共历史，就不难读懂江泽民以后，为什么个人道德不像江泽民集团分子那么坏的好人总是无法改变中国的败坏现状，甚至反过来，总是处处受制于江泽民的党的体系，党的制度，党的官吏集团。江泽民的行事方式是，有好人是不安全的，你不坏我不放心，我得用权力和诱惑迫使你和我一样坏才行。这种“共毁”的执政方式，在几千年历史中是从来没有过的现象，也是中共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的情况。江泽民的道德腐败癌细胞已经扩散到整个党的肌体，党的成员身上，以致每一次称为“改革”的政策和措施，都成为腐败性体制和官僚阶层攫取更大利益，吞噬更多社会公权力的机会。

现时的中国盛行的只是赤裸裸的利益关系。对个人而言，要为私人谋利，入党、做官是最短的途径；对中共而言，将更多的人与统治集团捆绑在一起，则必然不断扩大可供谋利的位置。从九十年代开始，在腐败规模空前扩大的同时，伴随着政府规模的不断扩张，公务员及附属于官僚集团的人群收入也明显高于其他工作类别。

下面是互联网上流传的因贪污受贿两千多万元而被拘捕的原江苏省建设厅厅长徐其耀写给他儿子的一封信，全文如下：

孩子：

你的来信我已收到，对你在大学里的表现，我很欣慰，你要再接再励。既然你选择了一定要走仕途这条路，你就一定要把我下面的劝告铭记在心：

1、不要追求真理，不要探询事物的本来面目。

把探索真理这这类事情让知识份子去做吧，这是他们的事情。要牢牢记住这样的信条：对自己有利的，就是正确的。实在把握不了，可简化为：上级领导提倡的就是正确的。

2、不但要学会说假话，更要善于说假话。

要把说假话当成一个习惯，不，当成事业，说到自己也相信的程度。妓女和做官是最相似的职业，只不过做官出卖的是嘴。记住，做官以后你的嘴不仅仅属于你自己的，说什么要根据需要。

3、要有文凭，但不要真有知识，真有知识会害了你。

有了知识你就会独立思考，而独立思考是从政的大忌。别看现在的领导都是硕士博士，那都是假的。有的人博士毕业就去应招公务员走向仕途，那是他从读书的那天起就没想研究学问，肯定不学无术。记住，真博士是永远做不了官的。

4、做官的目的是什么？是利益。

要不知疲倦地攫取各种利益。有人现在把这叫腐败。你不但要明确的把攫取各种利益作为当官的目的，而且要作为唯一的目的。你的领导提拔你，是因为你能给他带来利益；你的下属服从你，是因为你能给他带来利益；你周围的同僚朋友关照你，是因为你能给他带来利益。你自己可以不要，但别人的你必须给。记住，攫取利益这个目的一模糊，你就离失败不远了。

5、必须把会做人放在首位，然后才是会做事。

这里的做人做事你可别理解为德才兼备的意思。这里说的做人，就是处关系。做事是实际工作，这点会不会都无所谓。做人就是把自己作为一个点编织到上下左右的网中，成为这个网的一部分。记住，现在说谁工作能力强，一点都不是说他做事能力强，而是指做人能力强。呵呵，你看那些把能力理解为做事的人，有好日子过才怪。

6、我们的社会无论外表怎样变化，其实质都是农民社会。

谁迎合了农民谁就会成功。我们周围的人无论外表是什么，骨子里都是农民。农民的特点是目光短浅，注重眼前利益。所以你做事的方式方法必须具有农民特点，要搞短期效益，要鼠目寸光。一旦你把眼光放远，你就不属于这个群体了，后果可想而知。要多学习封建的那一套，比如拜个把兄弟什么的，这都不过分。

7、要相信拍马是一种高级艺术。

千万不要以为拍马只要豁出脸皮就行，豁得出去的女人多了，可傍上大款的或把自己卖个好价钱的是极少数，大部分还是做了低层的三陪小姐。这和拍马是一样的道理。拍马就是为了得到上级的赏识。在人治的社会里，上级的赏识是升官的唯一途径，别的都是形式，这一点不可不察。

8、所有的法律法规、政策制度都不是必须严格遵守的。

确切地说，执行起来都是可以变通的。法律法规、政策制度的制订者从没想到要用这些来约束自己，而是想约束他人。但你要知道，这些不是人人都可以违反的。什么时候坚决遵守，什么时候偷偷违反，让谁违反，要审势而定，否则宽严皆误。

以上这些都是做官的原则。现在要仔细想想，如果你真能逐条做到，你就能一帆风顺，如果感觉力不从心，就马上另外选择职业吧。

现时中共官场流行“50%”的潜规则:只要腐败的官员们能守着“吐出一半、上送三级”的官场“规矩”，把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贪污款项拿出来，逐级往上送，至少送三级，在遇到风波，或者遇到政治运动的时候，就能安然过关，基本上平安无事。倒是那些“小气鬼”和“清官”，遇到打击腐败的风头来时，反而最危险。“小气鬼”是因为舍不得花钱买平安，一旦有人举报时，上面不会有人出力硬保。而“清官”则是自己太干净，弄得下面的官不敢放手捞钱，断了下面人的“财路”，犯了官场大“忌”，容易遭到他人暗算。苏州市一个姓华的副市长，本人清廉，当了几年副市长，母亲还是乡下户口，没有公费医疗，因为母亲住院花了一万多元医疗费，这个副市长没钱付，请一家乡镇企业代付，被人逮住报了案，结果丢了官，还判了三年刑。

当年创下单笔受贿金额之最、贪污受贿数额之最的苏州市原副市长姜人杰受贿过亿，因有人举报其儿子姜荑的公司注册资金的来源有问题而案发。从他家中抄出的现金来不及点数，用秤来清点，据说有23公斤，几百万元，连地板下藏的都是钱。但在姜人杰得知自己可能被判死刑时，即表示要将功赎罪，“判我死刑？那别人搞的钱比我多好几倍，怎么判？我要揭发。“果然，姜人杰“愤然”一揭，又有不少贪官落网，曾经担任苏州市财政局局长十多年、后升任苏州市政协副主席的赵文娟就是其中之一。

2011年12月23日，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一份正式报告《反腐倡廉蓝皮书》中都不得不承认：“出现了腐败主体从个体向集团化蔓延，腐败手段从显性向隐性扩展，金融腐败、资源腐败、期约腐败等现象，腐败范围从经济、政治、司法领域浸染到社会、文化、教育领域，并出现了跨国境‘外向型’腐败。”

互联网上有这样的一种评论：“贪官是中国最明白的人。然而，很多人也许忽略了，还有一个群体，虽然也高喊反腐败，但因为身居官场甚至高层，对腐败的体制性根源其实比谁都认识得更清楚，也更加认识到这种体制性根源不可能短期内消除，甚至已经不可能从根本上遏制。也正因为最明白、看得最透彻，所以这个群体只是一边号召反腐败，一边大肆腐败，并极力维护这个腐败根源的存在。”

现在是任凭反腐风暴横扫，贪官该怎么滋生蔓延还怎么滋生蔓延；以至中共总书记胡锦涛也承认，能否遏制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被江氏腐败体制绑架了的中共业已到了“反腐亡党，不反腐亡国”的地步了。

江氏腐败性体制形成于私有化、转型中的中国，原本的经济改革就自然地变成了放手腐败的最好的借口和掩护，最佳承载工具。专制权力不受制约，在私有化进程中，公权私用，使得国家资源以种种形式，如国家垄断企业、抓大放小、资金重组等等，被私有化到由掌有腐败权力的官员所形成的利益集团手中。最开始只是作为“机会”、“潜能”，从子女开始；然后集结各种能转化成物质利益的团体来消化这个“机会”、“潜能”，逐渐形成集团。就这样，国家资源和已积累的财富经被瓜分并实化到了寡头们手中。到了这一步，这个国家已经不能再通过简单的转型来恢复成为正常的国家，保持国家正常秩序的社会基础结构被中共的道德完全蛀空了。

这种腐败性制度由中央起、到部门、到省、市、县一路下来，瓜分各级所有的公共资源，就形成了几种独特的形态：

第一，它将全国从国家一级起瓜分成若干权力范围所界定的领域，如宣传（媒体）、石油、通讯等，一个政治局常委有可能管几个领域。再往下，又由这个领域的官老大在部门、省重复这个过程，给予贪腐的权利，瓜分部门、省的资源，一直到乡镇。形象的讲，就像若干巨大的老鼠会，从政治局常委往下铺满全国，形成一些巨大的官商匪利益网，层层盘踞在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上。

第二，大老鼠们虽不在名义上直接拥有国家资源，却掌握著国家资源的运用与投放，比如说，各大国家垄断行业，石油、电讯、交通，等等，都在大老鼠的管辖之下。他们的子女、亲属却可以“拥有”被“界定”过来的“私有”公司，从垄断部门“接活儿”。如此类推，一直到乡镇。

在这样的腐败体制中，一个国家的经济被瓜分，并被以贪腐权力为中心的大大小小的利益集团所控制，离贪腐权力中心越近的，能得到的利益越多，越能空手套白狼。

人们不禁要问，在这样的腐败性体制内，财富是怎样从公共财产变到官僚资本权贵的手上的？前边谈到江泽民儿子江绵恒从公家的公司中白拿白抢，成为暴发户。自从薄熙来事件曝光以来，更多的江家帮主要成员的案例浮出水面，让我们看看周永康和曾庆红家族的部分案例。

周永康1999－2002年任职四川省委书记，2002年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中央综治委主任任等职，是江泽民垂帘听政后江家帮的主要前台干将。

阿波罗新闻网2012年4月8日“惊爆黑幕：周永康儿子一出手一次就白抢近30亿”。

周永康的儿子周斌借助周永康权力，勾结古蔺县县长申远康等，伙同早已安排托管郎酒厂的私企老板汪峻林暗箱操作，假借国企产权改制，采取自卖自买手段，以郎酒厂自有资产作抵押，将拥有固定资产17.28亿元（尚不包含无形资产在内，不包括价值十亿左右的窖藏酒在内），处于盈利状态的四川省古蔺县郎酒厂蓄意搞垮。串通建设银行贷款一亿元，又勾结评估公司低价评估，贱卖贱买郎酒厂。然后用郎酒厂的钱，去还了建设银行的贷款。周永康的儿子等人真正的空手套白狼，一分钱没掏，变相掠夺了郎酒厂的资产。

曾庆红曾是江泽民的二号实权人物，也是江泽民除周永康外的另一大心腹。他是中共元老曾山与邓六金之子，1989年随江泽民进京，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1992年在排除杨家将事件中为江泽民稳定地位起了决定性作用。后升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党校校长；2003年至2008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政治研究室副主任、军事学院出版社社长的军内老干部辛子陵，最近在海外媒体上实名发表文章，公开举报前国家副主席曾庆红的重大腐败行为。

“辛子陵文章介绍：2006年，曾庆红的儿子曾伟从银行贷款7千万，在山西太原买了一座煤矿，然后通过一家有关系的评估公司，评估到7.5亿人民币，再由山东最大国有企业鲁能集团出资7.5亿收构了该煤矿。通过几次这样的反复操作，本来没有拿出一分钱的曾伟，变魔术一样，手上有了33亿元。然后，他竟然直接以这33亿元，买下了账本净值738.05亿元，实际价值1100亿甚至更多（因为此前就已布局，国家电网的规划完全是按照鲁能的产业分布来部署的，鲁能已被精心打造成一只可以下金子的母鸡）的山东鲁能91.6％的股权。”

“澳洲《悉尼先驱晨报》（TheSydneyMorningHerald）2010年披露的曾伟和太太蒋梅，在2008年斥资3240万澳元（约人民币2.5亿元），在当地购买了一座澳洲有史以来第3昂贵的豪宅，该豪宅位于WolseleyRoad，该马路聚集了悉尼乃至澳洲最贵的豪宅。”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张宏良2007年就撰文《惊天大案，738亿国有资产被私吞》。内容详述山东最大的国有公司——拥有738亿资产的鲁能集团被几个身份不明的神秘人物悄然黥吞。博客阮一峰的网络日志评论，如此惊天动地的巨额国有资产被黥吞，居然不知道收购者是谁？不仅局外人不知道，包括鲁能集团处级干部，全国各地属下几十个总裁都不知道！银亿股份上海公司营销总监王士章在微博指出，很久前听说曾庆红的儿子要私有化鲁能。”

署名陆云的文章指出，“这次交易意外被国内媒体《财经》详细披露，在海内外、党内外激起极大愤慨，交易被迫废止，曾伟已经吃到嘴里的肥肉，也不得不吐出来。但是，此案最能体现中国特色的是：虽然案情内幕几乎已全部被媒体公开，做下如此巨大腐败恶行的曾伟，不但没有被追究罪行，国家反而赔偿了他个人42亿元。有曾庆红这把大伞在背后罩着，把千多亿国资送给曾伟的鲁能及山东省的有关官员，同样安然无恙。”

北京大学宪法学教授张千帆在他的文章中说，“当代‘中国模式’的奥妙正在于将政治和经济的逻辑结合一体，通过发明‘地方GDP’指标等考核机制并鼓励和纵容官员寻租，把各级官员一起发动起来搞‘改革’、促‘发展’，动力十足、惯性巨大、不可遏制，但是代价也极其高昂。什么地方都要圈地、搞工程、拉项目，因为这些成了关系官员‘乌纱帽’和钱包的产业链。如此上马的工程当然质量低下、浪费资源、污染环境，因为它们谋求的就是以最小的投入为自己争取最大的产出，从而最高效地将公共利益转换成个人利益，而工程、项目、‘发展’正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机会。问题在于，一个‘大跃进’和众多‘小跃进’的害处哪个更大？‘大跃进’的灾难当然是巨大的，但是一个人的破坏能量毕竟是有限的；如今这么多人打着‘改革’、‘发展’的旗号一起搞破坏，破坏的潜能几乎是无止境的。”

江氏腐败性体质利用公权力强行瓜分国家资源，立下了极坏的道德示范。二十年来，江氏腐败体制所造成的贪腐乱象并不只限于贪腐权力中心，早已渗透到社会各个阶层，监守自盗蔚然成风，整个中共体制已经完完全全沦落到了朽木不可雕的地步了。

例如，湖南省邵阳市检察院有四名在当地产生很大影响的科、股级干部特大贪污案：

• 一是市政工程总公司财务科副科长陈代光，利用财务管理上的漏洞，在两年时间里，贪污业务单位交来的工程款及上级拨款424万余元，用于吃喝玩乐，养情妇，下赌场，结果被执行死刑。

• 二是市劳动局社会劳动保险事业管理处财务科科长张红，为了帮助丈夫圆百万富翁的“梦想”，利用社保处存在银行里的养老保险金作抵押，先后贷款830多万元给丈夫用于办工厂、开酒店等。

• 三是市新华书店计财股长钟红梅为能长期包养情夫，4年时间里采取收入不入账、虚报支出的手段贪污75万余元，以此打造“第二爱情殿堂”。

• 四是市内一家银行的储蓄所主任杨坤坚，利用平时准备好的24个存折，在3个小时内分两次往这些存折上虚存存款598.8万元，并取出30万元后潜逃长沙。在长沙的两天时间里，他从这些存折上取出127万多元现金，到四星级酒店疯狂“潇洒”，住总统套房，还花62万元买了一辆富豪轿车，1000多元钱一个的打火机一次就买了6个，真正是花天酒地，要不是两天后即被抓获归案，这近600万元的国家资金就要被挥霍一空。

在剖析这几起案例时发现的一个共同特点是，这些“小人物”之所以铤而走险，心态上发生问题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比如，陈代光在别人讥笑他“脑子不开窍”、“跟不上时代潮流”之后发觉了自己的“窝囊”；杨坤坚也是耳闻目睹了所谓上流社会的高档生活方式之后，感到了严重的心理不平衡，潜移默化之下就产生了“我为什么就不能像他们那样潇洒生活”的攀比心理。有了这种畸形欲望，就不可避免地变得疯狂贪婪。

当国家资源被彻底瓜分后，中国民众虽然在名义上还是被中共叫做国家的主人，但代表公众利益的公权力实际上已不再存在，也没有空间存在。不只是持有不同政见者，任何可能替公众利益代言的人或群体，必定被权财寡头们认为挑战而受到惨烈的迫害。这包括任何虽无政治诉求、但却能衬托出中共腐败堕落的民间团体和个人，如法轮功，基督徒，人权律师高智晟，维权律师陈光诚，等等。

为了维护江氏腐败体制与既得利益，江泽民信誓旦旦地以“将一切政治不稳定的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替代了邓小平的“稳定压倒一切”，不惜造成政治体制的畸形扭曲，使得法律尊严被无情地践踏，不受制约的专制权力不断地扩大，剥夺了民众的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和信仰自由，还不必要地消耗了大量的国力。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0年国家财政支出有5517.70亿元用于公共安全，超过5333.37亿元的国防支出。《金融时报》报导，中国“财政部公布的2011年预算数据中，公共安全预算开支为6240亿人民币，超过预算为6020亿人民币的国防开支，维稳经费比医疗保健、外交和财务监督三方的预算加在一起的总合还要高。”

随着公权力的沦丧，理想和自由的缺失，社会公平也离中国民众越来越远。中国二十年经济增长的果实，大量地被江氏腐败统治集团掠夺。据时代周报报导（2009-06-26）：

2007年5月，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的《2006全球财富报告》指出，在中国，0.4%的家庭占有70%的国民财富；而在日本、澳大利亚等成熟市场，一般是5%的家庭控制国家50%—60%的财富。

2008年8月，美林集团与欧洲最大的咨询公司凯捷咨询在北京联合发布的《2008亚太财富报告》指出，截至2007年底，中国共有41.5万位个人资产超过100万美元的富人。从财富平均拥有量来看，中国百万富翁人均掌握资产达510万美元，高于340万美元的亚太地区平均值。

专家指出，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财富最为高度集中的国家。中国财富向富人的集中度正在以年均12.3%的加速度在增长，是全球平均增速的2倍。

而中国国内的一份报告，则清晰地表明了社会财富集中在什么人手上。据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宣部研究室、中国社科院等部门一份联合调查报告的数据，截至2006年3月底，中国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含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5000万元以上的有27310人，超过1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在超过1亿元以上的富豪当中，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他们占据了亿元户的91%，拥有资产20450余亿元。而考证其资产来源，主要是依靠家庭背景的权力资本。

留美学者普林斯顿大学博士程晓农在他的“重新认识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与结果”一文中提到：“换言之，在西方国家，经济增长8％意味着经济高度繁荣；而在中国，8％的经济增长率可能只是免于经济严重萧条的底线。”“显然，在中国增长的“下限”远高于美国；换言之，中国经济增长7％大体上相当于美国经济增长3％，这是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中国的宏观经济均衡状态一直是扭曲的，也就是说，能让大部分企业处于收支平衡点、实际失业率接近自然失业率的经济增长水平不像正常的市场经济国家那样是2－3％的低增长，而是7－8％甚至更高。”

也就是说，中国每年经济增长额约一半以上，被江氏腐败统治集团浪费在腐败和镇压民众上了，这样，就不难从宏观上理解中国久治不愈的内需不足的问题。中国私人消费占经济产出（GDP）连年下滑，现在连35%都不到。中国的贫富分化、官富民穷，正在从动力上瓦解著经济真正的持续增长。据估计，如果中国没有江氏腐败体制，二十年正常的经济高速增长，民间财富的积累会是巨大的，中国民众每年的财富增量应该可以比现在增加一倍以上。

挥之不去的信仰危机，江泽民的腐败体制和极端的维稳，现时的中共己堕落到无以复加，无可救药的地步，实际上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的中共都还要无耻，都还要败坏。江泽民腐败体制的无耻就在于其敢于不断地冲破道德底线，敢于对道德、人心不断地挑衅摧残。可是，道德、人心是世上任何一个社会的基石，任何政经体制，都需要一定的道德和人心作为依托，没有了道德、没有了人心，诚信这一社会结构的基础也会荡然无存。对道德、人心的摧残，不但毁灭著中国在将来获得新生的希望，也会最终埋葬中共体制本身。

江泽民腐败体制的劣根性就在于其没有人性，从来没有把公平自由放在眼里。实际上，无论何种政经体制，公平自由都是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否则一个国家就会倒退到奴隶社会去了。而江泽民的腐败体制正是这样的现代奴役制度。奴役制度最显著的特征就是统治者的权力不受任何约束：民众即使有任何程度的公平自由也都只是统治者的赐予而已，统治者却可以指鹿为马，无法无天，为所欲为。而这种特权在今天的中国却一直被美其名曰为＂中国人民的选择＂和“三个代表”，中国人民就这样年复一年地已被选择、被代表了六十多年了，可笑而更可耻的是中共从来不敢搞一次公投让民众自由地选择一下！

【大纪元2012年05月20日讯】对法轮功修炼人的镇压，实质上是一场对所有人良知的迫害–题记

1992年5月13日，李洪志大师公开传出了佛家上乘的性命双修的法轮大法，以“真善忍”为最高原则。法轮功人传人、心传心，刚刚几年就在中国有了数千万的修炼者。来自民间的道德觉醒给了这个民族又一次机会。

法轮功学员修身养性，健康身体，提升道德，对于这个社会是有百利而无一害，更是稳定社会的一股积极力量。谁在受益？谁在当政？不幸的是，当政者却选择了站在历史的错误一边。后来发生的事情应验了两句话：“小人得志便猖狂”，“唯怯懦者最残暴”。

今天人们看到的，是有毒食品的泛滥，是暴力拆迁的残忍，是小悦悦事件对良心底线的拷问，是孙志刚和躲猫猫式的滥用执法的悲哀，是高智晟、陈光诚等为弱势群体维权而自身沦为弱势群体的无奈，是维稳费用持续超过军费增长的疯狂，是整体性的道德下滑、诚信危机带来的社会绝望⋯⋯

是谁在扼杀信仰？是谁在败坏道德？是谁在把公检法司宣传等职能机构变成漠视生命践踏法律的职业机器？

很难想像，可以编造各种谎言来诽谤攻击法轮功的《焦点访谈》会对社会其他事情真正秉承一个媒体人的道义良知；很难想像，可以随便打死打残法轮功学员的警察，会对其他人能够心慈手软；很难想像，可以不让律师为法轮功学员辩护或者辩护律师也成为被打压对象的司法系统，会对其他群体提供公正的法律保护；很难想像，把“真善忍”当作网络屏蔽词的社会，会让人看到重建民族道德的希望。

这一切的发生，离不开被严密掩盖的，持续十几年的对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的令人发指的迫害。

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13日开始公开授课，将法轮大法正式传出。在讲课中，李洪志先生开门见山的告诉学员，法轮大法是佛家修炼大法。这是中共建政后第一次有人公开倡导修炼，并为中国人接续上了被中共中断了的修炼文化。

修炼是人类文明中一个渊源久远、奥妙无穷的领域，通常包括心法（也称原则）和功法两部分，其内涵远远超出了哲学与健身的范畴。功法一般指用于修身的部分，而心法则是教人修心、使人境界提升的关键所在。虽然修炼的精髓自古以来从不在社会上公开进行深入探讨与普及，但因为其能揭示人类、物质存在的各个空间、生命及宇宙奥秘的能力，使其仍然在中国文化和西方文明中都留下了种种痕迹，神迹。中国古代的太极、河图、洛书、八卦，印度的古瑜伽，西方的一些静修方法，都隐含着修炼的奥秘，但随着历史的推移及其心法的失传，现代人已经很难触及那些修炼方法原本的深意了。

法轮大法也称法轮功，法轮功是以“真善忍”为指导的性命双修的功法，按照宇宙演化原理而修炼。“修炼”二字，同时包括两方面内容：修——修心，炼——炼功。修心，就要有相应的法理作为指导。法轮大法最主要的著作《转法轮》里，包含了从修炼入门到修炼圆满所需的一切法理。作为性命双修的功法，当然也需要炼功。法轮大法有五套功法，四套动功和一套打坐的静功。

在众多的健身功法中，法轮功的发展最快，在群众中影响最大，引起了医学界的兴趣和政府的关注。1998年，为配合国家体委对各气功功派的调查和申报工作，在北京市，武汉市，大连地区，广东省及其它地区（如南昌、广西、安徽等地）分别由当地医学界组织，对当地炼功点上的法轮功学员进行了初步的医学调查。根据现有的北京市（两次），武汉市，大连地区及广东省调查报告，上述五次调查收回调查表格近三万五千份。尽管是初步的，但已是迄今为止最为系统全面的对于法轮功祛病健身效果的“基础医学方面的宏观性调查”。被调查的法轮功修炼人群来自社会各阶层，具有不同的教育程度，其中女性占72.9%，50岁以上占62.1%，修炼前患有一种以上疾病的占90%以上，可以说大多数学员是希望通过炼功达到祛病健身才开始修炼法轮功的。调查结果显示祛病健身总有效率为98%以上。人们感激法轮功给了他们第二次生命或是拯救了他们的家人。

除了祛病健身效果显著，法轮功令人耳目一新的关于道德的教导更是将许多人从堕落中唤醒。“人要返本归真，这才是做人的真正目的。”李洪志先生的话令人们内心的渴望复苏。他们体验到通过修炼而被注入全新内涵的生活，他们感受到发自内心的宁静，他们舍弃积怨而不觉得有所损失，他们放弃对物质财富的追求并且不再担心会吃亏。政府官员抵制腐败并拒绝贿赂，商人抛弃了欺骗的手法而开始诚实的运作，甚至黑帮成员、瘾君子、小偷也洗心革面，开始了新的生活。法轮功学员体现出的高尚道德对社会起到了积极作用，这一点已经被很多人包括不同阶层的中共官员所认识。举个例子，在中国，收粮站的标准程序是用筛子过滤后再称一遍农民上交的谷物，然而在湖北省监利县，这道程序对炼法轮功的农民免去。许多公司甚至偏向雇用法轮功学员，因为以“真善忍”为准则的法轮功已经成为诚实可信的代名词。

李洪志先生所传的法轮大法（法轮功）按照“真善忍”为修炼标准，是修善的、和平的，一切活动都是公开的、自愿的、免费的，没有花名册，来去自由。不分男女老少，从几岁幼童到九旬老人，修炼者每个人都是社会中的一员。对个人来说，修炼法轮功不但能祛病健身，使人变得诚实、善良、宽容、和平，而且能开启智慧，逐渐达到洞悉人生和宇宙奥秘的自在境界；对社会来说，修炼法轮功能增加社会的稳定、包容与祥和，提高人们的整体精神生活质量。因此仅凭人传人、心传心便修者日众，自1992年传出到1999年，法轮功在中国大陆就有七千万到一亿学员。如今，法轮功传遍中国和世界100多个国家及地区，修炼者遍及全球各民族各族裔，受到各国政府、团体的大量项褒奖与支持。

尽管法轮功给社会带来的正面作用有目共睹，然而，中共内部一些奉马列主义、无神论为圭皋的官员却对法轮功日益增加的受欢迎程度大感不悦。他们无法接受经过40年马克思主义的灌输洗脑后，竟还有那么多人，包括共产党员，转向显然是有神论的古老修炼中去寻找精神与道德的教导。同时，中共的情治与公安部门的某些官员们正好觉得可以利用监控、打压法轮功来扩张权力，捞政治资本，这两部分政治势力于是同流合污，采取了一系列手段来打压法轮功。

从1994年起，中共公安人员就在法轮功中卧底，但未发现任何问题，甚至许多卧底人员也炼起了法轮功。1996年，《光明日报》违背对气功的“不宣传、不干涉、不打棍子”的“三不”政策，发表文章，在思想领域无端批判法轮功，接着中宣部禁止出版法轮功书籍。之后，来自公安和顶着“科学家”头衔的政客对法轮功的骚扰一直不断。1997年初，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利用职权授意公安部门在全国围对法轮功进行了一场调查，意在罗织罪名取缔法轮功。在各地做出“尚未发现任何问题”的结论后，罗干于1998年7月又通过中国公安部一局（也称政治保卫局，简称政保局）发出公政[1998]第555号《关于对法轮功开展调查的通知》，先把法轮功定罪为“邪教”，然后再让全国各地公安部门进行系统性“卧底调查”、搜集证据。调查结果依然一无所获。但是，一些地方对法轮功学员正常修炼活动的骚扰仍在继续。1998年，新疆、黑龙江、河北、福建、江苏、辽宁、山东等地的公安局，已经以“非法集会”的名义强行驱散群众户外炼功，查抄法轮功学员的私有财产，拘审、关押、打骂法轮功学员。

这里要提到的是“政保局”。在中共大搞“政治运动”的时代，作为打击“阶级敌人”的“政保”这种职业是很吃香的。但是，随着改革开放，发展经济成为主流，政保的地位就没有以前那么横了。政保的人为了保住和提升地位，想方设法地要在社会上去挖掘出什么颠覆政府的非法组织来，搞出一些大案要案，来证明其存在的必要。1999年７月之前，公安部门对法轮功炼功群众的骚扰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法轮功学员并没有被吓倒，他们从修炼的亲身体验知道这些抹黑的指控纯属子虚乌有，他们都是在做好人，没有任何可被指责、污蔑之处。同时，面对这些无端的打压，他们一次次以大善大忍的胸怀默默忍受，给那些打压者机会了解什么是修炼，修炼者是怎样的人。很多学员冒着失去工作甚至坐牢的危险给中央领导写信，用亲身经历证实法轮功对社会是有益的，对当政者没有任何威胁。

鉴于中共公安与宣传部门对法轮功打压造成社会的波动，国家体育总局曾于1998年派出调研组到长春和哈尔滨对法轮功进行调研，结论是“我们认为法轮功的功法功效都不错，对于社会的稳定，对于精神文明建设，效果是很显著的，这个要充分肯定的。”。1998年下半年，以乔石为首的部分全国人大离退休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了一段时间的详细调查、研究，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并于年底向江泽民为首的政治局提交了调查报告。出于对乔石的嫉恨，江泽民对该报告大为不悦，批示：“写得玄玄乎乎，我看不懂。”并将报告交给一直对法轮功持打压态度的罗干去处理。罗干心领神会，加大打压法轮功的动作。掌握公安系统的罗干利用对法轮功怀有敌意的某些科痞开始策划更大的阴谋。

中科院院士何祚庥就是这样的一个马前卒。1951年从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时，因为发表了“自然科学是有阶级性的”论点，何被中共中央宣传部看中，分配到了中宣部。何是后来才又搞起理论物理，但重点仍是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去研究物理。何祚庥学术上最大的研究成果就是提出了基本粒子的所谓“层子模型”，并发了论文，题为《用毛泽东思想指导基本粒子研究》，认为“层子”也是可分的，可分为“无子”、“毛子”等等更小的粒子。取名“无子”、“毛子”是暗指“无产阶级之子”、“毛主席之子”。何祚庥在中科院是一个很有争议的人物，顶着科学家的帽子，其实是个紧跟中共形势的政治人物，有“科痞”之称。

例如，上个世纪初凯库勒发现苯的环形结构，之后数十年化学家对此结构一直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后来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泡林提出“共振论”概念，合理地解释了凯库勒模型，此为量子力学在化学结构学的开始。但是何祚庥等指责已经被证明的凯库勒模型是“阶级调和论在科学界的反映”，中国大批的结构化学专家因此受株连而被检查“资产阶级立场”，导致中国量子力学研究受到严重冲击而长时间中断。

抱着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不放的何祚庥，对于带有中国修炼传统的气功怀有先天的敌意。何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曾不经意间流露出一句真心话，说他攻击法轮功的勇气原来还出于“我的背后有共产党”。

1998年5月中旬，何祚庥在北京电视台“科技之光”节目中诽谤法轮功。法轮功学员去电视台澄清真相。北京电视台了解了情况后，做出了更正。何祚庥在北京没有了市场之后，就跑到天津。1999年4月11日，他在天津教育学院《青少年科技博览》杂志发表文章，继续用那些谎言来诬陷法轮功。文中，他污蔑法轮功致人得精神病，并暗喻法轮功会像义和团一样亡国。天津的一些法轮功学员认为有必要向天津有关方面澄清事实真相，并期望通过与杂志编辑部的交涉来消除该文章的错误影响。因此，4月18日至24日，一些学员前往天津教育学院及其它相关机构反映实情。开始的时候，编辑部的领导出面接见了法轮功学员，表示愿意更正这一不实的文章，但第二天却突然改口，拒绝更正。后来的事态发展表明，何祚庥这一次并不是单独行事，而是与升任的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联手。4月23、24两日，天津市公安局动用300多名防暴警察殴打反映情况的法轮功学员，导致学员流血受伤，并抓捕45人。天津市政府的官员还告诉上访学员，这件事天津管不了，要说明情况就要找上级－－北京的中央政府。当法轮功学员请求放人时，被告知公安部介入了这个事件，如果没有北京的授权，被逮捕的法轮功群众不会得到释放。天津的公安亦向法轮功学员建议：“你们去北京吧，去北京才能解决问题。”

1999年4月25日，一万多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位于中南海附近的国家信访办集体上访。当时的总理朱镕基出面接待了法轮功学员，责成信访局负责人与学员代表座谈。在对话中， 法轮功学员提出了三点要求： 1）释放两天前在天津被抓的法轮功学员； 2）给法轮功一个公正合法的修炼环境； 3）允许法轮功的书籍通过正常渠道公开出版。

整个过程中共的公安部门完全是知情的，而且准备扩大事件制造镇压借口。在４月24日晚，就已经有许多外地法轮功学员乘大客车进京上访。同时，中共内部知情者已经通知劝说他们修炼法轮功的家人第二天不要去信访局，因为警察已经布置好了要抓人。

4月25日清晨，当大批法轮功学员们来的国务院信访办公室时，却有警察出面将法轮功学员领向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办公地点中南海。法轮功没有组织，也没有人指挥，学员都很善良，听从警察的安排，让往哪儿走就往哪儿走，让站在哪儿就站在哪儿。结果被分成两路，一路从南向北走，一路从北向南走，由警察指挥、安排成了对中南海包围之势，陷入了中共的圈套。后来中共镇压法轮功时，就将此诬陷为法轮功“围攻中央政府”。

设下圈套后，警察在早晨８点多钟开始戒严，来了许多警车，密集的一排武警与法轮功学员面对面地对峙站着，扛着摄像机的人在车里来回摄像，为秋后算账作准备。路上除了警车就是警察，还有便衣。中南海围墙内出现了头戴钢盔、荷枪实弹的军队，气氛恐怖。

法轮功学员通过修炼而达到的高尚境界在这一天的上访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当天，屡屡在媒体上污蔑法轮功的何祚庥在便衣的保护下也一直在上访现场，法轮功学员没有一个人与之发生冲突。有些假扮法轮功学员的便衣煽动大家喊口号，法轮功学员也没有理会他们。上万法轮功学员整体平和而有序，在马路与人行道之间站成三人厚的一排以避免阻碍交通。他们劝好奇的行人不要围观，以免造成堵塞交通。他们捡起汽车和行人丢下的垃圾，捡起警察丢下的烟头，还把警察吐的痰都擦干净了。法轮功学员的祥和很快地消融了武警们紧张的对峙情绪，也于无形中消除了戒严。一位女警察感动的说：“看看，什么是德？这就是德！”

当天早上，当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看到庞大的上访人群时，他走出中南海，直接来到法轮功学员中。朱镕基开场就说：“你们有宗教信仰自由嘛！你们有什么问题，你们派代表来，我带你们进去谈”，并随机点了三位法轮功学员进入中南海与信访局长会谈。在谈话中，法轮功学员才知道朱镕基曾就法轮功修炼的问题有过批示，却不知被何人扣压没有传达。

在国务院工作人员和法轮功代表会谈了一整天，其间，学员们一直在外静静等候。到了晚上9点多钟事情有了初步的结果，天津被捕学员得到释放，法轮功群众随后静静的散去，地上连一片碎纸都没有留下。事件和平落幕，这就是后来所说的“四二五万人大上访”。

作为“六四”之后中国最大的一次群众聚集事件，西方媒体也广为关注。对于“四二五”上访的和平解决，国际观察人士和媒体给予法轮功和朱镕基以很高评价，将其视为中国政府与民间协商解决社会问题的先例与向文明社会迈进的里程碑。

1998年长江发大洪水，政府号召群众捐助，在电视上显示捐助者的名字。很多法轮功学员捐钱不署名，只用“法轮功学员”的名号。江泽民身边的人看见，江泽民在电视屏幕上看到“法轮功学员”的字样，脸就阴沉得厉害；后来江泽民到抗洪前线去视察，看到一队人马昼夜不停地在抢险，江叫随行的人去问问他们是不是共产党员，结果一问原来是法轮功学员。江泽民一听，脸马上就阴沉了下来，非常不高兴，搞得身边的人面面相觑，茫然不知所措。熟悉江这幅德性的贴身随从知其老毛病又犯了，示意周围的人不要吱声。此时江的心里正在翻江倒海，大庭广众下又不好发作，那种五味杂陈的滋味可不好受呢。

早在1993年，“李大师”的名字就在北京传开了。江泽民就常常听别人说起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大名。江听不得在他面前对别人的赞美之词，心中已然不悦。后来，江的夫人王冶坪在1994年也跟人学过法轮功，七个政治局常委的家属都有人学习法轮功。这哪还能忍受得了，于是江命令老婆不许再练。他的说法是：“连我老婆都信李洪志了，谁还来信我这个总书记！”但是由于学法轮功有奇效，学的人越来越多，这让妒嫉心极强的江泽民越来越搓火。

法轮功学员钟桂春曾在北京公安系统工作，他讲述了他的亲眼所见：“事实上江泽民非常了解、非常熟悉法轮功，熟悉到什么程度呢？熟悉到江泽民甚至自己有些动作，他的讲话，他的走路，都是和法轮功的师父李大师学的。1992年他接见北京公安的警察，我们都在大会堂开会。所有的警察都看着他从里面出来的一个动作，就是走路的姿势，人家出来都是举止正常，他不是。鼓掌的时候手五个手指头是张开的，肚子是挺著的，都是亮白吧，就亮着这样姿势出来。当时我们感到很奇怪，他的手都是乍著，身体就是这样。有些个警察，也甚至有些个老百姓看了电视的就说了，他是蛤蟆。后来我们一联想确实是那个动作，五个手指头乍著，人家这个鼓掌的时候五指都是并拢的，这个手乍开。现在他就不是这样的动作。”

“因为反映到他耳朵里面，他也觉得自己动作不雅观、不好看。他就问身边的工作人员，现在当今全国谁最有名啊？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就告诉是李大师。法轮功的李大师最有名，李大师的动作最优美、最优雅，说人家李大师都是这样的（比动作），所以从此以后，江泽民就学李大师，那么现在改成这样（比划），这个式的，这都是跟李大师学的。包括他的讲话、他的走路都在跟李大师学。这是内部消息。”

“学也学不像，他一边学李大师，一边又妒嫉李大师。因为身边的工作人员告诉他说李大师往那一站，洋洋洒洒讲上几个小时从来不用稿的，出来就可以编出书来了，说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去学照着去做，就是拥护，就是尊敬了。李大师受到上亿人的尊重，江听到这个以后就受不了。有些人不理解说那为什么他学李师父？他是在妒忌当中学。”

中共领导人都热衷于搞一个什么理论来为自己树立威信，比如毛泽东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有“邓小平理论”，号召全国人民都来学习。江泽民在1995年也搞起了一个所谓的“三讲”运动，就是要“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这就是后来的所谓“三个代表”的前身，搞了两年也没弄出什么名堂，江泽民受不了这种冷落，于是从1998年11月起，江决定用三年时间在全国县级以上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中用整风精神开展“三讲”教育。大家都知道，中共的这种认认真真走过场的东西，并不能从内心改变一个人，对于改善社会风气根本不起作用，甚至适得其反。

相比之下，法轮功不追求任何权力，都是学员自愿修炼，是明白了人生真谛之后发自内心的愿意按“真善忍”去做好人。自从1994年法轮功遇到一些职能部门的骚扰之后，学员们就用亲身经历，向有关部门反映祛病健身和道德回升的情况。这恰恰触动了江泽民的那个敏感神经——为什么人心向善的这种好事不是归功于那个“三讲”而是归功于法轮大法呢？江泽民对法轮功创始人的妒嫉，可谓愈演愈烈。

法轮功创始人平民出身，讲法时各路教授、专家、留学生云集，许多博士、硕士甚至不远万里飞去听法。江平时总好在人前露两句外语什么的，或不分场合高歌一把，以显示其能耐了得，可要出口成书，那是哭也没门的。这令虚荣、妒嫉、心胸狭窄的江泽民无法忍受。

中国人都讲究个来历，前世今生有没有个出处。最要江泽民命的是，他总想听到自己的来历，可是所有其他政治局常委据说都有不错的身世，而他不就是有个准确的名字，那个“泽民”，水泽里的生物吗。他的妒火都烧到其他人身上去了。

1997年邓小平去世之后，江泽民感到儿皇帝熬到头了，更是急于树立自己的个人权威。看到千千万万的法轮功学员对法轮功师父的发自内心的尊敬，江泽民真是妒心中烧，再也按捺不住。

“四二五”上访的当天，到下午3点多时，江泽民坐着深色玻璃的防弹车绕中南海一周，观察上访人员的情况。江泽民既没有下车，更没有和法轮功学员交谈。令他受不了的是，他居然看到了几十位肩上有军衔的军人，这些军人竟然会追随法轮功而不去追随他这个军委主席。

当晚，江泽民写了一封信，江泽民在信中说，“此事发生后，西方媒体立即作了报导并加以煽动渲染。（法轮功）究竟同海外、同西方有无联系，幕后有无‘高手’在策划指挥？这是一个新的信号，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敏感期已经来临，必须尽快采取得力措施，严防类似事件的发生。”

江泽民说：“对法轮功这种组织，不能低估其带有宗教色彩的号召力，有关部门必须加强研究并制定防范措施；由于法轮功总部在国外，这次行动不排除该组织有境外背景的可能。”，“难道我们共产党人所具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所信奉的唯物论、无神论，还战胜不了法轮功所宣扬的那一套东西吗？”

2006年大陆出版了《江泽民文选》，第二卷收录了江的这封信，名为“一个新的信号”。在收入“文选”时，特意在文后加了一行说明——“这是江泽民同志写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及其他有关领导同志的信。”这为江泽民发动镇压记下铁证。

正是在该信中，江泽民第一次提出共产党要战胜法轮功。但是，当时中共中央七个常委中，除了江泽民，其他的六个常委都不认同。据“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１９９９年２月的一篇文章说，法轮功祛病健身的效果为国家节省了很多医药费，当时的总理朱镕基“对此很高兴，认为国家可以用省下来的那些钱干别的事情”。【4】其实，法轮功是在“六四”之后普及开来的，强身健体，提升道德，有力地稳定了社会。不少学员是干部，但不贪不腐，在中共官场堪称奇异。还有的学员是下岗职工，但从不参与下岗群众的“闹事”，对当政的中共来说，实在有利无害，应该感激不尽才是，如何反而要对法轮功大动干戈，必欲除之而后快呢?这正是其他领导人都反对镇压法轮功的原因。

“四二五”的第二天，政治局常委开会讨论法轮功问题时，朱镕基刚说：“让他们去炼吧……”这时的江泽民已被不断膨胀的妒嫉心折腾到发狂的程度，哪还听得进任何反对的意见，江立即就跳了起来，指著朱镕基的鼻子叫喊“糊涂！糊涂！糊涂！亡党亡国啊！”朱镕基心知肚明，不再言语。

《美国之音》2009年9月10日援引香港人权民运信息中心的报告说，“朱镕基两次在政治局常委会上同江泽民进行了争辩，认为如果对法轮功问题不谨慎处理，就会激化矛盾。江泽民认为，‘六四’十周年来临的非常敏感时期，一定要采取强硬措施对付法轮功，否则会亡党亡国。该中心说，这个信息来自一个相当可靠的消息人士。”按中共一贯的斗争逻辑，好歹要发动一场运动来扬威立万，“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江泽民选择了信仰“真善忍”、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法轮功作为镇压的对象。江泽民上纲上线，用“亡党亡国”来胁迫其他人就范。邪劲一上来，那时的江泽民真是气壮如牛，“我就不信共产党战胜不了法轮功”，他恨不得把这句话说成“我就不信我江泽民战胜不了法轮功”，把政治局的人还都给吓著了。

多少年来，人们都在问，江泽民为什么要镇压法轮功。是因为修炼的人太多了吗？是，也不是。修炼“真善忍”的人再多，中共多数领导人也都看到了对稳定社会有利无害，不是越多越好吗。江泽民镇压法轮功的真正原因，说出来人们可能不敢相信。：就是他的那颗妒嫉心。

江泽民对法轮功和法轮功创始人的妒嫉，埋下了1999年7月20日对法轮功由妒生恶的杀机，这也决定了江泽民发动的这场迫害，带有很大的个人性质。历次中共的政治运动，中共最高领导人通常是在幕后操纵，很难想像中共党魁会随身带着煽动仇恨的小册子去散发给外国总统。而江泽民却就干着这样的丑事，可谓亲自冲在了迫害法轮功的第一线。缘何如此？也是因为这场迫害完全是江泽民出于妒嫉心而发动的个人战争。

2011年2月，经常报导中国大陆政界内部消息的香港《前哨》杂志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副标题是“江泽民终身后悔的两大事件”。这两大事件分别是美国“误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和迫害法轮功，江泽民挑起中国人民对美国的仇恨。对于后一件事，《前哨》杂志的文章的描述很具体：“封杀法轮功的决定从一开始就在政治局常委会内部引起争议。朱镕基、李瑞环就认为对于一种‘功’完全没有必要如此大动干戈，更没必要搞成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除了政治局常委，江泽民还在自己的家里遇到了反对，因为他的老婆王冶坪、孙子江志成都曾经修炼过法轮功。……但江泽民坚持己见，强行推动政治局通过了取缔法轮功的决议。”

尽管类似说法在民间流传很广，刊登在被认为有内部消息来源的出版物上还是首次，《前哨》杂志的描述准确的反映了当时的情况。该文内容中需要说明的是，至今仍然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在1999年7月20日以前政治局曾经通过了一个“取缔法轮功的决议”。按照中共的惯例，任何对政治运动起发动或重要指导作用的政治局决议都会以某种形式向社会公布，如文革开始时的“五一六通知”。而现有的证据都提示，从1999年4月25日法轮功万人上访到7月20日国内发起全面迫害，从各种途径披露出来的只有三份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对党内省部级以上部门和官员发出的中央文件，分别是转发江泽民的信件、批示和讲话。这些江泽民私人的东西当时都以绝密的方式传达，没有公开发表。这些文件没有一份是中共政治局或政治局常委的决议，没有一份来自政治局其他常委，更没有来自宪法规定的最高权力机构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

4月27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以中办发14号文件发出了“关于印发《江泽民同志给政治局常委及其他有关领导同志的信》的通知”，要求学习江在4月25日，即法轮功大上访的当天晚上写的这封信，并要求学习贯彻汇报中央。

5月8日，江泽民给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和军委成员批示。该批示后来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形成中办发［1999］19号文件下发到各地。5月下旬，各地省委召开常委会议传达并形成各省委的相应文件下发，6月上旬传达到市一级并形成相应市委文件。文件内容是秘密准备镇压法轮功的。

6月7日，江泽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关于抓紧处理和解决‘法轮功’问题的讲话”。这个讲话也同样以中共中央办公厅文件形式下发并要求学习贯彻。这个讲话的直接结果就是3天以后成立的“中共中央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后者因其成立时间而被简称为“610办公室”。这个讲话称：“‘法轮功’问题有很深的政治社会背景乃至复杂的国际背景。这是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以来最严重的一次事件。我们必须认真对待，深入研究，采取有力对策”。在中国，“政治背景”和“国际背景”的指控并将之与1989年的“六四”相提并论无疑是大规模政治迫害的宣言。

6月1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以中办发电[1999]30号文件发出“关于印发《江泽民同志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抓紧处理和解决“法轮功”问题的讲话》的通知”。

6月上旬，各地出现了很多警方对法轮功学员和炼功点的骚扰，社会上也出现了很多关于当局要进行打压的传言。在这种情况下，1999年6月14日，即“610办公室”成立后第4天，中国主要媒体报导了“中办国办信访局负责人接待部分法轮功上访人员谈话要点”（两办谈话），否认关于镇压的传言，并再次确认4月25日接待法轮功代表时的讲话精神，即“对各种正常的炼功健身活动，各级政府从未禁止过；人们既有相信并练习某一种功法的自由，也有不信某种功法的自由；有不同的看法、意见都是正常的，可以通过正常的渠道和方式反映”。显然，要么是江的秘密文件否定了党和政府的公开政策（两办谈话），要么就是两办谈话本身就是阴谋的一部分，用以掩盖正在紧锣密鼓进行的大规模迫害准备。无论是否定两办谈话还是将两办作为掩盖工具，只有掌握最高权力的人才有可能做到，也就证明了这是中共党魁江泽民阴谋策划的政治运动。

从上述情况人们可以了解到，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从一开始就没有在镇压法轮功问题上同意江泽民的意见，是江泽民强制决定的，这是高层分裂的开始。

尽管公开的迫害是以1999年7月22日的两个部门文件为标志，国内外都以此前两天全国范围大规模抓捕各地法轮功联系人的。7月20日作为迫害的起点。在前一天的19日晚，中共中央召开各省党委主要领导会议，江泽民本人在会上讲话进行动员，题目是“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负责同志会议上的讲话”。【8】党魁在大规模政治迫害前夕亲自上阵动员打气，即使是在中共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国际公关，一般是外交部的工作，不过在法轮功问题上，常规的国际礼仪被抛诸脑后了。

1999年8月13日，江泽民在大连与到访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莫诺夫举行会谈的时候，主动向客人介绍迫害法轮功的情况。

1999年9月在新西兰举行的APEC会议上，江泽民作出了一个很不寻常和很不符合身份的举动：给各国领导人，包括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送反法轮功的小册子，使与会的各国首脑大吃一惊。

1999年10月25日江泽民对法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接受了法国《费加罗报》社论委员会主席佩雷菲特的书面采访，早于中共的任何文件和媒体将法轮功称作“邪教”，再次证明江个人作出了镇压的决定和持续的推动。

2000年9月，江在接受美国CBS电视台60分钟主持人华莱士专访时，信口雌黄的编造说法轮功创始人自称是菩萨和耶稣转世再生，又说法轮功已经造成数千学员自杀。鉴于法轮功所有的书籍和影像作品都是公开的，翻遍了法轮功的书籍和讲话，也没有发现任何上述有关菩萨耶稣之类说法，而且凭空捏造出“数千学员自杀”，比中共喉舌媒体1999年捏造的“1400例”死亡总人数还要多出许多倍，充分证明江泽民本人就是中共污蔑法轮功的始作俑者。

江泽民把迫害法轮功当作一场个人战争发动起来。不过，个人战争并不意味着这场战争的规模将会个人化。恰恰相反，在一个独裁专制的社会里，独裁者因为个人动机而发狂的后果最是不堪设想，独裁者将会不惜一切代价倾举国之力，使这场战争更加邪恶狠毒且没有底线可言。

这场迫害范围之广，力度之大，持续之久，邪恶之极，反而让人们一时很难看清全貌。如果总结其特点的话，可以概括为“系统性，全民性和掩盖性”。“系统性”体现在建立凌驾于法律之上的“６１０办公室”，调动一切国家机器实施迫害；“全民性”体现在江泽民和中共以文革政治运动的方式，采用株连政策，把社会各阶层、单位和家人全部动员起来卷入这场迫害；“掩盖性”体现在中共对内封锁所有法轮功的正面消息，对外以经济利益和地缘政治欺骗西方国家，对这场迫害视而不见，这些年更是把迫害从公开转入地下，外松内紧，掩人耳目。

江泽民的个人战争，要让全人类都付出代价。

宣传是中共特有的政治迫害的主要工具。每一次政治运动开始都是“舆论先行”，迫害法轮功也不例外。至少在开始迫害的时候，新设立的指挥系统，从“中共中央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到“中央610办公室”，都有一个副手是宣传系统的干部，利用全国所有的报纸、电视、电台、互联网和农村的广播进行铺天盖地的针对法轮功的宣传攻势。以中央电视台的热门节目《焦点访谈》为例，据不完全统计，从1999年7月21日到2005年为止的6年半中，共播出102集反法轮功的节目。其中1999年7月21日到8月31日的42天就播出了30集，几乎占那个时间段所有《焦点访谈》节目的四分之三。需要指出的是，当时初建的中共中央610办公室副主任李东生就是央视的副台长。

分析这102集节目的时间分布很能说明问题。在狂轰滥炸的前42天过去后，焦点访谈的反法轮功节目急速减少，从9月到12月分别是1，2，4，2集。这样的频率维持了2000年一整年，那一年共有5个反法轮功节目。这并不是说中共立刻就放弃了其宣传机器，而是根据中共历来政治迫害的经验，从来就没有一个群体或个人，哪怕是国家主席，能够在几个星期之内挺著不倒的。中共宣传机器在40天时间内用完了准备好的几乎全部弹药，而完全没有想到有人能坚持那么长时间不倒。中共积累几十年的整人经验第一次不灵了，确实一时不知所措。

到了2001年，中共通过策划天安门广场自焚案，重新组织力量，高压宣传卷土重来。那一年的反法轮功节目是37集，略多于1999年70集的一半。这个数字快速的下降到第二年，2002年的16集，2003年的4集和2005年的1集。在这以后，中共为了减少国际上的批评和防止在国内由于被认作镇压无效而将迫害从公开转入地下，基本停止了在主要喉舌媒体报导与国内法轮功有关的内容。这也是中共建政以来作为大批判武器的宣传工具第一次失灵。

迫害一开始，那种铺天盖地的舆论攻势，马上让人们感到是文革再现。其实，从宣传的力度和广度上看，远远超过文革。文革时媒体很落后，主要是报纸和广播，而且由于交通不便，许多地方读到的报纸已经是几天以前的了。到了１９９９年，中国的电视机普及率几乎高达９０％，深情并茂的多媒体成为了中共煽动仇恨的得力工具，这是文革根本就不可想像的。互联网更是成为传递信息的无远弗届的平台。可以说，历史上任何一个暴君，都没有江泽民操控如此广泛的媒体系统，中共的报纸、电视、电台、互联网，覆盖全球，江泽民诽谤法轮功的谎言可以在几乎同步的时间里传遍全世界。

在一个言论封闭的环境中，重复的谎言的却能蒙蔽民众，“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这正是中共采用的宣传手段。我们不妨举两个例子。

很多人认为中共镇压法轮功，是因为“四二五”事件。其实，“四二五”事件是法轮功学员阻止蠢蠢欲动的迫害的最后一次大的努力。不能说因为阻止不成功，就成为了镇压的原因。我们在前面已经介绍过“四二五”万人大上访的来龙去脉，是因为从１９９４年起中国政府的职能部门一些人就不断地制造事端，骚扰法轮功学员，发展到１９９９年４月在天津抓了４０多位法轮功学员，才引发了法轮功学员去集体上访，通过与政府沟通，说明真相，希望政府能明确表个态，制止职能部门一些人对法轮功的打压和诽谤，也希望阻止可能发生的全面镇压。

迫害法轮功开始后，“四二五”上访事件被中共拿来大做文章。先是称“非法聚集”，铺天盖地的大批判展开后，升级为“围攻”，还说法轮功组织严密如何如何。因为中共舆论控制很严厉，从1994年以来走过的那些风风雨雨，法轮功遭受的那些骚扰，包括禁止出版法轮功书籍等，并没有在媒体上有多少曝光，一般老百姓是不知道的，突然听到法轮功万人去上访，难免觉得突然。

“上访”是中共在文革之后开辟的一个中国特色的群众向上级反映民情的渠道，1995年《国务院信访条例》详细规定了有关条款，既不需要申请许可证，也没有人数限制。“四二五”上访中，法轮功学员没有横幅、标语，也未呼喊口号，甚至大多数人都是站着的（谈不上“静坐”），站在人行道上，没有堵塞交通。总理朱镕基和国家信访局负责人出面接待了法轮功学员代表，信访局的负责人代表政府在媒体上接受采访，说明政府态度。所以，这次事件本质上是中国特色的上访制度的一个案例而已，根本就没有“非法”之说，更不是什么“围攻”。相比其他上访，人数更多一些，这只能说明受影响的群众面更大，国家更应该重视。

按照中国气功协会的普通模式，法轮功建立了辅导站和炼功点，这是一种非常松散的组织，愿意学就到炼功点来炼功，不愿意就走人，没有花名册。法轮功的传播方式主要是人传人，心传心，一个人炼功后，他的亲朋好友、街坊邻居、同学、同事等有社会联系的人，都有可能走进法轮功修炼，所以炼功者之间本身就有种种联系。那时候互联网虽然还没有流行，不过电话已经很普及了。法轮功学员主要就是依靠炼功点大家见面的时候对此事的议论，加上熟悉的功友之间的电话联络，把天津警察抓学员的事情告诉了更多的人。

外界传言法轮功有很严密的组织，一两天就组织起来了一万多人。从当时法轮功的修炼人数高达上亿之多来看，北京及其周边地区的法轮功学员人数也不少，当天才去了一万多人，从比例上说并不高。如果法轮功真的要去动员组织的话，去的人数那可能就远远超过一万多人了。

学员要天津警察放人的时候，就被告知他们做不了主，要学员去北京，这才引发的去北京上访。中共政府部门不可能事先不知情。从事后CCTV播出的画面看，当时公安部的罗干等对法轮功学员进京之事显然了若指掌，包括从何处开车进京，在何车站下车，经什么路口才能向中南海聚集，并事先安排了摄像机对参与者进行扫描。所以，公安部门早就知情，根本也不存在法轮功“突然”出现的情况。事实上，在中共严厉统治的社会里，对群众聚集非常敏感，不要说上万人的公开行动当局不可能不知情，就是几十人秘密的行动都难以逃脱中共严密的监控。

江泽民、罗干等一伙人想整治法轮功，这伙人又握有实权，就算没有“四二五”，江泽民、罗干等人仍然会继续搞事，为镇压制造借口，可以说，没有“四二五”，照样有“五二五”，“六二五”。

法轮功学员并不是一个以青年学生为主的群体，大多数都经历过文革，就算年轻的也见过“六四”，从暴政的风风雨雨中走过来的，很清楚跟共产党打交道的后果。那么，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还敢大规模的去北京上访呢？对于很多外人来讲，的确是个大大的疑问。

在法轮功看来，答案却很简单。修炼“真善忍”，做个好人，政府还能不允许？看到一些政府职能部门长期干扰法轮功学员平静的修炼环境，学员们就想，一定是政府不了解情况，咱们得跟政府有关部门说说去。虽然修炼的目的不是为了社会如何，但是，修炼“真善忍”在客观上对国家对社会的稳定应该是再好不过的一件事情。谁都知道所谓的“稳定”是政府的头等大事。共产党不是总在搞什么学习好榜样，搞所谓的“精神文明”嘛，希望社会道德提升。过去政府号召人们学雷锋，大家还不乐意，好人好事也就一阵儿风，走走形式，很难从内心去真正改变一个人。现在法轮功学员们自觉要做好人，修炼“真善忍”，在哪个社会这也没有错啊，政府还求之不得呢。正是出于这种心底无私的善意，学员们才坦荡地走出去上访。

应该这么说，是被一意孤行想要迫害法轮功的人，把这次阻止迫害发生的努力，故意当作了一个迫害的借口。

中共的运动一定要以舆论攻势来开始，就像当年要打倒国家主席刘少奇一样，一夜之间，铺天盖地的舆论就把刘说是叛徒、内奸和工贼。同样，迫害法轮功开始后，也是铺天盖地的舆论轰炸。其中，江泽民集团抛出了一个所谓炼功害死了“1400例”的谎言，将一幅幅血淋淋的画面强行栽赃到法轮功头上，让人们看到谎言之后，对法轮功产生恐惧、反感、仇恨等心理反应，从而默许或认同中共的暴力迫害。

这1400例是怎么来的呢？中共禁止任何第三方的独立调查，也不给法轮功任何一个辩护和澄清的机会。这些年来，陆陆续续有很多知情人提供了一些案例的背景，许多原本就是精神病患者，有的是患有严重病情的人，有的可能接触过法轮功，有的根本就没有接触过法轮功，都被用来栽赃到法轮功身上。 明慧网2011年10月7日在一篇报导讲述了几个被收入“1400例”的案例。

１、山东“铁掀打死父母”案真相

山东新泰市泰山机械厂工人王安收，因精神病发作将其父母用铁掀打死。王安收是一个精神病患者，这一点，在当地法院判决王与妻子尹彦菊离婚的判决书上写得非常明白，山东省新泰市人民法院（1999）新城民初字第245号民事判决书：“本院认为，被告（王安收）婚前患精神病并隐瞒，婚后精神病多次复发，且经久治不愈，曾因精神病发作杀害自己的父亲，原告（尹彦菊）坚决要求离婚，夫妻感情已完全破裂，原告离婚请求予以支持。”可是这个案例却被中共江泽民集团收入“1400例”中栽赃到法轮功头上。

２、马建民剖腹自杀，原系精神病患者

河北省任丘市华北油田马建民，本人及家族都有精神病史。他是一个气功爱好者，前后练了十几种气功，当时社会上流行什么他就练什么，也跟风练过法轮功。有一天，马建民一个人在家，他的家人回来时，看到地板上有很多血，马建民肚子剖开，肠子外流，死在了厕所里。家人赶紧报案，尸体被送到华北油田总医院急诊科缝合。当时公安局的人明明知道：马建民死的时候是一个人在家，究竟为什么会剖腹，谁也不清楚。可是为了迎合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政策，讨好公安部，为捞取政治资本，硬把马建民的死说成是“剖腹找法轮”。当时央视去马建民家编排节目时，马建民的儿子一再声明其父的死与法轮功无关，并且拒绝在电视上表演。但央视不顾事实，仍然一手编导了“剖腹找法轮”的骗局。

３、黑龙江农妇李淑贤病重：医院院长承诺免费治疗

李淑贤，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新华乡崔家屯农妇，婚后在阿城区大岭乡居住。1999年7月李淑贤患胃溃疡住进哈尔滨第四医院，病重期间因生活贫困交不上住院费，医院院长主动给他们出主意：你们就说李淑贤是炼法轮功炼的，就能获得免费治疗，并在生活上还能给予照顾。李淑贤及家属为了利益同意了。于是，哈尔滨市《新晚报》记者迅速赶到医院采访，用编好的台词让李淑贤的丈夫照着说，还告诉他：你得带着表情，说得像真的一样，人们才会相信。事后李淑贤病情不断加重，被医院强制出院，回家后时隔不久就死亡了。李淑贤被列入栽赃法轮功的1400例中，被中央台多次播放。

４、让数字说话

江泽民集团用来镇压法轮功的另一个借口是所谓法轮功不让人看病。中央电视台断章取义的引用李洪志先生在大连讲课中的片断作为证据。可是，李洪志先生讲的是在修炼过程中不要用气功给别人看病，以免伤害炼功人的身体，中央台删去上下文，把他歪曲成不让人去医院看病。

按照中国官方的说法，法轮功有成员230万(这个数位显然是大大缩小的，姑且不论)，在７年间死了1400人(真假暂且不论)，平均每年200人，死亡率是每年不到万分之一(0.01%)，远低于0.65%的中国大陆的平均死亡率。法轮功学员中很多都是过去有病的，退休的，年纪大的，这本是一个自然死亡率应该高于平均水平的群体，中共的这种宣传恰恰反映了法轮功在祛病健身方面的奇异功效。

中共江氏集团迫害法轮功的政策，是作为政治任务下达到全国各级官员的。许多地方不法官员为了邀功请赏、捞取向上爬的政治资本，不择一切手段编造假新闻栽赃法轮功，公安人员逼迫犯罪份子，承诺减免刑罚；医院收买危重、绝症病人，承诺减免医药费。有些人就在这种威逼利诱下谎称自己是炼法轮功的，配合电视台、报社记者演戏；有的人不愿违背良知说谎便遭到毒打折磨，最后还是被迫屈从于不法人员的淫威。

文革过去３０年了，但是中共整人的手法依然如故。在江泽民发动的这场迫害中，依靠严厉的媒体控制，一言堂的造谣诽谤，对法轮功学员的身心造成了难以置信的伤害。在造谣的同时，就是大量收缴和烧毁法轮功原著，让人们不知道法轮功到底是什么，都说了什么。据中共喉舌新华社称，在迫害开始的１０天内，到７月３０日，中共就收缴了超过１００万册的法轮功书籍和资料，加以焚烧和销毁。

在中共统治下，司法系统一直被认为是专政工具，只是在不同时期赋以不同的职能和名称。在迫害法轮功开始以后，司法系统的各个部门无一例外的成为执行打压的主要工具。

中国的公安系统和西方国家的警察有很大的不同。主要特点是，公安系统是个树状结构，从国务院下属的公安部到各省公安厅、市公安局、区县公安分局到街道乡镇派出所，是有上下级指挥和从属关系的。这使得在迫害法轮功过程中全国性的统一行动和协调成为可能。

公安系统中迫害法轮功主要是由国保担任。国保，在公安部是国内安全保卫局，也称“一局”，是由原来的政保，在公安部是政治保卫局，在2000年10月前后改编而成的。国保继承了中共建政初期军管和公安镇压反革命的功能，是公安部内部专门从事政治迫害的部门，没有其它的服务功能。当江泽民开始迫害法轮功的时候，国保部门就全面卷入了。根据一名原北京市海淀公安分局政保处的警察的说法，当时他因为和北京市公安局的领导闹矛盾而遭到跟踪监视和迫害，但当迫害法轮功开始的时候，政保警察全部忙于迫害法轮功，无暇顾及他，使他有机会逃脱。

2001年，江泽民觉得公安部迫害法轮功的力度达不到他的要求，执意在公安系统内部也要建立“610办公室”，在公安部，原一局内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部门分出去成立26局，即公安部的“610办公室”，在省以下，“610办公室”就设立在国保内部。

虽然迫害法轮功主要由国保执行，但有重大行动，如严打或其它特殊情况时，其它部门也会加入。如2002年长春法轮功学员电视插播事件发生后，长春市6千警察全部投入抓捕法轮功学员的行动。目击者和亲身经历者证实，对大批被抓捕的法轮功学员实施酷刑的是长春公安局的刑警，宽城分局的刑警大队就将被抓捕的刘海波酷刑折磨致死。

公安部曾在1983年分出去一部分和原中央调查部一起组建国家安全部，公安部一局受到大大削弱。由于迫害法轮功，使得公安部一局重新得到了大量经费和人员的补充，又恢复甚至超过了原有的规模，并开始将迫害的对象扩大到了所有被中共认为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到目前为止，所有对民主人士、维权人士、维权律师的骚扰案例，在判刑入狱之前全部是国保执行的。这个名单中曾经或仍然被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就有：高智晟、胡佳、陈光诚、艾未未等人。

2001年3月9日，中共派出前驻美大使朱启祯、李道豫和前驻加拿大大使张文朴带队的代表团到华盛顿游说，阻止美国对台出售武器，然而，当这三位外交官拜会美国国务卿莱斯时，中方的一位前任大使竟突然拿出事前准备好的讲稿开始向莱斯宣读，一口气把法轮功声讨了20分钟，根本就没有按照外交常规就对台军售、人权、贸易、美国的飞弹防御等议题交换意见。莱斯对北京官员的这番说教相当恼火，等对方念完讲稿后，就匆匆结束会晤，愤然离开。

驻外大使馆本来是代表一个国家的，而领事馆则是管理和服务本国在所在国的侨民的。中共却把使领馆的主要工作变成了向所在国输出对法轮功进行迫害的桥头堡。

吴建民在任职中国驻法大使期间多次主持和参与反法轮功活动。1999年11月21日在中国驻法大使馆内向60多人发表演讲造谣中伤法轮功。2001年2月17日，吴健民组织旅法华人华侨和留学生代表在巴黎举行座谈会，会上中伤法轮功和法轮功创始人，他鼓动旅法华人华侨“积极行动起来，远离法轮功，抵制法轮功，将斗争进行到底。”2001年2月19日，吴建民在由中国官办华人组织“（法国）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搞的座谈会的讲话中将中国的稳定和繁荣、海外华侨华人家庭幸福和个人生命财产安全与反对法轮功相联系，要求旅法华侨华人和留学生对法轮功高度警惕，远离和抵制法轮功。2001年3月24日，吴建民以中国驻法国大使身份主持了由中国“反邪教”协会代表团在法国举行的报告会，重复中国官方攻击法轮功的宣传。2002年8月4日由中国反邪教协会和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在巴黎联合举办图片展，展览上百幅攻击法轮功及法轮功创始人的图片，吴建民亲自向法国各界人士及旅法华侨华人介绍这些诬蔑法轮功的图片。

法国最早接触法轮功的人是一对法国父子，他们1994年7月5日就去大连找李洪志先生。原来这家的七、八岁的小男孩儿突然得了一种怪病，表现痴呆，不会说话，卧床不起，去过很多医院都治不好。小孩儿的爷爷和爸爸说，是他们求神的帮助，他们的神让他们专程到中国请求李洪志大师解救的。

李洪志先生听他们说了孩子的情况以后，让他们想一下孩子的形象，李洪志先生用手比了一个小孩形体，然后，动手像抽丝一样清理救治小孩。过了一会儿李先生说：好了，你们可以打电话问一下孩子的情况。两位法国人回到自己下榻的宾馆，马上给家里打长途电话：孩子的妈妈接电话就说，你怎么才来电话，刚才家里发生奇迹了，家里进了一片金光，孩子突然会动、会说话了。

一九九五年三月，中国驻法国大使馆的文化处在巴黎十六区凡•鲁（VanLoo）路十九号的中使馆文化处礼堂，举办了一场报告会，主讲人是文化处特别从中国邀请的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当时的中国驻法国大使及其夫人和其他一百多位听众一起参加了这场报告会。接下来，就是举办被人们称为“人生一大转折点”的七天讲法班。所以，李洪志先生在海外传法的第一站不是东方国家，也不是拥有众多移民的美国，却是在法国。

法轮功在海外凝聚了许多的华人，李先生真正是中华民间外交的亲善大使。江泽民的镇压全然不顾民众的感觉，把他个人的妒火烧到外国。

李肇星在任职中国驻美大使期间，在北卡罗来纳大学举办的“中国经商策略”研讨会上、肯塔基州路易维尔大学作演讲时、在维吉尼亚大学、在世贸组织第三届部长级会议期间、在芝加哥和克利夫兰就中美关系等问题发表演讲时、在加利福尼亚州硅谷圣荷塞市商会举办的美中经贸合作研讨会上，多次攻击、污蔑、诽谤法轮功。驻美大使馆门口外边的过道上，中共还摆出了攻击诽谤法轮功的展板，还给去使馆办事的外国人散发攻击法轮功的光碟。

李肇星和驻美使馆的其他一些官员在镇压开始时并没有动起来，人们对中共的政治运动见惯了，也倦怠了，不想投入，保持着距离。2000年三月，驻外大使被召回中国开会，强力布置在海外镇压工作。党棍们见中共党魁来真的了，几十年党内斗争中养成的趋炎附势，明哲保身，甚至在运动中捞取更多权势的恶习都焕发出来，李肇星开始了他的镇压组织活动，在大使馆里召开黑会，动员亲共力量赤膊上阵，打压法轮功。

中国驻很多国家的大使馆和领事馆的网站上都设有反法轮功的专栏，更多的设有反法轮功网站的链接。

迫害法轮功开始的1999年和“自焚”骗局出台的2001年，中国多个驻外使领馆召集当地公派留学生与学者观看中央电视台的录像，并组织反法轮功的座谈会和揭批活动。很多这样的活动直接就在领使馆举行。这些活动立即被中共喉舌媒体在国内报导，造成海外华人也在声讨法轮功的气氛。

加拿大《国家邮报》2004年3月20日报导指出，许多实例证明中国的外交官员们花费大量时间游说加拿大的政治家们歧视法轮功。他们威胁说，如不照办，将有损加中贸易关系。他们不光向联邦政府官员施压，无数类似的信件还寄给了加拿大各地省级政治家、市议员和市长。

旧金山总领事王云翔在西雅图会见华盛顿州华裔州长骆家辉和其他几名市长，包括贝尔维尤市、伦顿市、柯克兰市、埃弗雷特市市长或代市长等，并给加州北部各县、市长发函。王在会见中和信函中向这些美国政府官员散布中方关于法轮功的仇恨宣传。

江泽民对法轮功的个人战争，反应到外交关系上，对西方政府的底线就是，什么都可以谈，但是就是不能谈法轮功，更不能公开谈论法轮功。这背后来自江泽民和中共的压力可想而知。

江泽民拥有庞大的党、政、军、警、特务、外交以及工会、学联、妇联、政协、科协、受控的民主党派和宗教协会等等各种各样从上到下的严密组织，发动所有这些组织来对一个平和团体进行严酷的打压、监控和迫害，就使得这场迫害变成了全民参与。

迫害开始以后老百姓非常有感受，因为每个单位都要组织大家观看中央电视台诽谤法轮功的录像，要组织大家表态，搞签名，搞人人过关，营造一种“全民反对法轮功”的一种气氛，来加大对法轮功的打击力度。学校里也是搞了很多的活动毒害中小学生，小学教材里就一直有诽谤法轮功的内容，甚至在考试题里面都有关于诽谤法轮功的问答。人们求职，一定要填表报告是否修炼法轮功；学生考大学，一定要填表申报是否炼过法轮功，种种，强行把老百姓拖入了对法轮功的这场迫害当中。

中共把迫害法轮功扩散到整个社会还有一个非常厉害的狠招，就是株连政策。

古代是株连九族，中共比它还要多了一族，就是株连到单位和各级的地方政府。如果有法轮功学员去上访，或者是当地的法轮功学员在洗脑班的转化率不高，就把“转化率”跟当地政府的“政绩”挂钩，通过这种方式，迫使本来对法轮功很同情的单位领导或者是当地的地方政府官员也参与到对法轮功的迫害当中。特别还有一种，就是跟单位全体职工的奖金挂钩，从经济利益上把整个单位的人都煽动起来仇恨法轮功。这是中共非常阴毒的一招，它通过这种株连十族的这种方式来把这种迫害扩展到全社会的所有国民。

中共的历史上，要想打倒谁，不出三天就能把谁打倒，从国家主席刘少奇到“六四”学生运动，无不如此。江泽民镇压法轮功之初，也曾宣称要“三个月消灭法轮功”。这一次中共失败了。一年多过去了，已经临近2000年底，江泽民面临着来自各方的压力。法轮功学员没有屈服，作为统治象征的天安门广场几乎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法轮功学员，或静坐、或打出“法轮大法好”的横幅，或炼功；为历次政治运动鸣锣开道的宣传工具没有新的弹药而只能重复一下骗不了人的套话；广大民众由于早已厌倦了政治运动而并没有像以前那样被煽动起来积极参与；国际上也不顺心，在日内瓦召开的2000年迫害开始以后第一个联合国人权会议上，中共代表团面临着会场内的质问和会场外的抗议，搞得灰头土脸的。眼看2001年的联合国人权会议就要来临，江泽民迫切需要一个重大事件为自己解套，最好是把上述所有问题一次解决。

从2000年底到2001年初，中央级研究对付法轮功的会议就一个接一个。

2000年12月26日，江泽民在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体会议上作了关于“法轮功”问题的讲话。但是，在公开发表的讲话稿中只字未提法轮功。

2001年1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岚清（“中共中央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组长）召集总工会、共青团、妇联主要负责人开会，研究部署反“法轮功”斗争。

1月5日前后，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心组召开学习会，学习中纪委五次全会精神和江泽民讲话。曾庆红在会上强调加强与“法轮功”的斗争。

1月8日，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周强主持召开团中央书记处会议，学习传达李岚清1月5日下午在工、青、妇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和中共中央“610办公室”关于元旦期间“法轮功”学员在北京的活动情况通报，研究部署贯彻落实措施。

1月10日，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周强主持召开团中央书记处会议，学习传达全国处理“法轮功”问题工作会议精神和“中央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关于同“法轮功”斗争的形势和下一步工作意见。

1月15日，人民日报以国务院新闻办负责人答新华社记者问的形式发表污蔑法轮功的长篇文章，并将中共违法违宪的迫害法轮功说成是“中国政府根据群众要求依法处理”。

1月16日，江泽民会见日中友好七团体时，大讲他体重有九十公斤，不怕法轮功。

1月17日，中国全国总工会发动劳动模范和工会干部开会“深入揭批法轮功”。

1月18日，由全国学联组织的首都14所高校学生在京向全国大中专学校的学生发出《崇尚科学，提倡文明，抵制邪教》的倡议书。

1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指称法轮功“其险恶用心就是企图在中国制造混乱，破坏社会稳定，进而实现他们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改变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图谋”，并且指责法轮功“已经成为西方反华势力的政治工具”。

1月20日，罗干主持全国“严打”会议，指示地方官员要多逮捕，并从严从重判决包括法轮功在内的“境内外敌对势力、少数民族分裂和宗教势力”。

1月21日一早，罗干到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特警支队、武警北京总队六支队和北京市公安局国内安全保卫总队慰问公安民警和武警部队官兵。他对前段时间公安民警和武警在天安门广场对法轮功学员的武力镇压表示了充分肯定，并要求民警和武警不怕疲劳，连续作战，执行下一步的严打任务。

1月21日，全国妇联开展了以“家庭拒绝邪教”为主题的宣传教育活动。

1月22日，国务院机关管理局传达了中纪委、中组部关于在同“法轮功”斗争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和共产党员作用的通知和中央国家机关纪工委、党工委组织部的《通知》，并就深入贯彻落实两个《通知》提出了五点要求。

2000年11月，一个以科学界、官办宗教界人士为主的组织“中国反邪教协会”在北京成立，设立在中国科技馆内，名义上挂靠中国科协，实际受中共中央“610办公室”直接领导。该协会成立以后的第一个主要活动，就是在2001年1月发动了一场“百万签名反法轮功”运动。1月11日，由中国反邪教协会发起的“反对邪教、保障人权”百万签名活动在北京大学启动。1月16日，在“中国反邪教协会”副理事长何祚庥等人主持下，发动中科院三百位院士加入百万签名。百万签名活动开始铺开。

2001年1月23日，大年除夕日，天安门广场上游人不多。据新华社声称，下午2点41分，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东北侧，王进东首先点燃火焰，“4名警察立即取出灭火器”，“不到一分钟，迅速扑灭了火焰”。几分钟后4名女子在纪念碑的正北侧点火，一分半钟后，火焰被熄灭，整个事件不到7分钟。其中1人当场死亡，4人烧伤。与此同时，还有两人自焚未遂。有两对母女，包括当场死亡的刘春玲和她年仅十二岁的女孩刘思影。中共喉舌媒体着力强调说这些人是法轮功学员，为了所谓的“圆满升天”在天安门广场自焚。

法轮功是佛法修炼，禁止杀生和自杀，怎么可能去自焚呢？海外法轮功学员通过对中共喉舌中央电视播出的有关自焚案的录像进行慢镜头播放和分析时，不仅看见破绽百出，而且霍然发现惊人的秘密藏在放慢速度的镜头中。这个“自焚”事件完全是一场有预谋的骗局，所以该事件又被称为“天安门自焚疑案”、“天安门自焚伪案”。法轮功学员据此制作了揭露这场骗局的录像片，广为散发。2002年3月5日长春电视插播的录像片就包括《是自焚还是骗局？》。新唐人电视台据此制作的新闻记录片《伪火》于2003获得了第51届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荣誉奖。

但是，刘春玲是被烧死的吗？其实不是，是警察在现场用凶器打死的。CCTV录像慢镜头显示出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在灭火的时候，在刘春玲的头部附近出现了一只用力抡起的胳膊，这只胳膊击打刘春玲的头部，造成刘春玲双手扬起，突然倒地，还从刘春玲身上快速弹起了一个条形物。

自焚骗局发生之后，《华盛顿邮报》的记者曾到刘春玲所居住的河南开封采访，邻居们说从来没人见到刘春玲练过法轮功。刘春玲是从外地到河南的，有个老母亲和十二岁的女儿，无依无靠，在酒吧打工为生，而且常常打母亲和女儿。这些都不像一个真正的法轮功学员的行为。

这一组刘春玲被击打致死的慢镜头破绽被揭露出来之后，中共从来没有回应过。

中央电视台的自焚节目画面中有王进东的现场大特写，听见他在清晰地呼喊口号，还有一名警察站在他的身边，拿着灭火毯，悠闲地等著王进东表演，机械地把灭火毯盖在王的头上。这些镜头中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造假之处，就是录像中那个所谓的“王进东”浑身衣服被烧得七零八落，可是他两腿中间装汽油的绿色塑料雪碧瓶作为道具却完好无损。

明慧网2003年5月14日发表了题为《央视“焦点访谈”女记者李玉强承认“自焚”镜头有假》的报导。报导说，2002年初，央视记者李玉强到河北省会“法制教育培训中心”采访，“法制教育培训中心”实际是中共对法轮功学员洗脑而非法设置的黑监狱。李玉强曾和那里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进行所谓的“座谈”。当时有法轮功学员向她质问自焚镜头的种种疑点和漏洞，包括两腿间夹的装汽油的雪碧瓶子为什么完好无损时，李玉强不得不承认：广场上的“王进东”两腿中间的绿色塑料雪碧瓶是他们放进去的，此镜头是他们“补拍”的，让王喊一句跟法轮功有关的口号。她狡辩说是为了让人相信是法轮功在自焚，早知道会被识破就不拍了。

用来栽赃法轮功的这一场所谓“自焚”事件，中央电视台的自焚节目里有大量的近距离特写镜头，录下了极有渲染力的现场声音，而且摄像机镜头是跟踪拍摄了整个事件。镜头首先跟着警察，然后随着警察移动到事发地点。自焚本应是突发事件，这些画面和镜头从哪里来的呢？那么，一定得至少有一个摄影师有备而来，而且这个摄影师必须得到了警察的全力配合。警察拿着灭火毯晃悠，等待拍摄王进东喊口号的大特写；在送往医院的紧要关头，还能录下小思影在痛苦中呼喊妈妈的撕心裂肺的声音，为日后嫁祸法轮功提供所谓“生动的素材”。

大家知道，在天安门这样的敏感地带，任何游客、旁观者，更不用说西方记者，如果要在警察眼皮底下近距离拍摄，早就被警察把照相机没收，甚至把拍摄的人都抓走了。中共大肆渲染的所谓天安门“自焚”事件中却有大量的远景、近景和大特写，一切都有备而来。那么画面外的摄影师，甚至是一个摄影团队，又是些什么人呢？

在新华社播报的所谓“自焚”事件之前的两三个月，就已经有中共“610办公室”内部的知情人传出消息，说中共将制造自焚事件来栽赃法轮功。虽然明慧网当时登载了中共策划自焚阴谋的消息，只是心地善良、不问政治的法轮功学员们没有重视这些信息。直到十多年后的2011年2月，才被有心人在明慧网上发现了两篇十多年前有关中共策划自焚阴谋的报导。

2000年10月11号，自焚事件发生前3个月的时候，明慧网就有一条消息，题为《邪恶势力计划制造自焚假相》。

在自焚发生的一个月前，明慧网又有一篇关于自焚阴谋的报导，题为《警惕‘扮演法轮功’的阴谋破坏》，而且明确说出中共将在天安门搞自焚阴谋。

国际上有一个独立的、权威性的“互联网档案馆”，储存有很多网站的网页备份。在“互联网档案馆”的网站上，明慧网的这篇中共计划制造自焚假相的报导备份也有十多年的历史了。

这些自焚事件发生前的报导都进一步从侧面证明，是中共一手策划了这场栽赃法轮功的自焚事件。

自焚事件之后，全国宣传机器重新开足马力，在央视反复播放自焚者中年龄最小的年仅十二岁的女孩刘思影的录像，仇恨被煽动起来，“百万签名”反法轮功运动得以全面进行。到3月中旬，反邪教协会带到日内瓦联合国人权会议100卷签名布匹，重达1吨，主办者声称有约150万个签名。鉴于当时中国政府已禁止跨省的民间团体活动，这项签名运动能在全国主要城市开展，完全依赖于官方的组织和自焚事件的推波助澜。例如，天津市由团市委组织，江西的签名地点在省政府大院，而各高等院校的签名则由国家教委和各地教委统一安排。

天安门广场保持了很长时间实际的戒严状态，法轮功学员不再出现在天安门广场。为了证明当时在自焚现场的灭火器不是事先准备好的，此后灭火器成为天安门警车的标准配置。到再次开放以后，天安门广场逐渐成为访民抗议甚至自焚的场所，只是那些抗议和自焚不再出现于中共宣传机器的播报中。

天安门广场自焚骗局得以让江泽民和中共当局重组力量，把进行不下去的这场镇压迅速升级。

２００２年３月５日晚八时左右，在长春市有线电视网络的八个频道成功插播了《法轮大法弘传世界》、《是自焚还是骗局》等真相电视片，时间长达四、五十分钟，长春十万电视观众得以看到真相。第二天，在办公室，在公共汽车上，在学校，在商店，人们都在议论著刘春玲在天安门自焚现场被公安打死的慢镜头画面。谎言被撕开后对人们心灵的冲击可想而知。库恩在《江泽民传》中也不得不承认，“由于是黄金时间，大家都看到了‘法轮功’的节目，整个城市闹得沸沸扬扬。”

此次插播，不但把法轮功的美好传达给了世人，更把中共炮制天安门自焚栽赃法轮功的骗局全面揭露了出来。３月６日夜里明慧网头版报导了此事，３月７日，英国广播公司、路透社、法新社也相继报导，路透社报导称此插播事件为“法轮功最为大胆无畏的行动之一”。

法轮功学员的壮举令各界惊叹，也令迫害法轮功的江泽民一伙十分恐惧。江泽民在得知插播事件后，气得发狂，下令“杀无赦”。极短时间内，中共非法抓捕五千多名长春法轮功学员。在大抓捕中，至少七名法轮功学员被确认打死。另有十五人被非法判重刑，其中参与插播真相的法轮功学员梁振兴、刘成军被非法判刑十九年；周润君、刘伟明被非法判刑二十年。后来，在监狱的酷刑摧残中，刘成军、雷明、梁振兴等相继被折磨致死。

美国《标准周刊》（TheWeeklyStandard）在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６日第16卷第12期上发表了一篇长篇报导，报导的主标题是《进入细微的电波》（IntoThinAirWaves），副标题是《几位不为人知的中国烈士如何帮助全世界的自由事业》。文章的作者是伊森•葛特曼（EthanGutmann），是守卫民主基金会的兼职会员（adjunctfellowwiththeFoundationforDefenseofDemocracies）。他从一个西方人的角度，讲述了他所了解到的长春电视插播的故事，作者认为，现在被中国人广泛使用的突破中共网络封锁的动态网、无界网、自由门等软件的开发，就是因为受到这次插播事件的激励，插播事件已经成为推动信息自由的人们的一个神话和传奇。

【大纪元2012年05月26日讯】

华尔街日报在2000年4月20日发表了一篇题为“陈女士直到最后的日子仍说，修炼法轮功是一项权利”的文章，披露了法轮功女学员陈子秀被虐待致死的过程。记者伊安•约翰逊因此报导而获得该年度新闻普利策奖。

陈子秀是一位退休工人，家住山东潍坊市潍城区北关徐家小庄。陈的经历坎坷，她的婚姻生活只有14年，37岁时，丈夫被诊断为晚期肝癌。丈夫去世不久，和他们一起生活的母亲也去世，留下两个孩子，一个13岁，一个11岁。2000年2月16日，陈子秀走在街上被当地专管迫害法轮功的负责人抓走，并带至北关派出所看管。次日下午，带至临时成立的“法轮功转化看管中心”城关街办事处，政府官员用塑胶棍棒，电棒打她的腿、脚、后背下方，并用赶牛用的刺棒打她的头和颈部。和她同一狱室的人说，整夜都能听到从行刑室里传来陈凄厉的叫声。那些人不停地吼叫着要她放弃法轮功，每一次，陈子秀都拒绝了。在陈子秀去世的前一天，逮捕她的人再一次要求她放弃对法轮大法的信仰。在又一轮警棍打击后几乎失去了清醒意识的情况下，58岁的她还是坚定地摇了摇头。20日早，奄奄一息的陈子秀被逼赤脚在雪地里爬，两天的折磨已使她的腿严重淤伤，黑发上粘著脓和血，陈呕吐并因虚脱而昏倒，她再也没有恢复知觉。

河北省张家口市怀来县北辛堡乡蚕房营村陈运川老人一家，全家都修炼法轮功，但是为了坚持信仰“真善忍”，全家七口人，四人被中共迫害致死，一人至今还被非法关押，十几岁的外孙女下落不明。大儿子陈爱忠曾遭受到高达30万伏高压电棍的残忍电击，造成双手双腿残废，2001年9月20在唐山市荷花坑劳教所被强制灌食，遭折磨致死，年仅33岁。二儿子陈爱立曾被送唐山市冀东监狱非法关押，被迫害得体重只剩下50多斤，所受的残酷折磨罄竹难书，后来又被关到洗脑班，由于身体被迫害的很厉害，于2004年11月5日去世。小女儿陈洪平在无任何手续下被劫持到高阳劳教所，被几十人昼夜24小时不间断的轮番洗脑，不但遭受毒打，还被注射不明药物，2003年3月5日被迫害致死。母亲王连荣也曾被抓被打，关洗脑班。为避免再次被绑架，王被迫流离失所，在经历了长达七年磨难之后，王连荣于2006年8月4日在异地他乡含冤离世。父亲陈运川2009年1月11日遭遇不明车祸遇难，肇事者驾车逃掉。七口之家只剩下了仍被非法关押在北京天堂河女子监狱遭受迫害的陈淑兰，和她至今下落不明、生死未卜的女儿李颖。他们一家的遭遇是受联合国关注的迫害案例，也是中国千千万万坚持“真善忍”信仰的大法弟子受中共迫害的一个缩影。

柳志梅，出生于山东省莱阳市团旺镇三青村，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９7级学生。当年１7岁的柳志梅是在一次选拔测试后，以“山东省第一”的成绩被保送到清华大学。迫害开始以后，被清华大学开除。2001年被非法判刑12年，送往山东省女子监狱，那年，她才21岁。由于长期遭受非人的折磨，被强制注射破坏神经系统的不明药物，导致柳志梅精神一度失常。更恶劣的是，2008年11月临出狱前，被监狱注射毒针，回家后第三天，柳志梅突然精神失常，一天天加重，开始语无伦次，失去了记忆。她究竟在狱中遭受了什么样的磨难？失去记忆的柳志梅已无法说出来

这些迫害案例只是冰山一角。我们从明慧网披露出来的一些数据看到，已经被确认的迫害致死案例，到2012年的5月份，就已经有3537人，这只是在严密封锁下艰难地传递出来的少数案例。被非法关押到劳教所的更是多达10万人以上。美国政府2008年的《宗教自由报告》中提到，中国的劳教所里，有一半以上的人员是法轮功学员。还有很多的法轮功学员被关进精神病院，被注射不明药物。无计其数的学员被绑架到“洗脑班”，经历可怕的强制洗脑。因为不放弃信仰而在求职、下岗、升学、出国、提干、住房等各个方面受到的不公待遇，已经成了法轮功学员日常的生活了。

法轮功学员在被酷刑折磨中，常常听到施暴的公安干警重复江泽民的明确命令，对法轮功“要政治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这一切迫害政策的实施，是由江泽民建立起的盖世太保组织——“610办公室”进行的。我们说这场迫害具有“系统性，全民性和掩盖性”，其中“系统性”就是靠这个“610办公室”具体执行的。“610”是一个类似于“中央文革小组”的绕开即有法律和规章，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组织。

鉴于中国的法律根本就没有可以应用到法轮功的条款，而迫害的实质又是政治运动而非法律的实施，必须以政治运动的方式来进行，1999年6月7日，江泽民在政治局会议上宣布，在中共中央之下建立一个新的领导小组处理法轮功问题。在这个领导小组下建立一个办公室来处理日常事务。这个办公室又因其建立时间是1999年6月10日而被称为“610办公室”。几乎每一个党的分支，从省一级到区县，都建立了“610办公室”。“610办公室”的权力不是来源于国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国务院都没有授权“610办公室”运作，尽管后来为了掩人耳目在国务院挂了一块牌子。实际上，“610办公室”权力来源于中国共产党。每个“610办公室”听命于上一级“610办公室”，这样层层上到中央“610办公室”。每一级“610办公室”也听命于同级的党委。今天中国仍有数千个“610办公室”还在继续运作。

从主管中央“610办公室”长达10年的刘京的经历可以一窥这个秘密组织的一角。刘京一生走的是经典的“共产主义接班人”的道路。他的继父是中共高干，所以他属于今天被称为太子党的一员。他在北京工业大学读书时就被吸收入党。1966年文革开始，刘少奇和邓小平派遣的工作组进驻北工大，后来还是学生的刘京当上了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斗“黑帮”，打教授，整反对工作组的师生的黑材料。7月，刘少奇、邓小平失势后，刘京需要寻找新的投机点。8月12日，刘京和谭力夫两人贴出一张题为“从对联谈起”的大字报，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建议，要把“血统论”“提炼为政策，成为将来的本本和条条的内容”。全国各地至少上万人在“血统论”为指导的“红色恐怖”中被打被杀，仅北京在“血统论”猖獗的“红八月”中便打死1772人。

文革结束后，太子党开始经商，刘京进入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的康华公司，后又在邓朴方任理事长的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担任执行理事会副理事长。“六四”以后，康华系统的重臣纷纷被安排到政界，如俞正声任青岛市委书记（现上海市委书记），刘京任昆明市委书记。由于这段经历，后来在江泽民搞倒掌握军权的杨尚昆的权力争夺中，江的大总管曾庆红就利用同是太子党系的刘京和有类似经历的俞正声，通过邓朴方说服邓小平最终抛弃了杨尚昆兄弟。

1999年6月，当江泽民要建立一支法律之外迫害法轮功的秘密组织“610办公室”的时候，他需要一个效忠他个人而其经历又能证明是心狠手辣的人来掌控。这个人当刘京莫属。

中共中央“610办公室”的结构和它的上级部门“中共中央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是一样的。刚成立的时候，领导小组的组长是李岚清，副组长是罗干和丁关根。李岚清是当时的政治局常委，表示这个小组在党内的位置是在最高领导核心，副组长一个是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一个是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分别代表了中共的枪杆子（镇压工具）和笔杆子（宣传工具）。当时中央“610办公室”的主任是王茂林，原中共湖南省委书记，也是表示其级别是省部级；一个副主任是公安部副部长刘京，代表暴力镇压；另一个副主任是李东生，时任中央电视台副台长，代表宣传的笔杆子。两年后，随着李岚清和王茂林的退休，他们的位置分别由代表政法系统的副手罗干和刘京接任。此后，由于持续几年迫害未能把法轮功压倒，其政治迫害效果被社会广泛怀疑，中共把迫害转入隐蔽，宣传系统渐渐淡出。以致于到2009年，当已经担任中宣部副部长的李东生接替生病的刘京出任中央“610办公室”主任的时候，他被极其罕见的跨部门任命为公安部副部长和党委副书记。

正如一名中国高级官员对《华盛顿邮报》透露的，早期的镇压并不成功，直到2001年，才形成了“有效的”方法。这个有效的方法包括三个方面：暴力、高压宣传和“洗脑”，三者缺一不可，而“洗脑”是关键。中共在公开宣传中，给“暴力、高压宣传和‘洗脑’”这三者的结合体取了一个迷惑外界的专门名称，叫做“转化”。

中共媒体对法轮功的诽谤是针对整个社会的，是为了煽动仇恨以便把这场迫害开展起来。而具体到法轮功学员身上，就是以所谓的“转化”为主的迫害政策，要法轮功学员签署放弃修炼的保证书。由此而来就有了一个新的指标，叫“转化率”，就如同一个地方的GDP指标一样，“转化率”被用来与一个地方政府的业绩挂钩，与各级官员和单位领导的乌纱帽挂钩，甚至与劳教所、监狱、当事警察的业务考核挂钩。追求高速GDP带来的后果有目共睹，同样，追求“转化率”对法轮功学员的伤害更是触目惊心。

“转化”在操作上，就是要逼迫法轮功学员签订所谓的“三书”、“五书”（“悔过书”、“保证书”、“决裂书”、“揭批书”、“决心书”之类的东西）。所谓“保证书”，即让法轮功学员写下有中共指定内容的书面文字，并在上面签字。这些内容包括：公然抹煞修炼法轮功给自己身心带来的巨大益处，向中共“认错”、“认罪”，对中共的洗脑转化表示“感恩”，跟随中共诬蔑咒骂法轮功，保证不再修炼法轮功，保证不再为法轮功上访，等等。“保证书”是让法轮功学员在失去人身自由，精神和身体遭受严重迫害的屈辱条件下，以强暴手段获取的书面文件。

各地“610办公室”具体组织“洗脑班”实施对法轮功学员的“转化”。非法关押大量法轮功学员的劳教所、监狱的一个重要项目就是要转化学员，签署“三书”、“五书”。除了劳教所、监狱外，“610”还专门组建了用来转化法轮功学员的各种“洗脑班”。

迫害法轮功开始以后，明慧网上揭露洗脑班的消息中常常提到一个名叫“法制培训中心”的地方。一般人还以为这是一个什么普及法律的培训单位，以为只是顺便用来给法轮功学员办洗脑“转化班”。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山东青州市政法委网站上公布的“市法制培训中心职责”中，明确说这是一个“负责法轮功人员教育转化工作的专门机构”。

近几年，随着官场腐败，社会矛盾越来越多，各种上访人员层出不穷，于是给法轮功学员洗脑的所谓的“法制培训中心”又被利用来非法“关押”上访民众。2011年7月15日中国大陆媒体披露出了《陕西城固“法制培训中心”关押饿死上访者》一事。2010年3月18日，因上访被关押9个月零4天的三等甲级残疾退伍军人，几乎瘦成骨架的胥灵军猝死在“法制培训中心”。该报导曝光了很多“法制培训中心”的恶劣行为。报导说，陕西城固县为了阻止上访人员进京上访，把从北京接回的“缠访者”都投到这个“培训中心”。“法制培训中心”用饥饿等最方便、不受制约的残酷手段折磨上访者，让其遭受巨大的苦难，最终“息诉罢访”。因为长期遭受体罚和吃不饱，受训者大多瘦得皮包骨头，有人甚至因此丧命。

从这些上访民众在“法制培训中心”的遭遇，就可以想像被江泽民和中共当作最大的敌人的法轮功学员在那里的可怕处境了。“长时间不让学员睡觉”被中共当成转化法轮功学员的最有效的办法之一广泛推广。在封闭环境中强制学员观看诽谤法轮功的录像节目，强制“洗脑”，滥施各种酷刑，都是“转化”所必需的暴力手段。

2004年8月中的一个周末，纽约曼哈顿街头，法轮功学员在这里讲迫害真相，行色匆匆的路人不时停留在一张展板前，专注的眼神中写满了悲愤和震惊。

那是一个美丽的面容被毁掉的悲惨故事，毁容前后的照片对比让人心痛。

故事的主人叫高蓉蓉，沈阳鲁迅美术学院财务处职工，因不放弃修炼法轮功，被非法关押在沈阳龙山教养院。2004年5月7日，高蓉蓉遭到龙山教养院二大队副大队长唐玉宝、队长姜兆华从下午3点至晚上9点多钟的连续6小时的电击，造成她的面部严重毁容。后来高蓉蓉被迫害致死。

1999年7月20日以来，中共为逼迫法轮功学员“转化”采取了名目繁多的残酷手段，最常用的大概就是电击了，形形色色的电刑，甚至多根高压电棍同时长时间电击（电击口腔、头、面部、胸、乳房、阴部等）。其他常用的酷刑还包括：法轮功床（也叫死人床）；摧残性灌食（用非医用塑料粗管灌浓盐水、辣椒面、大粪等）；形形色色的手铐、脚镣、吊刑；形形色色的棍、棒、鞭打（橡胶棍、狼牙棒、皮鞭、铜丝鞭、钢筋条、荆条等）；竹签、铁钉钉指甲、穿骨、铁钳子拧肉；冬天全身浇凉水、脱衣服在室外冷冻，数伏炎夏在太阳下曝晒，火烙；多日不让大小便；地牢、水牢；老虎凳、坐板、蹲小号、坐铁椅子；强奸、轮奸、性虐待女学员；熬鹰、穿针、燕儿飞；倒挂、吊背铐；压床板、火烧炮烙、喂小咬、浇冰水、锥刑、链铐游监、活埋人、电磁震荡、开车拖拽、打毒针、灌屎尿、灌迷魂药，劈胯，等等，上百种不止。

看看什么是“死人床”。“死人床”是中共迫害法轮功所用酷刑之一。将学员捆绑在一张硬床上，将其双手铐在头上方的床栏杆上，再用细尼龙绳将其双腿绑起来。然后用此尼龙绳将学员从头到脚紧紧的捆在床上，一绑至少数日，其间不许松绑、下床，大小便也不许松绑和下床。绳子勒得非常紧，以至于学员呼吸困难甚至失去知觉。

江泽民集团镇压法轮功以来，对女性法轮功学员的折磨和凌辱以及她们受到的伤害令人触目惊心。

据“法轮功人权报告”中“对妇女施暴”部分的描述：数十万遭到羁押的法轮功女学员中，没有几个能逃过被剥光衣物的羞辱（有时是长期的），不准使用卫生棉，性侵犯或强暴威胁，或是胸部及外阴部遭拳打脚踢等等。更邪恶的是，警察不仅指使在押犯人对女学员进行性迫害，甚至中共警察也兽性大发，强暴或轮奸法轮功女学员、电棍电击阴道、用硬毛刷插入阴道刮搔、将女学员扒光衣服丢入男牢……。一位死里逃生的法轮功女学员说：“那里面的邪恶外界是无法想像的。”

2004年4月6日上午，现定居日本的法轮功学员金子容子在日内瓦联合国人权大会关于妇女人权的专题上发言，讲述了她在北京女子劳教所的经历。她说：“警察逼迫我放弃我的信仰。他们把我的两只手两只脚都铐在床上，手铐勒得特别紧，手腕都卡出了血，不光鼻子里插著胃管，他们还强行给我插上尿管，不让我下来上厕所。当时正赶上我来例假，他们怕我把被子弄脏了，给我垫上塑料布，光着下身……6月份的北京气温有摄氏35、36度，身下被汗水、分泌的东西潮乎乎地烘著，上面灌完食他们不把食管拔下来，也不系好，灌进胃里的东西反流出来，流到脖子上、肩膀上，到处都是粘乎乎的脏东西，他们一直捆了我近二十天。后来他们把我放下来，我在床上已经起不来了，后背全都烂了，也不会走路了。”

2005年3月8日国际妇女节，两位来自德国和法国的法轮功学员，熊伟和陈颖，在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媒体中心揭露了中共劳教所对女性尊严与权益的剥夺。被营救到德国的熊伟讲述了她在北京女子劳教所的经历。她说即便是来例假的时候也不许上厕所，不许用卫生巾。她抗议暴力时警察就用手铐铐她并恐吓说：“我把你手指一根一根掰断，用开水把你烫熟了，看你还炼”。熊伟还提到一位19岁的女大学生，被警察指使的八个吸毒犯毒打，将女孩的衣服全都扒光，把袜子和裤衩塞到嘴里，用很硬的鞋踢她的下身。二十多天后见到那个女孩时精神已不太正常。

外界有人把法轮功学员遭受到的非人迫害归罪于基层执法人员的素质差。其实不是的。中共司法系统的素质差的确是个问题，中共有时候也搞一些所谓的整顿治理司法系统的行动。比如说，在2003年开除了3万3千名不合格的警察，但是没有一名是因为虐待法轮功学员被开除的。相反，那些恶劣的执法人员对法轮功学员的虐待，恰恰迎合了江泽民之流要灭绝法轮功的迫害政策。中共还举行了好几次表彰大会，对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那些很恶毒的警察，那些“610”工作人员给予表彰。比如，原辽宁省马三家教养院院长、党委书记张超英，是马三家教养院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幕后总指挥。马三家最骇人听闻的恶性事件，是在2000年10月将18名法轮功女学员剥光衣服投入男罪犯牢房，残酷的迫害导致至少5人死亡、7人精神失常、多人致残。此事件在国际媒体曝光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但是，原马三家教养院院长张超英因卖力迫害，2001年被中组部、中宣部、中央政法委等七个部委授予“奖励”，马三家教养院被中共授予所谓的“全国教育转化工作先进集体”称号。2001年３月14日，张超英参加所谓的“辽宁省司法行政系统教育转化工作总结表彰大会”，受到“表彰”。就是这样一个人权恶棍，后来升任辽宁省司法厅劳教局局长（副厅级）、党委书记，竟负责起辽宁省司法厅劳教局的全面工作。

2001年2月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在妇女酷刑特别调查报告中即指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罗干对马三家将18名女学员扒光衣服投入男室的行径是知情的。”据称，罗干曾多次给马三家作指示并亲自蹲点，叫嚣：“要加大迫害法轮功的力度”。

据中国官方媒体报导，辽宁省投资10亿元在全省进行监狱改造，仅在沈阳马三家一地就耗资5亿多元，于2003年建成中国第一座监狱城，占地2000亩。

据原辽宁省沈阳市司法局局长韩广生披露，当时虐待法轮功最厉害的就是辽宁省马三家教养院，后来辽宁省司法厅要各市都到马三家去学习转化经验，沈阳市司法局主管这方面的副局长去了，回来跟他说，“马三家的基本经验就一条，就是用电警棍，咱们也用吧。”

可见，这场残酷的迫害并不是什么基层素质的问题。准确地说，中共对法轮功的灭绝政策，正好需要具有恶劣素质的基层执法人员来加以实施。同时，也正是江泽民和中共的迫害政策，怂恿和放纵，甚至造就了这些执法人员的恶劣素质。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造成法轮功学员遭到了非常残忍的迫害。

雷震远（Raymond J.deJaegher，1905年－1980年）神父在1952年他写了一本书

《内在的敌人》（THE ENEMY WITHIN: An Eye Witness Account of the Communist Conquest of China），回忆他在中国的经历，书中记载1940年在中国传教40年的天主教神父雷鸣远(Vincent Lebbe)，1877年8月19日－1940年6月24日）被中共囚做政治奴隶40天后，逃出太行山时说：“中国共产党不是中国人；中国共产党不是人；中国共产党是活阎王。”雷鸣远这三句话是在1940年用地道的中国话说的。

柬埔寨的红色高棉从1975年至1978年杀害了四分之一柬埔寨人民。西方人同样很难理解出身旺族，曾在西方留学的知识份子，彬彬有礼的波尔布特会如此残暴。他的亲生弟弟说：“我不晓得他为什么会变得那么邪恶，恐怕这是因为他读过某些书和交上坏人所致吧。”

同样西方很难把能背诵林肯演说词的江泽民与活摘器官的罪恶联系起来。

从1999年到2007年，中国器官移植市场飞速发展。在2003年，中国器官移植数量突然大幅度成倍增长。2003到2006年间在国际上掀起了到中国的器官移植旅游热潮。中国一些医院的器官平均等待时间短到不可思议的1-2周（国外要等2-3年）。哪里来的这么多器官呢？

2006年３月，有一名中国记者和一名沈阳医院工作人员在美国首先曝光出中共大量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惨案，一个潜在的器官来源浮出了水面。该记者和医院工作人员指证中国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被活体摘取，用于器官移植牟取暴利，而学员遭到焚尸。这位医院工作人员，她的前夫曾亲自参与活摘手术。活摘器官的指控引起了海外法轮功学员和一些人权组织的强烈关注，事情很快扩大到对全国数百家移植医院的调查。

中国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曾在国际医学杂志《柳叶刀》（The Lancet）上撰文说“在过去十年间（1997-2007），中国器官移植数量飞速增长”。大陆杂志《南方周末》在“中国叫停‘器官移植旅游’”一文中，也曾引述黄洁夫的话来描述中国器官移植的乱象：“全国一共有600多家医院、1700名医生开展器官移植手术，太多了！”相比之下，在美国，能够做肝移植手术的只有约100家医院，从事肾移植的不过200家；而香港特区能够从事肝、肾和心移植手术的医院仅各一家。

美国卫生部的数据表明，在美国，肝的平均等待时间是两年，肾的平均等待时间是三年。而中国的一些医院说，他们的器官等待时间短到只要以周来计算。

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天津第一中心医院）称病人等待器官的平均时间为两周；

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上海长征医院）称肝移植病人的平均等候供肝时间为一周；

国际移植网络支援中心（沈阳中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在其网页上说“肝脏移植最快只需一个月，最慢不超过２个月左右。肾脏移植最快一周，最长不超过一个月。如有问题在一周之内再次进行移植手术。”

在活摘器官被曝光之后，大陆器官移植机构在其网站上或者删除器官等待时间，或者关闭整个网站。不过，我们存有相关网站的页面截图和备份。

器官来源由军队掌控，参与的医院以军方或者与军方有联系的器官移植医院为主，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一个重要特点。因为军队保密的缘故，外界也就更难知道事情的全貌。

中共有庞大的军队卫生系统，包括解放军总医院，各军医大学附属医院，军区、军兵种总医院，等等。器官移植是中共军队医院发展最活跃的领域之一。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部长、原第二军医大学校长张雁灵2008年12月在新华网上说，“1978年，全军只有３所医院能做肾脏移植。现在全军能开展肝脏、肾脏、心脏、肺脏移植和多器官联合移植的医院已经有40所，占全国总数的四分之一。”

《三联生活周刊》2006年4月报导，“中国98%器官移植源控制在非卫生部系统”，也就是指器官来源控制在军队系统里。实际上从利用死刑犯器官到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军队医院，也包括武警医院，都占尽先机。一些能把器官移植做得规模很大的非军方医院，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主刀医生与军队医院关系紧密，甚至本身就是军队、武警医院的医生。比如，中国现代临床肝移植创始人沈中阳，既是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天津市第一中心）主任，同时也是武警总医院肝脏移植研究所所长。

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皇家检察官大卫•乔高（David Kilgour）和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David Matas）就中国大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进行了多方调查，发表了调查结果《血腥的器官摘取——关于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报告》（BLOODY HARVEST）.常被称为“大卫的调查报告”。作者根据一些公开的数据，认为中国器官市场高速发展的几年中，有41，500宗移植手术的器官来源是无法解释的。该报告收集到了能够证明指控的几十类证据。2006年7月，他们发表第一版调查报告时，已经收集到了足以证明指控的18类证据。2007年1月底发表的第二版调查报告中，收集到的证据已经达到33类。从2006年7月起，乔高和麦塔斯到了四十多个国家，发表公开演讲，公布他们的调查结果，同时不断地收集到新的证据。

2009年11月，加拿大Seraphim Editions出版社了发行了大卫•麦塔斯和大卫•乔高的新书《血腥的器官摘取》（Bloody Harvest，The killing of Falun Gong for their organs）。该书是调查报告的第三版，收集了52种不同的证据。大卫‧乔高强调指出，每一类证据无法单独证明这些罪行存在，但综合所有这些证据，几乎是无可辩驳的证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现象在大陆长期普遍存在。他们提供的证据还包括以病人家属的身份向中国很多医院的器官移植科打咨询电话，询问医院能否搞到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调查结果进一步证实了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实存在。

大卫•乔高和大卫•麦塔斯公开了他们的调查员与广西民族医院医生庐国平对话的电话录音，在电话录音中，卢国平多次亲口承认移植的供体来自于法轮功学员。他说，“有些是法轮功，有些是家属捐献的。”

对话片断：

调查员：那你的同学有没有跟你说过，他们做的都是这种法轮功的，是不是啊？

卢医生：有些是法轮功的，有些是家属捐献的。

调查员：喔。那现在就是说，我想找这种，给我的孩子找这种法轮功的，你估计他能帮我找到吗？

卢医生：肯定能够找得到。

调查员：你们以前用的，是从哪里找的？是从看守所，还是到那个监狱哪？

卢医生：从监狱里面找的。

调查员：监狱里啊。他那种都是那种健康的法轮功是吧？

卢医生：对对对。肯定是选好的，才能够做吧。因为这种东西做了要保证质量。

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到大卫设立的专门网站（www.organharvestinvestigation.net）上查阅上述的电话录音和对话全文，以及更多的其他调查电话录音。

器官移植成暴利行业

各大医院的收费标准可能不一样，但是昂贵的程度从中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国际移植（中国）网络支援中心的费用表中可见一斑。

肾移植6万多美元（约合40多万人民币），肝移植10万美元（约和70万人民币），肺和心脏器官更贵，要15万美元以上。

据《凤凰周刊》2006年报导，随着国外患者与日俱增，移植手术费用也逐渐上涨。2004年初，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东方器官移植中心）的肝脏移植手术费用为3.2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5万元）左右，到2005年，治疗费用已经超过了4万美元（约合人民币33万元）。

据《南方周末》报导，“急剧膨胀的业务，让东方器官移植中心获得巨额营收。据此前媒体报导，仅肝移植一项，一年即可为中心带来至少１亿元的收入。”2006年９月，东方器官移植中心新大楼启用，这栋投资1.3亿、拥有500张病床，总“病床年周转率”可达上万次，外科手术中心可同时进行九台肝移植及八台肾移植手术，成为亚洲规模最大的器官综合立体移植中心。

当器官移植变成了暴利行业，后果是严重的。一方面有钱人愿意花大钱买器官，另一方面，巨大的暴利就会推动医院为追求经济效益而不顾一切地去开辟新的器官来源。那么，在特定的政治气候下，某些群体就会成为这个器官来源的牺牲品。

中共否认盗用死刑犯器官的态度过去一直很明确。中共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在2005年11月出席菲律宾马尼拉WHO会议时，第一次公开提到供体主要来自死刑犯。不过，中共在后来又予以否认。

2006年3月，中共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记者会上声称，“有关中国存在从死刑犯身上摘取器官进行器官移植的情况，完全是谎言”，“蓄意捏造，欺骗舆论”。

2006年4月10日，中共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否认海外传媒报导大陆随意摘取死刑犯器官进行移植的说法。他称，大陆移植的器官来源，主要来源于公民在去世时候的自愿捐赠。

2006年10月10日，中共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回应BBC记者傅东飞的报导（报导中提及探访的医院医生说“器官来自于死刑犯”）时再次声称，“境外一些媒体报导中国的器官移植时编造假新闻，攻击中国的司法制度。”

但是，2009年8月26日的《中国日报》代表中共官方首次公开披露，说大部分器官来自死刑犯。国际社会也解读为中国政府在盗用死刑犯器官上的正式表态，从此以后，中共没有再就死刑犯是主要供体进行过否认或反驳，而是成为了在各种场合的标准说法。

几经周折，中共终于承认盗用死刑犯器官，毕竟是一个“进步”。不过，这是在中共被指控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大背景下进行的。今天中共否认活摘器官的态度，就如同它过去否认死刑犯器官一样，人们怎么能信得过它呢？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共是在用一个罪恶去掩盖一个更大的罪恶。

中共的“解放日报”在2005年1月26日发表了一篇题为“乾坤挪移九小时”的文章，讲述了上海仁济医院肝移植中心主任夏强做肝移植上瘾着魔的情况。夏强亲自开车来回140公里把72岁的病人接到医院做手术。为什么对72岁的老人这么有兴趣呢？因为老人身体状况极差：肝硬化+肝癌+双肾结石+肾功能衰竭，黄疸500多，腹水5000多，卧床已两月，需要做肝肾联合移植。夏强的目的是要冲击亚洲肝肾联合移植65岁的高龄记录。夏强对记者说：“对肝移植我是著了魔的”，“我现在简直像上瘾一样，一天不到病房看病人，心里就会不踏实；每周至少做2—5台肝移植，失败了也不怕，认真总结分析，第二天就会继续做。”

每周要做数台手术，渴求的就是源源不断的供体保障。这样的情况下，有多少人会去关心供体到底是什么人呢？是死刑犯还是法轮功学员呢？

美国宾夕法利亚大学生物伦理学（Bioethics）中心主任卡普兰（ArthurCaplan）教授，是一位曾被《发现》（Discover）杂志誉为科技界最有影响力的十大人物之一的国际知名专家，2012年3月13日在美国费城医学院（The College Of Physicians of Philadelphia)发表了“使用囚犯遗体做器官来源的道德伦理问题（The Ethics of Using Prisoners as Sources of Cadaver Organs）”的学术演讲。他说“特别是对器官移植旅游者，如果你到中国去，要在你停留的三周内完成肝移植手术，这就意味着得安排杀掉一个人，要通过血液和组织配型来找到一个合适的器官供体，然后在你要离开之前杀掉他们。如果你只是干等有人在监狱里死去，你不可能在三周内就等到一个肝；而且这个肝还要配得上你的血型和体质。你只能去找合适的供体，然后在器官移植旅客还在的时候把他们杀掉。这就是根据需求来杀人（Kill on Demand)。”

明慧网曾就此发表过一篇“死刑犯撑不起中国器官移植市场上的蘑菇云”的综合分析。该报告收集了大量中共自己的报导和许多相关的内容。从2000年到2008年的器官移植数量来看，2000－2002年和2006－2008年，死刑犯器官来源稳定在6000－6500例，而2002－2006年之间却有一个飞速的增长，这正是被指控发生大规模活摘器官的时期。报告特别指出了大陆那几年器官移植高峰期的器官市场的不同寻常的特征，包括超短的器官等待时间等，这些特征是死刑犯器官很难解释的，而又恰恰符合活摘器官的模式。

中共对上访学员采取了非常恶劣的株连政策：让家人下岗，让单位领导受罚，让全单位职工都没有奖金，甚至让地方政府部门承担责任，以乌纱帽相威胁。这样一来，中共实际上就是把学员周围的一切环境都动员起来参与到对法轮功的迫害中。单位里本来对法轮功学员有同情心的同事，因为奖金被扣，也被煽动起对学员的怨气，对法轮功的不满。地方政府部门为了保住官职，从消极状态变为不顾一切的阻扰法轮功学员去上访。地方公安被派到北京信访办门口去截访，“驻京办”变成了各级地方政府在北京抓捕当地大法弟子的派出所。

于是，从2000年左右起，很多上访的法轮功学员就不报姓名，不报家庭地址。从当时明慧网上的学员交流文章就可以看到，“不报姓名地址”成为了大法弟子抵制株连迫害的一种广泛流行的做法。这些学员后来怎么样了？很多人失踪了。外界只知道他们很可能被集中起来关押到一些地方。现在回顾起来，这种集中关押就为大规模活摘器官制造了条件。 在《血腥的器官摘取》一书中，作者大卫•麦塔斯和大卫•乔高在世界各地调查采访了很多被中共非法关押过的法轮功学员，这些学员提到在看守所遇到了许许多多不愿说出姓名和住址的法轮功学员。这些学员最后不知去了何处。同时，这些失踪学员的家属很多并不知道自己的亲人去上访，更不知道亲人被谁抓捕，被关到了哪里。严酷的现实是，想要人都不知道跟谁去要。

据明慧网报导，一位法轮功学员回忆起2001年初在北京看守所看到的许多不报姓名的法轮功学员被转移到东北的经历。她说，2000年12月20号以后，被送到看守所里的学员突然增多，每天都有好几十人，甚至上百人，不报名的就被编上号。没几天监室里就放不下这么多的人，警察每天也是在提审追问她们到底叫什么名字，并使用电棍等刑罚，警察教唆监室里其他犯人打她们，可她们基本上都不说。后来警察也不怎么问了，就说你们不说就把你们送到能让你们说的地方去。果然在2001年初每隔两天凌晨就送走一批，都是用大客车装的。我们监室有个十八、九岁的山东女孩，编号是K28，有一天早晨因叫错号了上了大客车又回来了，说都是往东北拉。后来警察也不瞒了，也是说都往东北送。那一段时间北京往东北送了很多人。

中共应对活摘指控，一是不让外界去调查，二是加以否认，三是开始承认供体主要来自死刑犯。联合国“酷刑问题”特派专员曼弗瑞德•诺瓦克（Manfred Nowak）在2009年8月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中共)解释说器官移植的来源主要是死刑犯是无法令人信服的，如果那样的话，那么死刑犯的人数一定比认为的要高得多。”2008年11月“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国器官移植热的兴起与迫害法轮功几乎同步，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忧虑。”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CECC）在2009年度报告中指出，“未经允许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控再次出现，进一步引起了对中国的器官移植业可能存在虐杀的关注。”

20１１年６月，美国国务院更新了非移民签证申请表DS-160，变更的内容包括新增加了六个关于“安全和背景信息”的问题，其中之一是：“你是否曾经直接参与强制移植人体器官或身体组织？”（Have you ever been directly involved in the coercive transplantation of human organs or bodily tissue?）该问题属于核查不得入境的理由类问题，即如果答案是肯定的，申请人通常不能获得签证。

《大卫的调查报告》把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称为“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

“天啦，我无法相信这是真的！”这可能是你听到“活摘器官”这一指控时所具有的自然反应。

但是，这并不是你一个人的反应。六十多年前的美国最高法院法官费利克斯•法兰克福（Felix Frankfurter)听到纳粹屠杀犹太人时，也说过类似的话。

从1999年7月20日起，江泽民发动的大规模对法轮功的迫害，是一场利用国家机构、国家法律、国家政策法令，整个国家机器，针对中国大陆及海外数千万信仰“真、善、忍”做好人的无辜百姓的犯罪行为。根据联合国1998年颁布的《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的第六条“灭绝种族罪”和第七条“危害人类罪”的相关条款，江泽民迫害法轮功修炼人的行为已经构成了“灭绝种族罪”和“危害人类罪”。

从江出访冰岛、德国、美国到墨西哥，法轮功数百数千人规模的抗议如影相随，江泽民看到极为惊恐。就像二战后大屠杀幸存者追纳粹罪犯一样，法轮功学员在全球30个国家有50多个诉讼案，以“反人类罪”、“酷刑罪”和“群体灭绝罪”，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等30多名中共官员。法轮功学员创造了几个世界记录：

第一，二战以来最大规模的对世界最大共产党国家党魁和犯罪官员的国际人权诉讼，唯一与二战不同的是在中共还没有倒台就开始了。遍及30个国家，至少有60名律师分布在五大洲协助当地的法轮功学员进行刑事控告及民事起诉。

第二，第一次在世界范围起诉中共总书记。

第三、江泽民成了第一个在任期间就被起诉的国家元首。

2000年8月25日，两名法轮功学员朱柯明、王杰，向中国最高检察院和中国最高法院提交申诉状，状告当时的中共国家主席江泽民、中央书记处书记曾庆红与政法委书记罗干迫害法轮功的违宪、违法行为，并提出了撤销对李洪志先生的通缉令、撤销公安部违反宪法的“六禁止”通告、释放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追究江、曾、罗等三人的法律及刑事责任等六项起诉要求。

此诉状经挂号信寄达中国高检后，被告江泽民、罗干亲自下令逮捕原告。两名原告于诉状递交两周后在北京被中共警察秘密抓捕。北京居民王杰被抓后不久被严重打伤内脏，放出后伤重不愈，不幸于2001年去世。香港居民朱柯明，被秘密判刑五年，关进天津茶淀监狱，遭受电棒电击等酷刑，五年后回到香港。他曾在狱中写过六份申诉状，要求狱长转呈国家领导人，但都被扣押。

身为中国公民的王杰，受到的迫害更为惨烈。友人曾问王杰：“王杰，最使你痛苦的时候是什么？”王杰回答：“警察用膝关节磕我肾脏[的时候]。”——王杰被抓进房山拘留所后，每天都受到毒打。警察受命于江泽民与罗干，无意问话、只是一味的毒打王杰。就在恶警用膝关节猛磕王杰的肾脏之后，王杰昏迷了一个月，经抢救才又苏醒。王杰证实，警察爱使用的一种酷刑，是用东西将人裹起来狠打，因为这样打看不出外伤，全是内伤。王杰去世时享年38岁。

2002年10月22日，江泽民在美国芝加哥逗留期间，被法轮功学员以酷刑罪和“群体灭绝罪”等罪行起诉到美国伊利诺伊州北区联邦法院。为避免撞见正门上千的抗议人群，不顾国家元首脸面，不敢走正门而走垃圾道。

随后2002年墨西哥CABOSAN LOCUSAPEC会议后，其它国家政要均沿当地唯一的高速公路前往机场，一些随行人员和公路旁等待抗议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互相招手，而江的车队在高速公路上逆行以躲避抗议的法轮功学员。

2002年12月13日，一份由法庭书记员签发的中英文安排开庭时间的通知书，连同一封解释该通知书的中英文信函，以及诉状、传票和准许原告用替代送达方式向被告送达法律档的法庭令的副本，通过联邦特快专递，送交被告江在中国北京中南海的官方办公室。诉状最初是外交部接到的。可是这封特快专递太特殊，外交部既不能说“查无此人、退回原处”，又不能随便签收。后来他们把信直接交给了中南海的“江办”。“江办”倒是痛快，黄（T.Huang）大笔一挥就签了字。这件事至今还在中共高层被当作笑话流传。

江被控告后，江泽民急忙指示中办主任贾廷安和美国政府紧急磋商，要求以“元首豁免”的借口搁置此案。

2009年11月，西班牙国家法庭裁定，以群体灭绝罪及酷刑罪，起诉江泽民、罗干、薄熙来、贾庆林和吴官正等五名中共高官，要求被告须在四到六周内回应。法院通知书表示，若被告罪名成立，将面临至少二十年徒刑，并附带经济惩罚。

2009年12月17日，阿根廷联邦法院第九庭法官Octavio Araozde Lamadrid作出历史性裁决：就江泽民、罗干因迫害法轮功而犯下的反人类罪行而下令阿根廷联邦警察局国际刑警部逮捕该二名中共官员。当时港台两地媒体及美国《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以及美国之音、法广纷纷报导，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则出面威胁该逮捕令影响中阿关系。

虽然很多法律诉讼被中共以豁免权和利益威胁利诱而进展艰难，中共和西方政界在表面佯装镇静，但从几年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看，对江系“血债派”的打击是致命性，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江系“血债派”的主要方法是捆绑整个政府机构和不愿参与迫害的官员，而法轮功学员采取的“冤有头，债有主”有针对性的起诉，有效地剥离了那些尚有正义感的官员和“血债派”的捆绑。法轮功学员从来没有将反对镇压的胡、温、习作为对立面，而且多次在他们出国访问时打出横幅表达善意，希望他们惩戒元凶。这导致2004年中共最高层在讨论平反法轮功问题时而发生内斗。

第二，江系“血债派”虽然可以转移财产和办理亲属海外，但谁能保证这些财产在未来不被没收？

第三、几年来一些年迈的前纳粹分子在世界范围的被捕和审判给中共“血债派”以可怕的联想:下台以后怎么办？老了以后怎么办？纳粹逃亡南美的老路可能不通了。一位中国异议人士说，他们这回只能去非洲追狮子了，或者给狮子追了。

第四，中共高层在法轮功问题上长期意见相左，胡温和他们的接班人背负不起上亿受迫害的中国民众的血债，更不愿为“血债派”所发起的镇压长期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起诉直接和间接鼓励了体制内开明人士对“血债派”的压制。吴仪和温家宝在薄熙来被起诉后以不利国家形象将其贬下重庆，而这些最终导致了薄熙来今天的下场。

根据法轮功人权律师团提供的资料，从2001年到2012年4月，前中共总书记江泽民被法轮功学员以“群体灭绝罪、反人类罪、酷刑罪”刑事控告或民事起诉之国家或地区有：

欧洲：比利时、西班牙、德国、希腊、荷兰、瑞典。

美洲：美国、加拿大、玻利维亚、智利、阿根廷、秘鲁。

亚洲：台湾、香港、日本、韩国。

大洋洲：澳大利亚、新西兰。

共有38名现任或前任中共官员被刑事控告或民事起诉:

罗干(前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政法委书记)、薄熙来(前商业部部长)、刘京(前公安部副部长，前中央610办公室主任)、李岚清(前国务院副总理)、赵志飞(湖北省公安厅长)、刘淇(前北京市长)、夏德仁(辽宁省委副书记)、吴官正(山东省委书记)、王茂林(前中央610办公室主任)、王旭东(前中国资讯产业部部长、前河北省委书记)、李长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赵致真(原武汉市广播电视局局长)、陈至立(前教育部长)、贾庆林(前北京市委书记、政协主席)、苏荣(甘肃省委书记)、曾庆红(前国家副主席)、徐光春(中共河南省党委书记)、黄华华(广东省省长)、王三运(安徽省长)、吉林(北京市副市长)、赵正永(陕西省代省长)、陈政高(辽宁省长)、王作安(国家宗教局事务局局长)、叶小文(国家宗教局事务局局长)、杨松(湖北省委副书记、省610办公室负责人)、黄菊(前国务院副总理)、郭传杰(中国科学院党组副书记、610办公室副组长)、李元伟(辽宁凌源监狱管理分局局长、610办公室负责人)、贾春旺(前公安部部长)、林炎志(吉林省委副书记、610办公室组长)、孙家正(政协副主席、前文化部长)、王渝生(反邪教协会副理事长)、王太华(安徽省委书记)、张德江(广东省委书记)、陈绍基(广东省政法委书记)、施红辉(广东省劳教局局长兼党委书记)、郭金龙(北京市长)。

陈至立于2004年7月19日访问坦桑尼亚被起诉，罪名是在中国教育系统“谋杀迫害法轮功”，包括指使教育部门把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的诬陷与诽谤写入小学课本，陈至立还被迫去法庭应讯，成为中共高官因参与迫害法轮功在海外被起诉的多桩案例中，作为被告亲自出庭的头一例。

2004年10月底，甘肃省委书记苏荣随吴邦国出访赞比亚被法轮功学员起诉吃上官司。他欺骗法庭说要上庭漂白自己，但是11月8日开庭时发现他失踪了，被控“蔑视法庭罪”，11月13日赞比亚警方发出通缉令。经过十几天的越境潜逃，苏荣才失魂落魄的回到甘肃。他说：“再也不敢出国了”，这件事轰动了世界。

法轮功学员以“群体灭绝罪、反人类罪、酷刑罪”刑事控告或民事起诉中共官员之国家或地区:

欧洲：法国、德国、比利时、荷兰、瑞典、芬兰、亚美尼亚、莫尔达瓦、冰岛、西班牙、瑞典、爱尔兰、丹麦、赛普勒斯、俄罗斯、奥地利、瑞士。

美洲：美国、加拿大、玻利维亚、智利、阿根廷、秘鲁。

亚洲：台湾、香港、日本、韩国。

大洋洲：澳大利亚、新西兰。

非洲：坦桑尼亚。

法轮功学员以“人身攻击、毁损财产、骚扰、诽谤”刑事控告或民事起诉的中国使领馆官员有：

美国、印尼、加拿大、德国、韩国、俄国、马来西亚、日本、菲律宾等地之中国使领馆或使馆官员（包括驻加拿大中国副总领事潘新春驻韩大使李滨、驻韩中国总领事张欣及五名大使馆参事官、马来西亚中国大使馆新闻官孙向阳等）。

法轮功学员并向国际刑事法庭、联合国酷刑委员会、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理事会之前身）、及欧洲人权法庭、国际刑事法庭控诉江泽民、曾庆红及“610办公室”的非法镇压迫害犯罪行为。

面对涉及上亿民众及其他们家庭成员的迫害，世界为什么保持了沉默？

镇压的不成动，不仅使江泽民恼羞成怒，更使他不得不改变策略，疯狂的镇压不可能永远高调的进行。从三个月的计划和铺天盖地攻势变成隐蔽的党国行动，这种策略的改变本身就是江泽民失败的标识。

中共在宣传中把劳教所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涂抹成“春风化雨”，用谎言来欺骗、毒害世人。中共的信息封锁非常严重，特别是对法轮功正面报导的消息，使得人们很难得到有关迫害的资讯。这是造成人们不了解或者难以相信迫害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

江泽民在国际上还搞了很多人权歪理，什么“温饱权”之类的东西来挑战普世价值。江泽民时代的一大“发明”就是，“人权就是温饱权”，你说人权迫害，他说经济有了发展，帮助多少人解决了温饱。这个逻辑就好像只要帮助某个村的人吃饱了饭，就可以对另一个村原本就吃饱了饭的人进行残酷无情的人权迫害。你说既然解决了这些人的温饱，他们不就应该享有其他的人权了呢？中共又说中国还很穷，要先去解决那些穷人的温饱。总之，江泽民和中共不过是在制造不能给你人权的借口而已。

在迫害开始后，江绵恒在封锁互联网的问题上不断加大力度。他所主持的“金盾工程”前期投资就是八亿美元，为的就是不让大陆网民得到任何有关民主、人权、自由，特别是法轮功的海外资讯。

2005年美国哈佛大学法学教授约翰•帕弗雷（John Palfrey）公布了一份调查中国网络封锁的研究报告。结果显示网站在中国被封锁的概率，包含“六四”的是48%；包含反共政治主张的概率是60%，正面报导法轮功的信息是100%。2009年闹得纷纷扬扬的“绿坝－花季护航”过滤软件，中共对外宣称是为了过滤色情内容。但是美国密西根大学电脑工程系的几位专家对“绿坝”软件进行了分析，于2009年6月11日发布了研究报告，发现其过滤的内容很大程度上是与法轮功有关的，有一个用于过滤的关键词的词库文件名就叫“法轮词汇”（FalunWord.lib）。

利益，还是利益。江系“血债派”用订单和国土出卖来换取世界各国的沉默。他们会说：江出卖你们人民的利益，和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只关心做生意。而真正关心中国人民的国际人士则被江系冠以“国外反华势力”。

江系“血债派”还花了很大力气去收买、渗透海外的中文媒体。同时，也用经济利益去威胁利诱西方媒体和政府，使得西方发不出强大的反对声音来，“什么都可以谈，就是不能谈法轮功”，一谈法轮功，中共就歇斯底里，就集体退场。中共还学当年希特勒请很多外国记者去看“集中营”里的犹太人在一起踢足球的“好日子”。中共也请很多西方记者，到被严密监视的监狱里去参观，然后让西方记者用那种假象去欺骗国际社会。

江泽民和中共还喜欢搞一些人权花招。比如说在联合国，它用很多钱去收买一些小国家，使得针对中国人权的提案得不到通过。再就是搞人权“捉放”游戏。它先抓几个民运人士，人权人士，西方人权压力大了，它就放几个人。这一放，国际上就说中国人权问题“有所改善”。但是在中共所放的人当中，从来不会有法轮功学员。中共它知道什么是底线，它可以对别的团体松一点，但是法轮功一定是它坚决打击的对象。

2001年11月20日下午2点，犹如从天而降，36个来自15个国家的西方人从天安门广场

的四周走来，在国旗南面30米的地方聚拢。他们自动排成两行，静静地盘腿坐好，开始炼习法轮功静功，后面的人拉起了一面巨大的横幅，上面写着“真善忍”三个大字。他们此行的目的是“为了要求中共停止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

“这是我一生中所见到过的最伟大、最庄严的场面”，参加者奇普卡激动地说，“我看到的是，三十多个人在努力表达他们的心声。”他们中的一名加拿大法轮功学员举著亲手制作的“法轮大法好”的中文横幅，绕场跑着，并不断高喊“法轮大法好！全世界都知道！”另一名参加者森图瑞安后来描述说，“不到一分钟，警车呼啸而至，迅速包围了我们，参加的学员们被警察殴打、逮捕、强行拖走。”

虽然这个活动持续了几分钟，但是却震惊了世界。全世界的各大媒体迅速广泛地进行了采访报导。这些被外界称为勇士的36位西方人，来自15个国家，互相之间并不都认识，使他们走到一起来的，就是一个简单的约定：“11月20日下午2点整，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国旗南面打坐，谁想去都可以。”

“我只认识几个人，”参加者拉米甚说，“我们真的不知道到时候会有多少学员来。我们到那儿以后，才开始找人。”“我们想让中国人民知道全世界都有人在炼法轮功，迫害是绝不能接受的。我们想让中国人民知道，世界各地的学员都出来援助了，我们还要告诉他们，中国的江政府在欺骗他们。”他接着说道。

维尔夫妇是美国学员。在天安门广场上，维尔先生和警察抢夺横幅，好一阵他才意识到妻子不在视线中。他回头寻找，只听见不远处一个清丽祥和，但充满毅力的女声用生命在呼喊，“法轮大法好！”他放心了，这就是他坚定的妻子。他们共同的心意光耀天安门广场，响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15个国家的西方人到中共的心脏地表达心声，这在中共的统治历史上绝无仅有。

这些有着不同肤色，操著不同语言的人们，却用中文共同唱着一首朴实的歌曲，其中无比凝重的满腔真诚和期待，总是感动得人流泪。这首《为你而来》的歌，几乎每个西人法轮功学员都在唱：

在美国《华尔街日报》详细报导了法轮功学员陈子秀被迫害去世的过程之后，更多的媒体报导，外国政府，国会对法轮功的报告，引起了世界对法轮功学员受到残酷迫害的关注。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江泽民试图在海外营造舆论支持对法轮功镇压政策的努力已经彻底失败。

这些都使江很被动，迫于巨大压力，从此迫害手段更加隐蔽，转入地下。

江在迫害法轮功后不久，亲口下令对法轮功学员实施“打死算白死，打死算自杀，直接火化不查身源”的群体灭绝政策。自1999年到2006年5月，中共中央军委开过六次主要针对法轮功的会议，以中共军队后勤部为首的军队系统层层开动，按照军委主席江泽民的意愿达到其“肉体上消灭”的迫害目的，开始活摘器官，而贩卖器官这种一本万利的买卖又成了一条被江泽民默许而鼓励的军队生财之路。器官移植的巨大利润和庞大市场给器官贩子提供了犯罪的条件。

江泽民的这场迫害具有“系统性、掩盖性和全民性”，其“掩盖性”是使得这场迫害能够持续至今的一个重要方面。

法轮功以讲真相的方式在迫害中反迫害，是对人类尊严和法律尊严的维护。

人类历史上的浩劫，包括纽伦堡审判后所发生的种种事件，受害者都是在施行迫害的政权倒台以后，才开始对恶行加以大面积曝光。由于暴行未能及时曝光，迫害者肆无忌惮，受迫害者固然灾难深重，整个国际社会也往往受各种牵连，最后不得不付出巨大的生命、财产与道义的代价。而且由于不能及时追究罪责，作恶者大多逃之夭夭，也给人类留下不好的示范，导致国际间正义力量日趋薄弱，使得大大小小的迫害在当今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容易发生且难以制止。

法轮功学员从迫害一开始就积极的抵制迫害，而且是以完全和平的讲真相的方式在中国、在国际间反迫害，这是人类反迫害的一个创举与壮举。

阻止一场大规模迫害的第一步，也是最危险、最艰难的一步，就是把迫害大量曝光。联合国人权机构年度报告中有史以来所记录的最大量的迫害案例就是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而且世界各地已经有不同的法庭在对这场迫害进行法律追究。尽管现在迫害还没有结束，可是迫害者只要走出中国，在哪里都受到谴责与起诉。法轮功学员在迫害之中反迫害，是对人类尊严的维护。由于法轮功学员从第一天起就把凶手的罪恶记录下来，并在反迫害之中就开始对这些凶手们加以追究，这本身是在维护人类法律的尊严，给未来留下一个警诫，为以后人类制止、消除这样的迫害留下一个先例。

法轮功学员以讲真相的方式在迫害之中反迫害，在中国也引起了深刻的变化。大型的迫害都是通过欺骗社会来参与而达到的，法轮功学员通过讲真相使人们不再受蒙骗去助纣为虐时，它影响的就不仅仅是人们对法轮功的态度，而是人心、良知的回复，受益的是整个社会，以至国际社会。

中国社会目前存在的种种社会问题和危机，很大程度上与中共破坏了传统的道德和做人的基本原则，代之以党文化思维有关。媒体和社会舆论被邪党操纵，人们虽然反感中共的种种政治帽子、棍子，但在党文化的环境中，还是无法认清它的内涵，因而屈服于它的变异逻辑、甚至险恶的动机。

法轮功的正，是社会的一面镜子，能照出其不正的丑恶。

一个单位的局级干部，镇压前陪他妻子去参加过法轮功学员的修炼心得交流会。后来他在洗脑班上情绪激昂的说：“太及时了！应该镇压了！那么大的法会好几百人，清风雅静的，没有一个人在下面说小话，简直就是天方夜谭！甭说咱们的党委书记会，中央、人大开会时，还少不了睡觉、开小差、交头接耳的呢。可怕呀！”他说他一见大法学员严肃的修炼心得交流会，就觉得对党有危险了。

他说，党号召“五讲四美”什么的，跟走过场似的；你们师父教“真、善、忍”，丢了命你们都要坚持；说要取缔，“四•二五”这么多人自发就去了……法轮功的凝聚力、感召力这么大，这早该镇压了！大法学员说这是什么理论啊？他说：“你糊涂啊！”他还说别人糊涂，他还正常吗？共产党把人搞的已没正常思维了。

有位法轮功学员被关在洗脑班，“转化”她的人给她洗脑，她就给他们讲修炼法轮功身心受益的亲身经历。有人说：“你别老讲你们好了，我知道你们好，越好才越要被镇压。传达给我们局级干部的文件中就讲：之所以要镇压法轮功，就是因为你们做得太好，对党形成威胁了。”

中共几十年的残暴，各种政治运动，使一部分中国人渐渐失去了在强权、暴政面前讲真话、坚持道义的勇气和信心，在压力面前变得无奈、茫然、明哲保身，甚至怀疑善良和正义的力量。对坚持原则的行为表现得很不以为然、甚至对中共的镇压手段采取认同的态度。这也是中共利用其党文化在心理上、精神上迫害中国人的体现。

法轮功学员在过去十多年的时间里的讲真相、抵制迫害，是在坚持自己做好人、讲真话的基本权利，他们面对暴政的迫害，既没有卑躬屈膝，也没有以暴易暴。而是从善如流，坚持自己的信仰；他们把真善忍的美好和中共的假恶斗告诉周围的民众；对于迫害他们的中共人员，他们没有报复，而是慈悲地劝善，在过去十多年的血雨腥风中的所作所为，展示著真善忍的美好。

这是一个警察讲的一件令他们警察都很感动的事。

他的同事管着的那位法轮功女学员，她婆婆已被关进劳教所了，丈夫又在外地，家里还有个孩子。那警察每天给她说好话：“我现在有这口饭吃也不容易，你就可怜可怜我，你去上访我就没饭碗了。”

可终于那年夏天，这位学员还是去北京了。接到通知后去领人，警察火冒三丈，见到那位女学员，一边骂，一边上去就用皮带狠命的抽了她一下。可这位女学员没有气恨，也没有去护身上的伤口，却掏出自己的手绢，递给气急败坏、满头是汗的警察，流着泪说：“真对不起，让你受连累了，我做的事你以后会理解……”

警察说：“我的妈呀！她把我哥们感动的发自内心的后悔，永远为打的这一皮带自责！这哥们回来后自己脱警服不干了，再也干不了了！”

为了帮助人们了解真相，动态网，无界网，自由门和其他破网软件相继投入服务。许多人用网络免费软件“翻墙”来到国外，接触到各种真相。

新唐人电视台，大纪元报纸，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全天候的提供信息服务，直接把海外的消息，中国的禁闻，迫害真相传送进严密封锁信息的中国。

法轮功学员从自身被迫害中看到，之所以被迫害，是江泽民掐断了传统文化的根，颠倒了“真善忍”的五千年道德的标准，中共党文化取代了中国人的传统思想，传统生活方式，丧失了应有的道德。要制止迫害就必须和全社会一起，真正返回中华文化，走回神传的文化传统中去。这样的回归，才能使中国人民脱离苦难，找到自己的文化根，这样的民族才是世界和平的保证。因此法轮功学员开始传播五千年传统中华文化，洗净中共文化的毒害，把被江泽民颠倒的是非善恶标准重新建立起来，为中国人民和中国当代历史写下最光辉的一笔。

法轮功学员在世界各国主办“神韵”晚会，文以琴瑟，武以干戚，奋至德之光，动四气之和，以著万物之理。夫神思方运，妙将入神，灵则通圣，盖以穷天地之不至，显日月之不照。这深蕴五千年众多朝代各个民族敬天向善的美好，不仅向世界展示了中华民族最本质的品行，还在深层的信仰，人文精神上与世界各种族人民同根相连，融为一体，共得天理人道。正是这一巨大传统文化和道德提升工程的启动和具体实施，给中国带来真正的希望。

《九评共产党》的发表是另一个重大事件。这本书直接启发了上亿的中国人自觉洗净共产党文化的污染，从个人道德上升华到新的境界。有些不了解或习惯了政治斗争的人说这是搞政治，其实这才是民族道德的复苏和向善。千百万人主动脱离中共的各种组织，不仅体现了中国人民在新的升华中自觉凝聚在传统文化精神下的整体风貌，而且为社会和平转型，提供了各种条件和实质的可能。

连中共的610办公室头子都不得不承认法轮功学员讲清真相的威力巨大。时任中央委员、公安部副部长、中央610办公室主任的刘京，于2005年6月30日在中央召集各省一名主管官员出席的秘密会议上，警告与会者，如有消息泄漏，哪儿出的问题，拿该省出席官员是问。他说：“在境外，‘法轮功’网络了一批知识层次相当高、掌握现代技术和传媒手段的新生代精英，组成了各种专门技术小组。仅从去年12月到今年5月底，我有关部门累计发现，境外有关‘九评’的网站有248个，阻断对相关网站的点击8000万次，阻断电子邮件近3000万封。应该看到，在这些技术领域我们防范上还存在着薄弱环节，也可以这么说，西方在技术手段、信息安全领域还高我一筹。比如说，打进来的电话，现在大概难以计算，到底有多少次，就我们的初步统计，群众举报就数千万次。再比如，攻击卫星，从2002年6月23日开始，我广播电视节目累计受到‘法轮功’信号的攻击达186次，累计103个小时37分钟，这其中今年已达51次。今年的3月14日、17日和21日晚，先后三次攻击六个发射器，每次时间都在一个半小时左右，使中央和地方的18套节目的正常播出受到干扰。‘九评’的画面出现在电视台，长达1分12秒，造成了极其大的影响。很多群众打电话，‘政府的电视台为什么出现了推翻共产党的画面？’”

在那个严酷的专制社会中，国内法轮功学员大量用人民币作为真相传播载体，大家在人民币上写下真相短句，让其自然流通到其他人手上去。更多人获得真相，再把更多载有真相的纸币投入流通渠道。以致中国人民银行不得不颁发（2009）119好文件《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深入防范和打击“法轮功”利用人民币进行宣传活动的通知》，要求临柜人员“发现印有‘法轮功’标语的人民币要按残损人民币兑回。”“对回笼的10元，5元，1元纸币要进行重点整点，未经专门整点不得对外支付，坚决杜绝向客户支付的现金中含印有‘法轮功’标语的人民币。如发现印有‘法轮功’标语的人民币已付出，要追究有关人员责任。”

国内外的法轮功学员组成各种方便的资料点，大面积的向世人传播真相。迄今退出共产党和相关组织的人数已达116，502，639人。

【大纪元2012年05月27日讯】十三年迫害法轮功的政策，造成了中国高层实质的分裂–题记

2012年2月，将在中共十八上接班的习近平受邀访美。习拜访了白宫和五角大楼、到爱荷华州故地重游、在洛杉矶看NBA篮球比赛，再加上二百七十一亿美元的采购清单。然而却正值国内发生了重庆市副市长、前公安局长王立军出逃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寻求政治避难，外界称为“薄熙来-王立军事件”。

王是帮着当时的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大搞“唱红打黑”的心腹成员，也是重庆市的副市长，前公安局长，突然与薄反目成仇，并有计划的闯馆避难，制造了中共历史上第一位副部级官员投奔美领馆的严重政治事件。（详情见本章附节“薄熙来-王立军事件回放”）

被王立军事件触发的中南海激烈搏击，实际上是围绕夺取十八大将接掌中共最高领导权的接班人习近平展开的。被江泽民秘密选定接掌中共最高权力的人是薄熙来，由于中共高层各种因素制约，江泽民不得不让习近平作为十八大中共最高层接班人。

江泽民、曾庆红、周永康、罗干等镇压法轮功，十三年来犯下了惊人罪恶。为继续镇压政策，避免清算，江泽民、曾庆红绝对不能让出中共最高权力，这就是江泽民向新的领导人胡锦涛温家宝不断挑衅争斗的实质，也是中共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权斗的核心。

接着在短短几个月之内，中共政局发生激烈动荡，十八大入常热门人选薄熙来下台，掌管政法委的周永康失势，江泽民派系面临崩盘。中共高层在十八大前夕展开了殊死的斗争。

官方公开承认的仅仅是谷开来涉嫌谋杀海伍德和薄熙来对王立军出走美国领事馆负有责任，但官方要求军方表态说明事情要比上述指控严重的多。主要消息来源都是海外中文媒体和西方主流媒体的报导，有些还是来自中共内部相当可靠的消息。无论消息指薄熙来涉及到那些罪名，相当多的来源认为中共高层最终会以刑事罪名结案。对于眼花缭乱的各种消息，究竟应该如何解读，需要跳出官方说法和权力斗争的思维去看。

自1989年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被免职之后，中共中央不再以政治路线错误来罢免中央政治局委员，而开始以违反党纪国法作为处理的衡量。薄熙来是继陈希同、陈良宇之后，第三位受到此类处理的政治局委员兼直辖市党的书记。

薄熙来事件，直接的起因是2009年从重庆开始的唱红打黑。那是薄熙来试图重返北京权力中心的努力。中国的经济在经过三十年的发展以后，各种矛盾都到了集中爆发的关头，执政党面临空前危机，原有的模式难以为继，改变势在必行，问题是如何变。一面是温家宝不断在各种场合谈论政治体制改革，另一面则是薄熙来声称自己到毛泽东时代寻找出路，实际是民众对中共现状的不满，又没有别的出路，只好怀念毛泽东时代，薄熙来利用这样的社会心理来做薄自己的文章。他从地方开始的向中央示威，尤其是对军队的渗透和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都是党史上、中共党国史上非同小可的动作，充分暴露了薄的野心和狂妄。

根据中共历来的行为方式，对薄熙来可能提出的指控实际上暴露了中共的困境。

第一种指控也是最严重的指控，那就是中共历史上惯用的路线斗争。温家宝在今年人大提出的有人要回到文革就是指的这个，这是重庆唱红的实质。这牵涉到对中共的历史、意识形态、思想的重新评估甚至否定的问题。中共的理论基础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正式的说法就有毛泽东的思想、邓小平的理论、江泽民的三讲三代表和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这些是互相矛盾互相否定的。后来的理论提出后并没有否定旧理论，而是机械的加在前边的东西之上，因为否定旧理论就是否定中共本身的合法性。理论问题不争论只是应急之举，留给后人的政治包袱和潜在麻烦就越来越多。任何一个从体制内挑战中央的人，都可以在中共理论体系中找到对应的部分。薄熙来在思想路线上的挑战都源于此。这是中共给薄熙来定性的第一个困难。当然路线斗争本来并不是省一级最高官员的事，必然会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的支持者周永康的作为牵扯进来。

第二种指控是阴谋篡权。据信美国方面透露的是王立军交给美国领馆的材料中的一部分。如果确有和周永康合谋篡权，受威胁最大的并非胡、温，而是习近平。而这个指控对周是致命的。薄熙来在组织上的挑战，即取习近平而代之的根源来自中共接班至今都没有可以遵循的原则和程序。这也是这次薄熙来事件给西方社会的一个教训。西方一些政客和学者长期以来有意无意的宣扬一种观点，说中共已经解决了领导层平稳交接班的问题。其实从来就没有解决过，中共本身的合法性还停留在夺取政权前的成王败寇。接班人的选择确定则有多种形式，从毛对华、邓对江的直接指定，军中大老对文革“四人帮”的逮捕，到邓对华的取代，邓对胡的隔代指定，再从党内大老对胡耀邦和赵紫阳的撤换，到各派黑箱内平衡妥协的习李配计划18大接班，并无一定之规。薄和周策划的阴谋篡权，可以说是类似政变的强力夺权型，这和背后的江泽民势力直接有关。

第三种是破坏法律实施。这也是薄在重庆“打黑”的实质。提出这个指控，公布重庆黑打的内幕，包括具体案例是如何通过酷刑逼供制造出来的，可以打破薄熙来精心塑造的摇滚政治新星形象，又可以暴露直接负有指挥决定责任的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可是破坏法律实施执法犯法并非重庆首创，也并不是只在重庆存在。正如薄熙来对媒体所说，打黑是公、检、法、司、安全部门在政法委指挥下进行的。这至少证明打黑并非是执行法律，而是执行中共的政策，或者是执行政法委的政策。黑打的根源是1999年迫害法轮功而开始的中共自己有计划有系统的对中国法律体系的破坏，以及中共把自己置于宪法、法律之上，而政法委和“610”又把自己置于党中央之上、政府之上的变异政体怪胎。党中央早就有了多权力中心的结构和运作，重庆只是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段集中制造了大批的冤假错案。采用这个罪名，必将触及到整个政法委系统和中共统治的根基。

最后一种是刑事犯罪。为了防止薄及其同伙卷土重来，高层会以刑事犯罪把薄案件凿实。可以是和谷开来有关或本人的涉嫌谋杀，也可以是个人和家族成员的贪腐。这个罪名由于避开了实质问题，将会给中共造成无穷后患。另外，大量曝光内幕消息和高层腐败的细节，受到打击的是整个中共统治阶层。

所以不管怎么处理都是头痛的事。如果想抱残守缺，不伤及中共体制，江系“血债帮”血债在身，是不怕再添血债的。而处理周永康势力必将揭开整个黑幕，加速江系“血债帮”的解体。

由于夺权和执政缺少合法性，中共在党内也从来没有形成选择领导人的机制，中共最高领导人的接班人问题一直没有解决。传统上，上一任党魁挑选接班人的标准并非是治国治党之才，而是不会否定自己最重大最有争议的政治遗产──罪行。江泽民在任期间犯下重大侵犯人权罪行──迫害法轮功，这也是他最重要的政治遗产。然而，江的接班人已经被邓小平隔代指定了，他无法通过挑选自己的接班人来保证迫害政策的延续和罪行不被清算。作为替代安排，他为中共设计了新的统治模式，将政治局常委从七人增加到九人，以便把足够的“自己人”塞进去，在常委中保持多数。同时，常委对自己分管的领域有比以前大得多的控制权。这种设计导致了两个结果：一方面在决策层的人数上保证了迫害法轮功政策的延续；另一方面则是极权统治的分权最终导致分裂。

政治局常委中各管一方的做法，使得主管政法委的罗干和继任的周永康可以在政策延续不变的情况下，完全不受其他人干涉的随心所欲的强化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政法委这个在上世纪90年代处于“被边缘化”的机构，通过对法轮功的迫害，膨胀成为中共中央各部委权力最大的机构。不受制约的权力有无限扩张的趋势，中央政法委需要寻找新的受害者和扩权并扩充经费的借口。于是，针对更广大人群的维稳概念和系统应运而生，武警部队不断扩大，使中国由目前的政法委控制的局势，随时可以变成警察执掌的军事国家。尽管早在1991年就有了维稳的说法和部分相应的部门，作为一种统治方式和系统政策并重组了完整的组织机构却是在奥运前形成的。这是中共在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的运作和经验基础上扩展完成的，由于初建时中共中央维稳领导小组及其维稳办在人员编制上和中央政法委及”610”办公室的高度重叠，外界曾误解为同一机构。这样，中央政法委及其安全系统终于在短短的几年中扩张成为第二个中央，维稳经费在2011年首次超过军费以后，2012年预算维稳经费增加百分之十一点五，达到七千亿元，再次超过国防开支的六千三百亿，并不从胡温领导。

一个为了保持维稳集团利益的周永康，一个决心问鼎最高权力的薄熙来，两人在江泽民的安排中苟合，结成中共建政以来对中共最高权力机构最大挑战的联盟，这个联盟始于对迫害法轮功的罪行被清算的恐惧而造成中共统治以来高层最严重的分裂。

这一切都是黑箱作业。当薄熙来事件爆发以后，外界才第一次看清中共内部分裂和中共统治危机的严重性早已远远超出人们能够想像的程度。中共自掘坟墓的过程清楚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王立军是个基本没有政治实力背景的人。他能当到副部级干部，基本就是靠给薄熙来当打手。他也确实是薄熙来的第一打手，对薄熙来的贡献主要是三类，也就是薄熙来要干的三件事情。第一类是为薄熙来打击政敌，比如毙了文强。第二类是为薄熙来抢钱，在重庆收拾了多少不从于薄熙来派系的富豪。第三类是为薄熙来积极镇压法轮功，这正是薄熙来看好王的心狠手毒，杀人不眨眼，手上沾满鲜血的历史，把他从辽宁带到重庆的原因。薄熙来的第一和第二件事情是为其政治野心积累政治与经济基础，扫清障碍。第三件事则是江泽民许诺薄熙来登达权力顶峰的考验加捷径。

王立军出逃没多久，美国名记者比尔•戈兹就披露了王立军提供的材料中关于薄熙来、周永康密谋掀翻习近平的内容。不过，这解释不了王立军为何要逃往美领馆。这条消息，属于薄的第一类活动，直接拿给胡温习不更好吗？

第二类事情，王立军把这些直接拿给胡温习不也更好吗？至少不至于被定性为叛徒吧。

可是，有关第三类事情，也就是关于薄熙来参与镇压法轮功的，王立军就不但不能拿给党中央，而且给也不管用了！因为中共现在所有的死结就在这里，碰都不能碰。外国政府发现，和中共谈什么都行，如西藏问题，新疆问题，台湾问题，但决不能碰法轮功问题。

镇压法轮功为什么是中共的死结不能碰呢？首先，如果中共内部大部分都同意这场镇压，它就不会是死结。同理，如果都反对，那也不会是死结。就因为它是江泽民发动的，他非坚持下去不可，否则就会威胁到江泽民以至整个江系的存亡，被清算，以至被法办；而偏偏江以后的中共第一二把手，胡锦涛、温家宝，更以后的第一二把手，习近平、李克强，都不肯背这个黑锅，那么问题就出来了。

本来薄熙来是太子党一伙的，可以和习近平、刘源等一样，不需要趟这塘浑水也可以在官场稳步上升。可是，江泽民许诺薄熙来，只要好好镇压法轮功，就保他当总理，利欲熏心的薄熙来还真就上钩了。

江泽民准备镇压法轮功时，在中共内部是不受支持的。镇压渐渐的成为了中共沉重的包袱。其中一个因素是，薄熙来和其他一些积极参与迫害者直接尝到了作恶的恶果。薄熙来在大连、在辽宁积极追随江泽民镇压法轮功，使他快速的从大连升到辽宁又升到了商业部。可是，就在这个位置上，他常常需要去各国进行商贸谈判，接连在澳大利亚、西班牙、加拿大、英国、美国等被法轮功学员起诉。很显然，这么个到处被起诉的恶人不管从形象还是功能角度，都已经无法胜任一国商业部长，所以在2007年被实降到重庆去了。当然还不止薄熙来，江泽民本人，还有其他中共高级官员在各国都被法轮功学员起诉。仅从这个角度来看，镇压法轮功已经是中共政权的大包袱，没人肯背的黑锅了。

江泽民悲惨极了，镇压法轮功十三年，没镇压出个名堂来，最后落到个惶惶不可终日的地步。先是靠着罗干，然后靠周永康，捞个政法委书记名不正言不顺的维持着他的镇压。就连他头号心腹曾庆红安排的习近平都不肯背这个黑锅，包括曾庆红本人都躲起来再不露面。说白了，法轮功被镇压下去了，中共就不会面对这种困境，时间可能让中共抹平镇压痕迹。偏偏法轮功迫害不倒，共产党在继续镇压法轮功这个问题上已经实质性的分裂了。说好听点儿，是政法委绑架了全党在继续这场迫害，说难听点，镇压法轮功只是政法委一个部门的项目了。在这种山穷水尽，众叛亲离的时候，江泽民指望着接周永康位置的薄熙来突然没了指望，可想而知这对江系来讲是什么样的威胁、危机、以至灾难？要是政法委这个最后的据点都丢失了，江泽民镇压法轮功的政策就成了丧家之犬。对此，江泽民能不拚命吗？

在这种情况下，假如再爆出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直接证据，而且是由在辽宁直接制造这些罪恶的王立军把它爆出来，中共内部支持和不支持镇压法轮功的都不敢说能导致什么天崩地裂的事变来。这就是王立军吃准中共不敢轻易要了他的命，敢于嚷嚷“鱼死网破”的真正原因。当然，他只能把这个证据留在美领馆，而不能交给党中央，因为后者是不敢将之公布出来的。

中共气数已尽，到了江泽民这一茬，以放手腐败建立他的权力基础，以选择性反腐打击政敌，从陈希同到陈良宇被反腐，到薄熙来以反腐枪毙文强，中共内部整起人来，越来越没底线，被自杀、被心脏病等等招数也越来越多。同时，放手腐败导致的权力资本化、黑帮化，使得每一个当过政治局委员以上的道德败坏官员后面都带了一个极大的官商匪利益网，一个极大的老鼠会。一旦哪个政治局级别的官倒了，那牵连的就不止是像文革时那么一家无辜的人了，结局也不止是像赵紫阳那样被软禁而已了，而是整个利益网被端掉。所以，当危险降临到任何一个利益网，不管他们是否处于劣势，其中的人都可能宁愿铤而走险去拚命而不敢坐以待毙。事情到了这一步，一个个都成了惊弓之鸟，跳墙之狗，就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了，火星一旦激发出来，就不知炸到哪儿为止。

江泽民、周永康心知肚明，他们比谁都明白，哪一天他们安排不了后继的政法委书记继续镇压法轮功，就像现在他们安排不了薄熙来那样，他们的镇压黑幕就会被掀开，这种必然的阴暗心理注定了他们必须时刻寻机生事，非得翻盘不可。

面临如此局势，惊天大变已成，只看如何展开。如果胡温胜出，可以弃黑锅，洗罪责，少让共产党干些坏事。至于人们期望他们能改变中共现状，就看他们还有多少良知了。如果江、周继续得势，党国必乱，必亡，不可能和平过渡。

薄熙来被停掉了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其后两天，关于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周永康的负面报导大量涌现。周永康是政治局常委中唯一在人大会期间公开力挺薄熙来的委员。贾庆林不敢表态，其他人更靠拢胡温，这表明中央高层盘踞的江系邪恶黑势力正在极大程度的被削弱，被铲除。时间有多快，取决于现在领导人的道德、勇气、魄力和智慧。

4月22日，山东维权盲人律师陈光诚，奇迹般的逃出了被当地政法委严密控制的山东临沂东师古村，在朋友的帮助下于4月27日躲进美国大使馆，引发中美外交大事件。

5月2日，美方宣布，“按照陈光诚不愿离开中国、要留下来推进中国的民主事业”的心愿，中美谈判取得的三个结果是：中方将保证陈光诚自由留在中国；并将他送到天津一所大学学习法律；中方同时承诺将查办陈光诚事件中的违法者，并同意美国定期检查陈光诚的安全。陈光诚到北京后曾提出三个要求，请求温家宝调查政法委。

陈在美方的陪同下，离开使馆入住北京朝阳医院治疗脚伤。他当天晚上就联系不上美国官员了，国安、警察等团团包围了陈光诚住的朝阳医院。

中国外交部忽然打破了沉默，谴责美国介入此事，并要求道歉。

陈光诚案件是中央政法委定性，对陈光诚的迫害也是周永康直接操纵。周曾亲赴临沂安排监控打压事项，过问陈的刑期，将陈光诚和与其相关的事件定为“905”案件，在政府和公安内部进行传达，对山东临沂监控打压陈光诚的做法予以肯定。2011年为囚禁陈的拨款达六千万，周要求要像“对待法轮功”一样严惩所有到临沂关注探访陈光诚的人。

陈光诚判被迫重新选择了出国，从而美国、中共当局达成的三点协议不再成立。形势的突然逆转，把美国政府、中共当局晒在了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

美国媒体一反常态，每天大版篇幅，紧紧追踪陈事件的进展。媒体以重头社论的方式提出，陈光诚的安全和未来是美国的责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必须亲自出面负责到底。陈和家人顺利出国是国际，更主要的是美国国内舆论对美国政府造成强大压力的快速结果。华盛顿邮报提出，“奥巴马政府上台之初，国务卿希拉莉克林顿在第一次访华时宣布，尽管两国在一些方面，比如人权问题上没有共识，但不影响两国在其他更优先考虑的方面，如经济，安全上的合作。”但是，邮报文章锋头一转，“陈光诚事件不仅把人权提到舞台中心，虽然这是两边政府都尽量避免的，而且显示了美国和国务卿克林顿并不是总能控制对话的方向。不同的价值观和两国内部强大的压力，可以很容易地驱动努力，找到额外的解决办法。情形最糟时往往是国内压力最强大之时。”邮报呼吁美国政府在处理美中关系上成熟起来。所以陈光诚赴美，应该说是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共同争取到的胜利，它显示了人民的力量。

陈光诚事件是一个很好的说明，状都告到中央，全世界都聚焦一个小村庄，底层村里的恶人仍然可以对所有人，甚至国际媒体的记者们横行霸道，因为他们的中央政法委主子还没倒，下边的钱还是上边的大老鼠在拨给。官匪利益网从中央政法委一直贯穿到村子，这实际上是这些年来中央政法委和中央“610”办公室严密部署镇压法轮功的“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难事县解决”的政治经济奖惩升迁的“支部建在连上”的新模式，在山东爆出的用到普通民众身上的一个案例。这样的严密控制网络，架空了中共中央，所以“政令不出中南海”就不难理解了。

由于周永康被曝亲自指示迫害陈光诚，陈闯美使馆事件，被外界看成是薄熙来-王立军事件的一个延伸，周已经无法再摀住迫害的黑幕。从深究对陈光诚的迫害开始，下一步就会挖出周永康镇压法轮功的手段和血债，因为显而易见，近年来周永康的政法委系统在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政策下执法乱法、无法无天，这套党内土匪黑社会做法如今在中国到处布满了网络式的节点，全面掌控著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2012年5月19日，陈光诚一家抵达纽约。世界上几乎所有传媒都报导了：陈光诚在纽约发表感谢美国政府和世界各界支持者，也欣慰中共当局冷静处理他出国问题的决定。他向各国政府提出“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大智慧的希望。他的呼吁，包不包括中国现行的党国领导人在内？

旅居纽约的知名民主人士唐柏桥2012年4月接受新唐人电视台采访时透露，2009年时胡锦涛办公室特使拜访他，邀请唐柏桥做胡锦涛智囊团的顾问。

唐柏桥说：“带话的人非常清楚地说，这个智囊团直接跟胡锦涛打交道的，……如果你做顾问的话，你的任何想法，就直接会在胡锦涛办公桌上。所以他说这样对法轮功问题，对所有问题不是有帮助吗。”

唐柏桥说：“他们的观点就认为，（法轮功）这是一个无解的事情，就是胡锦涛啊，就算我们有诚意想解决，好像也解决不了，他们（法轮功）想要共产党倒台，怎么处理都是想要共产党倒台，但是（胡锦涛）他们又不希望（中共）倒台，他说我们要给他们（法轮功）平反，他们（法轮功）也不答应啊，他们要解体共产党啊（坚持要法办江罗刘周）。”

对此，唐柏桥当时就对胡锦涛特使建议，既然无解，那就释放所有法轮功学员，看看事情会不会出现什么变化。

江泽民当初计划的是“三个月内消灭法轮功”，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法轮功深入人心，十多年过去了，国内和海外的法轮功不仅没有被镇压倒，反而传播到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就像世人看到的，每一次对他们的打压，都是对他们的弘扬。连中共内部都不得不承认，之所以要掩盖，停止在媒体上的狂轰滥炸，是因为无论怎么做都帮助宣传了法轮功。

怎样解决法轮功问题，已成了中共内部的“烫手山芋”。谁要想真正面对中国社会问题，无论建立法制社会，还是建立和谐社会，就是一个正常社会吧，任何党的领导人都避不开这个问题。要么替江泽民背黑锅，但这是对一亿人的迫害啊，只要还有丁点良心的人都无法承载其重！

1999年5月3日，澳大利亚的中国问题专家大卫.霍姆（David Holm）教授在媒体采访时谈到他的理解，法轮功“这不是一项推翻共产党的运动，这项运动其实与推翻共产党根本不沾边。如果说对共产党有所挑战，只不过是因为共产党认定了这是对它在多大程度上的挑战。”霍姆先生看到了问题的根本所在。

实际上，法轮功学员在残酷迫害初期，一直本着大善大忍的信仰向江泽民呼吁，希望他能纠正错误，停止迫害，差不多给了江两年时间，但是江泽民已是丧心病狂，要一条道走到黑了。在一份事后披露的文件中，江于1999年6月7日曾坦言，“法轮功鼓吹‘真、善、忍’，给了我们动手‘消毒’的机会。相比之下，其他气功组织就不那么容易解决，很可能在全国引起剧烈动荡，甚至于制造暗杀、毒气、爆炸等恐怖暴力活动”，“法轮功讲‘真、善、忍’，我们的打击工作就可以放手进行。以后利用打击法轮功的经验，可以有效的运用于其它气功组织。”

后来，法轮功学员又给了中共几年时间的机会，希望中共能阻止江泽民的一意孤行。不幸的是，江泽民是在利用中共这台机器来发动和实施迫害的，或者说，江泽民和中共是在相互利用。法轮功学员对政权不感兴趣，对中共的迫害一直采取的是理性和平讲清真相的做法，唯一的目的是制止迫害。但是，为了迫害，江泽民不惜把“真、善、忍”道德标准公开说成是不好的，这是在危害中国人民，毁灭中国的未来。至今的事实表明，中共的这场迫害从来没有停止过。你有你迫害的暴政，我有我反迫害的最基本权利，《九评共产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表的，让人们看清迫害的真相，认识中共的本质，不在这场对世人良知残酷迫害的运动中失去做人的起码底线。如果解体中共才能停止迫害，那就是共产党逼着法轮功学员作出这样的选择的。

薄熙来-王立军事件从表面上看，是一场中共内部的权斗。但深入探讨，却能看出另一条主线，往往为观察者和国际媒体忽略的主线，就是这次官场地震中所有涉案的人，从王立军到薄熙来，再到周永康，以及出来遛了一圈儿企图再度掌控政局而不得的江泽民，都和迫害法轮功直接有关。海伍德谋杀案只是薄的一个犯罪行为，薄涉及对法轮功学员迫害的诸多犯罪行为。但是这个罪恶，中共和西方都不敢和不愿意触及。对中共的不愿提及，大家都明白。而西方的“装傻”，主要是如果真的从内心承认这场迫害的残酷，明天不就得改变整个对华政策吗！什么利益的算计，人权的忽视不都得在美国人民的压力下重新考量吗？

王立军在锦州并不是一个忠于法律的公安局长，而是残忍的人权侵犯者。他利用公安局长的便利，丧尽天良的进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犯罪活动，为此得到奖励。而锦州地区的死刑犯数量却少得无法解释他何以在两年内便可进行数千起移植实验，他一个非医学专业人士，被称作器官移植专家，并用国家经费建立移植方面研究所。【6】一位原锦州的武警几年前就揭露王立军命令对法轮功学员赶尽杀绝，并亲自组织对法轮功学员器官活摘手术。薄熙来打黑，需要的不是忠于法律忠于职守的人，那样的人是无法贯彻黑打政策的，他需要的是只听从薄，而藐视法律践踏法律的打手。

薄熙来由于在大连和辽宁任职期间迫害法轮功，在海外被起诉十三次，被起诉次数仅次于江泽民的二十一次和罗干的十九次。北京圈内有一种说法，当时薄熙来的顶头上司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对薄的恶习看不惯，坚决不让薄接副总理。这也许是事实。从另外的来源，如根据维基解密一份美国外交电文，温家宝认为薄在海外被法轮功起诉次数太多，其负面的国际曝光不适宜在更高级的国际场合代表中国，不同意薄晋升副总理而将其外放到重庆任市委书记的。

周永康是在四川省作省委书记时因严厉迫害法轮功而被江泽民看中，破例将这个从来没有公安工作经验的人调到北京，替换被江认为迫害法轮功不力的贾春旺任公安部长，同时兼任中央政法委唯一的副书记。当罗干退休时，需要另一个类似自己，即有迫害法轮功血债，心狠手辣的来接任，以便使迫害政策能继续，就选了周永康继任他的中央政法委书记职位。无论是在公安部长还是后来的政法委书记任上，周都要为全国范围的迫害负主要责任。

十八大以后，周永康将退休，他必须选择一个同样有迫害法轮功血债而又心狠手辣的人接替他的职位和迫害政策。这个人必须有动机、动力和手段。这个人选非薄熙来莫属。而薄熙来也需要这块跳板为其更大的计划服务。两人狼狈为奸，形成了薄周联盟。在江泽民为首的“江家帮”里，固然有大贪污犯贾庆林、黄菊、陈良宇，但中共高层无官不贪，因此贪腐并不能成为凝聚“江家帮”的主要动力。在迫害法轮功的问题上欠下血债的人出于自保的目的而联合，这种“恐惧”的凝聚力在江泽民看来要可靠得多，因此这一类人就形成了一个“血债帮”，这是“共同犯罪”的帮派集团。

拿下薄熙来，血债帮在中央要找到像薄那样各方面都符合周永康接替罗干那种条件的不容易，迫害法轮功的主要指挥系统立即就面临后继无人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在人大期间，薄熙来已经因为王立军案面临调查的情况下，周永康和其他政治局常委唱反调而公开挺薄的原因。只要周永康还有权力，哪怕是名义上的，也一定要拚命反击，这不是他想不想做，而是必然要做的。

为延续镇压政策，避免罪恶曝光和血债遭到清算，江泽民在十六大做了三个安排。

第一，改变政治局常委的结构，把人数从七人变成九人，硬塞入第八个人李长春，负责反法轮功宣传；和第九个人罗干，负责暴力镇压。

第二，江泽民取消了“核心”的称谓，美其名曰“集体领导”。实则剥夺了胡锦涛过问李长春和罗干工作的权力。

中共从独裁体制变成了“寡头政治”体制，九个常委各管一摊，互相之间则谁也管不着谁。只有政法委书记罗干做了政治局常委，才能调动全国的资源继续镇压政策；只有九个人各管一摊，罗干才能拥有不受制约的权力，这都是江泽民为镇压法轮功所做的重要组织结构调整。

第三，江泽民还做了一个让世界瞠目结舌的决定。以准军事政变的方式由江泽民十六大后继续连任军委主席。

江泽民在选择政治局常委的人选上遵循了三个大多数的原则：第一，他所一手提拔起来的官员要占大多数，这些人如果反江就等于否定自己的升迁之路﹔第二，贪污腐败分子要占大多数，这样他们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不会认真反腐败，更不会清算江泽民的腐败罪责；第三，镇压法轮功血债累累的人要占大多数，这样法轮功才不会被平反。

在2007年十七大的安排上，江泽民已经无法为所欲为，他通过曾庆红尽全力把血债累累的周永康推上政法委书记的位置去接替退休的罗干。在政治局常委名单上吊尾车的周永康，身世与背景复杂。有说他是江泽民外甥女婿，先天性的江系干将，故而被安插到关键位置。先后出任国土资源部部长、四川省委书记、公安部长，最后，跻身中共高层，以政法委书记、综治办主任的头衔，集中共情报、特务与安全总管于一身。周永康不断制造大案要案，借机在手中集中无限权力，更兼一副凶神恶煞的面相，令中南海人人畏惧，见之忌惮三分，彷如贝利亚的幽灵在北京游荡。

在总书记的人选上，江泽民却不得不与胡锦涛达成妥协。胡锦涛原本安排的是由李克强和李源潮分别接任总书记和总理职位，江泽民方面则推出了无派系色彩的习近平。但江泽民对妥协结果仍然不满。习近平的个人道德是薄熙来完全无法与之相提并论的，江害怕习近平中断镇压法轮功的政策，他最中意的接班人是薄熙来。

江泽民看中薄熙来的原因有三个。第一，薄熙来极其凶残且灭尽人伦。薄一波1983年回忆文革时是这样描述儿子薄熙来的：“……这个狠小子，又在前胸踏了我几脚，当时就有三根肋骨被踹断，看他这个六亲不认、手毒心狠，连他爹都往死里整的样子，这个小子真正是我们党未来接班人的好材料。够狠，能干大事。”薄熙来从金县、大连、沈阳再到主政重庆，一路都在“往死里整”他升迁路上的绊脚石，到重庆时计划要在重庆杀三千人。薄熙来说，“不狠狠地杀他一大批，不能建立我们的威严……六四就是杀人太少才使得现在还有人敢于翻案，这种教训必须接受。”

第二，薄熙来非常善运宣传。由于薄熙来从北大历史系毕业，又到社科院拿到了国际新闻专业硕士学位，非常懂得用媒体为自己涂脂抹粉，欺骗舆论，沽名钓誉。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薄熙来在做商务部长期间，每到一个国家就被法轮功学员起诉，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韩国等12个国家被告上法庭。江泽民知道薄熙来才是唯一一个可以镇压法轮功不遗余力、手段凶狠之辈。

许多人都因为攫取权力和利益的目的投靠江的门下，但是江泽民一旦权力减弱，这些人投奔他人的可能性也很高。而江家帮的核心人物，必是在迫害法轮功的问题上欠下血债而形成的“血债帮”，这一点在2012年年初发生的薄熙来和王立军的事件时就可以得到证实。

《纽约时报》3月29日刊出Jonathan Ansfield和Ian Johnson的文章，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在处理薄熙来的问题上，周永康与其他八人意见不和，不同意调查薄熙来并将他免职。3月31日《北京日报》公开刊登言论称：“‘总书记’并非凌驾于党的中央组织之上的最高机构，强调集体领导。”北京市委书记刘淇公开出来为周永康站台，胁迫中共党书记胡锦涛和未来接班人习近平。

我们不妨对周永康和刘淇的行为做一点心理分析。周永康位列常委，已经跻身中共权力金字塔的塔尖，进无可进。为何要在临退之前的半年，和另外几位常委，特别是现任总书记胡锦涛以及继任总书记习近平对着干？刘淇已经年近七十岁，马上就要退休回家了，为什么也要做得罪胡和习的事？难道他们不知道党内斗争你死我活，这么做可能会搭上身家性命吗？如果风险高、收益小，他们这么做又为了什么？

这件事就和当时江泽民在退休之后一定要“江前胡后”的戏耍胡锦涛，和一定要主导人事安排是同一原因。这不是“血债帮”的选择，而是血债帮没有选择，只能孤注一掷。

江泽民集团除了四大迫害元凶（江、罗、刘、周）之外，在当时的中央中共政治局常委还有一批参与迫害的重要成员，包括曾庆红、李岚清、贾庆林、李长春、吴官正等。在人数和权力分配上，钳制着胡温。

曾庆红，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党校校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1999年至2002年底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简称中组部）部长。曾庆红权力欲强、诡计多端，不但为江泽民在权力斗争方面出谋划策，如离间邓杨关系、整倒陈希同等，而且在迫害法轮功方面也是一肚祸水、满腹阴谋，是“狗头军师”。

看到镇压的迟缓进展情势，薄熙来的父亲薄一波给江出主意说：“政府在这件事情上工作很不力，这和镕基同志不重视、不公开表态有关。”按照曾庆红的想法，朱镕基在“四•二五”事件中亲自接见法轮功学员，他不出来讲话，会给外界造成党中央分裂的猜测。另外以朱的民望和信誉，如果支持镇压，可以让不少人倒向江泽民这边。曾庆红把这些分析告诉江泽民后，江立即把朱镕基找去训话，大意是说，国务院部门“三讲”进行得很不得力，要朱镕基把“三讲”当作维护执政党地位的运动重视起来。江泽民指责朱镕基长期以来“不知道服从政治的大局，对党中央的政策有抵触情绪，消极应付。要知道，‘三讲’中最重要的就是‘讲政治’。镇压法轮功就是当前最大的政治。”江说，“镕基同志，党中央要求国务院不但要‘讲政治’，而且要讲好，要把推广‘三讲’和当前最大的政治结合好，否则就是分裂党！”

从江办出来，朱镕基十分沉默。不久以后朱镕基还是违心地表态支持江泽民的镇压决定。

李岚清，他的儿子曾犯下十亿大案，被江泽民一笔勾销，江泽民以此威逼利用李岚清。

当时大多数政治局委员乃至常委都在迫害法轮功的问题上相当冷漠，李岚清也不同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决定。江泽民拿出党性和“亡党亡国”的帽子威逼李岚清，最终李岚清立场松动，同意了江的决定，成了迫害法轮功的专职机构“610”的首任最高头目。

贾庆林，一九九九年迫害法轮功开始之年，贾是中共北京市的市委书记，被江泽民批评为“如此麻木”。

贾庆林是赖昌星远华大案发生时的中共福建省委书记，被江泽民以惯用的“收买贪官以为己用”的方法保住官位，并调任北京市长、市委书记，为江泽民控制北京要地。贾庆林卖力追随江泽民的迫害政策，所以在2002年中共十六大上，贾庆林作为江的心腹升任中共政治局常委，还为江泽民“分管”政协，当上了政协主席。贾庆林与罗干、黄菊、李长春、吴官正等人一起牵制胡锦涛，并继续执行江泽民定下的迫害政策。

李长春，1998－2002年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2002年至今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主管宣传。

李长春开始时也是消极敷衍、低调对待，不愿和江一样被绑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江泽民没办法，2000年2月只好亲自去广东督战。他批评广东对法轮功“镇压不力”、“软弱”，要李长春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检讨”，还亲自给深圳市委发传真要他们“守住阵地”。在江泽民和罗干的高压下，广东终于开始劳教法轮功学员

2002年10月，在江泽民的授意下，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李长春在《广东支部生活》上刊出文章，大谈江泽民的假造“过继”烈士儿子身份问题。一个月后，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上，为江泽民漂白出身有功的李长春被提拔进了政治局常委会。

萨斯最初于2002年11月在中国南方爆发。“萨斯（SARS）”第一病例在广东被发现后，李长春（政治局常委，时任广东省委书记）为首的宣传部门百般遮掩隐瞒，疫情逐渐蔓延至其它省。

吴官正，在一九九九年迫害开始时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在曾庆红的献计下，江泽民向吴官正施压加重迫害。吴官正为了升官，于是把山东变成全国迫害最严重的省份之一。法轮功学员陈子秀被迫害致死的案例就出现在山东，《华尔街日报》对此做了真相报导，并指出，吴官正与李长春都是中共十六大常委“人选”，但广东上访的法轮功学员人数不多，而山东上访的学员很多，于是中共高层向山东当局施压，吴官正为了顺利升任中共政治局常委，加剧山东省的迫害，直接导致第一宗法轮功命案。

要了解更多的“血债帮”情况，请访问“明慧网”（minghui.org），查看施暴者被法轮功学员起诉案例。

那是2002年的前半年，江泽民已经在为十六大可能退位而揪心，还有一块主要的心病，就是政协主席李瑞环。外界让李留任的呼声特别高，一来他无论走到哪里都明里暗里地敲打江泽民，特别得民心；二来李瑞环没有公开发表过镇压法轮功的言论，这都令江泽民不安。让江泽民为难的是，对付李瑞环不能再用对付乔石那一手，因为他还没到七十岁划线的退休年龄。如果他还在十六大政治局常委会里，常常提出和江相左的主张，那将对下台的江泽民构成极大的威胁，对江泽民要提拔进政治局的亲信执行江的主张也会构成阻力。所以江是不惜任何代价都要把李瑞环搞下台的。李瑞环本人倒对权力并不在乎，他甚至提出愿意陪江泽民下台。

为了2002年出访美国，江泽民把中共十六大召开的日期从9月份一直推迟到了11月。

许多人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原订于2002年11月15日上午11时，新当选的九名政治局常委与新闻界见面，但一直推迟到11时38分，才出来亮相。这是一个极其不寻常的讯号，因为中共通常是在夏季北戴河会议的时候就拟订了权力分配的名单和座次。所谓的中央委员会全会只不过是走一个组织形式而已。十六届常委亮相被延迟，就是因为江泽民临时调整常委人数和临时动议连任军委主席的缘故。

政治局常委会、政治局进行了五次激烈的辩论并经表决之后，通过了关于江泽民全退的决议。李瑞环自然兑现了他的诺言，不再留任。

元老及政治局的成员们都松了一大口气。在他们看来，只要江泽民下台，什么就都好办了，所以通过决议时，给江泽民戴了不少高帽。江趁机提出要把自己的亲信送进政治局。大家居然也糊里糊涂地同意了。他们没有想到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十六大政治局及常委会里江氏人马占了多数，那江岂不成了政治局的后台老板？这种结果比十五大更惨，上一届起码江还受着李瑞环、尉健行等人的制约，江的一些提议并不是总能顺利通过。

江唯一能做的就是攥紧枪杆子，保留军委主席之职，左右胡锦涛。于是，江由曾庆红出面，找在十六大上应该退休的军委副主席张万年密谋江留任的问题，并告诉张，事成之后江让他当国防部长。

2002年11月8日，中共十六大开幕。11月13日，在中共十六大主席团常委第四次会议上，被江泽民许愿当下届国防部长的张万年突然站起来用非常强硬的态度发难，提出了由二十名主席团，全部为军人的成员联署的“特别动议”，建议江泽民留任新届中央军委主席。张万年发言后，被江泽民一笔勾销儿子十亿大案的李岚清、还有女儿成为江泽民人质的刘华清立即表示：完全支持“特别动议”。

接着张万年又逼胡表态。会场里鸦雀无声，连呼吸声都听得见，大家都知道胡锦涛要不同意，当时就能被军人带走软禁起来。胡锦涛低声说道：“个人完全赞成张万年、郭伯雄、曹刚川等二十位同志的提议。”

接着，举手表决。除李瑞环、尉健行、曹庆泽三人弃权，张万年等二十人的“特别动议”获得通过。尉健行在会上就此表了态：“从组织原则上接受通过临时特别动议”，但从个人意志上，是反对的。以大会主席团常委会“临时特别动议”来否定政治局常委会、政治局五次讨论并经表决通过的决议，是不寻常、不郑重的，要承担历史责任。

当时请假未到的万里听到此消息后气得浑身发抖，拍案大骂江泽民，并愤然退出主席团常委会，以示抗议。

有不少人是为了个人发展而投靠江家帮，这些人慢慢翅膀硬了，成为见风使舵的势力。江知道这些人是靠不住的，2004年交出军委主席时就见识过这些人的手段。

2004年8月中旬，江续任军委主席一年半以后。洪学智、刘华清、杨白冰等老军人在一次中央组织生活会上，提出江泽民应在四中全会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建议，得到了上届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迟浩田、中央军委委员王克、王瑞林等的支持。老将军们的看法由中办转至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有四十多名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进行回应，致信政治局，认为江泽民全退的时候到了。

2004年8月下旬，江泽民在北京西山的中央组织生活会议上当面批评胡温，指责胡温的宏观调控严重影响经济增长，还说如果再引起社会动乱，胡温要负历史责任。

但胡这一次没有买江的帐，反而据理力争，同时乔石和万里等党内元老压制江泽民的气焰。这样，西山会议成了胡温和江泽民摊牌的会议。

这一次反过来了。老将军的“逼宫”和胡温的不买账，江只好表示可以随时退下，决不恋栈，请政治局常委会决定。9月1日，江泽民给中央政治局发了一封信，信中强调“自己经过慎重考虑”，提出请辞中央军委主席。他相信自己提拔的人最后会“挽留”他，然后他就可以再度上马，名正言顺地继续垂帘听政。但这一消息很快就被透露到海外，9月6日《纽约时报》透露了江自己请辞的消息。江的处境非常被动。

按照惯例，政治局常委会的意见要交政治局讨论，并征求元老和上届政治局常委的意见。除中共十五届政治局常委会常委朱镕基、李岚清不表示意见外，李瑞环、尉健行、李鹏均顺势表示要尊重江的要求，支持他退下。中共元老万里、乔石、宋平、谷牧等也表态尊重江的决定。

在四中全会召开前五天，政治局连续讨论江的去留问题。会上，个人利益和江泽民紧密相连的几个人要求江泽民留任至2005年，所持理由是台海形势险恶，江留任可以为胡分挑担子，云云。

9月13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了扩大会议，中央军委委员出席参加了讨论。会上，被江亲手提拔起来的中央军委委员徐才厚、梁光烈、廖锡龙、李继耐等纷纷表态，支持江泽民提出的请辞。9月14日，离四中全会召开还有一天时间，政治局讨论江泽民去留的会议，从下午一直开到晚上近十一时才结束，最后决定江下台。江泽民的心腹摄政曾庆红一看风头不对，也赞成江下台。

江泽民在最后几天指示说，万一自己必须退下，应尽量让江系人马掌握更多实权。在9月14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系人马提议增补曾庆红为中央军委副主席以及增补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但两项议案均未通过。

9月19日四中全会最后一天，江被宣布下台。9月21日，为美国《纽约时报》工作的中国助理赵岩在上海休假时被逮捕带回北京。曾庆红把持的国安试图从他打开突破口，查找军方哪股力量在向海外透消息造舆论，使江泽民假戏成真。

2004年是江全面退出历史舞台的开始。在2007年十七大的安排上，江泽民已经无法为所欲为。九常委的人选为胡锦涛(总书记)、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贺国强、周永康。江通过曾庆红尽全力把血债累累的周永康推上政法委书记的位置去接替退休的罗干。在总书记的人选上，江泽民却不得不与胡锦涛达成妥协。胡锦涛原本安排的是“双李接班体制”，即由李克强和李源潮分别接任总书记和总理职位，江泽民方面则推出了无派系的习近平。江系人马在薄出事前一直占上风。

温家宝是胡耀邦、赵紫阳和朱镕基看中的人。温家宝接替朱镕基的总理，是朱镕基提名的结果。江本是要吴邦国接替总理。温的政改言论和亲民作风，深为江系人马所忌恨。

2007年2月，温家宝透过官方新华社发表署名文章指出，普世价值“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文章广受美欧通讯社、报章关注。同年3月在全国人大记者会上，温家宝回答法国《世界报》记者提问时重申了对普世价值的赞赏。之后，江系控制的《北京日报》等发表评论批驳。

2008年9月温家宝在联合国大会演讲，承认西方提倡的普世价值，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后来怒批西方政治制度，针锋相对。

2010年8月温家宝视察深圳时高调呼吁政治改革，称“没有政改，经济改革成就也将不保”，遭北京媒体反驳。2009年3月全国人大会议举行时，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在讲话中说，中国政治不照搬西方那一套。《北京日报》等党媒发表评论，公开批“普世价值”，其矛头都是直指温家宝的。

在温家宝发文表明其普世价值观后，吴邦国，贾庆林，李长春和周永康，一起跳出来，批判普世价值。他们并利用中共宣传部和党报媒体，发动了对温家宝的普世价值观的批判。在政治局其他成员中，只有刘云山参加了批判温家宝的普世价值的行动。政协副主席陈奎元（社科院院长）和社科院副院长朱佳木参与了批判温家宝普世价值的行动。

维基解密曝光“温总理饱受批评但地位维持稳定”的密电，这是美国驻北京大使馆2009年7月发出的密电内容。内容指出，2008年汶川大地震时，温家宝不满解放军没有及时空降灾区，军方声称不适合空降，但温家宝表示：“是人民在养你们，你们自己看着办。”

切尼2002年春天邀请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国家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胡锦涛访美，是以准国家主席身份接待他的。美方出席者的身份级别很高，包括国务卿鲍威尔、财政部长欧尼尔、商务部长伊凡斯、劳工部长赵小兰、总统的国家安全助理莱斯女士（后来出任国务卿）、国防部常务副部长伍夫维茨（后来出任世界银行行长）。

切尼想了解胡锦涛的真实想法，一对一的谈话。午宴过后，切尼把胡锦涛请进书房，客套话还没说完，房门忽然开了，中共外交部副部长李肇星闯了进来。切尼的幕僚事后沮丧的说，自己曾礼貌的试图阻止李肇星，并解释说这是一对一的会谈。李肇星不听，迳直闯进切尼的书房，没人邀请就自顾自的坐了下来，而且是坐在切尼与胡锦涛中间。世界上大概没有第二个这种级别的官员可以做得出来，而这恰恰是江泽民最欣赏的一点。为了讨好主子江泽民，李肇星到了不知羞耻的地步。

2004年初，江泽民还位居军委主席时，美国时任副总统切尼访问北京。从华府启程前，美国总统布什请切尼传达一项敏感信息给中共国家主席胡锦涛。正因为事涉敏感，所以布什要求切尼在一对一的情况下传达。

切尼访问北京在官方正式会谈后，胡锦涛与切尼在另外的房间举行了一对一的会谈，期间果然没有受到任何人的骚扰，切尼大大的松了一口气，认为自己圆满完成了总统交给的任务。

在切尼满脸堆笑的走出会议室后，幕僚悄悄告诉他，就在隔壁房间里，一堆人聚在一个音箱旁，聚精会神的倾听他与胡锦涛的会谈内容，“私人会谈”变成了“现场直播”。“我以为进行得很好”，切尼后来在回忆录里沮丧的写道。

不仅如此，据香港《动向》杂志报导，江还曾密谋暗杀胡锦涛，胡险遭不测。2006年5月初，“胡锦涛秘密来到青岛，视察北海舰队。当胡乘坐中共最先进的一艘导弹驱逐舰到黄海视察北海舰队时，发生意外，同时两艘军舰向胡乘的导弹驱逐舰开火，打死驱逐舰上五名海军战士，导弹驱逐舰立即载胡驰离舰队演习海域，它的速度全舰队任何一艘舰艇也追不上，直到安全海域，胡换乘舰上的直升飞机飞回青岛基地。胡未作停留，也未回北京，直飞云南，一个星期之后，北京一切安排妥当，才回北京（胡锦涛行程十日之前对外是空白，新华社发消息十一日至十五日胡在云南考察）。”

回过头来，我们还要说一说当年六名政治局常委为何抵挡不住一个江泽民。

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开始镇压法轮功。但是，当时政治局常委中的其他六名常委都不赞成。那时江为总书记，六名常委为李鹏，朱镕基，李瑞环，胡锦涛，尉建行，李岚清。在这个时刻，江泽民是无比孤立的。

1999年4月26日，也就是朱镕基理性处理法轮功学员上访反映情况的的第二天，政治局常委开会讨论法轮功问题，朱镕基刚说：“让他们去炼吧……”，这时的江泽民已被不断膨胀的妒嫉心折腾到发狂的程度，立即跳了起来，指著朱镕基的鼻子叫喊“糊涂！糊涂！糊涂！亡党亡国啊！”巨大的帽子和棍子，朱镕基招架不住。

《美国之音》2009年9月10日援引香港人权民运信息中心的报告说，“朱镕基两次在政治局常委会上同江泽民进行了争辩，认为如果对法轮功问题不谨慎处理，就会激化矛盾。江泽民认为，‘六四’十周年来临的非常敏感时期，一定要采取强硬措施对付法轮功，否则会亡党亡国。该中心说，这个信息来自一个相当可靠的消息人士。”

一位“610”官员透露说，在一次小范围的所谓“庆功”宴会上，时任公安部副部长刘京给陪酒的吉林省和长春市公安局“610”官员透露，在“610”编制和镇压经费大规模扩大上，江泽民曾经对胡锦涛大声咆哮。

刘京当时说：2001年江泽民在一次布置对法轮功打压的会议上指出，原各地“610”办公室是以各地政府名义设立的，但由于公安厅、国家安全部、公安局、司法局等部门利益驱使和业务特点不同，扯皮、推诿、应付、不服从命令、消极对待等现象已经使得“各地法轮功事件不但没有减少的趋势，反而越演越烈”。在会上江泽民提出要在国家安全厅、公安厅、各地公安局也增加设立相应的“610”办公室，这时胡锦涛说：“增加‘610’机构得增加人员编制，经费不少。”江立时大怒，冲着胡锦涛咆哮道：“都要夺你权了，什么编制不编制、经费不经费的！”江在镇压法轮功上要胡锦涛“要钱给钱，要人给人”。

CNN中国问题高级分析员威利．林在“中国的镇压代价高昂”一文中指出，一些政治局委员并不支持江泽民的镇压，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文章还引用一个老共产党员的话说，“通过发动政治运动，江泽民正逼迫高级干部向他的路线宣誓效忠，这会提升他的权威。江泽民希望，就算政治局在如何处理法轮功问题上有不同意见，也要表现出对他的公开支持。”

江泽民的个人无耻淫威固然是一方面，最终能使江泽民一意孤行的是中共的性质决定的。尽管江没有前任党魁的权威，政治局常委们虽然不同意镇压，但谁也不会为一个群众性的修炼群体去真正挑战江的地位和决定。

中共自从成立以来，即使在四面是敌的弱小时期，就一直伴随者内部的清洗和屠杀。建政以后，又通过频繁的政治运动对内部不同的声音和观点进行残酷打击、批判甚至肉体消灭。被清洗的主要原因是政治上站错了队跟错了人。能在中共政治绞杀机器生存下来并进入最高权力圈子的官员，在面临对重大政治决策需要表态时，首先考虑的是自己不要因为站错了立场而影响了党的事业和自己的仕途。而在各种类型需要做决策的事件中，最不可能出面据理力争的就是关系到普通民众的基本权利，尤其是信仰的权利的决定。而最可能坚决否决的是事关自己及其家族利益的决定，如政治局讨论关于官员公布个人财产的提议就受到大多数常委的激烈反对而多年不得通过。

在中共的政策制定和重大决策中，尽管每个时期的理论、路线都会调整和变化甚至前后矛盾互相否定，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加强维护党的领导始终是“政治正确”的衡量标准。一个提议是否能被当作需要执行的政策接受，并不取决于同意的人数多寡，而往往决定于是否“政治正确”。从1999年4月25日的信到6月7日的讲话，江用于迫使政治局常委同意镇压的手段，就是把法轮功问题提到了对中共挑战的高度。他提出的主要论点包括：围困党和国家权力中心、组织严密、和中共争夺群众、争夺阵地、西方敌对势力、幕后黑手等等，并且把法轮功上访和1989年学生民主运动相比较。这些说法，在中共的话语系统中，都是在中共历年政治迫害中最严重的指控和罪名。在中国的政治生态环境中，即使是党内最高领导人，一旦对这类问题态度立场不明确，也逃脱不了被清除的命运。于是，当江把法轮功问题提高到党的生死存亡的高度后，他一个人，一个绝对少数的意见就变成了此后十多年中共最重要的政策。

致命的是，一旦在重大问题上，高层人士首先放弃的是道义标准，让步于共产党的党性规定，这就把人民和国家置于非常危险的境地。这种所谓的党性原则是扼杀党员，包括高层领导人的道德良知的最厉害武器。

最能说明问题的一个例子是胡耀邦，他被人们看作改革派，良心领导人，可是有这样一个故事。1985年10月，中央记者代表团去中越战场的老山前线采访，身为中共党员的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等大报的记者们看到，有的军事指挥官（多是高干子弟）好大喜功，组织一些战斗，没有必要的硬是要求一定要在某时某点拿下某地，动不动就说“不惜一切代价！”死多少士兵根本不当回事，因为在他们的党性中人是不值钱的，只要能满足嗜血狂热，能报功就行。送别的宴会上，中国青年报记者叶研端著红葡萄酒，站起来向军首长们敬酒说：“这不是酒，是战士的血呀！我不以记者身份，我以老百姓的身份，代表后方老百姓说句话，像‘不惜一切代价’这样的军事术语能否不用或少用！”叶研的大胆行为让军首长们非常恼火。为此，新华社驻军记者站写了一篇内参火速送到中央，大老们大怒，因为这是邓小平，杨尚昆等决定要打的战争，动土动到谁们儿头上来了？文件到了总书记胡耀邦那里，胡耀邦批示说：“中国青年报记者叶研问题严重，要认真检查，如果一贯表现不好，又不认真检查，其中任何一条，就调离新闻岗位。”【11】无论是出于主动还是无奈，胡同样没逃出共产党党性的控制，在民与党的冲突中维护的是党的利益，而不是正确的是非原则。

这不正是所有中共党员要反躬自问，要抛弃党性走出的道德误区，人性误区吗？

中共的领导人当然不会拼了命的为群众的利益去制止江泽民个人的一意孤行。尤其在“共同犯罪”旗帜下纠集的恶党集团面前，道德不那么坏的个人显得无力，懦弱的个人组成的群体也因此无力，这不就是道德的下滑吗？虽然这些个人不会阴谋勾结在一起，甚至在黑恶势力面前，更要避免个人道德沦为对方的无耻水平。这时的所有个人，即使是一个数量大的群体，都是无力的。

但是，不就是这些个人道德好一点的领导人还撑著中共最后最表面的“正统”虎皮形象吗？不是在人民被窒息的绝望中，没有选择而只好寄托于你们个人道德良知的发现吗？你们有几次这样发现过自己的良知，运用过自己的良知呢？如果没有，或没能，你们的所谓道德好一点的形象不正好成了中共“合法性”的欺骗武器，因而延长著中共早已行将就木的僵躯，延长着人民的苦难吗？这就叫道德下滑。这样毁灭国家前途民族未来的道德下滑，不正是从这些最忠于共产党的人们开始的吗？“犯不着”，“做不了”是你们的普遍状态。江泽民和党利用着这样的人性弱点，恣意妄为的行恶。在涉及一亿民众生死存亡的决定上姑息养奸，实际上是放任了江的邪恶。这也给后来愈演越烈，扩大到全民的各种迫害留下了无法制止的恶例！

最近海外媒体大纪元，新唐人电视台等报导了如今的“小岗村事件”群。

“去年十月，辽宁朝阳地区村民纷纷签名要求释放同村的法轮功修炼者张国祥，希望派出所能放人并将搜走的六千元钱返还。

“去年十一月，辽宁省抚顺清原县法院对法轮功学员郑洪英开庭，欲将她定罪关押，村民们得知后联名上书，呼吁无罪释放：‘好人不应该关在监狱里，我们老百姓呼唤正义良知，让我们的老乡郑洪英回家。’

“去年法轮功学员周向阳的家乡秦皇岛昌黎县两千三百位善良民众联名支持其申诉。当局把周向阳的妻子李珊珊抓走后，又有五百多民众联名救助她。这是法轮功受迫害十二年来一次大陆普通民众群体支持法轮功的重大事件。

“今年的2月25日一早，河北省泊头市富镇周官屯村的法轮功修炼者王小东，无故遭公安抄家，从他家中发现装光盘的盒子，就认定他刻法轮功真相光盘。抄走他很多物品包括2万多现金。当王小东被抓家中剩下一老一小无人照管，全村村民非常气愤，自发每户派一个代表，在请愿书上签了名要求放人，村大队长还在呼吁书上盖上了公章。

“大陆经济学家綦彦臣表示，‘执政党要检讨，十八大习近平、李克强上台以后，要检讨江泽民遗留下来的这个政策，给法轮功信仰者一个合理的、一种确认他们在宪法上的地位，这是应当做到的。我们不能让违法之法这种方式再继续下去。这么多的老百姓去按手印要求释放这个人，可见官方的执法和民意是多么的对立。’”

博讯网站最近也转载《参与》2012年5月9日的报导，“云南昭通市十六名中共老党员给以胡锦涛为首的党中央上书：要求免去周永康常委和政法委书记职务、令其引咎辞职，交由中纪委查处；免去刘云山中宣部部长职务，不得进入十八届常委班子。”

“尊敬的以胡锦涛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您们好！

“我们是中共党员，还有一些是建国前的老党员。我们当年投身革命与国民党血战，是因为不堪被压迫、被剥削、被奴役的悲惨生活；是因为不满富人花天酒地、穷人饥寒交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不公社会；是因为不满百姓没有权利，任人宰割的社会制度。可是，令人遗憾的是，我们用鲜血和生命创建并为之服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不是毛泽东所一再承诺的‘民主、平等、公平、独立、富强的新中国’，而是一个比国民党旧中国更加残暴腐朽、更加专制独裁的帝国体制。在毛泽东主政的二十八年间，……把我们的国家民族一次又一次的拖入临近覆灭的深渊。毛泽东死后，他的继任者又制造了‘六四’天安门事伴和对法轮功的镇压，这些污点使我们党不堪重负，一再蒙羞。”

今天世界聚焦由薄熙来-王立军事件引发的中共政局动荡之时，中国又有人使出过去惯用的仇恨转移法，把国内民众的注意视线转到对西方人士在中国的“非法”行为的仇恨上，不过受骗的中国人越来越少了。

真的，如今的中国，中共和民众的矛盾已经达到一个临界点。只要全国民众在同一时间出门上街，即使没有事先的约定，即使没有共同的诉求，共产党都可能在那一瞬间被蒸发掉……

要么，被中共体制产生的毒瘤政法委和“血债帮”把中共搞垮；要么最终被人民抛弃，成与败，好与坏，都只是现行领导人们道德良知上的一步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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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薄熙来-王立军事件回放

作为薄熙来的心腹，王立军是个监听狂，以打黑的名义搞监听，而且还监听薄熙来和中央最高层通讯，掌握有大量薄熙来录音，涉及薄熙来及其家人的秘密。薄熙来-王立军事件表面上是由薄熙来和王立军闹翻了引起的，但是现在外界对于他们翻脸的原因，有不同的说法。

说法一：王立军作为公安局长，发现薄熙来妻子谷开来涉入英国商人尼尔．伍德（也译海伍德）的谋杀案，向薄熙来报告，薄当场扇了他一个耳光。两天内，王立军调查组的十一人被捕，二人被打死，一人自杀。之后，王立军制作了数份关于薄熙来和周永康的隐情的资料，并威胁，如果周永康不保护他，就同归于尽。海外媒体披露伍德被害的原因是伍德掌握了薄家转移资产的秘密，由于利益纠纷闹翻后，谷开来杀人灭口。

说法二：掌握了王立军的劣迹，中纪委约谈了王立军，王立军非常害怕，想要自保，答应中纪委的要求收集薄的材料。北京高层有人把这事告诉了薄熙来，于是两人翻脸。

不管哪种说法，有一点比较明确，就是王立军握有薄熙来的致命秘密。薄熙来要杀人灭口，王立军想保命，这是王出逃的动机。

2012年2月1日，薄熙来和王立军“窝里斗”升级。薄熙来撤掉了王立军的重庆市公安局长、党委书记职务，以副市长身份分管工商、技监及科教文卫等工作。王立军失去了实权。

2月2日，重庆市当局正式向社会公开宣布了这一消息。

在2月2日重庆宣布调离王立军之前，薄熙来已逮捕了王立军身边的司机、厨师、保镖、秘书等十九人，并把其中二人殴打致死，一人自杀。王立军的一举一动已经置于薄熙来的监控之下。

2月3日，媒体透露，王立军已经实名向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纪委）揭发薄熙来妻子谷开来的腐败问题，例如向海外转移资产，以及薄熙来的儿子的问题等等。后来，海外媒体报导，薄熙来夫妇向海外转移了六十亿美金的资产，分布在美国、英国等地。

2月4日，一张具名为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的证明在媒体出现，宣称王立军有自杀倾向。分析人士认为，这是重庆方面（薄熙来）已经开始为干掉王立军作舆论准备。

王立军深知薄熙来心黑手狠，自己随时有生命危险。王立军乘薄熙来在云南的时候，瞒过监视的人，2月6日晚，王立军化装脱离监视，开车从重庆逃到成都，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滞留1天后离开。王立军在美领馆内填写了申请政治避难的表格。

2月7日，薄熙来得知王立军出逃的消息后，出动包括装甲车在内的七十多辆警车到四川成都，包围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重庆市长黄奇帆亲自到总领馆指挥，要把王立军劫回重庆。

王立军坚决不回重庆，表示愿意到北京接受调查。黄奇帆与北京国安部高官在美领馆外激烈争吵，双方相持不下。据报薄熙来接到胡锦涛的电话后，重庆方面才放人。离开美领馆前，王立军大叫要和薄熙来“鱼死网破”。

薄熙来派兵追捕王立军并包围美国领事馆，一下子撕裂了中共官场潜规则，让中共内斗曝光于国际媒体面前。黄奇帆带领武装警车，从重庆赶到成都并包围美国驻四川成都领事馆。这一举动，令中南海大为震怒，认为事态非常严重，称得上“警变”，是一种兵变、地方军阀的行为。

2月8日，重庆官方称王立军正接受休假式治疗。重庆官方微博称，“王立军副市长因长期超负荷工作，精神高度紧张，身体严重不适，经同意，现正在接受休假式的治疗。”据悉，这是薄熙来亲自拟定措词发布的。

2月9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纽兰证实王立军到过美领馆，并且说是“自愿”离开的。

2月9日，中共外交部被迫证实王立军2月6日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滞留一天后离开。

2月10日，美国资深媒体人比尔•戈茨（Bill Gertz）在美国自由灯塔网站发表长篇文章，援引这些美国官员的话说，王立军向美国提供的材料中，包括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和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密谋通过政变整垮习近平，不让他顺利接班的计划。

2月13日，习近平飞往美国，开始为期五天的访美行程。

3月8日，薄熙来缺席人大当天的会议；周永康到重庆团，公开支持薄熙来。

3月9日，薄熙来首次对媒体谈到王立军事件时，搬出政法委，公开表示他的背后有周永康的支持。薄熙来称，重庆打黑实际上“是由政法委协调的，并不是王立军一个人的事情。”有记者提到胡锦涛、温家宝没有去重庆支持“唱红打黑”，薄对媒体记者说：“我们深信总书记会去重庆，而且看了后他会高兴的。”明显有逼宫意味。

3月14日，人大会议闭幕，温家宝记者会开了约三小时，创下记录，温家宝在回答王立军问题时表示中央会严查，并暗示重庆唱红打黑是“文革余毒”。

3月15日，中共中央决定，薄熙来不再担任重庆市委书记，王立军被免去副市长职务，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兼任重庆市委书记。

3月18日，据北京内部消息人士透露，在北京高层做出解除薄熙来职务决定后，而周永康欲力保薄熙来，针锋相对，各不相让。而整个高层各派圈子几乎已全线卷入这一事件，酣斗之烈，牵连之广，前所未有。

3月19日，美国国会外交委员会展开对王立军进入成都领事馆事件的调查。

在这期间，百度和国内的一些媒体一度解禁如“《转法轮》”、“活摘器官”、“神韵”等关键词。

3月29日，中国最大搜索引擎百度网惊现“周永康薄熙来整习近平”消息；30日，百度网再现香港的“退党游行”视频。

3月30日，英国媒体《泰晤士报》说，英国高官承认，英国商人尼尔．伍德（也译为尼尔．海伍德）的死和前不久被免职的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有关。

4月10日下午，路透社首先报导说，前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已经被暂停中共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职务，并且被立案调查。4月10日晚上11点左右，中共喉舌新华网才发布消息，称中共中央“停止”薄熙来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职务，决定对薄熙来严重违纪问题立案调查。随即新华网又公布，薄熙来的妻子“薄谷开来”和张晓军（薄家勤务人员）因涉嫌杀害英国公民尼尔．伍德，被移送司法机关。

【大纪元2012年05月29日讯】很多人反对他，说法轮功提高人的道德稳定社会，他压制一切的说，“经济搞上去了，道德自然就会好”。就这样，他颠覆了中国人五千年的“真•善•忍”道德标准，成为千古第一罪人。——题记

2011年初，中国和世界的媒体都报导了“中国正式超过日本成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就在这一年，发生了小悦悦的悲剧。从道德层面上说，这个悲剧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对生命的漠视。悲剧还揭示了一个更令人不安的因素。那些路过的十八个人，从画面上看，有人快步绕开，有人低头观望后离去，有人频频回望却终究掉头不顾。一方面因为不重视生命，所以就没有了“赴汤蹈火”“奋不顾身”的勇气；另一方面，从他们行色匆匆上，我们还看到了人们的“怕”，“怕做好人”，“怕惹是非”，“怕被人当作凶手”，“怕人不相信他是真的做好人”……小悦悦事件又一次引发出国人对道德底线的大讨论。

老子曰“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见素抱朴，少私寡欲”，指出追名逐利的危害性。晋人陶渊明当一县令都有“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气节。编纂《资治通鉴》的司马光在家书中训教儿子“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

诸葛亮跟随刘备征战南北，奇功屡建。刘备死后，诸葛亮“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蜀国国事，事无钜细，每必亲躬。身为一国之相，诸葛亮深知：“屋漏在下，止之在上，上漏不止，下不可居也。”他严格要求子辈，不以其位高权重而养尊处优。马谡失街亭后，他引咎自责，“请自贬三等”，从此更兢兢业业、勤勉有加。“夙兴夜寐，罚二十以上，皆亲揽焉；所啖食不至四升。”诸葛亮只靠俸禄为生，不以权势谋私利。他以淡泊宁静的生活态度处世。诸葛亮一生清贫节俭，家里没有存款，妻子连像样的换洗衣服也没有。诸葛亮生前曾给刘后主上过一份奏章，自陈：“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第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诸葛亮去世后，家中情况确实如此。历代人民对他一心为国，不谋私利的精神都十分敬仰。

中国传统的道德观注重清心寡欲，节俭，清廉，即使在富裕时代亦是如此。社会发展，百姓富足，国泰民安，这些都是当政者份内的事儿。自古以来，传统皇朝历来崇尚君民自束其心，不助贪念膨胀，为富不仁，导致道德下滑。所以，古人一而再，再而三地劝诫要“戒奢以俭”。圣人说“富而有德”，就是要求人在追求富裕的时候，一定不能忽视道德。

可是，江泽民却毁掉了中国人的道德。开始迫害法轮功时，很多人反对，说法轮功可以提高人的道德，稳定社会，江泽民却不顾一切地说，“经济搞上去了，道德自然就会好”。江泽民把五千年“真•善•忍”的标准彻底颠倒了，把这个社会和个人安身立命的道德根本作为“毒”来“消”。在党国倡导的无以复加的“假•恶•暴”推行中，整个社会一日千里地下滑。

“经济搞上去了，道德自然就会好”这个荒诞无稽的说法，在中共一言堂的宣传下，不知不觉地变成了人们片面追求财富，忽视道德约束的借口，对社会道德的败坏起到极坏的作用。大家开始认同：什么都是假的，只有钱是真的。中共追求GDP带来的表面经济繁荣，使得不少人对法轮功遭受的迫害漠不关心，理由就是经济在发展，先不管别的。从亲共人士到中共官员，在面对国际上的人权谴责时，对付的说法也是中国的经济有多大的发展，解决了多少温饱，好像只要经济发展了，就可以为所欲为地迫害信仰、迫害维权人士和异议人士。

江泽民在训斥香港记者时说的那句“闷声发大财”就是江时代的写照。

西方政府的职能是管理国家事务。政府人员作为个体，跟所有公民一样，受自我的道德观约束。道德本身是由社会的整体环境，比如对神的信仰、家庭生活、个人良知、各种社会群体和组织等维护在一定水平上，不至于过早损坏。

中共不是这样，不但管理政治和经济，“道德”也是中共最重要的控制领域之一，搞的是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为指导的所谓社会主义“道德”。中共的“道德”不过是其政治的附属品，有专门的宣传部来负责定调和引导，以政治运动的形式开展“道德”教育。中共“道德”教育的核心之核心，最基本要求就是热爱共产党。学雷锋，学榜样，五讲四美三热爱，建设精神文明，学习先进人物等等，被学习的人首先被塑造成党的忠诚战士，革命机器上的螺丝钉。中共全面控制着人们的是非观，世界观，“道德”观。

首先中共禁止对神的信仰，奉“无神论”为党教和国教，现存的几个宗教也必须附属在党的领导之下，不允许独立的宗教。其次中共控制着所有的媒体，所有的社会组织（中国并不存在西方意义上的独立媒体和非政府组织），统一地宣传着中共的主旋律，以及主旋律下的共产党“道德”观。大、中、小学校更是中共宣传教育的重镇堡垒，从孩子抓起，中共的政治必然要以“道德”教育的形式占领所有的校园。无论是文革中诬蔑孔子，还是江泽民诽谤法轮功，把政治谣言写进教材，误导和毒害未成年的孩子，都是中共的拿手好戏。同时，通过控制父母的“道德”观，进而在家庭中继续影响孩子。整个社会的“道德”观，就这样被中共捏的严严实实，往下拽著。

所以，当江泽民要毁灭中国人的“真•善•忍”道德观时，整部国家机器都可以被运动起来，为江泽民服务，这是西方人难以想像的。

2000年10月30日晨，重庆云阳三星沱江面，数名因“长运一号”翻覆的落水者在冰冷的江水中挣扎、呼救。几条小机驳船闻讯而来，但他们对呼救的人们视而不见，却对浮在水面的货物“情有独钟”。几个船主还取笑道，你们就好好在船底休息吧

十年之后，中国号称超过日本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2011年10月13日，在广东佛山南海区黄岐镇广佛五金城，一家商店的监控视频显示了一段惨烈的画面：年仅两岁的女童小悦悦走在巷子里，被一辆面包车两次碾压，倒在血泊里，一个、两个、三个路人从她身边走过，但没有人过来拉她一把。几分钟后，一辆货车驶来，再次从她小小的身体上碾过。随后，又先后有十五位路人经过，但都视而不见，漠然而去。直至七分钟后小悦悦才被一位拾荒老人救起抱到路边，后经医院抢救无效而死亡。

2012年4月30日清晨5点左右，一辆黑色桑塔纳轿车在浙江慈溪329国道周巷镇境内撞倒了一名68岁的老太。车上一对都是25岁的情侣将老太扶上车并对目击者说，要送她去医院。然而，谁也不会想到，这对情侣驱车到了余姚滨海新城，将老人活埋致死。

从这几个相差十年的例子可以看出，道德并没有因为中共以资源环境和廉价劳工为代价的所谓高速GDP增长而好起来。相反，变得更加没有人性了。

小悦悦事件引起了国际媒体的广泛报导，惊呼“中国失去了灵魂吗？（Has China Lost Soul?）”如果说人们面对歹徒还有所顾忌的话，在上面提到的案例中，根本就没有任何危险的情况下仍然见死不救，甚至为了逃避一个酒醉驾车的处罚，把人活埋致死，表明这个社会已经没有了道德的底线。

大陆网络上也掀起了一阵有关“小悦悦”的热烈讨论。面对网友们对中国社会“道德滑坡”的痛心疾首，中共的喉舌终于按捺不住，为其造成中国社会道德崩溃的罪行辩护。《求是》杂志在2012年元旦、2月和4月连续发了三篇文章，三论“正确认识我国社会现阶段道德状况”，称大陆“社会的道德主流是进步、光明、向善”的，把老百姓普遍关注的败德行为说成是“个别现象”，用哪个国家都有商业欺诈来为中国社会道德危机开脱。其实，社会道德整体下滑是老百姓的亲身感受，《求是》文章一出，立即受到很多网友们的嘲讽，认为《求是》睁眼说瞎话本身就是道德滑坡、诚信缺失的直接证据。事实也是，每当中共高调吹捧什么的时候，一定是缺什么的时候。高喊三个代表，一定是党什么也不能代表了；高喊和谐社会，一定是党把社会弄得分崩离析了；等到中共高喊起道德进步来，一定是党把道德搞出了大问题。

2011年4月，总理温家宝面对一系列恶性食品安全事件，也不得不感慨“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国民素质的提高和道德的力量，绝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一个受人尊敬的国家。”

要理解中国的道德是在进步还是滑坡，认清中共官办媒体的“道德”误导，首先要认识三个问题。

第一，好坏取决于衡量的标准，道德标准的下滑是整个社会走向道德堕落的催化剂。

过去把不诚实看成是很不道德的事，现在社会上都习以为常，就是说衡量标准在大幅下降。出国留学，找个中介公司，一条龙服务，成绩单，文凭，简历，什么都可以给你造出来，已成社会常态，从家长到学生都觉得理所当然。“50名中国留学生涉嫌造假被英国大学开除”“日本大学开除140名中国留学生称文频造假”，此类事件频频发生，造假都造到外国去了。

大陆还雨后春笋般涌出了很多专门代写论文的公司，从本科毕业论文、硕士论文，博士论文到职称论文、领导讲话、报告总结，应有尽有，光面堂皇地做起了造假生意，声称代笔的都是名牌大学的研究团队。据业内人士介绍，目前以论文买卖为主营业务的网站已发展至800多家，部分论文交易网站流量五年年间增加十倍。有一句行话形容这个现象，叫“论文产业链”。表面上政府也是在不断加大打击力度，可是，近年来“论文产业”在“人人喊打”声中却越做越大。

“诚信”，无论古今还是中外，都是一个富有深刻道德承载的概念。可是，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对很多人而言，“诚信”只是一个汉语词汇而已。鉴于诚信危机，政府又在社会上搞起一场宣扬诚信的运动。机关、企业、学校都有宣传栏目，有的学校还布置假期作业，让写一篇关于诚信的文章。读者可以到网络上去搜索“求一篇关于诚信的论文”，海量的搜索结果让人哭笑不得：

“求一篇关于考试诚信的论文，6000字左右的”

“急求一篇关于勤工俭学的诚信论文，看准，题目是诚信”

“求一篇论文题目是：会计诚信缺失的原因及对策”

“急求一篇论会计人员职业道德与会计诚信的论文5000字的论文”

“急求一篇论文：浅谈诚信道德对大学生成材的影响”

“征求一篇关于和谐社会与诚信友爱方面的论文”

“求一篇关于加强道德修养，锤炼诚信品质的论文”

“急求一篇关于大学生诚信与成长的论文，最好原创”

“急求一篇关于‘诚实守信，一诺千金’的论文”

……

用公开造假的手法去一本正经地谈论诚信，大概也算这片神奇的土地上的一幕“神奇”的景致。倒退二十年，人们一定觉得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正是因为衡量标准下滑了，所以人们才见怪不怪，甚至有人认为道德还越来越好呢。

第二，混淆“礼仪观”与“道德观”，掩盖道德下滑只能加速下滑。

中共《求是》杂志的几篇有关道德现状的“奇文”，以不随地吐痰、学会垃圾分类、过马路走斑马线来证明道德的巨大进步，混淆道德与礼仪的概念，以此来掩饰整个社会的诚信缺失和道德堕落。

道德是一个人的内在品质，礼仪是外在表现。经济发展了，生活富裕了，人们的行为举止变得更文明了，懂礼貌了，这是可能的。例如，中国先富裕起来那部分人，还有公费考察的官员，刚开始出国的时候，不懂规矩，到处大声嚷嚷，乱丢瓜皮纸屑，不守排队规矩，处处招人白眼。几年之后，这些初级毛病，已经大为改观。一般来说，有道德、有教养的人，就比较知书达理，礼貌有加。但是，反过来不一定成立。有礼貌的人不一定是正人君子。杀人越货的黑老大，权钱结合的腐败贪官，可能都进入了“上流社会”的圈子，懂得什么是优雅的举止，表现出来还很绅士，就算装也得装出来。就像《动物庄园》中的猪，穿上西装，打上领带，内在包裹的仍然是猪体，我们能说这些人有高尚的道德吗？混淆“礼仪观”与“道德观”，也是道德衡量标准下滑的反映。

第三，“天下乌鸦一般黑”是个歪理，是自卑式的强词夺理。

不论是人权问题，还是道德问题，中共惯以其他国家也有什么问题来为自己寻找合理性，好像只要美国有杀人犯，中国有再多的杀人犯也就理所当然了。一件事是对还是错，要以人类共享的道德准则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而不是以某个国家或某个人作为标准。撒谎就是撒谎，就是不道德的，是非就这么简单。中共用“天下乌鸦一般黑”来为自己辩护的这种心态是一种自卑式的强词夺理。美国大兵在伊拉克的“虐囚案”被五毛们作为反驳西方社会批评中国社会问题的砝码。“你说我不好，你要先做好”这本身就是一种党文化，这种听不得批评意见的做法也是导致道德下滑的一个因素。

这两年，使用频率很高的一个词儿是“道德底线”。各种坑蒙拐骗、贪污腐败、假冒伪劣、卖官鬻爵、娼妓泛滥、黑社会肆虐，让人们对社会道德失去了信心。每发生一件社会事件，例如“山西黑砖窑”奴工案、“扶不起的老人”的南京彭宇案、见死不救的佛山小悦悦事件、撞伤人后索性连捅八刀故意杀人的药家鑫案、抖出“红十字会”惊人腐败的郭美美炫富案、执法人员制造的骇人听闻的河南洛阳性奴案，还有充分表现道德不仅是滑坡，而且已到了崩溃地步的“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彩色馒头”等等事件，都让媒体与网民称为一次又一次冲破了“道德底线”。

那么，到底是谁在突破“道德底线”？谁是突破“道德底线”的真正推手？

不管是中国人，还是西方人，作为个体，都是善恶同在的。全世界哪里都有乐善好施的，哪里也都有见死不救的。就拿败坏道德的事来说，中国有上海社保基金挪用案，美国有安然公司的假账丑闻，以及震惊世界的麦道夫诈骗案。中国有在看守所把人殴打致死的“躲猫猫”事件，美国有驻伊拉克大兵的“虐囚案”。中国2010年连发生多宗小学校园杀童案，美国也有校园枪杀案。那么，是不是如中共所说的“天下乌鸦一般黑”呢？如果不是，差别又在哪里呢？

第一，分清个人与体制的关系，认清道德败坏的根子是什么。

中共一向是用道德来要求百姓，而把自己置身事外，总是充当道德的仲裁人。小偷多了，诈骗多了，有毒食品泛滥了，中共承认这是社会道德不好了，诚信出问题了，中共扮演道德的仲裁者来要求百姓如何提升道德，如何防止小偷，杜绝有毒食品。

事实是，中国社会道德败坏的根子却正是中共和中共维护的体制。

中共的“党章“依然唱着共产主义的高调，有哪个党员相信呢？估计正常人没有一个相信的。既然不相信，为什么还要拚命维护，甚至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主义”这些字眼写进《宪法》呢？原因只有一个，就是要继续扯起共产主义这张虎皮来维护集团的既得利益。所以，从根子上这就是一个“诚信危机”的典型案例。还有那些落马的贪官，去查一查他们落马前的言论，个个都是在大会小会上号召干部群众要“反腐倡廉”的干将。2006年9月，因牵连上海社保资金案落马的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案发前一月还在市委市政府召开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干部大会上，慷慨陈词“反腐倡廉一刻也不可放松”。有记者采访制作有毒食品的农民，问为什么敢这么干，农民回答，因为城里人都有公费医疗。我们无意为有毒食品找借口，但是，如果只是把眼睛盯在百姓身上去看道德问题，是看不到道德危机的根本所在的。

中国社会有一个很普遍的现象，腐败越反越腐，造假越抓越多，和谐社会是越唱越不和谐，问题出在哪里？民间有句俗话，说问题出在“前三排”，正是如此。因为道德问题的根子在于中共和其体制本身，上演“大盗抓小偷”，社会道德如何能不下滑呢？

美国大兵虐囚总的来说是士兵个人素质原因，而“躲猫猫”背后除了涉案人员的素质因素外，更多的还是体制的因素，中共烘托的迫害人权、漠视生命的大环境。美国安然公司的假账也与中国的体制性腐败不可同日而语。在中国，善于溜须拍马、行贿受贿者能够升迁提职，并与受贿官员构成紧密的利益共同体；不走此途者即成异类，不仅无缘重用，且会受排挤打击，甚至会被撤职免职，是为中共官场独特的“逆淘汰现象”。退一万步说，就算美国某个行业腐败成风，那么，还有下面说的第二点来加以制约。中国的杀童案疑凶普遍存在“有怨难诉”的报复情形，这种怨气除了是社会造成以外，还隐含“官逼民疯”的隐患。而美国的校园枪杀案更多的是因为作案人个人的道德败坏和心理原因。

第二，政府如何应对和处理案件，这是一块试金石。

这个世界，哪里都有腐败，哪里都有涉及道德问题的各种案件。真正的试金石就要看案件是如何被揭露出来的，政府又是如何处置的。是公开透明还是内部权斗，是允许媒体的独立监督还是党的喉舌一言堂统一报导口径，是依据公正的法律程序处理还是政法委领导下的公检法联合办公式的走过场等等。政府处理的好，就是在修复道德。处理得不好，或者包庇，掩盖，甚至黑箱操作，就是在进一步败坏道德，形成恶性循环。

西方社会有言论自由、媒体自由等起到的监督作用，法律起到的执法作用，西方人造假，总体上说还是个人或某些小集团的行为，不同于中共从政党、政府蔓延到了整个社会的造假行为。在谎言被揭穿后，西方社会基本上是把说谎当作丑事处理，当事人会感到羞愧，就算当事人贵为总统，也不得不向社会道歉，甚至引咎辞职。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拉链门”被披露出来之后，最后还是得公开道歉，“我希望美国人民了解到，我希望国会了解到，我对我做过的错事说过的错话感到由衷的歉意。我从来都不应该欺骗国家、国会、我的朋友和我的家人。”

在中国，只要当事人有权或者有后台，没有人能把他们怎么样，使造假骗人变得肆无忌惮，愈发不可收拾。

以汶川地震为例，因豆腐渣工程导致大量校舍倒塌的死亡人数，官方一直捂著盖子。中国著名艺术家艾未未发起公民调查志愿者活动，但政府方面仍不配合。同是，政府不断打压上访的死难学生的父母和民间维权人士，2008年6月3日，上百名都江堰死难学生的家长到当地法院外示威控诉校舍质量问题，并要求法院接受诉讼，但受警方阻挠并架走。公安称法院不会受理有关诉讼，并扣留两名日本共同社记者一小时，还阻止美联社记者采访。2010年2月9日参与调查汶川地震校舍豆腐渣工程的四川作家谭作人被判有期徒刑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而且竭力包庇豆腐渣校舍的责任人，甚至公开宣布“经过调查，认定没有发现因为建筑的质量问题而致使建筑物垮塌的案例。”

豆腐渣校舍是造成汶川地震上万名学生遇难的主要原因。豆腐渣校舍本身就是在中共体制的那个草菅人命的大环境下，由道德败坏的不法份子为了钱财制造出的产物，而事后对豆腐渣工程的调查百般阻挠，就更是中共的恶霸本性的直接表现。

为什么地震救灾时，八方支援，而对造成人祸的原因进行调查时，大家不出来声援呢？因为前者是政府允许的，而后者是政府不允许的。这就是中共的社会主义“道德”观，做好事必须是政府认可的“好事”，给政府贴金的才能做，有目的的报导出来，是拿民众的道德来为党的脸面涂脂抹粉。

所以，汶川地震的悲剧就是中共作为“道德底线”真正推手的生动案例。中国的道德滑坡有着独特的“中国特色”，那就是突破“道德底线”的真正推手是中共本身，是中共掌控的政府。

个人突破“道德底线”，造成的就是“个别现象”。政府在政策制定、执行、监督等环节存在不道德的行为，那就是政府在突破“道德底线”。上梁不正下梁歪，造成的就是“普遍现象”了。

今天中国的道德滑坡，是如何造成的呢？这与江泽民有莫大的关系。共产党造就了江泽民，江泽民反过来利用共产党，不断地突破“道德底线”，才造成了今天社会道德整体大滑坡的严重局面。

江泽民的中共这些年来所做的一切，就是不断向人性宣战，向人的道德底线挑战。但无论是拚命大贪国家财产还是大肆损害人民利益的，无论是参与迫害法轮功的还是袖手旁观的，也不管是否最后选择了私利而冲破道德底线犯下罪的，只要还有一点点本能的人性尚存，良知上都知道这么做是不对的，党这样维持政权不可能持久。正因为如此，中共毫无道德底线毁灭人性的做法使得他们本能地产生对未来的恐惧和绝望——一种行将崩溃的“末世心态”。

中共的倒行逆施实际上一直是与人类道德较量，与人性较量，即使它暂时占了上风，它实际上也输了。因为对人性的毁灭必然会导致官员的末世心态，他们对中共，对自己的胡作非为极度怀疑，时时内心恐惧，对他们迫害过，欺压过的民众尽量逃避。这就是为什么那些胆敢胡作非为的官员，却最害怕听到揭露他们罪恶的真相。中共在此情形下只有两个选择，如果不改过自新，那么就不得不以腐败作为粘合剂共同犯罪以维持其统治。这正好印证了希特勒的说法，“能够团结人们的有两件东西：共同的理想和共同的犯罪”。江泽民利诱他们犯罪，用罪恶把他们绑在一起。而对未来不抱任何希望的官员们在不可避免的末世心态下，加上自私，正利用手中的权力丧心病狂的作恶，加速著中共的崩溃。

中共已经走向彻底的堕落，社会道德的全面下滑和贪污腐败的全面横行更是让经济发展遭受了资源、生态、环境、社会的巨大损失。事实上，中国的橱窗式经济繁荣是以牺牲子孙后代的可持续性发展和生存环境为根本代价的。

中国人和西方曾寄希望新一代的领导人，认为他们有受过教育，高学历。很可惜，他们中有一帮新兴的法西斯分子，聪明，冷血，狡猾，玩命。历史的看，智商高的约瑟夫.戈培尔博士应该是一个不错的例子。这些人热衷于权术，毫无道德底线，你只要看看马基亚维利的《君主论》在中国的出版印数，就知道了。

今天的中国，从国家到地方的政权已经全面黑社会化。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原本为中共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最重要助手，却因为利益之争而彻底反目，即为中共官场现状的证明。王立军之所以逃往美国领事馆，是怕被灭口。

1997年春，在王立军最吃香，最受宠，最得意的时候，他接受电视编剧周立军的采访。周立军在他的《王立军一语成谶》中这样记载：

“1996年冬，我受公安部金盾影视文化中心委托，前往铁岭采访王立军，在那里度过了十几天的时间，后来又数次回访，创作了十九集电视连续剧《铁血警魂》并在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同名长篇小说。

“他当时是全国劳动模范，全国十大杰出民警，中共‘十四大’代表，铁岭市公安局主管刑侦的副局长，打黑英雄。‘警民同心万里行’英雄事迹报告团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举行出发仪式，那位举著拳头领誓的人就是他。可谓集万千嘱目于一身，叱咤风云，前程不可限量。

“也就是在抚顺的澡堂子里，我们二人赤条条坐在热汽蒸腾的水池中，他说了那句一语成谶的话：‘我心里很清楚，我就是当官的嘴里一块口香糖，嚼得没味儿的时候吧唧吐地上，指不定粘在谁的鞋底子下。’我注意到，说完时，他急忙用手捧水抹脸，我知道他流泪了。接着他又说：‘人们都说英雄流血不流泪，我现在是流血流汗又流泪。’”

王立军说自己，“是当官的嘴里一块口香糖”，周立军说“现在我不明白，既然心里清楚，又为什么让别人可劲儿嚼呢？”

周立军的文章被新浪网删掉，他再度撰文《我为什么要回忆王立军？兔死狐悲？》：

“我对‘唱红打黑’有自己的看法，也多次表明了态度（大家可以从我的微博中了解），与很多人有所不同的是，我因为与其中的主角有交情，内心的伤感尤其强烈。这样的心情，相信每一个还把友情当作人类基本情感的人都会理解。有个成语‘狡免死走狗烹’，还有个成语‘兔死狐悲’，前者或许是王立军，后者可能是我们很多人。

“了解一个人的经历，为的是更好地观照现实。了解王立军的过去，更大的意义在于可以让大家看到事件后面的悲凉。在现有体制下，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这包括那些制造不安全的人。尤其当你只是一个草根的时候，你要么在别人的嘴里嚼著，要么粘在人家的鞋底子下。王立军事件不管真假，它的意义或许要若干年以后才能完全看出来。”

一位作者在他的博客中这样写道，“王立军是口香糖，那我们是什么？，王立军，一位闻名全国的‘打黑英雄’、出过专著的专家教授、位列副省级的高官，居然都认为自己是‘当官嘴里嚼著的口香糖’，那全国上百万厅局及以下官员又是什么呢？”

其实何止是王立军这样的投靠他人才能栖身官场的人可怜地将自己比喻成任人嚼著，任人随时吐掉的“口香糖”，薄熙来何尝不也是如此。当他任职商业部长访问美国，被法轮功学员起诉并递送诉状后，他的一位北京大学的老同学问其何致于此，他满脸无奈地说，还不是上面规定镇压法轮功嘛。

薄熙来也是江泽民的一块“口香糖”，最近江泽民也把他唾弃。明镜新闻网获悉，江泽民、曾庆红为了保住他们的地位，一致认为，“他们与胡锦涛和温家宝在处置薄熙来问题上意见高度一致。”

“消息人士告诉明镜新闻网，周永康除了尽力保护薄熙来和王立军外也别无选择。薄熙来和王立军掌握着他参与政变的全部证据：推翻习近平的计划，以及给薄和王的收集其他最高领导人家人贪腐证据的指示。周永康要薄熙来和王立军收集江泽民和胡锦涛这两个有决策权的、习近平、温家宝、汪洋和贺国强这几个政治对手的黑材料。即使是对政治同盟李长春和吴邦国也不例外。这些证据和材料的收集是通过王立军用窃听装置秘密调查实施的，薄熙来听这些录音的时候经常表现的‘很享受’。证据包括音频录音和视频录像。”

在共同犯罪的活动中，人们一个接一个跌落进了无底的深渊。留给其他们的教训是，共同犯罪本身是一个不稳定和没有保险系数的血盆大口。如果王立军真的相信他的心狠手辣在薄熙来面前是一个保险的话，他就不会在背后大量收集薄的材料，以防后患。如果周永康相信江泽民的镇压法轮功政策的话，也不用让薄熙来和王立军背后收集江泽民的材料。由此我们看到，共同犯罪是非常不定向的导弹，随时可能让其中的人，无论是主动发起者或被动参与者，得到相似的下场—死无葬身之地。

2006年空军“610”办公室希望能让于长新自由。

中国空军将领于长新先生因炼法轮功被军事法庭判处十七年徒刑。当时七十四岁的于长新是中国空军学院教官，是重要的空军高级将官，曾对空军作出杰出贡献。七十年代于长新是空军优秀试飞员。他的研究令空军发生事故的次数大大减少。于长新1992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因1999年北京的“四.二五事件”于7月1日被秘密拘留。江泽民镇压法轮功最早是从军队系统开始的，于长新教授的遭遇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之一。

“四.二五”之后，因为江泽民点了他的名，所以他早就被空军指挥学院的领导们给软禁起来了，专门为他办了两个月的学习班做他的思想转化工作。学习班上，于教授浩然正气，他慈悲地告诉对方：“我一位七十四岁的老人，祖国第一代试飞员，二等功臣，空军学院的高级教官，著名教授，就连空军指挥学院现在使用的教科书都是由我主编定稿的。论资历，我比你们在座的谁都高，试问像我这样的人能轻易相信什么吗？能是非好坏都不分吗？我修炼的亲身体会告诉我，我炼法轮功没有错。法轮大法是真正的科学。”

两个多月过去了，他们一看于教授如此的坚定没了办法。最后在江泽民的淫威逼迫下，秘密审判，处以于教授十七年徒刑。很多退休的军队领导对此判决表示不满。

于教授的老伴姜昌风被赶出空军指挥学院，家门上被打上封条。接着他老伴也被秘密判刑十年。于长新被秘密关押在北京朝阳区“空军小红门看守所”里，与世隔绝。

空军“610”办公室的官员们都曾是于教授的下级，对于教授的无端迫害终于挺不下去了。空军“610”上报中央“610”办公室，希望让于长新自由。中央“610”办公室在江泽民的控制下回绝了空军“610”的请示。

虽然这次空军“610”的胳膊没能扭过中央“610”的大腿，但是，空军“610”的想法说明，尽管是高压控制，用罪恶把官员们捆绑在一起，对于良知尚存的人来说，这是痛苦的折磨，他们会寻找机会洗清自己。人心和人性注定了江泽民的“共同犯罪”捆绑政策最终是维持不下去的。

朱镕基也在最近的谈话中公开说到，当时是违背了原则让江泽民开始干坏事的。

江泽民的制度性腐败和镇压法轮功的罪恶，造成了中共官员们强烈的末世绝望心态。他们知道中共这样是撑不了多久的，自己也要跟着完蛋了。

安全部门窃听到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与海外儿子的电话：“儿子啊，在外面好好干，我看（共产党）撑不了十年了，我和你妈很快就到海外来与你团聚。”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对情妇李平说：“把这些钱统统存到海外去，迟早要玩完。”

据《京华时报》2012年2月21日报导，中国社科院法学所法治国情调研组对北京、四川、浙江等23个省市的部分公职人员和公众展开调查。调查结果以2012年《法治蓝皮书》发表。蓝皮书中说，公职人员对“裸官”的认同度相对较高，级别越高的公职人员对“裸官”越宽容，接受调查的省部级、司局级和县处级的公职人员超过半数认可子女拥有外国国籍或者外国永久居留权。而“不得拥有外国国籍或外国永久居留权“选项上，省部级高官的认可比例最低。

蓝皮书所说的“裸官”主要是指将配偶子女乃至资产都移民或转移到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少数“裸官”贪污腐败，案发后逃亡境外。他们中的大多数事前已将配偶和子女移民海外、资产转移出境，即便公职人员本人受到惩处，其配偶和子女仍然能够享受其非法所得。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肖知兴在《经济观察报》撰文指出，整个中国社会上上下下弥漫的是一种弃船心理和末世心态。今朝有酒今朝醉，哪管我后洪水滔天。

肖知兴说，若说官商是权贵资本（或国家资本），盗商则是流氓资本（或游民资本）。官商和盗商急速崛起的背后是不受约束的公权力的狂欢。官、盗、商联手，刮地三尺，无孔不入，工商业、地产业、金融业，处处是他们骄纵的身影。从修生养息到吃干吸尽，从放水养鱼到关门打狗，从与民更始到官进民退，这几乎是权力阴影下的平民资本在中国历史循环中无法摆脱的宿命。

胡长清和成克杰最后在中共权力斗争中被处死。

血债累累的王立军，薄熙来在等待审判的煎熬中。新华网报导，中纪委2012年5月23日召开＂防止违纪违法国家工作人员外逃工作协调机制＂第3次联席会议，会中指出当前形势复杂艰钜，要求严防官员外逃。内容包括加强出国证照统一管理，及时掌握领导干部私人出国、配偶子女移居国外等情况，并重点加强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外的国家工作人员的管理，努力构建起严密管用的防逃网路。

今日的中共就像一艘正在沉没的轮船，大大小小的官员们纷纷弃船而逃。

西方的资本主义是在道德和诚信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二十多年来江泽民搞的中共特色的权贵资本主义却是一个败坏道德和诚信的过程。江泽民确实走出了一个“江氏道德败坏模式”：

（1）以经济腐蚀道德；

（2）再次以无神论打击信仰破坏道德；

（3）用经济发展掩盖人权侵犯，加速败坏道德；

（4）更甚的是，透过全球化的经济利益，以所谓的共产党的败坏道德观对抗普世价值，把道德败坏逐渐扩散到全世界。

人是善恶同在的。一个人的善和恶什么时候表现，表现的程度如何，除自身因素外，跟社会环境有很大关系。江泽民没有做正事的本事，但是他的权力欲和妒嫉心却给道德败坏提供了一个制度化的保障，动员整个国家机器系统化地参与道德败坏，把人们心中善的一面给以压制，恶的一面给以放纵和勾引，如同把魔鬼从瓶子里放了出来。

第一. 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江泽民利用经济腐蚀道德

江泽民和中共为了掌控政治上的禁忌，转移人们对自由、信仰的注意力，有意地把整个社会拖入到一种狂热的挣钱运动之中。“抬头向钱看，低头向钱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成为了社会常态，挣钱变成了人们的“信仰”。贪污腐败横行，假冒伪劣猖獗，有毒食品泛滥，繁荣“娼”盛，一切向钱看的指导思想与中国社会道德的加速下滑直接相关。

政府和资本的结合，是江泽民上台之后经济发展模式的核心之一。一个是权，一个是钱，它们紧紧拥抱在一起，大大地激发了官员们发展经济的“积极性”，给中国社会引来了无穷的后患。江泽民时代片面强调经济，政治改革停滞并倒退。政府的权力不受制约，责任不受监督，然后，让这样的官员来搞“官僚资本主义”和“专制市场经济”，后果一定是与西方的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的精神南辕北辙。

中共有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党政又是两套班子，加上官员长期超编，人员非常多。江泽民为巩固权力下的一步棋就是放手腐败，让官员腐败来换取他们政治上的支持。中国社会的腐败是从上到下的，大官大贪，无官不贪，下级为了寻求保护伞，又打点疏通上级，形成了腐败生物链。江泽民上台以后出现的“集体腐败”，一端一大窝，让反腐败的人都惊愕不已。中纪委原副书记刘锡荣说，“集体腐败的特征是从上到下、从领导干部到下面的办事员，人人都有份，数量很大。”

2000年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首批25起案件一审公开审判，14人被判处死刑，其中有4名是厅级干部；有十二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其中有二人是厅级干部；其余五十八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

2001年沈阳腐败大案：沈阳市原市长慕绥新、原副市长马向东等十大贪官涉案。

2004年黑龙江腐败大案：黑龙江省政协原主席韩桂芝贪腐被曝光，由这起腐败案牵扯出的腐败链条，导致许多官员因卷入此案相继“落马”，其中不乏省部级高官。

2006年湖南省郴州市腐败窝案:市委书记、市纪委书记、市委宣传部部长、市国土矿管局党组书记及二十多名民营企业家相继被查，该案波及当地党政干部、商界人士158人。

2006年上海市社保案:涉及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社保局局长、宝山区区长、国企董事长等政界、商界几十人。

江泽民让大大小小的官员都能用权去赚钱，江泽民自身家族的腐败更是成为了腐败路上的一盏航标灯。

江时代腐败成为了社会常态。对官员实行利益均沾，共同腐败的政策，迅速使中共数千万官员整体极度腐败，并在党政军各系统培植起由众多贪官污吏构成的江氏帮派体系。

这个庞大的腐败官员体系，不是孤立地生活在某个空间，而是实实在在的存在于这个社会之中。那么，他们把整个社会的风气都带坏。道德腐败之风蔓延到各个领域，不但军队腐败日益严重，甚至连医疗和教育系统都未能幸免。从量变到质变，反腐败已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反腐败的部门反而成为了腐败的重灾区。

一句话，江泽民让腐败得到了中共体制的保障——腐败性制度。江泽民用经济去腐蚀道德，在江泽民的手里，经济就是一条流着腐蚀剂的河流，流到哪里，就把哪里的道德给腐蚀掉。用社会整体性的腐败来给他自己制造权力稳定的温床，用民族未来的代价铺就他的权力之路。

经济和道德是相互依赖的。道德败坏后用于发展经济的手段必然是贪污腐化，巧取豪夺，损人利己，祸国殃民。反过来，用这样“发展”起来的金钱经济腐蚀败坏道德，道德就会严重打上“钱”的烙印，贪得无厌，难于再行复苏。二者反复交相拉扯，道德乱象必然导致中国经济的乱象。人们正在不幸地见证著这一切。

第二. 道德的终极杀手：江泽民迫害信仰，扼杀道德

中国文化是基于儒、释、道的文化，被称为“人文初祖”的轩辕黄帝就是一个道家的修炼人。在公元一世纪佛家文化系统传入中国之前，中国的诸子百家都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儒、释、道在唐代达到鼎盛，也是中华文明的黄金时代。

儒、释、道都推崇“真、善、忍”。道家崇尚“真”，修成的人也称为“真人”（这里的“真”不仅是不说假话，而且有“返本归真”，返回先天的真我本性之意），道家修炼中也有“善”和“忍”，如老子在《道德经》中就说“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就是说天道并无偏私，一直会帮助善良的人。道家当然对“忍”也很重视，《道德经》中“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善用人者为之下”，“不争之德”等教诲不胜枚举。

佛家以修“善”为本，口中常念“善哉善哉”，同时也非常重视“忍”。佛家僧人要勤修“六度万行”，其中“六度”的第三条就是“忍辱”。当然佛家也修“真”，入佛门受戒，最初级就要求“不妄语”，不能说假话。

孔子主张的“仁”与“信”体现出“善”与“真”。孔子主张：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指贪得无厌）。这三戒需要涵养人的“忍”。

应该说儒、释、道的教诲都符合“真、善、忍”在不同层次的含义，也是中国人承传了五千年的道德标准。

美国总统布什在2002年出访中国时，曾在北京清华大学发表演讲，他说：“美国是一个受信仰引导的国家。百分之九十五的美国人说他们相信上帝，我就是他们中的一员。”“不应当惧怕而应该欢迎宗教自由，因为信仰给予了我们道德核心，让我们按高标准要求自己，去爱和帮助他人，在生活中要承担起责任。”“数百年来美国的一个传统就是宗教容忍。我要祈祷的是结束所有的迫害行动，这样全中国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愿望进行集会和祈祷。”遗憾的是，这些内容在中共发表的“美国总统布什在清华大学的演讲”的实录上都被删除了

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气功等传统色彩很浓的事物开始流行，虽然有些职能部门刻意打压，但总的来说在思想、信仰上出现了比较宽松的环境。但是，江泽民却再次祭起无神论的大棒，打击人们对神的信仰，扼杀民间自发的道德觉醒。江泽民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让人们仇视“真、善、忍”，这是造成中国社会道德下滑的最根本原因。镇压的手段完全是文革再现，鼓动媒体造谣诬陷，铺天盖地，制造天安门自焚事件，煽动仇恨。成立了类似纳粹“盖世太保”的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视法律为玩物。在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中，江泽民把本来就脆弱的法制建设消灭在了萌芽状态，造成司法大倒退。

江泽民在一次针对法轮功的秘密谈话中说：“中央鉴于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消亡的历史教训，一直决心对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信仰和理论进行批判，夺回并巩固无产阶级的思想阵地，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一次消毒，法轮功鼓吹‘真、善、忍’，给了我们动手‘消毒’的机会。”“相比之下，其他气功组织就不那么容易解决，很可能在全国引起剧烈动荡，甚至于制造暗杀、毒气、爆炸等恐怖暴力活动，就会给我们的工作带来相当大的难度，对社会稳定起破坏作用，起不到惩戒的效果，法轮功讲‘真、善、忍’，我们的打击工作就可以放手进行。以后利用打击法轮功的经验，可以有效的运用于其他气功组织。”“我们对李洪志及其法轮功绝不能掉以轻心，必须加紧各方面的工作……。特别行动小组要继续加强行动，设计多种预案，保证刺杀行动万无一失。”

江泽民将镇压“真、善、忍”定义为“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一次消毒”；因为法轮功是和平的，所以江泽民的“打击工作就可以放手进行”，甚至制定暗杀计划，这都是江泽民魔鬼本性的反映。

在镇压之初，法轮功学员前仆后继的去天安门请愿，江泽民利用了法轮功学员“说真话”的优点，直接盘问被怀疑者是否是法轮功学员，如果如实承认则立即拘押，如果被盘问者破口大骂，就表明不是法轮功学员，就平安无事。

尊师重道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江泽民则把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的画像挂在火车站或长途汽车站前，必须骂李洪志先生才可以上车，强迫中国人骂人，并以此识别谁是大法弟子。

法轮功学员信仰“真、善、忍”，中共转化法轮功学员的标准，就是强迫这个学员说谎，强迫他或她打人骂人。江泽民迫害“真、善、忍”，造成了人们远离“真、善、忍”，把五千年道德标准完全颠倒。

一个独裁者，要想实施一个灭绝人性的政策，如果没有一个具体的执行机构，也是搞不起来的。希特勒对犹太大屠杀离不开纳粹党卫军。同样，江泽民对法轮功旷日持久的迫害，也是依赖于一个特别机构——“政法委”。政法委是个党的机构，却统管公检法司，司法独立完全被破坏。“政法委”因为迫害法轮功的需要而在江泽民时代迅速扩张。要知道豺狼一旦养大了，就不光是吃一种人。这些年对抗暴群体、维权人士、良心犯的镇压，都是政法委所为，造成了社会极度不稳定的状态，成为了社会肌体上的最大毒瘤。

中国社会的道德在1999年之后加大速度堕落，这与迫害法轮功有着直接的关系。本来在八十年代出现了一些意识形态上的松动，随着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破灭，民间信仰开始出现，对稳定社会和提升道德很有好处。而江泽民为了一己之欲，迫害法轮功，颠覆中国文化传统，强化无神论，造成一个信仰破灭的社会，实质上就是败坏了道德的根基，从正信上直接扼杀了道德。

第三. 用经济发展掩盖人权侵犯，加速败坏道德

江泽民时代的一大“发明”是，“人权就是温饱权”，你说人权迫害，他说经济有了发展，帮助多少人解决了温饱。这个逻辑就好像只要帮助某个村的人吃饱了饭，就可以对另一个村原本就吃饱了饭的人进行残酷无情的人权迫害。江泽民制造了中国最大的人权迫害，他却敢于标榜是“人权最好时期”。江泽民正是利用这种荒唐谬论来搪塞外界对中共人权记录的谴责，把中国社会的道德一步一步推向了深渊。

对于一个正处在物欲横流的社会，打击正信的后果是灾难性的。当今社会道德崩溃，乱象丛生，无不与此有关。同时，江泽民为了在名誉上搞臭法轮功，要求所有的媒体造谣，这是泯灭媒体的良知，让很多媒体人堕落。媒体人的堕落，媒体的弄虚作假反过来又进一步败坏整个社会风气。江泽民的罪行并不到此结束，迫害法轮功的最中坚力量，是公检法司系统。江泽民逼迫他们执法犯法，滥用刑法，把信仰“真、善、忍”的好人转化成不信“真、善、忍”的人，从根本上中断了法制建设，开起了倒车。司法系统弄乱了，法律成了儿戏，反过来就会伤害所有的民众。一方面没有了正信对心灵上的约束，另一方面破坏了来自完善的法律的约束，这个社会的道德在“无法无天”的环境下还怎么能够维持得住呢？

第四. 把道德败坏逐渐扩散到全世界

江泽民用经济利益惑诱西方社会，以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对抗普世价值，同时，暗中扶持几个流氓小国，故意处处跟西方作对，把西方拖入到无暇顾及中共的恶劣作为，反而还有求于中共的境地。于是，中共就能够在西方自顾不暇的时候肆意地虐待和迫害自己的民众。从某种意义上说，整个世界的正气之场在消减，也正是中共把道德败坏向全世界扩散的后果。

有关这方面的具体情况，后面谈到江泽民在国际上的所作所为时，会详细说明。

今天的世界已离不开中国。把握世界，需要读懂中国。读懂中国，要抓住两个基本点。

了解中国时局和走向的钥匙

第一.了解“血债帮”，才能看懂江泽民镇压法轮功造成的高层分裂对中国未来局势的影响。

江泽民的“血债帮”背负血债，为了逃避清算，必将尽一切手段阻扰中国的政改和自由之路。透过这层迷雾才能看清中国纷扰动荡的政局。“血债帮”十多年对法轮功的迫害政策，造成了一个围绕迫害的产业链，相关部门和人员职业化，就吃迫害法轮功这碗饭了。“血债帮”反过来又依附于这个职业化的庞大的队伍，违背民意和天意，继续把迫害进行下去。必须认清一点，靠迫害法轮功而豢养出来的这一支职业大军，就不再只是针对法轮功了，而是变成了欺压所有民众的暴力机器，而且势必成为干扰司法进程、社会公平、民族和解的拦路虎。所以，认识中国时局，离开了“血债帮”及其繁殖的势力这一点，就会不明就里。有关情况我们在前一章已有详细介绍。

第二.中国真正的危机是道德危机。

江泽民四大狠招把中国的道德推向崩溃的深渊。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心变坏了万事难，一切出路都受道德的制约。中国社会的深刻危机在于道德的丧失，最可怕的是社会充满谎言，说谎不以为耻，干坏事不以为耻，没有罪恶感，社会就没有了是非标准，这是中国最大的社会危机。

在商言商，就经济谈经济，就政治说政治，人们不需要谈道德。为什么？因为所有社会活动都有基本道德作为承载的社会基石，是道德维持在一定标准之上使之成为可能。犹如空气之于人，无需谈论却不可或缺。但是，在今天的中国，“在商言商”背后的道德基础已经不复存在。道德成为了稀有空气。

中国的经济经历了不惜血本透支历史的“发展”，同时带来了非常严重的后果。人们，甚至包括中共，都在公开谈论这些问题。中外学者纷纷为中国把脉，指点迷津，开出了形形色色的解决方案，小到关注民生，大到实行政改。且不说中共会不会采用这些方案，就算去做，也是尺蠖效应，因为实施这些方案所需要的道德根基，社会的正常基础结构被腐烂的道德蛀空了，那么，实施的过程，就会大打折扣，就会阳奉阴违，扭曲变形，就会淮橘为枳，画虎类犬，所谓的解药反而制造更大的困境，最后难逃回天乏术的终局。

中共这些年出台了很多看起来惠民的经济政策，比如关注民生，解决住房难，就医难，上学难，减免农业税，搞经济适用房，提倡环保，搞绿色GDP，自主创新，等等，几年下来都不了了之。反腐败更是中共天天喊的口号，可是越反越腐。人们可以从体制中去寻找原因，从国情中去挖掘故事，但是，道德的破坏才是最根本、最基础的原因。

面对一个被“江氏道德败坏模式”破坏了的社会，不从人心上着手，重新走回人类正统道德的轨道，任何政策，法规都将回天乏术，形同虚设。

胡温上台以后为了摆脱江泽民的GDP崇拜，提倡“科学发展观”，推出了“绿色GDP”。人们曾幻想过，绿色GDP可使中国的生态环境改善得到一缕阳光。过去十几年中，中国的GDP以8-15%的速度在增加，这个速度是令全世界人感到震惊的。但是，如果人们深入了解，用于发展的手段更令人震惊，因为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西部的土壤在减少，东部的污染在增加，黄河经常断流，长江将变黄河；每年国家用于环境治理的费用高达数千亿。但是，人们对绿色GDP的期望很快就破灭了。2007年7月25日，新华网发表消息称从2007年初起媒体就在等待的“2005年度绿色GDP核算报告”，将被无限期推迟发布。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提升官员道德与调整法律机制遏制地方官员的政绩冲动与GDP崇拜是其中一个。说到底，还是道德因素。

中国三十年的发展，居然没有创造出什么世界品牌。相比日本当年三十年的发展，简直天壤之别。不过，西方人写的关于中国的书，很多都提到一点，就是中国技术创新的巨大潜力。西方媒体注意到两件事，一是中国论文数量已经居世界第一，二是中国专利申请数量位居世界第一。

其实不然。中国的学术造假已经泛滥成灾，正在全面吞噬和毁灭中国的技术创新能力。官场腐败道德必然会导致学术道德腐败，也必然要包庇学术腐败。

近年来，中国科研论文发表数量突飞猛进。最新的媒体数据显示，中国科技人员发表的期刊论文数量，已经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然而据统计，这些科研论文的平均引用率排在世界100名开外。真正极好的论文，在中国还是凤毛麟角。

井冈山大学化学化工学院讲师钟华和工学院讲师刘涛，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晶体学报》的70篇论文存在造假现象，被一次性撤销。这起中国论文饥渴背景下的疯狂案例曾令国际舆论哗然。

原西安交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李连生，曾获“长江学者”称号。2011年2月10日，其科研项目推荐材料被发现存在严重抄袭和经济效益数据不实的问题，所获的2005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被撤销。这起学术造假案曾长期被包庇。《西安晚报》2010年3月22日报导说，一位校领导约见六位参与举报李连生的教授谈话，一见面就说，“现在高校弄虚作假成风，你们不要大惊小怪。你们这个举报，弄得校领导五十天天来日夜不得安宁，你们是始作俑者。”

专利申请更是“虚胖”，片面追求数量。中国的专利申请普遍存在“数量大、质量低”的问题，制约著技术创新能力的真正提高。与专利申请量猛增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在核心技术领域仍然“底气不足”。中国大型飞机、大型医疗设备、光纤设备、数控机床等先进机器设备基本上依赖进口的局面并未改观；在出口额约占全国三分之一的广东，高新技术出口中近八成来自外资企业。

2010年新版的《牛津英汉－汉英词典》中，收录的新词里有一个叫“山寨”，这是被世界称为“中国现象”的一个词。维基百科对“山寨”的解释是，个人或团体对知名事物的模仿与改造而又自成一体。山寨产品显著的特点就是廉价及仿造知名产品，起初的山寨产品出现在军工产业、纺织业、再到电脑配件，最后在手机领域达到最广泛的影响。中国青年出版社社长张景岩指出：“‘山寨风’愈演愈烈，将会加剧中国文化原创力的脑萎缩和脑死亡。”因为山寨产品缺乏创意内核“。

为了解决百姓，特别是穷人的住房难，政府提出建经济适用房，出发点也许是好的，但在执行过程中，还是走歪了。经济适用房腐败事件接二连三地出现。经济适用房领域已经形成从审批、开发、中介到购买的一条龙腐败，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针对某一特殊群体的优惠政策，慷社会之慨为有寻租资格的人服务。比如，郑州规划用于建设经济适用房的土地建起联排别墅和两幢楼中楼；武汉经济适用房摇号作假。在实际工作当中，有一些地方把它分配给了中等收入甚至是高收入的人。这就是任何一次改善社会条件，平衡社会需要的机会和政策出笼，都变成贪腐势力攫取更大利益的新机会。经济适用房成腐败高发区，许多学者呼吁不应继续建造。

从2006年起，中国政府决定取消农业税，作为减免农民负担的一个重要举措。但是，县乡基层财政体制机构臃肿，人浮于事，这些人的生活标准不能降低。没有了农业税的收入，难免就要另立名目继续从农民那里搜刮钱财，各种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卷土重来，很难保证农民负担不出现反弹。总理温家宝在谈到农村综合改革时，也强调说“千万不要以为农业税取消后，农民负担问题就从此解决了。”要精简机构和人员，关键是要提升治理和执政道德，可是，谈何容易？有多少官员把农民的痛苦当回事？

有人说，中国的问题说难也难，说简单也简单，说是只要把官员管住就可以了。是啊，如何管住他们呢？政治改革？政改靠的还是人，如果人心变坏了，什么都没有用。所以，无论是要出台什么改革，目前马上就能做的，就是停止迫害法轮功，法办元凶，还老百姓一个自愿做好人的自由，回升道德才是第一要务，解开系住中国时局的第一大结。

经济发展了，道德自然就会好起来吗？至少，中共的实践证明了不是这么回事。不难看出，江的这些歪理应该是已破产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世俗化翻版。共产主义乌托邦是利用了人们对美好事物的向往，给人们描绘一个人间天堂的虚幻大饼，告诉人们物质会极大丰富，可以按需分配。看看今天中共官员的贪腐，物质再极大丰富也得被抢光贪光。大家都有钱了，小偷少了，大盗却多了。这说明什么？道德的含义并不是看小偷的多少，而是人心，是对生命的珍视，是人与人之间的诚信，互助和社会的正气。没有良好的社会道德，没有诚信，经济能健康发展吗？

【大纪元2012年06月08日讯】作为一个不断的纳著税的公民，我再次要求中国的政府回答一个公民的质问：你们承不承认这个制度的完全不道德？承不承认我们的制度已没有了面对并解决这种问题的诚意和能力？你们有没有道德和勇气向全民族保证说：这样的罪恶会立即停止并永远不再发生？要知道，人民仅仅的是要求政府立即停止犯罪！——高智晟

“我想在此特别提及的是：我们设法说出这个民族持续被血腥迫害的真相，尤其是在这个时刻，也是为了提醒我们的整个民族——我们民族面临的问题的严重性及紧迫性。我们的民族，我们每个个体，是到了一个必须正色面对我们所面临问题的时候啦！任何理由、任何传统的方法及任何的耽延，都将是对我们整个民族价值的犯罪！……十几日的调查，我再次看到了令我痛彻心肺的真相，‘610’办公室，至少可以这样称谓它——国家政权内且高于政权力量的黑社会组织，它是可以操纵、调控一切政权资源的黑社会组织。一个国家宪法及国家的权力结构安排规范中没有的组织，却‘行使’著本只能由国家机关才能行使的权力及许多连国家机关都根本不能行使的‘权力’。它‘行使’著在这个星球上，人类有国家文明以来，作为国家从不能拥有的权力……”。高智晟先生在给中共当局的信中这样写道。

就在我们写这本书的时候，高智晟律师因为他对正义良知，法律尊严和人类道德的维护，正在中共的监狱中遭受惨无人道的迫害。

政法委和“610办公室”凌驾于法律之上，“610”的权力模式是后来中共欺压所有中国人的国家机器运作方式。之所以如此，这得从中共的机构组织形式说起。

当年的“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是砸烂“公检法”，把原来公检法系统的人员挂上罪名直接打倒，靠边站。总体上来讲，公检法系统原来的人马大多是受害者，而不是作恶者。这些人本身没有原罪，一旦决定恢复法制系统，让这些人官复原职就可以了。而“610”干的事情却恰恰相反。领导“610”的中共“政法委”统管“公检法司”，使得“610”能把“公检法司”整个系统调动起来直接参与迫害法轮功。“公检法司”本身成为了这场迫害的中坚力量，执法者直接变成了带头违法者，把“公检法司”变成了原罪拥有者（作为个体，有良知的总是有的），进而把这种作恶延伸到法轮功学员之外，其他民众也成为了这种倒退后的司法体制的受害者。如何恢复法制？这才是对国家法律体系的彻底摧毁。对比而言，“610”对法制进程的破坏，超过文革。

中共中央直属机构根据职能分为：直属工作部门（比如政法委、组织部、宣传部）、直属办事机构（比如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直属事业单位（比如中央党校、《人民日报》社）、直属派出机构（比如中央直属机关工委）、直属议事协调机构（比如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中央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中共中央的这些直属机构的设立、撤销或者合并由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提出方案，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

“议事协调机构”，是指在“法定工作机构”以外设立的，负责协调涉及多个部门或多个地区较长时期内重大事项的机构。成员单位常常包括多个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部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都可以设立自己的议事协调机构（同样，地方党委和地方政府也可以设立地方级别的议事协调机构）。议事协调机构一般称为“XX领导小组”、“XX指挥部”、“XX委员会”等。“议事协调机构”其配置规格都是比较高的。中央的“直属议事协调机构”，一般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或者政治局委员，担任议事协调机构负责人，有关部办委局的负责人担任领导成员，一般还有相关的办公室作为具体办事机构。

1999年6月10日，中共成立了一个特殊的“直属议事协调机构”——“中共中央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的具体办事机构就是“中共中央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因为成立于6月10日，该办公室简称“中央610办公室”。

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中共中央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的成员单位众多，除了中央政法委作主导，该“小组”的成员单位还包括：公安部、国家安全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国家体育总局、国务院法制办公室、中央外事办公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国家邮政局、中华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武警部队。从“中共中央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的议事机构负责人的级别和参与的成员单位之多之广，就可以看出江泽民当初迫害法轮功动用的国家公权力之多之大，完全是倾举国之力，把整个社会都动员起来迫害法轮功。也正是这种议事机构的性质，说明了“610办公室”为什么能成为一种盖世太保式的超级邪恶机构，能凌驾于法律之上。

在中共迫害法轮功和各种异见人士、良心犯的报导中，“国保”一词频频出现。“国保”指的是“国内安全保卫”部门的警察。在公安部称“国内安全保卫总局”，简称“国保局”，在省、直辖市、自治区公安厅称“国保总队”，在地级市公安局称“国保支队”，在县级市公安局称“国保大队”。省、直辖市的“国内安全保卫处”在编制上属于二级局。

中共在1949年夺取政权以后，最先的政权实际上是军管会。军管会的功能就是部队直接派人留下来，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军管会一开始的时候代理政府职能，当时最主要的职能就是镇压“反革命”，镇压国民党的留守人员。随着中共政权的初步建立，军管会中的治安机构也改名为各地的公安厅。在中央政府里，则设立了公安部。

原军管会中肃清“敌特分子”及内部保卫的任务，成为公安部的主要任务，就是“敌情侦察”，叫“敌侦”，后来改为叫“政治保卫”，也就是“政保”，都是放在所有部门的第一个，在公安部里叫“一局”，也就是政保局，在公安厅就叫“一处”，也就是政保处，到了区县级，就叫“一科”，即政保科。政保内部又分为负责国内安全和国外安全的。1983年，中共决定设立国家安全部，政保负责国外的部分就和中央调查部合并，组成了国家安全部。但是，各地的公安厅（局）仍然保留着原政保处的建制，留下来的这部分人，数量已经不多了，不过仍然是放在第一个部门。因此我们可以看出，中共“政保”的功能就是打击所谓的“阶级敌人”。

据北京市原政保科长钟桂春先生介绍，“在中共大搞‘政治运动’的时代，作为打击‘阶级敌人’的‘政保’这种职业是很吃香的，很受中共的重视，地位也很高。但是，随着改革开放，发展经济成为主流，政保的地位就没有以前那么强了。加上随着安全局地位的提升，和各种公安门类的发展，公安的政保就淡化了，就不是很重要了。有人就提出来，要把公安政保这块砍掉，把它合并到国家安全局去。如果合并过去，待遇、地位都会下降，所以政保的人就死死的想保住政保这块牌子。如果要保住它的地位、保住这块牌子，就要搞出案子，整出很硬的案子，来说明其存在的必要。所以，政保的人就天天寻找这样的机遇，寻找保住政保这块牌子的机遇。于是，它就要无事生非，故意制造一些事端，就要在民众中寻找所谓的敌人、制造所谓的非法组织，制造所谓的谁要推翻政府、颠覆政权的这些‘大案’。1999年江泽民开始迫害法轮功之前，公安部门对法轮功炼功群众的骚扰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在政保系统中，它从1996年就开始参与对法轮功出版物的暗中调查、收缴、罚款，之后是监听、跟踪，派特务混入炼功群众中刺探‘情报’，为制造敌人、为镇压寻找借口。”

到1999年江泽民把法轮功作为中共的“头号敌人”来血腥迫害的时候，中共政保的邪恶作用就大量发挥起来了，对中共的重要性又显出来。据知情人说，如果不是迫害法轮功，“政保”（“一局”、“一处”、“一科”）可能已经被取消了。为了通过迫害法轮功捞取政治资本，擅于整人的“政保”毫无良知，在迫害法轮功时特别卖命。讨得当权者欢心后，“政保”一改这些年在注重经济发展中被冷落的处境，开始活跃起来，“招兵买马”添置先进设备，系统地对全国法轮功学员进行跟踪、电话监听、绑架、抄家、刑讯逼供和为劳教、判刑收集编撰所谓的“证据”。这样发展的结果，殃及全国人民。大家都被置于政保监控的范围。

大概在2000-2001年，为了迷惑人，中共把“政保”改名叫“国内安全保卫”，就是现在叫的“国保”。国保内设机构一般有机动侦察、反颠覆、反邪教等部分。国保是中共在国内镇压监控政治异议人士、维权人士的主要机关，是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主要暴力工具之一。

据“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资料显示，2000年底左右，江泽民在一次会议上提出，原610的运行效果不理想，国家安全厅、公安厅、各地公安局要直接设立“610办公室”。自此以后，“国内安全保卫总队”的总队长或副总队长往往兼任省、直辖市公安厅（局）的“610办公室”主任。比如，原北京市国内安全保卫总队总队长张宪林兼任北京市公安局“610办公室”主任，原四川省公安厅国内安全保卫总队副总队长李克力兼任四川省公安厅“610办公室”主任。

在中国，司法系统从来不独立，它严重的受共产党操控。政法委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机构，最经常的被用来干扰法律机构。中央政法委声称：“中央政法委是党中央领导和管理政法工作的职能部门。”在中央一级，中央政法委在幕后操控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在中国各级政府也是同样的设置，每一级的政法委操控同级相关部门。大部分“610办公室”设置在政法委内，这使得“610办公室”拘留和监禁的工作更易于实施。

六十年代初期，中共中央成立了“中央政法工作领导小组”。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该小组被撤销。八十年代初期，中共中央再次决定成立政法委员会。1987年中共“十三大”后，曾决定撤销中央政法委这个明目张胆的干涉司法独立的机构。

但江泽民上台后，为加强其独裁权力，党政分开不提了，司法公正也不提了。1990年初，中共颁布了《关于维护社会稳定，加强政法工作的通知》，“决定恢复中央政法委员会”。1995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颁发《关于转发<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关于加强各级党委政法委员会工作的通知>的通知》（厅字[1995]28号），明确要求“各级党委政法委员会是党领导政法工作的职能部门”。1999年4月，中共发出了题为《关于进一步加强政法干部队伍建设的决定》的中发[1999]6号文件，声称“政法委员会是各级党委领导、管理政法工作的职能部门”。公安部长、最高检察院院长、最高法院院长都是中央政法委的委员，都要向政法委书记汇报工作。中共的政法委还与纪委共同指挥政府监察部门，与军委共同指挥武警部队。政法委作为中共中央的正式机构，成为党干涉政，破坏司法独立的典型组织。

中国维权人士吕耿松曾在《北京之春》杂志上撰文，引用历史事实、法理论证和学者意见认为，政法委是中国最大的特务组织，政法委员会的存在本身即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百二十六条：“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政法委因此是个缺乏法律依据、破坏司法独立的违宪组织。在中国，最高法院院长竟然还得向公安部长做工作汇报，可说是中国司法的悲哀。在周永康担任公安部长时，周是中央政法委副书记，而当时的最高法院院长肖扬只是政法委委员，所以，公安部长还是法院院长的直接上司。这种司法怪象在中共的系统里却是常态，很多地方的政法委书记都兼任公安厅（局）长。比如河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张越，又是省公安厅党委书记、厅长，以及武警河北省总队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

按照现代司法独立的原则，公、检、法三机关是相互独立的，但政法委偏要把这三家揉在一起，而且凌驾在这三家之上，搞“联合办案”。政法委对公（安）、检（察）、法（院）、司（法）、安（全）系统的控制，使得中共统治下的司法独立完全成为泡影。这样做的后果是，警方根据检察院起诉的需要来搜集证据；检察院又根据法院判决的需要来起诉。即使这些年中共司法“改革”中也一直声称要加强司法独立，但是，在中共发动的全国性政治迫害运动中，司法独立是荡然无存的，一切都围绕着中共的意志来进行。这在“610办公室”操纵的迫害法轮功的政治运动中表现尤为明显。

经历过“砸烂公检法”的十年“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共面临着空前的政治和经济危机。1978年中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算是一个转折点，开始了改革开放。作为中共体制内的每一个个体来讲，许多人本身就是无法无天的文革牺牲品，所以，启动改革开放之后，法制建设很快就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法制建设的十六字方针，就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1982年公布实施了中共建政后的第四部宪法，此后，法制建设的进程就算“六•四”事件之后也没有中断，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提出了“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邓小平对文革的乱状可谓心有余悸。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报告第一次把“依法治国”确立为治国的基本方略。截止到1997年底，全国已有律师事务所8，441个，律师100，198人；全国共有乡镇街道法律服务所35，207个，法律服务人员119，155人，担任乡镇企业法律顾问488，569处。1999年3月的《宪法修正案》又将“依法治国”写入了宪法。

中共改革开放以来的法制建设很大程度上是以“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为背景的。文革中，哪怕贵为国家主席，也保障不了自己的基本权利，逃脱不了被随意揪斗和折磨整死的命运。所以，1999年3月“依法治国”入宪，的确让中国人感到兴奋不已，仿佛觉得共产党走上了抛弃文革的不归路，法制进程不会再被中断了。

然而，“法治”毕竟不是“法制”。中共制定再多的法律，都是针对老百姓的，而孕育出文革祸胎的独裁者之“人治”，仍然是中共统治的核心。正当人们对于中共的“依法治国”入宪感到兴奋不已的几个月之后，中共原本脆弱的法制建设就遭到了灭顶之灾。

前文已经谈过，中共从一开始迫害法轮功就是违法的，这不只是说中国宪法上规定的中国人都有言论和信仰的自由，而且是说，中国的法律从来都没有关于法轮功是邪教的法律条文，在法律上根本就找不到与之相关的条款。中共迫害法轮功走的是一条党利用公权力对法轮功修炼者进行非法打击的套路。尽管迫害法轮功的那一伙人总是在借用法律的形式来对法轮功展开打压，可是在法律上从来都没有对法轮功进行过定性。“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说法轮功是邪教，可那不是法律，不具有法律效力。中共可以不准自己的党徒炼法轮功，如果他真正坚持修炼法轮功，中共的党组织可以让其退党，但是你却不能借此来约束普通的老百姓，更不能借此使用法律的手段去迫害。就连中共的公安部在1995年下发的文件中，所公布的十一种邪教里就没有涉及到法轮功，因此，说法轮功是邪教只是中共的一厢情愿，它不具有任何的法律效力。

中共用来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所谓司法程序，主要是用《刑法》300条“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行政法规实施罪”，来给法轮功学员定罪，打着法律的幌子掩盖迫害，让迫害显得“合法化”，以低劣的手段欺骗各界。

早在1999年7月29日北京市司法局就下达文件，严禁律师代理法轮功案例。1999年9月2日，广东省高级法院院长吕伯涛在全省中级法院院长会议上的讲话中就明确要求，“对因法轮功问题提起的民事诉讼，原则上不予受理”；而对法轮功被“非法取缔、出版物被非法查封销毁”、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拘留审查而提起的行政诉讼，一概不予受理”。熟悉中国事务的人们知道，这是来自上面的，不限于北京，广东，是全国性的。这表明在迫害的初期，中共就对法轮功堵死了法律救援的途径。这也使得中共控制的政府机关和官员可以对法轮功任意胡来、无法无天，却不准法轮功学员告这些机关和人员的侵权与违法行为。

中国“全国十佳律师”之一的高智晟律师，在业内享有“维权律师”的盛名，曾为法轮功学员黄伟案奔走于石家庄市两级三个法院，但所有立案的努力都无果而终。他被告知“现在上边有规定，凡是涉法轮功的案件一律不受理，并且不出具任何手续”。虽然案件是否受理应按国家法律规定办，但一位被称作“庭长”的法官对高律师说，“你不是党员吗，党代表大会的精神你也没学过吧，律师不允许接此类案件你知不知道，法院都是共产党的，法律也是共产党定的，现在上边有规定说不能受理，就是不受理，你愿意找谁就去找谁，愿意哪告就去哪告”。

高智晟律师在他的《致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及吴邦国委员长的公开信》中说，“从既有法律原则角度看，对法轮功人员的刑罚及处罚存在以下完全悖离基本法律原则、现代法治精神的作法：

“一•法不溯及既往是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即《刑法》对其颁布实施前的行为不具有调整功能。1999年10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止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下称《决定》）颁行后，只是在形式上弥补了‘罪刑法定’的空缺。而此后对绝大多数修炼法轮功的公民的刑罚则完全针对的是他们在《决定》颁行前的行为，黄伟1999年11月（《决定》颁行墨迹未干）被劳教即完全属这种情形。这种作法是公开地、长时间、大规模地违反了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即绝大多数公民是在违反我国现行基本法律原则的情势下被投入监狱的。

“二•无论是在制定法国家里，或者是海洋法系国家里，刑法调整的（我国的一贯叫法是‘打击’的）只能是人的行为而不能是人的思想或某一类人的身份，这也是全人类普遍的刑法文明成果。许多修炼法轮功的公民是因为其具有法轮功人员的身份而被治罪，黄伟这次被劳教是最明显的鲜例。这是对现代法治文明的反动。这种作法直接带来的后果是对法律普遍标准的任意性，对国家确立及追求法治社会的努力造成现实的、长期的危害。

“三•《决定》对修炼法轮功者、法轮功者的法轮功行为、法轮功组织，法轮功者与法轮功组织的关系，邪教组织、法轮功组织与邪教组织的关系，什么是邪教组织？法轮功者，法轮功者的什么行为及法轮功组织的什么行为是邪教犯罪，没有任何可资司法审判时予以准确判断的法律界定。致使对绝大多数法轮功者的刑罚及处罚千篇一律冠以‘利用邪教组织、破坏国家法律实施’由。至于是否有邪教组织可资被刑罚者利用、是否真的利用了邪教组织、是什么时间在什么地方如何利用了邪教组织、是否实施了破坏国家法律实施、如何破坏了国家法律实施等刑事判决中必须陈述的被罚者的罪状几乎是一律没有。

“四•一些地方对法轮功者的劳教随意性令人痛心。……剥夺一个公民数年的人身自由，对被剥夺人身自由者而言，是没有任何可以陈述、申辩及听证的程序。一个劳教决定送到被处罚者手中时，即被送进劳教所。。。在包括警察在内的全体公民都知晓劳教制度违反宪法、基本法律、违反现代法制文明的情势下，继续持之以恒，国家就此承担越来越大的非道义及非文明的成本。

“五•国家及地方政府对上述恶劣现象的制度性纵容及鼓励带来的最直接后果，是对司法工作人员品行的恶性毒化。黄伟案件中，司法工作人员的角色错位及执业道德的堕落已到了令文明社会不耻的地步，更令人恐惧的是他们不以为耻。法官、法院，是法律价值的守门人，他们的职业操守、专业修养及文明制度的作用，使他们对任何悖离法律价值的可能保持着本能的警惕。这是全人类制度文明社会里法官、法院价值境界的普遍状态。在为黄伟立案努力中人们看到的是相反。法官、法院依然是‘守门人’的角色，他们对国家法律的价值、法治的精神已没有了一丝的责任及道德。他们向狗一样地扑向任何企图张扬国家法律价值者。他们对职业的神圣没有了任何敬畏之心，他们每天在为这个国家的权力运作在道义及文明的负面评价积累方面不遗余力，令人痛心不已。”

2005年10月18日，高智晟律师又发表了《致胡锦涛温家宝的公开信》：

“一些地方当局对信仰法轮功同胞者的迫害已到了完全随心所欲的地步，我们无法接受这种公然反人类的野蛮暴行发生在21世纪的人类社会、发生在有政府存在的今天的中国的现实……对今日中国妇孺皆知的正在公开发生的持续迫害无辜信仰者的野蛮暴行，两位若不知情，那是你们对国人的一种罪责；若知情而不予制止，这与具体行恶者的罪恶何异？……在针对信仰法轮功者迫害的这场浩劫中，一些罪恶的东西形去而神不散，持续不辍的罪恶不仅仅使无以计数的善男信女蒙冤涉难甚至含恨而死，这种完全悖越基本人性的迫害至今仍在延续著，同时被延续著的是持续被损害的我们的政府形象以至国家形象，它包括法律方面的、道德方面及人性文明方面的。

“中国是《世界人权宣言》的缔约国。……无论是国际法准则还是中国自己的根本法，都绝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借口侵犯人权、惨无人道地迫害本国同胞”。

高智晟律师在第三次公开上书中说:

“我们社会中的令人不耻的罪恶源即是在半个多世纪里，给我们的民族造成历数不尽灾难的劳教制度。劳教制度，作为中国国务院赤裸裸地侮辱和粗暴践踏国家宪法原则的丑行，在中国国家有宪法的日子里一直被坚持着。人类历史上，没有那个国家的政府能像中国的国务院这样，完全不把自己国家的宪法当回事，劳教制度从这个国家有宪法之日起即使国家宪法始终处于尴尬境地，它表明中共政府的无法无天及所谓依法治国的骗局。……劳教制度被中国国务院继续恶劣持有，其作为一个持续的无处不在的、最为恶劣的、践踏宪法的坏榜样，不仅仅成了非法剥夺公民宪法、法律权益的野蛮道具。其根本上，是中国国家走向法治的最为反动的制度弊端。劳教制度，是中国宪法、基本法律原则及中国人民追求法治明天的最大敌人。我们这次的调查不仅表明，劳教制度对中国依法治国价值的反动，更令人不寒而栗的，是它非法剥夺公民法律权益方面被彻底滥用的超乎常人想像的随意性、广泛性，及它在基层政府那里完成打压人民基本权利方面越来越旺盛的生命力”。

除了政法委、“610”在法外操控公检法司之外，中共的法院本身就是黑箱作业。法院里面有个“审判委员会”，这个审判委员会是法院内部的最高审判组织，指导所有的“疑难、复杂、重大案件”的审判。即法官只是表面上审，但是没有最后判决权，而这个审判委员会，不出面审，但是有最后判决权。这个审判委员会的成员除了院长、副院长之外，其他成员基本上是秘密的，不为外界所知，在背后黑箱作业。即“审判委员会”的成员是不透明的，运作是不透明的，对所谓的大案、特殊案件等等的审判完全不透明。中共把法轮功当作重大案件，政法委、“610”充分地利用“审判委员会”这种黑箱作业，操控判决的结果。案子还没有审判，判决已经由政法委、“610”内定好了。

曾为法轮功学员辩护的黎雄兵律师说：“在法律程序上，不管侦察、审判，还是起诉，从来文件上看不到‘610’这个机构，对外的文书上看不到。但是在处理法轮功问题时，司法程序实际上却被‘610’掌控。在司法的公开透明上，‘610’有违法律原则。”江天勇律师表示：“在法轮功案件中，总是听法官、检查官说，他们做不了主，要听‘610’做决定，包括案件的开庭时间、公开与否、乃至最后的审判结果，都是‘610’安排的。但是‘610’既不是立法，也不是司法，也不是行政机关。到目前为止，我不知道‘610’这个机构究竟如何存在，到底在哪个地方，被谁负责，人员任命组成如何来的，经过什么法律的授权？既然没有法律授权，也就是说，这个机构的设置没有法律根据，那它就是一个非法的东西。”

2009年初，海外媒体曝光了山东青岛，辽宁沈阳，河南焦作等地“宣读了司法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法轮功”案件律师辩护代理指示协调工作的通知》”，“根据中央和省、市委统一部署”，加强打压法轮功的秘密文件。沈阳市铁西区“610”办公室下发的秘密文件还暴露出中共被迫调整的司法新底线：绝对不能出现无罪判决。同年中共河北省石家庄市委“防范办”下发一个秘密通知，要求对法轮功“法律维权”、正义律师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的，要“及时制止”、“全力以赴做好涉法轮功案件的审理工作”。该通知要各级“防范办”“牵头建立由法院、检察院、公安、国家安全、司法等有关部门参加”的协调机制，审理法轮功案件和掌握“维权”律师的活动动态，“统一工作步调”，即表明一切要听“防范办”的。非法通知的第三部分要求“提前协调”，要市中级法院和各县（市）区“防范办”在法轮功案件开庭前三日将庭审计划报市委“防范办”，“有苗头性倾向及时采取应对措施”，发现有外地维权律师来石家庄（石家庄“防范办”尤其害怕北京维权律师来石家庄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要将情况及时上报市委防范办”。这和沈阳市铁西区“610”办公室下发的秘密文件中暴露出“绝对不能出现无罪判决”的中共司法新底线，同出一辙。这样的非法秘密文件自然不限于上述几个地方。

中共人员在迫害法轮功学员时经常说：现在是非常时期，对法轮功可以不讲法律。吉林公主岭国保大队的恶警在绑架法轮功学员时蛮横地说：我们就是不按法律办事。河北省迁安市法院人员公开宣称：法轮功案子不按照法律办案。长春中院对法轮功学员上诉的案子不开庭就直接宣判，而且说：法轮功的问题可以不走法律程序。

2008年12月17日，江苏省苏州法院判法轮功学员路通四年徒刑，路通的女儿为父亲申冤，要求法院依法重审，当地法院一位名叫顾迎庆的法官对律师说：“你不要寄希望于法律是超脱政治之外的”、“你跟我讲法律干什么，我跟你讲政治”。

2009年9月，四川省西昌市六十八岁的老太太高德玉，因为炼法轮功被绑架并逮捕，她家人为她请了律师。律师在要求会见高德玉老人过程中，遭到执法部门层层阻扰，西昌市政法委副书记刘某公然对律师称：“不要跟我讲法律，我们不讲法律。”2010年9月，西昌法院重判高德玉老人十二年。

河北省迁安市法院于2009年12月6日非法判处法轮功学员梁秀兰八年、张立芹和邵连荣七年半、李秀华、孙永生和杨占民七年徒刑。之后，审判长冯小林面对法轮功学员家属的质疑不得不坦言：法轮功的案子不按照法律办理。

法官对法轮功的案子不按照法律办事，那么按照什么呢？湖南省益阳市对法轮功学员张春秋进行判决的法官说：“现在是党权代法要镇压法轮功，我们只能走过场，走形式，没有办法，这怨不得我们。”

吉林省农安县“610”办马主任为什么有恃无恐地说“在这我们说了算，我们讲政治不讲法律，你们愿上哪告就去上哪告”？上海市宝山区国保大队的顾处长说：“什么法律？我说的就是法律！”

2010年5月13日，四川省西昌市“610”操控市法院非法庭审四名法轮功学员。开庭前，三个律师在法院办手续时，法官杨波就先打招呼：“不许对法轮功作定性上的辩护”【8】，并告诉律师最高人民法院有文不准律师对法轮功作定性辩护，律师叫拿出文件来看看，杨波说是内部文件，始终没拿出来。

2010年11月16日上午九点左右，赤峰市红山区公安分局警察在九中小区二路站点绑架了法轮功学员崔月秋，随后抄家，抢走私人财物。不久当局以莫须有的罪名对崔月秋秘密开庭，非法判刑三年半。崔月秋的丈夫王先生多次找公检法司等相关部门说明真相。而一法院的工作人员对王先生说：“对法轮功案件的处理并没有法律依据，我们只是依照一个内部文件，而这个文件我们不能给你看。”【8】这个“内部文件”到底是什么？这些年来，法院一直以内部秘密文件代替法律，非法重判法轮功学员。

在真正尊重法律的西方国家，即使被告无律师，法院要鼓励家人请律师。在中国却有一个怪现象，政法委和“610”下令不准律师为法轮功做辩护，造成律师不敢接“法轮功案子”。一些明白了真相的律师敢于给法轮功学员作辩护，政法委和“610”却下令不准律师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在辩护过程中，中共法院要么秘密开庭，要么恐吓家人不准请律师，要么百般刁难阻挠正义律师的介入，要么屡次改动非法庭审时间，或不通知律师开庭时间。这些勇敢的律师受到中共的报复，骚扰，甚至被吊销律师执照。更为严重的是把律师抓起来，说律师泄露国家机密，包庇罪犯等等。

虽然高智晟律师对中国司法界的黑暗深有体会，但他作代理律师时仍为法轮功学员被完全剥夺人权的现状感到震惊，并且他自己马上受到迫害。他在致胡温的第二封公开信中说：

“从10月20日早晨起，北京市安全局、北京市公安局的约二十名左右的便衣开始寸步不离地跟踪我及我的家人。每天至少有不低于9辆的车围在我家门口的三个方向，18日、19日、20日三天，车辆增加到二十辆以上，10月19日，我接到了赤裸裸的威胁电话，10月20日开始，我的夫人吃惊地发现，两位不明身份者从我的家门口开始跟踪我那才12岁的上学的小姑娘至学校，以后天天如此，直到11月15日那两位不明身份者的身份才明朗──他们开始贴身跟踪我。从11月20日开始，我的家门口和办公室门口每天各守着不低于3名的便衣，他们每隔几小时轮换一次。从他们出现后的第二天，我夫人每天接送孩子上学的自行车莫名奇妙地丢失，而同一车棚中近百辆自行车却安然无恙。昨天夜里，20多名便衣守在门口，我们新买的自行车的两个气门芯都被拨掉，我的轿车上莫名奇妙地被涂上各种无法洗掉的脏物。11月4日，北京市司法局非法宣布停止我的律师事务所的执业权利；11月15日，我赴新疆开庭，从早晨出门到上飞机，跟踪我孩子上学的那几位便衣贴身跟踪着我，一到乌鲁木齐即有人接力跟踪我。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司法部官员向新疆有关部门全面调查我的含出身、政治清白度、有无行为劣迹及是怎么混进律师队伍、如何从一个律师变成‘坏分子’的全面材料。这种与‘文革’整人的套路毫无二致的下作做法实在让人哭笑不得。”

公开信的发表引起海内外以及国内高层震动。10月26日，北京司法局律师处处长找高智晟谈话：“揭露法轮功遭到迫害的公开信首先损害了中国律师的形象；其次，违反了职业道德和律师的本职。如果你与我们合作，就要收回这封信。否则，我们将被迫采取进一步的措施”。遭拒绝后，中共政府于11月4日下午宣布停止高智晟律师事务所营业一年。

2005年12月12日，高智晟律师再次以“必须立即停止灭绝我们民族良知和道德的野蛮行径”为题，第三次公开上书中国当局，用颤抖著的心和颤抖著的笔记述著那些被迫害者六年来的惨烈境遇。

“人类历史上没有哪个国家的人民，为了心灵中的信仰，会在政府的和平时期经历著如此规模的、如此持久的、如此惨烈的灾难。这种仍在继续著的和平的今天的灾难，使数以千计的无辜同胞丧失了宝贵的生命，数以十万计的人民被剥夺了自由。我们看到的真相表明，所有被非法剥夺自由期间的同胞，都遭到了令文明社会难以置信的对肉体的摧残过程和对精神的野蛮杀戮煎熬。这场完全丧失人的理性的迫害过程，还使的一亿多的法轮功信仰者，一亿多个家庭的数亿人遭受了传讯和恐吓，剥夺就业资格、工作机会、收入，被抢劫财产的不同程度的、不同性质的迫害和打压，这是多么的愚蠢、危险和不道德的恶举。这是在持续地与全体中国人民、与人性文明及整个社会的道德基础为敌啊！这个制度怎么会需要这样的价值呢！我们还有何理由、有何道德条件拒绝反思呢？”

“中国的政府，你们必须有自己是政府的心态，只有这样，你们才有可能从政府的角度，以政府的心态和政府可有的逻辑思路去面对灾难性的现实问题。才不致会发生像“六、四”屠杀、虐杀自由信仰者的镇压法轮功运动及新近在广州枪杀手无寸铁同胞这样的冷血事件！但我们时常不得不痛苦地面对这样的现实问题，那就是：长久以来，中国的政府，类似这样莫名其妙的针对无辜人民的罪恶屡屡发生，面对灾难中人民绝望的呻吟、呼喊永远是无赖般的沉寂或张牙舞爪施以流氓打压手段。”

“公开的政治压力加利诱，摧毁了警察最后的一丝善良本性，人性恶的一面迅速发酵膨胀，做人最基本的良知底线不再被顾及，警察实际上也是这次丧失人性的疯狂运动的受害者。‘文革’后，我们民族得以稍许复苏的人性、道德、良知、正义、仁爱等基本价值理念，再一次被彻底的摧毁。国家公职人员的正气，正义及先进性只成了官控媒体中取之不尽的令人民唾骂的谎言！而灭绝正气，正义、良知及道德却成了公职者的职责，被要求提至‘讲政治’的高度去执行。”

因为他的三次上书，高智晟律师于2006年8月15日被中国当局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中国法院2006年12月22日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高智晟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

朱宇飙律师是广东省公开为受迫害法轮功学员伸张正义的第一个正义律师，2005年、2006年期间，朱律师曾分别为三名被非法庭审的法轮功学员辩护，他的辩护词精彩严谨，令中共法庭大为尴尬、震惊。朱律师在为受迫害法轮功学员高焕莲做无罪辩护后，审判官、法官等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个个哑口无言。半晌，指控人突然不知所措地说：“觉得好，就在家炼功吧！不要出来。”2007年2月11日朱宇飙律师在广州番禺被绑架劳教迫害一年半。2010年八月十八日，朱宇飙律师在其住所再次被非法抓捕、并被非法抄家。2011年5月4日广州市海珠区法院第十法庭非法庭审朱宇飙律师，并枉判两年。

自2006年以来，北京市高博隆华律师事务所李和平律师因为参与营救高智晟律师，长期被北京市公安局国保警察、朝阳区公安分局国保警察骚扰，被将台路片区派出所的警察24小时跟踪监控。2007年3月，在石家庄法轮功学员王博亲人的多次请求下，决定接受代理王博案件。3月12日，他和其他五位律师到石家庄中级法院交律师手续。第二天，北京市司法局就到李和平的律师所表示“关注”。3月16日北京市公安局国保大队的警察就到律师所施压，说“代理敏感案件要注意影响”。该案二审于2007年4月27日在石家庄中级法院开庭时，李和平等律师就王博案一审适用法律不当、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司法程序错误等，并从宪法至上、信仰自由、维护人权的角度，做了全面的辩护。这是大陆律师首次冲破中共的禁区，从法律层面上系统的、全面的为法轮功受冤者伸张正义。2007年10月29日下午5点半，李和平律师在其办公楼高斓大厦下被蒙头绑架到一不明小屋内遭毒打，歹徒并动用了电棍，他被打得遍体鳞伤，直至凌晨一点多，歹徒将他扔到小汤山的荒郊野外，之后他自己艰难的摸黑回家。李律师的移动硬盘、手机卡、律师证被抢，笔记本电脑被歹徒拷贝后彻底格式化。

郭国汀律师是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仲裁员，中国国际商会调解中心调解员。他接了法轮功学员瞿延来的案子，监狱当局不让他见瞿延来。后来他把书面申请抄送司法局长、监狱局长，明确告诉他们，如果你们继续拒绝的话，我将向司法部国家监狱管理局，到最高当局申请，如果还不理睬，我就准备强迫公布。但最后当局仍没有给他任何回应。所以他就写了一篇文章，“百无一用是中国律师”。2005年2月23日，郭国汀律师被中共当局非法强行停业。同年3月6日，他被中共当局罗织”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名刑事拘留，并被非法软禁在上海家中长达两个半月。5月20日被变相驱逐出境，开始了他的流亡生涯.

大连律师王永航及北京律师韩志广为法轮功学员丛日旭做的无罪辩护使公诉人员理屈词穷，法院当庭没有宣判。过后王永航律师遭到警察毒打关押，而丛日旭也被秘密判刑三年。事后，王永航因为法轮功学员作无罪辩护而被警察抓捕，腿被打得骨折，送入看守所，被酷刑折磨，最后被判刑七年。

由于中共利用公检法司系统对法轮功的非法打压，由此对中国社会道德基础的摧毁和对司法制度的破坏，加上以个人效忠为目的和贪污腐败为捆绑手段的环境，中共国家政权全面黑社会化是必然和唯一的结果。

2006年2月16日美国之音报导，“中共政权行为黑社会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中共政府以经济利益赎买政治权力的路线方针，导致了从上到下的全面腐败。一方面中共在迫害法轮功的运动中毁坏了它的道德和司法系统，因而拿不出反腐败的有效措施，缺少约束地方政权勾结黑社会的“执政能力”，另一方面又无法摆脱传统的反和平演变的政治惯性，把主要精力用在防堵“颜色革命”上，结果加速了中共统治的黑社会化。

如果说，黑社会也有他们的一套规矩，即“盗亦有道”，而现在中国却出现了一个完全相反的进程，掌权者甘心情愿黑社会化，什么规矩都没有了，其原始和血腥的程度甚至连黑社会都不如。贪婪使人变得不可理喻，与贪婪结合的权力尤其疯狂，而邪恶的制度又让疯狂的权力畅通无阻。各级官员的无法无天、滥用权力、穷凶极恶，得到了来独裁兼黑箱制度的保护和鼓励。所以，极端贪婪且无法无天的官权已经使中国进入最为可怕的状态–官匪一家。黑社会以贿赂收买官府，官府利用黑道力量摆平麻烦。公权力变成私权力，官府也必然变成黑社会。

细心的中国人都会发现如今中共控制的国家里，称谓已经变的赤裸裸的黑社会化。无论是文艺作品，还是在现实中，每个单位的第一把手，都被下属成为“老大”；还有些人直接把领导称王哥、张哥的、…….下级单位的人对上级单位只要是有实权的人皆称“老大”。这些看似无关紧要的称谓，其实有很强的中共败坏中华传统文化的因素存在其中。首先，这样的称谓会极度膨胀当权者的私欲，从而惟我独尊，不可一世，喜欢听顺耳话，听不进善意的劝谏忠告，更有甚者对提忠言者打击报复，甚至对无意的话也会打击报复。比如江泽民就因为下级说了句“在北京你说了算，在这里我说了算”的话，把这位拍马屁拍错的官员革职；还有一个官员说了句“请江泽民同志下台剪彩”的话，再不被录用。

这样的称谓对每个人的正信产生强烈的磨损作用，一味的增长奴性，明明知道被称为老大的领导的做法是错的，也不敢说，惟恐遭到打击报复。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的责任心，被明哲保身的自私所代替。

这样的称谓，把单纯的上下级工作关系，变成了带有肮脏交易的黑社会头目与马弁之间的关系。一旦被称为老大的头目说了话，那就变成了不可逾越的圣旨，再难办的事情，那些堕落成马弁的下级也会挖空心思不择手段的去办。

黑社会组织是一种通过犯罪途径获取利益的非法组织，中共组织本质上也是一样，所不同的是中共用一套“思想理论”把它的犯罪活动变成了理直气壮的革命行动，或者合情合理的正当行为。将传统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彻底颠覆，将是非黑白完全扭曲，让人们以它的是为是，以它的非为非，这样不管它犯多大罪，它都永远正确。因为国家权力对这种黑社会的支持，不仅使之从不谢罪，而且摆出一副将犯罪进行到底的流氓嘴脸。其组织之庞大、谎言之精致及犯罪之规模都远非一般黑社会所能望其项背。小的黑社会可能只是一些争地盘的街头小混混，大的黑社会组织则会走向专业化、公司化、集团化，其首脑则会步入政界、商界成为有头有脸、冠冕堂皇的人物。但像共产党这样能够国家化，并以国家民族代言人身份自居的在黑社会组织中可算是登峰造极了。

由于中共的无法无天导致了整个社会的黑社会化。这种黑社会化的集中体现表现在价值取向的惟利是图和不问是非。今天的中国社会从上到下、从官到民、各行各业、各个阶层无不是惟利是图、看钱办事。这种价值观念的黑社会化导致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和罪恶层出不穷，整个社会看起来就是一个大黑社会。没有公平、没有正义、有理无处说、有冤无处申。

权力的黑社会化是可怕的。但比这更恐怖的是黑社会化的权力普及化和它的完全日常化。这正是今日中国专制权力最显著标志，这样的显著标志由以黑社会化的警察权力来实现的。许多地方公安公开使用黑社会手法或直接利用黑社会对不同政见者进行恐吓，甚至暴力侵犯。中国的黑社会从牟取经济利益以及牟取政治利益，整个国家和社会就笼罩在黑暗之中。

已曝光的许多案例表明，维权人士和抗议民众被警察跟踪、遭辱骂、被殴打。例如，中国维权人士赵昕去年陪同父母到四川九寨沟游览期间在一家酒店遭到7名不明身份者毒打；湖北省枝江市人大代表吕邦列陪同英国卫报一名记者前往广州番禺太石村进行调查时遭暴徒痛打至昏迷；参与广州太石村维权工作的律师唐荆陵在探望维权人士郭飞雄之后也遭到不明身份者的跟踪和殴打。

共产党的所作所为越来越像黑社会了。共产党高官自己甚至就是黑社会老大，尤其是公安人员直接参与黑社会的更多。他们控制娱乐场所、商业市场，参与走私贩私、贩卖毒品、敲诈勒索、绑架暗杀、操纵卖淫、强奸民女……。许多政府行为依赖黑社会进行。最典型事例就是城市拆迁、农地征用。

自中国国务院1998年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以来，随着住宅全面商品化的趋势，中国房地产开发进入井喷状态。“但是大规模的房地产开发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疯狂增长，却并非普通百姓之福，随房地产开发带来的‘圈地运动’将许多无辜的城镇居民和城近郊区的农民卷入强制拆迁乃至暴力拆迁的漩涡中。随着城镇房屋暴力拆迁越演越烈，已经构成对公民生命权和财产权的严重侵害，演变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尽管中共政府出台了几部相关法规，但强行拆迁、暴力拆迁在中国却越演越烈，“而且从深度、广度、施暴手段、时间持续性等方面呈现日益恶化的状态，并没有被遏制或者有偃旗息鼓的迹象”。中国大陆官场“雷人雷语”层出不穷，比如，“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强拆你们知识份子吃什么”。“暴力拆迁正日益成为中国社会的毒瘤，并已经演变成为严重的人权灾难”。

香港“明报”报导，在一些政府征地或拆迁事件中，发现有“不明分子”参与其中，使用类似黑社会的暴力威吓手段逼迁。抛开法律，用潜规则大行其道，这正是黑社会的手段。由于拆迁都是政府操作的，价格都是政府定好了的，百姓们根本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开发商以政府开发的名义强行推进，而拆迁户们在白社会和黑社会的双重逼迫下只得连连后退。政府或者官员把房子和土地便宜买下来再卖给开发商赚取差价，甚至帮助开发商直接从人们手里买来廉价的房子和土地，为了达到目标，寻求与黑社会的联合成了流行的做法。

中共在拆迁中所引用的法律条文主要有，2001年6月6日国务院第40次常务会议通过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于2007年3月16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及2010年12月15日国务院法制办公布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次公开征求意见稿）》

当上位法制定或修订后，下位法与上位法相冲突的情形出现时，下位法的“自动失效”本是一个法律常识，也是裁判机构和执法部门理所当然的选择。鉴于《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下位法地位，从理论的角度来说，《物权法》的出台使《拆迁管理条例》已自动失效，这毫无问题。但是，事情往往不是这么简单，基于利益、传统、理念、体制等多方面的影响，上位法常常会被执法部门和裁判机构“选择性遗忘”，而依据原有的下位法“依法行政”。从现实的情况来看，显然《拆迁条例》并未“自动失效”，两者的冲突在于《物权法》“尚未生效”。在拆迁过程中发生争议，吃亏的往往是老百姓。原因很明显，政府和开发商两个强势集团坐到了一起，一个出地，一个出钱，在这样的交易中，私人合法财产被彻底忽视。当然，被忽视的还有宪法和物权法。

郑恩宠律师在分析了《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次公开征求意见稿）》后认为[，宪法是物权法上位法，物权法又是“新拆迁条例”的上位法，如此修法只是骗骗外行，骗骗老百姓而已。“二稿”将“一稿”中很多有利于被拆迁人的条例删除，例如，公民的“回迁”权利被剥夺。当每拆一平方米的补偿价是一万元，但“回迁”房的价格可以定价为三万元，全部由政府说了算，你永远没有“回迁”的权利。“一稿”在法律责任部分，对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房屋征收部门几其工作人员的具体违法行为，列举了“非因公共利益需要征收房屋”、“未按照房屋征收决定确定的征收范围实施征收”等14种违法行为，但“二稿”中几乎把这些约束政府、主管部门和工作人员行为全部删除、取而代之的是“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等难以操作的抽像表述，这种修法不过是又一次玩弄文字游戏的表演秀而已。他还说，中国大陆的法律设定政府的权力又多、又滥、又细、又可操作；设定政府的责任与义务，又少、又原则、又不可操作。设定公民的权利，又少、又原则、又不可操作；但设定公民的责任与义务，又多、又滥、又细、又可操作。

2009年10月2号，中国民间的”维权网”发布中国《城镇房屋暴力拆迁问题调查研究报告》，对发生在中国城乡各地的强制暴力拆迁问题，以及中国现行的相关法律政策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该调查报告对造成这种状况的深层原因进行了立法、执法、司法以及社会政治层面的分析，发现造成暴力拆迁的根本原因有如下几点：“国家缺少宪政制度安排；中央政府的不作为；地方政府公权力的滥用；政治权力（特别是地方政权）和房地产开发商结合，构成强大的房地产利益集团，这种资本和不受制约的权力结合而成的利益共同体，对公民权利构成巨大的破坏；司法不公正不独立，缺乏最后一道救济防线；中国的低人权经济发展路径不仅成为一种制度安排，而且已经成为一种政治文化。整个社会缺乏尊重人权，尊重财产权的气氛；中国走向以发展经济，促进GDP增长为单一价值导向的畸形发展路线，全社会为了获得财富而不择手段；社会道德全面崩溃。多年的强制无信仰状态，使社会失去了维系成员间正常的人际关系的能力；业主的自发维权和民间维权力量，面对强大的暴力机器，不足以制约不断升级的暴力拆迁”。

该报告总结了1999年-2009年十年间暴力拆迁的基本状况，特别指出了公权介入拆迁日益严重。该报告说：“如果暴力拆迁仅仅是来自民间的强暴，当会因为政权力量的压制而不至于蔓延无边，但是当政府在‘发展硬道理‘的思想指导下，也加入到’强横有理‘的队伍中时，情况发生了大的变化。在拆迁的最初时代，一般是拆迁公司和开发商的企业行为，但是近年来，政府为了突出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的政绩，一方面大搞政绩工程，另一方面也加快房地产开发，以充实地方财政，以至于不断为房地产开发商的拆迁保驾护航。不仅使用行政强制手段，甚至动用公安警察和防暴警察”。“政府强制拆迁和黑社会暴力拆迁日益结合在大部分暴力拆迁中，既有政府的默许，也有黑社会的实施，二者有日益结合的趋势”。该报告还列举了暴力拆迁的各种强制施暴手段：

（1）断水断电，阻断道路，使尽流氓手段使拆迁户无法生活，从而达到“逼迁”的目的。

（2）在被拆迁户外出时强行拆除

（3）夜间以暴力将住户强行绑架至户外，迅速拆除建筑

（4）政府出动强大警力保护，直接协助实施暴力拆迁

（5）直接实施打砸暴力，制造恐怖气氛逼迁

以下是几例典型的暴力拆迁事件。

2007年1月25日，拆迁者闯入郑州市中原区岗坡村“福兴放心肉铺”内，入侵者把保姆曹翠莲和6龄童马小军用透明胶带捆脚、封嘴，站在他们面前，手里拿着砖头威胁，“再动，用砖头砸死你！”其中一个入侵者威胁孩子小军。一台巨大的挖掘机，已经把店铺的门挖了个大窟窿。2007年5月24日凌晨2点多，挖掘机轰轰响，几下房屋就倒塌了。

2008年，山西宜琚房地产开发公司看准山西汾阳市八槐街、葫芦肚、西府街是该市的黄金地段，于是从该年开始拆迁，期间伴随着政府官员滥用职权，动用警力，假公济商；开发商动用黑社会、黑势力用恐吓，威胁，欺压的手段暴力拆迁。最后，三条街上的许多居民在暴力拆迁者的威胁之下流着泪，含着怨恨搬走，多人被逼疯、逼病，甚至被逼死。在整个受害过程中，当地政府充耳不闻。受害者被迫到北京申诉，但是没有任何结果。

2011年9月17日上午约8点钟，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区政府雇凶一百多人拿着铁棍、开着挖土机。歹徒们撬开陕西省西安市红十字会巷住户的门，强行把他们拖出，砸毁财产，并强拆住房。当住户们在睡梦中惊醒时，发现门已被撬砸，他们遭强拖出门，而且，所有财物被砸，家俱被毁。75岁的陈老太说：“我不甘心，政府雇佣黑帮，抢夺平民的财产，现在的政府实在太黑了。”

2011年11月25日早8时许，古蔺县县委书记何广斌伙同公、检、法与黑社会，出动几百人。在彰德建国村强拆村民王义德家的商住、圈舍一体的500余平方米的房子，并将全家4人抓走，强行将他家的房子连同家庭所有财产夷为平地，王义德百万财产全部被抢一空。

2012年2月4日早上，湖北武汉市硚口区数百名拆迁办工作人员到东风村张贴拆迁公告及发传单，带头的人向天鸣枪警示，并对阻挠拆迁的村民进行暴力殴打，造成多名村民严重受伤。

湖北的维权组织“民生观察工作室”负责人刘飞跃表示，目前发生在各地的房屋暴力拆迁已演变成严重的社会问题，“中国暴力拆迁这样一个现象近年来应该说是越演越烈…很多地方甚至公然利用黑社会的力量对老百姓的房子进行强拆。当老百姓跟他们抗争、抵抗的时候，往往遭到暴力对待。打伤人，打死人的现象也是不断在发生。”

中国政法大学的滕彪律师表示，中国越来越多的拆迁案件显示，各地政府以公权力介入暴力拆迁的现象相当普遍，另外由于中国的司法系统不独立，暴力拆迁案件也往往得不到公正的审理：“从我介入的一些拆迁的案件来看，各地的公权力介入拆迁案件的还是比较普遍的。包括政府会利用公安、武警、城管等等，包括法院等各种势力去介入暴力拆迁或非法拆迁。几乎所有的暴力拆迁背后都有黑社会的介入，也是政府背景的黑社会力量。”

《城镇房屋暴力拆迁问题调查研究报告》还认为，“导致暴力拆迁的更深层原因来自于中国目前的立法、执法、司法，以及政治制度等层面。由于中国缺乏宪政民主，中央政府不作为和地方政府滥用公权力等不受任何制约，导致官商勾结形成利益集团，他们对公民权利构成巨大的侵害。同时，司法不独立、人权状况低下，以及以单一追求GDP增长的畸形经济政策，也是造成各地暴力拆迁不断升级的主要原因”。

强拆问题表面上看起来是地方官员或者是地方的事，实际上是体制上的原因。为什么这些官员可以公然地无证拆迁，扩大拆迁范围，公然对老百姓进行抢夺？没有制度上的保障，没有制度上的默许，他们是不敢这样做的。事实上他们这样做是受整个制度保护、默许、纵容的。

邓小平时期，中共政治改革已经开始启动。赵紫阳执政时期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政治改革方案。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公务员制度都已经开始着手。但在江时期，因为其任人唯亲，利用政治腐败作为自己维护个人权力的工具，上海帮、江家帮、血债帮盘根错节，中国政治权力走向了全面的腐败的黑暗时期。官场买官、卖官成风，提拔重用的不是贪官就是庸官，官僚体系空前膨胀。中国出现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官僚贪污腐败集团。民众对政府缺乏信任，满意率极低。

江泽民以腐败治国，把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变成了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不但摧毁了中共改良的可能，而且严重伤害了民众的利益，使中国贫富差距极大。并在经济繁荣的假象背后，使中国的经济、政治、道德、生态方方面面充满了危机。

江统治时期，还大力扩充武警部队，加强封网，使政府堕落成为监控、迫害善良百姓的工具，法制倒退。特别是从1999年7月开始的对法轮功的镇压，所采用的完全是黑社会的恐怖行动，违法迫害，假造自焚，动用酷刑，活摘器官，无辜重判，阻挠律师辩护，不让亲友到庭等等。阻挠人们知道真相，用尽各种招数蒙骗民众，国外的新闻媒体不准看；互联网搞封锁。

此外，江统治下继续阻碍政治改革，剥夺普通民众的基本权利。几乎所有拥有独立信仰、独立人格和不同见解与要求的个人和群体，包括下岗工人、宗教信仰、气功锻练、民主人权、新闻媒体、政治异见，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他还加大对新闻的钳制，不允许人们通过互联网看到真实的信息。江泽民因此多年被著名人权组织“国际大赦”评为“人权恶棍”。中国的人权灾难亦被其输出到海外，蔓延全球。

江泽民政治上的专制和腐败，经济上的暴敛和贪婪，使得中国社会把钱当成衡量一切的标准。而金钱又把社会道德严重污染，使正常的社会运作模式被破坏，传统的价值观念遭到彻底颠覆，从而进一步加快了中共政府的黑社会化进程。

《明镜月刊》对中共“维稳”的定义是，“中国式维稳，克格勃加黑社会”。

中共维稳的概念提出于1991年4月，当时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维护社会稳定加强政法工作的通知》，将各地党委主管政法的部门统一为政法委。90年代的维稳主要体现在前两次的严打。一般认为被官方正式宣布的严打有四次，分别发生在1983-1986年，1996-1997年，2001-2002年和2010年，没有例外的都是由中共中央政法委主持的。其中后两次因为和迫害法轮功有关而有了特殊的含义。

1999年610办公室成立以后，纳入以政法委为中心的维稳机制，一方面迫害法轮功成了维稳的主要内容，另一方面在迫害法轮功中建立起的手段、方法和机制使维稳变成了控制全社会的庞大的产业和利益集团。中共中央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主要负责人，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主要执行人罗干同时兼任“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和“中共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主任。各级“610办公室”就设在“政法委”内。在迫害法轮功时经常引用的有“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简称“领导责任制”）、一票否决权制和领导责任查究制，就是把各地迫害法轮功的情况和主要领导官员的政绩升迁利益捆绑起来，或者说迫使主要官员每个人手上都沾血。

这几年中共在“维稳”上的投入有了大量的增加。2010年5月27日出版的《社会科学报》公布的数据表明，2009年度全国维稳经费达到5，140亿元。据《2011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报告显示，中共维稳的“公共安全”开支已高达6，244亿元。“中国今年维稳费用继续超过军费”成为世界各大媒体关注的内容。路透社2012年4月30日报导，中共为了巩固权力而拨出大笔维稳经费，2012年比前年增加了11.5%，达到了7千亿元。而2012年的国防经费才6千3百亿。虽然因为中共的军费开支不透明，很难准确的把军费拿来与维稳费用作比较，但是维稳费用的增加之巨，是不争的事实。

中国《财经》杂志于2011年5月9日曾发表长篇报导，谈中国维稳经济题目是《公共安全账单》。该报导援引清华大学社会科学系教授孙立平的文章，《以利益表达制度化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说，近年来，“各地维稳投入急剧上升，维稳成本相当高昂，一些地方甚至已经到了不计代价的程度。”中国学者蔡慎坤发表文章“中国特色维稳付出了多大代价？”他指出：“一些地方的维稳经费已经出现紧张局面，以往维稳机构很大方地解决上访人员吃住交通旅行费用，如今开始倒过来向上索取维稳费用。有的地方政府已经对现有的而且仍在不断增长的维稳经费无力承受，而老百姓对所有成本转嫁到他们身上的维稳方式忍耐到了极限！”。[10]这说明维稳已经是中共维持统治的最重要的机制。维稳却是由中共制造了迫害和动乱，再用国家巨大的人力和财力，继续强迫镇压已经被迫害的人们的恶性循环运作。

中国对群体性事件的认识，由于受不同的政治环境和经济、社会因素的影响，经历了不同的阶段：20世纪50年代～70年代末，称“群众闹事”、“聚众闹事”；80年代初～80年代中后期称“治安事件”、“群众性治安事件”；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称“突发事件”、“治安突发事件”、“治安紧急事件”、“突发性治安事件”；90年代中期～90年代末期称“紧急治安事件”；90年代末～21世纪初期称“群体性治安事件”。2005年7月7日，中组部副部长李景田在新闻发布会上明确指出，当前中国改革进入了关键时期，有些矛盾集中显现，并因此发生了一些“群体性事件”，他纠正了国外记者用的“骚乱”这一说法，而代之以“群体性事件”。显然，“骚乱”这个词有损中共的“和谐社会”的面子形象，如同把“失业”称为“下岗”一样，“群体性事件”是中共用来掩人耳目的一个中国特色的词汇。

近年来，农民失地，暴力拆迁，环境污染，工人维权，贫富不均，官民对立等等都引发了大规模的群体抗暴潮。中共的应对措施就是进一步的暴力镇压，如此恶性循环。据有关部门统计，1993年中国发生群体性事件约0.87万起，1994年约1万起，2003年则达到6万起，2005年上升为8.7万起，2006年超过9万起。据《华尔街日报》引用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的估计，2010年中国发生了18万起抗议和骚乱等群体事件。由于互联网和手机的普及，使得很多群体事件在政府封杀之前就在国内外被广泛传播和关注。比如，重庆万州事件，贵州瓮安骚乱，湖南吉首示威，湖北邓玉娇刺官案，湖北石首事件，浙江钱云会事件，广东乌坎事件，广东增城市新塘事件，重庆万盛区聚集事件等等。

瓮安骚乱是2008年6月28日下午发生在中国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瓮安县的群体性事件。聚集的民众达到约2万人，县公安局、县政府和县委大楼受到当地群众冲击，多间办公室和一些车辆被点火焚烧。事发缘由是一名中学女生非正常死亡，学生抗议讨公道时遭到当地警方粗暴对待，引起当地群众强烈不满，造成官民对立的大骚乱。据官方解释，事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在开矿、拆迁安置的时候，民众的利益受侵犯，而一些官员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手法粗暴，并肆意动用警力加上地方黑恶势力坐大，产生民怨。

邓玉娇刺官案是2009年5月10日晚发生于中国湖北省恩施州巴东县野三关镇的一起宾馆女服务员出于正当防卫目的意外刺死、刺伤镇人民政府人员的刑事案件。三位官员要求服务员邓玉娇提供“特殊服务”，但遭邓玉娇拒绝，三位官员恼羞成怒之下便试图强奸邓；邓玉娇在几人冲突中，出于正当防卫目的慌乱场地抓起水果刀，刺伤邓贵大和黄德智。邓贵大则抢救无效死亡。此案发生后迅速名震全国，邓玉娇也被许多民众称赞为“当代烈女”。

钱云会事件起因于中国浙江省温州市的乐清市蒲岐镇寨桥村的一位村民2010年12月25日上午9点多，在虹南公路寨桥村路段，被一辆解放牌重型自卸货车辗死的事件，以及之后几天发生的官民冲突的群体性事件，引发国内外多方的媒体报导和多方调查的事件总称。

乌坎事件是2011年发生在广东省汕尾市所属陆丰市的一宗群众运动。由于土地被村委会成员私下变卖，村民代表两年十数次之上访仍丝毫不得解决，村民与汕尾市与其下之陆丰市政府发生矛盾。2011年9月21日东海街道乌坎村有三四千人聚集在陆丰市政府大楼与派出所，不久获政府答复，可问题没有实质解决。乌坎村之后再爆发多次示威，警民发生激烈打斗，之后村民自发组织“乌坎村村民临时代表理事会”，在12月9日起村民每天在村内村委会附近的仙翁戏台前集会示威，并在游行通往陆丰市政府大楼前与警方爆发冲突，此后开始警民对峙局面。

虽然中共数十年一直高喊“稳定压倒一切”，但是中共的胡作非为却使社会越来越不稳定。近几年大陆社会矛盾，包括群体抗暴事件，越来越突出，于是为了维护高压统治，从中共中央到地方，甚至基层的乡镇街道，都出现了“综治办”、“维稳办”等机构，常常又和“610办”、“防范办”在一起办公，比如在一些基层文件中会看到“维稳办（防范办）”、“维稳办（610办）”的说法，所以有人猜测是不是“610办”改名叫“维稳办”了。

中共的“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简称“中央综治委”）成立于1991年，是中共中央的“直属工作部门”，下设“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简称“中央综治办”），它是“中央综治委”的办事机构，与“中央政法委”机关合署办公。“中央综治委”的主任一般都是中央政法委书记。

“中央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是中共中央的“议事协调机构”，正式成立于上世纪90年代，但其下设的办公室“维稳办”在各地的建立是近几年的事情。“维稳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包括：中央政法委员会、中央综合治理委员会、中央宣传部、公安部、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其常设办事机构是“中央维护稳定工作办公室”（简称“中央维稳办”）。同“中央综治办”一样，“中央维稳办”也是在中央政法委员会机关合署办公。“中共中央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的组长一般也是中央政法委书记。“维稳办”主任通常由政法委副书记兼任。“维稳办”涉及到社会多个方面，并不仅限于政法方面。因此，其成员单位比中央政法委广泛，除公、检、法系统及国安部门外，还纳入宣传部门。中共从中央到各省、市、县直到乡和街道一级、乃至重要事业、企业单位都设置了“维稳办”。

“维稳办”虽然成立已久，但首度引起外界关注，却源于2008年的沃尔玛“工会门”事件。2009年，大陆媒体《南风窗》杂志连续发表文章：“09年维稳新思维”，“‘维稳办’走上前台”，反映了中共数十年的“把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的统治模式，是造成社会矛盾日益频发和冲突日益加剧的罪魁祸首。

在进行了二十多年的所谓“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人民并没有迎来国泰民安和安居乐业的生活环境，社会矛盾反而日益尖锐。中共没有顺应民心，还给人民宪法保障的各种权利和自由，中共的做法是把过去发动群众“告密、检举、群众斗群众”的那一套又搬了出来，再次推行人性中最为恶劣的品行。

2005年，全国政法系统开始重拾多年前的“先进经验”——“枫桥经验”。此一经验为1963年浙江诸暨县枫桥镇在党魁毛泽东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以后，总结出的一套“发动群众，加强专政”的经验。1979年以后渐渐从中国的政治话语中消失，直到2005年再次推广。这一次，“枫桥经验”被总结成“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镇）、矛盾不上交”。中央政法委向地方提出，构建县、镇、村三级综治工作平台，号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难事县终结”。

随着社会矛盾，特别是大规模群众抗争维权事件的频发，从2009年起，中共的“维稳办”也正式走向前台，不再只是各乡镇的“内设机构”，而是拥有了自己的“门脸”。同时，中共把高压“维稳”重心锁定在基层，要求乡镇（街道）要由党（工）委副书记牵头，把政法、综治、维稳、信访等方面力量整合起来，形成“综合治理”，实为高压暴政的立体的控制网络。

专职机构并不能做到人盯人，用金钱动员全社会才是中共的传统邪恶做法。《南方周末》曾发表一篇报导，称“临时工”撑起中国维稳体系：“发动群众参与战争”。这些“临时工”，就包括中共发动的群众。文章说，“送奶工、送煤气工、保洁员、物业管理员……这些千家万户都离不开的人，成为公安机关延伸开去的触角。他们以自己特有的观察力，随时收集每个角落的治安信息。”在一些重要部位，这些眼线的分工十分精细。例如，每个被公安局划入涉稳人员等七类重点人员的所谓“危险分子”身边，都要安排两个眼线，进行有效监视控制。这些人有一个称号叫“治安志愿者”，虽然是志愿者，却是要付钱的。文章中以江苏省宿迁市为例，不到一年，宿迁市已有了3.8万名治安志愿者，相当于每142人中就有一名，一张严密的“防控网络”就织成了。公安机关通过考核奖励细则，对志愿者进行累计积分管理，每1分换算100元，由财政建立专项基金兑现奖励。志愿者可以获得最低0.01分、最高100分的积分。累积到一定积分后，以奖金兑现。可见中共用纳税人的钱进行特务统治。

山东青州市邵庄镇综治维稳中心主任陈湘颖在其政法委网站上发表“经验交流”说，该中心投资28万，装修办公室和配置设备，又投资10多万元，在镇区、社区、村主要路口安装电子监控系统。维稳中心下设综治办、“610办”、信访办、司法所等六个机构，工作人员由原来的3人增加到11人，聘用村综治维稳信息员（也就是内部监测的特务）120名，按规定发放补贴。还在每个社区建立社区维稳工作站，确保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社区。在村一级，由村里“有威望”的“五老”和妇女代表组成村维稳工作站，各村成立15到20人的治安巡逻队。要求坚决将上访人员控制在当地，防止越级上访。

青州市王府街道综治维稳中心主任李传德在交流中按中央的口径说，要推行街道、社区、村（社区）“三级联防”的群防群治措施，要创建“大防控”格局，搞“人防、技防、物防”的“三防”。“人防”就是人盯人，要巡逻队员实行每天24小时巡逻，严防死守，确保不出任何问题；“技防”就是采用高科技手段，比如在北关社区投入资金30余万元，在社区各主要街道、重要部位安装监控探头38个，实现了对社区的全天候无缝隙监控；“物防”就是要建立社区组织，调委会和警务室，把矛盾消灭在萌芽状态。李传德还在文章中特别提到，把3名法轮功人员弄进法律培训班学习（“法制培训中心”就是强制转化的洗脑班），刑事拘留1名法轮功学员，破坏资料处2处，确保辖区内无一例法轮功人员外出串联等。

山东青州市政法委网站上有两份“文件”，是青州市综治办、维稳办和“610办”印制的明细账表格，供各镇、街道、园、区综治维稳中心使用，名称叫“村、社区综治维稳工作站台账”和“镇综治维稳中心工作台账”，里面有“综治维稳信息员基本情况登记表”，“综治维稳信息员每月补贴情况登记表”，以及很大一部分由中共青州市委610办公室制定、分发到各个镇（街道、园、区）维稳中心的关于监视法轮功学员的登记表，而且还细分成“本地户籍长期滞留外地”、“负案在逃”、“失控人员”、“曾外出滋事人员”、“未转化人员”、“判刑、劳教、出班人员”、“重点不放心人员”等七种台账表格来监控法轮功学员，另外还有“法轮功人员基本信息”表、法轮功人员回访调查登记表、法轮功人员回访谈话记录表等等。由上可见，中共是一个与民为敌的恶党，民众没有起码的自由和权利。在中共恶党的统治下，大陆社会如同一个大监狱。

中共在发动群众搞人盯人的特务活动时，从来都没有放松对学生的控制。在大学里发展“政保信息员”，为中共在学生团体中培养眼线。河南理工大学万方科技学院在2009年的一份政保信息员培训通知中声称，学院从2002年建校起按学生比例建立政保信息员队伍，从最初的25人到103人，政保信息员队伍逐渐壮大和规范起来。通知还特别提到这些政保信息员如何密切关注和诬告法轮功，非法收缴了多少法轮功的宣传材料等。

中共不惜花费巨资，发动人海战术，来建立“维稳队伍”，实施高压统治。很多被“维稳”的对象，都是被中共迫害的百姓，对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的监控仍然是重中之重。

前面提到中共以“维稳”为借口，再次发动群众战争，实行人盯人，实行高压暴政。过去中共靠高压和洗脑欺骗，现在靠金钱刺激。国保警察是中共“维稳”环节链中的直接暴力机器和打手，中共的“维稳”网络当然也是“国保”利用来监视民众的眼线。值得一提的是，中共的“维稳办”和国保还特别重视发展秘密力量。

“联合早报”转载“南方周末”的文章，在“临时工撑起中国维稳体系：发动群众参与战争”一文中指出，中共发展的“治安志愿者”由“四支力量”组成：社区、村庄巡逻力量，街头路面流动协防力量，场所部位治安守望力量，以及隐蔽力量。前三种力量，包括退休人员、城乡低保人员、出租车司机、城管队员、环卫工人、送奶工、抄表员、物业保安、报刊亭业主等各色人等。第四种力量则非常神秘，中共的文件描述是“为我所用，能够爬高钻深、提供深层次、内幕性、前瞻性信息”。

浙江省绍兴市公安局国保支队政委杨光伟在一篇所谓走群众路线的文章中陈述，要不断强化“秘密力量”的物建，打破原来以灰色为主的源体框架（也就是低收入阶层），运用经济手段和感情培养相结合的方式，建立一批文化层次高，活动能力强的为国保工作服务的新型秘密力量，提出“不论具体岗位，人人都要物建秘密力量”的工作要求。

安徽司法厅长孙建新早在2001年3月就有一个在全省国保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长长的发言稿通篇都在讲如何迫害法轮功，还说省、市、县公安机关都要物建和培养一批能深入内部或贴靠目标开展侦察、掌握控制重要阵地，活动范围大、应变能力强的“尖子”特务情报人员。当然，一切都是要用钱来收买的。孙建新还声称要有步骤地开展对秘密力量的考核和培训，完善秘密力量奖励机制。

中国学者蔡慎坤的文章说，中国警察五花八门：特警、巡警、交警、刑警、户警、经警、狱警、法警、外事警察、公共信息网络安全警察、禁毒警察、科技警察、国安警察、空中警察、航运警察、缉私警察、林业警察等等。还有一支与警察人数相差无几的治安联防队员和协警。“比官媒公开的这个人数至少多了十倍以上。”[56]除此以外，中国还有一支武装警察部队。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总部成立于1983年4月5日，前身是中国人民公安部队。武装警察部队是担负国家赋予的安全保卫任务的部队，受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双重领导，由内卫、黄金、森林、水电、交通等部队组成。1996年12月，中央军委决定将武警部队总部由副大军区级升格为正大军区级，并于1995年至1999年先后将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总队升格为副军级。

武警部队拥有三类八个警种部队，最主要的一类是“内卫部队”，受武警总部的直接领导管理，包括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武警总队、机动师和总部直属单位。

军队是对“外”的，警察是对“内”的，而当国内遇到重大安全事件、警察应付不了、军队不宜出面的时候，就需要一支对“内”的军事力量，这就是武警部队。中国各地的群体抗暴事件中，常常能看到武警部队出动镇压。近年来特别强化了因应城市的快速反应、迅速到达、防暴反恐，还有控制场面的实战演练和相关的军事训练。中共特别打造了14个可以机动出击的机动师部队，主要承担城市维稳的工作。可见中共已经是惊弓之鸟，草木皆兵

中国学者蔡慎坤说，维稳巨额投入的背后，却是疯狂的腐败。“叫喊不稳的真实目的不过是为了攫取挥霍更多的维稳经费，因而中国陷入了一个维稳的怪圈，越喊不稳越有钱，越有钱越不希望稳定，一大批吃维稳饭的人，不断地制造敌人寻找敌人，甚至视许多的弱势群体为不稳定因素，通过冤假错案大规模的强拆，让这个社会充满了仇恨和动荡。”这就是中国特色维稳本质。

2004年10月，总部设在美国的非政府组织“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发表了一份两万字的调查报告，《关于江泽民集团利用国有资产迫害法轮功的调查报告》指出，江泽民私下或强制将大量国有资源用于迫害法轮功，造成了几大经济“黑洞”。

黑洞1：巨资支撑公检法机构

从北京公安内部传出来的消息，从1999年7月到2001年4月，全国各地到北京上访被抓、有登记记录的法轮功学员达83万人次（不包括许多不报姓名和未作登记的）。2001年夏天，北京市公安局通过计算北京市街头出售的馒头数量的增加，估算当时来到北京市上访的法轮功学员超过百万。为了关押法轮功，江命令各地大力兴建或扩建监狱和劳教所。目前中国有大约300个劳教所，700座监狱，全国仅此一项的花费即为天文数字。

黑洞2：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洗脑集中营

为了镇压，江发明了“法制教育学习班”，并把洗脑的“转化率”定为考核各级政府政绩的关键指标。洗脑班除遍布全国省、市、县、乡四级政府外，很多机关、高校、企业和劳教所内也开设洗脑班。

当洗脑达不到目的、依然无法改变法轮功学员的信仰时，“610”就下令用“精神病治疗”。据国际精神健康委员会调查，中国几乎各个省市都把坚定的法轮功关进精神病院、或普通医院的精神科、戒毒所，强制用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毒害人体，至少数千法轮功学员被关进精神病院，所有花费由“610”统一拨出。

黑洞3：传媒业与全部国家宣传机器

中国有2千家报纸、8千家杂志、1，500家电台、电视台、千余家网站，中共镇压法轮功以后，这些媒体铺天盖地的造谣。比如《人民日报》在镇压头一个月中就出了347篇诋毁法轮功的文章，每天就有10多篇。中央电视台仅2002年4月25日至2003年底，“焦点访谈”、“新闻节目”等栏目，就制作了332个诬陷诽谤法轮功的节目。仅“中国反邪教协会”就编辑了30多部反法轮功影视片，每部都花百万元，全国各省市地区举办各种反法轮功的大型展览，还印制散发了各种展板、书籍、光盘、小册子、招贴品等。

黑洞4：教育界、知识界变成了战场

教育部长陈至立强制要求高校开发网路封堵技术，资助各类反法轮功研究，校园内外举办各类诋毁活动等。比如，从2001年起，四川省每年拨给省社科院100万元用于反法轮功研究。江还命令各地成立“反邪教协会”，如北京市科委就曾资助110万元成立“北京市反邪教协会”；2004年初全国大搞所谓“反邪教警示教育运动”，中央免费提供宣传资料。“中国反邪教协会”搞了展览活动近千场次，报告会、座谈会千余场，编辑影视作品30余部。2004年后，还通过中国驻外使馆在海内外大搞反法轮功图片展。

黑洞5：天空与陆地的全方位监视系统

中共耗资60亿搞了全方位的监视系统“金盾工程”，几十万人网路监控人员的工资、开发拦截信息软体，重金购买西方国家网上封堵技术与设备等。

黑洞6：巨资投入海外媒体宣传

以投资控股、大陆商业利益、购买媒体广告、提供免费节目等为诱饵，对中文和西文媒体加以控制和渗透。2001年据美国詹姆斯通基金会调查，“美国主要四种中文报纸：《世界日报》、《星岛日报》、《明报》和《侨报》，都受着中国大陆直接或间接的控制。”

“以谎治国”是江泽民和中共一惯的治国方针。民间对江泽民的三讲的解读是：讲假话，讲外语，讲排场。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的真实意义应该是：代表暴力，代表谎言，代表腐败。能骗就骗，编不出瞎话，就放空话，编不出空话就用套话，讲不出套话，就说废话。空话、大话、套话、假话加废话统称就是官话。江治时代的中共各级官员上台之后，首先要学会的就是官话。

与谎言满天飞的行为相对比，江泽民口头上却大力提倡讲真话。1996年3月，江泽民在参加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安徽代表团讨论时说：“各级领导干部都要讲实情，说真话，实事求是地反映社情民意，这是我们党一贯的传统和作风”，“大家都要讲真话！”1996年9月，江泽民在视察人民日报社时强调，在新的历史时期，仍要坚持发扬党的新闻工作的优良作风。一是敬业的作风，热爱党的新闻事业，献身党的新闻事业。二是实事求是的作风，报实情，讲真话。2001年9月26日，江泽民在十五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时说：“作为主要领导干部，坚持讲真话、听真话，坚持讲实效、办实事，就是重要的示范和导向。”2004年7月26日，江泽民会见全军学习三个代表经验交流会代表时强调：当前，特别要在“真”字上下功夫，要真实、真诚。就是要讲真话，报实情，不回避问题，不做“虚功”。

看，江泽民在讲“真话”的时候，都是在讲假话，谎话。

江泽民不讲真话，也容不得别人讲真话，特别是容不得讲真话的媒体。2001年5月3日，总部设在纽约的保护记者委员会发表一份年度报告，纪念世界新闻自由日。这份报告列出了一份破坏新闻自由的领导人名单，保护记者委员会称这些领导人为“新闻自由之敌”。这份名单中的前十名领导人包括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这是江泽民连续五年列位“新闻自由之敌”名单。江得此殊荣，是因为江泽民对中国仅有的一点点新闻自由都予以了扼杀。

报刊等新闻媒介在西方被称为“第四种权力”，其监督作用巨大。在中国，这些本属于全社会共享的资源却被中共独占垄断，成为替中共施行谎治的工具。中共所有的谎言，所有该让人知道的谎言，几乎全通过这些“喉舌”发布出来，再扩散传播至整个社会。

2002年10月23日总部设在巴黎的“记者无疆界组织”，首次发表了一份全球新闻自由排名表，在全球139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和北朝鲜分别列在第138和139位。“记者无疆界组织”在报告中指出，在新闻自由度排名倒数二十的国家中，不存在新闻自由和独立的新闻媒体。而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柳斌杰在2003年称：中国目前是世界上言论、出版自由最充分的国家之一，外界关于中国新闻、言论、出版方面的某些议论是毫无根据的。

中共对批评性的媒体报导有这样一个荒唐的规定：批评报导必须获得被批评者及其主管上级单位签字同意才能发表。这就是在制度上规定了媒体不可能说真话。被批评者往往都是贪腐官员或地方政府，这些贪腐官员都和中共一样，最怕的就是被曝光和揭短，怎么可能同意发表对其揭露性的文章。

由于中共新闻媒体的非独立性，所以它只允许替党“发声”，而不会为人民说话，偶有比较正义直言的，也都避免不了停刊停办，人员被撤职甚至被关押的命运。

创刊于1984年的《南方周末》曾经是中国报业当中敢说真话的一面旗帜，是很多贪腐权贵的眼中钉，因此不断的受到各方，尤其是中宣部的压力，几经沉浮。1998年，江系人马李长春上任广东省委书记后，开始整治《南方周末》，2000年广东省委宣传部下令，将主编江艺平调离，将《南方周末》原班人马大部分撤换。

除《南方周末》外，不断的有报刊因为说了中共不爱听的话而受到各种处置。经过江泽民的十三年统治之后，中国的新闻自由空间已经没有了。现在网络成了真相与谎言争夺的空间，中共雇佣了大批的网络评论员–五毛党，为其在网络上散布谎言。

江治时期，中共的谎言制度和谎言机构已经非常完善。从谎言的预谋、酝酿（准备环节）、编造（生产环节，即谎言的制造）、出笼（销售环节，即把谎言推向社会），都有一整套严格缜密环环相扣的程序，用以保证谎言不出问题，不被人识破，从而达到最大限度欺骗人的目的。各类谎言制造机构充斥全国上下，如中共中央宣传部及其下属的各地方政府的宣传部是最大的谎言制造机器核心部分，几十年如一日的贯彻执行着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的“谎言重复千遍就成为真理”的政策，制造谎言的同时，封锁真相的传播，封刊禁报、封吧锁网、压制言论、监控舆论。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华妇女联合会，这些都是谎言机构，其代表都非民选，也从来不为民说话作主，其功能都是为中共歌功颂德。

江泽民统治制造了千百万的访民，这些访民都是被逼的走头无路的下岗工人，被剥夺土地的农民，拆迁户，和各种冤假错案的受害者。中共为了对付这些访民，从中央到地方设立了各种信访机构，从成立于2000年的国家信访局，到各地方的信访办公室，及各部委的信访办公室，这些都是骗人机构，从来不解决任何问题。信访办的工作人员对付访民哭诉的一办法就是：我们知道了，你把信访材料留下来，我们会向有关领导部门反应。上访材料往往没有转到任何有关领导部门，或者被压在信访办，或者转到了被告人手中，访民所得到的往往是毫无音信，或打击报复。在地方的信访办得不到问题解决的访民就涌向国家信访局，于是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截访。这就是谎言解决不了问题，就采用暴力。许多访民被关押和酷刑，甚至被打死，成为这个信访办–这个谎言加暴力机构下的冤死鬼。

这是一则具有代表性的访民血泪故事，大纪元网站上刊登的“女访民中秋前含冤死龙口市黑监牢遭曝光”。中国国庆和中秋节期间，山东龙口市一名遭执法和截访人员殴打凌辱的女访民在被地方政府非法秘密关押一个月后死亡，身上有多处伤痕。官方称其上吊自杀，而家属认为可能另有死因。在此案引起一些维权志愿者和网友关注后，当局承诺查办有关责任人，但死者家人目前也被安排住进宾馆，与外界失去联系。死者是56岁的李淑莲，家住龙口市东莱街道北巷村。李淑莲生前在网上公布的上访信说，“2001年4月2日，龙口市场发展管理局原局长孙清波、副局长李庆顺，明目张胆向我索贿4万元，因我没有及时把钱送给李庆顺，他便有意挑起事端，于2001年4月10日及4月16日两次故意放水淹了我的仓库（窗帘、手表、钟表、皮衣等货物，损失达252，600元）。”

上访信说，“李庆顺还不罢休，竟在2002年5月16日，无端强行封我营业店门、扣押我136万多元的财产。李庆顺在封门时竟惨无人道打伤我母亲，致使她腰、胳膊受伤。之后，仅仅9个月的时间我母亲就含冤而死。”此后7年中，李淑莲曾到山东、北京等地上访多次，都被遣返、并被关押数月之久。

国际特赦组织公布的2000年的五个“人权恶棍”(humanrightsscoundrels)，江泽民名列其中，中国大陆的人权记录也受到抨击。正当国际社会把江泽民评为人权恶棍，江治下的媒体大肆宣称中国的人权是最好的时期，大作人权秀，把人权写入宪法，其实中共的宪法本身就是一部谎言集。

江泽民在申办奥运时曾承诺改善中国人权状况，国际奥委会寄一线希望于奥运将对改善中国的人权有所帮助，事实与国际奥委会和国际社会所希望的完全相反，江的骗术还没有被国际社会所广泛认知，江泽民在承诺改善中国人权的同时，就在加大打压异议人士和镇压法轮功。

江泽民把中国人的人权解释成是生存权，谎称他解决了全国12亿人口的生存问题，可是他一手制造了成千百万的访民，这些访民都是被逼的走头无路，无法生存下去的普通民众。

1991年6月29日，江泽民会见津巴布韦副总统恩科莫时谈到：中国有11亿5千万人口，以占世界7%的耕地解决了占世界人口22%的中国人民的温饱问题，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最大的人权，人的生存权。如果11亿多人民吃不饱，穿不暖，不利于国家的稳定，也不利于亚洲乃至世界的稳定。

1991年10月28日江泽民会见斯里兰卡自由党主席班达拉奈克夫人时谈到：比如拿人权来讲，像中国有11.5亿人口，如何使这么多的人吃得饱、穿得暖，解决生存权的问题，那也是件大事情。

在1993年6月15日江泽民会见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时谈到：西方发达国家经常利用民主人权问题向发展中国家施压，但压不倒我们，因为我们了解民主、人权的来源和历史，清楚西方所谓的民主、人权是怎么一回事。解决中国11亿6千万人口的温饱问题，如此众多的人口生活安定，这对整个世界是很大的贡献。

每每被问到人权问题是，江泽民就是用这些套话来搪塞的，有如程咬金的三斧子。对于任何对普世价值的破坏，江泽民的理由都是中国有自己的国情，人权也是同样。

江泽民开创了一个爱滋病大国。从江泽民上台执政的13年中，中国的爱滋病人数从零发展到几百万。在1989年以前，中共一直都否认中国大陆有爱滋病例。1989年，北京协和医院发现了一例爱滋病。中共的一贯作法是先瞒报，瞒不住了再谎报和虚报，如果有良心的人敢于站出来说句真话，就会被暴力打压。对于中国的爱滋病疫情，中共一直都在虚报，病例的统计数字往往和实际爱滋病人和病毒携带者人数相去甚远。为了经济利益的考虑，许多地方政府都隐瞒爱滋病的实际人数，并阻止研究人员进入爱滋病发病区采集数据和进行爱滋病防治活动。到2001年，中共官方提供的全国累计爱滋病病毒感染者人数为26，058人，其中发病人数为1，111例，死亡584人。当西方记者问及中共卫生部是否一直都在封锁隐瞒河南等地大量民众感染爱滋病的消息时，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矢口否认，但在铁证面前又不得不改口称经卫生部多次调查，因采血而感染爱滋病的人数大约在3万到5万。而许多中国和国际社会的专家估计在2001年中国的爱滋病人数就已经超过百万了。

由于中共官方的瞒报和对民间调查防治爱滋病的阻挠，中国的爱滋病病人数的增长速度惊人。2002年6月，联合国爱滋病总署公布《HIV/爱滋病：中国的巨大危险》称，中国爱滋病感染者人数的增长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假如不采取有效措施，中国的爱滋病感染者数目将在2010年前上升到一千万。

河南是爱滋病的重灾区之一，光爱滋村就有几百个。很多河南农民在卖血和输血过程中因不卫生的输血操作方法而感染了爱滋病。2002年，北京的爱知行动志愿组织到河南上蔡县调查，发现上蔡县有超过3万5千名爱滋感染者，全县有3千5百名儿童，因为父母一方或双方死亡而成为孤儿。国际医学界估计，到2002年，河南爱滋病感染者至少有150万，与河南省卫生厅资料的不到2千人比较，相去甚远。

中共在瞒报的同时，对知情者和敢于说出实情者予以打压。1999年9月，湖北医科大学一附院的传染病教授桂希恩，偷偷进入河南上蔡县文楼村，采了一些血样并化验后，被震惊了。他向河南省有关部分反应情况，无人理采他。他将调查报告带到北京，北京把他的报告发给了河南省委。河南省委派出一名处长找到桂教授，希望他不要再管河南的事，理由是怕爱滋病的实情会影响当地的投资环境，会造成河南农民出去打工没有人要的可能。

站出来说实话的另一人是河南中医学院教授高耀洁。她退休后，于1996年69岁的时候，开始关注爱滋病问题、病人和遗孤。由于高耀洁等人的努力，河南和中国各地因卖血和血浆导致爱滋病蔓延的问题，终于逐步被揭露出来。同时，也招来中共当局对她的迫害。

1999年，世界爱滋病日，高耀洁准备接受记者的采访，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院院长李真威胁她说，必须说“河南省没有爱滋病”，并指高耀洁是“为反华势力工作”。高耀洁数次接到恐吓电话称“再捣乱就干掉你”。河南省《大河报》报导了爱滋病在河南的流行情况后，受到河南省委宣传部的严厉批评。河南省卫生厅党部组织曾开会讨论爱滋病问题，得出的结论是，只要解决了高耀洁和桂然恩，河南就不再有爱滋病问题。高耀洁的小女儿也受到牵连，被河南一家医院无故辞退。中共还一直禁止和阻止高耀洁去各地做预防爱滋病的演讲，理由是她有政治问题。

高耀洁说，官方一直采取遮蔽态度对待中国的爱滋病问题，不准医生和记者披漏爱滋病真相。政府采用金钱收买、物质诱惑、荣誉拉拢、给脸色看、编造莫须有的罪名、劳动教养、刑事拘留、甚至关进监狱等手段达到掩盖真相的目的。

江泽民的谎治导致了中国的假冒泛滥空前，上骗下，下骗上，互相骗。谎言对整个中国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谎言破坏了诚信，诚信是一个稳定社会的纽带，没有了诚信，整个社会就会成为一盘散砂，人人自保，人人自危。中国制造的各种有毒药品食品已经严重的危害了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三鹿奶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造成30万结石患儿。谎治的出口外销导致整个世界失去对中国的信任。江泽民就是这样，把中国变成了一个谎言大国，败坏了中国的名誉，毁掉了中国在国际社会的信誉。英国防伪企业集团出版的刊物中，把中国列为世界上最主要的假冒商品生产国。

【大纪元2012年06月08日讯】康熙大帝在位六十年间，每年都有减免国税，扶助灾民的政策。蠲免天下钱粮共计五百四十五次，折合白银高达一亿五千万两，相当于当时国家每年两千万至三千万两财政收入的五至七倍。——题记

从1989年上台后，江泽民在位时期的经济政策180度的逆转了中共八十年代开始的经济改革的方向。八十年代，农村的生产力得到了解放，成为农业的黄金时期；而九十年代却出现了“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三农”危机。八十年代应运而生了乡镇企业，政府鼓励扶持私营企业的发展；到了九十年代，改革重点转向城市，压制了农村的乡镇企业。而国营企业改革几经周折，最后形成了大型国企垄断包括银行业在内的各大支柱行业的局面，而民营企业无论在资金还是政策环境上都无法望国企之项背，只能处于“小媳妇”的地位。1994、1995年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为了增加收入而大力推行土地财政，进一步刺激了圈地运动和房产经济。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后，外商在中国的投资连年大幅度增长，中国以低人权“优势”，成为全球低端产品的制造中心；同时产生了经济增长严重依赖高投资和高外贸，而国内市场相对萎缩的怪象。

所有这些都在江在位时形成，却没有因江的下台而改变。原因之一在于2002年卸任中共总书记之后，江仍然滞留军委主席职位至2004年。从2002年至今，虽然胡锦涛为总书记，但每一届政治局常委的九人中有大半人马还是江系人物。这些人及其附属集团牢牢把持着党、政、军、地方的重要位置，延续著江在位时期的政治经济路线。原因之二在于江时期的经济政策的直接产生了一大批既得利益阶层，它们受益于国企垄断，受益于圈地运动和房产经济，也受益于外商投资。它们自然不愿改变这样的发展现状。

不仅如此，由于江时期的经济政策的出发点是维护极少数人的利益，其手段无视社会的基本正义，无视子孙的长远利益，破坏性的消耗中国的资源。在追逐物质利益中放弃了最基本的人性和良知，为了短期的表面繁荣摧毁了社会的道德基础。到胡锦涛上台后，这种不可持续而风险极大的发展模式表现为四处频发的社会经济危机，迫使下一届政府疲于被动的应付危机而无力改变现状。时至今天，中国的经济仍然无可奈何的继承著江时期留下的摊子。

2008年，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中共于11月5日推出四万亿人民币财政及货币刺激计划，并开始迅速实施钢铁、汽车、船舶、石化、纺织、轻工、有色金属、装备制造和电子信息、物流这十大产业振兴规划。

在西方，因为2009年中国经济的“出色”表现，一时间赞美之词不绝于耳；有些西方人士甚至心驰神往产生了对中共专制极权的向往。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2010年11月16日发表的题为《新兴的中国模式对其他国家来说优劣并存》的文章中说：

“中国崛起取得了如此辉煌的胜利，以至于现在受到考验的不是北京的体制，而是我们的体制。中国成为强有力的替代模式和一种挑战，甚至让西方国家以及我们有关民主自由怡然自得的想法相形见绌。”

可是，海量的财政及货币刺激计划换来的增长却是有短期和长期代价的。

2008年底，中国政府推出两年4万亿元人民币的刺激计划，与之配套的是大频度降息和增加银行体系流动性。2009年新增贷款9.59万亿元人民币，2010年新增贷款7.58万亿元人民币。于此同时，因为房地产对经济发展具有拉动效应和波及效应，2008年年末中共国务院再次强调房地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前，中国经济早已存在产能过剩的问题，这些海量资金很大一部分就顺理承章地通过国有企业投到了房地产业中去了，不断有国有企业见报成为地王，引起了不断膨胀的房地产泡沫。

同时，由于财政拨款和信贷资金主要流入了各级政府和国有大企业，以及拥有国家项目的企业。已经产能过剩的铁路、公路和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成为主要的投资方向。这些资金极可能成为国有银行的呆账坏帐的隐患。同时，由于没有合法的民间融资机构存在，民营中小企业尤其是民营房地产企业只能通过地下钱庄以高利贷的方式取得资金，甚至利用各种巧借名目的投资协议从资金充裕的国有大企业得到高利贷，高利贷利息高达30%、40%甚至100%的年利息水平。而这些资金完全不在正常的银行系统之中操作，无法实施有效的金融监管，使得中央政府宏观调控能力失去效力；银行系统放贷风险管理失调，坏债风险大增。而超量货币发行所带来的通货膨胀的危机将再一次成为一柄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中国政府在推出财政货币刺激计划时，未必没有看到其同时会带来的对中国经济系统的伤害。不顾惜代价的海量资金刺激经济反映出对经济萎缩的一种极大的恐惧心理。

要理解这种恐惧心理，要理解中共保八政策的来由，就不得不谈到中共执政合法性的问题。

中共在1949年后近三十年的倒行逆施造成了意识形态上的破产，国民经济濒临崩溃，并失去了执政的合法性。邓小平就曾在1980年对美籍华人朱传矩先生说“我们共产党对人民犯了罪啊！”“我们必须向中国人民还债”。然而，在意识形态破产后，造孽太深的中共是不可能有道义上的勇气真正地改弦更张的，而只是在坚持政治高压以维持其专制权力的同时，在文革以后，开始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法制方面的改良以图自救，试图通过经济发展的方式来换取民众的政治服从、从而维护一党专制。这就是人们所称的中共的政绩合法性策略。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宣布改革开放方针，开始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以向一定程度的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方法为被计划经济体制扭曲了的中国经济松绑.但是随着1989年江泽民的上台，中共的改良自救被他彻底葬送了。经济体制改革完全停止，尚未启动的政治改革从此完全消失了踪影。

仓促上台、无权力基础的江泽民正是遵循希特勒的教诲，以放手腐败为策略，用共同犯罪来建立和捆绑自己的权力基础的：变“发展是硬道理”的市场经济改革为“官商主义”的经济模式，以变官为商的方式迅速形成利益集团来得到贪官群体的拥护，而各级官员也都是理想缺失，没有任何正义可言，迅速地造成了江氏腐败体制权力上的膨胀和经钱上的暴发“奇观”。就这样，腐败这个毒瘤不断加剧，迅速弥漫到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

与此同时，江氏腐败体制的产生与漫延，不可避免地进一步深化了中共执政合法性的危机；不想且不能改正错误而又要专制独裁，坚持政治高压、极端地维稳，也就成为恶性循环中的自然选择了；邓小平的“稳定压倒一切”也被江泽民的“将一切政治不稳定的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所替代。在这一过程中，任何政治异见（包括被江泽民和中共认为有可能在将来成为挑战力量的团体和个人）都受到了残酷无情的极端迫害，政治体制被畸形扭曲，法律尊严被无情的践踏，不受制约的专制权力不断扩大，还不必要的消耗了大量的国力。

就这样，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不但成为中共执政合法性的唯一筹码，而且成为江氏腐败性体制的物质基础。只有经济持续增长才有可能给体制性腐败继续创造条件、提供方便；只有经济持续增长才有可能给极端的维稳提供资金以及借口。而且，以贪腐权力为中心的各个利益集团“雁过拔毛”的运作方式，以及极端维稳的经济负荷，对中国经济造成了刚性要求；一旦经济增长不能保持在8%以上，首先受到冲击的是实体经济，经济严重萧条，失业大增，执政合法性不保。这就是刚性的“保八”政策的真正由来。

从事实上看，从中共应对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的例子可以看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不是由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转型到市场经济过程中由于释放了人的本性，在市场调节之下的自发现象，而是在一个仍然是经济权高度集中的，由政府行政力量导控的“人造增长”。

这样的“人造增长”在历史上也不是没有先例，前苏联战后的高增长就与其颇为相似。从1950-1984年，前苏联国民收入和工业总产值分别增长了9.9倍和14倍，经济增长速度快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从1951-1980年间，前苏联国民收入和工业总产值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是7.4%和8.7%，明显高于同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4.0%和4.6%的发展速度。到1985年苏联工业总产值已达到美国的80％。从经济实力看，这时的苏联已从取得政权初期的世界第五位、欧洲第四位，跃居为世界第二位、欧洲第一位，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超级大国。勃列日涅夫时期，民众生活水平有较大提高。基本上无失业，政府提供免费医疗和免费教育。房租非常便宜，每月只需几卢布，其中还包括了供热费、电话费和水费。很多人都能外出渡假。物价普遍较低。但这一切，都建筑在政治强制、超高积累和资源高消耗基础之上。

与前苏联不同的是，中共政府放开了商品市场，同时引入了许多市场经济的手段，如股市，一定程度上容许私人经济，这往往给西方观察家产生错觉。但是比前苏联更甚的是放手腐败后使得经济被逼迫得不得不在高速上运转，这就使政府的行为愈发带有短期性。

在2008年发生的全球金融危机，许多国家的政府都通过财政或货币政策来调节经济，使其尽量少的受衰退的影响。但是这些政策的使用都有一定的限度，因为许多政策在短期内可以刺激经济增长，但是同时会有长远的负面作用。比如大量发行货币，虽然可以一时间增加投资和消费，使经济短期内不会回落，但是将由此产生政府赤字上升，通货膨胀等难以驾驭的问题。作为对付危机的第一波反应，中共2008年11月的4万亿人民币和2009年2月美国奥巴马政府签发的近8000亿美元的救市资金旗鼓相当，可是中国经济的总量不到美国的一半，而美国还是危机的发源地。按经济总量的比例算，这种做法显然是无视本国经济体系健康的饮鸩止渴，但是在腐败和维稳的需求之下，这样的反应就可以理解了。

严格的说，这种刚性的高速增长不是中共的一贯的执政思路。邓小平推动改革开放还只是一般意义上的以经济增长换取执政合法性，并没有走到必须年年保持高速增长的极端。是江泽民上台后，再一次突破了道德的底线，为了换取官员的支持而打开了腐败的闸门，由此把中国经济逼到了退无可退的地步。

而在这个所谓的“发展”过程中，江氏政权为了追逐物质利益而无视最基本的人性和良知，为了短期的表面繁荣摧毁了社会的物质和人文基础，祭出了文明时代的野蛮“发展”模式。

江上台后的经济高增长主要是靠把中国变成了世界工厂，向欧美市场低价倾销产品。

可惜把中国变成世界工厂靠的不是如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和现代的日本所拥有的世界领先的技术和效率，而是低廉的劳动力。这种情况下所谓出口导向其实就是把本国劳动力作为最主要的资源在国际市场上换硬通货。这个世界工厂出口的产品看上去是鞋子，衣服，玩具，包括所谓科技产品，实际上出口的是中国的劳动力，虽然工人们身在中国。

2009年2月，美国全国劳工委员会发布了一份60页的报告，曝光了中国东莞的一家“血汗工厂”。该工厂名为美泰，为微软、联想、戴尔、IBM和惠普等公司生产键盘和其它零部件。报告描述该厂两千名年轻女工的境遇如下：

在以每小时流过五百个电脑键盘的流水线前面，工人们坐在硬板凳上一天坐12个小时，每周工作7天，每个月只放两天的假。工人每1.1秒钟就要往键盘上安装一个按键，这样的动作每小时要重复3，250，每天35，750次，每周250，250，每星期超过100万次。

每安装一个按键，工人得到的收入是一美分的50分之一。

工人们不能说话，听音乐，甚至抬头。她们必须“定期剪指甲”，否则将被罚款。

工人们必须熬到休息时间才可以上厕所。工厂保安负责监视工人，工人不准把手放在口袋里，离厂时要被搜身检查。

加班是必须的，工人们一星期在工厂里要呆87个小时。工人的小时工资中有19%被厂方骗走了，实际拿到手里的工资是每小时41美分。

十到十二名工人挤在一间宿舍里，睡的是上下铺的铁床，只有一块布遮挡个人隐私。工人们洗澡用的是小的塑料桶，用热水必须要走好几层楼。

工人们一星期有四天不能离开工厂，甚至不允许到外面散步。中国提供大量的出口补贴。在2008年，美国和中国在高技术产品贸易的逆差达740亿美元。由于中国的低工资和压榨劳工权利，1400万的电子产品组装的工作机会离开了美国，这些工作的小时工资是12.72到14.41美元。

一个美泰的工人说起在工厂的感觉：“我觉得我像在监狱服刑。…工厂永远摁着我们的头，不允许哪怕最小的失误。我们得不停的持续工作，用闪电般的速度吃饭。…保安像警察看犯人一样的监视我们。我们简直就是牲口，不能叫做工人。”

美国全国劳工委员会的主任查尔斯.科纳甘说，“愿上帝帮助我们，在中国的劳资关系已经成为世界各地的新的最低标准。200块钱的个人电脑和22.99美元的键盘可能看起来像一个不错的便宜货，但它们的成本极其可怕。中国的低工资和工人权利的缺乏保护使其在全球血汗工厂经济的竞赛中压榨到了最底线，那里没有赢家。”

跨国公司在中国血汗工厂的记录并不鲜见：2008年4月国外非营利性机构Policy Matters Ohio曝光了通用电器厦门合资工厂通士达的“涉嫌违法用工一事”，揭露了通用电器血汗工厂事件真相，曾在社会引起了广泛轰动；2007年11月有来自香港7所高校组成的一个调查小组曝出戴尔代工厂违反劳动法，工人每天上班16小时；2006年6月中旬，英国《星期日邮报》报导称苹果公司的iPod是“血汗工厂”生产出来的，其中所提及的代工工厂为台湾代工巨头鸿海集团旗下富士康公司。

更有甚者，是出口在监狱和劳教所生产的劳工产品。

自1999年江泽民政府开始全面镇压并非法关押法轮功修炼的民众以来，中国劳教系统强迫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生产奴工产品的现象非常普遍，在中国的劳教所里，超过100，000人数的法轮功修炼民众不但被非法关押，在精神和肉体上受到双重折磨，而且正在被劳教所奴役，被强制生产奴工产品，长期在劳教所恶劣的环境中超时劳动；完不成定额被剥夺睡眠时间或受惩罚；拒绝做强制劳工产品遭受酷刑；为了获得廉价劳动力，劳教所经常任意延长法轮功学员非法关押的期限；给法轮功学员造成肉体和精神双重摧残和伤害。然而中国政府却以全部产权属于监狱、劳教系统的企业将被获免征企业所得税和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来刺激和鼓励该类产业的增长和吸引外资合作。甚至有些劳教所不惜用金钱贿赂其他劳教所转移法轮功学员到本劳教所做强制劳工产品；中国的一些省市经济发展区的招商广告，甚至以地处监狱、劳教所区域的廉价劳动力来吸引外资。

而这些产品大多数是出口到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德国、新西兰及东南亚等30多个国家与地区。强制劳工产品不仅是对被劳教人员基本人权的侵犯，而且强制劳工产品所带来的巨大利润，又刺激监狱、劳教系统进一步对被劳教人员高额定产值，加深奴役榨取血汗，同时劳教系统又用部分资金兴建更多迫害设施。另外，由于奴工产品成本相当低，在国际市场上这些低廉的产品极具吸引力和竞争力，使一些外国公司触犯本国和国际法律（许多国家是禁止进口和销售奴工产品的），参与合资生产和帮助进口、销售强制奴工产品。

根据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的调查，“上海三枪(集团)有限公司”和“山东昌邑利得尔工艺有限总公司”，“河南瑞贝卡发制品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与劳教所或看守所一起，强迫法轮功学员在被关押期间，为其无偿生产强制奴工产品。迫使法轮功学员每天劳动时间长达10多小时，有时甚至通宵的超强度劳动，以及因体力不支完不成任务的法轮功学员被毒打和酷刑折磨。这几家企业的劳工产品除在中国本土各大城市销售外，“上海三枪(集团)有限公司”生产三枪牌的高档内衣系列产品，其产品远销世界70多个国家和地区。“山东昌邑利得尔工艺有限总公司”所生产的“手工绗缝”棉被远销美国、加拿大，智利、阿根廷，西欧的欧盟各国，沙特阿拉伯、土耳其、科威特、阿联酋，澳大利亚和日本、韩国、新加坡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年出口额达10，000，000美元。“河南瑞贝卡发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产品畅销美、日、韩、俄、欧洲、非洲等1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内20多个省市。

下面是部分法轮功学员的证词：

原辽宁省沈阳市服装企业负责人的于溟（男）因修炼法轮功被关进位于北京市大兴区的团河劳教人员调遣处。“几乎每天，所有被劳教的人都要熬夜和起大早拚命给警察干活赚钱，干的活大多是给街边小饭馆里吃饭用的一次性‘卫生方便筷’，头上包层薄薄的纸片以算‘卫生合格’。一箱筷子警察可挣6元人民币，每个被劳教的一天完工近3箱，一个队160多人，每天每个队给警察赚2000至3000元。”“包筷子的屋子就在劳教人员宿舍，每间屋子都是虱子横行。本来就人满为患，筷子扔满一地，甚至经常掉进旁边的便桶里都不管，捞出来继续包，因为筷子的总数一根都不能少，警察盯得很细。包筷子时从没让洗过手，很长时间也不让洗澡。”“被劳教的人中有吸毒和卖淫嫖娼者，但这里可不管你是否患有什么肝炎、什么性病等等，没有正规医检，只要你有口气就得给警察干活，包括浑身长满疥疮的人也得干，沾满脓的手把筷子抓来抓去。警察挎著电棍、手铐，在周围横晃着踱步、看守，谁的活未及时完成，即遭警察打骂。”

原北京市政法大学昌平分院行政管理专业大四学生龚成喜（男）曾担任学生会主席、班长等职务，因修炼法轮功遭学校除名并被劫持到北京调遣处关押迫害。“调遣处卫生状况极差，如，每天早、晚洗漱大便时间只有几分钟，常常刚蹲下就被警察叫着出去排队；长期不让我们洗澡，直到发现大量劳教人员身上都是虱子，才让洗了一次澡，而那次也是将几十人一起哄进只有一两个水龙头可用的澡堂洗了几分钟；2002年夏，调遣处爆发流行性肝炎。”“调遣处为最大限度的从劳教人员身上榨取利益，已到了几乎疯狂的程度：我们包筷子的规定任务是每人每天7500根至10000多根，从早晨6点起床开始不停地干到夜里12点还完不成，还要受到、普教的打骂。在调遣处的一个多月，几乎天天如此。班里几名上了年纪的法轮功学员刀万辉、杨巨海、李学良、陈经建、贾林等因眼花、手脚动作已到极限但仍完不成任务，被队长强令到滴水成冰的户外坐在水泥地上干活达数小时，还完不成就不让睡觉。”

人权律师高智晟曾经如此评价中国的劳工，“中国的劳工不仅仅是全球最廉价的，同时也是在全球苦难最为深重的一个群体。他们获得的是单位时间里全球几乎最低的报酬，但他们在单位时间里付出的劳动量却也是全球之最。当然还有一个全球之最，那就是他们对灾难及不公正的承受及忍耐。”

在一个正常的国家，经济发展的首要目标就是国民的生活水平。一个民主的政府，绝不可能容许这样的“发展”方式。换句话说，任何一个国家，只要敢于放弃道德标准，敢于奴役自己的民众，敢于向野蛮社会倒退，就可以创造这样的“奇迹”。比如让美国回到南北战争之前，把南方种植园的奴隶制推广到全美国，发展的“奇迹”就创造出来了。现代中国的奴役制度与150年前不同的是，高速运转的机器，发达的通讯和先进的管理技术，使得这种奴役更加高效。

面对奴役劳工的指控，中共从来就是不予承认。因为如果没有这个低人权“优势”，中国的产品怎么可能在世界市场卖得出去，中国经济怎么可能发展，中共的执政合法性和执政资源从何而来？

长江源头有座碑，上面是江泽民在2000年的题字。立碑时；那里还是水草丰满，是块风水宝地。可是数年之后，这座碑的周围就没有了水，也没有了草，而是变了一片荒漠。这就是江泽民题字带来的厄运，也是中共只重视经济发展而忽视环境保护的恶果。

“财大才能气粗”的理论依据

江泽民“发展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精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必须始终紧紧抓住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财大才能气粗，落后就会挨打”的指导思想，是中共不惜代价盲目追求经济发展的理论依据。江说“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大力促进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是我们党站在时代前列，保持先进性的根本体现和根本要求。“在这一理论上，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为GDP的增长忙碌不止。要想有GDP，就得有产业、有公司；公司就得“做大、做强”；公司就得不停地透支消耗原材料和能源进行生产。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在2011年7月9日举行的全国农村能源工作会议上说，2010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已经占世界总量的20%，但是GDP不足世界的10%；中国的人均能源消费与世界平均水平大体相当，但人均GDP仅是世界平均水平的50%；中国的GDP总量和日本大体相当，但能源消费总量是日本的4.7倍；中国的能源消费总量已经超过美国，但经济总量仅为美国的37%。这表明中国的生产模式是一种能源和材料高投入、高消耗的模式。这种模式往往会带来一个副作用：环境污染。

而当生产和环境发生冲突时，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如何选择是轻而易举的：企业优先。因为企业的生产会为本地的GDP做贡献，而环境保护只是使百姓住得舒服点。不少地方政府甚至把“廉价排污产品”（降低环保标准）和“廉价劳动力”作为宝贵的招商引资的“优势”来大加利用。绿色和平组织2008年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78.6%的在华跨国公司在环保措施上采用了双重标准：在国外实行零排放，而在中国却成为污染大户。

从中国环境污染的实例中人们不难看出各级政府政策的作用。

河北邯郸的孟仵村是一个典型中国北方的村庄。村民们洗完衣服挂到屋外去晾之后，但附近邯郸钢铁厂排放的黑色烟尘时常使他们不得不回到屋里将衣服再洗一遍。此污染的罪魁祸首是邯钢的一座笨重的、排烟量巨大的炼铁高炉。这高炉以前曾屹立在在与邯郸相距半个地球之遥的德国多特蒙德，德国工业巨头——蒂森克虏伯(ThyssenKrupp)集团旗下的钢厂里。那里的居民也曾深受其害：每个星期天男士们穿着白衬衫去教堂做礼拜，回家后发现白衬衫往往都已经变成了灰衬衫。随着中国日益成为“世界工厂”，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期起，大批二手炼铁炼钢设备从发达国家卖到了中国。这座高炉也是如此。它被一块块拆卸后，从德国的老工业中心用轮船运到河北省——中国的“鲁尔谷”，又一块块组装起来。依仗这些现成的二手设备，中国钢铁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而在环境保护上，德国人换来了蓝天白云，中国人开始为之遭受痛苦。

2005年，为提高企业效率，减少能耗，中央政府出炉了一项政策：提高电价，从而限制高耗能产业的发展并迫使那些效率最低的企业无法生存。当政令到达宁夏回族自治区的青铜峡市时，市府官员们便立即开始行动：只不过他们设计了颇具创造性的机制来回避中央的要求。当地最大的青铜峡铝业集团是一个年耗电量占该地区工业用电20%，产值达该地区10%的企业。市政府害怕提高电价影响青铜峡铝业集团盈利，由此给地方经济带来负面影响，就和地方电力公司共同安排了为这个高耗能用电大户提供直购电，不受提价影响。真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中国古老的鱼米之乡之一太湖遭受了工业污染的蹂躏。由于该地区日益兴旺的化工业，湖边上百家化工厂排放的污染使一种有毒蓝藻（通常也称为绿藻）在湖里腐烂，使太湖整个湖体成为萤光绿色。湖水散发的恶臭让人们在湖边三里之外就感到难以呼吸。太湖变成了“绿湖”，以打鱼为生的渔民无法打鱼，湖边至少两百万居民不得不停止使用作为主要水源的太湖水。被全国人大命名为“环保卫士”的吴立红是一位民间自发的环保卫士，他曾为太湖的环境污染多方奔走。但他的行为和地方政府的经济发展指导思想背道而驰。2011年5月，太湖蓝藻危机爆发之前，他被家乡周铁镇的政府逮捕。八月中旬，当恶臭仍旧在太湖弥漫时，他被以勒索罪起诉，被当地法庭宣判有期徒刑三年。

青海省玛多县是黄河源头第一县，这里曾经有过世界上最好的草地，草地面积曾占全县面积的64.7%。当时养一头羊只需要5亩草地。如今退化的草地占总面积的63.7%。就是说所有草地几乎全部成了退化草地和沙化地。退化草地的质量是1000亩草地养一头羊。造成草地退化的原因是采金、挖中药材等。当然也包括汉人的定居、草场承包政策。过去，少数民族过着游牧生活，逐水草而居，暖来寒去，有利于草地生态环境的生息保护。但是汉人习惯定居，认为游牧不利于管理，政府硬把所谓土地承包的成功经营强加给当地居民，迫使他们定居放牧，在一定的草地面积上达到牧业生产量的最大化。最终结果是草地退化，沙漠化面积扩大，定居的居民再次被强迫搬迁。中共从国民党手中抢过政权初期，青海省的沙化土地面积仅7995万亩，现在沙化面积2.5亿亩，而且沙化面积扩大速度持续不减。

据各方面的统计数据和报导，中国环境已遭受了巨大污染。3亿多农村人口喝不到安全的水，4亿多城市居民呼吸著严重污染的空气。江河湖泊普遍遭受污染，全国75%的湖泊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富营养化；90%的城市水域污染严重；对118个大中城市的地下水调查显示，有115个城市地下水受到污染。大多数城市居民呼吸著严重污染的空气，几千万人因此得上支气管炎和呼吸道癌症。三分之二的中国城市的空气质量达不到中国自己的标准，而且中国五亿多城市人口中仅有百分之一的人能呼吸到安全的空气（按欧盟安全标准）。

据英国金融时报2007年的一个新闻报导：世界银行报告列举的世界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中国占了16个，因水和空气的污染每年有七十五万中国人早逝。比如，由于污染，在山西省临汾市，新生儿中带有出生缺陷的比例是世界平均水平的近三十倍。

与环境污染相比，生态环境的破坏和生态失衡的影响更为深远。百分之八十的江河湖泊断流枯竭，三分之二的草原沙化，绝大部分森林消失，近乎百分之百的土壤板结。中国三分之一的国土已被酸雨污染，主要水系的五分之二已成为劣五类水。

中国是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治理的速度赶不上破坏的速度。在90年代初期水土流失面积已经达到了150万平方千米一年，每年流失量达50亿吨以上，相当于全国的耕地上刮去1厘米厚的土层，其中流失氮、磷、钾肥料元素的量相当于4000万吨的化肥，等于全国化肥施用量。2006年底，全国受水土流失的耕地约占耕地总面积的37%。水土流失涉及全国近1000个县。每年被输入黄河的泥沙量达16亿吨，居世界河流之冠。从桃花峪到入海口的768千米下游河道，每年大约淤积4亿吨泥沙，河床逐年升高。黄河下游形成著名的“地上悬河”，河床滩面高出背河地面一般3至5米，在河南封丘县的曹岗，竟高出10米。

据统计，中国600多座城市中，有400多座供水不足，其中100多个城市严重缺水，中国西北、华北、东北、等北方城市几乎全都缺水，年缺水量约60亿立方米，北京市人均用水量虽然只相当于一些发达国家首都的1/3；北方和西北农村有5000多万人和3000多万头牲畜得不到饮水保障。淡水资源不足已成为影响中国许多地区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这种灾难性的对环境和生态的破坏同时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和经济损失。据估计，由研究对人生病请假以及看病治疗的损失量化后发现，光大气污染在2005年给中国经济就带来了1120亿美元的损失，比1975年的220亿美元大幅上升。据估计，2003年中国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就占当年GDP的15%。

中国的污染问题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它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中国的燃煤电厂排放的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在汉城和东京作为酸雨降落。中国人随手丢到河里的便当盒，保丽龙盒（泡沫塑料盒）等大量的垃圾，随着河、海漂流到台湾、日本、韩国。因为沙漠化而每年搔扰北京的沙尘暴也开始“走向世界”，越过海洋袭卷日本、韩国、台湾。沙尘暴不只是“黄砂”，其成分包含了有毒的工业农业废弃物的尘埃，是“黄毒”。韩国甚至有学校因此而停课。而据《地球物理研究学报》报导，甚至连洛杉矶的很多微粒污染都源自中国。

中国各级官员对于环境破坏的解决方法也往往颇具“中共特色”。云南富民县兴建新的县委办公大楼后，当地林业局怕被指没尽责保护环境，在大楼对面的一座光秃秃的荒山上，喷绿色漆油搞“绿化”，将整个山头染成翠绿。

为解决中国北方的水资源短缺问题，中共决定花620亿美元进行南水北调来解决问题。该工程计划通过东线、中线、西线三条调水线，将30亿吨水通过混凝土制的水渠，从水资源丰富的长江流域一直送到中国北方诸省。东线工程由于地势南低北高还需抽水以达到“低水高送”。目前，东线和中线工程已经在建设之中；而西线工程，出于对环境因素的考虑，成为这个工程中备受争议的部分，眼下仍停留在设计阶段。在“人定胜天”的狂妄思想指导下，中共擅长的就是用超大规模的人工活动来“改造自然”。备受争议且问题重重的三峡工程就是一个明例，但中共对“改天换地”违背自然的做法从来不反思，不改正。

胡锦涛也曾尝试过改变这种经济增长高于一切的政治氛围。他于2007年提出了绿色GDP的概念，在单纯考核GDP成绩的基础上，加入了环保因素，亦即从现行统计的GDP中，扣除由于环境污染、自然资源退化、教育低下、人口数量失控、管理不善等因素引起的经济损失成本，从而得出真实的国民财富总量。但是，按照绿色GDP算出的结果让人震惊：一些省份的经济增长被污染造成的破坏中和以后几乎降至零。结果中央对该标准不得不马上叫停。

事实上，与“血汗工厂”一样，环境污染是“中国奇迹”背后的一大“奇妙”支柱。为证实其执政的合法性，中共片面的追求经济的高速发展，使得中国为此将付出几代（甚至更多代）人的环境代价。这就是真实的中共，为其私利而不惜牺牲十几亿人民的福祉。

在80年代末期，中国的国有企业是“三分天下”的局面：三分之一盈利，三分之一亏损，还有三分之一暗亏。而到了1994年，国有企业的亏损面已扩大到48．6％，个别省份甚至达到60％以上。到1996年上半年就出现这样令人震惊的情况：这一年的头4个月累计，国有企业利润盈亏相抵后净亏损215亿元，而1995年同期为盈利151亿元；国有工业企业生产增速仅5％，明显低于正常运行，企业库存上升，产销率下降，出现了历史上少见的盈利不抵亏损的全领域净亏损。

所谓的国有企业改革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中开始的。自从1983年以来，中国的企业改革已经通过“渐进”方式走过了几个阶段：从国有国营到放权让利；政企分开与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股份制度与抓大放小。但是无论怎么改，都没有根本改变国有企业低效的问题，因为一党专制的政治制度决定了党必然控制经济命脉从而控制国有企业，企业的经理层享有对国有资产如同对私人财产般的支配权，而无须对国有资产的损失负责。

在这个前提之下的“改革”自然成了官员掠夺国有资产的盛宴。中共的官员们在这个过程上花样百出的进行“私有化”-把公家的财产在“界定”，“转让”，“置换”，“赎买”等等摩登名词的外衣之下囊入私人的腰包。江泽民的放手腐败在这里得到了最彻底的实现。

2010年，山西省临汾市下属的蒲县曝出个大新闻——蒲县煤炭局原党总支书记郝鹏俊涉嫌犯罪“创下”的山西焦煤反腐第一案。一审对郝鹏俊及其家人和煤矿判处的3.2亿多元罚金，创下了中国各级法院判处的罚金刑最高记录。山西省国土资源管理局副厅级干部王有明被“双规”。

事情源于2001年，占山西省沁水县的财政收入60％的“三矿一站”实行改制，代表“三矿一站”的沁水县国资局与4家公司草签了合组“沁和煤业”的合作协议。“三矿一站”合为一个股东，由沁水县国资局代表。新公司注册资金5，000万元，“三矿一站”占25％的股份，仅值1，250万元！这个数字甚至比被沁水县委、县政府及沁和煤业认可的“审计”报告评估的“三矿一站”总资产4.2亿元、净资产1.2亿元都低了好几倍。在改制过程中除实物资产外，“沁和煤业”对“三矿一站”的采矿权和土地使用权以及无形资产不付出任何代价，原国有企业享有的资源被“沁和煤业”无偿占用。

沁和煤业的法人代表不良商人吕中楼借助时任关键要职的王有明的黑手达到了将国有资产几乎以零代价的方式转移到了个人名下。以沁和煤炭资源总储量10亿吨来计算，要想获得采矿权至少要拿出10亿资金。而实际上转为民营企业的“沁和煤业”分文未花，侵吞巨大的国有资源。之后，“沁和煤业”又以同样的手段连续在沁水获得两座国有煤矿、两座集体煤矿，总资产超过800亿人民币。

寻租（英文：Rent Seeking），又称为竞租，是为获得或维持垄断地位从而得到垄断利润所从事的一种非生产性寻利活动。在当今的中国，一个典型的寻租行为就是官员利用其职位获得法律和制度规定以外的各种权力，这些权力给他们特殊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以权力寻租的方式进行腐败有多种，而侵吞国有资产则是九十年代国企改革中的一个突出现象。

2011年12月，北京三九汽车实业有限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总经理王观超因贪污公款2，629万余元、挪用公款400万元，被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王观超一直将侵吞国有资产当作自己的追求。重庆检方发现，在王观超的一个笔记本上发现他在2001年写的一段话：“多成立几家公司，用公款在里面玩，赚了归自己，亏损由国家承担，大家都是这么做的。”

为此，他刻苦钻研财务会计知识，并聘请退休的司法人员当公司“法律顾问”；用搬家公司搬走关键账目，藏到难以发现的城郊；不住自己的房子，而在对面租住，专门观察自家动静……这些特别的举动都出自王观超。办案检察官说：“他是将侵吞国有资产当作一门‘事业’来做。”

2006年8月8日，北京三九汽车实业有限公司改制，被作价828万元卖给了一家名为“北京恒源投资公司”。重庆市检察院一分院职务犯罪侦查局局长陈卫民说，实际上这家“北京恒源投资公司”是王观超此前在学校进修时，以三万元的价格从一个同学处买来的，近年来几乎没从事任何业务。由此一来，王观超成功地把国企卖给了自己。

通过改制中的漏洞，王观超一举把自己侵吞的公款“变现”：2005年，王观超通过自己控制的天津三九公司，将207万元公款以购车为由转到天津德凯汽车销售公司，后又要求对方将这笔钱汇到自己控制的北京丰达百通公司，天津三九将这笔资金往来在会计账上记为退款。后来北京三九汽车实业有限公司挂牌出让，天津三九未纳入审计，这笔钱就被王观超侵吞；2003年至2006年，王观超将703.6万元售车收入存入公司小金库，在北京三九汽车实业有限公司账上以结账成本方式将其冲平。期间王观超取走了481.6万元，还剩222万元。北京三九汽车实业有限公司挂牌出让时，这笔资产被隐瞒不纳入审计，被王观超侵吞……

从80年代开始到现在，国有资产流失总量有多少不得而知，但由此产生的中国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巨额债务则是不争的事实。

根据财经国家周刊2012年4月的一份报导，2010年末，中央政府的显性负债，即其对内及对外国债余额为67，548.11亿元。中央政府的隐性负债则包括铁道部负债总额为18，918亿，三大政策性商业银行负债46，121.2亿，全国养老保险基金缺口4万亿，四家国有商业银行改制存在约4，394.6亿元的债务。中央政府的总负债达17.7万亿。

各级地方政府到2010年底，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67，109.51亿元。另外地方政府的隐性负债，主要包括地方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或有债务以及当债务人出现偿债困难时，政府需要给予一定救助的债务。根据审计署公布的审计结果，截止2010年年末，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金额总计40，065.4亿元。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达10.7万亿。

中央和地方政府总债务达28.4万亿，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71%。

据华尔街日报报导，在薄熙来担任中共重庆市委书记期间，该市为帮助薄熙来获得中国政府的高层职位，努力追求经济增长，在这一过程中积累了高达数百亿美元的债务。薄熙来2007年担任重庆市委书记之后，重庆各家银行的贷款量激增。美国西北大学中国地方债务问题专家史宗瀚(Victor Shih)表示，重庆地方政府、国有企业、国有开发商在2011年年底的负债共有1万亿元。

对于看重表面现象的西方观察家而言，九十年代股票市场的出现，成了中国改革深化的标志事件。可是西方的观察家们忽略了一点，就是股市只是融资的一种手段，而不是经济效率和自由度的标志。

中国的股票市场还是国有企业的天下。根据英策咨询2009版《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库》，截止2008年底，中国沪深股市非金融类上市公司共有1540家，其中民营控股上市公司604家，占总上市公司数量的39%，国有控股上市公司936家，占总上市公司数量的61%。从数量上乍一看，似乎中国的资本市场对民营企业还是不薄的，有近五分之二的上市公司都是民营控股公司。但是，上市公司数量并不能说明所有的问题。按照营业收入计算，从2000年起连续8年，民营控股上市公司的营业收入总和，仅占全部上市公司营业收入总和的10%左右，这说明民营经济只利用了资本市场资源的10%，真正占据资本市场90%资源的，仍然是国有控股公司。

不仅如此，中国的股票市场和西方的股市有一个本质的不同，即股市是上市公司搜刮股民财富的乐园。

2012年5月7至8日举行的证券公司创新发展研讨会上，证监会主席郭树清希望“证券行业要加强自律，要采取最严格、最严厉的措施，强化诚信责任和法律意识”，郭树清提醒与会的证券公司，“把投资者当傻瓜来圈钱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这句话无疑透露了一个秘密，中国的股市在过去一直是“把投资者当傻瓜来圈钱的”。

“圈钱”，是中国股市的一个专用名词，是指上市公司到股市上融集资金不是为了实体经济生产和创造财富来回报投资者，而是以合法或非法的方式把投资者的钱骗到手之后，如何掏空上市公司、侵蚀投资者的利益。

一个经典的案例就是银广夏事件。1999年到2000年间，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银广夏，深圳股票交易所代码0557)创造了令人瞠目的业绩和股价神话。根据银广夏1999年年报，银广夏的每股盈利当年达到前所未有的0.51元；其股价从1999年12月30日的13.97元启动，一路狂升，至2000年4月19日涨至35.83元。次日实施了优厚的分红方案10转赠10后，即进入填权行情，于2000年12月29日完全填权并创下37.99元新高，折合为除权前的价格75.98元，较一年前启动时的价位上涨440%，较之于1999年“5.19行情”发动前，则上涨了8倍多；2000年全年涨幅高居深沪两市第二；2000年年报披露的业绩再创“奇迹”，在股本扩大一倍基础上，每股收益攀昇至0.827元。

银广夏对外宣称，其利润绝大部分来自于其子公司天津广夏对德国诚信公司出口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技术的产品卵磷脂、生姜精油、桂皮精油等，其毛利率约为10倍。而记者调查发现了其中四大疑点：1）银广夏使用的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技术的设备即使24小时运转也无法达到其宣称的销售量。2）天津广夏的产品出口价格高出同类产品价格3至5倍左右。3）天津广夏所宣称的某些产品根本不可能由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技术萃取生产。4）天津广夏所宣称的德国客户的注册资本只有51，129.19欧元，但合同总金额高达60亿元人民币，且该企业从未露面。

最后决定性的证据来自天津海关，天津海关的统计数据显示，天津广夏所宣称的产品根本没有出口记录，天津广夏的所有的经营业绩是虚构的。

事发后，银广夏多名高层管理人员被起诉，为其提供审计服务的深圳中天勤会计师事务所也被财政部吊销执业资格，签字注册会计师被吊销注册会计师资格。证监会同时吊销了深圳中天勤会计师事务所的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许可证。

在中国的股市，除了公众投资者，市场参与各方都是来圈钱的。发行人追求高价发行，追求圈钱最大化。作为保荐机构的券商为了得到高额保荐费，同样追求高价发行。并且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作为保荐机构的券商还直接充当发行人的股东。发行人大股东、高管也是希望股市上市后一夜暴富，还有突击入股者，为的就是股票上市后可以高价套现。只有公众投资者才是最后的买单人。而作为最后买单人的公众投资者，其利益仍然得不到保护，尤其表现在不分红的不正义和分红的不公平上。

赚得多、分得少可谓是中国股市的真实写照。根据中国证监会提供的数据显示，2008年至2010年，实施现金分红的上市公司家数分别为856家、1006家和1321家，占所有上市公司家数的比例分别为52%、55%和61%。从2008年至2011年，有上百家在深沪两地上市的公司连续多年“一毛不拔”。沪深两市2366家公布2011年年报的上市公司中，有2206家公司盈利，其中616家公司实现盈利且有未分配利润，具备分红能力却不向股东分红。其中有170家上市公司连续10年不分红。不以分红为目的的上市就是拿人钱不给回报。

即使拿出一定的比例资金分红，分红本身还牵涉一个公平问题。以2009年分红（分2008年度）为例。每年拿出利润的45%进行高额分红的中石油A股分红计划再次令人大跌眼镜，该公司向全体股东按每股人民币0.14953元（含税）派发2008年度之末期股息，而中石油在A股市场的发行价高达16.7元，这样算，其回报率只有0.898%，比一年期银行存款利息2.25%低得多。它意味着中石油A股股东靠分红收回成本100年都不够，后期以几十元价格入市的则可能要几百年子子孙孙无穷尽地替中石油买单。

在海外上市的中国公司也是丑闻不断。

2011年6月，在多伦多上市的中国林业集团Sino Forest被研究公司(Muddy Waters)指控夸大了销售额及其林地的价值。公司股票一周之内市值蒸发逾三分之二。从2011年初开始的半年内，就有超过25家在纽约上市的中国企业要么披露其存在会计问题，要么审计师被看到辞职。

美国证交会执法官路易斯•阿吉拉尔(Luis Aguilar)表示，“尽管这些中国公司中绝大多数也许是正当的企业，但事实证明，它们当中有越来越多的公司存在明显的会计问题，或是存在明目张胆的欺诈行为。”

纳斯达克(Nasdaq)和纽约证交所-泛欧交易所(NYSE Euro next)在此前的一年期间已对至少21家小型及微型中国公司实施停牌，并已对其中5家实施摘牌。

2007年由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和高盛(Goldman Sachs)安排下在纽约进行首次公开发行、募资2.1亿美元的中国软件公司东南融通(Long top)，被其审计机构德勤(Deloitte)指控存在“非常严重的缺陷”，包括伪造其银行对账单。

在政府的过分强调GDP增长指引下，地方政府政绩考核的GDP权重过大，使得地方政府把精力和资源都放在经济数字增长上。而推动经济增长一直也是粗放式的“投资”推动型增长模式。大规模的投资需要政府拥有大量的可支配财力。于是，推动房地产繁荣成了“一石数鸟”的最佳工具，既使得地方政府通过卖地获得源源不断简单易得的资金，同时房地产行业带动钢铁、建材、水泥、建筑施工等基础产业，拉动家装、家俱、家用电器消费等消费型产业发展，大面积地解决就业需求。1994年分税制实施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骤减，批租出让地皮的收入又成为地方政府的一大财源。

在这其中，国有银行的利益也捆绑在一起。地产开放商从当地政府批租土地，从银行获得贷款，三者形成了以土地和房产价格为中心的铁三角。地价和房价只能升不能降，是因为三者利益均在其中。其结果是地方政府操纵炒地皮，把土地价格越炒越高，开发商房屋开发成本越来越高，百姓房价预期越来越高，最后导致房地产演变成为多重利益捆绑在一起，中央政府历时两年层层加码的“史上最严厉”调控政策仍难见实效的社会问题。

如此之高的房价已经远远超出普通民众的承受能力。中国社科院和北京工业大学联合发布《2010年北京社会建设分析报告》，该报告显示，2008年北京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725元，户均可支配收入64，285元，以一般家庭每户住宅面积90平方米计算，2009年11月北京住房的平均价格为17，810元/平方米，需要支付160万元，相当于一般家庭25年的可支配收入，也就是说北京普通家庭需25年收入才能买套房。可见房价之高。

到了2011年，北京、上海的平均房价更高达两万元/平方米（350美元/平方英尺），上海内环线以内房价自2010年已达到五万元/平方米（875美元/平方英尺），北京高端住宅市场（成交价在4万元/平米以上房屋）2012年第1季度平均售价也直逼五万元/平方米（875美元/平方英尺）。上海、北京的“白领”年均收入为五万，对他们来说，这房价是“可望而不可即”了。

对此，网上有帖云：

“最近，国家某部公布了一项统计数据，告诉人们：你要不是三大式人物（大款，大官，大腕）而想在北京买套100平方米总价300万的房，社会阶层所付出的代价请看： 1农民：种三亩地每亩纯收入400元的话要从唐朝开始至今才能凑齐（还不能有灾年）； 2工人：每月工资1，500元需从鸦片战争上班至今（双休日不能休）； 3白领：年薪6万，需从1960年上班就拿这么多钱至今不吃不喝（取消法定假日）； 4抢劫犯：连续作案2，500次（必须事主是白领）约30年。 5妓女：连续接客10，000次，以每天都接一次客，需备战10000天，从18岁起按此频率接客到46岁（中间还不能来例假) 以上还不算装修、家俱、家电等等费用。” 目前国际上衡量房价高低通用“房屋收入比”这一指标，房价和家庭年收入之比。公认的合理“房屋收入比”区间是3-6倍。低于3倍，住房供不应求；高于6倍，超出了城镇居民的经济承受能力。当前中国几乎所有城市的房价收入比都超过了10倍，特别是一线城市大多都超过了20倍。如此之高的房价必然不能长久持续。一旦房价下跌，则将造成与之相关的所有资金链条的断裂，引发经济危机。

无度的发展房地产业的一个直接结果是“鬼城”现象（英文称为“GhostTown”），即大批量开发的房地产、但因乏人购买而导致大批房屋空置的新区。英国BBC于2012年三月的一篇报导将内蒙古的鄂尔多斯市称为中国最大的“鬼城”。20年前内蒙出现淘“煤”热（内蒙古地下拥有大量的煤炭）。鄂尔多斯是个相对富裕的采煤中心，人口有150万。众多的淘“煤”者涌入鄂尔多斯市，出现了采煤业迅速的发展，当地农民卖地致富，政府财政收入激增。于是政府做出了大胆的决定：大笔一挥，在鄂尔多斯市康巴甚区兴建容纳一百万居民居住的新城区，包括办公大楼、行政中心、博物馆、剧院、运动场、高层住宅楼，还有中产阶级式的复式公寓和别墅。新城五年就建成了，但却缺人购买、入住。时至今日，新城目前仅有人口2.86万，仍是一座空无人烟的“鬼城”。BBC感慨：“如果你想在中国找到一个房地产泡沫已经破灭的地方，请到鄂尔多斯。”

就是在中国的大城市中，“鬼城”也已出现。位于天津宝坻区的京津新城是一座由开发商打造的“新城”。作为亚洲地区最大的别墅区，这里在短短几年时间耸立起了五星级酒店、温泉城、商业街和高尔夫球场，以及在荒野上建起的数千栋欧式别墅，面积相当于33个天安门广场。但这个最初为50万人居住、生活、娱乐而设计的新城如今正上演着凄凉的空城计。

《环球企业家》杂志报导，国家电网公司2010年在全国660个城市的调查显示，有高达6540万套住宅电表连续6个月读数为零，这些空置房足以供2亿人居住，也动摇著整个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根基。“在香港住房空置率达到10%，人们就感到天要塌下来，而中国北京CBD的空置率高达30%，人们还在建新的公寓大楼。”中原地产华北区董事总经理李文杰感叹说。经济学家谢国忠认为中国商品房的空置率约为25%至30%，至少比正常市场情况高出1倍。他将这些空置房视为投机库存，其价值可能占中国GDP的15%。

因为房地产价格不断攀昇，炒房的利润已大大高于其他行业。涉足房地产业的已经涉及大量民营和国企。

对于民企而言，涉入炒房更是由这个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模式而产生的一种必然。

由于大型国有企业以垄断的方式控制了几乎所有的制造业、资源业等高端产业，同时国有企业得到极大的政策优惠，包括极低的融资成本，民营企业根本无法进入这些行业，而只能从事相对下游的小规模生产和流通领域。但即便从事小规模的实体生产也有众多的艰难，首先是融资成本高，融资渠道少；其次是中小企业税负重；再次是由于资金少，研发创新的资源不足。如果遇上近几年欧美金融危机，国际市场需求不足，中小民营企业可谓举步维艰。民企与其艰难的做实体，不如做如房地产等投机和投资赚钱多、赚钱快，大量企业将从实业平台取得的资本投向非实体经济领域；大量民间资本由此游离实体经济，变成炒资产的“游资”和“热钱”。

由实体经济贫血造成的产业“空心化”正逐步成为影响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潜在风险。最近几年提出的“产业空心化”便是由此而来。《经济参考报》2012年03月11日报导，浙江省大部分大型民营企业的资本配比基本实现“三三制”，即主业、房地产、金融证券投资三分天下，而且后两块投资比例越来越高，而且收益可观，进一步限制了民间资本对主业的投资。据浙江省工商联对全省民间投资情况调查发现，从2009年以来，浙江民间资本的固定资产投资远远落后于国有资本，2009年全年，全省限额以上固定资产投资中，国有及国有控股投资增长25.6%，民间投资只增长13.7%，其中以民营企业为主的制造业投资仅增长7.4%。“而且，房地产投资占总的民间投资35%以上，这意味着民间投资增长部分主要来源于房地产业。”

中国政府并非没有看到实体经济空心化的危险。2012年1月6日至7日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出席会议要求金融部门做到五个“坚持”，确保资金投向实体经济，防止出现产业空心化现象。但是中共集权的经济体制决定了国营企业一手遮天，民营企业无路可走，民营资本流入金融投资部门实属必然。如果中共给于民营企业更多的生存空间，甚至让其能平起平坐的国营企业竞争，效率低下的国企必将败下阵来，那时中共将失去对经济命脉的控制，也就将失去执政的意义。

更为严重的是，许多国营企业也“不务正业，”利用优惠的融资条件涉足房产金融行业，使得实体经济空心化的危机更为深重。

家电行业的龙头企业格力、美的、海尔的2009年净利润，分别为29.13亿元、18.9亿元和11.49亿元，而龙头房企的年度净利润，几乎是家电龙头的一倍以上。也正是这个蛋糕的诱惑，靠家电起家的这些企业开始大批量地进军地产行业。

2009年6月，中化旗下的地产企业——中化方兴以40.6亿元的天价拿下北京广渠路15号地块后，央企以及地方国企背景的房地产开发企业纷纷加入抢地阵营，地价被迅速推高，地王接连出现。《第一财经日报》2010年1月11日报导，中国指数研究院公布的报告显示，2009年总价和单价“地王”前10名中，国有企业各占8席。国企在房地产业的扩张，被民营地产商称为“党进民退”，除了一些主业包括房地产业务的国企加大投资外，一些原本极少涉足房地产的国企也开始进军房地产市场。2010年初，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通知》(下称《通知》)，特别提出，国有资产监管部门要进一步规范国有大企业的房地产投资行为。

许多国际友人来中国，往往惊诧于中国近二十年来的外表的巨变。高楼大厦们以搭积木般的速度在大城市鳞次栉比的耸立起来。在赞叹之余，许多人很少再深究中国的变化除了这些积木般的高楼大厦们之外还有什么。事实是，中国的经济成果很大程度上就是表面看到的这些了。而作为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大国，只是有一大堆建筑是远远不够的。但是近二十年来，中国没有产生像日本、韩国等国腾飞时出现的可以与国际制造业钜子匹敌的诸多品牌：本田、丰田、铃木、日产、三菱、富士、柯尼卡、索尼、JVC、松下、东芝、奥林巴斯、JVC、尼桑、卡西欧、三星、LG、KIA…相反的，由于实体行业被巨型国有企业垄断后，空有规模却没有效益。与此同时，房地产业-这个制造GDP的捷径-却空前庞大起来。高房价榨取了广大民众一年到头辛辛苦苦赚来的大部分收入，高利润吸引了大量的政府和民间的资金。地方政府、房产商们和诸多利益集团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断的把房价抬高的远远脱离了实际，同时使得实体经济趋于萎缩，把中国的经济变成了空心巨大的泡沫，这是一味追求高速经济增长以维护其统治的中共不愿看到的，也是无法避免的。

与房地产经济直接相关的是中国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即地方政府通过圈地然后拍卖土地使用权获得土地出让金。地方政府的这种“圈地”、卖地运动则兴于江泽民执政时期。

当时，为解决中央和地方的财政之争（当时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收入为三比七，但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支出为七比三，所以中央财政一直吃紧），中央强势推行国企分税制，将国企利税收缴中央；同时也推动国企私有化，使得原来国企上交地方的利税收入锐减（民营企业只纳税不交利润）。几年之内，中央财政收入从一年两三百亿元跃增为一千亿元。而地方政府财政收入锐减。地方政府从而转向卖地，从土地出让金中获得巨大收益，形成“土地财政”。

“土地财政”对地方政府有诸多好处：卖地所得完全归地方政府所有，归地方政府支配；卖地对政府来讲，除去拆迁费用（但拆迁费用也可从卖地所得中出），基本是零成本，真可谓“坐地收钱”；由于卖地所引起的房地产发展，会带动相关联的一系列产业，提升地方GDP；而整个卖地的审批招标过程又为当权者提供了个人腐败的机会。这么好的事情，何乐而不为呢？

有鉴于此，各地政府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圈地、卖地运动。过去没有标价的土地进入了流通领域，形成了天量的货币价值，拉升著GDP，促使中国经济总量急速膨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份报告显示，最近几年，土地出让金、房地产相关税收占地方政府预算的40％，土地出让金净收入在一些地方政府的预算外收入中甚至达到了60%以上。

2009年，杭州名列城市卖地榜首，其卖地所得为1，200亿元。而同年，杭州的财政收入仅为550亿，其卖地收入是财政收入的218%。2011年，全国卖地收入共达3.15万亿元，占全年国内生产总值47万亿元的6.7%。

圈地是“土地财政’的第一步。由于中共实施的社会主义制度，土地在理论上被中共宣称为国有或集体所有（多在农村），所以政府圈地是没有成本的。中共官员可以任意的在地图上勾勒。

在中国，新房子的价钱是包括土地的价值的，而老房子的价值则不包括土地的价值。也就是说，当老百姓买新房子时，付给政府土地费（含在房价里）；但当老百姓把旧房子卖给政府时（拆迁费），政府不付给老百姓土地费。政府从老百姓身上净赚土地费！而这土地费占到了整个房价的30%到50%！可以说，政府通过圈地、卖地，从百姓中巧取豪夺了他们大量的财富。这是时有所闻的强制拆迁、暴力拆迁背后的真正原因。

拆迁上海徐汇区一个10平方米旧式里弄式房屋，原屋主可得拆迁费65，604元。徐汇区是上海房地产的一个高价位区，2010年的平均房价为38，700元/平方米。原屋主所得拆迁费还不够在原地点买回两平方米。这中间的差价主要被地方政府拿去了。

除了高房价，中共的“土地财政”还造成了几个问题。

“腐败成本”成为土地成本中的一部分。中国的房地产业是官商勾结的腐败重灾区。近年来落马的巨贪中，多和房地产业有关。如原最高法院副院长黄松有，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等。在中国，如果没有和政府官员过硬的关系，根本拿不到地，也当不成房地产商。二零零八年一月三十一日以受贿罪被判处死缓的原南京市委书记王武龙的落马，就是因为在一九九五年违法把一块南京市的黄金地段的开发权给了自己的弟弟房地产商王文龙。

曾经的上海首富，二零零二年在胡润富豪帮上排名第十一位的房地产商周正毅原来是搞餐饮业的。他能以零地价拿到有上海最后一块黄金地皮之称的“东八块”的开发权，离不开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弟弟陈良军的帮助。陈良军本人也利用和陈良宇的关系在土地上发了一笔横财。二零零二年至二零零三年，陈良军想在上海市宝山区拿一块土地，并多次找宝山区区委领导帮忙。后者请示陈良宇，陈同意并表示“按规定办，把好关”。在陈良宇的帮助下，陈良军获得了六百亩土地的使用权。随后他将六百亩土地的使用权以一点一八亿元倒卖给了开发商。通过卖地，陈良军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亿万富翁。而这一点一八亿元卖地款最后会被开发商转嫁到买房者头上，陈良军的一夜暴富，实际上是建立在对买房者财富的掠夺上的。

圈地运动还对中国的土地格局产生了极其严重的影响。圈地运动的背后是“城市化”，“城市化”的背后是房地产。西方的“城市化”过程在中共的急功近利的追求下被大大简化了，土地上长出了高楼就算“城市化”了。

继城市大规模拆迁后，农村也迎来前所未有的拆迁高峰期。“城市化”现象越来越严重。被默许及鼓励的土地财政就像一头饕餮巨兽，肆意扩大地盘，将更多的村庄从地图上抹去，改写中国乡村的地理版图和乡土文化。《中国农业统计资料》2005年的数据表明，本世纪初的几年里，中国每天消失著53个村落。改革开放30多年，全国耕地净减少了两亿亩左右。如果今后农业科技上没有较为重大的进步的话，中国将面临“农村土地城市化”和确保粮食这一战略性资源的安全性的重大矛盾。

始于1987年的第一次圈地运动，在上世纪90年代初达到高潮，圈来的地用于房产开发，开发区也遍及全国，县级以上开发区达6000余个，占地1.5万平方公里，大于当时中国城镇总面积（1.34万平方公里）。1992年全国房地产完成开发投资732亿元，比1991年猛增117%.与之形成对照的一个数字是，1992年全国净减少耕地1000万亩。

五年后，第二波圈地运动爆发，房地产再一次成为载体。此时，土地法已经修改，对耕地的占用审批权力得到限制，但各地设法批地的手段却层出不穷。

又五年后，第三波圈地运动开始了，这一次的占地面积高达3.51万平方公里，再度超过全国城镇面积和在建用地的总和。

五年是一个轮回，再五年后，金融危机爆发，随后，中央政府和各地方政府相继出台了经济刺激政策，基础建设成了最大的刺激对象，来自中央的4万亿和各地的若干亿投入到了建设中，保增长变成了保GDP。国企大规模进入房地产行业，房地产继续成为投资热点。

圈地运动带来的房屋拆迁造成了尖锐的官民对立。房屋拆迁补偿安置费是由国家地方财政出钱，由拆迁办公室（拆迁办）进行分配。拆迁办是在城市改扩建过程中应运而生的办事机构和组织，负责与拆迁有关的事务。拆迁办的一些职责包括：负责向人民法院提出强迁申请并配合组织行政强迁；受理房屋拆迁信访咨询；负责拆迁安置资金和安置房工程建设资金的监督、管理、审批、发放工作。说穿了，拆迁办就是“自监自管”；当原房主不愿搬迁时，组织强行拆迁。

从政府角度来讲，由于拆迁费用是需要支付的成本，所以政府需要最大限度降低拆迁费用，从而获取最大盈利。这导致了野蛮拆迁、强制拆迁、利用黑社会或动用警力、武警来进行拆迁的非法行为。

下面仅举几例：

2008年6月24日，成都出动数百警察和公安车辆、消防汽车等，到锦江区祝国寺村沙发城进行强拆工作。由于村民们反抗，警察使用催泪瓦斯，导致多名村民受伤。

2008年9月22日至27日，桂林市政府调动警察、城管、黑社会人员、防暴警察等近千人，防暴警察手持盾牌、警棍，牵着警犬，展开了从七星区穿山街道办事处穿山园村开始的暴力征地。此次征地遭到了村民的强烈抵抗，双方发生冲突，有30多位村民被打伤。

广州市环市西路站西南街的省汽车运输公司职工拒绝从宿舍中拆迁，结果，小区中的花草树木在深夜被淋毒水；3栋宿舍楼下被放置了3个混杂炸药的鞭炮，凌晨3时在煤气管道旁连锁引爆，所幸没有造成伤亡；过百条活生生的毒蛇被扔到小区里。

江苏省扬州市国庆路157号，六旬孤独老妇金兰英及其嫂居文珍二人，为避免拆迁，两人自锁铁笼。2008年12月3日13时20分，拆迁商雇佣黑道打手一百多人，手拿几十个“碳酸氢纳、磷酸二氢铵、硫酸钡”毒气瓶，突然冲向钢笼对着两老妇狂喷伤害。这些黑道打手还对有义愤群众大打出手，打的无辜者在地面乱滚、血迹斑斑。金兰英遭毒酸狂喷面部，烧伤中毒严重，被120救护车拖往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住院抢救，伤势严重为“一级护理、半流食”。

而近几年的民怨最强烈的也莫过于强制拆迁。

唐福珍自焚事件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唐福珍为抵抗成都市金牛区城管和公安的强行拆除她的建筑，两次在身上浇汽油最后自焚，于2009年11月29日因伤势太重救治无效在医院死亡。

2011年底的乌坎事件就是由于村领导在政府支持下，私自变卖村里土地，引起了三、四千村民和警察的对峙。

而圈地运动造成的“城市化”对农民的影响则更是不可逆转。上海征地拆迁律师团队指出：“因为征地拆迁而返贫，已经成了当代中国农村触目惊心的普遍现象！那些遭遇非法征地、拆迁的村民不外乎两个结局：一是沦为灾民，从此一蹶不振；二是沦为访民，从此迷失在循环往复的信访迷局里不能自拔。要而言之，靠农民式的盲目而自发的维权是无济于事的。”处于城市近郊的农民原来是有土地的，可以靠耕种土地为生。一旦被强制拆迁之后，这些农民失去了赖以谋生的土地，不得不进入城市，成为一名“打工仔”。这种“打工仔”和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工还不一样。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工是自家有土地，但选择进城打工；一旦不如意，还可以从新回家种田。但失去土地、又不一定有城市工作技能的农民“打工仔”不得不依附于城市，不论条件多苦，多不如意，也得咬牙忍着。所以政府的圈地、“城市化”努力为中国造出了一批“廉价劳动力”。

2006年2月底中国大陆的外汇储备总额为八千亿美元，首次超过日本，位居全球第一。2011年12月底中国大陆的外汇储备总额达到三万亿美元。巨额的外汇储备是中共向国内人民展示中国不差钱的重要指标，但是中共政府也越来越觉得过多的外汇储备是个烫手山芋，因为中国的外汇储备的形成很大程度上与中国的外汇管理体制有关。

中国的外汇体制不同于日本与欧美国家。中国的外汇储备不是政府用财政收入去市场上购买回来的，因为在中国政府的财政支出报告中，从来都没有一项是用于购买外汇的。事实上，中国现行外汇制度决定中共政府必须无限制地，被动地印刷人民币纸钞用以收购美元等外汇。

举个简单的例子，一位美国华侨给他在大陆的家人寄去1，000美元，家人拿着支票去当地的建设银行取钱，建设银行按当时的汇率，比如7:1，给家人7，000人民币，然后，建设银行用1，000美元到人民银行去要回7，000人民币（手续费等这里不算），人民银行是中央银行，没有钱，于是就开动印钞机，印出7，000人民币给建设银行，结果呢，人民银行把这1，000美元计入外汇储备，国家就多了1，000美元的外汇储备，又跑到美国去购买美国国债去了。这个故事刻画了一位美国华侨辛苦挣来的1，000美元最后是如何变成了中国的外汇储备的。所以，中国的数万亿外汇储备中的大多数并非中国人自己的财产。

有一阵子，特别是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一些经济学者要求政府不要去买美国国债支持美国经济，而应该把几万亿的外汇储备分给中国人民。这种言论更是引发网民们的热烈响应，要求政府把巨额的外汇储备用来解决民生问题。后来国家外汇管理局原局长吴晓灵出面说明中国巨额外汇储备不可分的理由：“一是因为它是由中央银行用发行人民币的方式收购进来的；二是因为它是国家对外履行国际债务的保证，即政府、企业和个人要使用外汇偿付对外债务时能用人民币换成外汇去偿付债务。”总理温家宝在2009年接受英国《金融时报》专访时也坦诚“外汇储备是中央银行用人民币购买的，是中央银行的负债，如果财政使用必须发行国债，购买来用。”

中国外汇储备含有外国商人来华投资的款项，中国所积欠的外债（联合国等国际机构的援助和贷款），中国海外侨民的汇款，国际劳务人员带入中国的外币，还有“热钱”即国际游资，以及贸易顺差。即使在贸易顺差中，也并非全部是中国人的，其中很一大部分属于跨国企业的资产。中国企业挣回来的外汇，经过向商业银行结汇，如同前面举的例子一样，多印人民币来支付给企业。那么，产品已经出口了，这部分人民币是没有商品对应的。政府大量增发货币是造成中国流动性过剩和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

2010年，中国实现贸易顺差1831亿美元，而同期外汇储备增加4481亿美元，即使贸易顺差全部转变成外汇储备，占比也不过40%左右。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7年年末的《中国国际投资头寸表》，在2007年，中国政府拥有1.528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同时外国在华资产为1.2664万美元。可见真正属于中国人自己的外汇储备份额大约在3000多亿美元，只占中国外汇储备总额的25-30%。而且在2007年年底，中国的海外资产总额只有1.0126万亿美元，比外国在华资产少2448亿美元。也就是说，假如外国资本要求全部撤出中国的话，在没有充足的外汇储备的情况下，卖掉全部的中国在海外的资产也不足于应付。这就是中国要维持庞大的外汇储备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这些年大搞“招商引资”，吸引了大量的FDI（外资来华直接投资）。根据外汇局国际投资头寸表，截至2009年底，海外对华直接投资（FDI）累计余额已经达到9974亿美元，接近1万亿美元。这部分外资也通过增发人民币转换成了国家的外汇储备。更令人关注的是，假设FDI在中国收益率为18%，其年度利润就达到1800亿美元。FDI在华留存利润问题，由于没有进入官方统计，而且其规模日益巨大，已经成为观察中国经济的“暗物质”。由于已经累计的上万亿美元的FDI存量，其年度利润产生的规模，已经超过FDI年度纯流入的新增量。

“中国是美国的债主”，中共喜欢高调炒作这个话题，给百姓一种中国拥有绝大部分美国国债的印象。这其中有煽动民族主义，为中共脸上贴金的因素。其实，中国拥有的美国国债只占总额的8％。美国当前国债总额为14.3万亿美元，其中9.7万亿为公共债券，可在二级市场流通；4.6万亿为各政府部门所持有（如社保管理局SSA，卫生及公共服务部HHS等，这些债券绝大部分不能在二级市场交易）。在9.7万亿美元的公共债券中，最大的国债持有者是美联储，目前持有规模超过1.6万亿美元。其次是外国央行，截至2011年5月，持有美国国债规模共计4.5万亿美元。其中第一名是中国，共持有1.16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仅次于美联储；排在第二和第三的是日本和英国，分别持有9，124亿与3，465亿。

在短短2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已经从一个平均主义盛行的国家，转变为贫富差距扩大现象严重、收入差距超过国际上中等不平等程度的国家。

2010年4月26日，第十一届北京国际车展已经进行至第四天，各大顶级豪华品牌现场成交金额已经超过1.3亿元，并且在现场购车的用户中有不少是80后的年轻富豪（或称为富二代）。其中包括价值3800万的布加迪威航，兰博基尼已经售出三台单价达760万的LP670-4SV，车展首发的世爵LM85限量版和阿斯顿马丁Rapide分别售出了一台和五台，法拉利和玛莎拉蒂展台的展车已经被抢购一空，加长悍马和劳伦士奔驰也都收到了不少订单。

在中国社会的另一端，在广州的一个典型城中村里，街道狭窄、电线满天挂、污水垃圾横行霸道、各色人等杂乱、房子潮湿且缺乏光线，但很多外地来的农民工却愿意住在城中村里；他们的房子里大多空荡荡的，一般城市人家里“理所当然”拥有的洗衣机、冰箱、空调等，他们都没有。

数据也反映了中国的贫富悬殊问题。世界银行测算，2009年中国的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是0.47。基尼系数越低代表贫富越不悬殊，0代表社会的分配完全公平；1代表社会的分配彻底不公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基尼系数逐年上升，直到10年前达到0.4的“危险”水平；之后，尽管中国政府出台了许多提升低下阶层老百姓收入的政策，但还是遏制不了基尼系数的上升趋势，并持续上升到目前的0.47。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数字，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只有4.7%，而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高达50%。

在西方发达国家，最富裕的20%人口的财富一般是最贫困的20%人口的6－7倍，在美国，这个比例为10倍。国家统计局2002年的抽样调查显示，中国20%最高收入家庭与20%最低收入家庭的差距是15倍。城镇收入最高的20%家庭的人均年收入是收入最低20%家庭的5.08倍；收入最高的10%家庭为收入最低10%家庭的7.9倍，比1992年扩大了4.6倍。现实生活中可感受到的贫富差距远远高于平均数字，低于平均收入水平的困难群体正在扩大。从收入差距的形成和变化来看，贫富差距在近10年中越拉越大，社会已出现两极分化的特征。1988年城镇居民货币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23，1995年达至0.33，2000年又比1995年上升了10%－15%，收入差距扩大的速度甚至已超过了农村。

2010年5月13日联合早报的报导，按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中国劳动学会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的看法，中国收入差距正呈现全范围多层次的扩大趋势。具体而言，城乡居民收入比达到3.3倍，比城乡收入比的国际最高指数2倍左右还超出一截；中国工资最高与工资最低行业职工工资差距是15倍左右；上市国企高管与一线职工的收入差距在18倍左右；国有企业高管与社会平均工资相差128倍。

2007年5月，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的《2006全球财富报告》指出，在中国，0.4%的家庭占有70%的国民财富；而在日本、澳大利亚等成熟市场，一般是5%的家庭控制国家50%—60%的财富。

2008年8月，美林集团与欧洲最大的咨询公司凯捷咨询在北京联合发布的《2008亚太财富报告》指出，截至2007年底，中国共有41.5万位个人资产超过100万美元的富人。从财富平均拥有量来看，中国百万富翁人均掌握资产达510万美元，高于340万美元的亚太地区平均值。

以上的诸多数据，都说明了中国社会收入水平悬殊，两极分化正愈来愈严重。

要究其制度原因，只需看看中国的富人是哪些人。

2009年6月25日《时代周刊》报导，据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宣部研究室、中国社科院等部门一份联合调查报告的数据，截至2006年3月底，中国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含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5000万元以上的有27310人，超过1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在超过1亿元以上的富豪当中，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他们占据了亿元户的91%，拥有资产20450余亿元。而考证其资产来源，主要是依靠家庭背景的权力资本。

为维护权力而发展经济，其果实必为权力所攫取，这是中共治下所谓的“发展”的必然。只要中国还是集权制度，经济增长而产生的贫富不均，两极分化不可避免。这对中国社会造成了难以逆转的影响。

首先也是直接的是导致社会不安定。中国总理温家宝2011年6月1日在东京接受日本广播协会（NHK）电视台专访中提到“中国发展不平衡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存在贫富差距，个人收入之间也存在贫富差距。坦率地讲，这种差距还有拉大的现象。一个社会如果财富只集中在少数人手里，那么注定这个社会是不公平的，因而它也是不稳定的。”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二十多年，伴随着社会贫富不均的日益加剧，同时中国社会日益不稳定的二十多年。2005年的《社会蓝皮书》指出，从1993到2003年中国“群体性事件”数量已由每年1万起增加到6万起，参与人数也由每年约73万人增加到约307万人。从2008年11月以来，从县委书记、公安局长、纪委书记培训开始，中国已经进行了至少四次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培训，提高各级官员应对各类突发事件的能力。

更为长远的影响则是对社会道德的破坏。严格地说，贫富不均本身不破坏道德，但是如果一个社会中主流的或被认可的获得财富的手段是不公正的，而又没有公正的渠道让人通过本分的手段获得成功，那么这时的贫富不均会激发人的败德行为，促使社会风气败坏。

比如在中国社会，绝大部分富人之所以有钱，并不是因为他们聪明，也不是因为他们肯干，是因为他们拥有权力，而这个社会也不存在一个公正的渠道来获得权力。权力的攫取往往是通过家庭承传、人际关系、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等等非正当手段。相反地，一个具备诚善品格的人，虽然能把本职工作做得很好，却往往不能因此而获得地位的提升而获得财富。那么在巨大的贫富差距的反差之下，人在求富的欲望驱使下，往往会不走正道，用不道德的方式去获取财富。如果一个社会中大多数人都这么干，整个的社会道德标准就会改变，就会把不正当的认为是正当的，把败坏的当做是合理的。再加上中国社会不存在公平的法制，很多时候是做了坏事不会被惩罚，没做坏事的却遭到冤屈。中国社会传统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道德伦理被完全颠覆，人们为了生存或致富，在一个不道德的现实社会中抛弃了传统的道德观念。

当今的中国社会出现了人人都能感觉到的社会乱象。官场和商场上腐败蔓延，公务员以及其他各行业的职业伦理日渐低下；物欲横流，色情泛滥，假货盛行，黑社会活跃；权力崇拜伴随着弱肉强食，民间疾苦乏人问津，社会公正不得申张。在这些社会乱象的背后，则是道德和伦理崩溃的社会乱象。社会不但不排斥、相反却容忍甚至接纳贪渎腐败卖淫行贿等劣行，荣耻混淆，正误不辨，唯利是图。从各级官员到许多知名学者，金权崇拜泯灭了良知和社会责任感；从稚龄学童到研究生，羡富笑贫、重利轻义比比皆是。

人为了追逐财富而败坏了道德，而道德低下的社会反过来对社会的财富创造起到不可估量的破坏。造假使得产品质量低下，知识产权得不到保护；缺乏诚信会使得市场经济的基础-信用遭到破坏，监督执行的社会成本大大增加；由于社会风气不正，企业之间的良性竞争蜕变成互挖墙角，不择手段的恶性破坏；股市欺诈会使资金流向失控，等等。

江泽民在位时期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不可改变的被今天的中国所承继。由于该发展模式的出发点是为了维护中共的专制，其手段是以制度性腐败作为增长的动力，而发展的果实又是为腐败提供物质基础，中国近二十年的经济增长不可避免的伴随着社会道德的沉沦。这种沉沦深植于各种经济现象的内里，而同时不停的腐蚀著中国经济继续前行的动力。虽然这种不计后果、不顾未来的发展在短期造成了表面的虚荣，但是其内部增长的动力殆尽之后，一旦外部环境发生波动，真正的危机将无可逃避的到来。

【大纪元2012年06月13日讯】 那时的庞贝已成为名闻遐迩的酒色之都。公元62年，强烈的地震袭击了这一地区。震后，庞贝人更追求奢侈腐化，没从地震的教训中苏醒过来。公元79年8月24日，维苏威火山突然喷发，灼热岩浆遮天蔽日，厚约5.6米的熔岩浆和火山灰毫不留情的将庞贝城瞬间从地球上抹掉。

现在的我们是否正在取代庞贝，被上天作为留给人类最触目最惨痛最深刻的历史教训…… ——题记

古往今来，各国政权更换无数，但没有哪个国家的人像今天的中国人一样憎恨自己的祖先。任何一个文明发达的国家对自己先人的态度都是感恩，而非仇恨。现在中国却有股“骂风”，骂自己的祖宗，骂自己的传统，骂自己的民族根源，骂自己的文化。大骂孔子的人，却没有读过儒家的任何一本经典。因为从中共1949年窃据政权开始，就倾国家之力开始了对我们民族文化的破坏，这给中国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人心不但失去了道德约束，更被中共强行灌输了其邪恶学说。

本源的“天命”，是万物生成、秩序的原动力，其大而无外、小而无内；无形无体、寂然不动；赜深隐远、殃庆遣尝、无远弗届。中国人对天有着极大的敬畏，把人力不可主宰、无法改变的一切都归结于天，创造了天命、天意、天道、天然、苍天、老天、天神、天子等等词汇，从骨子里认为生男生女，富贵贫穷，升迁遭贬，得意落魄，得到失去，意外收获，在劫难逃……都是上天的意志，上天的安排，天定了的事情。这是中华文化最精华的部分。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基。各朝各代各民族给中华文化带来了不同的内容，服饰、音乐、文学、艺术等，使中华文化的历史画卷不断的延伸。到中共夺取政权以后，中华文化遭受了灭顶之灾的毁灭，中共对文化的破坏力令世界震惊。

中共为了强树其政权的历史合法性，一直诋毁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五千年文化根，把中国近代的衰败归罪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于是中华历史被中共套上了“四旧”的枷锁，能毁的，都毁了，毁不了的就抹黑和篡改。通过中共的过滤镜，人们看到的中国历史的主线变成了暴力和权谋。把历史抹的越黑，越能增加中共统治的合法化，既然天下乌雅一般黑，那么中共的暴政也就成为了合法的治国之道，经过中共的毁坏、抹黑、戏说、篡改之后，中国人对中华文化的认识变得少的可怜，仅有的一点认识都是按中共扭曲的腔调定位的，使国人对承传了几千年，让全世界都叹为观止的中华文化失去信心，失去理解，更有甚者，国人随时可以辱骂中华文化，羞辱祖宗，唾弃传统。这样的现象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从来没有一个民族向中国人这样，以抛弃民族传统文化根为乐的。

网上曾经流传这样一个笑话：一位中国人奉劝想学中国文化的外国朋友说：想学中国文化不要在大陆学，要研究唐朝去日本，研究宋朝去韩国，研究元朝去蒙古，研究明朝去缅甸，研究清朝去法国，研究民国去台湾，研究未来去朝鲜。这个笑话折射出近年来中华文化在其发源地的衰落。衰落的起因是马列异族文化被中共引入，造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的最大一次劫难。

江泽民上台以后，尤其是镇压法轮功以来，为了国人放弃绵绵延续几千年的道德标准，就大力鼓动全民向钱看，把中国人物欲化，不道德化，即使不信中共的马列，也不能有其它的信仰。

在无法再对全民用中共的意识形态洗脑的情况下，也用中国的传统文化给自己脸上贴金。中共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把孔庙、孔府、孔林毁之殆尽，几十年后摇身一变，在全世界大推孔子学院，实际是借孔子之名，在世界范围内输出中共党文化。在中国，中共推广的“中国传统文化”名目之下，人们看到的是在中国大陆上演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任意篡改、戏说的各类“古装”电影、电视剧，如大耍权谋的《满城尽带黄金甲》，为暴君歌功的《英雄》等电影，对中国传统文化进一步践踏和扭曲。这些影视产品都被广大的观众视为文化垃圾。

中共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破坏远不止从物质上把各种文化遗迹毁掉，而且是从中国人的心灵上将中华文化的烙印抹去，进一步建立起对中华文化的反感，这从最根本上毁掉了中华文化，也颠覆了中华民族道德，丧失了中华民族的灵魂。

当今中国的一切乱象皆源于此。

谈到中共官场，中国百姓这样描述：如果把中国所有的官员排成一排，都拉出去枪毙，可能有个别冤枉的，但如果隔一个枪毙一个，肯定很多都是漏网的贪官。这一无法让人笑出来的坊间笑话，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中国当今官场的腐败现实，反映了中国百姓与中共官员的对立情绪，也可算是众多“中国特色”中的第一大特色。

与任何其它社会的腐败现象不同的是，中共官场腐败得到江泽民腐败性制度的保障，中共官员的贪腐已然呈现公开化，大众化，已经发展到几乎无官不贪的程度。仅从中共政坛落马官员的贪腐记录来看，无论是涉贪人数之众、层级之高、数额之巨，还是牵连之广、花样之多，均已达登峰造极，独步古今的地步。无论是报刊杂志，还是网络新闻，关于中共官员的贪腐报导，俯首皆是，不胜枚举。

人事腐败，首先是买官卖官。进入21世纪后，许多中共官员把官位变成了一项特殊商品，大行买官卖官之道。

中共喉舌媒体都不得不坦诚：买官卖官是危害最大、影响最坏的腐败现象，被公认为“腐败源头”。尽管不断加大“整治”力度，买官卖官现象仍然禁而不止，查而不绝，在一些地方成为久治不愈的顽症。

2005年爆出的“建国以来最大的买官卖官案”——马德案中，黑龙江省绥化市委书记马德从1995年起收贿卖官12起，涉案买官人数达100多名，大到县长，小到交警分队长，最低的官位卖5万元，最贵的官位卖了50万元，总数达600多万元。

对这些官员来说，买官卖官是升官发财的快通道，。有民间顺口溜形容道：“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

既然官位是买来的，买官者首先想到的当然是将钱捞回来。在买官者看来，“官帽”只不过是用金钱换来的“商品”，这些拿金钱敲开了官场擢升捷径的人，当他们如愿以偿戴上“官帽”后，他们以商人的眼光去看待手中的权力，只对自己曾经的巨额“投资”负责，将权力当成寻租的资本，不失时机、不择手段地连本带利全捞回来。

例如，2006年，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原区委书记(副厅级)张改萍落马，她在这块贫困的弹丸之地，卖出“乌纱帽”竟达27顶之多。为竞争商州区教育局局长一职，当地官员陈新智刚开始给张改萍10万元，她考虑到教育局局长位子争的人多，不想沾是非就没答应。后来陈新智从别人那里借钱又凑足28万元托人给张改萍时，张心动了。不久，在她的运作下，陈如愿以偿。陈新智上台后便频频伸手。学校到教育局领取拨款，如果不“表示意思”，正常的款项就领不下来。

随作中共官场腐败的不断发展，买官卖官市场也日臻成熟，已具备了腐败生态系统环境中的典型特征。“卖官行为”形成体系化、程序化的链状结构，“卖官市场”的上游延伸，形成卖官保护伞；“卖官市场”的下游拓展，形成可持续的卖官现金流。这种生态系统有效地保障了买官卖官市场的“稳定性”，要想从内部治理谈何容易。

清朝末年，官场腐败，出现买官卖官现象，最后清王朝灭亡。然而，清末卖官，最大是候补道，地司一级官员，是个社会身份，无俸禄，很少有人能补到实缺。现在卖官是实职，有人花3，000万买市长、省长做，居然做成了。在清朝，巡抚这一级官员花多少银子也买不到的。足见共产党的天下，腐败是没有底线的。

有人对中共官场的道德败坏花样也做过研究，总结出当今官场腐败的十大变种。尽管不够全面，却也可窥一斑。这里扼要摘述如下：

一．“情妇腐败”。主要是权色交易。据中纪委研究室原副主任刘春锦讲，凡受处分的厅局级干部中，90％的落马贪官都有包养情人，甚至有多个贪官共用一个情人的现象。细数当下落马贪官，绝大多数都涉嫌权色交易，故有“十贪九色”之说。而这些情人、二奶，与官员们勾结在一起，成为了贪官大肆贪腐的导火线、加速器、催化剂、中转站、安全通道、洗钱机器。贪官因情妇闹事告发落马的现象时有发生，于是民间有“反贪靠情妇”的笑谈流传。

二．“秘书腐败”。在一些中共官员腐败案件的背后，往往牵出秘书不少肮脏的活动。秘书利用领导干部“身边人”的身份进行腐败，已成为一种具有隐蔽性和欺骗性的腐败新形态。如安徽省淮南市原市委书记陈世礼的秘书王传东，受贿人民币50多万元被判处6年有期徒刑；上海市委原书记陈良宇的秘书秦裕，受贿682万被判无期徒刑。

三．“家族腐败”。一般来说，凡腐败泛滥、猖獗的部门或地区，总是或隐或现、或明或暗地烙上了“权力家族化”的印记。这一点，只要看看江泽民的儿子及其亲戚六眷就明白了。江泽民不愧起到了以身作责的“模范带头作用”，从家人坏起。于是，从中央到地方，权力家族腐败一发不可收拾。如安徽省原省委副书记王昭耀利用自己的影响，把妻子、儿子和两个妻舅都提拔为正县级以上干部，可谓夫贵妻荣，父功子荫。

四．“借用腐败”。如山东省发改委能源交通处原副处长陈学伟，齐星公司有两个项目需要审批，陈学伟向该公司总经理赵某提出借辆车开开。赵某把一切手续办好后，将一辆价值17万8，100元的桑塔纳轿车送到陈学伟手中。陈学伟到肥城市挂职后，肥城市政府给其配了一辆车，陈学伟就把桑塔纳给其内弟开。他名为借车，实为要车，名为借用，实为索贿。

五．“雅致腐败”。很多中共贪官，或是附庸风雅，或为收藏获利，千方百计搜集古玩字画。一些行贿者不惜斥巨资购买古玩字画，以馈赠交友为名送上家门。虽然看到这些字画价值不菲，不花大价钱买不来，但是送的人理由冠冕堂皇，因此收的人也就不需要像收钱那样羞羞答答。

六．“娱乐腐败”。一些中共贪官经常被请到高级娱乐场所“潇洒”一番。而有些贪官则热衷于打高尔夫球，下属投其所好，花数千元或上万元买一张会员卡，送上门来。一些官员的嗓子虽然不怎么样，却嗜好唱歌，有求于他的下属马上心领神会，隔三差五请领导到星级宾馆吃饭、桑拿，后由小姐陪侍左右。

七．“题字腐败”。有的领导喜欢舞文弄墨，如贪官胡长清自诩为“书法家”，特别爱好到处题字留名。胡长清在江西工作的几年时间，为南昌街头店铺题写招牌近千幅，不少街头的公共厕所都留下了他的“墨宝”，仅以三千元一幅计算，大致就是近三百万元。一些企业甚至党政机关的头头脑脑，明知其字也就一般化，却乐意请他题字。

八．“精神腐败”。虽然中共大肆宣扬无神论，其官员却迷信风水，烧香“拜佛”，祈求“保佑”其腐败赃款。如原山东泰安市市委书记胡建学，根据风水的建言，不惜耗巨资在湖上架桥；原福建省政和县县委书记丁仰宁，在县里专门成立了“建塔办”，向老百姓募款集资修庙建塔。

九．“出场腐败”。在某些地方，官员开会有出场费，讲话发言给稿费，此外还有什么剪彩费、授课费、形象费等。在这些官员的眼里，这笔费用理所当然是他应得的酬金，是名正言顺的收入。一些领导之所以逢请必至，乐此不疲，一个心照不宣的原因，也正是因为“红包”的诱惑。剪彩与“红包”的关系，其实已成为一个通行于官场和市场的潜规则，成为一些官员“灰色收入”的来源。

十．“司机腐败”。近几年，一些专车司机凭借其为领导服务的特殊身份，逐渐分享部分权力资源，开始参与甚至主导某些腐败犯罪，一种新的腐败群体正在滋生。一些司机，在行贿人和受贿人之间牵线搭桥，为官场腐败推波助澜。

中共官员的贪腐手段，花样翻新，令人目不暇接。可谓深得江泽民“创新”的“与时俱进”的要领。

当今官场腐败的特点就是由收钱收物的“硬腐败”发展为接受各种服务、旅游出国等“好处”的“软腐败”；由个人捞钱的“小腐败”上升为集体福利、挥霍公款的“大腐败”；由内资企业的“内资腐败”发展为外资企业参与商业贿赂的“外资腐败”；由一人出事的“单案”扩大为一揪一串的“窝案”。

具体表现为：

一.贪腐群体化。官场腐败案的发生，往往不是个案，而是查出一个，带出一群。一个贪官的背后，连带的是一个腐败的群体。这些腐败官员在政治上拉帮结派，经济上相互牵连，结成了利益同盟，呈现出明显的群体性，因此有“窝案”、“串案”之称。如湖南省郴州市委原书记李大伦腐败案发后牵涉人员达160余人；辽宁“慕马腐败大案”涉案人员达142人；湖北襄樊市委书记孙楚寅落马，牵出腐败官员70余人。

二.贪腐高官化。据新华社报导，近10年来，全国受到查处的省部级高官100多人，其中，2009年全年“落马”的省部级（含副部级）高官达17人，刷新改革开放31年来高官“落马”的年度记录。2010年有11名省部级官员被判刑，2011年又有7名省部级高官落马。军队系统亦不例外，原海军中将副司令王守业，解放军总后勤部中将副部长谷俊山均涉巨贪及生活腐化堕落。

三.贪腐巨额化。中共腐败官员涉案金额巨大，动辄就是上千万甚至上亿元。如2009年3l位国企负责人犯罪涉案金额累计达34.0466亿元，人均涉案金额高达l.0982亿元。至于更大的超级巨贪，就没有具体数据了，因为天文数字般的数额超出一般人的想像力，而且数字还在动态变化之中。

被废黜的中共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中纪委已掌握的证据显示，薄家名下在海外资产就超过80亿人民币，这还不是他家的全部资产。

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网站5月30日发表《悉尼晨锋报》驻北京记者加内特（JohnGarnaut）的长篇报导，以曾庆红儿子为例讲述了中共太子党权钱交易的内幕。文章披露，曾庆红的儿子曾伟利用权力化公为私一次性侵吞90亿美元的国有资产。经过数年的权力交易，曾庆红的儿子几乎取得了中国经济各个领域盈利的丰厚合同，从煤矿到股市到百货商场，他积累了大量的金钱，并买下澳大利亚价值3，200万美元的豪宅。文章揭示，太子党跟商人通过权钱交易绑在同一条船上，形成权贵利益集团，绑架了中国经济。

四.贪腐期权化。中共官僚的贪腐亦变得狡猾和隐蔽，用“权力期权化”的交易方式获取实利。“权力期权化”交易的是一种“权利”，并不一定直接涉及钱物，因而形式和过程隐蔽，相互兑现往往是间接而不是直接的，如高薪任职、分给股权、优厚待遇等。还可以在离职前安插亲信或选定“接班人”，为自己遥控权力作打算；也可以是在位时为企业牟利，辞职或退休后到企业“高薪打工”；也可以利用在位时积累下的“活动能量”换取企业股权或创业资本。这样，不仅可以为自己预留“出路”、“退路”，还可以“封妻荫子”，由受益方资助亲人子女出国留学或提供创业资本。如广东省原高级法院院长麦崇楷就为其子换取了数百万的企业股权。

五.贪腐潜规则化。中共官场中有很多“潜规则”，很多行为规则不公诸于世而是如“黑市”交易；公诸于世的规则，大家又不遵守。再如中共官场的“消解”文化，表现在现实中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另外，还有“圈子”文化，中共官僚为入围争宠获利，想着法子的投机钻营，跑官买官，寻求庇护。中共的官场变成了一个大染缸，进了那个体制，鲜有出污泥而不染者。原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一语中的：“这种体制，鬼都会腐败”。

六.贪腐国际化。中共贪官利用资本跨地域、跨行业、跨国境流动的机会，与地区外、行业外、境外的人员相勾结，共同犯罪；有的利用国际间法律的差异，国内犯罪，国外洗钱；有的以境外商人为合作对象，在为对方牟利后，在境外“交易”，赃款赃物滞存境外。一些涉案的党政官员特别是关键涉案人员一有风吹草动即随时出逃。

七.贪腐新型化。在新兴领域如银行、证券、保险、信托、拍卖等方面的腐败案件更是频繁发生。在这些领域中，腐败呈现出金融化、虚拟化的特点。

八.贪腐年轻化。中国“法制晚报”公布的2008年版的反腐报告指出，2007年贪官平均年龄五十三点三岁，与上年相比，贪官平均年龄变年轻一点七岁，涉案金额增加三倍。

社会各界一次又一次地把希望寄托于新一代的领导人，期望他们能把中国带出误区，因为他们年轻，有知识，有头脑，又有“抱负”和“理想”。然而，无情的现实表明，在中共腐败性体制成长起来的贪官不愧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前腐后继”地承继著党的贪腐事业。

盘点中共贪官败露落马的缘由和经过，却是五花八门，有些甚至颇具“戏剧性”的雷人效果，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了官场腐败的普遍性和严重性达到了何等程度。有细心网民对此做了总结。

一．被算命先生“算”出来的贪官：湖北巴东县科技局原党组书记、局长谭某新买的皮鞋只穿了一天就掉底子，于是请人算命，算命先生说新鞋掉底寓意“他做的那些见不得光的事情将会败露，会有噩运”。谭某因此主动自首，交待了受贿20万元的事实。

二．被捡破烂“捡”出来的贪官：一盒陈茶暗藏8张存折，存折的主人是一名纪委书记。当两个收破烂的农民以三毛钱的价格，收得这盒茶叶后，“破烂王”敲诈的连环戏就开始次第上演。后纪委书记王治业案发，收缴其所得赃款387.2万元。

三．被小偷“偷”出来的贪官：如原贵州省长顺县政协副主席胡方瑜被小偷把裤子偷去，拿走里面的现金后又扔掉了。两个小学生将拾到的裤子交给县公安局。公安人员在例行检查时发现，裤子皮带的夹层里，竟还藏有4张大额存单。纪检部门觉得这一存款数额与胡个人收入明显不符，随即展开调查并将胡“双规”。

四．炸情妇“炸”出来的贪官：如济南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段义和，因密令策划炸死其情妇凶案而曝光。段义和曾为其情妇在济南购买了四套商品房，两辆小汽车，另外还有一百万元“零花钱”，并把其情妇的父母由无业人员“照顾”为济南市的国家干部，还办理了退休手续，情妇的妹妹也成了济南市某机关的公务员。

五．被劣质水管“露”出来的贪官：重庆巫山县交通局原局长晏大彬涉嫌受贿2，226万元。因其住房厨房水管爆裂漏水，楼下住户报警，警方从卫生间里发现近一千万元现金。

六．因凶杀案“牵”出来的贪官。2000年6月8日，海南省万宁市副市长林礼深的妻子李某在家中被害，警察在现场意外地发现床上的枕头里藏有大量存单、存折，共计百万元。此事最终把林礼深“挖”了出来。

七．被绑匪“绑架”出来的贪官：河南省焦作市化电集团供应处原处长柴本福被绑架，绑匪要价50万元，柴的家人先拿出50万元存折、后取出50万元现金将其赎回，却不报案，并竭力隐瞒柴被绑架的事实。这一反常现象引起了检察机关的关注。后柴本福因受贿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

八．被骗子“骗”出来的贪官。江苏省镇江市原市委副书记陈耀南，想在调整市级领导班子时“就地扶正”，恰遇侯万清等几个骗子假冒高层机关工作人员设“卖官”局。于是，陈及心腹紧张索贿“筹资”多次赴京买官，陈还认真准备了个人简历等材料亲自赴京直接向“首长”汇报，侯万清等骗子因涉嫌诈骗罪落网后，陈耀南也因买官受骗入狱。最后的结果是，他以132万元人民币、4万美元的高价买了个空欢喜，法院以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其无期徒刑。

九，拆房“拆”出来的贪官。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前旗科技局原局长院保卫搬家时将47万元存折遗忘在旧房子里，被民工拆房过程中意外发现。检察机关由此顺藤摸瓜，查出他的不明财产达400多万元，被检察机关移送审查起诉。

十．被香艳日记秀出来的贪官：广西来宾县烟草局局长韩峰，善记日记，不料数段香艳日记现身网络，被网友“人肉搜索”，查实身份后，引起纪检监察部门注意，最终被双规判刑。

细数中共贪官的腐败相，可谓惊世骇俗，群丑毕现，乱象丛生，即便吉尼斯世界记录大全另辟新册，也无法跟进涵盖中共贪官不断翻新，无所不用其极的道德败坏腐败记录。

2008年10月29日晚，11岁女孩小陈随父母在深圳南山区新梅园海鲜大酒楼就餐时为深圳海事局党组书记林嘉祥指路，却被卡住脖子强行往男厕里拖。面对女孩父母斥责，林嘉祥竟然大言不惭地说道:“我就是干了，怎么样?要多少钱你们开个价吧。我给钱嘛!”大伙愤怒难耐，这个禽兽更加张狂，手指著陈父叫嚣著:“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北京交通部派下来的，级别和你们市长一样高。我掐了小孩的脖子又怎么样，你们这些人算个屁呀!敢跟我斗，看我怎么收拾你们。”

此后“屁民”一词窜红网络，“屁民”逐渐替代“草民”，成了老百姓的代名词。

2010年10月16晚，在河北大学新区超市前，一牌照为“冀FWE420”的黑色轿车，将两名女生撞出数米远。一陈姓被撞女生于17日傍晚经抢救无效死亡，另一女生重伤。肇事者口出狂言：“有本事你们告去，我爸爸是李刚。”后经证实了解，该男子名为河北省保定市电视台实习生李启铭，酒后肇事。父亲李刚是保定市北市区公安分局副局长。此事迅速成为网友和媒体热议的焦点，“我爸是李刚”语句也迅速成为网络最火的流行语。据媒体报导，“李刚门”事件已就民事部分达成向受害者家属赔偿46万元的协议。这个赔偿协议是一个“被和解”的产物，并非受害者家属的主观意愿。据受害者兄长称：“整个(和解)事情我家都相当于一个局外人。”而根据协议，“双方不能再联系，(受害者家属也)不能接触记者”。

从“我爸是李刚”这句话在媒体上出现之后，中国民众极尽冷嘲热讽之所能。猫扑网最先发起了名为“‘我爸是李刚’造句大赛”的活动，参与者迅速过万。“葡萄美酒夜光杯，欲见女友把命催，醉驾撞人咱不怕，李刚就是我老爸。”一位网友这样写道。许多网友的词句也颇为用心，“人生得意须尽欢，因为我爸是李刚”；“蓦然回首，我爸是李刚”；“考试不及格，我爸是李刚；工作没着落，我爸是李刚；出门闯大祸，我爸是李刚；阎王不饶我，我爸是李刚！”。“恨爹不成刚”是2010年中国网络最热用语之一。

“屁民”和“我爸是李刚”是中国百姓用调侃的口吻讥讽中共官员飞扬跋扈，草菅人命的恶劣品质，也是对当今中共官员不可一世，欺压百姓的真实记录。

大陆传媒披露：河南偃师市政法委副书记张庆华到当地一家夜总会消遣，要求“小姐”服务遭拒后恼羞成怒，当场砸毁家俱，还电召十数名手持长刀、铁棍的大汉，闯入夜总会见人就斩，多名职员被斩受伤。无独有偶，南京市政公用局长到宁波一家夜总会内强行将4名女侍应拉入包厢中非礼。恰巧遇上警方突击到夜总会查牌。此局长竟大发淫威说：“我们玩小姐关你们警察屁事！”随后将警察按倒在地，并追打劝架的客人。

中共官员漠视生命，视民如草芥的做派，不禁让人联想起江泽民当年在政治局发飙时的妄语“我就不信共产党战胜不了法轮功。”江泽民残酷镇压法轮功，摧毁中华民族的道德，把中国推到一个弱肉强食，人人为敌的魔鬼般的社会，不断制造出让人心底淌血的人间惨剧。2007年披露出的山西“黑砖窑”事件，震动当时的中央，也震惊了世界：

400位来自河南的父亲，他们的孩子在郑州火车站、汽车站、立交桥下、马路边等地方被人贩子或诱骗或强行拉上车，以500元的价格被卖到山西黑窑场做苦工。父亲们放弃了一切，背井离乡，走遍大江南北寻找孩子的下落。最终找到山西煤窑，救出了40个孩子。看到那些不幸的孩子时，父亲们惊呆了：在这些手脚并用、头发长的像野人一样的孩子中间，有的已经整整和外界隔绝了七年，有的因逃跑未遂被打致残。这还不算，有的孩子还被监工用烧红的砖头把背部烙得血肉模糊，后被人救出在医院救了数月也未痊愈。他们每天工作十四个小时以上，还不让吃饱饭。有时因劳累过度，稍有怠工，就会被监工随手拿起的砖头砸的头破血流，然后随便拿起一块破布一裹了之，继续干活。至于拳打脚踢，棍棒侍候更是家常便饭。更有甚者，有的孩子被打手打成重伤，不给医治，让在窑场自行治愈，如不能自愈或伤情恶化，奄奄一息时黑心的工头和窑主就把被骗的苦工活活埋掉。这些孩子身上都因为长期不洗澡长满了牛皮癣似的皮屑，他们最小的只有八岁。八岁的孩子为了一顿饱餐是那么顺从，每天干着成人都难以承受的重活。他们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全天候有监工或打手巡逻站岗。看着孩子们一双双恐惧无助的眼睛，父亲们的心在滴血。这400位父亲们在网上发出泣血呼救：“谁来救救我们的孩子？”

然而，这种骇人听闻的惨剧已是整个中国的常态，事件过后，类似的事件仍然循环往复。

难怪南方都市报高级编辑鄢烈山发出感慨，“黑砖窑事件，我怎么就不‘震惊’？‘因为’这些年来，我的见闻日广，不论是‘非法用工’的民工，绑架来的童工，没有人身自由的‘奴工’，还是打手，弄残等情节，都听得我耳膜起茧了。试问，一些乡村女孩甚至女学生，被拐骗或绑架，逼她们做‘鸡’，不从就先轮奸，再关起来饿饭、猛打，直到她们认命。这样的事只有上千起吗？‘烈女跳楼’都没有‘新闻价值’了。这些‘性奴’比山西黑砖窑那些‘奴工’的境况好吗？说到8岁的童工，这些年常报导被操控的‘卖花童’，也就七八岁吧？更悲惨更常见的是马路边的乞儿，从一两岁到十几岁，或残或病，或昏睡或匍伏在地，据说大多是被拐来的。前些天网上有帖子和照片，怀疑一个乞儿的眼睛是被操纵者故意弄瞎的。6月15日出的《凤凰周刊》封面文章是《迷失的儿童》，讲的就是一些被5，000元左右一个贩卖的孩子，多有被‘下手太狠’的。大江南北几乎没有城市没有这种惨象，以致有的大都会要设禁乞区来维护‘形象’。时常在马路边见到这样的可怜儿，我的心早就麻木了。”

中共及其作恶的官员对百姓欺压成性早已激起人民的怒火，轰动中国社会的杨佳袭警惨案就是百姓饱受欺压，有冤无处申后怒火的迸发。

2007年10月，杨佳到上海旅游时，曾租赁一辆无牌照自行车，上海闸北分局警察在执勤过程中，对他进行盘查并质疑他有偷窃行为。杨佳称，警察在执法过程中对他进行了污辱和殴打。杨佳就此事多次向上海警方申诉无果。对此，杨佳表示：“任何事情，你要给我一个说法，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2008年7月1日，杨佳在上海公安局闸北分局袭警，致六人死亡、五人受伤。

杨佳的极端行为得到民众普遍的同情，杨佳被视为反抗暴政的英雄。2008年10月13日，杨佳袭警案二审在上海市高等法院第五法庭开庭时，上海市民，来自全国各地的百姓及记者等，约一千多人聚集在上海市高等法院门前。人们高呼：“杨佳万岁！打倒共产党！打倒法西斯！”。

发生于2009年湖北省恩施州巴东县野三关镇的邓玉娇案同样得到全国民众的一致支持。邓玉娇愤起反抗，用刀刺伤刺死索要“特殊服务”，即侮辱、强奸行为的官员，被不少网民喻为替天行道的“抗暴英雄”，是另一个“杨佳”。

上述鲜明的二元对立图景说明，权势阶层与底层民众的矛盾和对立已经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官民对立，一触即发。

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五千年灿烂的文化。与其它文明古国相比，为何独有中华文明能历经数千年风雨而不衰？就是因为中华民族有一套传统的儒释道信仰体系，有着维护社会伦理纲常的价值体系，维系着社会的道德和信仰，规范着人的思想和行为，使中华文明流传数千年而不磨灭。

中国古话说，万恶淫为首。在江泽民和中共治下的中国，正常的价值观念遭到彻底颠覆，传统的家庭观、婚恋观遭到前所未有的亵渎，中国社会色情行业猖狂泛滥，人们笑贫不笑娼，性解放、性自由的淫邪思想和行为深入了各个社会阶层。

中共各级官员是这一实践的“杰出”代表。调查数据显示，被查处的贪官中95%有情妇，腐败的官员中60%以上与包“二奶”有关。而1999年，在广州、深圳、珠海公布的102宗官员贪污受贿案件中，包“二奶”的概率更是高达100%。

中共色官、淫官将包“二奶”、养情人，当做必不可少的身份点缀，热衷于“家中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中共官场公共伦理沦丧，形成了“以包养情妇为荣，以不包养情妇为耻”的官场文化。官员互相攀比的内容业已经从金钱、权势和地位拓展到包养情妇的多少上。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有的官员虽然包养情妇已是“路人皆知”，但仍然出现边腐败边升迁现象。色情腐败成了官场的流行病。

为了反映当今中共官员淫乱生活的糜烂程度，网民对全国官员讽刺性地设立了包二奶大奖赛，并选出九项冠军，如包养情妇多少的数量奖，情妇文化程度高低的素质奖，学术奖，青春奖，管理奖，挥金奖，……。中共官僚的荒淫无耻，可见一斑。得“奖”名单如下：

1. 数量奖：江苏省建设厅长徐其耀，共有情妇146位，就是写“教子书”，把贪污作为当官唯一目的的那位。

2. 素质奖：重庆市委宣传部长张宗海，常年在五星级酒店包养漂亮未婚本科女大学生17人。

3. 学术奖：海南省纺织局长李庆善，性日记95本，女性体毛标本236份。

4. 青春奖：四川乐山市长李玉书，20个情人年龄都是16到18岁。

5. 管理奖：安徽省宣城市书记杨枫，用MBA知识有效管理77名情人。

6. 挥金奖：深圳市沙井银行行长邓宝驹，仅”五奶小青”，800天就花了1，840万元，平均每天23万元，每小时1000元。

7. 团结奖：福建省周宁县委书记林龙飞，为其22名情人共办群芳宴，并设30万元的佳丽奖。

8. 和谐奖：海南省临高市城管大队长邓善红，有6个情人，6个孩子，对此原配夫人根本不信。

9. 干劲奖：湖南省通信局局长曾国华，面对5位情人立誓：保证到60岁时，每人每周性生活不少于3次。 民以吏为师。中共官场色情泛滥，直接影响到民间。在表现上，就是中国人的性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对婚外情不再鄙视，相反却异常地宽容；性追求也成了一种“合理需要”；“泡妞”成为商战、公关的常用手段；“小秘”则成为一些所谓的“成功人士”的身份地位的标志。卖淫嫖娼已成了社会生活中的一种常态。

中国现在究竟有多少“舞女妓女”？谁也说不清楚。中国官方估计目前有六百万，这个数字接近香港总人口，更比全国军队二百四十万总人数多出一点五倍。有民间研究人士则认为实际上早已超过了一千万人。公安部的数据表明，1984年查获的卖淫嫖娼的人数是6千，1989年是10万，1999年达45万，被查处的人数直线上升，可是查获率是1%还是10%，没有人知道，但绝对超不过10%。工商局的数据表明，登记在册的个体私营娱乐场所约45万家（未登记的数字不得而知），相当部分的娼妓就在这类企业就业。一家店铺的小姐少则数人、多则数百。娱乐场所成了卖淫嫖娼交易场地的代名词。此外，从星级宾馆、高档酒店到出租屋、路边小店以至闹市街边、广场戏院、网络聊天室里，也都有为数不少的妓女。

另据知情人士透露，不少女大学生供职于各类伴游、商务咨询公司、商业俱乐部，从事色情服务。如重庆伴游公司内幕调查：4小时收费500元，“什么服务都可以”。而一位女大学生“涉黄”月收入两三万。所以，一般人认为，这支庞大卖淫大军其创造的年产值可能超过五千亿元人民币，仅次于食品餐饮业、服装业，稳居第三位。其中有三千亿元来自公费。难怪有人戏称，现在中国进入了“娼妓空前繁荣的时代”。

东三省一直是中国色情活动最猖獗的地区之一，几乎每个城市和乡村都星罗棋布著大小“桑拿浴室”，这类地方多是公开、半公开的性交易场所。在东北三省里色情场所规模最大和最露骨城市，就是大连市。性交易、色情表演不但在大连“合理合法”，而且色情业主常常公然在大街上和报纸上招聘男女色情从业人员，甚至就是有人报警也是无警出岗。

大连如此“娼盛”，和全力巴结江泽民、忠实执行江泽民的“发展”政策的大连原市长薄熙来是分不开的。有一位大连基层官员透露说：“从上世纪末起，大连的色情娱乐行业就一直是欣欣向荣，犹如野草遇到了春天的阳光雨露一发而不可收拾。原因是薄市长公开表示，第一要保护外商在大连的企业，不能随便进去抓卖淫嫖娼最后挫伤外商在大连投资的积极性；至于那些有一定规模的娱乐服务企业，也要由各区人民政府出头成立‘保护重点企业工作领导小组’，不管是大连哪级单位要进入企业查案都需要事先向该领导小组汇报或者说明情况，并在该领导小组成员的陪护下，方可进入。”

而广东的东莞，则是中国南方名符其实的“性都”。那里的色情业异常发达。这个面积为2，645平方公里的城市里，除去那些小的娱乐场所，光星级酒店就有97家，其中五星级酒店22家，四星级酒店25家，成为全球星级酒店密度最大、中国地级市星级酒店最多的城市。如此多的酒店，靠什么来竞争？其中的色情服务占有很大比例。随着“莞式桑拿服务”的声名远播，有不少人闻风专程赶到东莞“享受”此服务。特别是在周末，香港、深圳、广州等地牌照的车辆，在东莞各大酒店和桑拿场所前随处可见，连外省牌照也时常可见。一时间，东莞被渲染成了“男人的天堂”。

据上海《东方早报》报称，东莞地下色情行业人士调查发现：“东莞小姐”数量超过10万之众。

近年来，随着网络的兴起和发展，一种新的色情形式——网络色情，方兴未艾。有记者对中国几家门户网站内容进行调查后发现，以性为主题充满色情诱惑的内容几乎可以用“触目皆是”来形容。甚至各大官方网站也都充斥着各种色情内容，疯狂地毒害著中国亿万网民的性观念。特别是对于为数众多的未成年网民而言，网络色情泛滥造成难以估量的危害。

在这种荒淫无度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下一代，一些年轻人在不知不觉中丧失了人类最基本的人伦廉耻观念，竟出现了群体“换妻”的乱伦取乐。

几千年传统的社会伦理道德几年之间在江泽民“改变了中国”的声浪中，被全面摧毁了。可以说，在中国的社会转型中，从“性封闭”走向“性开放”是转型最快最彻底的。如果问江泽民时代人们拥有的最自由的“权利”是什么，大概非“性泛滥”莫属了。

可怕的是，历史重复地告诉我们，性的全面堕落往往是一个民族走向覆灭的先兆。

与色情泛滥的同时，赌博也大行其道。有一句市井民谣颇能凸显中国赌博业的盛况：十亿人民九亿赌，还有一亿在跳舞！拥有十几亿人口的中国，地无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凡有人迹处，就有赌博者。赌博像毒瘤一样在中华大地蔓延，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

当今中国，人们对赌博的传统价值评判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把赌博看成伤风败俗之举者已不多见；避而远之，洁身自好者更是寥寥无几。人们对赌博不再否定和贬斥，甚至纵容和支持。众多的赌博者对赌博更是乐此不彼，趋之若鹜，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赌博在中国泛滥的程度超乎人们的想像，不断挑战着人们的心理承受底线。

赌博形式，日趋复杂多样。有明赌，有暗赌，有小赌，有大赌，有境内赌，有境外赌，有业余赌，有专业赌。

参赌人员，所涉越来越众。从草根到官员，从贫民到富豪，从儿童到老人，从个体到团伙，赌博者几乎囊括了当今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团体、各个领域。

赌博场所，更是遍布城乡各地。有棋牌室，有麻将馆；有办公室，有居民家；有茶楼酒肆，有豪华宾馆；有路边设摊，有店里揽客；有临时场所，有专业赌馆。

赌博种类，各色花样，应有尽有。既有传统赌博，又有新兴赌博。传统赌博，如打麻将，赌扑克，掷骰子、推牌九、赌赛马、赌赛狗。新兴赌博，如轮盘赌、六合彩、福彩，体彩、足彩、老虎机、跑马机等等，近年还出现了网上赌博的新花样。

涉赌金额，大小不等，小则成百上千，大则数千万、甚至上亿。赌博资金，也是来源各异。既有公款，也有私款。有用非法手段得来的不义财，也有积蓄多年的血汗钱。有挪借之款，也有高利贷。因涉及“慕马案”被披露出来的沈阳常务副市长马向东染上赌瘾，成为澳门赌场的常客。他以贪污受贿得来的钱作赌资，在落马前两年半内飞港澳狂赌十七次。1999年7月，因在澳门赌场三天输掉公款上千万元被双规，10月10日被逮捕。2001年被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12月19日在南京被执行注射死刑。

赌博时间，亦是灵活多变。可以是白天，可以是黑夜；可以是节假日，可以是工作日；可以是八小时以内，可以是八小时以外；可以是日以继夜，也可以是夜以继日。

大量嗜赌的中国人把拉斯维加斯变成了一座中国城。到了新年，一大队包机就把中国的赌徒们从亚洲运到拉斯维加斯。这时人们觉得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有钱的，殊不知这些人中，大部分是贪官及与其相关的人。一家餐馆的经理说，两万美元一顿的年饭，在这里司空见惯。两千多美元一磅的鲍鱼，一千多美元一磅的燕窝源源不断地从海外进口。再豪华的宾馆饭店，也得围着咱们中国人转。比如MGM超级赌场饭店1993年开业，客人从一个巨型的狮子嘴形的门厅进入。这个狮子造型，多年来一直是这家著名公司的象征，但是，中国人觉得走进狮子嘴不吉利，拒绝进入。公司没有二话，花几百万美元把狮子嘴拆了重新装修。另外，该赌场的高限额赌区，造型有些像座图书馆。而在汉语中，“书”和“输”的发音一致，不吉利。怎么办？拆掉。

…………

清朝的蒲松龄说过，“天下之倾家者，莫速于赌；天下之败德者，亦莫甚于博。”

赌博在中国的泛滥，严重影响了家庭和社会的稳定，败坏了人伦道德。由赌博引发的家庭悲剧数不胜数。有多少原本和睦的家庭因为赌博而破裂？有多少恩爱的夫妻因赌博而反目成仇？有多少人因赌博而倾家荡产、家破人亡？

参赌者往往是“十赌九输”，赌徒们为筹措赌资，会穷尽各种办法，甚至不惜以身犯险，走上犯罪道路。近年来，由赌博引发的盗窃、抢劫、斗殴、诈骗、贪污、行贿受贿、挪用公款，甚至杀人和自杀案件急遽上升，大案要案屡见不鲜，涉案资金动辄数千万，甚至上亿。

据有关机构2003年的一份年度统计报告显示:中国的赌博活动与赌博犯罪正呈进一步上升趋势。有关资料显示，2002年中国的赌博金额高达8，000亿元。另据中国公安部统计，每年中国内地通过境外赌博、网络赌博及地下六合彩等各种渠道流失到境外的赌博资金超过6.000亿元，相当于2003年中国全国福利彩票、体育彩票发行总额的15倍。”

另据国际赌博网站CASINOCITY的一篇新闻稿称，一位澳门博彩商家对中国地下赌博市场的年营业额的估计是3，625亿美元。

中国成了一个名符其实的“赌国”。

伴随着色情和赌博的泛滥，毒品在当今的中国大陆也极度泛滥。黄赌毒成为危害中国社会的同卵三胞胎。

从中国官方每年发布的禁毒报告来看，中国的吸毒人数逐年上升，1989年公布的全国吸毒人数有7万人，1991年上升到14．8万人，1995年为52万，1999年为68．1万，2000年为86万人，2002年达到100万人，2003年超过105万人，2004年则达到114.04万人，2009年，全国登记在册吸毒人员133.5万名，而到2010年底，则攀昇到154.5万名。这还是有案可查的显性吸毒人数。按一个显性吸毒者背后起码有7个隐性吸毒者来计算，中国吸毒人口将近千万，接近中国人口总数的千分之一，而且这一数字还连年递增。

抽样调查资料显示，中国吸毒人群的构成如下:吸毒者以青年人主，90%的吸毒者年龄在30岁以下，平均年龄为23-25岁，男性为女性的4-5倍，但近年来女性吸毒人员比例有上升趋势；个体户及无业者占70%-85%；文化程度低的占90%以上；滥用的毒品主要是海洛因，其次为鸦片；吸毒的起因占首位的是好奇。

毒品的泛滥，给中国带来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吸毒者不但毁灭自己，而且祸及家庭，危害社会。

吸毒者往往是一次吸毒，终生戒毒。由于反复吸毒，吸毒者对毒品会产生生理依赖和精神依赖。毒品不但对吸毒者身体伤害很大，而且吸毒者一旦染上毒瘾，就很难戒除，往往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吸毒。长期吸毒会使吸毒者精神萎靡，形销骨立，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他们的行为特点就是时时围绕毒品转，甚至为吸毒而丧失人性。毒品成为他们人生的唯一目的。

一旦家庭中出现吸毒者，家庭就面临破灭的危险。吸毒者在自我毁灭的同时，也在毁坏著家庭，“烟瘾一来人似狼，卖儿买女不认娘”。颓废的吸毒者为买毒品，不惜变卖家产，四处举债，甚至六亲不认，卖儿鬻女，使家庭陷入经济破产，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境地。因毒而造成的家庭悲剧，在当今社会，数不胜数。

专家估算，中国大陆每年吸毒耗资大约在200亿人民币以上。吸毒者的财产总是有限的，而吸毒者对毒品的瘾好和欲望却是无限的。为获取毒资，吸毒者总是想方设法弄到钱财，去满足自己的欲望。因而由吸毒引发的社会犯罪层出不穷。据某戒毒所调查，吸毒者中80%以上有过各种违法犯罪行为，诸如盗窃、抢劫、诈骗、贪污受贿、贩毒、淫乱、甚至图财害命；女性吸毒者90%以上有卖淫行为。吸毒者实施上述违法犯罪的主要目的是筹集毒资，但同时也反映出吸毒者心灵极度扭曲，精神极度空虚、苦闷，行为及人际关系极度乖戾。

吸毒人数的增多，又刺激走私、贩毒犯罪活动的发展。走私、制造、贩卖毒品犯罪活动的猖獗，又推动毒品消费市场的扩大，从而形成一种恶性循环。由毒品造成的社会资源的浪费巨大而惊人。

各种传染性疾病，如化脓性感染、病毒性肝炎，特别是爱滋病，很多都是通过吸毒传染。女吸毒者的性乱和卖淫，已成为爱滋病扩散的桥梁和放大器。

黄赌毒在中国的泛滥一发而不可收。黄赌毒泛滥的原因有多种，但其中一个最主要的诱因就是中国人的精神极度空虚造成的。在中国这样一个信仰缺失而又没有道德约束的国度里，人们为寻求精神刺激，为了及时行乐，自甘堕落，沾染黄赌毒也就不足为怪了。

另外，在这些丑恶堕落的社会现象背后都有中共各级官员的影子存在。中共官员们为谋取利益，根本没有任何底线，他们或是充当保护伞，或是暗中参股，或是真正的幕后大老板，官商勾结、警匪一家，演绎出了当今中国的各种腐败乱象。

饮食乃人类生存的第一要素，日常生活中饮食是人们关心的头等大事之一。故而谚语“民以食为天”，人们耳熟能详，用以比喻饮食在生命活动中的重要性。

在一个正常社会里，很少人会对食品安全感到担忧，因为食品安全是关系到人的身体健康乃至生命攸关的大事，人们在生产加工过程中自然会格外小心谨慎。加上一套完善的食品卫生检查体系把关，食品安全保障几乎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个别的食品污染意外，一经发现，也很容易处理。

在当今的中国，安全的食品却变成了一种特权。各级中共官员享有特供产品;为准备奥运特别划出奥运食品生产基地，饲养奥运猪。平民百姓天天都得面对有毒食品，毒大米、毒面粉、注水肉、地沟油、用死猪肉灌制的香肠、用农药泡制的火腿、用甲醇泡制的有毒的海鲜水发产品、假冒伪劣的酱油，等等，等等，……。人们只能是无可奈何地哀叹：民以何食为天？

2011年5月26日，有关机构将收缴的假冒伪劣商品进行了一场展览，现场的展品包括收缴的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假冒伪劣商品，应有尽有，涉及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其中不乏被缴获的伪劣食品：地沟油，染色馒头，瘦肉精，墨汁粉条，用病死的鸡肉、猪肉泡在羊尿中制作成口感并无二致的假羊肉片，……。在展会现场，连公安部的高官在介绍“成果”时也不得不承认，当前假冒伪劣商品形势是无处不假，无货不假，造假水平甚至达到真假莫辨程度。“假食用油足以乱真!”听完许多食用油是由地沟油制作的介绍后，一位画家看着一桶假食用油发出感叹。

吴恒，一名复旦大学的研究生。由于赶写论文，总是误了食堂的饭点，于是习惯了叫外卖。而他最爱吃的是学校后门小餐馆的铁板牛肉盖浇饭。“经济实惠——不到10元却有大块的牛肉。”一个室友不时劝阻他，说这么便宜的牛肉一定是假的。但吴恒不以为然，他觉得口感和味道都不差。直到他在新浪网上看到了《多地曝用牛肉膏制造假牛肉，多吃致癌》的新闻，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我本以为身为大学生，只要身处校园，饮食上洁身自好，不吃路边摊、烧烤、麻辣烫，那么多有毒食品即使存在，也与我无关。但那一刻，这种天真的想法顿时灰飞烟灭，我们被伤害的概率其实比自己想像的要容易发生得多。”

吴恒由此开始关注食品安全事件。通过网络搜索，他找到一个叫做“安全快报”的资料库，该资料库收集了一万多条与食品相关的新闻报导，其中约六千条与有毒食品相关。在看了这些报导后，他才发现，食品安全事件爆发的地点和频率是惊人的。

受此事件的激发，由吴恒领衔，同时在几十位网友的共同努力下，查阅了数万条关于有毒食品的报导，从中提炼，完成了中国有毒食品维基百科的雏形。

在金钱利益的驱动下，中国假冒伪劣现象泛滥成灾。如果以次充优，侵犯版权还只是投机取巧，非法牟利的犯罪行为，那么公开制作有毒食品，假药产品就是丧尽天良，伤天害理的在谋财害命了。不幸的是，现在的国人几乎生活在有毒食品，假医假药的包围圈中。即使是国家认证的“优质产品”也不例外。这些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的一大公害，人们正在吞噬这一人类道德崩溃造下的恶果，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

2008年中国毒奶粉事件是一起震惊中外的食品安全事件。起因是新西兰方面发现与中方的合资公司三鹿生产的奶粉含三聚氰胺后，立刻和中国方面交涉，要求三鹿公司公开收回有毒奶粉，但一直遭到拒绝。最后新西兰总理亲自出面与中国交涉，表示如果中共再有意隐瞒，新西兰将单方面公布。事件公开后，很多食用三鹿集团生产的奶粉的婴儿被发现患有肾结石，元凶就是奶粉中的化工原料三聚氰胺。有些小孩因严重肾结石导致肾功能衰竭死亡，有些人要终生伴随肾结石及其可能带来的并发症。中国国家质检总局公布对国内乳制品厂家生产的婴儿奶粉的三聚氰胺检验报告后，事情迅速恶化，包括伊利、蒙牛、光明、圣元及雅士利在内的多个厂家的奶粉都检出三聚氰胺。

原来，在牛奶中掺入三聚氰胺是该行业的一项潜规则。目的是为了增加检测过程中的氮（蛋白质）含量。毕竟，三聚氰胺要比原奶成本低得多。

由于三鹿毒奶粉事件影响大，范围广，加上三鹿奶粉属于国家授予免检的名牌产品，因此引起广泛关注。从而进一步揭开了中国有毒食品泛滥的疮疤。其实，早在2005年４月安徽阜阳等地就发生了伪劣奶粉使无数儿童营养不良、出现大头等生长畸形甚至丧命的事件。中共政府机构还专门成立联合调查组，对全国奶粉市场进行过清理、整顿，宣称真正的“三鹿”牌奶粉全部合格。只是调查归调查，掺毒归掺毒，只要没被发现，毒物照掺不误。

继毒奶粉之后，中国人并未结束吃有毒食品的命运，毒豇豆、毒大米、毒龙虾、毒黄瓜等毒物也纷至沓来。有人将中国有毒食品编成有毒食品大全，其中共收录中国最常见的有毒食品五十五种。如高致癌毒大米（陈化粮、民工粮），以及用这类大米加工制做出的其他食品；毛发水勾兑出的毒酱油；敌敌畏泡金华火腿；用猪大粪浸泡制作臭豆腐；用矿物油加工制作的毒瓜子；太仓肉松的原料使用了死猪肉、母猪肉，用双氧水漂白母猪肉；在下水道淘出的“潲水油”（“地沟油”）。看后令人作呕，感慨万千，人心的败坏何以能达到如此地步！

近年来，“地沟油”，“瘦肉精”不断浮出水面。虽然制作“地沟油”，“瘦肉精”的黑窝点不断被捣毁，新的仍然层出不穷。

地沟油是人们在生活中对于各类劣质油的通称。一网友实拍了他家乡的地沟油“生产基地”，照片登在《环球网》论坛上，“真让人大开眼了，开到恶心想吐，开到深恶痛绝！地沟油的“原料”来源有两条：一是下水道；二是直接从饭店餐馆收集餐饮垃圾去提炼地沟油，这个得跟饭店有关系，才能搭得上线，少不了些打点”。【34】这些经过提炼的地沟油转了一圈，又回到全国各地大小餐馆的餐桌上，只是其中增加了许多看不见的毒素与致癌物。

瘦肉精的使用更为普遍，一个专事猪肉中“瘦肉精”残留检测的科研单位介绍，所在城市里，根本就取不到任何人的阴性尿样，无论是直接从屠宰厂里取样，还是去肉菜市场买猪肉检测，其结果阳性指标都高得吓人！

因此，在中国食品行业出现了一个怪现象，产品的制作者不吃自己生产的产品：不吃自己养出的猪肉，因为含有太多的瘦肉精；不吃自己种出的菜，因为用了太多的禁用农药；不吃自己做加工的泡菜，因为太脏，还含有致癌的防腐剂；……。一则上海查封染色馒头的报导披露，问题馒头的制作者面对记者采访时说：“打死我都不会吃，饿死我都不会吃。”

难怪面对泛滥的有毒食品，各级官员为了自我保护，利用各种权力和条件生产绿色无毒的特供食品，供自己和自己家人享受，当今特供食品已经成为了特权阶层的专用标志食品。特供食品原仅在中央小范围实行，现在已逐步扩大到中央各部门、省市，有些县乡都开始搞特供。

与比比皆是的有毒食品相比，假医假药毫不逊色，遍布中华大地。据报导，2005年仅查处的假冒伪劣药品案件就有7.8万多件。

南方周末报导，2011年11月17日，公安部统一指挥29省份警方发起一场打击假药的“战役”。警方发现，假药遍及全国，涉及几乎所有药品种类，流入药店甚至个别地方的医院诊所；制假者在制假的各个环节，都有正规企业提供服务——“打击了才知道假药原来这么多。”

假医假药的甚行更是导致了不计其数的严重后果，夺去了无数鲜活的生命。

2006年4月29日和30日两天，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传染病科连续发生了群体重症肝炎病人突然出现急性肾功能衰竭症状，5人救治无效死亡。通过排查检验，这些病人使用了齐齐哈尔第二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亮菌甲素注射液，其中含有不明成分杂质，为假药。进一步调查发现用于生产亮菌甲素注射液的药用辅料丙二醇是假冒的丙二醇。

齐二药事件之后不久，又发生了一起更严重的欣弗假药致死事件。2006年7月24日，青海西宁部分患者使用安徽华源公司生产的抗菌素“欣弗”（克林霉素）后，出现胸闷、心悸、心慌等临床症状。2006年7月27日，哈尔滨六岁女童刘思辰因静脉点滴克林霉素不幸死亡。欣弗影响范围更广，全国有16省区共报告欣弗不良反应病例93例；死亡11人。原因又是药品生产商生产了不合格药品。

2007年3月至12月间，南通销售假人血白蛋白，人用狂犬病疫苗，导致多人死伤。

2010年03月31日，常州爆出疫苗造假大案。当地著名疫苗生产商江苏延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被国家药监局查实在疫苗生产过程中长期故意造假，导致大量问题疫苗流向市场，受害者最少超过100万人。

假药的肆虐，不仅涉及流通销售环节的黑心药商，同时，一些药厂为了牟取暴利，直接贿赂药监局的高官，降低审批药品标准，扰乱新药市场，导致假药横行。2007年前国家药监局局长郑筱萸被处以极刑。郑在1997年中至2006年年底担任国家药监局局长等职务期间，审批八家药厂的药品和医疗器械过程中，直接或者透过妻子和儿子，受贿649万多元人民币。2001年到2003年，擅自降低审批药品标准，其后被揭发部分药厂虚报药品资料，其中六种是假药。上述齐二药亮菌甲素注射液事件和欣弗注射液事件都发生在郑筱萸任上。

中国假货毒物的蔓延，不仅毒害国人，一些无良商人已经把假冒伪劣的看家本领输向世界各地。

2005年11月，欧盟在布鲁塞尔总部发表25国海关联合声明，指出在当年5月份进行的针对中国伪造商品大规模检查中，总共有500吨来自中国的伪造商品遭到拦截。据欧盟公布的消息称：在欧盟内部流通的假冒商品中有70％来自中国。

1997年，海地发生食物中毒事件，88名儿童死亡，事故追踪到中国大连的一家公司，中国政府一再阻扰外国人士前往调查，一年后则宣布，那家公司已经搬走，记录已被销毁。

2007年5月初，中美洲岛国巴拿马，发生一起大规模中毒事件，365人死亡。经调查，是中国奸商将有毒的工业用溶剂二甘醇冒充药用糖浆，出口到巴拿马，巴拿马政府人员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把这些有毒溶剂搀进了26万瓶感冒药，以至于发生了灾难性后果。

2007年，在美国发生大规模宠物中毒事件，八千多只猫、狗等宠物先后中毒死亡，肇因就是从中国进口的宠物食品中，含有致命的三聚氰胺。

华尔街日报报导，美国FDA发现自2007年1月起的一段时间，连续接到62起因使用不同公司的肝素产品引起过敏反应进而致死的报告。经检测发现病人使用的抗凝血药物肝素存在问题，其中掺入了硫酸软骨素的磺化产品多硫酸软骨素，受污染的肝素只牵扯到来自中国的供应。硫酸软骨素是一种膳食营养补充品，通常从动物软骨提取。多硫酸软骨素在化学结构上与肝素的活性成分相似，据FDA的官员称，多硫酸软骨素的生产成本更低。

FDA药物中心主任珍妮特•伍德考克(JanetWoodcock)表示，看上去这种物质经过了刻意的处理，加入了较多的硫酸。此种化合物既不会在自然条件下生成，也不是直接来自猪的身体组织。

学术专家指出，至少要有基本的化工制造设备才能进行此类硫化处理。协助调查的北卡罗来纳大学副教授刘建（译音，JianLiu）表示，经硫化后的硫酸软骨素在化学结构上与肝素更相似，并以相似的方式凝聚在一起，用一般的检验方法无法辨别出来。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局长艾森巴赫(Andrew von Eschenbach)表示这是一起显然出于经济目的的假冒伪劣案件。

中共治下的中国已是腐败不堪，这种腐败是全方位、多角度的，涉及到了社会的各个阶层和各个领域。一向被视为人类社会净土的教育系统也未能幸免，在社会整体腐败的大环境下，教育系统的腐败也沦落到了令人可怕的境地。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的健康发展，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承传、人伦教化与道德提升的关键。中华民族是礼仪之邦，向来重视教育，历史上涌现出无数灿若群星的先贤大哲，各自为中华文明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可是反观中共统治下的六十年，除了那些歌功颂德的马屁文人，出现过几个“不肯摧眉折腰事权贵”的文化巨匠？由于中共对道德的践踏和教育的摧毁，使有着五千年文明的古老国度，礼乐崩坏，腐败遍地，中国的教育也出现了触目惊心的乱象和危机。学术造假、论文剽窃、买卖文凭、贪污受贿、考试舞弊、师德败坏、权钱交易等腐败形式五花八门、层出不穷。教育腐败涉及的内容广泛而复杂，难以尽述，下面仅从七个方面阐述教育的问题。

一．教育沦为赚钱工具

教育系统道德败坏，就广度而言，影响最大的莫过于非法乱收费问题。教育本是一项公益化的事业，目的在于教书育人。可是自上世纪九十年代教育实行市场化、产业化以来，在利益的驱动下，学校乱收费泛滥，教育系统一跃成为十大暴利行业之一。学校本应是传播知识、培育道德的人间净土，是个远离铜臭的神圣之地。而今许多学校却蜕变成创收盈利的企业，成为“不冒烟的工厂”。学生和家长不得不面对名目繁多的各种乱摊派、乱集资、乱收费，诸如什么择校费、补习费、赞助费、复习费、集资费、搭车费、试卷费、捐助费、危房改造费，等等等等，明目繁杂。学校为创收赚钱，可谓挖空心思，巧立名目。而另一方面，那些地处偏远和贫穷落后地区的中小学校，政府宁肯把钱用来修建豪华办公大楼，却不肯把钱投入教育，致使学校校舍简陋，危房林立；教育设施差，教师工资难以糊口；学生家境贫寒，无力承担学习费用，致使许多学生不得不中途辍学，流向社会，过早的从事与其年龄不相称的繁重工作。

二．教育官员贪污腐败

同社会上的其它腐败一样，近年来一向被视为“清水衙门”的教育领域，也逐渐成为职务犯罪高发区。据江苏省南通市纪检监察机关统计，该市从2007-2000年的三年间，共查办教育系统中小学校长违纪违法案件85件，涉案金额计3，000余万元。2009年8月26日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兰州市西北中学原校长胡万贤私分“小金库”、收受“好处费”腐败窝案，检察机关查明其涉嫌贪污、受贿金额竟高达190多万元。中共央视教育频道也发过专版，谈及“贪污受贿包情妇，中小学校长趋利致教育腐败”的话题，详述了中小学校长腐败六大案例，其敛财手段和贪腐程度发人深思。

2010年5月10日广东省检察院公布了2009年十大“典型案件”，其中一例便是英德市教育局原局长赖来新受贿案。2001年至2008年，赖来新先后共计受贿66.5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当然，与那些贪污受贿金额动辄上亿的贪官相比，赖来新受贿金额不大，相对还算“清廉”。然而此案的看点不在这里，而是赖案一发，竟然牵扯出英德市涉嫌收受“劳务费”的98名中小学校长，他们闻风而动，纷纷自首，成了这十大“典型案件”中位列第二的案例，因而轰动一时。

不只是中小学校长涉嫌贪腐，大学校长更不甘其后，贪腐金额更高。原武汉理工大学副校长李海婴贪污、挪用、受贿1，400余万元，被判无期。原武汉大学常务副校长陈昭方和常务副书记龙小乐因收受巨额贿赂分别被判12年和10年有期徒刑。

三．考试和招生舞弊

体现教育公平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通过考试选拔人才，评定优劣。然而，在当今的中国大陆，考试作弊已是司空见惯，见怪不怪了。小到课程测验，大到升学考试和各类专业资格考试，无不有作弊者存在。而且这些年来，大有愈演愈烈之势。泄题、雇用“枪手”、考场作弊之类的传闻不绝于耳，各类作弊案件层出不穷，作弊手段也花样翻新，作弊工具也日益呈现出高科技化。

2004年5月，中共教育部就通报了四起重大考试舞弊事件。这四起案件分别是： （1）武汉大学研究生邹某利用网络发布出售2004年全国研究生考试题和答案的虚假信息，从中获利14，000元，并涉嫌诈骗。 （2）黑龙江牡丹江林管局考区在2003年全国成人高校招生考试期间利用通讯工具严重作弊事件。涉案考生18人，其中有3名考生还殴打监考老师。 （3）重庆市西南农业大学教师孔某等倒卖2003年全国大学四级英语考试试题和答案案件。孔利用监考便利，组织倒卖试题答案。涉案的还有西南农业大学、四川外语学院、四川美术学院的学生6人和重庆汇龙达公司员工1人。（ 4）倒卖2003年全国大学四级英语考试试题案件，犯罪人刘某、曹某和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务处教务科副科长史晓龙等被抓获。

2011年1月15日的研究生入学考试中，吉林省四平市的一处考点，又有19名考生考试作弊被抓获，其中7名考生利用高科技通讯工具作弊，11人抄袭，1人替考。而且在考前，四平市就有人声称可以帮助考生作弊、保证通过录取分数线。2012年，考研英语再度泄题。

一场场考试，尤其是全国性统一考试，往往关乎许多人的前途命运。然而众多舞弊者的存在，使考试的公平性大打折扣，怎能不令那些寒窗苦读的学子失望寒心。

考试舞弊，招生亦舞弊，已经成为当今中国教育的一大怪圈。利用招生进行舞弊的案件不胜枚举。

如2002年原浙江大学某副校长利用职权将一老板子女以体育特长生名义特招升读浙大，并收取酬金，后被判刑。2003年，中央美院附中校长金甲镇、副校长石良和教务部主任柯肇晴涉嫌非法招生并侵吞145万，被检方以受贿罪、贪污罪、招收学生徇私舞弊罪名提起诉讼。2004年北航在广西招生涉嫌向拟扩招的学生索取巨款被曝光，引起轰动。北师大艺术学院舞蹈系原系主任于某，在2004至2005两年间，因收取2名考生家长好处费，并在专业课考试中给予考生帮助，事发后被判刑五年。2009年中国科大校长侯建国的儿子侯致远以低于科大录取线57分的情况下被科大违规录取，但并未获究。另有邵阳市邵东县学生罗彩霞被当地公安局政委的女儿王佳俊冒名顶替上大学，五年之后才被发现。

这样的例子太多，俯拾皆是，数不胜数。而每一起招生舞弊案的背后，都有权力和金钱的影子。中国的教育已经沦落不堪。

四．剽窃抄袭和学术造假

高校、科研机构在人们的心目中本是一座圣洁的“象牙塔”，学者作为知识份子、社会良心的代言人，本应有较高的行为操守和人格魅力，然而在金钱及各种利益的诱惑下，一些学者丧失人格，不顾道德底线，疯狂剽窃和抄袭他人学术成果，或伪造实验数据和实验结果，为这座本应圣洁的“象牙塔”蒙上了阴影。兹举几例以示说明。

2008年8月复旦大学校长助理、复旦大学招生办主任、上海市针灸经络研究中心主任丁光宏教授及其博士后田舜莲于2008年8月发表在LifeSciences杂志上的文章，经查是由田舜莲将实验室共享且尚未发表的研究技术及其成果占为己有，并添上自己造假的数据和大段抄袭他人的论文，在短短4个月中，将一篇需要1-2年才能完成的论文造出来了，还以此获得评优和得奖。原清华大学医学院院长助理、教授刘辉将冒用别人发表的文章，被揭露后，清华大学撤销刘的教授头衔，并解除与刘辉的聘任合同。浙江大学中医学院博士后贺海波，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上发表的一系列学术论文，因涉嫌数据造假、一稿多投等学术不端行为而被撤销，并牵扯到包括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学药学院院长李连达及其课题组的主要成员。另有同济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杨杰学历造假和在资金申请中冒用他人论文；河海大学刘汉龙教授剽窃他人学术成果并用此成果多次报奖。天津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沈履剽窃他人学术成果、侵占他人著作权，后来不得不登报导歉。

一则华南虎造假使得事件主人翁——陕西农民周正龙跻身科学造假的“殿堂”，其“坦然自若”的造假成为当年中国学术造假的头条新（丑）闻，“蜚声”世界。2007年10月12日，陕西省林业厅宣布陕西发现华南虎，并公布了据称为陕西安康市镇坪县城关镇文采村村民周正龙2007年10月3日拍摄到的华南虎照片。镇坪县也在街头竖起了巨幅广告牌：“游自然国心、闻华南虎啸、品镇坪腊肉”。但这一轰动性的消息随即引来广大网友质疑，指可能是周用纸老虎造假。此后，许多学者发表意见，从科学角度质疑相片的真实性。面对众多的质疑声，陕西省林业厅始终坚持虎是存在的。事件直至2008年11月17日，陕西省安康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周正龙案进行公开开庭审理。判决被告人周正龙犯诈骗罪和非法持有弹药罪，有期徒刑两年零六个月，缓刑考验期三年，并处罚金2，000元。此事件为中国社会贡献了一个现代新语汇“正龙拍虎”，意即某人或某集团为利益所驱动而做假，被揭穿后还抵死不认。

上海交通大微电子学院院长陈进教授发明的“汉芯一号”造假事件，因涉及剽窃美国摩托罗拉公司产品，影响恶劣，而最具轰动效应。2002年8月，陈进从美国买来10片MOTO-freescale的56800芯片，找来几个民工将芯片表面的MOTO等字样全部用砂纸磨掉，然后找浦东的一家公司将表面光滑的芯片打上“汉芯一号”字样，并加上汉芯的LOGO，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汉芯一号”“诞生”了。借助“汉芯一号”，陈进又申请了数十个科研项目，骗取了高达上亿元的科研基金，以及数不清的荣誉及头衔。原本该给国人带来自豪感的“汉芯一号”，最后原是一起让人瞠目结舌的重大科研造假事件。

最新媒体数据显示的中国科技人员发表的期刊论文数量，已经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实际上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生产出来的。所以这些科研论文数量占了“第一”，而平均引用率却排在了世界100名开外。这其中有多少是真正的原创成果，有多少是剽窃之作，有多少是货真价实的开创性研究，又有多少是伪造之作，恐怕值得人们深究。

五．权、钱、学结合与文凭泛滥

在当今什么都能造假的中国，造个假文凭简直太小儿科了，据估计社会上的假文凭几率高达5-10%。只要肯出钱，什么文凭都能在街头买来，造假技术一流，真假难辨。

即便在真文凭中，也有很多是违规发放，或者是权学结合、钱学结合的产物。

如原广东省高教厅成人教育处副处长周之行，利用分管全省高等成人教育电视大学招生办证工作的机会违法批准发放了近万个电大文凭，在此过程中索贿受贿共计人民币56万元，贪污162万元，此案还涉及广东省15个县市的电大违规办学。

另有政府部门官员和企业管理层，打着培养人才，提高干部素质的幌子，或明或暗地与具有文凭颁发资格的学校及科研单位进行文凭与学位买卖的勾当。这些人课可以不上，试可以不考，论文有人代写，学费公家报销，转瞬就可拿到学校和考研机构颁发的货真价实的文凭和学位。而学校和科研机构在政策、资金、项目申请等方面也能得到受惠官员格外的照顾。在利益的驱动下，双方各取所需，亲密合作。

由于现在许多科研单位和政府部门的官员要取得学位或升迁与晋职，需要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的硬件要求，于是专门代写论文的“枪手”公司在社会上应运而生，可以代写本、专科毕业论文，硕士论文，博士论文，职称论文及其它各种论文。只要价钱出得合适，就可以拿到高水准的专业论文。该市场行情，一路看涨。

六．师质下降，师德堕落

教师作为教育者，是净化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承担传道、授业、解惑的职责，教师本应该为人师表。如今许许多多的教师在一切向钱看的大环境下，首先想到的不是安于教好课、教好学生，而是想着怎样钻营。

2004年南京师范大学爆出校方利用女生讨好上级领导。教育部高官来南京师范大学视察，校方强迫舞蹈编导专业班10名女生停课陪领导跳舞，官员们的粗俗表现让女生倍感尴尬，陪舞后女生多逃离现场。事情发生后，在南师大校园平地涌起轩然大波。一位教授接受记者采访时，将这种现象简单概括为社会和官场中庸俗社交活动方式在高校的蔓延！“高校的各级管理者目的只有一个，取悦与学校发展关系密切的上级部门官员。”

不但如此，本是教书育人的学校还频频出现禽兽教师，骇人听闻。有的学生遭到强奸怀孕，有的被强奸并包为二奶，有的老师强奸未成把学生杀害了，有的甚至对非常年幼的小女孩下手，受害者最小仅10岁。情形之恶劣，范围之广泛，闻所未闻。最令人心忧的是，经过江泽民的统治，这些事例还不是一时一地的个别现象，早已发展成为中国教育界的一道丑陋的“风景线”。

七．教育沦为政治迫害的工具

在江泽民迫害法轮功之后，教育界被全面推到了迫害无辜、灭绝良知的这场空前的民族灾难中。各级教育部门要求对法轮功进行大批判，强迫教师学生观看诽谤、攻击法轮功的电影，更有无数在大大小小的班会、校会上无端声讨的，煽动对法轮功的仇恨，并大搞“文革”式的人人表态过关。

2001年2月1日，教育部通知要求全国各级各类学校组织开展攻击法轮功的签名活动，在全国教育系统首推“百万签名”，以此来毒害数以亿计的未成年学生。有的学生不签名，班主任连拉带拽，威逼利诱，逼迫学生签名。《新生网》2001年5月5日报导，成都中医药大学发出通知，强制每个学生在反法轮功的横幅上签名，否则将开除学籍。

诬陷攻击法轮功的内容被编进中小学教材及各级考题，甚至进入高考和研究生的试题中。

教育系统对不放弃法轮功修炼的师生进行迫害。教师被开除，学生被学校除名、不能升学、毕业，把他们强制送入劳教所、精神病院和“洗脑班”，甚至被迫害致死。自1999年，仅清华大学就有300多名教授、教师、博士、硕士、大学生被非法关押，开除公职、学业，或直接送入劳教所。在教育系统中，为外界所知的就有72名教职员工和在校学生被迫害致死，年纪最轻的是只有17岁的佳木斯市树人中学学生陈英，年纪最大的是68岁的哈尔滨市管理学院教授周景森。

以上所述只不过是中国教育腐败的冰山一角。事实上，中国教育的道德败坏程度远比想像的要复杂的多，中国的教育已是乱象丛生，危机四伏。某种程度上讲，教育的腐败比社会上的其它腐败更可怕，因为它毁掉的不仅是个体的人，而是毁掉了人心中善念和良知，毁坏的是一个民族文明和道德赖以承传的根本。当教育彻底失去教化人的社会功能时，这个民族的命运将走向何方？这种体制教育出来的人，又怎么可能撑起中国的明天，给中国的未来带来希望？

【大纪元2012年06月13日讯】

古往今来，一提起医生，就让人心生敬意。人们把医生称作白衣天使——奉上帝的差遣来到人间治病救人的天使，是因为医生承负救死扶伤的职责，具备纯洁、善良、富有爱心的高尚美德，对待病人无论身份贵贱，一视同仁，童叟无欺。病人在医生面前，就像在救命恩人跟前，把恢复健康，起死回生的希望都寄托在医生身上。医生与病患之间就像一家人一样，互相信任，互相尊重。融洽的医患关系不仅有利于医生对病情的准确掌握，对症下药，同时，良好的互信氛围会给病人增添莫大的安全感，有利于疾病的康复。

然而，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中国的医疗体系和社会环境发生的深刻变化，彻底摧毁了医患之间的互信。现在在中国谈起医患关系，就好似在商场里谈买卖，医院成了企业单位，以盈利作为主要目标，病人是医院和医生挣钱的客户与财源。在一个社会道德大滑坡，一切向钱看的大背景下，医院和医生如何利用自身的职能和权力从病人身上榨取额外经济利益的各种不道德的手段就应运而生了——医务人员违背良心开大处方、高价药、滥检查，巧立名目乱收费，索要红包，不交钱就停药，甚至于“见死不救”……。总之，病人在很多情况下成了被“宰割”的对象。反过来，病人觉得花了钱，就得把我的病治好，出了问题，找医院医生算账。医生不再是“天使”，医患之间实质上也成了商品经济里的一种买卖关系了。

无论是从媒体报导，还是网民在互联网上的讨论，医德都成了一个被广泛关注的热门话题。

过去，治疗一个小感冒，如果没有特殊并发症，最多吃上几片退热镇痛的“感冒药”，花不了几毛钱，熬几天就过去了。现在去医院，弄不好要作一大堆检查，然后抱回一大堆价格昂贵的“特效”药，医药费少则几十，几百，甚至上千，上万。

2007年3月31日，福州一位记者就有亲身体验：记者因全身酸痛发热、浑身无力先后在福州市两家大型三甲医院就诊，结果两家医院开出的费用相差160多倍。

记者在第一家医院就诊，医生详细询问病情后开出0.57元的药方，随后建议，“根据针剂注射后的效果情况观察，看是否需要进一步的治疗。”在记者之前的一名患者，经过一番检查后，医生建议其不需用药，仅用盐水漱口两个月即可达到治病效果。记者觉得难以置信（社会环境已造成这种奇怪心理），担心药品太便宜效果未必好，更担心深夜病情加重难找医生，于是又到了第二家医院看诊。值班医生询问病情后，建议记者去做血液和尿液检查，费用约37元。检查结果出来后，医生说没有什么大问题。随后，医生给记者开了一堆药，加上检查共计96.19元。好在记者思量再三，选择使用了第一家医院的治疗方案，才没有花冤枉钱。

成都的一位大爷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一个小感冒却做了78项检查花了1.7万元。2007年2月6日，70岁的成都市民唐大爷由于感冒造成肺部感染，到住家附近的成都363医院就诊，第二天却做了78项检查！更让人纳闷的是，仅是检查胸腹部就做了核磁共振、CT及彩超三种不同门类的检查。核磁共振结果怀疑其肝脏部位有个2.5cm×4cm×2.5cm的病变肿瘤，CT和彩超却表明同一部位毫无异样。检查没少做，病情却反反复复不见好转。拖了31天后，唐大爷终于出院了，但收费单高达17039.12元。

这里说的还是小感冒，遇上大病大难，冤枉花的医药费恐怕就得看落到谁手上了，搞不好得花上天文数字，最后还是人财两空。

一位年轻医生在他的个人博客里披露了医生如何宰割病人的“惊天秘密：患者到死都不明白的事”：

2009年，我从天津医科大学肿瘤专业研究生毕业后，幸运地成为山东省某三甲医院肿瘤科的医生。

工作第一天，我穿上白大褂，和主任一起查房。查房一上午，共有40多个癌症病人，他们病情各不大相同，相同的是，对我们的话都言听计从。

第二天上午，我接诊了一个肝癌晚期的老人。看他的影像片子，癌细胞已经全身转移，没有治疗价值了。再说，从老人的穿着来看，家境并不太好，更没有必要白花钱了。出于好心，我把老人的女儿叫到办公室，建议她放弃治疗。老人的女儿放声大哭，伤心地把老人带走了。不料，一个星期之后，我意外地发现老人竟然被收住院了！护士长告诉我老人回家后不甘心“等死”，把自己的房子卖了30万，又挂了肿瘤科的一个专家号求治，当即就被专家收住院了。护士长还悄悄告诉我：老人还在病房里说你医德不行，自己没本事治他的病，就让他回家等死！

2009年11月底，我们肿瘤科发奖金时，平均一个人才2000多元！主任关上门给我们开了个秘密会议：“咱们医院实行的是绩效考核，收人减去成本再乘以提成的百分比，才是科室的奖金。”他故意顿了顿，说：“不需要我多解释了吧？你们用几元钱的便宜药，那是你们的自由，不过，你不能把自己当成菩萨下凡，让大家陪你喝西北风”主任的话音一落，大家的目光就齐刷刷地投向我，我脸上立即火辣辣的……

这件事没过几天，病房就住进一个患前列腺癌的离休干部，癌细胞也已经转移腹腔了。有了前面的教训，我试探性地找他的妻子谈话：“我建议用相对好一点的药物，因为这样可以提高病人的生存质量……”我的话音未落，他的妻子就鸡啄米似点头：“什么药好就用什么药，我舍得给我们家老张花钱！”有了这句话，我放开了手脚，什么药贵上什么药。最后，老人在病房里住了两个月，共花费了40万元，最终还是死了。

2010年7月，我接诊了一个早期肺癌病人，觉得有手术指征，就介绍给了胸外科一个医生。没想到，病人手术之后，胸外科医生专门请我吃了顿饭，并给了我一个500元的红包。我不要，他却说：“这是你应该得的。以后我那边有要做化疗的病人，也‘介绍’给你。我们俩长期合作！”然后，他还以过来人的身份“教育”我：“你是刚毕业不久的学生，现在摸清楚肿瘤科的工作流程没有？简单来说就是这样：来个癌症病人，先介绍到外科给他们做手术，让外科把手术的钱赚到了，再把病人转到化疗科化疗，然后再转到放疗科放疗，等著这些科室的钱都赚到了，再把病人扔到中医科喝中药。”

接下来的一件事，让我终于验证了这位外科医生的话。有一个胃癌晚期病人，癌细胞已经腹膜转移，可还是被转到普外科做了手术。术后又转到肿瘤科化疗，放疗科放疗，中药科喝中药，如此折腾3个月，病人就死了。我曾偷偷调出病人的影像资料，一看就发现没有手术指征。

在医院的公告栏里，有一条醒目而明确的规定，坚决杜绝医护人员收受红包现象。这种规定无疑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习惯了反著看的中国人，很多看了之后得到“启发”，到了医院就考虑怎样打点的问题了。

过去，有些病人出于对医生的感激，在病愈后给医生送锦旗，或一点礼物表示心意，一般局限在社会上可接受的风俗习惯范畴内。当今的社会，这种感激已经完全变了味。红包成了医生正常收入以外发财致富的重要来源，甚至向患者索要红包，医生收红包已经成为医院里的一种“潜规则”。有中共媒体新华社报导为证，上海市卫生局统计2011年上海市458家公立医疗机构拒收“红包”555人次，上交金额619.74万元。【54】以前有多少或没上交的就不得而知了。

有记者对患者送红包作过一番调查研究，发现在省城部分大、中、小医院的病房，在手术患者中，大约70％的患者和家属都说曾给医生送过红包。红包的多少往往根据医院等级、手术大小、患者经济情况而综合决定。据医院知情者透露，一般小医院主刀大夫给300元，最多不超过500元，麻醉师的红包价是200元，手术助手也得给“意思意思”。大医院的红包价较高，一般主刀大夫是800到1000元，麻醉师、手术助手、术后监护室护士也要打点。但有的手术难度大、风险高，或患者家属很有经济实力，红包的价就抬高了。在一家省级大医院，记者听到了采访以来最高的红包价格——一位患者讲述，隔壁病房来省城为母亲做子宫切除手术的某县领导，给主刀大夫的红包是1万元，所有参与治疗的医护人员多少不等都有份，光红包就送了5万元。

中共口口声声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要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可是除了要坚持共产党领导这一核心“优越性”以外，社会主义的其它“优越性”都可以免掉。九十年代的所谓医改就是中共把“公费医疗”这个“大包袱”扔给了百姓。

到了医院，医院和医生也认钱不认人，不交钱不治疗，甚至于见死而不救。

据2011年8月7日《楚天都市报》报导，刚满20岁的小曾是仙桃人，几个月前开始在首义园一家饭馆打工。5日晚洗盘子时，小曾右手的大拇指和无名指不慎被摔破的盘子割伤。由于伤口较深，血流不止，厨房一起工作的工友立即将他送往离饭馆一街之隔的武汉市第三医院。当他走出手术室时，听到现场有医护人员说：“要么交钱，要么拆线！”得知钱不够，小曾默默举起了石膏还未干透的右手，等著医生把石膏和线拆除。拆线的时候，没有用麻药，小曾疼得咬牙咧嘴，没有吱声。

2004年8月的一天，广东省湛江市广东医学院附属医院。伤者陈小强在被他人杀伤后送到该医院急诊室，陈当时告知护士，其被他人用刀刺伤，必须马上急救。但值班医务人员强调要去挂号、交钱才能抢救。医生在此过程中并未马上采取应急措施，而是让其伤口继续流血。从伤者23时38分送到医院急诊室，至次日凌晨0时45分死亡，足足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医生未对伤者进行抢救，最终导致了陈的死亡。

这两则事件见报后，都引起过社会的巨大反响和对医德问题的讨论。不要以为是偶然个别现象，如果没有一定的普遍性，讨论会局限在对个人的谴责，而不会产生全社会对医德问题痛心疾首的共鸣了。只要网上搜索一下“医院见死不救”的内容，相关的内容就有一箩筐，可见医院见死不救现象是多么的普遍。

何止如此，媒体披露出来还有更令人发指的医生为了赚钱而丧尽道德良知的事例。

贵州省黔西南州兴义市的流浪汉“老大”被当地人形容为善良、好心。2009年的一天35岁的“老大”突然从邋遢变得光鲜，剃光了头发也刮干净了胡子。但没想到这竟然是死神降临的前兆，“好心人”带“老大”到医院去抽血做了配型。他再次出现，是大约一个星期之后，警察拿着一张照片在同心路上挨家挨户访问。照片上是一具尸体，脸严重浮肿变形，眼睛成了一条缝。居民们根据显眼的光头才认出是“老大”。“老大”的尸体在一个水库中被渔民无意间捞出，只剩一个空空的躯壳，全身可用的器官不知所终。据报导，广州的中山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有医生前往贵州，与当地器官贩子接触，摘取了流浪汉“老大”的器官。

所以，人们在搜寻国人的道德良知时，怎能不长长的哀叹“白衣天使”今安在？

“明礼诚信”是中华民族优良的传统美德之一。诚信一直被视为立身之本，是人际交往的首要准则。孔子曾说过“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又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季布一诺”、“立木取信”、“割须代袍”的故事，国人耳熟能详，熏陶了我们几千年。的确，明礼是人的外在行为表现，而诚信则是人的内心状态。“忠信，礼之本也；义理，礼之文也，无本不立，无文不行”。诚于内而礼于外，明礼，只有表现了人内心的诚信本质，才不会流于虚伪的形式；诚信，只有通过明礼的外在形式，才能最恰当地表现出来。

现在诚信成了当前中国最希缺的宝物。据报导，诚信危机位居腐败之后成为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二大因素，诚信危机导致社会经济运行成本增加15%，导致社会上的人际关系日趋紧张。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周孝正教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中国）社会诚信状况不但越来越差，有些方面甚至极其糟糕，这已经成为中国一个显著的社会问题。”为了解当前中国社会诚信状况，《瞭望》新闻周刊联合国内专业调查研究机构——新生代市场监测机构，于2011年2月11日至2月14日，在北京、上海、广州、杭州、成都等5个大中城市展开了民意调查。本次调查数据显示，被访者对当前中国社会诚信状况总体评价较低，仅有4.8%的被访者评价“好”，48.7%评价“一般”，接近半数的46.6%被访者认为社会诚信状况“差”，甚至“很差”。在政府诚信缺失方面，主要体现在政策多变、不守承诺、随意性大、暗箱操作、弄虚作假、欺上瞒下、虚报成绩，等等。在企业诚信缺失方面，受访者认为最不诚信的5大行业依次是：医药卫生、房地产、美容业、服务业、家政/婚姻/职介等中介业。

据《求是》杂志的子刊《小康》在2009年6-7月的调查结果显示，从1999到2009年的最近10年，是人际信用最差的时代。调查显示，房地产老板诚信最差；农民、宗教职业者、性工作者、军人和学生被网民选为最讲诚信的五个群体。这是一个尴尬的调查结果，将近九成的人将原因归咎于“急功近利的社会环境”。也就是说，我们进入了一个悖论的时代环境中：人人都说社会信任度在降低，但是，没有一个人或集体愿意承担责任。把原因归为社会环境的急功近利时，就意味着人人都是受害者。如此以来，众多卸责者的出现，恐怕只能导致更多的恶性循环。

调查显示，相对人际信用和公司信用，公众更担心政府的信用。有49%的人对政府、人际、公司三类的信用危机表示“都非常担心”；37.8%的人则更担心“政府”的信用危机。2009年，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进一步降低：在“您相信政府公布的各种社会经济调查数据吗”的调查中，认为“仅作参考，掺假的成分很多”或“绝对是假的，从来都不信”的比例高达91.1%；而在2007年的调查中，这个比例是79.3%。公众对政府行为的信任度直降10个百分点，政府失信问题相当严峻。

社会诚信关键在于政府诚信，政府诚信体现于公务员诚信。因为公务员掌握公共资源和公共权力，是政府的“形象代言人”，其诚信行为如何，对社会公众具有强大的引领、示范和辐射作用。“政府如果自身不讲诚信，那么就会‘上梁不正下梁歪’，就无法要求百姓讲诚信。”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周孝正认为，公务员作为政府行为的决策者和体现者，讲诚信不仅是其个人的道德要求，更是对公众利益的一种承诺，是必须履行的义务。“诚信危机的蔓延，无疑与我国正处转型期的制度不健全和市场经济社会的拜金文化的负面影响有关，但是，政府信用缺失，政府公信力下降是主要祸根”。

当今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到科研教育诸多行业造假已经泛滥成灾成了常态。诸如：毒奶粉、假鸡蛋、假球、假唱、假文凭、假论文、假老虎、假奖励、假海龟、假文章、……。公众一次次感觉通往诚信的大门越显遥远。

缺乏诚信的一个结果就是人人为敌。据媒体报导，2010年12月29日，福州六一北路与湖东路交叉路口附近，一位八旬老人摔倒在人行道上。围观的五六人，无一出手相助。就在两名女子试图将其搀扶起来时，旁人的一句“善意提醒”，又让她们缩回了手。老人躺在冰冷的马路上，度过了生命的最后几分钟！观察人士表示，这很可能是“彭宇案”后遗症——自2006年南京“彭宇案”以来，好心救助老人却反被告上法庭索赔的案例，已多次出现。

很多弄虚作假事情曝光后，证据确凿，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人们看到的却是一拖再拖、各种公关关系派上用场最终让事情不了了之。人们往往看到的是国家大笔科研经费被欺骗（如涉嫌上亿元的汉芯事件）；看到了校长孩子通过内部关系而被中国科大”破格录取”的事情；看到了复旦大学校长履历的造假；看到了一张华南虎年画的解决需要近两年；有些造假已经完全没有一点良知，毒奶粉事件，为了赚钱连小孩的生命安全都不顾，诚信从何谈起！而且，已经曝光的毒奶粉事件尚未平息，有毒奶粉又卷土重来……。在这些造假的背后许多人尝到了甜头，即使不幸被揭发后也得不到法律上的惩罚，即使名誉损失了也被看成是而所谓的中国特色，不足为耻。

中共新华网2012年5月28日报导，2011年2月以来，经中央批准，中纪委对铁道部原部长刘志军严重违纪问题立案检查。经查，刘志军滥用职权帮助北京博宥投资管理集团公司董事长丁羽心（又名丁书苗）获取巨额非法利益，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和恶劣社会影响；收受他人巨额贿赂和贵重物品；道德败坏；对铁路系统出现的严重腐败问题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四宗罪中，宗宗都是道德败坏，为什么还专门列出一项名为“道德败坏”的罪名呢？这是指刘志军私生活糜烂。，刘志军的情妇多达两位数，丁羽心是主要介绍人。丁热心投资演艺圈，介绍了多位年轻女子与刘志军发生关系，其中包括由她投资拍摄的电视剧剧组演员。丁出身山西，貌不惊人，神通广大，以在北京路子“深”而著称，但真正“发”起来也就是近几年的事，而且主要是在2006年的高铁投资热之后。作为回报，丁通过帮助安排铁路工程项目，获中介费高达8亿元。

刘志军案发一年多，铁路系统已有9名高官被查，包括原运输局局长张曙光、原运输局副局长苏顺虎等。张曙光是“裸官”，老婆孩子在上世纪末就移民美国，其在美豪宅遭曝光，传闻中的涉案金额高达20多亿美元。

刘志军落马，把笼罩着中国高铁的光环扯了下来。几个月之后的一起动车事故，更是让整个中国陷入了深思——高铁“大跃进”的发展模式到底要驶向何方？

高铁创造的“中国速度”神话，作为整个中国经济的缩影，一度如此振奋人心。中国高铁从无到有只用了不到10年时间，而且打造出了里程达7531公里的世界最大高铁网络，目标直指四横四纵全世界一流的高铁网络。中国高铁运行时速从250公里到380公里仅用了不到6年时间，而发达国家走完这段过程则用了近30年。原定未来5—10年目标时速超过400公里，20年后目标时速超过500公里。高铁作为中国的一个面子工程，的确让中国百姓兴奋不已。一时之间，中国高铁成为了中国不再是制造低廉简单的商品，而能创造出世界第一流的高科技的名牌，似乎成为了改变“中国制造”的一张广告。中国高铁的大跃进甚至引起了美国总统奥巴马的羡慕。奥巴马在2010年国情咨文中急切而焦虑地表示“我们没有理由让欧洲和中国拥有最快的铁路”。

2011年7月23日晚上8时30分，甬温线浙江省温州市瓯江特大桥上，由北京南站开往福州站的D301次列车由后方与杭州站开往福州南站的D3115次列车发生同向动车组列车追尾事故，后车D301次四节车厢从桥上坠下。造成40人死亡、172人受伤，中断行车32小时35分，直接经济损失19，371.65万元。官方统一称作“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

动车事故让高铁大跃进造成的安全质量问题进入了公众的视线，遍地开花的高铁建设工地，被迫展开各项安全大检查。人们开始反思作为面子工程、“政绩工程”的高铁发展模式到底是怎么回事。

在2011年12月23日的铁路工作会议上，新任铁道部部长盛光祖首次承认以往铁路建设中存在规模过大、标准过高、盲目压缩工期等问题。2012年，铁道部在高铁建设上急刹车。全路投资规模从7，000亿元压缩到4，000亿元。但即使是4，000亿，也存在能否落实的疑问。

据铁道部的审计报告显示，截至2011年9月末，铁道部负债合计为2.23万亿元，较2010年年底增加18%。资产额达3.74万亿元，增速为14%。资产负债率由去年年底的57%上升至59.60%。根据2010年国家审计署国外贷援款项目审计服务中心出具的关于铁道部2009会计年度的审计报告，2009年底，铁道部负债总额已达到1.3万亿元。在1.3万亿元负债中，长期负债（银行贷款和债券融资）约8，548亿元，流动负债为4，486亿元（短期负债约882亿元，应付款约3，604亿元）。铁路每年仅还本付息就要支出733亿元。

比债务更危险的是安全问题。建设周期太快，尽管铁道部边干边制订一系列高铁施工规范，但质量监控挑战很大，许多从事高铁工程建设的业内人士都公开表示担心。

一家外资高铁物资供应商在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称，国外300公里高铁往往要修十年，现在国内两年就要完成，抢工中质量问题非常严重。“紧张的时候能把人逼急。经常是今天给你单子，后天要货。有时候甚至会碰到这样的情况，接到的单子，要求交货的时间已经过了。供货商在质量上会力不从心，连检样的时间都没有。基建也是这样。为了抢工期，没有培训，沿线农民拉过来就干。”

一位铁道部的高级工程师则担心高铁路基是否满足了土地沉降要求，“一般要五年，但铁道部等不及，大量改用高架桥设计。”

《铁道经济研究》发表的一篇论文显示，中国已建成的高铁里程中，超过50%使用高架方式，在京津、京沪等高铁线路中，高架部分更占到总里程的80%左右。

还有一个最典型的质量问题的例子。在2004年，中国工程院院士、中铁隧道集团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王梦恕曾经让媒体记者扮作自己的学生，调查在当时有着“亚洲第一长隧”的乌鞘岭隧道危险施工(原定工期4年半，被刘志军要求28个月内贯通)，报导刊登后，“长隧短打”方案被曝光，反响很大。

豆腐渣工程最常见的一个问题就是偷工减料，以次充好。高铁也不例外。沪昆高铁湖南段槽道已出现粉化现象。据人民网报导，有网友举报上海至昆明、合肥至福州高铁施工段安装的德国哈芬“原装槽道”其实是国产货。哈芬产品占中国70%的市场。据《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报导，在百度搜索哈芬槽道，能得到数万个公司自称代理哈芬槽道的链接。记者随机选择一家电话采访，对方表示：“是哈芬的牌子，但不是德国原产的。”但事实上，德国哈芬并没有授权任何一家公司在中国生产哈芬槽道。铁路基建行业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称，现在所谓德国进口的哈芬槽道，几乎全部是在国内生产的，由于价格被压得很低，国内很多厂商都偷工减料，山寨货和原装货有本质区别。国内山寨货又是为何能顶着“进口”的光环为所欲为？北交大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在接受采访时认为，体制漏洞造成了这一怪胎现象。

事实证明，高铁大跃进，是江泽民的GDP崇拜、不惜工本的高速增长、追求表面繁荣的面子工程、为中共涂脂抹粉、煽动民族主义的大环境的一个浓缩版，也是中国从上到下制度性集团腐败、官员生活糜烂道德败坏的大环境的一个浓缩版，更是造假和豆腐渣工程、为了金钱利益罔顾百姓生命的大环境的一个浓缩版。

中国需要高铁，中国现在人均铁路长度还不到一支烟的长度，中国不是铁路多了，而是远远不够。但是，在中共为了合法性追求面子和政绩工程的大环境下，在“江泽民的道德败坏模式”把道德推向崩溃危机的大环境下，从高铁大跃进到薄熙来的“重庆模式”，无一不是贪官横行，百姓买单。

中国人的“衣食住行”都存在非常严重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都是人为造成的，是道德丧失后的必然，是诚信毁灭后的常态。在收集材料的过程中，痛感再多篇幅也无法真正报告中国生存环境恶劣之现状及恶劣之程度。这里也只能选择几个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方面，帮助读者得到一个非常粗略的印象。

据新华网等媒体报导，绿色和平组织2011年8月23日，发布调查报告《毒隐于衣—全球品牌服装的有毒有害物质残留调查》显示：绿色和平组织在全球18个国家采购了15个服装品牌的78件样品，其中，52件样品被测出残留有毒有害物质。其中包含Adidas、NIKE、H&M、CK、彪马、李宁等全球知名运动服装企业。在绿色和平组织的报告中，Adidas样品含有NPE比例达40%，李宁样品含NPE比例高达100%。欧盟的一些国家在20年前就已禁止了NPE的使用，整个欧盟在2003年颁布条例，2005年全面生效禁止使用NPE。

此次残留对环境或是人体生殖系统有害的毒性物质壬基苯酚聚乙氧基醇(NPE)污染报告中，78件样品中产自中国的多达28件，其中李宁所有涉及产品均来自于中国。厂家表示：“NPE在纺织环节中是被大量使用的，很多珠三角的代工厂都从我们这里购买，同类产品中NPE能达到的效果最好，如果用其他的产品来代替，配套制剂就会增加，企业成本也会上升。”

2009年8月5日中国环保信息网报导，中消协公布的一项测验结果表明，京津两地销售50个牌号儿童针织内衣中有８种样品甲醛含量严重超高。甲醛被国际癌症组织列为可能致癌物质.中国室内装饰协会室内环境监测中心专家发现，不仅新买的衣物上容易有甲醛，放在家中木家俱中的衣物也会含有甲醛，家庭中的木制家俱也是造成衣物甲醛污染的祸首。

“华夏健康网”2009年1月7日报导，质检部门对主动送检的20家知名品牌1051份服装面料样品的检验中，竟发现约6%的样品中含有偶氮类染料，最严重的竟超标准190倍，主动送检知名品牌尚且如此，至于那些不知名品牌，中小企业生产的纺织品，含量如何，可想而知。作为消费者，还有更可怕的事，就是这些有毒染料根本无法检测到。它看不到，嗅不到，洗不掉，烫不掉，像恶魔一样附着在衣服里，随时随地在吞噬着你的生命。中山大学化学与化学工程学院材料科学研究所副教授阮文红博士称，这些有毒染料远比甲醛厉害，因为(即偶氮染料)不但不溶于水，而且从纺织品外观无法分辨。

《财经》杂志2012年6月6日报导，内地近年因工业及城市用地结构调整，占据市区优越位置的高污染工业大量搬迁，几乎所有地块都被开发。据中科院南京土壤所2008年研究，江苏、辽宁、广州、重庆等地数千间工厂搬迁，约二亿平方米土地可作重新利用。惟报导指大批毒地未经处理，就被正常使用，甚至兴建住宅楼。

京楼盘土壤致癌物超标千倍。其中北京东五环外朝阳区一在建楼盘，原址为铁道部所属防腐枕木厂。该厂生产卅多年，大量化学品已渗入土壤及地下水。该厂八年前搬迁，地块一直闲置，至去年初开工后，仍验出致癌物质多环芳烃超标逾千倍，其余挥发性污染物亦超标三、四百倍。

环保部○六年耗资十亿元（人民币‧下同），进行全国土壤污染调查，但数据至今未公开，专家分析指调查结果除或引起公众恐慌外，更会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当中湖北武汉赫山一原属农药厂土地，○六年改作地产项目时，多名工人因为接触到深土层中毒。地产商最后将武汉国土局告上法庭，获得赔偿一亿二千万，并且由政府收回地块，再花逾二亿元进行处理。

黄河新闻网2010年9月27日报导，全球卫星数据显示中国空气污染最严重。“正如《华尔街日报》7月份所报导的，权威人士确认中国的空气质量非但没有继续改善，反而持续恶化。”

城市空气中主要污染物有：（1）可吸入颗粒物。颗粒物是影响城市空气质量的主要污染物；（2）二氧化硫；（3）酸雨。

工业排放为大气污染的主要源头之一，包括四大重点行业：电力、非金属制造、钢铁、化工。如电力行业就是大气污染物排放大户，2005年中国环境统计年报显示：全国火电厂二氧化硫排放量为1111万吨，占全国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的51.3%。广东、江苏是火电厂二氧化硫排放量排名前5名的2个南方省(区)。2005年投产的燃煤机组5500万千瓦，安装脱硫设施的只有40%左右。截至2006年上半年，火电厂已建成投产的烟气脱硫设施，实际投运率不足60%。

中国每年因城市空气污染和室内空气污染导致的超额死亡分别达到17.8万人和11万人。

每年因城市大气污染而造成的呼吸系统门诊病例35万人，急诊病例680万人，大气污染造成的环境与健康损失占中国GDP的7%。

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撰文疾呼：“水污染逼近危险临界点!”

2007年夏，中国接连发生了太湖、滇池、巢湖的蓝藻爆发事件，这是一个标志——传统的发展模式积累的环境成本已经到了临界点。目前中国7大水系的26％是五类和劣五类水，9大湖泊中有7个是五类和劣五类水。五类和劣五类水不能接触人体，连作为农业用水也不可能。

中国是全球人均水资源最贫乏的国家之一，人均占有量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三成。尽管如此，中国的江河、湖泊却成了倾倒有毒废水的下水道，全国目前有3.2亿农村人口喝不上符合标准的饮用水，其中，因水污染造成九千万人饮用水不安全，中国的水污染事件层出不穷，触目惊心，中华水污染逼近危险临界点。

据国家环保总局的调查统计，2006年，中国工业污水排放量达330多亿吨，七大水系所承载的工业污水排放与日俱增。其中，黄河流域2006年工业污水的排放量达32亿吨，长江流域为137亿吨，淮河流域为26亿吨，珠江流域为53亿吨，比上年平均增幅约2％～3％。

农业的面源污染已经成为中国水污染的一个重要方面。农村面源污染在各类环境污染中的比重占到30％～60％，并成为水污染的祸首，其中污水中COD(含氧量)排放已超过城市和工业源的排放总量。一方面，过量使用化肥造成的污染十分惊人。化肥施于土壤中，只有小部分被作物吸收，大部分则在雨水的作用下或渗透到地下污染地下水，或随地表径流进入河流、稻田、池塘。由于化肥会造成水域富营养化或饮用水源硝酸盐含量超标，因此已经成为危害水质的“第一隐形杀手”。

在农业污染超过工业污染的同时，另一大污染源——生活污水又从城乡的各个角落奔涌而出。据了解，中国一年洗衣污水量将近22亿吨，相当于34个十三陵水库或76个昆明湖。仅北京市和上海市，2006年生活污水分别达到9亿和11亿吨。全国大小城市的生活污水排放量已经超过了工业污水排放量。

中国已经是一个干旱缺水严重的国家。人均淡水资源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1／4、在世界上名列110位，已被联合国列为13个贫水国家之一。人均可利用水资源量仅为900立方米，并且分布极不均衡。中国多数城市地下水已经受到一定程度污染，并且有逐年加重的趋势。日趋严重的水污染不仅降低了水体的使用功能，进一步加剧了水资源短缺的矛盾，而且还严重威胁到城市居民的饮水安全和健康。人类疾病80％与水有关，水出现问题将给人类带来癌症、肝病、结石、心血管疾病、痴呆症等疾病。

在引言及前文述及的小悦悦被汽车碾死无人施救的事件，举世震惊，引发海内外民众和大部分媒体纷纷热议。多年来有识之士一直痛心疾首的中国道德缺失问题，一下子变成了全球性的最热门话题。在活生生的残酷事例面前，暴露给全人类的已不仅仅是中国社会道德的严重下滑，中国社会的冷血无情、道德缺失已经达到了令人发指、无以复加的地步。人们用不同的方式表达对中国道德危机的关注，除了网上和媒体的大量议论和评论外，许多专家学者也开始撰写文章，探讨其深层根源。一个一致的看法是：中国道德缺失是江泽民时代以来愈演愈烈的普遍现象，已经成为社会群体性的社会问题不可忽视。

这期间中共官方喉舌媒体中央电视台的所有频道对小悦悦事件闭口不谈，只字不提，毅然决然地拒绝报导小悦悦事件。更有甚者，政府官员们，小悦悦事件事发所在市的政协常委、九三学社专职副主委李景明和市政协委员、佛山市委党校行政学院政法教研部主任李建丽，在微博上的“社会道德重构”热点话题中不仅不检讨问责，反而辨称：“小悦悦事件、南海弃婴事件等，不能代表整个佛山的道德水平。冷漠，这种评价，非常不客观。”李建丽说，“我觉得整个佛山的道德文化水平在全国来说应该是非常高的，包括政府的有为程度、为民办事的态度等等，在全国都应该是排在前面的。”李景明则表示，“所谓的道德滑坡其实也有不同看法，道德无法量化，没有对比的坐标，类似小悦悦事件这样的个案，不能说有普遍意义。”

下面是出现小悦悦事件后网友盘点更多类似例证的部分摘选：

——老人脖子卡在护栏无人扶起致死

2010年11月，从超市购物出来的一位顾客首先发现了卡在护栏中的老人。听到呼救，负责在护栏旁看车的周女士和路过的行人都聚拢过来，纷纷拨打110和120。面对危在旦夕的老人，周女士曾经想上前搀扶，但是被周围的人劝阻了。就这样，老人被卡在护栏里足有十多分钟，人们距离老人只有一步之遥，但是竟无一人伸出救命的手。当120救护车赶到的时候，老人已停止了呼吸。

——83岁退休老干部摔倒路边在众人围观下猝死

2010年12月，福州六一北路与湖东路交叉路口附近，一位8旬老伯摔倒在人行道上。围观的五六人，没人出手。就在两名女子试图将其搀扶起来时，旁人的一句“善意提醒”，又让她们缩回了手。老人孤独地躺在冰冷的马路上，直到生命的终结。

——14岁女生被多名男生强奸同学围观加油

14岁的小兰在住校期间，被同学校的两名男生拉到男生寝室，在被拉到大寝室门口的时候，小兰拚命抓住门框。她听见寝室里10多个男生一起喊：“加油！加油！”“最先是罗国豪欺负我。见我挣扎得太凶，鲁素强和宋林就来抓住我的手和脚。后来欺负我的依次是韦浩、鲁素强、宋林和周力涛。但鲁素强没有得逞。5个男生均是初三(3)班的学生，最大的17岁，最小的15岁。

——深圳老人小区内跌倒20分钟无人扶不幸惨死

2010年1月，深圳市福田区益田村，78岁的老人肖雨生在小区跌倒，保安和路人无一上前搀扶。20多分钟后，儿子肖先生外出时发现，老人孤零零趴在地上，额头磕破流血，鼻子紧贴地面，已没了呼吸。

——司机为保护乘客行李身中五刀乘客冷漠旁观

2010年12月，在济南长途汽车总站南区，一辆由济南开往菏泽的长途汽车，还有15分钟就要发车了。这时两名男子没买票，却非要硬闯长途车，还在车上蛮横地翻乘客的行李，司机李国强英勇上前阻止。没想到在争执之中，一名穷凶极恶的歹徒竟拿出水果刀，连捅李国强五刀，李国强应声倒在了血泊中，眼看着歹徒刀捅司机，车上乘客无一伸出援手。

——重庆七旬老太摔倒闹市众人围观无人扶

一位七旬老太摔倒在闹市街头，引来众人围观，不少人善意地拨打了急救电话，却无人“敢”靠近老太。直到一位美丽女子路过，主动去扶老太。但在她施援手的同时，现场也有人“好心”提醒：“别去扶她，当心赖上你，等120来了再说。”这是2010年9月，在北碚中山路发生的一幕。网友“少年包工头”正好和同学经过，目睹了全过程，并用相机记录了下来。

——福州女孩寻短见裸身入河围观者争相拍摄不施救

一名内蒙古女子自称被男友骗至福州，一时失去理智准备跳河寻短见，当她裸体慢慢地走进冰冷的河中，许多在桥上围观的群众不仅不及时施救，反而纷纷拿出手机争相拍摄，在民警的劝导下，女子终于答应上岸，刚被拉出水面，几个年轻人又拿出手机，还喊著，快、快拍。

——婴儿被弃闹市路边四天无人管被活活冻死

2010年11月，在黑龙江绥化市兰西县的街头，发生了令人揪心的一幕，一个婴儿被丢弃在街头。

4天的时间居然没有一个路人去关心这个可怜的孩子，最终寒冷的冬天带走这个孩子鲜活的生命。据附近学校的学生称，婴儿是在11月21日晚上被扔到那里。婴儿被抛弃的地方并不偏僻，平时来往的行人也很多。学生说，他们发现孩子后就报了警，但三天后警方才赶到，把孩子遗体送到殡仪馆。

——男子欲跳楼未遂有人下赌注有人催促快跳

2010年2月，张家界一年轻男子爬上一大型商场的七层楼顶，欲纵身跳楼自杀。年轻小伙的过激行为引来众多行人围观。围观的人形形色色，有的一直在笑，有的神情凝重，不少人还拿出手机拍照。据现场目击网友透露，小伙多次变换姿势，场面十分惊险，但几次都没有往下跳。有些市民开始叨唠：“要跳就快点跳，我还要买菜搞饭起滴。”“谁要跳楼又站在哪里不跳，真的恼火。”“不跳就下来，站在哪里看风景呀！甚至有人开始下注打赌楼上的人到底会不会跳下来……

——众人围观却无人出手相救少年殒命池塘

2009年8月，福州新店镇后山村，一名12岁的少年下到一个一百平方米左右的小鱼塘戏水时溺亡。但从发现溺水少年到120赶到现场的一段时间里，鲜有人伸援手，等一名好心男子将他救上来时，一切都太迟了。这名好心人说，如果孩子早几分钟获救，可能就不会死。

——六旬小贩连收四张假钞气死街头围观者哄抢水果

几张假钞，一条人命，一场人间悲剧。因一星期内连续收到4张假钞，62岁的小贩气急攻心倒在了水果摊上。而令人不耻的是，就在小贩猝死倒地后，留下的700多公斤水果被一些路人在半个小时内连买带拿一扫而空。这是2009年10月发生在娄底市金谷市场的一幕。

——女子列车突发精神病脱衣裤引10多人强行拍摄

10月30日下午，在大连开往上海的T131列车上，一名年轻女子突发精神性疾病，当众脱下衣裤。正当车上司乘人员忙着安抚病人情绪时，约10多名男性乘客不顾女病人惊恐尖叫，拿着具有拍照、录像功能的手机围上前去拍摄，列车长一气之下怒斥这些乘客“太猥琐，太不讲道德了。”

——桂林街头汽车撞人国人冷漠外国游客指挥交通

2009年9月，桂林街头发生车祸，一名男子被撞倒。众多群众围观却无人伸以援手。一个外国游客站出来对伤者提供帮助，并指挥陷入混乱的交通。

——官方不作为流浪汉冻死卫生院前

新唐人电视2011年12月17日报导，一名大陆网友披露“一个流浪汉冻死在蓝田县华胥镇卫生院的大门外”，消息传出后，流浪汉的悲惨遭遇和政府的冷漠无情引起了众网友的愤怒。

从11月29日到12月11日，网友“步实99”在华商论坛先后六次发帖关注陕西蓝田县华胥镇卫生院大门外的一个饥寒交迫的流浪汉，希望引起相关部门的注意。

在最初几日，该流浪汉还算有生气。到12月2日，该流浪汉已经是双手冻紫、全身瘫软。但此时相关政府部门仍然无人理会。12月11日，该流浪汉最终冻死在卫生院的门口。而该网友表示他“曾无数次给当地镇政府和派出所打电话，但对方都说不归他们管”。一系列的帖子宛如一场关于“流浪汉死亡过程”的网上直播，让众网友揪心。然而更让网友们愤怒的是政府部门的冷漠无情，许多网友跟帖表示对当地政府的“不作为行为”感到愤怒。

一名网友“商州蛋蛋”指出：“整天口口声声喊著关注民生，关注百姓生活，这岂能是一句空话？有关部门应该反省下了。”一名云南网友则讽刺当今社会：“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的事情真的发生了！”。也有网友质疑为何拍摄者不帮助流浪汉。对此，一名广东网友反驳说：“这是一个拍摄者能左右的事吗？他能帮的过来么？拍报者只仅仅拍了这一个人吗？”另一江苏网友也表示认同：“不要把政府的责任推到个人，这些照片将来可能救的不是一两个而是一群人！”

据南方日报报导，事后华胥镇政府和派出所否认接到过反映此事的电话。但冻死流浪汉的地点，距离镇政府仅仅100米，距离派出所也只有500米，哪怕他们没说谎，但仍然无法推卸他们见死不救的责任。

——女孩公厕内被拾荒男子强奸40余人围观无人制止

《燕赵都市报》报导，2005年4月18日下午四时许，位于衡水闹市街头的一公共厕所内，一女孩入厕时被尾随而来的拾荒男子强奸。更令人不能忍受的是，女孩受害时间长达20余分钟，现场围观市民40余人，却没有一人出手制止。

——15岁少女被脱光游街无人施救继而遭4人轮奸

事件概要：三女将一15岁女生推倒在地，拳打脚踢其肚子和胸部，逼女生脱光衣服，拉进网吧示众。众人对赤身裸体的女生，非但无一人施救，帮助制止恶行和报警，还不停地指指点点，评头品足，以导致后来被四个男青年轮奸，造成惊世骇俗的惨案。从此该女生四年闭门不出，身心受到严重摧残。

2011年10月，首都经贸大学等3所高校联合发布“社会信任问题的大陆消费者民意调查”，从政治、经济和社会3个层面来体察民众对中国社会的信任度。关于“老人摔倒该不该扶”问题，高达87.4%的民众认为不能扶老人的原因是怕惹祸上身。

2011年12月中旬公布的上海市社科院的另外一项调查中，有90.2%的人认为诚实守信存在不同程度上的吃亏。部分青少年在追求个人价值最大化时，过于强调实惠实用，导致道德界限的模糊不清。

这两次社会调查显示的比例是87.4%和90.2%，和小悦悦事件中见死不救的人的比例（二十多人只有一人施以援手）之高，都说明中国大陆的道德缺失、人性冷漠绝非个体事件，而是普遍现象。

中共建政以后，一方面，长期用无神论，反传统的宣传逐渐的腐蚀中国人的道德观念，另一方面，中共一次次发起反人性的斗争与运动强调对敌人要残酷无情，使人们越来越变得对生命漠视，尤其是近二十多年来，国人在宗教狂热般的“一切向钱看”，“闷声发大财”中，与中共形成了一个默契：只要支持中共，中共便让其发财，默许其声色犬马。这种变态的社会契约加速了社会的道德下滑。同时，由于中共对法治的破坏，法律形同虚设，近二十多年的中国社会形成了一个反理，即做好人不得好报，做坏人却蒸蒸日上。关心他人的反遭诬陷，诬陷别人的却逍遥法外。江泽民发起并用谎言和暴力维持十多年的对法轮功的“群体灭绝”政策，“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更是在告诉中国人，不要做好人。于是，传统被加速度的抛弃，人心前所未有的沉沦。

高智晟先生在他的著作《有谁战胜过人性》中指出：“向人们的信仰开战是最为愚蠢的，因为，这是在向人性宣战，人类有史以来从未有过哪种力量曾战胜过人性的记录，今后也不会有。（中共政府）对基督徒、对法轮功愚蠢地选择了向人性开战的恶举，而人性从未被任何强大的力量战胜过。”

是的，正如高智晟先生所说，对奉守良知道德的人来说，“神与我们同在！”这是我们的力量所在。

“四•二五”法轮功学员整体展现的风貌，对比出了江泽民“闷声发大财”的利欲熏心时代特点，以该群体的正照出了江和中共的不正。这是大规模民众在“真•善•忍”的五千年传统标准下提升道德，修心向善，回归中华传统道德的美好开始。

春秋时期贤人子产曾说，“君子长国家者，非无贿之患，而无令名之难，……夫令名，德之舆也。德，国家之基也。有基无坏，无亦是务乎？有德则乐，乐则能久。”意思是说，“君子掌管国家和大夫家室事务的，不是为没有财货担忧，而是为没有美名担忧。……说到美名，它是传播德行的工具；德行，是国家和家室的基础。有基础就不致垮台，您不也应当致力于这件事吗？有了德行就快乐，快乐就能长久。”一个人爱惜自己的名声，说明他善念犹在，廉耻之心尚存，本是一件好事。法轮功学员讲真相的目的就是为了提醒人的良知和本性，让每一个人都不参与对善良人的迫害。人的本性先天就是善良的，只不过被世俗和谎言所掩埋，当人的真正自我苏醒时，必然会在善良与邪恶间作出正确选择。

在中国古代，神传文化是我们的根，同根同祖，同为华夏子孙，国家绝不是暴力工具，法律也绝不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文化是让人用心法来修养自我，抑制人性中的恶，不断提升自身的道德；而法律则是对人外在的约束，通过惩恶来维护社会。法律追本溯源来自神的诫命，所以古人认为权力是神器。孔子讲“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意思是说“坚定信念，勤奋学习，坚持真理至死不渝。不进入危险的国家，不居住动乱的国家。天下政治清明、遵循道德就出来实现抱负，天下黑暗就隐退。国家政治清明而自己却贫贱，这是耻辱；国家政治黑暗而自己却富贵，也是耻辱。”笃信善恶有报的古人知道，这不仅仅是高尚的德行，其实也是保全自己的方法。听命邪恶是助纣为虐，必遭报应。也许现代人无法达到这样的境界，那么我们最起码可以做到远离邪恶。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那些坚守了良知的人，他们的善念将为自己定下美好的未来。

在《九评共产党》的感召下，上亿民众开始自觉清洗自我道德，从共产党文化中脱胎换骨出来，成为干干净净的人。这种民间自发的道德复兴，有力的改变着国家的现状，为社会奠定着新的基础结构，这是以新的道德为根基的重大社会转型。一亿六千万人对自己命运的重新选择，重新把握，顺应历史潮流，将无可比拟的主导著中华民族未来走向和命运。

在江泽民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恐怖时期，越来越多的民众知道法轮功学员是好人，许多人以各种方式反对和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有的几乎全村人，包括村干部，一起写联名信，并郑重画押，勇敢出面要求释放法轮功学员。

2004年8月8日下午，湖北浠水县的六个警察闯入浠水朱店镇九坪村法轮功学员姚望来家，企图绑架姚望来。姚的家人与之据理力争，抵制他们的非法行为，气急败坏的警察使用暴力，惊动了九坪村的村民们。人们从田间、地头、家中赶来姚家，连村长都过来劝告警察不要抓好人。警察们非抓人不可，激怒了在场的一百多位村民。众人纷纷站出来和不法警察形成对峙，最后不法警察不得不放弃抓人计划仓惶离去。

2006年9月17日晚，青岛市城阳区红岛街道派出所指挥联防人员试图绑架红岛西大洋村法轮功学员赵宇群。得到消息的村民们跑出来将不法人员团团围住，令赵宇群机智走脱，村民们还坚决制止了恶人们抓赵宇群的妻子作人质的行为，迫使他们放弃了绑架阴谋。

2010年12月21日，在黑龙江省富锦市上街基乡忠胜村，法轮功学员袁玉龙与儿子袁守江、儿媳龚金芬三人被中共警察非法劫持，包括村干部在内的全村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村民们，联名力保三人都是高尚的好人，要求当局立即放人，同样轰动一时。当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后，几乎是整个村庄的全部村民们都敢于仗义执言，不但在联名信上签名画押，还都在上面郑重按上了指纹，表现出的不仅仅是仗义，更是对法轮功学员人品的认同。

原籍湖北省咸宁市的刘社红，在修炼法轮功之前，是远近闻名的“问题青年”，因受社会不良风气影响而染上吸毒恶习，毒瘾发作时，为凑毒资不择手段，让人避之不及，人见人怕；因吸毒、斗殴多次入狱，曾在沙洋劳改四年；毒瘾不光吸空了家里的钱财，更摧毁了刘社红的身体，他年纪轻轻就两脚浮肿，全身发黑，几近丧命。2006年底，刘社红开始修炼法轮功，仅仅四个月，就戒掉了多年的毒瘾，变得身体健康，红光满面。他按照法轮功教导的“真、善、忍”来要求自己，学会善待他人，尊老爱幼，还帮家里干活，彻底丢弃了原来的那一整套恶习，脱胎换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知其经历者无不称奇。当乡亲们听说刘社红被抓，纷纷签名证明刘社红由坏人变好人的经过：修炼真善忍、看了一个多月的法轮功书，从此不但不吸毒，后来连烟也不抽了。希望公安放人。

2009年2月，发生在辽宁抚顺的一起正义民众为法轮功学员讨公道的联名信事件震动了周永康、罗干等中共头目。当时，家在辽宁省抚顺市清原县英额门镇的法轮功学员徐大为，在监狱里被中共折磨八年后出狱，但他在中共的牢狱里遭到了长期残酷虐待：被长时间戴手铐脚镣、毒打、上大挂（吊挂）、强行灌食、胶皮管子打、针扎、电棍电击、注射摧残中枢神经的药物等等，出狱时家人见到的徐大为已经头发花白、骨瘦如柴，身上有多处电棍电击的伤痕，手脚浮肿，右腿膝盖和脚踝处有伤疤，臀部皮肤坏死，呈黑紫色。家人将其送医院，徐大为十三天后即含冤去世，年仅三十六岁。当地纯朴的村民们出于义愤，先是自发组织了两卡车人赶去东陵监狱讨公道，在监狱不给任何答复的情况下，五个村的三百七十六人在揭露监狱迫害的申诉信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汶川地震时，民众相互救助，在自然的危难中表现出人天性中善良，淳朴的一面。

在那么多人视而不见之后，一位拾荒老人把小悦悦救到医院。

陈光诚从严密封闭的村子里逃出，得到正义民众的冒死相救。这些人或许与他素昧平生，但受他的事迹鼓舞，也以自身的无私精神，共同表现了在中共残酷统治下大无畏英勇本色。

中国的警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在那样败坏的环境和邪恶压力下，他们中有许多人心地始终善良。特别是在对法轮功的迫害中，相当多的警察虽然扭转不了邪恶的形势，但是他们也总是利用着种种的条件关照着法轮功学员。

2011年5月10日，几位法轮功学员在接受明慧广播电台的采访时，都谈到中共公检法系统中的人们利用工作环境保护法轮功学员，尽最大可能的弥补过失。

法轮功学员李女士讲了这样一个事例，“一个公安局的警察，法轮功学员经常不断的给他讲真相。他明白真相后就暗暗的保护法轮功学员。还把法轮功学员的一些信息透露给外面的学员。迫害法轮功的那些领导，公安局领导，相关人，他也把他们的信息透露出来，法轮功学员把这些信息上到明慧网，上恶人榜，这样对当地恶警的震慑很大。这样的事例很多。”

法轮功学员童女士的一位朋友在公安系统工作，她说这位朋友这些年中一直在利用工作中的方便条件保护法轮功学员，尽量减轻对他们的迫害。“自从99年迫害法轮功以来，他会经常告诉我们一些上边的信息啊，让我有预防。被非法绑架到看守所的法轮功学员，晚上轮到他值班看管的时候，他都会给法轮功学员打开手铐，给予方便，让喝点水，上厕所。这个一般是绝对不允许的。有一次遇到一位老年的法轮功学员，他于心不忍，晚上他要放她走。这位法轮功学员怕连累人家，没有走，但是老人非常感动，非常感激他。还有一次，我记得在刑讯室，他值班的时候，遇到一位年轻的男法轮功学员，被铐在老虎凳上。一般在刑讯室里，年轻的男法轮功学员，不迫害死也会给致残的。他看到这个情况以后，就赶快帮助这个学员。给他家里打了电话，使这个学员能保住性命。家人知道这个消息以后，马上托人把这个年轻的法轮功学员解救出去，没有遭到迫害。还有一次派他随派出处所去抓捕大法弟子。他到那儿以后，急中生智，打开手电筒，照到这个学员家的窗户上暗示有事。这个学员看到亮光以后，就从他家的后门走脱了。我知道他这些年一直都在尽自己所能帮助大法弟子，而且不图任何利的。这个我真的是十分钦佩的。”

有位警察对法轮功学员讲道：“有次上面接到举报叫我去抓人，可是我想让我抓人可没人规定我必须抓到啊，所以我去转了一圈就回来了。”

还有个警察说：“一次狂追法轮功学员，我积极的跑在最前面，快抓到时，我有意突然跌了个嘴啃泥，人没追上，上面还表扬我积极。”

另外一个警察说，上级让他到一个法轮功学员家里搜书，他就象征性的转了一圈，然后汇报啥也没有，顺利了事。

还有一个主管刑事的法院副院长说：“我把所有法轮功的案件都弄成因病取保候审拖着。”

除了一般的老百姓之外，不少知识份子，包括一部分律师在中共邪恶迫害法轮功的严酷形势下，敢于坚持公道，正义，以他们的智慧和勇气，面对面挑战中共的非法镇压，挑战违法的法庭•法官，尽力维护着真正法律的尊严，维护着人类的尊严。

2010年中共阻挠美国神韵艺术团赴香港演出。在中共操控下，香港入境处对艺术团的技术人员拒发签证。之后神韵主办方起诉，香港司法部做出判决，神韵主办方胜诉。司法部要求香港入境处撤消其拒签决定，这可以说是香港司法部对中共迫害的正面回应。

人们熟悉的的高智晟律师，从2004年起多次发表致中共高层的公开信，强烈呼吁停止对法轮功的非法迫害。高律师本人也因此遭到残酷迫害。

法轮功学员的妻子田璐在网上撰文感谢大连律师王永航，“就是那天，王永航以公民身份到庭为我丈夫丛日旭作无罪辩护。此前他因给法轮功学员辩护，律师证被吊销。有人问我，你怎么请到的王永航？我不知如何回答，因为我并没有请他，甚至连他长什么样我都不知道。在那之前，我只是得知大连律师界有一个叫王永航的律师在海外网站发表署名文章和致胡温的公开信，分析中共迫害法轮功的违法性，给胡温上了堂生动的法律课。我找过他的文章读，发现他不仅条理清晰、智慧理性，语言也铿锵有力、字字珠玑。他从法律角度、犯罪构成四要素上，分析了中国法律框架范围内强加给法轮功学员的罪名的违法，清晰地阐述了中共利用‘刑罚三百条’迫害法轮功是在犯罪的事实，这在当时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我当时心中暗想：在这个大气候下还敢于为法轮功说话，这个律师真了不起。直到后来我才知道有人曾和他提起过丛日旭的事情，经过了深思熟虑，他义不容辞地在开庭的前一天决定走上法庭……”

这些律师许多人曾为不同的弱势群体服务，如失地农民，农民工，三鹿奶粉案件等，帮助讨取公道。后来道德感召下，在正义和非法，是非好坏的决斗中，他们终于毅然起立，开始研究并面对中共政权最本质的问题，当然也是最棘手，最敏感，甚至是中共的“七寸”所在，那就是镇压法轮功的问题。2006年，全国四百名律师公开要求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2007年4月，石家庄市中级法院对法轮功学员王博一家二审开庭，当时来自北京的李和平、张立辉、李顺章等六位律师，顶着中共的高压，当庭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

这些正义的中国人，在中共最邪恶最残酷之时挺身而出，在中共主导的道德崩溃大环境中，在世风日下，社会整体向钱看的诱惑中，在随时可能被下大狱，丢掉家身性命的情况下逆流而上，他们的正义和英勇丈量了中共法律的虚伪和无耻，他们义无反顾的挑战了如今世上最邪恶政权的淫威，和法轮功学员一样，为今人和后世树立了道德光辉的典范，为历史写下了人心向善的新篇章。挂一漏万，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是：

郭国汀　高智晟　杨在新　李和平　李春富　谢燕益　刘巍　程海

唐吉田　江天勇　温海波　李静林　金光鸿　黎雄兵　陈强安　王雅军

邬宏威　林小建　兰志学　李苏滨　莫宏洛　李仁兵　张星水　徐力

李岫彦　韦良玥　张建国　王永航　郭少飞　滕彪　莫少平　李顺章

曹明　张立辉　尚宝军　刘如平　王平　刘景省　张赞宁　高凤泉

韩宇　朱万成　苏士轩　刘庆阁　孙文冰　韩一村　张凯　李玉红

韩志广　魏俊林

【大纪元2012年06月18日讯】“我在灵里被天使带到旷野，看见一个妇人，骑着朱红色的兽，这兽布满了亵渎的名号，有七头十角。”

“那妇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佩戴着金子、宝石和珍珠的装饰，手里拿着金杯，盛满了可憎的物，和她淫乱的污秽。”

“因为各国都喝她淫乱烈怒的酒醉了；地上的君王与她行淫，世上的商人因她奢华挥霍就发了财。”

“我又见那女人喝醉了神的子民的血。那些殉道的人的血”

——《圣经启示录》

江泽民在其执政的头两年多所推行的完全是共产党意识形态里“反和平演变”那一套思路。然而，到了1991年的圣诞节，前苏联正式宣布解体，牵连自由世界与共产专制集团斗争近百年的两大世界集团与意识形态的缠斗终于决出胜负。代表自由、人权、民主和自由经济等人类普世价值的西方自由世界取得的不仅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两大阵营对垒的军事、政治方面的胜利，而且是经济、意识形态、道义等等全方位的大胜，自由世界鼎盛时期可以说就在此时，并且大有全球化之势。

与之相对的，由于“六四”屠杀已经失去执政合法性的中共此时又失去了意识形态的合法性。苏联正式宣布解体之后不出一个月，邓小平即展开他政治生涯的最后一搏–南巡，正是中共及其代表人物企图自救的表现，同时，中共官员普遍表现的末世心态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共产专制集团最后溃败的心理冲击。

如前所述，作为中共实际执政者的江泽民，不但没有如邓小平那样试图使中共自救，反而通过腐败性制度来建立个人权力，为其家族与势力集团谋取巨额利益，并残害忠良，彻底断送了中共自救的任何机会，并将整个中国社会带入了万劫不复的道德崩溃的危险深渊。

邓小平，或者是江泽民，或者是中共内部形形色色的人物，或出于其自救，或处于其自私，虽行为各异，但是他们对于1991年底世界巨变的解读却是一致的，那就是中共作为执政集团也好，其代表的意识形态也好，在全球是绝对劣势和孤立的。其时，国际观察家们对中共有过种种推测，正如没有人预测到共产主义阵营一夜之间倒塌一样，也绝对没有人预测到二十年后自由世界与中共在国际舞台上实力对峙的惊人逆转。

神秘的历史，它在做什么样的安排呢？通过这些人们不能想像的事件，它要昭示人类什么道理？在那样大起大落，翻手云复手雨的嬗变中，仅仅留下这个不大不小，不死不活的中共，它在考验人类什么？

接下来的二十年，即江泽民及其帮派影响中国政坛的二十余年，却正是中共的国际影响急剧上升的二十年。这种影响在全球已然引起了全方位的担忧，国际上呼吁中共政权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的声音正是这种担忧的概括体现。更令人担忧的是，迄今为止，自由世界里居然仍没有人深入去探讨这样的历史现象–一个没落共产集团残余势力的代表，是如何使即使面对像希特勒、斯大林这样强大的军事集团的威胁都不落下风的自由世界，在短短的二十年内从鼎盛时期堕落到要不断向中共妥协让步的境地。这样一段实力对峙的惊人逆转，放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将是触目惊心的，然而在现实世界中，它不但不被认识，反而是中共的所谓崛起在自由世界竟被人羡慕甚至要模仿。江泽民和中共对自由世界根本价值的侵蚀已经在远远超过了希特勒与斯大林所不敢想像的程度。

其实，江泽民在国际上的作为与他在中国的作为毫无二致，那就是利用人的贪婪。从前面的章节中，我们看到，江泽民在中国采用的手法是放手腐败，以权益去收买中共官员。在国际上，江泽民采用的手法是以权益去收买国际社会对其绥靖。中共的国际政策简单到了赤裸的程度–你如果批评我的人权或其他政策，我就和别人做生意。

可是，这就造成了一种“恐惧”，怕将赚钱机会失去给别人的自由世界普遍感到的恐惧。中共远没有希特勒、斯大林那样的军事实力，不过，中共利用人的贪婪所造成的这样一种恐惧，却远比希特勒的坦克和斯大林的核武器造成恐惧更难以抵御。为了不错过中共在经济利益上所让之利，自由世界就在政治利益向中共让利，放弃自己的价值观。这就是过去二十年自由世界与中共打交道的最本质的本质，这就是双方对峙惊人逆转的根本原因。这是人类历史从未有过的一种国际政治，其出现本身就是道德缺失的表现。西方自由世界至今还以为是经济问题导致了它的下滑，而没有认识到价值的被侵蚀才是根本原因。

以出让经济利益为实质的中共外交政策实始于6.4后中共失去执政合法性、国际上极端孤立之时。为了换得国际上一点儿可怜的认可，中共可以给以极大利益。那时的情形是，即便中共可以赤裸裸的让利，刚刚取得全球道义胜利的自由世界对此诱惑在头几年还是有道义压力因而鄙而远之的。“六四”后老布什总统派BrentScowcroft密访中国曾引起轩然大波。面对中共的让利，头几年西方也还踌躇不前。因此，六四后头几年得到中共优惠者主要还是华裔的中小投资者，特别是台商。

然而，中共利益的诱惑最终蚕食、战胜了自由世界对道义的坚守。为了表面的道义，自由世界二十年来先后造出过多种不同的理由来接受中共的让利，诸如：帮助中国发展市场经济，经济发展了，就会有中产阶级，人们就会要求权利，就会导致民主；帮助中国公司和国际接轨，帮助中国建立法制等。二十年的历史证明，这些理由没有一条是真的，只有接受中共的经济让利并对中共给予政治上的让利才是二十年如一日的，以至于当克林顿国务卿三年多前访问中国时，居然公开宣称人权问题不应该妨碍美国与中共在“更重要”问题上的合作。

至此，世界社会的政治舞台上已经没有比经济更重要的东西了。当今世界，哪一个要竞选的政治家敢不将经济问题放在第一位？哪一种普世的价值还能改变这个现状？哪一种人类的精神还能比搞好经济更吸引选民？当那种生怕与中共做不了生意的恐惧深入膏肓时，自由世界还是自由的吗？当经济、赚钱已经成为人类活动压倒一切的中心时，人类的历史是不是已经快走到了终结？如果不是的话，那么，人类将靠什么精神延续或开创新的历史？

中共的“改革开放”，改革了什么世人从来都弄不清楚，只知道政治上，法制上，经济政策上，人权状态上，总之社会的方方面面，问题太多，需要改革的东西太多，积重难返。而且今天世人都懂得了，希望中共政权通过它自己号称的“改革开放”走向通常意义上的西方自由市场经济和人权标准的社会，无疑于白日做梦。但是中共“开放”倒是很明显的，就是展开血盆大口，千方百计吸引外资进入，用几百年西方资本主义的积累资金和技术，高速的催肥中共社会主义的势力。

中共的“改革开放”，一直是以经济上的发展来掩盖并帮助度过政治上的不断危机。1989年“六四”之后，中共面临国际制裁，但是，过了不久，西方同中国的经济关系就开始恢复。特别是邓小平的92南巡讲话之后，引发了又一波外商投资潮。在90年代前几年，美国作为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及贸易伙伴，国会还必须每年举行专门会议，讨论是否继续批准当年给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这样至少让中共在人权问题上感到一些压力。中共通过在华投资的跨国公司极力游说美国政界，使得最惠国待遇与人权问题在中国人权最差时期的克林顿政府任内脱钩。江泽民在1999年倾举国之力迫害法轮功的时候，国际社会就已基本上发不出什么实质性的声音，更采取不了什么行动了，因为与中共的经济利益捆绑关系已经主导了西方的对华政策。

世界上最后一个堡垒不战自塌，随着美国对华政策的疲软，整个国际社会已经没有任何能力向中国的人权提出国际制裁性质的质疑。中国在2001年被批准加入WTO，海外对中国的投资显著增加。外界的经济输血让中共制造出了一个急功近利不计工本的经济繁荣。这个“繁荣”，既给了中共迫害人权的财力，又给了中共用来搪塞外界、愚弄自己百姓的借口。于是，中共对国家资源的掠夺和浪费、对人权的迫害就变得愈发肆无忌惮了。

下面是中国商务部的外资投资数据，可以看出外资给中共国的经济输血情况。从1979-1989十年间年累计实际使用外资总额不足600亿，到了2010年，累计总额已高达12，500多亿。中国年度外商直接投资流入规模居世界前列，已连续多年保持发展中国家第一的位置。

*2001年起由于统计口径调整，中国不再公布对外借款数据，转而采用国际标准的外债统计口径，由国家外汇管理局另行公布。

中国早该富了，如果没有共产党的话。中国曾经是富有的，在没有共产党之前。中国人以自己的勤劳勇敢致富，以自己的智慧和能力发展国家和个人的财富，几千年的历史这样走过来。近六十年被中共隔断了历史的缘脉，游离于世界正常的轨道，中国人变穷了，变苦了，这是中共造成的灾难。

经济学家杨小凯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有经济学家说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真正的大市场，只要它向谁开放，这个国家就富了。”。

经济全球化中跨国大资本家集团们有意带给中共政权的大量资本，撑持起了中共摇摇欲坠的合法性。西方几百年积累的先进技术和加工制造的机会提供给中共，首当其冲的为中共政权获得了昙花一现的时机，这是“经济输血”的直接结果。被中共整得穷怕了，条件再苦再累也愿意工作，而且工作长久、稳定的庞大廉价劳动力，光农民工有2个多亿，对特别是需要技术工人稳定的外国投资者而言，非常有吸引力。中国没有独立的工会、农会的“低人权优势”，资源、环境能够不受约束的被过度开发与污染。再加上由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维持的一个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等等，各种因缘际会凑到一起，造成了中国经济的变化。

这几个因素又是互相依赖的。中共把执政合法性押宝在经济发展上，需要西方的资金和经济输血，为了吸引外资，中共人为地制造极度的“低人权优势”，使外商避免了“工会吓跑投资者，农会赶走圈地客”的拖累。许多外商为了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分到一块他们想像中的未来中国市场，不遗余力的游说本国政府不要干预中共的人权迫害，把投资和人权脱钩，推销“中国正行进在接近西方民主的改良之路上”、“经济发展将会促进中国的政治改革”、“网路普及将给中国带来新闻自由”等似是而非的理由。可以说，中共和很多外商一起，为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牺牲了中国人民的长远福祉，造成了中国今天的现状。同时也牺牲了他们本国人民的利益，伤了他们的国本，造成了本土经济不景气的低迷状况。

如果当年的跨国资本家集团们用同样的方法对待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那么今天的世界格局就会是完全两样的情形。因此，中共经济奇迹并不是什么奇迹，只是跨国集团挪动世界资源，在此时此地堆砌出来的一个临时爆发户罢了。任何时候能够在那个时间点和地点上榨取的利益和资源不能够继续满足跨国集团的硕大胃口了，那就是跨国集团放弃和抛下中共，不顾中国人民的长远利益损害中国，并损害其他追风的外国小公司利益的时候。

正因为经济输血是这样性质的运作，外国财团不负责任何中国人民的损失；中共政府不需要对财源的使用真正负起责任，所以中国枉有如此大笔的财富这么多年，党富民穷，党进民退，有钱赚了，生活指数仍然排名世界之末，贫富分化，民生不保，对中共不信任的危机在民心，内需当然拉动不起来，正常经济发展的因素被中共执政道德的败坏腐化破坏了。倒是道德越腐败的官员越发财，国际资源变成党国资本，进而变成私人财富，甚至最终转到海外私人户头名下。恶性的资金循环在这样的资金链上异样的周转。

经济输血让中共获得了经济数目上的增长，但中国经济呈现的是畸形的发展，因为政治制度不提倡自由竞争，法律制度不保护公平交易，分配不公，贫富分化，导致内需严重不足，并没有让西方普遍分享到中国潜在的巨大市场。相反，西方公司把制造业转移到中国，中国依赖低人权优势制造的廉价产品却冲击了全世界，造成其它国家的大量失业，而且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正面临制造业空心化、产业链断裂的危机。失却了制造能力的国家，正在逐渐丧失创新能力，伤了国本，这才是真正可怕的后果。

中共需要外国的经济输血。中共对海外经济输血的依赖，从“招商引资”的火热程度，特别是一些常遭到媒体批评的雷人标语可窥见一斑。“谁破坏招商引资，谁就是历史的罪人”，“投资者是上帝，引资者是功臣”，“损害企业利益是罪人”，“谁闹事谁就是破坏招商引资，专政侍候!”，“谁与招商引资企业过不去，就是与人民过不去”。山西长治市为优化招商环境，出台若干新规定。如，“凡是外地车辆进入长治市发生违章，只纠错，不罚款”，外地客商到长治投资，由于当地人文环境、政策环境、法律环境等因素造成亏损，一律由当地政府包赔。

CLUBMED（世界著名渡假村）高层考察广西北海湄州岛，CLUBMED创始人的儿子光着脚穿着大短裤顶着烈日快步走在沙滩上，当地政府官员打着伞跟着后面。官员们很希望这个世界著名的渡假酒店能选中他们的地方。老外们看完整个岛提出了十条意见，其中涉及到岛上的一个村子。官员们不假思索地说：“没问题，我们让这个村子搬家，统统搬走。”老外惊得张大了嘴：“你说什么？你要是搬走村子，我们就不来了！”

2006年底，台湾《工商时报》发表了一篇“赴中国投资，就有超国民待遇”的文章，报导称，沿海地区因为大量吸收外来投资，带动地区发展，让其他一些地区眼红。位于河南西北部，属于焦作市管辖的沁阳市近年连发三个红头文件，规定只要依法注册、投资五千万元人民币（下同）以上，或年纳税五百万元以上投资者，就可享有“夜总会免查房，开车违规不罚款”，并发给荣誉市民证的“超国民待遇”。

只要被沁阳政府赋予“荣誉市民证”，或持有“特别通行证”的投资者或企业负责人，可专享十二项特殊法律豁免待遇。这十二项优惠待遇包括：持证人在宾馆、酒店和娱乐场所消费，出示“荣誉市民证”后，可不受公安机关检查；除涉及刑事案件外，执法部门不准对持证人进行人身、车辆、住宿检查；持证人车辆挂放“外地客商车辆通行证”，除特大交通事故外，不扣证不罚款；子女入学自由择校、医院看病半价、风景区免收门票、配偶可免费参观地方组织的大型文艺体育活动等。

2008年以前，在企业所得税政策上，中国对外资企业已经给予了很大的优惠，外资所得税率是15%，而内资企业是33%。除税率差别之外，各级地方政府为推动招商引资制造政绩，往往对外资企业有相当多的税、费优惠和抵扣政策，并且有土地、信贷方面的种种倾斜。制定的优惠政策一个比一个“火”，有的甚至到了“舍血本”的地步，推出免除土地使用费的优惠政策。税收减免上，对于外资企业所得税实行税收减免政策，如企业所得税“两免三减半”（“两免三减半”的政策是指外商投资企业可享受从获利年度起2年免征、3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的待遇）、“五免五减半”，即前5年免所得税，接下来的5年减半征收。

跨国公司在哪里都是香饽饽，各地政府的竞争自然很激烈。在地方政府手中最方便、最有利的王牌就是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出让甚至白送土地。有一个故事，说某跨国公司拟去内地某城市投资，向当地提出了极其严苛的附加条件，那代价是当地政府要当掉子孙后代几代人的幸福。不过，政府还是答应了，只是国家的土地政策那一关怎么想办法也过不了，因为近年来政府制定了最低土地出让指导价。如何既招来金凤凰，又规避风险，政府们想到的一招是“瞒天过海”，把合同签署日期改为土地出让指导价政策出台的两年前。

印度虽然近年建了不少经济特区吸引外资，但远没达到给外资“超国民待遇”的程度，从世界零售巨头家乐福的不同遭遇中就可以看出中印在对待外资方面的区别。多年来，家乐福一直谋求进入印度市场，但至今未能成功，因为印度一直未对外资放开零售领域。而在中国，家乐福1995年就进入市场，并迅速开遍大江南北。虽然多次涉嫌违规开店，但仍然非常受许多地方政府欢迎。路透社最近引用一名中国专家的话报导说，家乐福开到哪儿，哪儿的民营流通企业就会倒一大片，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地方政府的青睐，这其实令本地的民营企业受到不公平的竞争。

对于政府官员来说，GDP就是政绩，就是升迁的资本，招商引资是最容易出成绩，而且为吸引外资可以交换的隐形资源很多。至于牺牲了多少国家利益，毁坏了多少环境那是多少年之后才算得清楚的帐，现在谁也不用负责。

中国十三亿人潜在的巨大市场，对戴着“有$$眼镜”西方商人有着不可抗拒的诱惑力。“中国热”日益升温。IBM主席开始憧憬“每100名，或每1,000名，甚至每10,000名中国人拥有一台IBM电脑”，可口可乐算计著中国只要每人买一瓶可乐，一夜之间可口可乐就发大财了。

网络通信巨头思科视中国政府严密的互联网审查计划为自己绝好的商机，思科的高科技正好帮助中共建立在美国都无法实施的全民控制网络系统，使公司可以与这个专制政府多做，做大生意。思科一份泄漏出来的内部文件称，中国“网络长城”是出售路由器的大好商机。这份九十页的文件是思科工程人员与中国相关人员仔细研究出来的内部报告，协助中共政府把地方、省级及国家级的公共安全网络架构升级。该文件在档案中被置放于“思科机遇”栏目之中，文件提供了一些建议，包括如何为中国审查系统提供服务，即所谓“金盾工程”，即为西方所熟知的中共国家版的网络封锁王牌系统（Great Firewall）。思科的先进技术成果把中共的控制系统提高提前了几十年，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压迫工具体制。对无数法轮功学员和全体普通中国民众的高强度全天候监控一步落到实处。

华尔街卖力的在“中国热”中推波助澜。在投资中国最热闹的那些年，任何一家有规模的大公司如果没有进入中国，没有参与瓜分中国巨大市场的一杯羹的话，不光是错过，简直就是罪过。

西方媒体也不敢落后，从美国《时代》（Time）周刊的大篇幅封面报导，到《新闻周刊》（Newsweek）的“中国世纪”；从《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U.S. News and World Report）的“中国挑战”到《经济学人》连篇累牍的“中国深度报导”；媒体提及“中国”的频率不下于提及“白宫”。德文的《明镜》周刊，老早就按捺不住地把上海吹捧为“未来之城”。

《纽约时报》在2005年曾以中文标题的形式刊出《世界之都，从开封到纽约——辉煌如过眼烟云》一文。作者纪思道曾作为纽约时报的记者常驻中国，这篇文章就是作者从开封现场发出的评论。作者指出，一千年前世界的中心在中国的开封，千年来世界中心从中国转移到美国，现在世界经济的中心正在重回中国。他提醒美国人，中国正在复兴，在未来十几年里，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美国切不可认为天下无忧。纪思道为了吸引读者，对标题不加翻译，只是通过文章告诉读者他要说的意思，这也是纽约时报首次让大部分读者不能完整理解一篇文章的标题。纪思道写道，在一千年前，世界最重要的城市是黄河边上的开封，“我们如果回顾历史，会发现一个国家的辉煌盛世如过眼烟云，转瞬即逝，城市的繁华光景尤其如此。如果美国人没有听说过开封，那这将是一个很好的警示，也许未来美国人都应该学习汉语，就像上述汉语标题所写的那样‘辉煌如过眼烟云’。”

外商在各国政府间展开了世界上最强有力的游说，他们独出心裁的策略是，与中国接轨，西方的自由民主也会进入中国，改变中国。

摩托罗拉公司1987年进入中国，是中国最大的外商投资企业之一。2002年摩托罗拉公布在华战略，号称到2006年，摩托罗拉在华年产值将达到100亿美元；在华累计投入总额达到100亿美元；在未来5年内，累计从中国采购100亿美元的零配件和服务。摩托罗拉曾积极游说美国给以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地位（PNTR），当时的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克里斯托弗•加尔文在2000年5月25日美众议院以237票赞成，197票反对，通过了这一法案时，说：“今天的投票是在竞争日趋激烈的全球经济中保持美国竞争力的重要步骤。简单地说，向中国出口更多的产品，对美国公司意味着更多的机会，对美国工人则意味着更多的工作机会。”最大的汽车制造商通用汽车公司总裁称，PNTR将排除中国长期存在的贸易障碍，为美国公司创造新的商业机会，美国出口额将得到增长，增加美国人就业机会。

不幸的是，美中贸易逆差持续增长，不是美国出口更多产品到中国，增加美国人的就业机会，而是恰恰相反，中国制造倾销全球，美国在大量的把制造业转移到中国之后，美国人失去了很多的就业机会，以至于奥巴马上任之后，把制造业回流当作振兴就业的重要措施。《纽约时报》报导，美国总统奥巴马曾问苹果公司前CEO乔布斯询问，为什么苹果公司前一年销售的七千万部iPhone、三千万部iPad几乎都是在海外（主要是中国）生产，难道这些工作不能回到美国国内吗？乔布斯回答，“这些工作机会是回不来的。”回不来的原因除了中国工人工资低廉以外，乔布斯所指的还因为在中国有数量庞大的稳定的技工队伍，而美国在产业空心化之后，短期内很难恢复这样规模的技工人群。

2008年6月30日的《纽约客》（New Yorker）在“商业世界”栏目有一篇长文，“横财广进”（The Brass Ring），写的是有关世界赌王、澳门威尼斯人酒店老板兼大股东谢尔登•阿德尔森（Sheldon Adelson）的事，其中提到阿德尔森与中共官员打交道，帮助中共游说，中共则让阿德尔森拿到金沙集团在澳门办赌场执照的经历。政商关系本来是非常隐蔽的，不易为外人知悉。不过，这次全因一位名为孙志达（Richard Suen）的香港商人2004年把阿德尔森告上法庭，才把这一桩内幕揭发出来。孙志达说，金沙得以开办，全靠他带阿德尔森打通北京政府关系，他说，阿德尔森承诺给他的报酬，五百万美元及金沙的2%利润没有到位，所以他在拉斯维加斯状告阿德尔森。结果，孙志达的证词把这段关系曝光了。

2001年7月，北京正争取2008年奥运主办权，孙志达和阿德尔森与拉斯维加斯金沙集团主席比尔•韦德纳（Bill Weidner）到北京，看到满城都是北京争办奥运的旗帜。经孙志达安排，他们会见了当时的北京市市长刘淇。当时美国众议院正准备讨论一项决议，是国会国际关系委员会的资深民主党人汤姆•兰托斯起草的，内容是以北京政府不良的人权记录有违奥运精神为由反对北京申奥。阿德尔森承认，他即时打电话给共和党的党鞭汤姆•迪莱（Tom DeLay），当时迪莱说，他自己也支持该决议，但是，他会跟其他议员再讨论一下立法议程。三小时后，迪莱打电话回来：“你够走运了，……你告诉你们的市长放心好了，该决议不会被讨论了。”韦德纳也即时通知金沙集团在华盛顿的说客，告诉驻美中国领事，阿德尔森和金沙集团参与了阻止该决议。

中共不仅重金雇佣外国政要、机构、公司、财团等为其利益游说各国政府，更有甚者，选择性的给外国政、商界主要人物提供个人的或集团的商业机会，给学术界人物提供讯息，资金和接触中国的条件，把他们卷入利益的循环圈中，成为“中国崛起”的真正受惠者，使他们为中共国担任积极说客、主动推手。这些人中不乏很有份量的名字，如，基辛格、亨利.鲍尔森、卡特、比尔.克林顿……甚至是一个世界范围的趋势，由各国政府首领带头，争先恐后潮水般的涌入中共国，占得经济利益的先机，作为当朝者的政治建树，以及下野后的个人商机。

2012年4月，法国的法广报导了德国下野政要充当经济掮客的实例。“德国高级政治家在执政时都收入有限，以示清廉。退出政坛后，有的人放手大赚，收入远远高于从政时的工资。政治家如此致富，这在德国早已是个公开的秘密。他们下野后一般做企业咨询顾问，或出国发表演说。前国防部长夏平、前总理施罗德、前最后一任总理德梅齐埃等现在都频频访问中国，为德国企业在中国铺路。他们具体做些什么，每次劳务费有多少，这些他们当然都不愿意透露。但通常情况下，他们在中国做完一桩事，能拿到1万到5万欧元。

“现年64岁的夏平曾是社民党要员……1991年到1994年间，夏平作为莱法州州长，多次以东道主身份接待来访特里尔的中国代表团。2001年，夏平访问中国，成为第一个访问中国的德国国防部长。2002年，夏平因与情人戏水丑闻被迫下台。下台后，夏平转入经济界，主打中国咨询业务，路子反而越走越宽。他成立了‘夏平策略咨询交流有限公司’，为德国想进军中国的企业以及中国想进入德国的企业牵线搭桥。中国对德国的环保和绿色能源技术很感兴趣，德国相关企业也很想到中国去赚一笔，夏平于是就在幕后为他们找关系户，以便他们能实现自己的愿望。现在，夏平的咨询公司有20多个工作人员。夏平本人每年都要多次前往中国活动。

“社民党籍前总理施罗德执政时走的是亲善中国的路线，因此被中国人称为是‘老朋友’……由于施罗德做过的官比夏平的大，所以他也更受中国人的欢迎。67岁的施罗德现在也有不少中国业务，每年都会前往中国三、四次，或去发表演讲，或悄悄地给人牵线搭桥，帮人攻关走快道。

“在中德政经两界斡旋的还有不少人。比如前德国总统魏茨格、前西门子总裁皮埃尔、前经济部长格罗斯等。格罗斯坦率地表示，这类咨询活动对经济界确有帮助。由于中国地大物博，门户众多，这些下了岗的德国能人因此继续神通广大，他们在中国有开不完的门，搭不完的桥。”

2011年9月7日新华网刊载香港镜报的报导《基辛格的重庆印象》，“自1971年开始，基辛格博士先后70次来到中国，其中50次是官方访问，20次是私人访问。此次来重庆，也是他第三次来重庆。”基辛格在访问期间感慨道，“重庆完全超出我的想像。重庆的今天得益于领导人的伟大的想像力和重庆人民的艰苦努力。重庆的活力让我心动。”“自我40年前密访中国，我从来没有想到会见到这样一个奇迹般变化的地方。”

“基辛格（中立者）十分欣赏革命歌曲。图为他到访重庆时参加‘中华红歌会’。”“当基辛格在薄熙来的陪同下，出现在重庆奥体中心的时候，全场10万群众一片欢呼。会场里高挂着‘红歌颂党、唱响中国’的巨幅标语。‘永远跟共产党走’的主题红歌大会。这是由国家文化部与重庆共同举办的‘中华红歌会’开幕式。”“在10万群众欢呼中，基辛格发表了即席演讲。他说，“我40年来，不停地来中国访问。我十分高兴地看到中国成为一个不断增长、繁荣的伟大国家。我更为震惊地看到重庆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的巨大进步是中国领导人的远见和中国人民艰苦奋斗的结果。重庆的巨大变化已经充分展示了薄熙来书记的远见卓识。”接着，“薄熙来宣布红歌会开幕，全场演唱《跟着共产党走》。”“‘我看到的是中国领导人对未来的远见。我为重庆的活力所震撼。’基辛格说。”

“基辛格与在重庆建厂的美国企业的代表进行座谈，其中包括福特、惠普、微软、贝宝、Honeywell、e-Bay、通用、百事可乐等。美国企业在重庆有500多家，合同金额11亿美元，涉及电子、汽车、配件、房地产、法律服务等。去年重庆对美贸易11.1亿美元。”

“您给美国公司的建议是什么？”一个美国公司代表问基辛格。

“美国公司来重庆意义重大，”基辛格说。“我建议美国公司到中国西部去，”基辛格说。

江泽民和中共能从政府的治国纲领上让国内一部分人被选择的先富起来，能用国家政权把选择性的打击腐败作为排斥异己或拉拢亲信的施政工具，他们怎么不能从政策上非常有选择性的让某些对他们一党专制的长治久安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公司、大财团、高级政要成为中国发展的最早受惠获益人？

中共收买效果表现为经济上的收买——心理上收买——灵魂收买，这其中就有了被收买者主动接受的成分。当被中共的利益征服了道德的人们主动提供游说和其他服务时，灵魂的收买也就大功告成。事实上，主动投其所好，亲身实践中国特色的行贿受贿，外商和外国公司数量剧增。

从江泽民时期开始，中共在外交上使用最广泛的招数就是“订单外交”，又称“经贸外交”或“采购外交”。订单外交是通过大笔购买对像国商品，通过订单表现的经济上好处，使对像国政府采取对中共有利的政策；或与对像国的特定利益集团建立紧密联系，并借助其对本国政府进行游说，从而影响该政府的对华政策。

江泽民和中共游走于各大洲之间，最先依赖的是和非洲国家的关系。

江泽民说，“非洲有五十三个国家，在不结盟运动中约占半数，在联合国成员国中占了近三分之一。”江泽民认为中国和非洲“彼此成为可以信赖的‘全天候’朋友”，“平等相待，互不干涉内政”，“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政府援助”。因此中国从来不向非洲国家提出任何原则要求，非洲因此也在重大问题上无原则的倒向中共。

“大多数国家都赞成和倾向于世界多极化，都不愿意看到世界由一国独霸。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坚决反对‘人权高于主权’的论调，反对一些西方国家利用经济全球化谋取私利。有些西方国家的领导人也表示应该促进世界多极化，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当然，各国都有自己的利益考虑，目的不完全一样。第三，发展中国家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力量。我在西方国家访问时，往往有一些所谓“民运”分子和“藏独”分子、“台独”分子出来干扰，实际上有些西方国家是眼睁眼闭，给我们施加压力。而在发展中国家，就没有这样的事情。那里的人民对我们十分热情友好。事实越来越充分地证明，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繁荣和安全，仅仅靠与发达国家合作是不行的，还要靠加强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加强南南合作。十分注意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合作，这是我们处理对外关系的一个大战略。”

对于非洲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共的经济诱惑往往是通过经济援助来实现的。江泽民向非洲国家提供了“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政府援助”。这一政策在2006年中国政府发布的《中国对非政策文件》得到了明确的阐述:“中国政府将根据自身财力和经济发展状况，继续向非洲国家提供并逐步增加力所能及和不附加政治条件的援助。”

和中国相反，西方国家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援助往往是附有一定条件的，如减少腐败、改善民主、走向市场经济、等等，促使被援助国能够在政治上、道德上、经济上有所改进。而中国的援助是无附加条件的，对促进这些国家的民主化、市场化进程无助益，但对这些国家的道德败坏现象起到鼓励和有意纵容的作用。正因为无附加条件，中国的援助比西方的援助更受这些第三世界国家的欢迎。

中国随之操纵这些国家搅乱国际事务。从1999年到2002年中共操纵了这样的第三世界盟友，成功地阻断美国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中对中国人权恶化状态提起的议案，后来干脆用这些国家的票数将美国踢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以致于美国不再有发言权。出于对中国订单的考虑，没有任何一个欧洲国家愿意象美国那样，坚持在人权问题上挑战中国。几年中联合国人权大会上没有通过任何批评中国人权状况的议案。从2002年之后，连这样的议案都没有一个国家提起。中共的订单外交换取了各国政府道德的下滑。

如何对待西方，江泽民也有一套方法，他说，“当前国际力量对比严重失衡，美国的经济、军事、科技实力明显优于其他国家，是当今世界超强的一极。美国正在加紧实施其全球战略，鼓吹‘新干涉主义’，推行新的‘炮舰政策’，到处干预别国内政，甚至采用武力。然而，美国国内矛盾重重，世界和平与进步力量对美国的牵制也在增强，它想独霸世界也力不从心……西方国家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欧盟一体化进程近年来有了实质性进展，与美国在欧洲安全事务的主导权和政治、经济利益上是有矛盾的。日本在政治、外交、军事上仰美国鼻息，但在经济贸易方面与美国积怨颇多。俄罗斯经济上有求于西方，但在北约东扩、核裁军等问题上与美国、西欧矛盾很深……。国际敌对势力不愿看到中国日益强大，竭力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的政治战略，企图搞垮社会主义中国的战略图谋是不会改变的。对此，我们必须始终保持清醒的认识。”

分离美国和欧洲在中共的棋盘上至关重要。从欧洲打开西方联盟的缺口，是江泽民和中共外交的战略。西方在冷战后想要有多极力量的鹊起，这本身无可厚非。但是自由的理念，道德和信仰的结集是不能分离的。分散开去的结果是各自力量的削弱，不仅在经济上，政治上，也是在道德上，立国精神上，对普世价值的坚守上，对上帝保佑人类的信仰上的滑落。这不仅给西方自由世界带来灾难，同时给中共留下了分离进入的蚁穴。中共一直以来的“统战”手法得到国际舞台的延用，有拉有打，又拉又打，利用他人之间的矛盾，扩大间隙，分化瓦解，钻营中共的势力。

中共选择了法国和德国作为其攻陷欧洲的最早突破口。

面对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世界，江泽民知道其远非铁板一块。江一方面应对美国，另一方面大力改善和发展与欧洲强国的关系，发现、利用西方诸强自身的利益特点予以各个击破，分化瓦解西方对中国的联盟。

江泽民对外交工作的说法是：“在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斗争中，我们既坚持原则，又坚持灵活，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矛盾，扩大我们的回旋余地。”2000年，江泽民进一步强调：“开展对西方国家的工作，必须抓住重点进行突破，同时要善于利用西方国家之间的矛盾进行纵横捭阖的斗争。要利用我国的市场优势，调动西方经济界发展对华关系的积极性。”

“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矛盾，扩大我们的回旋余地。”江泽民和中共国外交战略一定要分离美国和欧洲，而在欧洲，江泽民和中共的突破首选是法国。

提到法国，其首先是文化法国。法国对于欧洲诸国在文化上的影响很大。近代欧洲历史上先后出现过西班牙“无敌舰队”和荷兰“海上马车伕”的辉煌，但那主要都是商业和军事方面的成就，文化方面尚难以望法兰西文化雄霸欧洲之项背：路易十四、拿破仑的对外征服将法语和法兰西礼仪越过莱茵河、乌拉尔山和阿尔卑斯地区，成为整个欧洲大陆贵族争相学习、效仿的对象。

冷战结束后，生活在美国独霸天下的世界，法国转而追求文化多样性和世界多极化，来展示其自身的国家意志。在文化上，法国努力维护其文化独立性，倡导“文化多样性”来抵制美国要求欧洲开放文化产品市场的要求和好莱坞的文化进入；在政治上，法国提倡世界多极化，努力提升欧洲和自己作为欧洲大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在意识形态上，作为共产主义第一政权巴黎公社的所在地，法国的政经制度中有一定共产主义因素，如强调社会福利等。中国媒体甚至有“法国是西方的中国，中国是东方的法国”的提法。法国的这些特点，使其自然而然的成为中共应对美国的一个重要棋子。

正是基于其自身特点，法国政府不顾其他西方国家的态度，于1964年1月率先同中国建交，成为第一个同中国建交的西方大国。而其他西方国家直到进入７０年代，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变，才逐渐实现和中国关系的正常化。

在“六四”以后，法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一样对中国采取经济制裁，并于1992年向台湾出售60架“幻影”飞机，使两国关系跌入低谷。

中共利用经济诱惑、法国本身政治上的需要、加上希拉克对中国的好感，想方设法使中法关系渐渐走出低谷。1993年中法之间开始秘密谈判。1994年1月，中法发表联合公报，法国承诺不再向台湾出售武器。1994年4月，法国总理巴拉迪尔访华。1994年9月，江泽民访问法国。1997年5月，希拉克访华，与江泽民联合签署了《中法关于面向21世纪全面伙伴关系声明》，法国成为第一个与中国建立伙伴关系的国家。

1998年，江泽民任命驻法国大使，对其要求“要把中法关系推上去”，“首脑外交”的中法元首互访对方故乡即是策划之一。1999年10月23日至24日，江泽民访问了希拉克总统的故乡科雷兹。2000年11月21日到22日，希拉克总统回访江泽民故乡扬州。

既然法国重视文化，江泽民的干将投其所好，从法国的文化上打开缺口，也是避开敏感的国际政治运作和意识形态不同的最佳进攻谋略。另一做法是历时两年的中法文化年。该活动一直受到江的关注。1999年和2000年江泽民和希拉克在互访时共同确定举办中法文化年。双方商定，2003年10月至2004年7月，中国在法国举办文化年；2004年秋季至2005年7月，法国在中国举办文化年。

“文化年”成为中共外交的武器之一。后来在其他国家主办国不少次，都是交易为主导的活动。尽管中共出口的不是中华文化，而是中共文化，因为打着“文化”的招牌，也是让人最不设防的。

到21世纪初，中国与法国的政治关系已经非常密切，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这主要是由于两国所拥有的许多共同的政治立场与合作，这除了表现在反对伊拉克战争、对朝核、伊核和黎巴嫩冲突等等问题上看法非常接近外，更重要的共同点是两国都心照不宣地反对由美国主导的世界政治格局。中共国努力使自己崛起，希望在未来成为一个能够与美国抗衡的力量；法国则希望通过加快欧盟的一体化进程来创造另一股制衡力量。

中法文化年涵盖政治、经济、军事、文学、艺术、科技、教育、体育、影视、出版、旅游、饮食、时尚、文物等各个领域。中法的贸易额在2000年是71.6亿美元。“中法文化年”结束的2005年间窜升至200亿美元。中共用“订单外交”打开了法国之门，欧洲从此不再是自由理念的铜墙铁壁，从法国的道德蚁穴中，利益的诱惑逐渐腐蚀穿透了几千年建立的欧洲文明的基础。后来各国看到法国和德国得到的利益好处，争相和中共国建立订单关系，一发不可收拾。

2010年已有3800多家法国企业在中国发展。双边贸易额从每年1亿美元提高到每天1亿多美元。截至2010年底，法在华投资项目4121个，合同外资168.6亿美元，实际投资107.5亿美元。而据法国国际投资署（AFII）统计，截至目前，中国对法各类投资累计仅近15亿美元。2002年，著名的法国跨国集团阿尔卡特公司将其亚太总部和研发中心迁至中国。法国电力公司也将其亚太总部设在北京。

法国是中国技术引进的主要来源国之一，也是中国用现汇引进技术较多的国家。中共在购买美国的波音飞机和购买法国的空中客车上一直玩着外交花招，以经济贸易诱惑实施国际政治压力。2003年4月中方购买30架空客飞机。2006年中国购买了40架空客，总价值26亿欧元。2007年的前9个月，中国购买了28架空客，总值17.53亿欧元，中国依然是空客第一购买国。法国赚足了钱，美国的波音公司急得跳脚。

在希拉克担任总统期间，中法两国由原来的“全面伙伴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这一“政治蜜月”中，双方都希望两国能步入“经济蜜月”。

中共扳倒法国的初衷是为了突破武器禁运的国际制裁。江泽民对法国的心血没有白费，法国在一些重大的国际事务上，不再坚守正义原则，转而支持中国的立场。如在1997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会议上，法国不参加由美国带头提出的谴责中国人权状况的议案，最后使这项议案以不予审议的形式被否决。又如在欧盟对华军售禁令问题上，法国积极为欧盟解除禁令而奔走呼号。但由于许多欧盟国家反对，禁令至今仍未能撤销。2003年，法国担任八国集团会议（G8）主席国，总统希拉克提出八国集团会议除了八国参加之外，还应该邀请一些新兴国家。希拉克讲完话之后，就派他的顾问找当年的中国驻法大使吴建民，希望能邀请中共党魁出席。

但是中共国和西方的价值理念毕竟不同，矛盾也会时常发生。如2008年，巴黎市议会通过了所谓授予达赖“荣誉市民”称号的决议。新华网北京2009年5月7日电，“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7日表示，中方要求巴黎市方面停止一切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不要在涉藏问题上一错再错。”马朝旭说：“如果巴黎市政府授予达赖所谓的‘荣誉市民’称号，必将遭到中国人民（应该是中共国—作者注）的坚决反对。”

法国总统萨科齐2008年12月执意在波兰会见达赖喇嘛，中国暂停了和以法国为轮值国主席的欧盟举行峰会。4月G20伦敦峰会前夕，两国关系发生大转折，中法发表联合公报，《公报》称，法国充分认识到西藏问题的重要性和敏感性，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坚持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稍后，中国国家主席会晤法国总统萨科齐，中国并宣布将向法国派遣一个贸易与投资代表团。

2010年11月05日新华网和人民网登载题为《法媒：对待中国需要小心翼翼》文章，部分原文摘录如下：

法国《解放报》11月3日文章原题：小心伺候中国大人（作者阿诺•沃勒兰），“随着胡锦涛前来法国访问，法国政界和经济界许多人士都将松一口气。自从2008年以来，中国的这些朋友都想忘却奥运圣火在巴黎传递的不愉快经历以及萨科齐在波兰与达赖喇嘛的握手，因为这些事情严重影响了两国的外交关系，并干扰了贸易。

“亲华人士开辟所有可能对话的渠道。2009年4月，国民议会议长贝尔纳•阿夸耶携带萨科齐致胡锦涛的邀请信前往中国执行外交任务。半年后，经济、财政与就业部长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在达能公司、欧洲航空防务和航天公司以及家乐福的总裁们陪同下，在北京度过了富有成效的3天。这位女部长也是与北京恢复友好关系的关键人物之一。

“亲华超越了种种有偏见的倾向。德龙省社会党参议员让一贝松作为法国参议院法中友好小组主席，摆出一副‘对华现实主义者’的姿态。这位亲北京人士表示：‘不要冒险忽视未来的世界第一经济大国。’他说：‘萨科齐在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没有任何表态是有理由的。否则可能会导致金融和经济后果。’

“比中国人还中国人的温明登认为：‘在人权方面应停止急切的做法，他们在做力所能及的事情。用不着要求释放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这是行不通的。’”

【大纪元2012年06月19日讯】

如果说中法的密切交往是建立在政治基础上的话，中德的交往则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

美国总统尼克松于1972年2月2日对中国的访问使世界政治格局发生微妙变化。毛泽东特地对发展中国与联邦德国关系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联邦德国和美国、日本不同，和台湾没有特殊关系，所以不需要联邦德国公开表态承认“一个中国”。中国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于1972年10月11日建交。两国的建交公报只有一句话，没有所谓的“台湾条款”。

两国贸易额建交之初只有2.75亿美元，随着两国的经济交往，双边贸易额逐年跃升。中德两国的外交关系也较平缓的发展。“六四”后德国对中国进行了制裁。但由于双方经济利益的需要，双方关系于90年代初开始缓和。1993年德政府决定不批准向台湾出售潜艇并提出以中国为中心的新亚洲政策，而双方的外交关系中凸显经济因素。

2002年中国首次超过日本成为德在亚洲最大贸易伙伴。2010年，中德双边贸易额达到1，424亿美元，比两国建交时增长了500多倍，在中国与欧盟贸易总额中占近30%。截至2011年8月，德国在华设立企业7,000余家，累计投资项目7,500余个，金额超过180亿美元；对华输出技术累计近1.6万项，合同金额超过500亿美元，约占中国自欧盟技术引进合同金额的38%。中国是德国机械、汽车、化工等支柱产业最重要的出口市场之一。

德在华主要投资领域为汽车、化工、发电设备、交通、钢铁、通信等，大部分为生产性项目，技术含量高，资金到位及时。德国企业在华约有1,700个子公司或代表处，大众、西门子、巴斯夫、戴姆勒、宝马、拜耳等大公司均在华建立了独资或合资企业。德还参与了上海地铁一、二期和广州地铁工程、小浪底和三峡水利工程、江苏田湾核电站、南京扬巴石化一体化项目等。中国从德国主要进口机电设备、铁路、汽车及船舶等运输设备、化学品、光学、医疗仪器等；对德国主要出口电器、机械设备、纺织原料及制成品、化学品和玩具等。

相对于其他欧洲各国，德国拥有若干“对华贸易之最”：德国是对华技术转让最多的国家；德国是欧洲各国中在华投资最多的国家；德国也是欧洲各国对华提供发展援助最多的国家。

在同欧洲各国的关系上，充分利用各国对本身利益的考虑，予以各个击破。最后连美国也不能例外，在经济上倒向中共。

领土外交是“订单外交”的实物交易形式。是江泽民让利，出卖中国人民国土的一种国际政治交易。

◎出卖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给俄国

中共十六大四中全会于2004年9月16日至9月19日在北京举行，经通宵达旦的角逐，江终于被迫下台。9月30日新加坡《海峡时报》驻中国首席记者、香港公民程翔以笔名“钟国仁”在香港《明报》上发表文章，指出江泽民出卖了相当于40个台湾的国土给俄罗斯。钟国仁在文章中分析了中国政府为什么不敢向老百姓公布和解释条约的三大苦衷：一是它表示中共在这个问题上连被它讥笑为卖国而赶下台的国民党政权都不如；二是江泽民在这个问题上比共产党其他领导人都不如；三这个标志着中国正式放弃偌大一块领土的条约，从谈判的过程到最后签署，都没有公开过。

2005年4月22日，程翔在深圳办事期间被中共国安人员带走。同年8月5日，程翔被中共以间谍罪正式逮捕，当局指他涉嫌二零零零年起替台湾情报机构搜集大陆情报，并于2006年8月31日被判入狱五年。在各界营救之下，程翔于2008年2月5日获假释提前返抵香港。有人在扣押期间对他说：“真正被捕的原因，你可能一辈子都不知道。”在整个审讯过程中，从没有人向他查问“盗窃”或“泄露”了哪些国家机密。

1999年12月9日，江泽民和当时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签订了《关于中俄国界线东西两段的叙述议定书》。这个条约构成了今后中俄边界的法律文件。而这桩关系到国家领土的大事一直被江泽民隐瞒，直到几年后，这个条约经俄方公布，中国人才得知江悄悄出卖了大片国土。1999年12月11日的《人民日报》，上面官方关于此条约的只有100多字的简短介绍。

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卖国条约，中间隐藏着惊天黑幕。在《议定书》中，江泽民出卖了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宝贵领土，相当于东北三省面积的总和，也相当于几十个台湾；江泽民还将图们江出海口划给俄国，封死了中国东北通往日本海的出海口。江泽民出卖的中国北方领土有几大块，一块是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60多万平方公里的“外兴地区”，另一块是乌苏里江以东的“乌东地区”，有40万平方公里，还有就是唐努乌梁海地区，有17万平方公里，以及库页岛，有7.64万平方公里。

该《议定书》彻底否定了清朝康熙年间中俄边界平等条约──《尼布楚条约》，承认了从中华民国到历届中共政府都拒绝承认的中俄不平等条约，包括《瑷珲条约》、《北京条约》等。不仅如此，《议定书》还将大片未经签约而被沙俄强占的领土永久性地划归俄国，这其中包括1953年联合国大会表决裁定为中国领土的唐努乌梁海地区（约17万平方公里，相当于贵州省面积），还包括连不平等条约《瑷珲条约》都承认是中国领土的江东六十四屯（3600平方公里，相当于香港面积的3倍多），以及自金代开始即归中国管辖、在《中俄尼布楚条约》中明确划归中国的库页岛（7.64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两个台湾面积）。

协议签署后，江泽民以军委主席的身份命令中国边防军后撤，500公里不设防，而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4个国家不设防地带只有100公里宽（只有俄罗斯滨海边疆区的几个地段例外）。

2002年12月18日，利托夫金在题为《俄中边界10年前就已成为一条安全的边界线》的评论文章中，公布了1999年江泽民与叶利钦签署的秘密协议《两国政府间在彼此削减边界地区武装力量和加强军事领域信任问题上的相互谅解备忘录》，尤其是高度赞扬江在卖国方面所做出的突出贡献。文章透露：“为了加强军事领域的相互信任，北京采取了一系列史无前例的措施，承担了单方面的义务，即：做到在与这几个国家交界的边界地区，在500公里宽的沿边地带，除边防人员外没有任何军队。对俄罗斯和其它几个独联体国家(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来说，这条沿边的‘不设防地带’则只有100公里宽。俄国那边不设防的100公里地带是森林荒野，退出并不损失什么，但中国退出的那500公里宽的地带都是耗费巨资的军事设施。全部毁掉损失巨大。”

江泽民用中国人民的领土换得俄国政府的支持，俄国政府把俄国法轮大法协会的主席威逼离境；还遣返旅居俄国的中籍法轮功学员回中国，置他们的生死于不顾。

对于中越、中印、中国和其它前苏联国家等领土争端的解决，中共官方媒体也从来不敢公布条约的内容，所有出卖领土利益都属于黑箱作业。

江泽民和塔吉克、吉尔吉斯以及哈萨克，签订了中塔吉边界划定协定、中吉哈边界划定协定等，基本放弃了所有争端国土。例如他与塔吉克斯坦总统赖克莫诺夫签约，将靠近帕米尔地区的27，000平方公里的争议土地出卖给塔国，而中国仅得到1，000平方公里。这是塔吉克的通讯社报导了有关条约内容，才在海外曝光。

江泽民在1996年出访菲律宾，主动提出放弃南沙群岛的主权争议，共同进行经济开发。

1996年11月底，江泽民访问印度，签署了《关于在中印边境实控线地区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协定》，为中印按照现在的控制线划分边界定下基调，这就等于承认了麦克马洪线，放弃了喜马拉雅山南麓肥沃的9万平方公里领土。

1999年12月30日，江泽民批准《中国和越南陆地边界条约》，将数千位将士付出生命而守卫的云南老山和广西法卡山划归越南，麻栗坡的战死将士将永远埋骨越南。

中共统治下的中国与西方民主国家由于政治体制截然不同，国家运作的模式也存在一个根本的区别：前者以维持中共政权为最高目的，一切政策都是为政治服务的，经济政策、外交政策等也是为了维持中共政权的合法性。中共为了其政治利益，可以牺牲其它任何利益。后者则相反，国家运作以为民众服务为中心，政府强调经济发展，其目的也是为了使民众过得更好，西方国家政治利益服务于民众利益、经济利益。

所以，从根本上讲，中共的经济、外交政策的出发点是为一己之私的，而非为其民众，甚至是损害民众利益的。和西方相比，中共的国家运作模式有一个巨大的道德漏洞。

九十年代，江泽民及中共在得到西方的经济输血后，在国内的执政合法性得到暂时的延续。随着钱包的日益增厚，中共逐渐获得了一项与西方进行交易的关键要素：资本与经济筹码。中共的外汇政策使其对这些资本享有绝对的控制权，同时中共又勿需对中国人民负责，这使其在与西方的资本家和政要的交易和外交谈判中可以随心所欲的利用这些资本，从经济利益上以“胡萝卜加大棒”的方式诱惑和迫使其他国家就范。如果别的国家在利益面前不能坚守原则，不能认清中共在道德上的败坏，就陷入中共设下的套，放弃道德原则，作出损人利己的事情。

每当美国对华情绪趋于恶化时，中共的采购外交就及时跟进，通过大笔的订单对美国利益集团构成影响，进而通过它们的宣传和游说活动平抑民众情绪、对美国政府和国会施加压力，形成对中共有利的影响，达到对美经济外交的目的。

从1990年到现在的20多年来，中国对西方强国在三个阶段内进行了高频度的采购外交，分别是1990～1994年，1997～1999年，2004年至今。结合中国在上述三个时段中所处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我们不难发现其背后的动机。

1989年后，中共因“六四”对学生和平民开枪而遭到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联合经济制裁和外交封锁，一时间中国和西方大国间的高层互访和多种渠道的外交联结被迫中断。中共的采购外交在中共的危难之际承担起了“利益诱惑”角色，利用西方重利益的实用主义状态，达成外交上破冰重任。1990年，中国一次性购买了90亿美元的波音飞机。自1990年起连续5年，中国每年都会向美国派出至少一个大规模的采购团，以图“购买”足以促进了两国关系改善的货物。对欧洲，中国在1991年和1992年分别派出两个大型采购团进行采购，总额每年都达到10亿美元以上。中欧关系因而得到金钱的修补，中德、中法间分别在1992、1994年实现高层访问。1992年之后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外交封锁逐步瓦解，这其中中国的采购外交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第二个采购外交的高频时段分布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1995、1996年的台湾海峡危机已经过去，而中国入世谈判进入最后阶段，美国是最重要的谈判对手，也是中国入世的最大障碍。稳步增长的对华贸易逆差构成美国朝野的关注焦点。因此，显示中国的诚意、安抚美国在贸易问题上的焦虑和抵触情绪则成了当时中共对美采购外交的基本目的。1998年是美国20年来唯一没有出现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双赤字的年份，但中国仍连续3年向美国送上了年均40亿美元的厚礼，冲淡了美国国内的反华氛围，得以加入世贸。

近年来，中国同各国间的采购外交进入第三个采购外交的高频阶段。一方面是由于中国自身经过外国经济输血得以好转，但更为直接的原因还是由中共“血汗工厂”的策略所导致的中国与西方国家间贸易顺差格局的长期化、稳定化与扩大化。中共通过采购外交来平抚由中美贸易顺差增长而带来的美国民众的反华情绪。所以中美采购外交频数及总额分布同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增长率之间存在着较高程度的相关性，且采购总额会伴随上一年的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增长率的升降而相应增减。

经过10多年的实践，中共订单外交中的策略技巧日渐成熟，采购效用得到增强。这种提高首先体现在对时间的把握上：中国订单外交越来越注重通过延长采购外交的活动过程或是延长采购合同签订过程从而延长外交效用的作用时间，以增强影响力。早期的订单外交通常一次性集中采购，时间最长不过1个月，那时因为当时中共内外交困，需要急功近利的结果来解围。而近些年来则呈现为分批派团外出采购的方式。在首脑出访的前后一段时间内，按照采购类别分不同批次先后前往目标国实施采购，从开始到结束有时竟能达到半年之久。

以2003年为例，从2003年11月12日第一批飞机汽车采购团开始行动，到2004年1月13日最后一批电信采购团签署订单，先后有4个采购团分批赴美，前后共跨越两个月之久。值得注意的是在11月18日，美国政府突然宣布针对中国的针织布、晨浴衣、胸衣进口设置配额限制，而这一贸易纠纷恰好发生在中国采购团的采购周期内，因此中共政府便利用采购外交做出及时反应，暂时取消第二个大豆采购团的赴美采购。这样一来就给美国国内的农业市场造成很大压力，来自大豆、小麦主产州的多位美国国会议员，包括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达施勒和美国全球棉花有限公司的总裁哲宁甘在内，他们共同向小布什政府施压，最终促使美国政府做出让步，几周之后中国恢复大豆采购团的行程。

中共订单外交策略水平玩出花样的第二个方面体现在采购协议的签订方式上：避免直接签订大额协定，而是先签署框架协议、意向协议，在此后的领导人互访时最终签订合同。飞机采购单的签订通常采取的就是这种形式，从最初的有采购意向到最终签订合同通常要经过三四次的官方确认过程，前后时间可达两三年，而每一次确认都需要双方在外交和政治上共同制造良好氛围，这样就延长了中共控制两国关系的时间长度和订单外交的有效程度。

这样，江泽民开创的订单外交在对西方的外交中效果显著。中共通过订单外交迫使西方国家不能对中共采取强硬态度；同时也使得西方的一批政要和企业成为中共的支持者甚至是“促销员”。

由于中共对美国的大规模采购使美国企业受惠，美国商会、美中企业家理事会、美中贸易企业联合会等握有经济实力的财团组织参与的企业联盟积极为中共奔走。它们的游说努力确保了整个20世纪90年代美国每年都延长其对华“正常贸易关系”。大型跨国公司对中共的帮助尤其突出，波音公司于1995年发起一项“对华贸易正常化计划”，以推动中美贸易关系长期稳定；它们还利用自己在地方上的影响力推动各州政府和议员出面支持同中国的贸易关系，相互之间甚至有分工和协调：波音公司负责华盛顿州和堪萨斯州，摩托罗拉公司负责得克萨斯州和伊利诺伊州。

1999年10月江泽民访问英国时，向英国献上了大约40亿美元合同的诱惑。随后，江泽民访问法国。法国总统希拉克在此之前已多次尝到了中共订单外交的甜头，于江到访前向中国驻法大使吴建民表示，既然中国对英国送了大礼，希望中国对法国也能有所表示，不然他不好向法国人民交代。

为安抚和寻求法国在国际事务上对中国的支持，江泽民拍板了中国和空中客机集团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的飞机购买谈判，作为访问法国的礼物。江并参观了法国的高速铁路，表现出对购买法国高铁技术和设备的兴趣。法国总统希拉克在记者招待会上兴高采烈的说：“江泽民已经作出了一项令我十分感激的决定：购买空中客车工业公司的８架Ａ—３４０大型飞机、２０架Ａ—３１８和Ａ—３１９飞机。这是一笔价值１５０亿法郎的大买卖。”他接着说：“我向他说明了如果中国要购买法国的高速火车用于中国方面已计划兴建的北京—上海间的高速火车线路的好处。”江得到的回报是法国对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支持。

希拉克在任上访问中国四次，每次均率大队商界高层代表团，每次都和中国签订大宗销售合同，以致于被媒体称为“超级推销员”。2004年10月希拉克访问中国时，除带来法国空军特技飞行队外，还率领了另一支“战斗编队”，即4位部长和52位法国工商企业老总。在短暂的4天中，中法双方迅速签下了近70亿欧元的合同，其中包括中国对法国空中客车集团26架飞机的订单，以及法国核能集团AREVA向在中国投标新核电站的项目。不仅如此，中共也有了机会在购买波音飞机或法国空中客车的决策中不断的同美国和法国玩上了外交订单游戏。因为大笔款项的诱惑，这样的游戏可以说是屡试屡爽。

中共也将这种利益诱惑拓展到了军事范围。美国国会中美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2011年度报告中报导，中国利用美国的退役将军来影响美国的对华政策。报告指出，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组织（CAIFC）系解放军总政治部对外联络部的外围组织，支持成立了“三亚倡议”（The Sanya Initiative）。“三亚倡议”的美中退休将领交流活动会邀请退休的美国军官到中国参访。中国通过“皇家旅游”的方式，向这些美国特别访客提供在中国做生意或者合伙的机会。而这些退休军事人员将中国官方的文宣和政策信息传递给美国国会和五角大楼，并进行游说工作。

中共不光是利用贸易关系来改进与别国的关系，更是在订单外交上附加上自己的政治目的，如迫害人权等，让别的国家在获取利益时，直接成为中共的同盟者。

自江泽民起，中共将“用经济利益换取政治利益”的订单外交招数使用得炉火纯青，诱使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政治家、企业家、商会、游说客等为经济利益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人权原则、普世价值、社会道义、国际公益。这对国际社会道义原则和国际公益运作标准的破坏是十分危险的。虽然在短期内，人权的被剥夺主要发生在中国，还未波及到美国和欧洲，但从长期效果上看，“为利丧义”的短视行为正逐渐败坏著整个人类的道德观，最终必然会影响到西方社会的民主、自由、价值观和政治体制。

经济输血帮助了中共对抗普世价值的底气

不争的事实是，这些年西方各国大量的经济输血，帮助中共有了对抗普世价值的底气，心理和势力。

中共有了本钱之后，并没有像西方说客所说的，经济发展了，就会自动带来政治的自由和其他自由。恰恰相反，中共以其经济发展为借口，更有理由对抗自由世界的普世价值。

中共的逻辑也很简单。在我要死不活的年月，突然得到爆发的资金，变成现在的外汇储备阔佬，拥有多少美国的债券，连西方都有人羡慕我专制的能力和制度，我已经走出了“中共模式“的路，为什么要走普世价值的路？！

江泽民和中共在几十年整人政治运动中积累大量经验，其中最本能也最凑效的是充分掌握人的弱点，投其所好，利用并扩大人性自私的部分来为中共服务。西方重商，故经济利益可诱使西方商人和政客就范，江泽民相信的是有钱能使鬼推磨。他说，“在新格局的形成过程中，世界各种矛盾都在深入发展，各种力量正在重新分化组合，各种重大战略关系也在调整变化。由于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继续起作用，西方国家内部及相互之间的矛盾日趋暴露和上升，内外难题不断增加。这就为我们在国际斗争中运筹帷幄、纵横捭阖，创造了许多新的机会。只要我们善于把握好一些大的战略关系，善于利用一些重要矛盾，就能够灵活应付、举措自如，适应国际局势的发展，进一步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

中共赤裸裸的用机枪坦克镇压学生和平民在全世界激起义愤之时，江泽民踏着民众的鲜血上台。在世界强大的民意压力下，美国等西方国家一致谴责中共，并结合经济制裁等方式给中共施加巨大压力，中共限于四面楚歌的孤立之中。经历过中共建政后几十年的穷酸革命及见识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国门打开后世界真实情况的中国人民，不会再接受中共把中国带回到勒紧裤带闹革命的荒唐岁月，因此，西方的经济制裁对中共的打击几乎是致命性的。

中共看准了西方不忍放弃中国巨大市场潜力的心理，展开了各种以经济交往为目的的“人权游戏（斗争）”。为了破开经济封锁，获得西方的资金和技术援助，中共首先向西方伸出橄榄枝，表示继续改革开放的国策，表面上不得不接受一些改善人权的附加条件，如在美国对中国的贸易最惠国待遇国会年度审核通过前，释放一个两个取之不尽的“良心犯”以满足美国国会列出的人权指标。同时，对改善人权的承偌阳奉阴违，从实质上破坏世界上对其人权行为的监督。

从二十年钱中共的摇尾乞怜到今天“财大气粗”的不同态度，人们可以看到奴才和主子的可笑劣质集于中共一身。

中共的软肋是其一党专制的本质。共产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理想在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已被中国人民摒弃。江泽民坚持共产主义信仰是假装的，这一点他自己也供认不讳，“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只是一块用于维护其统治地位的遮羞布，江泽民对“民主，自由，人权”普世价值观的恐惧却是货真价实的。江深恐中共虚假的“共产主义”不堪西方“民主自由人权”普世价值观的冲击，而导致中共独裁统治、中共政权瓦解。而且，江对人权的践踏劣迹斑斑，先有整肃上海《世界经济导报》的前科，后有发动镇压法轮功的世纪大迫害，还因此多年获得“大赦国际”授予的“人权恶棍”光荣称号。因此，江对西方普世价值观既恨又怕，要坚决抵制。

为了消弭对抗国际上的批评，江及中共采用一贯的手法，一方面利用经济利益的诱惑，消弱批评的声音，另一方面混淆人权的概念，以似是而非的歪理搅乱视线，逃避国际压力，并大力进行对外的人权理论反宣传。江泽民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抵制民主，自由，人权的普世价值观的言论：

“美国喊什么民主，什么自由，什么人权，都是假的!”(1990年1月18日在山西考察工作时的谈话)“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体现了最广泛的人民民主，最适合我国国情，因而是最好的民主制度。”

“我们完全可以理直气壮的说：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比西方国家的‘三权鼎立’制度要民主得多、优越得多。”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种政党制度，从根本上克服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两党制或多党制互相攻讦、互相倾轧的弊病，能够保证集中领导与广泛民主、充满活力与富有效率的有机统一。”

“西方往往希望我们都变成资本主义。如果世界上都成了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岂不是太单调了。”

江泽民忌惮于美国的世界地位和在历史上对各国人权的关注，在针对人类共享的普世价值时，更是把斗争的矛头重点指向美国。江说，“美国对华政策一直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一直是在美国的反华势力对我国的长期战略目标。另一方面，美国出于自身的全球战略需要和实际经济利益需要，舍弃不下我国的巨大市场，不得不在国际事务中寻求同我国进行合作。…既然‘美国对我采取‘既接触又遏制’的两手策略，我们也要讲究策略，以两手对两手，以斗争促合作。”

同时，江发出指令，“要大力揭露西方宣传的‘民主’‘自由’、‘人权’的欺骗性。西方敌对势力打着‘民主’‘自由’、‘人权’的旗号，向我发动进攻，通过各种渠道，对我进行渗透，反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要认真对付，坚决还击。要揭露西方‘民主’的实质和虚伪性，说明我们的民主是最广泛的人民民主，说明社会主义中国最尊重人权，最爱护人，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享有真正的民主、自由和权利。”

中共提出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不是真正的“普世价值”。“那些宣扬‘普世价值’的人，正是在自由、民主、人权的旗号下，推销西式政治制度、价值观念，这才是问题的实质和要害。”“冷战结束以后，西方的外交工具就以普世价值取代了过去的反共大旗。关于普世价值，就是西方经常挂在嘴上的‘民主、自由、人权、平等’，等等。且不说这些是不是公认的普世价值，仅就西方竭力甚至强行在当今世界推销，就十分令人起疑。特别是对于我们中国，更要打一个问号。”

在江泽民的指示下，中共把人权问题作为一项对外斗争的工作重点来抓，人权成为中国对外宣传的一个重要主题。1991年11月1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第一部题为《中国的人权状况》的白皮书，宣称“人权首先是人民的生存权”，“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人权的关注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在继续，危及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利用人权干涉别国内政和推行强权外交，阻碍了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实现。”之后的《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便成为中共人权的一部“经典”作品，反复修订出版，并在此基础上编写各种学习材料。

针对美国国务院年度世界人权记录报告中对中共人权恶劣行为的记录，中共又针锋相对地搞了一部年度的“美国的人权记录报告”。中共组织人马从西方媒体公开发表的材料中收集整理，修饰加工成报告后通过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以“敦促美国正视自身的人权问题”。第一部报告发表于2000年2月27日——《1999年美国的人权记录》。这本“美国人权记录”说，“美国无视自身存在的严重人权问题，却热衷于推行所谓‘人权外交’，将人权作为丑化别国形象和谋取自己战略利益的政治工具，这充分暴露了其在人权问题上实行双重标准的伪善面目和借口人权推行霸权主义的不良图谋。”

中共在人权问题上还耍了一个大花招，就是人权问题只能关起门来讨论，否则就是“干涉中国内政”。江声称“人权是一个国家主权范围内的问题；各国对人权问题的看法有分歧，应进行对话，而不应搞对抗。”江泽民当着克林顿的面说，“在人权问题这类问题上，可以在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基础上开展讨论。”

更重要的是，与各国都可以分开来谈，分而治之，来多少对付多少，多多益善。让所有还有些许人权关注概念的国家分散成单一的对手，中共驾驭单一的，分散的团体在战争年代久经历练，对付什么人都得心应手。对方只要愿意来单独谈，就是对中共合法性的承认。在中共愿意谈“人权”的情况下，西方国家总不能不愿谈吧，那么，各国能够联合起来制约人权迫害情况发生的能力就被中共从此分化瓦解掉了。

谈判对话是中共驾轻就熟的拿手好戏，尤其是关起门来谈，什么大话都可以说，什么承诺都可以许，而出了门什么也都可以不做，不受任何约束，具体谈什么，外界不知道，但又可以搪塞外界舆论。历史上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与中共关于国共合作展开的三次谈判，每次都以大呼上当而告终。

中美人权对话从江时代的1990年12月开始，每年美国负责人权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对中国进行访问对话，或者中方代表团到华盛顿对话，到2002年12月一共举行了13次对话，只是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和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每次对话只不过是公式化地发表联合公报，获得的最大成果不过是“增进了双方的相互理解”之类的套话。

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中共对谈判的态度也愈加强硬。中共惯用的警告就是中国决不容忍他国干涉中国内政，中国不害怕其他国家表现出的敌意。

对话基金会的Kamm先生过去支持中美对话，但他说，他准备改变自己的立场，“要是中国政府只想就广义的意识层面去讨论人权问题，那一大帮人用纳税人的钱飞到北京就很难说得过去了。”Kamm还补充道，“如果撇开具体的人谈人权，那我觉得这种对话就没有必要再进行下去了。”

如果其他时候实质性地提出人权问题，中共就会立马翻脸。由于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及其它违反人权在国际上曝光，2004年美国决定向联合国第60届人权会上提出谴责中共违反人权的提案时，中共立即作出强烈反应，紧急约见美国驻华大使雷德，宣布中止双方的人权对话与交流。即使是后来这些年的美中官方接触中，可以谈任何问题，就是不能碰法轮功问题。一旦提到法轮功，中共代表就摇头摆手，起身退席，绝口不谈。因为这是中共的“七寸”，无法解释为什么对这么大面积的汉人，又是只为做好人的群体如此没道理的迫害。

虽然在时隔六年之后，于2008年5月24日至28日，中美第14次人权对话在北京恢复举行。美国与西方对中共的人权关注度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人们似乎已经接受了这一现实生活中的现实：人权仅仅是政治家们装饰门面的一个议题而已。

中共用同样的手法，与西方各国开展乐此不疲的“人权对话”。例如，于1997年开始与欧盟每半年举行一次人权对话；始于1997年的年度中澳人权对话，中加人权对话；于1999年开始每年一次的中德人权对话。同样地，所有这些人权对话是能淡则谈，能敷衍则敷衍，谈不来则各说各话，触及实质问题就中止谈判。

用经济手段对付人权批评，在经济输血后感到强盛起来的中共那里，有了新用。

在经济外交上，中共不仅仅是采用“胡萝卜”政策，有时也使用“大棒”。对于在人权问题上批评中共的、中共自认为可以对付得了的国家，中共毫不留情的采用经济手段予以制裁，迫使其噤声。

中共利用贸易关系，与其他西方国家联手对抗美国在联合国关于中国的人权提案。

中共首次得力的运用经济“大棒”实现外交目的是在1997年。4月15日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第53届会议上，由美国、英国、丹麦带头提出的谴责中国人权状况的议案，欧盟几个主要国家法国、德国、意大利没有参加提出议案，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也没有签署这项议案。最后，这项议案以不予审议的形式被否决。

当时丹麦在联合国人权大会上点名抨击中国对待少数民族和持不同政见者的政策。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当即反驳道：“我相信丹麦政府提出这项反华议案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当然不是丹麦“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而是中共搬起石头砸丹麦的脚，中共随即取消了和这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之间的所有商贸合约。

2002年中共操纵了一些第三世界盟友，将美国踢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以致于美国在此次大会上不再有发言权。出于对中国订单的考虑，没有任何一个欧洲国家愿意在人权问题上挑战中国。联合国人权大会上没有通过批评中国人权状况的议案。

2007年，为了报复德国总理默克尔九月间会晤达赖喇嘛。中国取消了当年的年度人权对话。

2008年法国总统萨科齐会见达赖喇嘛。中国提出强烈抗议，推迟了原定于12月初在法国举行的第十一次中欧领导人会晤。并终止了中法之间巨额贸易合同的洽谈。这350亿欧元的贸易订单发挥了作用，萨科齐最后现身北京奥运会。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和西方国家之间的这样的外交矛盾会发生得越来越少，甚至不再发生。并不是因为中共改变其丧失道德的做法，而是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在中共提供的利益面前，放弃道德坚守的勇气，在大是大非面前变得对中共装聋作哑、抑或俯首称是。

正如何清涟女士在一篇文章中总结的，“说穿了，北京并不害怕西方社会的口头批评，它唯一担心的是西方国家的全面经济制裁，但自从中国入世之后，西方社会就丧失了对中国的经济制裁能力。经过自90年代中后期至今的外商在华密集投资之后，西方数百家大跨国公司与中国市场形成了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西方世界对中国人权恶化的批评越来越像走过场，“一幅‘我们说过了，结果如何我们没法管’；而中国的反驳却越来越高调上扬，一副‘就这样了，你们除了打口水仗之外还能怎么样’的死硬姿态。这种状态已经持续好多年了。一方面是西方干预有效程度递减，另一方面是中国内部维稳力度增强，中国的人权状态终于恶化到今天这种地步。”

【大纪元2012年06月20日讯】贪战的结果是“共毁”。 他要你贪才行。你不贪，他什么都干不了。——题记

如果用给现代西方自由经济量身定做的统计和研究方法来衡量中国近十年的发展，中国经济似乎是在快速发展，甚至呈“崛起”之势。但如果透过数字的迷雾，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究竟给人类带来了什么，已经和将产生什么样的全球层面的社会影响，对这些问题的直面回答可能会顷刻间摧毁那些由表面华丽数字拼出的经济盛宴。

西方经济发展及理论一直是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上的。这不仅体现在每一个原始到“物物相易”（barter trade）的交换都要求公平，对等，更表现在当代宏观经济的管理，调控都强调透明和公益性（social welfare effect）。可以说，从税收，资金市场监察，审计，直至反映“公平竞争”的反托拉斯法，民主政府在经济领域的主要功能是保证每个参与者有公平的竞争机会，而且被同样公认的游戏规则所规范，即所谓的“公平赛场”（level playing field）理论。西方这种经济理念，如当代著名经济学家，“奥地利学派”的代表者哈耶克（Hayek）所充分表述的，是和西方“文艺复兴”（Renaissance）之后对人性的尊重相辅相成的，尤其是它认为经济活动凝聚了“自由”和“选择”等近代西方恪守的原则。

很值得深思的是民主经济体制的道德性着重过程的公平，透明，人性化，并不在意以GDP为主导的综合结果。相反，以哈耶克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这种依赖“中央调控”(central-planning)和“政府介入”(government intervention)所制造的“繁荣”是危险的，专制的，因而是不道德的。此观点的代表作是哈耶克出版于1944年的经典名著《通向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在书中，他重点剖析并批判了创造所谓经济辉煌的纳粹德国，并对战后全球经济走向一体化和具专制性而表示深切的担忧。

现在，统观全球经济，人们不能不为哈耶克的远见卓识而折服，也不能不为以自由市场为导向和主体的世界经济格局陷入专制或“国家资本主义”（state capitalism）的陷阱而扼腕叹息。的确，从2008年几乎将美国压垮的金融危机直至现在还在发酵中的有可能一举摧毁“欧元区”的欧债危机，欧美经济危机四伏，已经走到了十字路口，以至于最近的“达沃斯经济论坛”的主题之一，即是“西方市场经济是否已经死亡”。更为可怕的是，西方政经界虽然普遍认识到这次危机对于自身的生死攸关，但却对它的来由直到现在还没摸到门。不但对危机的根源和性质集体“找不着北”，有的甚至对所谓的“中国模式”膜顶崇拜，认为是另辟蹊径。

已经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中国经济真的是能解决世界经济问题的仙丹妙药吗？西方经济的问题究竟在哪里？是自身的，还是外在的？为什么危机的深度，一方面只有因西方经济上层建筑的稚嫩而造成的20年代“大萧条”可以相比，另一方面却恰恰出现在中共经济和西方完全融合，不分彼此的今天？究竟中共经济在全球经济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对世界的格局和发展有什么启示呢？

1．“改革开放”是命悬一线的中共政权的救命稻草

文革之后，中国经济满目疮痍，其GDP在全球的比重也降到了中国历史的最低点，连中共自己也承认其“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在此形势下，中共党魁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来拯救岌岌可危的中共政权。事实上，对于经济发展和政权稳固两个选项中共会作何选择，江泽民倾国之力迫害法轮功已经作了血淋淋的回答。对给国家政府带来巨大好处，节约大量民生医疗资金，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提升中华道德水平的好处，全然置于不顾，把中国拖入万丈深渊。

在丧失了执政合法性之后，经济作为成了中共唯一的救命稻草。

2．中国加入世贸是绑架西方的开始

如果一个有心的研究者从中国后文革经济的宏观数据中勾勒出其时间序列，一个明显的拐点会是2001年。此前的中国经济像是身负重担的骡马上坡，被三角债，国地税，和发达国家及关贸协定（GATT）的贸易战，国企转型等等一系列问题压得喘不过气，而近十年的中国经济从表面看则像是换上了一套宝马发动机。人们常说，“不破不立”；近十年的中国经济发展给人的感觉却是一直在大喊“只破不立”。随着原有的全民经济体制被打破，类似发达国家和“苏东解体”后发展历程中的有序的，系统的，全面的私有经济体制和法律的建立被无限期的推迟或有意地进行空洞式，简单体，概念化地模糊处理，使人彻底地被体制，或“没体制”搞晕，丧失对其基本的信心，依赖和认真。

放眼看去，在“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不知所云，敷衍了事，甚至自相矛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空洞标语下，中共进行的是一场通过经济来维持其独裁统治的无限期博弈。试问：中共的“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三十年有余，有一张时间表吗？从中国历史上的“商鞅变法”到“王安石改革”直至“张居正改制”，到欧美的“柯伦威尔改革”和“罗斯福新政”直到今天的“奥巴马医改”，哪一个像中共这样永远改下去呢？没有目标，监控，计划的改革实质是画在天空中吊全体中国民众和西方被蒙蔽人士胃口的一张大饼，一个藉以苟延残喘的“保命契约”，恰如一个三十年来每天都杀人的罪犯每天也同样公布一张“改过自新”的保证。自2001年10月起，这张契约中又新增了一个条款，使中共在与西方自由世界的终极价值理念冲突中获得了一个类似“护身符”的筹码。这个筹码的重要性对中南海的掌权者是不言而喻的：十年后，一个在“人民大会堂”的盛典以中共独有的方式记录了他们内心的窃喜。是的，“入世”，一个已经过时的时髦词汇，给已经无以为继的中共带来了生机，却给当时蓬勃的西方经济埋下了深深的祸根。

由于中共的改革不涉及“政改”，而江泽民的无能更是造成国民经济的支离破碎。这一切直接导致90年代末中共在银行，税收和其他方面的全面危机。当时国有四大银行的坏账均超过一半，迫使中共通过开出开放自己“广阔市场”的空头支票和西方经济绑在一起来度过危机。十年过去了，西方政经界突然发现一个曾经极具诱惑力的十亿人的市场只是虚幻的泡影；沉重的金融剥削加上各式各样从房改，教改到医改的巧取豪夺，伴随着国家对公民提供基本福利责任的彻底丧失，使年年喊的“拉动内需”成为天方夜谭，更不要说刺激老百姓购买价格昂贵的外国产品。

事实上，中共真正看重的不是与西方公平合作，互通有无的机会，而是能够给其充血的资金，技术，以及和国际垄断资本一起奴役国人的分红。

2012年初，美国国会属下的“美中经济•安全委员会”发布了对中国经济的最新报告。文中观点很大程度反映了西方主流智囊对中共“入世”十年的盘点，即在这过程中，中国经济的自由竞争性非但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增加，相反却大幅下降。这体现在虽然大型国营企业的总数由原来的五千家左右下降到只有三百家，但按工资数只雇用8%劳动力的国企却在GDP份额中重新恢复到50%的水平；而先前在邓小平时期有显著增长，雇用大量劳动力的民营企业却在资金缺乏，沉重税负和各种由政策管制带来的隐性成本的打击下呈萎缩状态。至此，由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提出的，通过“中国入世”来孕育其私营经济并最终实现市场甚至政治体制自由化的考量，宣告彻底失败。

与此同时，“纽约时报”在其近一年中最具影响力的新闻调查报告中曝光了设在四川成都全球独家生产苹果iPhone和iPad的“富士康”工厂内部惊人的剥削和迫害。故事的主人翁，一个毕业不久的大学生，每周工作6天，但仍在休息日和女朋友有约一起看戏的情况下被叫去加班。他的工作职责是在满是铝粉的车间监督工人用铝纸打磨苹果手机的屏幕。悲剧发生了。当候在剧院门口的女朋友再次听到她男朋友的消息时，粉尘指标严重超标的打磨车间已经发生了爆炸，而她的男朋友正在病床上呻吟中熬过短暂人生的最后时刻。美国大众对此报告一片哗然：顿时，在生意场上借助智能手机利润如日中天，在股市中光芒四射的苹果公司成了千夫所指的公敌。可是，与此同时，在故事的发生地，却是沉寂一片。也许，那里民众的神经已经被此前同样发生在“富士康”的“十三连跳”刺得已经麻木了。更加触目惊心的是，在这整个过程中，中共政府在哪里？做了什么表示？

中共加入国际经济一体化破坏了已有的公平的国际贸易法则，使国家干预甚至操纵成为必然，恶化了市场经济的生态环境。西方自由经济学说从18世纪亚当斯密开始就树立了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国际贸易理论。这种理论和之前流行的“重商学说”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强调在发挥每个贸易伙伴自身优势的前提下的互惠及互通有无之原则，促进全球经济发展，而后者之所以被摒弃也正在于其囿于狭隘，不可持续性的通过保持贸易顺差，牺牲其他贸易伙伴利益而带来的畸形财富积累。西方对中共入世的积极态度最初来自其对国际贸易法则对中共约束力的幻想和对中国虚幻的“广大市场”的垂涎。而中共在入世后，不但继续通过赤裸裸的国家干预对诸如金融，能源，电信等核心市场进行保护，更是通过对人民币汇率的操纵，“出口退税”等变相国家补贴的方式大兴“重商主义”来取得对西方讨价还价的资本，减轻国际社会对其人权迫害的压力，并腐蚀，拉拢西方政客，学者，媒体为其独裁统治站台。

西方主要民主国家在苏东解体，民主自由之风在全球成为主流的环境中，放松了对极权统治最后的堡垒–中共的警惕，不但任其坐大，还出于自身短期或党派利益的需要为其输血，使中共这个早已成为僵尸的历史垃圾能够在89巨变发生20年后的今天仍然奴役，挟持着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成为支持全球一切极权，恐怖，反人类组织和政权的总后台，构成对世界和平及自由力量的最大威胁。表面上看，中共通过类似为Walmart等企业提供廉价产品为美国消费者节约了几千亿美元(2011年中方估计为6千亿美元；西方学界估算实际数字可能更高)，并使美联储有足够空间完成其原本不可完成的同时保持低利息以促发展和低通胀以稳物价民生的任务，但美国和整个西方在此过程中所付出的代价是惨痛，甚至自杀性的。

此外，西方幼稚地希望通过中共加入国际经济循环加速其经济的私有化，市场化，最终带动其民主化。但从最近“湖州万人抗税”和“温州老板跑路”等事件反映出的现实却是民企作为中国经济中发展速度最快，利润最高，生命力最强，雇用人数最多的版块却在税收，贷款等最能体现政府扶持的方面受到压榨和刁难。与此同时，国营企业打着“上市公司”的牌子无偿从国家获得大量土地，低息贷款及由随意做会计假账而带来的低税收和低分红的特权。据估计，中国最大的121家国营企业的资产总值从2002年的3千6百亿美元猛增到2010年的2万9千亿美元，其中增幅最快的阶段恰恰是2008-2009年世界金融危机肆虐之时，也就是“4万亿救市计划”实施期间。而在2009年中国国有银行贷出的总额高达1.4万亿美元的款项中，85%流向了国企。

中共所倡导的“北京模式”表面上看只是继承了“国家资本主义”的衣钵，走着德国，日本，韩国的老路，但其本质是不同的。由于中共政权顽固的独裁和专制特性，其所代表的“国家”和西方所理解的，或普通意义上的涵义有很大区别。譬如，在现有的中共“领导人”当中，有17名同时兼任“国家级”大企业的老板，而在中共中央委员当中，有27名是商界领袖。中共一党专政的现实给与这些“红顶老板”近似无限的权利和资源，但同时却近似剥夺了社会，或真正的“国家”，对其人的任何公束力，使“北京模式”成为“权贵资本主义”的最新，也是最极端的变种。

西方著名记者，中国问题专家Richard McGregor在描述这些“红色权贵”时指出，中国50几家最大的公司老总在他们放在办公桌上的Bloomberg终端和家庭合影的旁边，总是有一台直通中南海的红色电话机。也许，以协助镇压“六。四”而闻名的中国前总理李鹏的儿子李小鹏的官场经历给外人如何理解McGregor的这句话提供了生动的注解。2008年6月3日，“六。四”惨案发生20年之后，新华社发稿宣布李小鹏“辞去”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的职务而出任山西省副省长。这份任命宣布的时机是否是选择性地具有嘲讽全体中国民众的意味我们未可知，但一个在正常西方选举体制下起码需要两年（成功率不定）的从企业老板到高级公共官员的转换，在一纸新华社电讯或党内“红头文件”中即刻得到认可和实施，使人们对于诸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管理者收购”等充斥中国的西方市场经济舶来名词的真实性或含金量有了自然，感性的认识。

中国“入世”的十年中，北京钻空子，耍无赖不开放市场，使“太子党”掌控的国企能攫取巨额利润，利用“金融剥削”摧毁性地削弱民间实际购买力，大力扶持“党产”国企，制造房地产，高铁等泡沫经济来敛财，通过外资，外企，外贸把中国经济牢牢地和西方经济绑在一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3．西方经济危机是中共输出的道德危机

奥地利学派始于1871年Menger发表的“经济学原理”一书，之后在凯恩斯主义之前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界以哈耶克和von Mises为代表而占据主导地位。奥地利学派的主要观点建立在自由市场机制在收集，传播和评估信息方面对经济整体的无可替代功能。这体现在以下三个机制：

（1）企业在创业（entrepreurship）阶段的决策在整个市场运作中尤显重要；

（2）随着市场机制的逐渐孕育和专业分工的成长，资金市场在市场决策中成为主体；

（3）国家对资金市场的干预极大地增强了其战略地位，并促成大型银团的出现和使通胀性的货币政策成为必然。

反思西方2007年以来的，自“大萧条”以来的最大经济危机的成因，人们不禁会对以上奥地利学派观点的预见作用而叹服。事实上，对当代蔓延全球的“国家资本主义”思潮和体制，奥地利学派的观点更加振聋发聩：金融界大型银团的出现和随后产生的通胀性政策，严重违背了例如创业家等主要经济利益体对市场稳定和理性的根本要求；因此而产生的震荡造成了价格体系中的广泛失调。以下一些基本事实可能会帮助读者充分明了以上观点对理解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经济体的结构变化：

1．从1973年至1985年，金融界的整体利润在全美工业界的比例没有超过16%。这个数字在1986年达到19%；在90年代达到战后新高，徘徊在21%和30%之间。进入21世纪后一直在41%左右。此外，金融界在美国GDP的份额在1960年只有4%，但2007年达到8%。

2．美国政府的“救市计划”类似中国的四万亿刺激计划，属于严重国家干预，而其随后的每次高达6千亿美元的数量宽松计划和从格林斯潘始的长期低利息政策都是具有通胀性的。

3．美联储，华尔街，“两房”等银行贷款机构成为调节市场和决策的主要杠杆，违背了小型私营业主和研发机构等市场主体的利益。

4．席卷美国和欧洲的金融危机都是由于包括房产在内的“财产泡沫”等由上述政策引起的价格失衡引起的。

国家资本主义的影响并不局限在对市场或经济的量化反应，更体现在对整个社会道德体系的摧毁性腐蚀作用。从美国金融海啸的成因分析，有以下几个具体方面。

首先，华尔街银行的“利润私有化，亏损公共化”的赚钱模式使其沦为类似中国国企的社会寄生单位。从“中投公司”对摩根•斯坦利的投资及高盛和摩根两家巨擘分别同北京和杭州市政府签订的合作协议中可看到一些端倪。

第二，华尔街自九十年代大力扩张赌博性质的，非避险性的金融衍生产品，极大加剧了市场的震荡，损害了普通投资者的利益。而由于中国经济和华尔街以致于美国经济捆绑在一起，中国依靠操纵汇率，低廉劳动力以及非人道劳工环境而赚取的大量外汇源源不断地返流回美国，为这种投机提供了资金土壤。耐人寻味的是衍生产品市场的腾飞恰恰和中国加入世贸有惊人的巧合。如果以2001年6月作为基数100观察全球衍生产品总值和财富比率，这个比率自那时起在短短6年中一路攀昇至2007年6月的520，而三年前的比率却是75，且在此后三年中有跌宕起伏。这难道仅仅是简单的巧合吗？

第三，有人把美国最近所经历的金融海啸归结为“华盛顿+华尔街”轴心沆瀣一气，相互勾结，操纵市场的恶果，从经典的奥地利学派的角度分析也不无道理。如果对比中国的“国企文化”，似乎相似性更加明显。华尔街派出自己诸如鲁宾，包尔森等从高盛走出的代表出任财政大员，废除“大萧条”时代定下的为避免危机重演的Glass-Steagall法案，使华尔街投行成为不停吞噬投资和纳税人钱财的老虎机，这与被称为“怪兽”的央企本质上何其相似。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虽然奥地利学派明确指出这种泛滥全球的“国家资本主义”，因其通过违背人性的国家意志代替活力四溅的企业家精神而践踏了神圣的个人自由和选择的权利，中共在21世纪加入这场游戏之后使其遇到了空前的道德危机。

这种危机所带来的影响是多方位的。“苹果”电脑的利润和“富士康连跳”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甚至不是最主要的方面。有人说这种危机标志着西方道德体系的坍塌，因而由其引起的贯穿欧美的债务危机是这种影响的标杆。显然，经济影响可以量化，但这种损失虽然巨大，它像楼市有起有落一样长期来看毕竟可以补救；这种弥漫西方的道德危机所带来的真正影响可能恰恰如道德的定义而属於潜移默化的精神范畴，代表着整个西方深层的堕落或腐蚀。

4．正确认识中共和其经济实质是解决危机的唯一途径

是凡对经济学稍有兴趣的人都知道此学科的奠基人应是18世纪的英国经济学大师亚当斯密，而他集其一生所学而作的《国富论》永远是经济学圣殿的瑰宝，具有无可比拟的现实意义。但很少人知道亚当斯密一生有两大巨著：另一部是身后才发表的《道德情操论》。

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当人们询问今年3月2日去世的，被“华尔街日报”社论誉为“美国百年来最伟大的社会科学家”詹姆斯•威尔逊他一生最推崇自己的哪篇著作时，威尔逊毫不犹豫地答道，“是《道德感》”，一本1993年才出版的书。在书中，作者明确表示，虽然人性有很多缺失，但其根本的特质仍是“找到一种赞美他人和获得他人赞美、追求公平交易也追求做好事、追求利益也追求荣誉的欲望”。

显然，如果以威尔逊的这段话来衡量外表光鲜的中国经济，难免给人以南辕北辙的感觉。或许，正是中国经济及整个体制的道德缺失甚至危机促成了其今日的“党进民退”，贫富不均，。

亚当斯密和詹姆斯•威尔逊都显然不是“奥地利经济学派”成员，但他们和哈耶克一样，给人们的忠告是如此的一致，明了，基本，而且重要。试想，如果美国房市次贷在华尔街大行其道之时，相关人士能够遵循威尔逊之“追求公平交易也追求做好事、追求利益也追求荣誉的欲望”的警言，随后的危机还能如此深重以致于美国经济被拖到崩溃的边缘吗？

当邓小平在八十年代进行改革开放时，西方资本对进入中国市场持非常谨慎的态度。对中国的不了解当然是一个主要原因，中国投资环境到底如何、劳资关系如何控制、社会是否稳定、政府是否可以信任、中共对人权的剥夺和中西方意识形态的分歧，等等等等，使得西方大公司谨慎小心。港澳和东南亚的公司，尤其是华人公司率先淌水。等他们捞到了大桶大桶的金子，西方公司再也憋不住了。他们将自己的顾虑抛之脑后，跳上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列车。公司的企业道德和社会责任，在黄金或是绿纸（美元）面前，已经变得苍白无力，甚至是荡然无存。

许多外商在中国确实挖到了“金”。但为此，他们也失去了“德”。这种代价是相当沉重的，尽管外商们并不一定马上就能意识到。外商们的道德下滑是逐渐一步一步发生的，所以有些外商至今还没有意识到这种变化。外商在中国的道德沦丧体现在方方面面，从“传统的腐败”，如赤裸裸的美女、金钱贿赂到“别出心裁的腐败”，如“旅游”考察、家人出国或留学、赞助优惠等等，从“视而不见”的道德缺失，如奴役劳工、污染环境，到公然的“助纣为虐”，如协助中共进行网络封锁、人权迫害，等等。

客观地说，江泽民并没有制定一个“腐蚀堕落西方企业”的周密计划，依其能力，他也未必真正能提出这样的治国方略来。他只是延续了他的“以恶治国”的招数，抓住、利用了商人在人性上的最大弱点：贪。通过向外资让利的方式，他将中国变成了一块巨大的磁石，牢牢地将外资吸在了中国的市场上。同时，他在中国造成的制度化、系统化、全民化的道德败坏，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大染缸。不论西方企业原来是什么颜色，一进入中共的这个大染缸，马上就“近墨者黑”了。这确是外商在进入中国之前所始料未及的。

当外资决定进入中国之时，精明的商人们首先对中国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很快就把握住了“中国特色”：作为一个外资企业，要想在中国立住脚，必须有一定的政治“保护伞”。这“保护伞”可以为其开启许多正常途径下不易开启的大门、搞定各种从中央到地方的复杂关系、甚至制定有利于外商的政策制度。

这种“保护伞”的建立除了直接向相关的中国政府官员行贿之外，也有不少是通过这些官员的亲戚的“曲线救国”。从江泽民时代到胡锦涛时代，很多高官的子女在西方接受教育。西方公司和银行聘用了不少这种“太子党”，增加他们进入中国市场时的成功系数。西方大金融公司，更是希望“太子党”们能在其父辈们的荫翳下，帮助公司获准承销国有公司在纽约或香港上市的项目。仅举几例：

冯绍东（Wilson Feng），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女婿：曾任美林（Merrill Lynch）中国区主席。2006年美林之所以能承销工商银行在香港上市的项目，成为历史上最大的首次公开发行（IPO），冯绍东的作用不可小视。

朱云来，朱镕基之子：中国国际金融公司（中金）总裁。该公司是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的投资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占大股，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占三成四，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占百分之七点三五。中金在朱云来主持下，已成为中国企业向海外发行股票的核心经纪人。有消息说，朱云来年收入2006年有一千万美元，2007年增至一千七百万美元。

任克英，原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之女，已故前总书记赵紫阳的儿媳: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工商管理学院。在美资投资银行贝尔斯登工作七年，升至高级董事总经理；2001年8月转任所罗门美邦（Salomon Smith Barney，现称花旗环球金融（Citigroup Global Market））中国业务部主管，为花旗集团立下了汗马功劳。

曾之杰（Jeffrey Zeng），副总理曾培炎之子：毕业于日本长崎大学，是斯坦福大学管理学硕士，曾在三菱商事和香港中信泰富任职。

当然，只有世界顶级的企业集团和金融公司才有雄厚的财力来锁定中共高官的子女们为其打通门路，其他级别的企业则退而求其次，和地方官员或工商金融系统的现官结盟。在此仅以薄熙来为例。时任大连市长的薄熙来降低条件，提供三年免税和廉价的土地，吸引了许多外企在大连开发区落户，包括对环境进行污染的日本大青金属、北村阀门企业等。这些外企老板与薄熙来及地方高官来往密切，最大限度的榨取工人血汗，赚了大钱。薄熙来等则为外企老板们“保驾护航”。为了监控不满的工人，薄下令在开发区五彩城设立了几百个摄像头，他对记者开玩笑说，谁在墙根撒尿都能看见…生产打印机的日本独资企业斯大精密有限公司的工人因为不满待遇和无端解雇而罢工了一周，薄控制下的警察和官办工会站在外商一边，软硬兼施，又打又骗，终于把工人的维权力量分化瓦解了。一家生产微型马达的万宝至马达，规定工人上厕所的限制时间，还按照工人表现，强行给工人们戴上了五种不同颜色的帽子。许多工人不能及时上厕所因而得了肾炎。另一家小型企业的女工经常被日本经理要求陪酒上床，如不从就被辞退…当被问及为什么不告时，她们说，上哪告啊，老板都聘薄熙来老婆（谷开来）当常年法律顾问，我们要告能赢吗？

这种“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环境加上中国本身日益下滑的道德观，使得中国成为“洋腐败”滋生的热土。“中国经理人在线”报导：据不完全统计，外资腐败案件从2000年开始直线上升，仅2003年国外公司涉嫌贿赂有关的腐败案件达到1500余件，比前一年增长20%。《法制早报》则在2006年报导：安邦集团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近10年时间里，跨国企业在华商业贿赂的事件一直在不停地上升，中国在仅10年内就调查出了50多万件有关跨国腐败的案件，其中64%与国际贸易和外商有关。”

外商对中共官员的贿赂传统方法主要是金钱贿赂和性贿赂。

西门子被认为是德国最受尊敬、欧洲最大的工程制造业巨头。2006年11月15日，德国司法部对西门子公司位于慕尼黑的总部进行了突击搜查，包括CEO柯菲德的办公室以及部分员工的居所，拘捕了数名西门子员工。德国检方确认的涉案金额达2亿欧元，而西门子内部审计的结果则称，可疑资金高达4.2亿欧元。

美国也对西门子采取了调查。美国证交会(SEC)的报告显示，西门子公司在2001年至2007年间向多个国家的政府官员至少行贿4283起，总金额约为14亿美元，其中相当一部分涉及在华项目。有9家中国公司被牵扯进西门子贿赂案。其中一家收取现金金额高达600万欧元。其余则从几万到几百万欧元不等。

在美国和德国的压力下，西门子向各国提交了受贿人员的名单，这一名单也同时呈送给了中国政府。然而，就在中国政府得到这一名单后，却如临大敌。因为那名单包括两位政治局委员的家属。如果报导，可能会引起北京地震。因此，主管宣传的政治局常委李长春亲自下令，所有媒体可以对西门子在中国行贿的丑闻进行报导，但坚决禁止提到西门子公司行贿的中方涉案人员。

西门子的行贿丑闻还包括2003年至2007年间，其下属医疗器械子公司向中间人行贿1440万美元，用以向5家中国国有医院出售总额高达2.95亿美元的医疗设备；2002年至2007年间，为获得7个总值超过10亿美元的地铁工程合同及华南地区两个总值约为8.38亿美元的电力高压传输线项目，向中间人提供了约5000万美元的经费用以打通各个环节。仅据已披露的这些数字，就不难算出西门子在这几桩“买卖”上“收益率”有多高。

2009年底，中国移动的“西门子”腐败事件又浮出水面。中国移动原副总裁张春江、中国移动人力资源部总经理施万中、四川基地负责人李向东等相继落马。其中，施万中在任安徽省移动公司董事长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为西门子通讯业务提供了诸多“帮助”。西门子则通过一家境外公司，向一家安徽咨询公司支付了高达500万美元的“咨询费”。而这家安徽公司的注册人为施万中的妻子，实际控制人为施万中。施万中终审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戴姆勒公司（奔驰母公司）:该公司于2010年3月被美国司法部指控在22个国家行贿。法院公布的文件显示，从2000年到2005年，戴姆勒克莱斯勒中国公司员工至少花费417.39万欧元行贿中国政府官员。

IBM中国：美国证交会指控IBM中国至少114起行贿案，对其课以千万美元罚款。1998年至2009年之间，IBM以提供跨国旅游、娱乐、礼品及现金酬劳等形式向中国、韩国部分官员行贿，违反了美国《反海外贿赂法》。其中IBM在中国的两家全资子公司，即IBM（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与IBM全球服务（中国）有限公司的中国区两名主要管理者及100多名员工参与其中。

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2012年4月26日，摩根士丹利房地产基金前中国区负责人彼得森（Garth Peterson）在美国认罪，承认为自己和一名中国官员谋取数百万美元贿赂。彼得森将被处以近370万美元的处罚和永久禁业。彼得森在2000年加入了摩根斯坦利房地产投资基金，主要负责上海市场业务。他在中国拥有一个人脉极其广泛的社会关系网，与北京和上海的一些高官的子女关系密切。

德普（Diagnostic Products Corporation）：2005年5月，美国司法部披露，全球最大的诊断设备生产企业德普公司天津子公司从1991年开始的11年间，向中国国有医院医生行贿162.3万美元现金，用来换取这些机构购买德普公司的产品，德普公司从中赚取了200万美元。这家企业最后被美国相关机构以违反“反商业贿赂法”处以479万美元巨额罚金。

可口可乐：由可口可乐参股的该公司亚洲最大瓶装厂和销售公司——上海申美饮料食品有限公司(申美饮料)市场部相关人士涉嫌受贿千万元人民币。行贿方是国内广告商等。申美饮料市场部主要负责可口可乐在中国的广告投放、促销品安排等，每年的市场费用上亿元。

RAE Systems：总部设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石油及矿物勘探器械公司RAE Systems，向中国官员行贿170万美元，以换取与中国政府机构间的贸易订单。

艾利•丹尼森（Avery Dennison）：全球500强之一、美国首屈一指的不干胶标签材料生产商艾利•丹尼森公司因向中国地方官员行贿而被美国证交会起诉，并被处以20万美元的民事罚款。2004年至今，艾利•丹尼森中国公司安全反光膜部门通过聘用无锡市的公安部交通管理科学研究所前工作人员获得两项巨额订单。

美国控制组件公司（Control Components Inc.）：2009年7月31日，美国控制组件公司承认在36个国家向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的官员和雇员行贿约236次，并将接受高达1820万美元的罚款。根据美国司法部网站的公开文件，CCI行贿的中方企业有中国石油、中国石油物资装备公司、东方电气公司、中海油、华润电力等多家重量级国企。

行贿也不只是从外商流向中共官员和企业。也有逆向的。2009年沸沸扬扬的“力拓间谍门”事件就是一例。有专家估计：力拓的经济间谍在过去6年里，利用获取的中国钢企内部信息，迫使中国钢企在铁矿石价格上多付出7000多亿元人民币的代价。

与此同时，对力拓案的庭审中也披露了一份多达20家、涉嫌向力拓原员工行贿的中国企业名单。力拓案三主角之一的葛民强（力拓原驻上海代表处中方雇员)曾帮助中国大型央企中国中化集团下属的上市公司中化国际购买铁矿石。作为回报，中化国际向葛民强提供212万元人民币及43.7万美元的咨询费。而力拓案另一三主角之一的王勇（力拓原驻上海代表处中方雇员）则从民营钢铁企业日照钢铁拿到900万美元以及300万元人民币。2006年至2007年间，王勇与时任日照钢铁董事长的杜双华共14次在同一时间出入香港、澳门等地。

中石油的“AV女优门”是外商性贿赂的一件巅峰之作。AV女优是日本对色情电影的女演员的称呼。外商在此过程中所使用的日本AV女优的性贿赂手段为全球独创，因此被称为“AV女优门”。

中国石油四川石化有限责任公司（四川石化）是中石油在成都的彭州投资380亿元人民币新建的一个集炼油和乙烯为一体的大型石化企业。该项目中的关键设备上百台色谱仪的招标却令人匪夷所思。2011年6月，总承包商惠生工程(中国)有限公司（惠生公司）主持了色谱仪的招标。两家在业内享有盛誉的美国厂商直接参与了投标，而一贯以价低质次闻名的日本岛津公司则是通过北京华尔达科贸有限责任公司（华尔达公司）投标。岛津公司的产品不论是质量还是性能都与同行业的美国厂商比起来有很大的差距，该公司也缺乏在大型石化企业，尤其是大乙烯项目中的成功经验。

但很快惠生公司就宣布华尔达公司以很低的价格中标。之后，岛津公司和华尔达公司将用户和总承包商的官员送到日本，用风骚美艳的日本AV女优为这几名官员提供SM（性虐待）、3P（两男一女进行的共同的性行为）和制服诱惑等全方位服务。贪杯好色的夏某回国后在喝多了的情况下几次大谈日本AV女优的美艳风骚，这位生产监测部的副部长曾醉眼朦胧地说：“玩了日本AV女优才算真正的男人啊！”

华尔达精心安排的“AV女优体验”得到了丰厚的回报，参与体验的中方官员在回国后很快就代表各自的公司与华尔达公司和岛津公司签订了一份项目变更协议，在供货价格不变的情况下大幅度降低了订货合同中色谱仪的配置。

发生于中国商务部与国家工商总局的多起腐败案件，也许能说明外商如何顺应了中国的制度性腐败。2008年8月至11月间，一条外商投资审批的寻租链条曝光，负责外商投资的各个审批环节都有官员涉案，其中包括商务部条法司正司级巡视员郭京毅、商务部原外资司副司长、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副会长邓湛、条法司行政法律处处长杜宝忠、国家工商总局外商投资企业注册局副局长刘伟。郭京毅供职商务部条法司，主管起草、修订、解释外资法律法规。这一条寻租链运作得相当有效：郭京毅等人在实务操作上相当纯熟，为有关公司指明规避法律的路径，并运用其手中的司法解释权和自由裁量权，与许多外资公司完成了大量绕开制度审批“交易”。

外企搞“洋腐败”的手段之多令人目不暇接。跨国公司本身（或在华商会）的“跑部钱进”与“润滑活动”随着外企在中国的经济规模日益增加而有增无减。外企也相应推出各种各样的“富有创意的腐败”方式。如在广州、杭州等地开设联谊机构，融会议、休闲、娱乐与购物于一体，免费向相关部门（官员家属）提供服务与“纪念品”。有些知名外企在中国投入惊人的成本，与国内高校或研究机构合办EMBA班，来自其重要合作伙伴的学员常不需学费即可进修，这种行贿手段看起来相对光冕堂皇。当然，外企更多的是利用其身处海外的独特优势，安排中国官员到国外出访出游、安排官员的子女到海外读书就业、为官员设置境外账户等新式“洋贿赂”。

对此，中国媒体评论，“形形色色的‘洋腐败’案有一个最大的共同点，即在行贿手段方面达到了高度的‘本土化’，并早已摆脱老套的包红包和性贿赂路线，转而开发诸如‘商务考察’、‘海外培训’、‘赞助子女留学’等更高雅体面且‘委婉’的行贿途径。”

美国朗讯公司（Lucent）就是提供这种“高雅体面”的贿赂的一大高手。2004年，朗讯公司迫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压力，对分布于23个国家的业务部门进行了调查，发现了朗讯科技（中国）公司的行贿问题。从2000年到2003年，朗讯科技（中国）公司邀请约1，000名中国政府官员和电信运营商高管赴美旅游，花费超1，000万美元。仅在2002年和2003年，就有24起朗讯赞助的针对中国官员的旅行，其中至少12起纯粹是观光。朗讯安排的赴美“访问”以“参观工厂，接受培训”为由，参加者前往夏威夷、拉斯维加斯、大峡谷、迪士尼乐园和纽约等地游玩。事实上，到2001年朗讯已经将大部分生产业务外包，因此不可能有供客户参观的美国工厂。

案发后，朗讯被美国司法部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重罚250万美元。朗讯(中国)公司四名高管——公司总裁、首席运营官、销售部高级主管及一名财会经理遭到解雇，原因是涉嫌违反禁止美国公司在海外实行贿赂的联邦法规。此后朗讯中国的营收占公司整体营业额的比例下滑到10%以下，而就在此前的2003年，朗讯中国的营业额还达到9亿美元，占公司整体营业额的11%，是除朗讯美国总部之外唯一一个营业贡献达两位数的海外分公司。由此可见，以行贿手段谋取到的“业绩”对公司收入影响不小。

另一世界500强之一、曾16次获得美国《财富》杂志“美国十大最受推崇公司”称号的默沙东（Merck Sharp & Dohme，在美国称为Merck）于2004年3月解雇20多名中国分区副经理和医药代表，理由是“假以学术推广的名义报销娱乐费”。一些被解雇员工在投诉信中“揭秘”称，与国内部分药品企业动辄以“给医生回扣”等形式促进药品销售不同，“学术推广会议”几乎成了外资在华医药企业成功的“秘密武器”。默沙东“学术推广”涉及向医院、医生或酒店支付“场地费”、“聚餐和点心费”、“差旅费”、“赞助费”、及赠送各式各样的“礼品”，实质目的就在于影响这些医疗机构和医生对其药品采购和药品处方行为，这与“给现金回扣”一样，正是中国《药品管理法》及其《实施条例》所严令禁止的不正当行为。

当外商开始在中国搞起“洋腐败”时，就放弃了自己的企业道德和社会责任，随之带来了进一步的道德败坏。

中共向外企提供的就是经济利益的诱惑。获取最大盈利也就成了外企在中国的首要目的。这也不可避免的造成了很多外企选择在中国逃税。

1990年代后期，跨国企业逃税总额一年高达300亿元人民币。这个数字一直在直线上升。国家税务总局反避税工作处处长苏晓鲁于2002年说，国内已批准成立40多万家外资企业，其中相当数量的外企通过各种避税手段转移利润，造成账面上大面积亏损，亏损面达60%以上，年亏损金额逾1，200亿元。

很多跨国公司中有专业人才帮助公司寻找税法方面的漏洞，有时候，他们甚至花大价钱借助专门的税务咨询公司来进行“合理”的逃税。当然，这需要付出高昂的成本。但毫无疑问，对于这些想达到逃避税目的公司来说，高成本支付是值得的，他们由此得到的回报远远超过了付出。

外企避税主要方式是围绕关联交易发生的，其中一个主要途径是转移定价，把利润向境外转移。为了达到避税的目的，很多外企都向境外的关联企业转移利润，通常采取的方式是“高进低出”，在从境外关联企业买原材料或半成品的时候，高价买进，再把成品低价卖给海外的关联企业，这样更多的利润流失到了境外。

全球洗化钜子宝洁（Proctor & Gamble）则采取了资本弱化的方式一次性实现了8，149万元的避税。2002年，宝洁在华子公司广州宝洁从广东某银行获得高达20亿元左右的巨额贷款，然后从中拨出巨资以无息借贷的方式借给关联企业使用。宝洁此举，一方面可将其所承担的利息支出在税前扣除，少缴纳所得税；另一方面，提供巨额无息贷款给关联企业，也回避了正常借贷产生利息所得税的税赋。2003年上半年，广州市国税局依法调增了广州宝洁企业应纳税所得额共5.96亿元，补缴企业所得税8，149万元。

2006年人民日报搜集了各地方环保局网站上的对环境污染违规的外资企业名单。有33家

在华知名跨国公司入围。多家的母公司位列“世界500强”，包括：

上海松下电池有限公司“废水处理设施未保证正常运转致废水超标排放”；

长春百事可乐公司“超标排放污染物废水”；

上海雀巢饮用水有限公司“环保设施未经验收，主体工程擅自投入生产”；

3M上海研磨产品制造有限公司“未办理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手续，擅自投入生产使用”。

名单中的另一些在华跨国企业，已成为当地的污染大户―――

在福建，德国诺尔（Noell）起重设备有限公司投资的一家公司，因“未建污染治理设施便擅自投入生产，造成严重污染”，被列为福建省挂牌督办企业;

在浙江，英国漂莱特集团（PuroliteGroup）在华下属的公司被列为浙江2005年省级重点污染企业之一。英国漂莱特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专门生产离子交换树脂的跨国集团；

在湖南，日本雅马哈发动机株式会社的下属独资企业，因“电镀生产线存在重大环境安全隐患”成为株洲挂牌督办的20家“污染大户”之一。

多数违规者用“巧合”、“疏忽”和“意外”进行解释。但官方人士称：这些公司在对国内合作方的要求中，环保违规往往都是“零容忍”。而且一些公司经常将“企业责任”挂在口上。很多违规企业还是以环保著称的品牌。这表明这些公司在中国放松了环保标准，充分具有了“中国特色”，执行低于母公司的环保标准。

外资企业进入中国之初，是恪守着一定企业道德，将自己本国企业的价值观带到了中国。在大陆改革开放之初，打工者中流传着这样的对比：在对工人的尊重上，欧美企业最好，日资企业次之，港台企业又次之。这也正体现了各个地区对人权的态度。美国的对华策略是在使中国和世界接轨中，潜移默化的改变中国。从一定程度上讲，西方国家也寄希望他们的企业能用西方的价值观来影响并改变中国。

但随着和“中国特色”的结合，外资企业越来越注重于公司盈利，而对于企业的社会责任和良知置之不顾。从生产到物流，整个巨大的产业链为挣钱而无所不为。所以在西方企业界被认为在良心上绝对不能接受的事情，就不断的在中国发生了。外资企业或亲力为之、或通过中国的承包商、供应商来做而自己则以不知道来装糊涂。这些本不该发生、但实实在在的在外资企业或其相关的中资企业中发生的事情包括：

奴工产品：中国各地大大小小的监狱和劳教所都设有自己的公司，犯人在恶劣的工作环境下被强迫从事超强度、超时间的生产。而这种产品以低廉的售价（中国政府不支付犯人工资，所以奴工产品的造价远远低于正规企业的产品）从中国销到欧美。

忽视工人权益：许多从事生产加工的企业，为竞争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往往忽视工人的安全和健康，强迫工人加班等。

使用童工：为降低成本，许多企业雇用童工。

性骚扰甚至性侵犯：女工被性骚扰的案例层出不穷，甚至不得不陪老板或上司上床，否则可能被穿小鞋或被解雇。

不一而足。

除了腐蚀堕落外国企业外，中共还以巨大的中国市场为诱惑，迫使一些外资企业为中共的政治利益服务，甚至使其成为中共对内进行人权迫害的帮凶。一些著名外企在经济诱惑面前败下阵来，助纣为虐，放弃了自己的良心和企业责任。

最为恶劣而无耻的例子莫过于前文提及的思科（Cisco）网络系统公司，为了在中国攫取最大利润，竟然主动为中共研究设计如何监控中共认为的异义人士，其中多少人因此身陷中共牢狱之灾而失去生命，它日中共解体之时，思科将以何脸面示人！

中国湖南《当代商报》记者师涛则是雅虎（Yahoo!）向中共低头的牺牲品。2004年4月，师涛通过雅虎电子邮件向海外媒体发送了中宣部对大陆媒体如何报导“六四”的指令。迫于中共的压力，雅虎把师涛的IP地址和邮件账号提供给了中共。中共以此为证据，逮捕了师涛，并将他判处十年徒刑。雅虎向中共提供的邮件信息，还导致了其他多位异议人士被捕。

谷歌（Google）的公司格言是“不做恶”（Don’t BeEvil）。当中共要求它在网络搜索的结果中封锁非官方立场的信息，如关于达赖喇嘛、法轮功的正面报导时，谷歌最初基于“不做恶”的立场，拒绝了中共的要求，并在中共对其网址封网时，使用动态网进行对抗。但后来，谷歌割舍不下中国的巨大市场，向中共低头了，其中国网站（google.cn）过滤掉了中共的“敏感”内容。（谷歌经过痛苦的挣扎和衡量，最终于2010年初决定退出中国市场，向世界证明了谷歌不失为尚有一定道德和正气的企业）强调尊重所在国的法律，微软（Microsoft）在其网络搜索引擎上也自动过滤掉了令中共担心的“敏感”内容。

2006年2月15日，美国国会对四大美国网络公司（雅虎、谷歌、微软、思科）在帮助中共开发其控制下的互联网一事上举行听证。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满头白发的众议员汤姆•兰托斯当场厉声质问四家公司的代表：“你们不感到羞愧吗？”

在吸引外资上，中共花了不少心思，提供了许多优惠政策。尤其中国不讲法制讲“人治”，即主管官员个人意见作决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所以外商发现只要能搞定主管官员，“人治”的中国体系能够为外资提供超高效率的服务。这也是许多外资不惜重资贿赂中国官员的原因。

但是，这种不讲法制的系统也同时决定了外商的经济命运在任何时期都被中共官员掌控著。重庆的“打黑”–主要针对成功的民营企业，将其打成“黑社会”好侵吞其财产–表明，中共随时可以做到“今天赞你为英雄，明天变你为阶下囚”。西方企业大概还没有太体会到这一点，但不少台商已经“打落牙齿吞下肚”了。因为中共需要外商时，可以为外商提供各种各样的优惠条件；需要控制外商时，可以马上翻脸不认人，变优惠条件为恶劣条件。作为已经在中国投入了大量的固定资产、建立了销售渠道的外资，从中国全身而退已不容易，再加上算计和考量，也就只好就范了。许多台商支持民进党，但自从进入中国市场之后，被中共掐住了脖子，就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改为全面支持国民党了。

同时，外商还面对承受中国对外政治冲击的风险。2008年初，中法在西藏人权问题上交恶，总部位于法国的家乐福（Carrefour）在中国的不少分店被中国的“爱国者”们攻击。这些“爱国者”是被中共熏陶、教育、鼓动、甚至组织的，所以家乐福也只能暗自苦笑而已。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共的反西方宣传日盛，西方企业将可能会为越来越多的政治事件“买单”。

中国的“权大于法”和中共官员的“无法无天”，外企甚至无法保证其公民抑或西方人士的生命安全。英国公民海伍德被薄熙来的妻子谷开来毒死，对外声称饮酒过度而“自然死亡”便是一例。

一旦外商和中商在中国境内动手过招，外商未必是中国企业或奸商的对手。德国化工集团赢创（Evonik）是世界最大化工康采恩之一。德国《商报》报导，德固赛与中国刘姓商人在辽宁合办了三征化工有限公司。赢创买下德固赛后，就拥有了这个合资公司。赢创在该公司的资产为65％，刘姓商人拥有35％。三征2005年时尚运转良好，但后来一直走下坡路，2009年起开始出现赤字。一年前，德方对三征进行内部审查，发现三征不仅有许多去向不明的支出，而且年终结算也做了假。尽管如此，中方仍要求成为三征主要负责人，德方不同意，结果就怪事连连。德方派出的新经理在厂门前被中方伙伴暗中派来的打手痛打，以后出门只好靠保镖保驾。七个月后，这位德国人扛不住了，退回国去。他的后任上台不久，中方又给他看脸色，在会议上把他的手机和电脑都给砸了。当中方还要求公司报销一份高达85万欧元的贿赂时，德方忍无可忍，决定与中方分手。德方目前的损失高达2千5百万欧元。

西方国家的企业家在本土都要讲诚信，可是，一到中国很多人就变成精明的贿赂者。这个问题其实也深深折磨著中国土地上的外国投资者。到了中国的外资，为了获得中国政府的亲睐，很多都作出要“本土化”的姿态。这个“本土化”原本是指要更好地服务当地一方百姓，事实上却演变成了学会像本土人一样去适应中共的腐败制度。结果，不是外资改变了中国的制度环境，而是外商顺应了中国腐败的制度环境，与中国政府官员形成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商结合”。一些良知未泯的外国人曾经将自己的经历写成书――必须指出的是，他们写了这类书之后，事实上就不得不从他们原来的职场退出，在中国的外商圈就不再欢迎他们了。

一位在中国商界曾经活跃数年的商务代理伊森•葛特曼（Ethan Gutmann）觉得有必要让美国商界、政界了解中国这潭浑浊的污水里到底有些什么，将他的亲身经历写成了一本书《失去新中国──美商在中国的理想与背叛》（Losing the New China－－A Story of American Commerce, Desire and Betrayal）。伊森•葛特曼上个世纪80年代在美国著名智库布鲁金斯研究所担任外交政策研究员。1998年，伊森•葛特曼到了北京，先后在一家制作电视记录片的公司和一家专门为美国公司服务的外资公关公司工作，他本人融入了那些在中国寻找财富的外国人的北京生活圈。他在书中指出，外商在中国的腐败行为实在是“淮桔成枳”，是身处中国灰色的商业环境中不得已的变异。作者在该书第五章中谈到了自己的观察与经验，共产党把自己改头换面，变成了国家垄断资本的政党，为了避免承认过去30年的所为都是错误的，他们自称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为一个外国侨民，我认为这句话有双重讽刺意味。在商场上，中国特色代表着彻底贪污腐败。作者表示，感到担忧的不是偶然发生的贿赂事件，而是此类非法行为已经被认可为商业活动的组成部分，若想在华成功经商必须要做出许多妥协，那些不具有中国特色的一些美国公司在中国的市场竞争中注定要遭到失败。

伊森总结出的外商在华成功的秘诀有三：一为紧紧跟党走，二为请客送礼，三为拍马屁。这当然不是什么太秘密的“秘诀”。

中共对外商所作的收买表现为：利益的诱惑—经济上的收买—心理上的收买—灵魂的收买。通过向外商让利，中共从经济上、利益上将外商吸进了中国。而中国的全面道德败坏则腐蚀了外商的心灵，勾出了人性中贪婪的欲望。当外商逐渐丧失良知而一心追求金钱时，他们在心理上就接受了腐败。然后自己一步步地大搞腐败、破坏环境、剥削劳工，甚至助纣为虐，成为中共破坏人权的帮凶。到这一步上，他们的灵魂已经被中共收买去了。一个讲求企业道德、注重公平民主的西方“绅士”公司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不讲良知、不择手段、只求盈利的“小人”公司。这是西方企业去中国投资的初衷吗？ “外资进入中国，通过经济发展最终推动政治自由”，这一“美梦“事实上已经彻底破产。

2012年春的薄熙来事件将全世界的注意力吸引到了中国。彭博商业周刊的2012年5月7日–5月13日一期的封面是一面中国国旗，国旗上写了三行大字：“谎言，谎言，谎言”。在封面的右下角写着：“薄熙来的倒台昭示了贪婪、暴力和欺骗的（中共）文化。这是适合做生意的地方吗？”斯言不假。

【大纪元2012年07月03日讯】

这里记载的仅仅是几个案例而已。但是这样的故事可能就发生在你的周围，或者你自己身上。

澳大利亚：迎合中共，外长禁法轮功抗议

中国叛逃外交官陈用林接受自由亚洲电台专访时透露，中共于2002年拟定一个把澳州纳入中国“大周边范畴”的计划。基本想法是要在澳美关系上，突破澳美军事同盟，把澳洲变成第二个法国，期望澳洲成为敢对美国说“不”的西方国家。

2002年3月19日，中共外交部长唐家璇前往澳大利亚访问，在堪培拉与澳大利亚外长亚力山大•唐纳（Alexander Downer）举行会谈。与法国交往一样，唐家璇所带的皮包中也包含了巨额订单，那个时候澳洲正好跟中国广东有个很大的天然气专案，谈判处于进行时。由于中澳双方对会谈的效果“满意”，后来中共政府果然决定给澳洲巨额的天然气合约。澳大利亚的西北大陆架合资公司获得了价值135亿美元的贸易协议，向位于中国广东省的液化天然气加工厂每年出口300多万吨液化天然气，成为澳大利亚有史以来最大一宗出口合约。

唐纳没有辜负中国的“友好姿态”，他非常清楚中共要什么，作为回报，澳洲外交部长唐纳在中国外长唐家璇访澳期间，签发了“禁止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驻澳大使馆前打横幅请愿”的特别行政令，命令从中国大使馆前面强行撤除已有九个月历史的法轮功学员抗议中共迫害的横幅和扩音设备。外长签发特别行政令，有效期为30天，并必须在7个工作日内呈交国会。唐纳则连续42个月签发了这一违反澳洲公民人权的特别行政令证书。在国会，82份“禁止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大使馆前打横幅”的行政令，有备案的只有78份；另外的4份没有在国会通过。值得注意的是：2002年3月16日，在中国外长唐家璇访澳前一天唐纳签发的第一份行政令从来没有在国会备案；这就意味着，2002年联邦警察在中国大使馆前收走法轮功横幅是违法的行为。

法轮功学员每个月都试图与外长唐纳沟通，但他一直拒绝对话。最后法轮功学员只得向澳洲首都堪培拉最高法院提出起诉，状告澳洲外长唐纳禁止他们在堪培拉举行抗议活动。法轮功学员的律师Bernard Collaery表示，澳大利亚政府在法轮功遭迫害一事上的反应是可耻的。为了加强与中国的包括经济合作在内的双边关系而对人权问题采取消极态度是一个国家的耻辱。

律师说：“我们在新闻上看到，上亿资金投资到澳洲这片国土上。应该告诉大家的是：这些钱的一部分是用于监视你们（法轮功），瓦解你们的组织，迫害无辜的人。我们研究了中国的法律和宪法，发现610办公室的建立是违法的。澳洲政府是一个软弱的政府。这二年来，我去过很多国家，没见过任何民主国家禁止法轮功的横幅。在自由世界里，唯一禁止法轮功横幅的国家就是澳大利亚；这很令全体澳洲人民担心。此事经过三年后，终于要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

2006年12月14日法庭明确表示被告唐纳承诺不再签发证书，他从当年3月11日停签了限制法轮功学员使用横幅和扩音器的证书，并在11月1日向法庭递交了一份保证书，表示不会再签发证书。法官认为这份保证书在执行上应该和强制令具有同样的效力，唐纳的承诺比法庭发出强制令命令唐纳不得签署证书限制法轮功在堪培拉中国大使馆前的和平抗议活动要好，法轮功可以不受限制的、自由表达自己对中共违反人权的抗议。因此法庭判决：被告唐纳支付原告法轮功所有的诉讼费两万澳元。

德国世界报报导，2002年4月8日，江泽民抵达德国，开始对德国进行为期六天的访问。本次德国之行以德中建交30周年为契机，着重强调德中关系的政治经济意义。中国方面多次表明，德国不仅是中国在欧洲的最大贸易伙伴，同时中国认为在多元化的世界中，柏林应多少成为一种牵制美国的力量。

江泽民在德国访问期间，把对法轮功的迫害出口到德国。美国之音报导，4月12日中午，江泽民的车队抵达当日下榻的凯宾斯基酒店。为了不让中国领导人难堪，所有示威的团体照例被拦在几百米外的地方。酒店前只有由使馆组织的学生队伍站在街边摇旗欢迎。当江泽民从车上下来准备进入酒店时，却突然有一个站在欢迎队伍第一排的女子高呼“法轮功大法好！”现场一下一片混乱。中国的保安人员瞬间冲上来掐住了她的脖子。随后另有两名德国保安也冲上来，将此女子拖离了现场。其余的警察拚命阻止在场记者拍照，但是德国的多家媒体还是报导了这次突发事件。

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时，这位姓张的女子说：“我刚喊完法轮大法好，音还没落的时候，就有一只手，一个西装革履、带着眼镜的男人过来，就把我的喉咙掐住了。这时我就喊不出来话了。这就用手一下把他的手推开。接着我就喊修真善忍无罪。”在场的德国人对此评论说，警察当时的做法非常粗暴。一位在场的德国人对中国领导人如此严密防范，不允许有任何批评声音的出现表示极其不理解。根据德国法律规定，个人单独喊口号或打横幅标语不算示威，无需任何批准。

当地警察透露，根据中方的要求，须把示威抗议人群都隔在中国领导人的视线之外。为避免江看到佩戴各种黄色标志法轮功学员，在波兹坦市江泽民下榻的酒店附近的街上，警察竟不让穿黄衣服的人通过。阿德隆酒店的亚裔工作人员甚至都被要求在江泽民停留的几天内不用前来上班。

柏林阿德隆酒店在中方要求下，被迫要求所有亚裔客人退房，拒绝者被强行拖离。一群德国特工(BKA)要求住在这家五星级酒店的美国公民洪女士与室友立即搬离酒店，遭洪女士拒绝，特工人员遂将她铐上手铐，交给警察并要求逮捕她。警察在听了洪叙述缘由后，将她放走。

一位警察很抱歉地对一位法轮功学员说：你们不知道啊，江泽民怕见穿黄、蓝衣服的。他给我们的总统下了通牒：“如果他再见到穿黄、蓝衣服的人，他就停止对德国的访问。”我们的总统因此给我们下令：“江泽民不愿见到黄色横幅和穿黄色衣服的人，不能让江泽民看见黄色。”

针对德国执勤保安的过分行为，德国法轮功学员于2003年4月向布兰登堡州行政法院提交诉讼，要求确认警方的行为违反了德国法律，侵犯了他们的基本权利，以防止今后再度出现此类事件。2004年4月26日德国联邦刑警局正式承认其在2002年4月江泽民访问德国时对法轮功学员的限制性处理行为是违法的。4月29日，布兰登堡州（Brandenburg）警察总局亦在本州行政法院法官主持下与德国法轮功学员代表会谈，并承认其当时对法轮功学员所采取的限制行为是没有法律依据和不应该的。

2002年6月，时任中共国家主席的江泽民访问冰岛前夕给冰岛政府施加压力，把对法轮功的迫害延伸到了海外。江氏集团还给冰岛政府提供了法轮功学员的“黑名单”。6月11日，冰岛航空公司在冰岛政府的要求下，根据一份中共当局提供的黑名单，拒绝法轮功学员登机前往冰岛抗议江泽民。有些已经抵达的法轮功学员，被关在雷克雅维克机场不得入境。这些法轮功学员来自十多个国家及地区，包括美国、英国、德国、法国、丹麦、挪威、瑞典和冰岛的国际机场，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被限制入境的法轮功学员多达2百多人，事件震动国际社会。

冰岛官员先是说“黑名单”来自国际刑警组织。法轮功学员向国际刑警组织询问，国际刑警组织否认向冰岛政府提供有关法轮功学员“黑名单”。冰岛政府后来也否认名单来自国际刑警。

一名冰岛外交部官员在接受采访时说：“冰岛政府不反对法轮功”，但承认冰岛政府受到来自中共当局的压力。冰岛司法部官员博莫隆承认冰岛政府从中国方面获取大量资料。在被问及“黑名单”是否由中国政府提供，该名官员没有否认，“名单已经被销毁，仅存一份备案”。冰岛最高法院律师拉格那.阿道思廷森为法轮功学员提供顾问服务，他表示：“存一份黑名单，与存数千份没有区别。”

冰岛政府的错误行径受到国内民意的强烈谴责。民众多次自发在总理府门前举行抗议示威，并用黑布蒙上嘴巴，抗议政府助纣为虐。

2002年6月13日，由冰岛国会议员、包括律师、议员、诗人等社会知名人士四百五十人联名在首都雷克雅维克最大一家报纸──《莫干布拉迪日报》（Morgunbladid）上，以整整一个版面，分别用中文、英文和冰岛文刊登道歉启事，其标题为醒目的“对不起”三个红色中文大字，英文标题的内容是“向法轮功学员道歉”。

我们这些在此签名的普通冰岛公民，就冰岛政府为了中共国家主席的到访而采取的无法理解的行动，向法轮功学员和其他外国的亚裔游客道歉。

我们向你们保证，这些行动不代表冰岛人民的意愿。

此外，我们强烈谴责北京独裁者在中国大陆和中国领土上严重践踏人权的行径。”

6月14日，人口有限的雷克雅维克举行近3千人（原定1千人）的大规模示威，是当时冰岛史上最大规模的抗议游行，抗议到访的江泽民对法轮功学员的人权迫害。示威群众手举法轮功横幅，用黑布条封口，以示对冰岛政府违背民意、错待法轮功的不满。

接下来的连续数日内，冰岛传媒电台、电视台、报纸都在介绍法轮功，讲述在中国发生的镇压惨剧。冰岛几乎无人不知法轮功，当然也几乎无人不知江泽民对法轮功的残暴镇压。民众冲到扣押入境法轮功学员的学校，从警察手中把法轮功学员放了出来。

由于冰岛政府的禁令，反而造成江泽民滞留冰岛期间不但无法回避法轮功学员和平抗议，更需时时面对冰岛民众的示威。甚至有冰岛民众在本国首脑与江会谈时，利用对地形的熟悉迂回进入警戒线内，警察对此不予驱赶。江泽民在冰岛成了过街老鼠，而法轮功学员则受到冰岛民众像英雄般的拥护和厚待，冰岛群众争相向法轮功学员学炼功法。

江泽民在冰岛第一次尝到了独裁者遭到世界人民起来反对的滋味。由于冰岛民众大规模的示威抗议，江提前一天夹着尾巴离开冰岛。

后来，冰岛外交部长斯卡费丁松（Ossur Skarphedinsson）在国会备询时就江泽民访问期间冰岛政府不当对待法轮功学员一事，代表该国政府向法轮功学员道歉。他保证，不会再重蹈覆辙，每个人的言论自由都不能被否决。

2008年奥运召开前几周，当中国民众最需要听到未经媒体过滤的资讯的时候，欧卫公司总裁 Giuliano Berretta 刻意选择了关闭新唐人电视台，成为一向压制新闻自由的中共独裁集团的同谋。欧卫关闭新唐人大陆信号，是由欧卫总裁做出的决定。该总裁并没有经过董事会，大部分股东不知情。 欧洲第二大卫星公司欧卫公司在公司的章程里表达：任何一个客户都享有权利平等的待遇，没有歧视。并且本公司支持媒体的多元化。

欧卫公司一直在为打入中国市场而努力，和许多卫星工业的同行一样，欧卫公司曾想尽办法向中国播送主流电视节目和提供资讯服务。来自批评家和该公司前任、时任行政主管人士的消息都表明，该公司在前一年春天想出了一个主意，已经使该公司在中国市场方面有所突破。

这项计划是这样开始实施的，欧卫公司通过一家中介人与新唐人电视台签订了一年的合约播放新唐人的节目。新唐人电视台总部设在纽约，是法轮功学员为中国人民提供自由讯息作出的奉献，其制作的一部分节目中提供了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这一合约使中共政府大发雷霆。

出人意料的是，欧卫公司从一开始就打算把新唐人电台当作筹码随时牺牲掉。就在欧卫刚刚开始转播新唐人仅一周时，北京的一家卫星公司给欧卫发来一个强硬的警告，要求立即终止对新唐人的转播。欧卫随即表示愿意与新唐人断绝关系。这家由私人资产支撑的巴黎公司就这样打开了与中国当局合作，有利可图的大门。

2005年6月16日，新唐人电视台发现向中国大陆广播的电视信号突然中断，于是通过中介商向欧卫询问原因。欧卫表示，它在其网站上已发了一个通告，卫星的电源出了“故障”，因此它关闭了一些转发器，包括新唐人所在的转发器。 欧卫此次一共关闭了四个转发器，都是对大陆播放节目的转发器。欧卫给其他被关闭的客户都作了安排，只有对新唐人不但没有安排，而且没有任何正式的解释和真正的理由，始终是含糊其词、躲躲闪闪。

欧卫公司说公司另找客户而终止播放新唐人完全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它在声明中谎称：“我们公司没有受到政治或意识形态方面的压力。我们完全是根据商业贸易原则在运作。”欧卫公司还称自己“尽管在薄利和经济亏损的情况下，甚至不得不拒绝其他客户的情况下”，还是履行了合约规定的职责。

总部设在法国巴黎的记者无疆界组织7月10日发布消息说，欧卫公司关闭新唐人电视台的大陆信号并非它所宣称的技术问题，而是早有预谋的政治举动。欧卫公司总裁Giuliano Berretta 为取悦中共和换取商业利益，不惜成为中共独裁集团的同谋，在奥运召开前几周刻意选择了关闭新唐人电视台的播出。

记者无疆界发布的调查报告中披露了一些惊人的内幕消息，第三方独立调查再次证明了外界的猜测：欧卫关闭新唐人信号，并不是所谓的“技术故障”，而是在利益的驱动下以“技术故障”为借口屈从中共。中共是整个件事的幕后黑手。

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指出，“这其中的紧张气氛烘托出的正是西方公司在努力进入中国的大市场时所面临的两面性：机遇和潜在的政治危险。”

欧卫在北京的代表也说：“这是我们首席执行官的决定，……我们可以关闭任何一个转发器，（关闭新唐人的）主要原因是我们不断受到中国政府的抱怨和提醒。……两年前，广电部就不断重复同样的话，……‘先关了（新唐人电视台），然后我们再谈’。”

九十多名美国国会议员给布什总统写信说：“我们觉得美国的纳税人如果继续给这样偏袒高压政府而反对自由媒体的卫星公司投资是没有任何道理可言的。”

当欧卫公司考虑终止与新唐人的合同时，租用超过40%欧卫卫星合同的美国国防部作为欧卫最大的客户之一出面帮助新唐人维持节目不中断。但是，欧卫告诉美国政府，它可以继续给予新唐人合同，条件是华盛顿购买更多的卫星容量。

欧卫希望从中共那边得到的好处，一个是在中国大陆的落地权；另一个就是想在欧洲建中共的长城平台。

就在新唐人信号被切断的同一天（6月16日），与欧卫有密切关系的Alcatel-Lucent，宣布与中国移动签订了十亿美元的合同。

2005年欧卫虽然没有拿到奥运转播权，但它一直想跟中共做生意，向中共献媚的事都有据可查。比如，欧卫准备用中共的长征火箭发射其卫星。为了避开美国禁止将卫星技术传给中共的法律条文，欧卫多花了二千万欧元去买不在美国制造的零件，故意给中共生意。

真正的受害者是大陆的观众们。一位四川观众表示，“西方的公司是商业机构，唯利是图，这是根本。但是，在现代社会，商业早已不是无限自由的了，商业不能违反一些基本的人权准则。否则，就可以施加政治力量来限制它。欧卫作为商业公司，它的经营原则我们干预不了，但是它违背人权准则的地方，我们就要干涉它！”

一位大陆的新唐人观众在写给欧卫公司的一封信中指出，“谁和中共交易，就会被中共索取你的正义灵魂作为交换条件，因为中共就是要用眼前利益抹去你的良知正义，玷污你的高贵灵魂。只有远离中共，个人可以平安，公司可以生意兴隆。”

一位广州观众给新唐人来函：“我省吃俭用，偷偷摸摸，买了天线就是为了看新唐人电视台，你们怎么说关就给关了呢？！作为自由国家怎么能这么做呢？！你们已经取得了自由，而我们还在为自由奋斗，想想前辈们为自由而做出的牺牲吧，我们不能玷污了他们。”

“世界上最大的良心犯群体是哪一个，即最大的民众群体因为他们的信仰和观点被囚禁是哪一个？”可能没有几个西方媒体的记者知道这个问题的正确答案。

不同的人权组织做过一些研究。伊森•葛特曼和林理善（LeeshaiLemish）经过调查和整理，提出他们的结论，在中国监禁的法轮功学员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因为信仰和良知被关押并判刑的群体。他们认为至少二十万法轮功学员被监禁在中国的监狱里，这个数字可能还远远不能概括真实的被囚禁法轮功人数。藏族人可能有五千人被关押；基督教徒被关押的人数有所上升，但都远远不如法轮功被关押的人员多。

比如一个纽约时报，或华盛顿邮报的普通读者，或者从来没有听说过法轮功，或者认为镇压是十多年的事了；或者觉得法轮功早就被镇压下去了，或者认为法轮功离自己的生活现实太遥远，不用注意。所有这些现象都与西方媒体的“报导-引导”方式有直接关系。

媒体到底在形成人们对法轮功的认识上起了怎样的作用呢？

一方面，法轮功被迫害的事实被报导的太少；另一方面，林理善访谈过的媒体人士认为，“他们是客观的，允许这个矛盾冲突中的双方都有平等的各自陈述事实和观点的机会，对法轮功的报导是准确而平衡的。”

考虑到西方如何报导一个信仰的团体，考虑到镇压法轮功牵扯到多少人的命运，林理善把对法轮功的报导作为一个特别案例深入研究。他做了对比，“作为国家的官方通讯社新华社在2003年说：‘整个国家已经形成了一种形势，’法轮功’邪教组织像过街老鼠…我们必须消灭这个邪教，邪恶的东西必须彻底根除”。

他访谈过的法轮功被迫害者是这样讲述他们的遭遇的，“葛特曼和我采访了刚离开中国的难民，他们讲述了一个悲惨的氛围。李和平在伦敦告诉我们，当他拒绝被转化时，他被强行注射不明药物，造成他八天的迷幻。在这期间，他一次又一次的死去又活过来，活过来又死去，在毒蛇池里被群蛇吞食，被巨大的野兽压死，被活活烧死……在曼谷兰丽华告诉我们，她被塞在麻袋，并在夜间被偷偷拖到荒山洞里的酷刑室电警棍，全身体部位无一遗漏的被电警棍。几乎每个幸存的受难者都告诉我们，中共当局是怎样拆散了他们的家庭，被迫离婚，不被允许见到去世的父母，与孩子分离。”

“在拘留期间，如果法轮功学员绝食抗议，他们就被强行灌盐溶液，尿液，有时通过橡胶管插入鼻腔通道，然后向下硬灌玉米粥。强行实施的往往是劳改营中的刑事犯人和看守，物质灌入进入肺部，造成死亡。”

一面是强大的中共政权利用一切国家武力展开最野蛮的迫害，一面是除了信仰手无寸铁的无助百姓，这样残酷的情况在媒体如何做到平衡的报导？如何让双方具有平等的机会陈述他们各自的事实？事实是，在迫害情况越来越严重的同时，西方媒体的报导越来越减少，甚至没有了。就像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中共中央政法委公开和秘密的发布了命令要把法轮功清除干净，媒体几乎见不到报导。最近三年，中共发布命令不能让任何法轮功学员的活动出村，出镇，这样的责任已经落实到最基层的官员。在互联网上顺手一查，就可以得到大量的信息。可是西方的媒体很少报导。

1999年9月28日，在中国的法轮功被镇压时，维亚康姆的雷石东在上海参加时代华纳主办的会议，该会议由中共国家主席江泽民做主题发言。

丹尼•谢克特先生这样记录著，“为了取悦北京政府，雷石东呼吁美国在报导中国新闻要自我克制。他说，媒体应报导真相，但要避免对外国政府‘不必要的攻势’。媒体公司必须意识到我们经营所在国家政府的政治和态度……新闻的完整性并不意味着在我们经营生意的国家以一种不必要的进攻方式来完成。”而就在这个会议时，中共明目张胆的审查了“时代”杂志。这只是雷石东单方面向中共的示好缓和而已。

人权在媒体企业的发展规划上不占据重要位置。人们不得不佩服丹尼•谢克特先生的洞察秋毫，“不幸的是，当西方新闻媒体把他们的生意机会至于新闻职业责任之上时，情况变得更加复杂。”对法轮功的报导，“已成为通讯的悲剧：中国不能听到本国公民的申诉，而世界媒体不听（正在发生的事实），或作出严肃的承诺来报导这个伟大的精神力量持续发出的呼声。仔细读读对法轮功的报导，很容易地看到，美国媒体和中国媒体没什么两样。”

这里的“巨蟒”是借用林培瑞先生“中国－吊灯里的巨蟒”中的概念，因为这个说法非常生动的描述了中共在人们心中的准确形象和引起恐惧的状态，还因为这现在成了外国人心中的恐惧。林培瑞先生是这样描述的；

“近年来中国政府的审查机构不像吃人的老虎或喷火的巨龙，而是更像屋子中间的大枝形吊灯里趴着的一条巨蟒。一般情况下，这条巨蛇静静不动。它不必动。它觉得没有必要去明确它的禁条。它默默地传递的意思是：‘你自己决定吧’。在这种情况下，一般说来，每个生活在巨蟒阴影下的人都多多少少地，相当‘自然’地对自己的行为做出了调整。前苏联推行斯大林的‘灵魂工程’的设想，而在实践中，前苏联的做法远不如中国共产党在心理工程上取得的成就。多年来，这种威吓只是针对中国公民。但现在已经波及海外。

“外国汉学家也受到影响。例如，在1999年，法轮功事件发生以后，一家重要美国新闻机构邀请一个在这个领域的著名学者做一次电视访谈。这个学者是个美国白人。他拒绝了这个邀请。他不想公开讨论一个敏感政治话题，怕失去进入中国做实地调查的机会。他知道那些不讨中国官方喜欢的外国人可能会遭到拒发签证的处罚。即使被允许进入中国，也会在进行访问和查看资料时受到拒绝。他并没有受到特定的威胁，但他完全自愿地选择屈从于影响海外中国人的那些普遍而模糊的原则。”

中共不顾自己具备所有邪教特征，反用大量邪教的名称套在法轮功头上。西方媒体报导中也多半自觉不自觉的采用中共污蔑法轮功的术语“邪教”，因为他们对法轮功不了解，而且对中共有畏惧。

林理善先生的统计表明，西方媒体在处理法轮功和中共回应对方的批评上，法轮功得到相应的机会是17.9％；中共得到机会是50.2％，中共得到的高出两倍。在内容上，中共抹黑法轮功的主要论调是修炼者拒绝药物或自杀；而中共被指控的则是信仰者都被折磨致死。可以看出，媒体提供给中共的机会，是让中共为自己的残酷镇压辩解。

另一点值得注意的是，中共称法轮功对自己构成危险的说法没有得到任何信息来源的证实。相反，中共对法轮功的酷刑和杀害，已经由多个人权组织，以及每年美国国务院和联合国的报告证实。然而，记者们几乎从来都直接引用中共没有证实的说法，但援引法轮功学员被折磨的情况时，经常添加一个词汇，“据说”，把事实表述成飘渺的东西。

和政界一样，人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情况，中共怕自己垮台，西方政要就说，中共如果垮掉就是世界的黄祸，因此西方各国政府的责任是帮助中共扶持着政权。

在大陆与台湾关系问题上，中共特别强调”一个中国”，即中共的中国。中共惧怕台湾的民主化进程给大陆民众起到示范作用，所以常用“台湾独立”来定义与中共不同认识的人，人为地制造一种两岸本不应该有的敌对情绪。西方政界，学界，都主动用中共的说法规范自己。林培瑞先生说：“多年来，我在我自己身上也发现了同样的现象。对于一个汉学家来说，要是想直接地和中国政府宣称的‘基本原则’相对立，莫名其妙地总要产生一种很强硬的心理障碍。北京的‘一个中国’的原则就是很好的例子。在研究当代问题的汉学家中，‘台湾独立’这个词本身就都会引起很多负面的含义。同样地，讨论人权也要小心翼翼，不要触及中国政府的‘不要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跟海外的中国人一样，那些长期以来牢牢谨记这些禁忌的研究中国问题的汉学家，最终自然地接受了它们。违犯这些禁条不光会显得在政治上是‘不正确’的。但是这些禁锢起初并不是文化的，而更是政治的，而且是在政治上‘党’性很强的。”

国际社会对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缺乏深刻的认识是可以理解的。中共对信息，尤其是镇压情况和信息的封锁，造成国际社会对发生的事情不全面了解，这也是真实存在的。像BBC的记者 Rupert Wingfield-Hayes 因为追踪法轮功事件而被跟踪，关押，甚至遭到肉体上的攻击。

一个有良心的记者可能对会见中国的法轮功学员有更多的疑虑，受访者的生命会因此遭到极大的威胁，这样的例子太多了。他们会见外国记者，因而被拘留，拷打和杀害。

媒体无法进入劳教所，集中营调查迫害情况。唯一的机会是中共可以安排的参观监狱的时间，那时媒体人员看到的都是被酷刑折磨恣意摧残后强迫作出的笑脸和姿态。

盘卧在人们心理上的巨蟒也要出窝的。“例如，2007年11月，中共外交官对加拿大广播公司的抱怨，致使该公司取消已安排时间播出的法轮功迫害记录片。其他媒体都遵循中共的引导，用更微妙的方式，假装这个宗教迫害的拘留和酷刑有两方面的故事似的。”

彼得•曼瑟瑜先生讲述了他的经历，“从2009年至2010年，在我为华盛顿邮报撰写关于法轮功的专题文章时，认识了（法轮功学员）凯棱，杰瑞德和庞靳。很快中国大使馆知道了这个情况。这个写作就被毙掉了。”

华盛顿邮报经常刊登中共多篇幅大版面的广告，一次数页，包装成华盛顿邮报类似的版面，以假乱真。华盛顿邮报的网站上还有中共媒体的直接链接。正常做生意本无可厚非，但是中共利用该报地处美国政治中心的地理位置，用广告堆砌它希望的政治形象，用金钱购买其政治上的合法性。华盛顿邮报有求于中共钱财的心会不会使邮报的老板们在商业•金钱的机会面前，丧失媒体原本有的职业道德？上边事例提供的答案是很明确的。

媒体专业人士都清楚知道，法轮功是今天中国最忌讳和敏感的题目之一。记者告诉林理善先生，他们有“灯火管制”的政策——不触及法轮功新闻。记者和编辑也可能自我选择远离法轮功的迫害事实，出于许多个人的考虑，诸如失去采访政府活动的机会，受到骚扰，或被吊销签证。在企业层面，传媒集团正在寻求进入中国市场，希望看到他们的网站在大陆畅通并发展合作项目。他们知道，一个有关法轮功的故事，可使他们的杂志从中国书报摊消失，如发生在“时代（Time）”杂志身上的情况，或者他们可能会被停播，如发生在英国广播公司身上的情况。

因此一些媒体或记者主动采用中共的原则过滤新闻报导，放弃新闻职业道德，成了中共的配合者。

1997年以来，西方主要投资银行违背通行的运作原则，帮助中共垄断性质的国企在海外上市所进行的包装和运作，可谓费尽心机。

在此之前，按照国际标准，没有几家银行会看上中国那些濒临破产又小得可怜的公司。1992年华晨中国汽车控股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募股时募得八千万美元，当时已经觉得是破天荒了不起的成绩了。华晨虽然不起眼，而就像华晨这样能勉强满足海外上市条件的公司当时在中国也找不出几家。

然而，西方一些国际知名的投资银行看准了像中国这样没有充分发展的市场，对它们是最好的。他们看好中共政府对国际资本的渴求，同时中共一手遮天可以随心所欲，毫无顾忌地对国企任意组合切割的能力，呈现给他们的是一幅幅财源滚滚的机遇图。于是，这些银行家们利用他们掌握的一整套关于法律和财务方面的知识和技巧，伙同中共的各级政府官员以改革中国国企的名义将那些几乎一钱不值的企业进行重新合并组装，在此基础上再进行一番财务上精心的包装，一夜之间这些中国国企竟变成了具有强大竞争力，发展前景无限，足以让人馋延欲滴亮丽的美天鹅。他们的具体做法说出来可能简单的令人难以置信，就是把各地方省市零零散散的小公司合在一起就变成了一家看起来像国际规模的大公司，至于有没有过去的业绩可循，有没有什么未来发展的规划，公司的实际价值多少，在西方国家可能是根本逾越不了的关卡，在中共那里就算不上问题，剩下的只是银行家们包装的本事了。就这样，一个个全新的具有“国际水准”的中国公司被端到海外市场上了。

1997年10月，尽管亚洲正处在金融风暴的肆虐之中，中国移动通信（China Mobile（HK）Co. Ltd.）在纽约和香港同时上市，一举募得45亿美元的巨额现钞，当时，不仅在海内外市场引起强烈震动，就是江泽民及其所属的中共高官们也是在目瞪口呆之余而喜出望在，终于有了一条不费吹灰之力而又能暴富的生财之道了。当然，在这过程中，高盛等的银行家们与中共高官们的家属乃至亲朋好友也都赚得盆满钵满，个个喜笑颜开。光是承销费一项高盛等投资银行就赚了2亿多美元。如果当初中共对那些“毛遂自荐”而来的国际银行家们还有些许顾虑的话，现在早已是江氏中共的座上宾了。连后来江泽民作传都是去请花旗银行（Citibank）的银行家库恩。

有了中国移动海外募款初次的成功和经验，中共更是豁口大开，铆足了劲地与国际银行家们粘在一起，大举进军国际资本市场融资。两年后，中国移动又一次进行配股和增发新股融资，募得328亿美元天量资本。

之后的几年中，中共又如法炮制，将几大坏账累累的国有银行进行上市改制，剥离坏账呆账，在国际银行家们的协助下，一次次从国际资本市场获得巨量现钞。

中共通过“出让”自己控制的国企一小部分股份获得了巨量来自海外股民的资本金，以部长级官员、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委员任第一把手的央企和银行等垄断企业，将上市融得的资金以红利方式上缴财政部。在其鼎盛时期，起到对内排挤私营企业、压制竞争的作用，对外则威胁西方经济、金融和国家安全。而由于其效率低下，每过三五年需要再次向资本市场融资，再次这样下去，海外的投资人和投资机构如同卷入了一场击鼓传花的游戏，什么时候资金断裂，什么时候投资也就化为乌有了。

这是典型的体制变味，变质的做法。传统意义上的自由经济本质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但是这种本质是个人要对自己负责，要承担自己行为造成的后果。现在这样损害中国人民利益并损害海外投资者利益的做法，颠覆了“自由”的意义，因为这种“自由”把别人掠夺了，侵犯弱势群体，没有秉承道德的价值。

可是损害他人反过来会损害自己，比如，中国那边实行的奴役制造成奴工很便宜，人权状态低下，其他正常商家无法与之竞争，但是美国这样的国家也就没了工作和就业的机会。最不道德的地方是，资本家的不本分行为在这里伤害的是美国民众的利益，伤害的是美国的国本。

个人在这一阶段中，把几百年自由经济体制建立起来的财富变到极少数私人口袋里，染上不道德的品质，替顾客服务的人损害顾客们。在经济活动中的私变成了贪，就会为利益驱动，不顾他人。全球经济化中的国际资本流动以国际投资银行为代表，国际商品流动以跨国公司为代表。如果这些金融经济活动的参与者因为短期利益，牺牲长远利益，陷入贪婪的泥潭，被中共拖入共毁的陷阱，那么他们将写下全球经济化中最阴暗的一面，将比其它任何人更有效地葬送自由贸易、自由经济，和至今为西方人民所推崇的自由价值观。

没有这些高盛等投资银行的银行家们的协助，中共绝无可能有今天这般经济底气在国际市场上“耀武扬威”。